首页 > 传记文学 > 我的零点时刻 > 第05章 这一刻，与至简交融
黄金搭档和“骨灰级”元老
春晚是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每一个除夕夜我们都过得惊险而刺激。这些年的大年三十晚上8点钟，春晚集结号准时奏响，我和我的战友们严阵以待，并肩作战，倾力配合，筑起一道道语言工事，一起扛下内心压力的迫击炮，一起面对外界褒贬的掷弹筒，互相加油鼓劲，彼此慷慨施予。站在台上这些年，那一个个不眠之夜汇成了我记忆中最值得回味的良辰美景，人生因此而精彩、而充实。谢谢你们！我的战友，我的搭档。
周涛是和我合作时间最长的一位女主持人。迄今为止，我站在春晚舞台上多少年，就和周涛搭档主持了多少届。我们俩第一次搭档是在《东西南北中》，栏目组把她从北京电视台借来，录制了一期节目。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持人素质不错，然后才有了《综艺大观》竞争激烈的主持人选拔赛。
那次的选拔是真实的，除了延揽精英，还有给倪萍选接班人的一层目的。最后周涛力压群芳，和倪萍、王刚分批搭档主持《综艺大观》。她比我晚几天进台里，但我们的名字出现在同一张转正调令上，1996年初，我们同时加入了中央电视台的正式编制。周涛主持春晚的资格比我还老，1996年央视春晚的西安分会场就出现了她的身影。1997年我们首度在春晚舞台上的明星联袂主持，从那以后，我们的合作比较频繁，除了大晚会之外还搭档主持“心连心”等演出活动，到了1998年，我们成为了一对公认的“黄金搭档”。
我和周涛确实称得上是“黄金搭档”，在舞台上我和她有着天生的默契。大到春晚，小至“心连心”，不论主持什么晚会，我们在服装的选择搭配上总会出奇地协调一致。录制春晚备播带时，我们都会把当年的春晚服装带过去。到了后台，我跟周涛商量：“你打算第一套穿什么？”她说：“穿粉的。”我正好备有一套绿色的西装；如果我第二套想穿金色的，会发现她正好带着一套银色的礼服。奇妙的是，事先我们都是各自准备，根本不曾通过气。面对这样一种“心灵感应”，有时候我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就这么默契，像事先商量好的一样！”她也觉得不可思议：“对，就像商量好的一样！”多年来一直如此。也许我俩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有很多相似之处，加上长期搭档形成的默契，所以思维总能撞到一块儿去。
周涛很聪明也很努力，属于智慧型的大女人，她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比我强，能够较好地把握人生机会。2005年的一天，她忽然对我说：“我要去奥组委工作。”那时候，正是我们配合得默契的时候，我当时就愣了一下：“你干吗呀？现在是咱俩搭档最好的时候！你现在去了，是不是有点太心狠了？”周涛显然已经考虑得非常周详，她条分缕析地跟我解释：“朱军，我跟你不一样，你是男同志，是男主持人，你再和两任女主持人搭档都没问题。我不行，我一定要有我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奥组委机会挺难得的，我想锻炼一下。”没多久，她就去了奥组委。据说她在奥组委每天工作13小时以上，比当主持人辛苦多了。尽管如此，她还是把央视当成自己的“娘家”，台里有什么活动需要她主持，她都义不容辞直奔现场，那两年的春晚主持工作也没丢开。奥运会结束后，周涛回到台里升任文艺中心副主任。
周涛对自己的判断和定位一直比较清晰准确。春晚舞台上，几位主持人搭档主持，周涛不会刻意去抢镜头出风头，她总是很淡定，给人一种沉稳、大气、处变不惊的感觉。现在她担任一定的领导职位，工作重心渐渐由台前转向幕后。主持这两年的春晚，她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顺利完成任务，照她的话说就是“能站在这儿就挺好，说明我还能主持”。
作为她的老搭档，我没感觉到她当了领导后有什么变化。但我在公众场合会给足她面子，在台里见周涛从来都称呼她“周主任”。有人听着还不习惯：“朱军，你叫她什么？”我说：“对呀，是主任。”别人不理解：“你们俩是老搭档了，都这么熟了，至于吗？”我肯定地点点头：“朋友之间就应该相互抬举，你看人家好，应该为她高兴才对。”我喊周涛“主任”，刚开始她也挺别扭：“行了，你讨厌！”后来她慢慢适应了自己的角色转换，也就习惯了。
2005年，春晚的主持队伍又增加了一位新成员董卿，她成为这几年我在春晚舞台上的主要搭档。
我和董卿认识得很早，第一次接触也是在《东西南北中》节目。1995年，《东西南北中》在上海东方卫视录制一期“五四”特别节目，由我和当时在东方卫视的董卿担纲主持。我们站在东方卫视的楼顶上，迎着大风，说了一段串联词，那时候她大学毕业没多久，是个很清纯的小女孩，长得比较漂亮，举止得体，应对有理，做事很注意分寸。
那次搭档以后，我们陆陆续续还有过一些合作。但她真正到北京来工作，我却不知道。有一天，我在台里的候播间等着录像，偶遇董卿，颇感意外：“董卿，你怎么在这儿呢？”她看到我，挺高兴的：“朱哥，我来好长时间了。”我问她：“你来干什么？”“我现在借调到西部频道工作。”我点点头：“来也不说一声，太不够意思了！你到北京来，好歹打个招呼嘛。”她客气地笑笑：“你们都挺忙的，我也怕打扰你们。”
大家录完各自的节目，天色已经不早了。我问她是否还有事，她说没事了。看到她一个人北上打拼，我蓦地想起自己当年来北京的情景，生活上的艰难且不论，最受煎熬的是心灵，背井离乡，远离亲友，工作的时候还好，许多事情可以分散注意力，但是等到一个人回到出租屋，心里头空落落的，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就是自己，整个人被笼罩在孤独的樊笼里。大概因为有这样一段相似的经历，我很理解她，问她在哪儿落脚，她告诉了我一个大致的方位。“那你怎么回？”她说：“我打车。”时间挺晚了，路上车也不多，让小姑娘一个人回去，我不大放心，摆摆手道：“算了，我们家也住那附近，我送你吧。”把她送到小区门口，问她吃过晚饭没有，她摇头。我指指边上一家尚在营业的餐厅：“周围也没什么好饭店，我请你吃消夜吧，正好聊聊天，说说你的近况。”她高兴地点点头：“好呀好呀！”董卿后来还念叨了很久，说来北京快两个月了，第一个请她吃饭的人是朱军。其实那天我们吃得很简单，粗茶淡饭，聊一聊天，就各自散去。人在孤独的时候，愿望真的很朴素，朋友的一句问候、一席倾听，传达出温暖和善意，对方就会感到满足。
董卿第一次上春晚，在台上的表现就非常引人注目，她大方得体，一丝不错，圆满完成了任务。零点以后，她看起来特别兴奋，问我晚会结束以后干吗去，我想也没想，很自然地张口就答：“回家，儿子在家等着呢。”问周涛，周涛道：“我爸妈在家等我呢。”问李咏，李咏说：“收拾收拾行李，我准备跟媳妇儿出去度假喽。”当时她挨个儿问了一圈，我也没在意。不久以后看到媒体对她的采访，我才知道春晚结束后，她回到自己租住的小屋里下速冻饺子。看到这段访问后，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那个时候真是粗心，作为她的搭档，又是当人大哥的，居然没有意识到她问那个话的用意。
和许多同行一样，董卿也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她对自己要求很高，每年春晚都会拿出十二万分的努力认真地对待，做足了准备工作。有一年的春节晚会，她站在舞台上热情洋溢地主持，一不留神把“马季先生的儿子马东”说成了“马季先生的儿子马季”，那句话是脱口而出，说完以后，她自己并没有察觉。我和白岩松在边上听到了，第一时间达成默契，直播结束前绝口不提此事，以免影响她的情绪。她来到后台，心情不错，我们几个都守口如瓶。那天也就奇怪了，春晚直播的过程中，我们都把手机关机，但董卿那天偏偏鬼使神差地抄起桌上的手机看了一眼，也不知道她的哪个朋友，居然在那个当口给她发信息，告诉她口误了。董卿一开始还不敢相信：“怎么可能呢？”等到真的发现自己说错了，她顿时沮丧起来，懊悔不迭。我们赶紧安慰她，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金无足赤，站在舞台上谁能保证永不出错？但是认真好强的她平时工作时就一丝不苟，自然无法原谅自己在春晚上的失误。她后来调整了情绪，顺利完成了后面的主持任务。不过那天晚上，她始终没有摆脱懊悔的情绪。
完美主义者董卿，凭借着勤奋和智慧，一步一个脚印，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踏踏实实地站在央视的大舞台上，如鱼得水，尽情遨游。
2009年的春晚，老朋友白岩松也和我一块儿站到了一号厅的大舞台上。虽然迄今为止，我和岩松只搭档了一届春晚，但是我们在其他舞台上有过多次合作，比如《艺术人生》、“心连心”、2008赈灾晚会等活动。
有趣的是，我俩的主持风格与各自的姓氏含义颇为契合。《说文解字》上说：“朱，赤心木，松柏属。从木，一在其中。”木能生火，赤朱丹彤，洋溢着温暖激情的感觉。白，青天白日，白璧无瑕，一清二白，代表清流贤正，蕴涵着冷静、理性、纯洁的意味。一热一冷，很有意思。
白岩松属于天才型的新闻工作者，评论时事新闻时他思维敏捷，言辞犀利。他是狮子座，气场足，不会坐等事件的降临，也不甘停留在问题的表层，而是主动出击，深入调查，挖掘新闻点，往往打蛇七寸、切中要害。他最大的好处就是直率、睿智，善于主动学习，把内心锻造得极其强大，因而他周围的人很容易被他积极的气质所感染、所带动。虽然我们分属于不同的主持领域，但是他捕捉新闻线索时的敏锐嗅觉、整合信息资源时的理解力、驾驭新闻时的现场控制力，则令我深为佩服。
平时大家各自都忙，见面机会不多，可只要约在一起，总会非常尽兴。我们聚会时，经常会就一些事物进行探讨，讨论的内容很广泛，诸如当下的社会现象、新闻事件、文艺节目，甚至文艺理论。无论谈及什么话题，白岩松都侃侃而谈，头头是道，俨然一个睿智儒雅的学者。他的思想见解也总有独到之处，一方面看问题比较客观，另一方面客观当中又见锋芒，难能可贵。生活中的白岩松爽快仗义，坦坦荡荡。喝酒的时候该他豪爽，他决不会有一丝扭捏。他是个把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分得相对清楚的人，这样的人丰富立体，真实而不矫饰，入得出得，外化而内不化，交往起来让人觉得愉快。他是内蒙人，我是西北人，彼此的性格特质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我心里对岩松有兄弟之情，同时又怀有行业之敬，所以关系处得很融洽。
作为朋友，我特别佩服他在事业上做出的抉择。有一段时间，岩松在新闻评论部身兼数职，同时顶着几档栏目制片人和策划人的头衔，后来他心一横，把几个职位全都辞了，和行政管理琐碎事务挥手告别，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到了对新闻事件的深入研究上，专注于新闻评论，实现了由单纯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向专业新闻评论员的角色转换。我觉得这份取舍，恰巧体现出他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也正是他的睿智之处。
作为新闻评论类的主持人，岩松偶尔还会跨界主持“心连心”等文艺晚会。他在舞台上的表现和我们文艺节目类的主持人不太一样，如果完全按照对文艺节目主持人的要求来看，岩松在舞台上显然缺少所谓的“激情”，但是他的激情深含于他的语言风格和语言体系之中。也许是每个人长期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职业习惯使然，拿到台本后，岩松对台词做的每一处修改都按照自己的语言习惯，或从另一个角度挖掘切入，或重新组织一个故事，有些时候的修改几乎是颠覆性的，干脆全盘推翻掉编导和策划的既定创意，进行自主发挥。这样的工作方式和主持风格也为综艺节目主持人带来了有益的启迪。
岩松之于我，亦师亦友。这是我对朱白关系的定位。
除了主持人，春晚舞台上和我搭档次数最多的就数冯巩了。从2004年开始，我们连续三年搭档出演相声剧，连着三年拿了一等奖。
冯巩连续二十多年参与春晚，年年不落，属于春晚的“骨灰级”元老，他每年上台都要向全国人民笑容可掬地问候一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可想死你们啦！”这句声情并茂的经典问候语充满着冯氏喜感，几乎成了春晚的保留节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冯巩是拿艺术作品尤其是春晚的作品当命看的人。我总说他太认真，甚至于太较劲儿。每年临近春晚的前两三个月，冯巩心里只装着一件事，就是春晚的作品、演出、压场，完全到了呕心沥血的地步。2006年，我和冯巩、牛莉合作表演相声剧《跟着媳妇当保姆》，那次我们最后的演出稿是第108稿，真是千锤百炼磨砺出来的。也许就是凭着这种执著和较劲儿，冯巩才能在春晚的舞台上坚持二十多年屹立不倒。早些年和他一起上春晚的人，一个个都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他依然像棵常青树，并且每年都能贡献出一个亮点节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佩服冯巩对待艺术的这份真诚和执著。但另一方面，从朋友立场出发，我更想劝他一句，其实放松点也没什么不可以的，没必要跟自己那么较劲儿。和他搭档的时间不短，常常看他为了排好一个节目，几天几夜苦思冥想挑灯夜战，数十遍上百遍地修改剧本，搞得精疲力竭，心理压力巨大，我就很替他的健康担忧。
2009年元宵晚会上，我采访冯巩：“巩哥，您今年获了几等奖？”他说获了二等奖。我脸一沉：“完了。”他问怎么了，我一脸认真地看着他：“巩哥，你看你以前跟周涛合作、跟我合作都得一等奖，而今年没跟我们合作，却得了二等奖，你有什么感受？”
还真得说冯巩反应敏捷，他愣了一秒钟，意识到我在调侃他，不慌不忙反唇相讥：“我想观众可能是同情弱者吧，因为您这样的素质，一说话老出错，还在台上站着，观众忍心不投吗？可见观众是多么具有爱心呐。我觉得获几等奖我都会再来，我还年轻，属于茁壮成长可持续发展、说循环相声那一类的……”他接了我的招儿，并很幽默地化解了。
我又问他：“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上了多少年春晚？”
“二十年。”
“这二十年里你获了多少个一等奖？”
“十二次一等奖。”
“获了多少个二等奖？”
“三次二等奖。”
我说：“那你也差不多了，你也该获获二等奖了，你都把一等奖拿走了，别人还怎么活呀！”
我们的对话很幽默、很轻松。事后很多人说：“朱军，你怎么能那么问巩哥呢？本来巩哥没获一等奖心里就不舒服，你还上去捅这个，巩哥得多尴尬呀。”我只得告诉他们，我说这些话并无恶意，你们不了解我和冯巩的关系，只有老朋友才能体会出其中的味道。两个朋友、两个搭档之间长期相处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交流方式，可能互吹互擂，也可能互讥互损，但其中肯定存着一份由衷的关切和善意。
除了春晚舞台上的搭档，春晚导演和他们的幕后创作团队也是值得书写的一群人。如果把春晚比喻成筵席，我们主持人是跑堂的，负责打点门面揽客上菜，这些幕后英雄就是真正操刀掌勺的，是赋予春晚滋味和灵魂的人物。
春晚的导演们都是才华横溢的人，从早期的袁德旺、张晓海、赵安、陈雨露，到近几年的金越、郎昆、陈临春等，跟他们合作时，我常常折服于他们的才情。同时，他们也都是拼命三郎，常常为了一台晚会废寝忘食，工作时几乎进入癫狂状态。
相较于春晚导演和幕后工作者旷日持久的攻坚战，春晚主持人的加盟更像是空降兵突袭。每年直播前20天左右，我会接到正式的春晚主持通知。那时候，各个独立的节目已经排练得差不多了，要到一号厅现场进行排列组合，并加入主持人的串联词，初次合并成一台完整的晚会。连排并不正式，主持人穿着短裤就能上台。连排结束以后，开始进入六轮彩排。彩排比较正式，而且是对外开放的，得接受观众检阅，在此过程中还要拍纪念画册，所以每一轮彩排主持人和演员都需要带妆参加。第六轮彩排比较特殊，和春晚仅相隔一天，主持人和演员的着装要和春晚直播完全一致，以录制备播带。正式直播时，导播间的备播带也会同步播放，一旦直播出现任何意外，可以直接插入备播带补救。
每一轮彩排结束后，整个春晚剧组都要召开三轮策划会。
第一轮策划会会邀请各方的力量加盟，上至国务院智库，下到普通观众、网民，所有的人都可以发表观后意见，整个剧组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民意。
第二轮是剧组各工种会议，主持人、灯光、音响、服装、化妆、道具等分别提出各自存在的问题。
最后春晚的核心创作团队继续留下开会，与会者有主管春晚的副台长、业务领导、总导演、语言类导演、歌舞类节目导演、各个分口节目的导演等。这个会议是最核心最重要的，主要是评估并解决领导和观众代表提出的意见，制定具体的解决方案，督促相关人员执行。每次开完这轮策划会，所有的修改和调整几乎都要在一夜之间迅速完成，如是反复六次，越是临近春晚，大家的工作强度和心理压力就越大。
导演组作为春晚班子的核心成员，是真正操刀的人，他们不像其他演职人员，只要照顾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对观众、台里和自己负责就行。在春晚筹备过程中，导演们除了统筹整台晚会的节目，还要跟各路人马打交道，承受来自社会各界方方面面的压力。
中国人喜欢对一件事物附加多种功能，还总要往意识形态方面靠拢。拿春晚来说，多年来形成了这么一种惯性思维：春晚是一道年夜大餐，这道年夜大餐要吃不好的话，这个年就过不好，年过不好，人心就不安定，社会就不稳定。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另说，但是当我们把春晚拔高到这样的程度，并且在许多人已经接受并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它显然已经不再是一台单纯的晚会了，它成了一种符号，被负载了太多的政治任务和宣教功能。在我心里，晚会就是晚会，让它承载那么多东西，那也未免太过“抬举”它了。导演们为了让春晚承载外延功能，最后只好忍痛割爱，减损乃至放弃其他一些东西。
这些年，人们对于挖掘春晚“背后”的兴趣远远大于关注节目本身，本着破译达芬奇密码般的热情，到处寻找蛛丝马迹，试图剖析春晚的“台前”“幕后”。有些媒体也推波助澜，热衷于给春晚制造个“规模经济体”，或者编排个“谱系权力榜”，忙得不亦乐乎，最后再掷个响雷：“你们所不知道的春晚！”直奔“揭秘”剧情，掀起一轮又一轮把春晚妖魔化的“生化危机”。看着导演们百忙之余，时不时还要应付外界的各种发问，去澄清一些没影的事，我觉得剧组实在可以考虑设立一支外宣小分队，专门处理春晚的对外宣传和危机公关。再转念一想，其实许多客观事实就摆在那里，只是大家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五花八门，说的权利在别人，听的权利在我们，也没必要做太多解释。
春晚养活整个剧组，给央视创收，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从法理上讲无可非议。要说春晚真的存在什么产业附加值隐性利益，那么最大的受益者恰恰是以研究春晚为业的媒体从业人员和科研工作者，狗仔窥探、娱乐八卦、新闻炒作、名人访谈、社会批评、学术研究等等，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低端到高端，从上游到下游，应有尽有，所炮制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收益也是巨大的。此外，在这条产业链上，一些所谓的“圈内人”由于角度另类，观点犀利，骂声嘹亮，批得春晚一无是处，驳得春晚体无完肤，而顺利出位，在得到一些关注的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话语权。开句玩笑，春晚在丰富娱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同时，对于国家严峻的就业形势也作出了小小的贡献。那些因批驳春晚而名声大噪的人士，下次动笔之前，请先向春晚鸣谢致敬吧。
说到底，春晚是一台面向全民的国家级晚会，它本身就是一笔公共财富，从它开始筹备的那一天起（甚至更早），它的价值和资源就是对社会开放的，供社会成员无偿开发使用，夸它，骂它，还是把它当做研究对象，那是每个人的权利。况且大家都要养家糊口，行有行规，人各有志，我无权也无力去干涉、扭转、统一别人的思想。在这本书里，我只想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想法。
说了这么多，并非指东打西有意混淆视听。这台晚会之所以能引起那么多的关注和争议，因为它的的确确存在着巨大的利益诱惑，这一点我无意隐瞒。对于已然成名的艺术家来讲，这些年春晚的吸引力恐怕不再像以前那么强烈，市场是如此的开放，社会上各种晚会多如牛毛，春晚和名人最多是互惠关系。但对即将成名或渴望成名的人而言，上春晚依旧是一条终南捷径，而且是最保险的通途。参加比赛还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而春晚不同，登上这个舞台，就意味着得到了一张进入中国艺术界第一阵营的通行证，就预示着未来将名利双收。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所以每年临近春晚，也确实常有托关系说项的找到我：“能不能跟春晚剧组联系一下？我们企业想赞助。或者，能不能给春晚总导演说说，哪怕让我去唱个联唱，哪怕给某某当个伴唱，哪怕跳一小段领舞都行？”摊上这类事，我不知道导演们是如何处理的，反正对我而言很好办，我会明确地告诉他们：“别来找我，我没那个能耐，这事不是由我说了算，春晚剧组，甚至春晚剧组总导演说了都不算。”这个时候举国关注，压力如山，头大如斗，就算有心舞弊，也是爱莫能助。
先生范曾
小时候，我学过一阵子素描，虽无甚根基，却种下了兴趣，偶尔信手信誉第一鸦。但毕竟先天不足，这棵兴趣之树苦于高墙曲径，始终不得其门而入。辗转多年后，机缘巧合认识了范曾先生，枝桠总算入了门，开了花。
2007年的一个春日，姜昆老师找到了我：“朱军你最近忙不忙？”我说还好，他说：“有个事想请你帮忙。范曾老先生七十大寿，想搞一个朋友的party，你能不能帮忙策划策划？”我一口答应了。
那时候，我只是久仰范曾大名，完全不认识先生本人。不久以后，我随姜昆伉俪第一次登门拜访先生。先生肖虎，虽然年近古稀，但精神矍铄，声如洪钟，走路虎虎生风，到哪儿都握着烟斗，看上去显得很年轻。
初次见面时，先生很健谈。聊了大概半小时，先生把我叫到小书房，一边聊着，还一边给我讲古典学说，我心想：“这位老者太神了，大脑袋里装着多少东西啊！而且都是信手拈来，简直如数家珍。”我对他的学识很是敬佩，一不留神听他聊了两个多小时。
头一回上先生家，就蹭了一顿饭，吃完饭总不能一抹嘴就走，看他兴致很高，就再陪他聊了会儿天。晚上七点钟，先生的两个博士生来了，大家就一起玩游戏。那个游戏叫“诗钟”，大家互相出题，随便说两样无关的东西作为题目，比如“矿泉水”和“猴子”，然后遣词造一组对联，七言、五言、四言都可以，每句分别对应一个题眼，让人一听就知道所指的是“矿泉水”或“猴子”，但是句中不能出现题目中的字，上下两句还得讲究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存在意义上的关联。我是头一回听说这种玩法，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没敢参与。回家以后琢磨了一阵，觉得这个游戏挺好玩的，还可以听先生传授那么多古典文化，后来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曾经有人以“范曾”和“朱军”出了一题。先生三下五除二就写好了：“楠莉有情方理纸，董卿无意却同台”。
和先生认识之初，我曾经用行草写了一幅字“风正一帆悬”，拿到先生那里请他过目，先生一看，说写得不错。临走，我要收走那张字，先生问：“你干吗？”我说把字拿走。“拿走干什么？这张字就送给我了！”我有些傻了：“先生，别开玩笑了，我请您来指点指点，哪敢给您送字啊？”老人淡淡一笑，说：“回去好好练，三年后再拿这张字回去自己点评。”
第二次，我画了一幅荷花翠鸟，送去请先生指导，先生一看，伸手一指翠鸟，“这哪是翠鸟啊？见过翠鸟没有？”我说家里有个翠鸟的标本。他说：“翠鸟多大啊？荷花叶子画得那么大，翠鸟你给我画这么小，这哪是翠鸟啊？分明是蝉。去，弄点墨来。”那时候我常去拜访先生，他渐渐地就不拿我当外人了。我就去研了点墨，用小推车推过来。先生拿着笔，口授指点我构图，举手间就把我的那只小翠鸟用墨点盖了，在此基础上改成了一只大翠鸟：“你看看，是不是不一样了？”我一看，确实，翠鸟一下子就成画的主体了，整幅画有了一个中心，比原来鲜活生动许多。先生站在稍远处端详了一阵，点点头道：“不过还不错，第一次能画成这样，不错了。过来，我给你把字题了。”说罢，就提笔在上面题字：“朱军来舍，携此画求指教，禽过小，遂改之。朱军写，范曾题。”搁下毛笔，他又说道：“那里有章，自己盖去。”我就盖上了先生的印。
当时心生感动。在这之前，我也画过画，也写过字，也找过一些所谓名家给看过，但大多言不及义。而到了先生这里，先生不但主动帮我改画指点，还慷慨题字，我顿时觉得这老先生实在是太可爱了！从那天起，我想更多地关注他，试图走进他的世界，希望能和他对上话，于是看起了他的一些著作，比如《范曾散文三十三篇》《老庄心解》等，我越看越心生钦佩。国学大师季羡林曾说，认识范曾有一个三步曲：第一步认为他只是个画家，第二步认为他是一个国学家，第三步认为他是一个思想家。在这三个方面，他都有精湛深邃的造诣。走近先生，才发现的确如此。
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的回廊上悬挂着先生作于2008年的一幅巨幛《唐人诗意图》，那幅画长14.6米，高2.7米，可容纳二三十人并排平躺。当时听说他要画那么大的画，我觉得机会十分难得，把那几天的工作统统排开，赶去观看。由于纸张面积太大，先生把画室挪到了一个礼堂，画幅挂在滑轮吊杆上，上下移动。先生作画的那几天，从起笔到落笔，我一直在边上陪着，中途帮他递笔送颜料，看他从无到有，一笔不落地创作出那幅巨画。
如此宽阔的一张纸上，先生一个铅笔稿都没打，上手就拈起一管大毛笔挥洒起来。第一笔先勾勒出一个长者的额头，添上五官，画了脑袋，标了几个坐标点，拿着笔上下一量，刷刷几下加上衣服，随后是整个身体，一位唐代诗人的形象赫然在目。旋即又在边上勾勒出一个童子，巨大的纸上很快设置好了主景。又过了一阵子，仙鹤、松树、山峦等配景也纷纷跃然纸上。早上还是一张白纸，到了黄昏，人物景致的轮廓都被一一勾勒出来，境界宛在。
我曾经听人说过，许多著名画家创作这类巨画，往往一稿数月，有的甚至要磨上半年之久。而先生作画属于疾风骤雨一气呵成型，他完全进入了亢奋状态，挥毫泼色，指点水墨，只用了两天半时间就着色完毕。虽然他一笔草稿都没打，但我相信那张画在他心里不知打过多少次腹稿，看似随心所欲地落笔，一定经过反复揣摩，因为每一处构图、每一次运笔、每一抹浓淡都能看出是先生精心布局潜心斟酌后的最佳选项。
这幅画整体宏大，细处和谐。画上的唐朝诗人犹如谪仙，凭风欲飞，童子天真烂漫，翘首仰望，像是诗人松下问路童子，又似童子聆听诗人赋诗。在古木参天的峻岭崇山上，白鹿悠悠漫步，一只仙鹤引颈长鸣，另一只仙鹤划空翱翔。先生用恢弘遒劲的笔力，描绘出刚健廓然安宁祥和的盛唐气象，以浪漫飘逸的想象力，营造出丰赡绚烂动静皆宜的生命意志。
此时，季羡林对先生的三部曲评价在我脑中反复盘桓。想来先生作画到这一步，已不仅仅是用笔在画，而是笔到、力到、心到、神到、修为到了。没有如椽巨笔之功力和精深的艺术造诣，固难描绘出那样诗意的盛唐；然而没有澎湃潮涌之激情和深厚的国学修养，更不足以吞吐出那种盛唐的诗意。我完完全全被那幅巨画震慑、吸引住了，驻足于前，仰观，良久无言。回头看看先生，老人家满头是汗，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略带倦意而不无得意地审视着自己的作品，我忍不住开了句玩笑：“不得了，一个70岁的老翁，上窜下跳，两天半，整出一张大画，这太了不得了！”
这幅画装裱好之后，被送进了人民大会堂。过了几天，人民大会堂管理局为了表示谢意，邀请先生去看悬挂好的画，中午还专门在大会堂设宴招待。先生也邀我同赴。那天喝得有点高，我趁着酒意对先生说：“先生，我有一个斗胆的想法，您别笑话我。”先生道：“有什么事你说吧。”我说：“能不能收我做徒弟？”先生看了我半天：“做徒弟？”我点点头：“我真的想跟您好好学点东西。”先生想了想，道：“你考我的博士生吧。”我很遗憾地表示自己外语不行。不可见诸文字，“这考博士大概不行。”说到这儿，他的态度模棱两可，有些顾左右而言他，我也就点到即止。
过了一段时间，我拉上现在的五师兄——当时他也仰慕先生，想拜入师门——两人一块儿去找楠莉阿姨商量：“阿姨，我们想拜在先生门下，给先生做徒弟，希望您老人家玉成此事，您能帮我们说说么？我上一次给先生说了一次，先生不置可否，我也不敢再提了。”阿姨道：“你们都是好孩子。这样，我给他说说，我听听老头的意见，咱们再说。”两天以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朱军啊，我是楠莉，我告诉你啊，你那天说的那个事先生同意了啊。”这可把我给乐坏了。
我第一时间赶到先生家里，见了先生，我还不太敢相信，小心翼翼地问道：“先生，那个事您同意了？”先生颔首：“同意了。但是有一点，做我范曾的徒弟，你不能丢人。我相信你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更希望你能够持之以恒。作画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虽然我经常告诉你们，作画乃娱乐之事，那是我希望你们能达到的一种精神状态，但基础是需要一点一滴扎扎实实打下去的。”
“做我范曾的弟子，你就一定要耐得起那个寂寞，要下得了那个工夫，能不能做到？”我极认真地点了点头：“先生，您放心，我一定能做到。”先生笑了起来：“我也相信你能做到。你在你这个行业能够干到今天，成就这番事业，我就对你有信心。”
我们本想选一个大点的饭店举行拜师仪式，以表隆重，先生不同意：“那些都是形式，拜师张罗那么大动静干什么？你们是不是范曾的徒弟，是我说了算，不是别人说了算。就在家里头，一块儿热热闹闹地放松就行了。”后来就只请了赵忠祥老师、王铁成老师和王刚一起做见证人，在先生书房里举行了一个正式的拜师仪式。先生那天特地穿上一件传统长袍，坐在上座，我们七个弟子一齐点了香，向师父磕了三个头。完成拜师仪式，真正成了先生的入室弟子，那棵兴趣之树已然移植进了绘画的园圃。
先生一向不赞成打着启发式的口号，实质放任自流的教学法，他督促得很严紧。只要我去，老人家肯定会问，最近怎么样？画什么了？有一回我临了一张先生的鹿，背景是淡红色的云海，自觉得意，送去给他看。他说鹿画得还行，但指着背景问我：“这个画的是什么呀？”我说是被太阳染红的天。他摇头说不对，又让我研了点墨，补了几笔浪花，一下子就把我原来想象的天空改成大海了，又题：“半壁见海日，空中闻鹿鸣。朱军画，师范曾足成之。”他给我讲修改原因，说日上中天时太阳不会呈现这样的颜色，一定得在夕阳西下或旭日东升之时，太阳处在地平线上才会这么红，所以背景绝不可能是云海。既然我把整幅画都渲染成了红色，他就因势利导，补成了落日海景。我听了，恍然大悟，心里好一阵佩服。按照一般人的推想，红日和云海搭配相得益彰，我也听凭自己的想象力，犯了常识错误。但先生立刻就能指出逻辑上的不合理，对生活观察体验得有多细致，才能到这个程度！
先生授课时很是尽心，但凡我遇到不甚了了的地方，他一定会悉心讲解，还不明白，便亲自画图予以示范。他固擅人物画，也精于花鸟竹石，教我运笔用墨，如松树的长势是怎么样的，松针应该在哪里布局，齐白石的荷杆是这么画的，八大山人是那样画的……一旦我理解了，他就题字盖章，让我把这些课徒稿带回去临摹练习。
先生每年出国度假，临走前会给我布置作业：“你抓紧这段时间，一方面临摹八大山人的画，另一方面进行实物写生。”等他回来，我就带着一摞习作去他家，先生见我没偷懒，总是格外欣悦。看到徒弟略有所成的时候，他比任何人都高兴。
说实在的，老人家对我确实比较偏爱。他很护犊，自己怎么说我都可以，但是不爱听别人数落我，所以我跟先生在一块儿，真的觉得很愉快，也很放松，甚至在他面前喝高过。他一看我喝多了，话也多了，就在那儿乐呵呵地看着，也不吱声。过了两天，我酒醒了，又上他家去，先生会很认真地规劝我：“朱军，以后不要那么喝酒了，你看你那天，喝多了吧？”我点点头：“有点多。”先生板起脸一哼：“还有点多？说话都含糊了！男子汉大丈夫不在于喝多少酒，在于你事怎么做。以后不能那么喝酒了！我告诉你，我范曾年轻的时候，比你还能喝呢！”我忍俊不禁：“哈！您终于说实话了，您年轻的时候也喝过酒！”他也乐了：“是啊，我就是那么过来的，所以不想让你重蹈覆辙。”
师娘七十大寿的时候，是在家里庆祝的，先生只喊了子女和徒弟，没有外人。那天台里有事，我晚到了一会儿。一进门，先生就指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大画对我说：“这张画上还没有朱军的呢，去，给上面添个东西。”为庆贺师娘的寿辰，大家画了些寓意吉祥长寿的图案，先生的博士生画了长寿松，攻山水的师兄画了山石瀑布，此外还有寿桃、修竹、仙鹤等等，一张八尺大画内容丰富，应有尽有。我看了半晌，扭头跟先生商量：“先生，我看着挺完整的，甭添了吧。”先生摇头：“不行，这才看你的本事呢。”我有些犯难：“添什么呀？要是把这画添毁了可怎么办？”先生挥挥手：“你爱添什么添什么，我相信你不会。什么时候画好，什么时候吃饭。我们可都等着你。”
这下成考试了。“行吧，你们聊天，让我研究研究。”我盯着那张画，开始挠头。画的前景有萱草和竹子，中景的中央是两棵松树，松树的下半截伸出来几根寿桃，边上是山，后景是瀑布，下面站着一只仙鹤，天上飞着一只仙鹤。琢磨了半天，我突然灵光一闪：松竹山石瀑布都由浓淡不一的墨色画出，仙鹤也是黑白的，整幅画除了寿桃还带一丝嫣红，整体比较素淡，如果……想明白以后，我没敢贸然告诉先生，而是悄悄把师娘拉了过去：“阿姨，我想好了一个地方。”师娘听我说完，回头细细端详那幅画，点点头，笑道：“还真是，这个画现在看着真是有点素，可你再加别的什么都多余了。来，我告诉你怎么画。”师娘从桌子底下捧出一个调色盘，扣到纸上，拧一下，压出一个印。“我给你找颜色。”说着，老太太又从桌下取出一种颜料递给我，“用这个，老头画的时候就用这个颜色。”我说好，提笔蘸上颜色，循着圆印画了大半个太阳，再用淡淡的红色在底下扫了点红云。还别说，加上太阳，整幅画一下子亮堂起来了。我把先生请来，先生一看，吱溜吸了口烟，喜上眉梢：“嗯，不错，挺好，吃饭！”顺利过关，我心里高兴极了。
先生还是个名副其实的老顽童。他经常念叨：“从老庄到李贽，从孟子到王阳明等，赤子之心，天地可鉴。”我时常觉得，搞艺术的人通常会具备一颗童心，常以一种新鲜纯真的心态打量世界，会看到很多日常之外的东西。艺术的真、善、美，无一不是从这种纯真、纯粹、纯净的心灵状态中萃取升华的。先生是一个富有童心而显得童趣十足的人，有时候他就像个老小孩！兴致上来，拉我和他一道演小品，让我扮演范曾，他演一个假画贩子，来向我推销假画。他一个劲儿朝我点头哈腰，把卖假画的那种畏畏缩缩的样子演得惟妙惟肖。“您是范曾大师吧？您看看我这张画。”我就扮起他平时的样子，手握烟斗，略腆着肚子，中气十足：“这张画哪儿来的呀？不真！”“假画贩子”鬼鬼祟祟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动静，又獐头鼠目地窜过来：“您再仔细看看……”这样的情景偶尔会在先生家上演，每次都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先生常告诫我们，做人要有“四心”。对祖国、对人民和父母，要有感激之心；对宇宙本体、人类文明和经典文化，要有敬畏之心；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要有恻隐之心；对民族曾经受过的耻辱，要有知耻之心。如果社会全体都有这“四心”，那就可以缔造和谐社会了。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不久，我给先生打了一个电话，把18日台里将举行赈灾义演的事告诉了他。当时他刚刚出国讲学不到一周，听说了这个消息，他不顾身体劳累，第二天就赶了回来。
16日夜里，赈灾晚会的策划会结束后，10点多钟我去了先生家。一见到我，先生就很急切地询问起灾区的现状。我问先生：“您打算捐多少？”先生想了想，让我拨通了师娘的电话，二老几句话就商议完毕，放下电话，先生郑重地告诉我：“朱军我决定了，捐1000万。”我吃了一惊：“1000万？”先生点点头：“捐1000万。”随即引用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到这个时候了，我崇拜在灾区一线的脊梁。我老矣，不能亲赴，就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了。就这么定了，捐1000万！”先生是个人捐款最多的，他不是捐一幅价值千万的画作，而是直接刷了1000万的现金。当时建行终端甚至没有开通那么大额度的刷卡通道，只得临时为他启动了一个。两年之后，玉树地震，先生又捐了1000万。先生出席赈灾晚会时说了一句话：“祖国，我分担你的痛苦和灾难，分享你的光辉与荣耀，因为你的名字叫中国。”
范曾先生有个24字的自评：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有天我跟先生开玩笑：“先生，你这个‘略通古今之变’，看上去很谦虚，实际上相当狂啊！”先生笑了：“看出来了？”事实上他也的确有“狂”的资本。先生祖籍江苏南通，其先祖可上溯到北宋名臣范仲淹，曾祖范伯子先生是李鸿章的幕府西席。南通范家从明末至今十三代，每一代都会出几个著名的诗人，先生父亲子愚公也写得一手好诗书，确实一门煊赫。我曾随先生去过南通故里，那里还有一个范氏诗文陈列馆。不大的一个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范氏家族十几代人不同时期的文章，世代书香，家学渊源，可谓名不虚传。
跟随先生三四年了，这段光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从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几年无论是国学素养、绘画技巧，还是思想深度，我都有了日益的精进，但是先生的教诲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心灵层面，使我获得了心灵的平静。
2008年奥运会前夕，我累得人仰马翻，一度十分烦躁。有一天上午没什么事，想起好长时间没去看望先生了，就去了他家，我一进门就抱怨：“先生，最近累死了！”先生点头：“是，你们最近肯定特别忙。”“先生，累得我直想骂人！”先生问：“骂谁呀？”我满肚子苦水没处倒，估计全都泼在了脸上：“也不是骂谁，反正就是心里觉得累，就想骂人！”先生大概看出我状态确实很糟糕，又问了句：“真的很累吗？”我用力点点头：“真的很累！”先生抽了口烟，慢条斯理道：“那好办，回去找你们台长，告诉他，我不干了！累了不想干了，那就不干了呗，你把自己累成那样子干什么？就这么定了啊。你要不好意思说，我跟你们台长去说，我徒弟不干了，就跟我专心学画了。”说罢，不复谈话，自顾上楼看书了。
我愣了半天神，回过头来上楼找他：“先生，我想通了。”他问：“怎么想通了？你不是累吗？累就不要干了。”我摇头：“我还得干。想通了，真想通了。”他就是用这种激将法让我慢慢冷却，等我恢复理智。先生告诉我：“要干你就不要那么埋怨，那么埋怨你也干不好，你自己心里还不舒畅。这个事你又不能不干，真让你选择干与不干，你肯定不会选择不干。既然是这样，你又何必不愉快地去干？你非要这么累得好像你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没有人让你受委屈，你要不愿意干就算了。”一连串绕口令似的话，把我急功近利的心态敲掉了，也把我给“绕”明白了：人就应该这样，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踏踏实实地面对所有的事情，一点点解决。把自己弄得苦哈哈的，见谁都是敌人，多苦啊。
从那以后，我明显感到自己的生活状态进入了一种良性循环，不躁了，心静了。原来和朋友出去喝酒聊天的时候多，现在在家里看书、写字、画画的时候多。梅梅也看在眼里，乐在心里。有天和朋友聊天时，她甚至不无自豪地告诉他们，一看到我沉浸在书画的世界，她就感到幸运和幸福。先生也说：“谭梅可说了，你拜了我以后，她最高兴。”我在工作上的心态也改变了许多，这两年站在春晚的舞台上，我才真正有了一种从容不迫、应对自如的感觉。
每年的春晚，先生都很关注。对于春晚，先生的意见特别鲜明，他说春晚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满意。因为人与人的要求都不一样，你不可能让60岁的人跟20岁的人欣赏一样的节目，所以要有自己的主心骨，干出自己的特色来，把春晚打造成一种经典的文化品牌，着力强化它的娱乐感。在这个舞台上，只需要集合中国最好的艺术家，拿出他们最好的作品就行了。
我深以为然。给春晚提意见的人很多，无论怎么做，都有人说不行。听了那么多意见，除了束缚住思想，捆绑住手脚，再没其他的了。舌头底下压死人的事常有，真要干成点事，只好抱着“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的信念踽踽前行，因为实在没办法面面俱到。倾心打造春晚，是为了给人们带来愉悦，给人们带来精神享受，传达的就是一种享受的概念，享受春晚，享受人生。既然尽了心，尽了力，不负自己的良知，那么笑骂毁誉皆无所谓，乐享其中就好。
书画对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想，那大概是一个心灵的跑马场，是一片精神的大草原，是一个自由的理想国。我没有什么绘画基础，从技术层面而言，我必须脚踏实地，从造型能力到笔墨的运用到结构的安排，一点一点地练。抛开技艺而言，有时候抡起大笔挥几下，未尝不起到一种心理疏导的作用，为自己的心情找一个释放的出口，直接用纸和笔与世界对话，却不必影响到任何人。当我情绪郁结无处发泄时，我会把心灵释放到宣纸上；当我心情舒畅的时候，可能画出来的鸟都是活泼的。
面对一张空白的画纸，每个人都有表达自我的权利和自由。有时候，我会在一张很大很大的纸上，只留下两片枯叶、一缕残阳。别人一看，说：“没画完吧？”我说画完了，只是现在让它空着，没题写文字而已。两片落叶、一缕残阳，那就是我当时的心情，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画。在这个时候、这个位置，不能说、不想说、不敢说的东西，都可以记录在这张纸上，等到能说、敢说、想说的时候再说给别人听。若干年后，当我在上面写下注解的时候，愿意读懂我的人就能够读懂我当时的心境。
因为主持《艺术人生》，所以总被人问到一个关于人生和艺术的问题：两种人生方式，一种是把人生当做艺术来体验，还有一种是把艺术当做全部的人生，你选哪种？
说实话，二者我都不赞同。艺术有太多的构思、技巧和臆想在其中，但是人生就是人生，人生是不可逆的。我会认真体验人生的全过程。活到这个岁数，因为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才明白为什么要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人只有先认识到自己的渺小，然后再去强大的时候，才是真实的强大。一开始就把自己想得特别强大，实际上是一种渺小的垂死，就像弥留之际的回光返照。人生的滋味在于，人们可以尽情享受人生过程中的每一个不可预测，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无论是喜还是忧。
我的画室里放着一块恐龙化石，这个东西距今已经一亿五千万年了，我经常对着它发呆。一亿五千万年以前和一亿五千万年以后，我们人类在干什么呢？我们消失的时候，它一定还在。和那条恐龙曾经有过的生命比起来，人类真的太渺小、太脆弱了。人生短促如朝露，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掐头去尾，人活着顶多两万多天，刨掉不懂事的时候，刨掉老年的时候，刨掉吃饭睡觉的时候，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清醒的时候只有一万多天，真正做事情也就只有一万多天。用这个概念来量化的话，人还能做什么？一坐一天过去了，真的太渺小了。
人生就像画画写字，是不断地制造矛盾并且解决矛盾的一个动态平衡过程。譬如写字，前一个字碗口大，后面突然写了一个像核桃那么小的字，看起来不平衡，但当你把这一行写完之后，发现它是平衡的，那是巧与拙、得与失、快与慢、大与小各种变化之间找到的一种平衡。人生就是这样。我们在不断地跟矛盾打交道，又在不断地用智慧解决矛盾，也在不断地面对新的矛盾，甚至有意识地制造矛盾。就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在不断地完善自己，让自己的生命不断地得到平衡。把人生这行字真正写完的时候，无论巧与拙、得与失，它总体上总是平衡的。虽然这里面可能有很多挣扎，可能套进一个字里转不出来，那边浓浊的一笔转出来，进入清秀的笔法，突然又遭遇浑浊……整体完成之后，回过头去，会发现，我的一生原来是如此的清逸，或者我的这一生怎么那么稚拙，都不要紧，那是你自己的特点，没有优劣之分，人生带上了自己的印记，我认为这就是成功的，就应该感到快乐。重要的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其中的平衡，所谓干湿浓淡张弛，都在其中。写完画完一看，太空了，就加一笔；多余了，就想点办法，让多余的变成不多余，完成了，挺好。我觉得人生就是这个过程。人生，何尝不是在创造一幅岁月的画图？
让13亿人在同一秒钟发笑的本山大哥
生根于贫瘠的土壤，以其顽强的生命，倔强地破土而出，以其不择地而生的性格孳生蔓延，人间开始出现一片新绿。这片新绿的种子随风披靡遐迩，造成了绿色的世界。春风助其生，野火遏其长，然则它带给人间的喜悦，是毋庸置疑的。这段话是范曾先生专门为赵本山撰文，写出的一段近似于赞美然而不失公允的评价。
反“三俗”的时候，先生给我打电话，问起赵本山的作品。我就把本山早期的小品《小草》，到后来的《卖拐》《红高粱模特队》，以及近几年的“白云黑土”系列，向他系统介绍了一遍。过了两天，去先生家，先生给我看他新写的一篇文章。拿起来一看标题，我忍不住说：“您这个提法可是够高的。”先生道：“怎么，不妥吗？我们自己的艺术家，我们为什么不去捧他？”先生的那篇文章，叫做《赵本山就是东方卓别林》，文章中第一次把赵本山和卓别林相提并论，这两人都是从生活底层跌打滚爬起来的艺术家，用草根艺术反映社会现状，他们都是天才的喜剧演员。
十几年前，农民表演艺术家赵本山从白山黑水间彳亍而来，把满含着黑土清香的东北幽默搬上了春晚舞台，并借助现代电视技术，一夜之间征服了全国电视观众，从此他成为了春晚的常客。他倡导“绿色二人转”，净化了东北的原生态艺术，刘老根大舞台在北国遍地开花。但是很少有人觉得他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家，更多时候，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中国最聪明的农民”。本世纪初以来，赵本山的小品在春晚舞台上的分量日益吃重，赵本山成了春晚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评价本山大哥，那很简单：赵本山不算艺术家的话，谁才算是艺术家？本山大哥做客《艺术人生》时，忆及童年坎坷和早年辛酸，他忍不住潸然。他的小品演绎的都是小人物的故事，他扮演起那些善良不失促狭，天真不失狡猾，俚俗不失高尚的农民时，简直信手拈来，因为处处都带有生活的印迹，个个都是他熟悉的母本。他塑造的那些小人物就像堂·吉诃德似的，与生活这架大风车搏斗，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实在是可笑可叹，可悯可悲。往往初时逗人捧腹，思之使人落泪，在他们身上仿佛也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一路走来，本山都在饱尝艰辛，早年折磨他的是生活的困顿，现在困扰他的是艺术的艰辛。
2009年9月30日，正在上海工作的赵本山突发脑血管动脉瘤出血，被送进医院抢救。那时候我正忙于录制国庆节目，脱不开身，等到10月3日的一台晚会结束以后，我匆匆赶往了上海。那天飞机晚点，抵达上海时已经是10月4日晚上9点多了，于是我就没敢去打扰他。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两个陪同他的朋友去了华山医院。本山住院后，这里每天都驻扎着大批记者，医院把他藏在最靠里边的一间病房。本山那时候状态还行，只是手上扎着输液针。那时候他的左肩刚动过手术，得用支架支撑手臂，见我进了门，他有些费力地从床上坐起来。他看起来非常虚弱，和平时完全判若两人。华山医院的院长给我介绍他的病况时，就说刚送进来的时候挺危险的，晚一点或者如果不是在上海、北京这样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大城市，那就真的麻烦了。10月2日是他的生日，当时他刚刚脱离危险，从重症监护室转入了普通病房，那个生日他是在病床上度过的。
见到他的时候，我心里挺难受的。“大哥，没事吧？挺好的吧？”他和我说话一贯是简而又简：“好了，好了，看见你特别高兴。”聊天过程中，他一直不断地重复：“好好儿的，弟弟。好好儿的，弟弟。”这个“好好儿的”意味太深长了，这可能是他病后想得最多的：要好好儿地保重身体，要好好儿地工作，对家庭对朋友对社会也都要好好儿的……看他这模样，我心里有些发酸，一个劲儿地点头宽慰他。
我怕打扰他，坐了大约半个小时，便起身告辞：“哥，你休息吧，我不打扰您，我走了。”本山到了那个时候还不忘关心我：“你怎么着？”我说：“我中午在外面吃饭，下午坐飞机就回去了。”接着他又问：“你啥时候来的？”我说：“昨天晚上。”他一拍床沿：“那你昨天晚上咋不来呢？”我说：“我怕你见了我，一激动，咱俩再聊高兴了，你晚上睡不着觉。”
我跟本山的关系很有意思，我们俩是不打不相识，属于打出来的兄弟。一开始他有点反感我，见了我总是一副爱搭不理的表情。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你什么意思？我又没得罪过你，你怎么见我老这样？”他很直接：“我不喜欢你。”我很奇怪：“为什么？”他朝我翻了个白眼，吐出俩字：“你假。”我俩之前几乎没怎么接触过，他说这话我就更莫名其妙了：“什么事觉得我假？”他三个字直接把我撂倒：“不知道。”我当时心里颇有些不平，你又不了解我，凭什么说我假？太没道理了，和我相处过的人还觉得我真呢！真诚是我做人做事的信条和原则，因为真，我更交来了一大群真朋友。于丹就很认同我的行为方式：“哥，你这个人做不了假。”有一次于丹还给我发来一条短信：哥，你是文艺圈里最不像文艺人的文艺人，这也许就是你所向披靡最大的法宝，你没有那么在意自己，你没有那么矫情，你真诚。
以我的脾气，你对我爱搭不理，我也懒得理你。很长一段时间，我和本山都形同陌路，直到有一天，在白岩松家迎来了“破冰之旅”。
那次白岩松老家的人给他带来了一只羊，小白就喊我到他们家吃羊肉。一进门，我发现本山大哥也在小白家，当时我俩都愣了。小白分别约的我们，我不知道他在，他也不知道我要去。那天除了本山，还有王义夫、大连实德的徐明等人。在人家家里做客，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总不能把气氛搅尴尬了，我就跟本山大哥打了声招呼：“赵老师在呢。”然后大家坐下吃饭。席间敬酒，小白拉着我说：“哥，咱们俩一块儿敬本山大哥一个。哥，咱们俩一块儿敬义夫兄一个。”本山看小白对我左一个哥右一个哥地喊着，感到奇怪，他实在忍不住了，就问：“我说小白，你们俩这啥关系呀？”小白指指我，神情自然地介绍：“这是我哥。”
由于分属两个部门，我和白岩松平时没有太多交集。有一年，“心连心”艺术团到内蒙古赤峰慰问演出，归程的火车上，我和小白被安排到同一节车厢，这算是工作之余的首次接触。那天两人聊了一路，交流了各自的经历和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他对于社会时事的独到见解令我心生佩服。聊着聊着，小白突然问我：“我记得有一回演出，你换外套时，衬衫袖子上还戴着黑纱，那是怎么一回事？”我告诉他，那天下午四点多我母亲去世了，接到这个噩耗一时赶不回去，因为晚上七点半有一台晚会，当时换人断然来不及了，我只得咬牙硬着头皮上台。我把黑纱别在衬衣上，外面套着西装主持了那台晚会。小白听了，神情端肃，端起一杯酒，道：“哥，我敬你。”我一愣：“你叫我什么？”他有些动情：“哥，我很少管人叫哥，但今天，你这个哥我认了！”这大概是一个爆发点，我们很惊喜地发现，实际上我们两人都对彼此有诸多的认同。从那以后，我们以兄弟相称。
显然赵本山对白岩松是激赏有加，他就更摸不着头脑了，一个他不甚喜欢的人，一个他那么欣赏的人，他们俩居然关系那么好。可能从那时候起，本山才对我另眼相待，我们两个人的友情也进入发展的正轨。
一来二往，通过几次相处共事后，本山对我说：“兄弟，哥哥原来对你有误解。你真是我的好兄弟！行了，以后有啥事就跟大哥说，大哥能帮你忙一定会帮你忙。”我没问他当初对我有什么误解，但他既然这么说，可见他对我的成见消除了，我心里也挺高兴：“大哥，没什么事我也不会麻烦你。咱好好做兄弟就行。”
解开了心里的疙瘩，我们从此就真的像兄弟一样了。说实话，我和本山大哥的性格差异确实挺明显的。他是个很直率的东北汉子，爱憎分明，我行我素，有一说一，不留余地。而我说话做事比较注重别人的感受，尽可能照顾到方方面面，试图给所有人保留情面，有时候难免忽略了自己的感受。在彼此不了解的情况下，我们难以认同对方，但是一旦有了认知，相互了解之后，我们就都能理解对方了，相处起来也甚觉愉快。
跟本山交往不累，他是个特别真诚的人，实实在在地为别人着想。当朋友有点儿什么毛病，他会直言不讳，用特别简单通俗的话提醒人，而且每每一语中的。有一段时间我想去拍戏，本山听了以后跟我说：“我可听说了，你上蹿下跳的想拍戏，拍啥戏呀？”我说那是好事。“好啥事呀？演好了，没人说你好。要有一点不好，能骂死你，你这不是找人骂吗？好好干你的主持人多好啊，有几个能像你这样的？好好儿的，珍惜现在，把你自己的专业弄好。”他就这样毫不客气、一点面子都不留地就把我的想法给否了。我听了他的话，也就把这事撂下了。
本山喜好书法，也非常欣赏范曾先生，我们有空就一块儿去看望先生。有时候约上几个共同的好友，去本山那儿，或聚到我家，或上白岩松家，酒逢知己饮，诗与会人吟，消磨掉一下午。
本山动手术两周后，带着一堆医嘱以及三个月不得坐飞机的禁令出院。毕竟经历过一场生死，出院以后那段日子他比较豁达，总跟自己说：“别太较劲儿了。”但是过了那个劲儿，他又开始张罗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本山集团规模大，事务繁忙，全国各地那么多刘老根大舞台都要在他的指挥下运转，还得筹拍电视剧，方方面面的社会活动也很多，他整天像个旋转的陀螺，忙得停不下来。我劝他：“别那么较劲儿了行不行？”他无奈地叹口气：“手下一千多号人张嘴等着吃饭呢，你不干行吗？”
上不上2010年春晚，他曾经历过一阵痛苦的挣扎。谁都知道，只要进入春晚这个圈子，不拼命不较劲儿是不可能的事情。上，他担心身体扛不住。我们几个做朋友的都劝他：“你歇一年再上。”本山挺犯难：“这事不好决定，观众等着看，春晚剧组一次一次地来，导演亲自跑到沈阳跟我谈，要不上了，多伤人家。”最终他还是决定要上。那天上台之前还出现一个危情，他的血压忽然飙了上去，之前脑出血也和血压升高有关，大家都有些慌，本山自己镇定了一会儿，克服了身体的不适，到底还是上了台。
大家看到春晚上的赵本山总是那么诙谐、幽默、轻松，实际上他对艺术的严谨一点儿也不亚于冯巩，自我要求极其严苛，也是个为了春晚而搏命的人。表演《不差钱》的时候，他就在台上咳嗽过几次——那是真的咳嗽。2011年春晚，在后台候场的时候，本山大哥血压又升高了，台里的医生给他测血压，170/110，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身体状况意味着什么。他在后台吸氧，我在台上主持串联，引出下一个节目，本山的小品《同桌的你》。我前脚刚下场，他拔掉氧气管，后脚就登台，又活力四射地表演起来，一瞬间身体好像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说实话，身体状况谁都没法控制，那只是在常年的敬业态度支撑下所形成的生理习惯。
这两年，每当临近春晚，本山大哥的血压就一直不稳定——完全是精神压力太大所致。别人问他，为什么压力这么大？本山说：“就是担心节目不好看。不是担心别人骂，这些年多少风风雨雨都挺过来了，我不怕挨骂。最关键是别人不快乐怎么办？”许多观众看他头发白了，人憔悴了，都很为他心疼，觉得他是时候放手，试着让弟子们挑梁上台了。本山对于艺术的要求一向很高，在台上这么苦苦支撑，并非恋栈舞台，只是担心自己的弟子不够成熟。为人师表的，总有替学生操不完的心。
我想，什么叫艺术家，艺术家只有一点，把所有的观众深深装在心里，即使自己躺在舞台上，也要给大家带去欢乐。
有谁能让13亿人在同一秒钟发笑？只有大哥本山！
主持界的“土八路”，艺术圈的“制片人”
2008年，我考上了北大的艺术硕士专业（Master of Fine Arts，MFA），开始了梦寐以求的燕园求学之路。其实早在2000年，我就萌生了给自己“充电”的想法。电视是一个迅速把人掏空的行业，走到一定程度，会发现自己的专业积累耗尽，知识结构断层。况且在当今中国，竞争如此激烈，如果不时时更新、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很容易会被社会淘汰。一些杂志评论说春晚主持人的声音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把我也纳入学院派的播音体系里。在下不才，我其实属于游离于专业人士之外的“土八路”，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播音主持学习。比起学院派，我觉得“游击队员”有他自己的一些特色，也有他的弱势。
我和学院派主持人的共同点是都接受过正规的发声训练，包括声乐、发声的位置、普通话的咬字等。作为一名主持人，规范语言，推广普通话，责无旁贷，也是最根本的职业素质。现在人们所谓的“个性”往往追求新、奇、怪，很多年轻的主持人热衷模仿港台腔。如果这也算“个性”，我说兰州话岂不是更有个性了？老舍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语言的有力无力，决定于思想是否精辟，感情是否浓厚，字句的安排是否得当，而并不专靠一些土话给打气撑腰。”尽管他早先创作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京味小说，但到了创作后期，他作品中的“京味儿”不再那么浓郁了，而以人生的广度、阅历的厚度、思想的深度，力透纸背，代替语言的俏皮活泼，更具艺术性和思想性。想来老北京俏皮话也是为了填补早期作品中生活阅历和人生感悟的不足。所谓的“个性”往往是针对“共性”而言，产生于“共性”而高于“共性”。因此我赞同学院派注重基础性技巧的练习，主持人首先应该具备最基本的素质，把舌头捋直了说话，再去寻求或展示个性。大着舌头发嗲的不叫“个性”，那是鸡立鹤群。
我不认可学院派过于教条的学习方式。在我看来，主持人的技巧是最低的一个层次，因为只要肯用功，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一般人都能掌握正确的发音技巧。主持人想提高自身素质，如果不通过课堂以外的实践操作，不用心积累，破万卷书也未必开卷有益。比如最重要的思维方式就是因人而异的，这与每个人的出身背景、成长环境、知识储备、交际圈、情感积累、人生阅历等等都有关系，这些因素共同形成每个人所独有的运思方式、观察世界的角度以及对事件的感知度。这个行业不是单靠智商就能干好的，更多的时候需要情商和逆境商，这些是学校无法教授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老师应该告诉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教他们如何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而不仅是告知一个简单确凿的答案。
从来没有哪位前辈能够总结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供我们学习参考。因为说到底主持其实是一门艺术，艺术没有规律可循，即使有规律，也是为了日后被打破而存在。而且大多数所谓的规律是别人在实践中摸爬滚打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时移世易，适用于甲未必适用于乙，适用于昨天未必适用于今天明天。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的实践者，都要学会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可惜的是，大部分高校的播音主持专业只停留在对播音员的训练上，对于主持人的培养，无据可考，无例可援。遇到突发事件，用何种方式才能有效地化解，没有一本教科书能直接给出答案，因为教科书编撰者未必是站在业务第一线的主持人，而第一线的主持人未必有时间有精力有理论造诣去编书。事实上一切又回到原点，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掌握了基本技巧后，还是免不了实践，让自己在社会中砥砺磨练。这也是2000年我最终放弃去高校的播音主持专业继续深造的原因。
“游击队员”的一个无用之用是，没有过多的理论积累，也就不会被那么多专业性的条条框框所束缚，表达更贴近内心，跟人交流多了一分本色，少了一分匠气。我常常反躬自问，作为一个主持人，有什么是自己独具的，有什么是自己欠缺的。我觉得，自己的优势在于，在具备专业发声技巧的基础上，生活各个层面的历练比较多，人生感悟丰富，懂得珍惜生活，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怀着一个真诚的态度去做节目，形成了自己平实稳重、注重情感的主持特色。我的弱势在于，由于没有受过学院的熏陶，更偏重于感性思维，习惯采用演绎化的表达方式，缺乏一些理论性的归纳和总结，有时候措辞会显得不够严谨、精练。此外，十载《艺术人生》的主持经历不断地提醒着我，作为一名主持人，需要具备强烈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由两方面组成，人文关怀和知识底蕴，前者是我所具备的，后者则有所欠缺，需要不断地学习、吸收、积累。
许多人心里都有名校情结，我也不例外，我从小就特别向往北大、清华、人大、复旦等名校，但由于历史限制，当时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进入这些高等学府。2005年，我一度萌生到中国传媒大学这个中国电视界的“黄埔军校”去进修的想法，由于种种原因依旧没能成行。到了2008年，我的生活亦渐趋稳定，这时候我开始反省以前主持时所犯的一些错误，又产生了让自己回炉再造的念头。北大是中国人文最高学府，可以给予我更复合的艺术滋养，这一次我没有再犹豫。
复习备考的过程就是一种自我督促，需要摒弃杂念，重拾基础知识，让自己的心灵保持安静、理性。沉浸在学术氛围浓郁、人文底蕴深厚的环境里，汲取北大名师的精神营养，学习他们的治学态度，使自己的思想更深刻，思维更严谨。在理性的指引下，我希望将抽象的精神情感具化为可操作的方案，从而在节目中找到人性的共鸣。
在北大的这几年里，我师从彭吉象教授学习电视专业，一方面了解了近几年中国电视的发展动态，另一方面对当前的电视行业进行了一次理论上的梳理，获益匪浅。此书落笔之际也将迎来我的MFA学位论文答辩，这本小书既是我对春晚大舞台的剪影记录，也是对自己在北大学习的一份纪念。
我的同班同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全国各电视台的同行，还有一些来自文化传媒公司，大家都是在职学习。学校开设了《作品分析》《电视理论研究》等课程，大家时常进行一些学术上的交流，或是共同分析一个作品，或是以讲演的方式分析一档电视栏目，我还在课堂上给大家介绍过《艺术人生》及其团队。
这个课堂上都是一群有追求、自我要求也比较高的人，其中不乏行业中的佼佼者。课下同学之间常常在讨论，面对当今娱乐化浪潮的奔腾汹涌，我们该何去何从？该如何坚守？该如何创新？该做哪些心理准备？该做哪些技术应对？上课的时候，师生之间也有探讨，我们会举手反驳老师的观点，也会和老师交流心中的困惑。
我在课堂上提出了一个“被娱乐”的观点。现在很多媒体人都强调观众需要娱乐节目，但在我看来，现在有太多的观众是“被娱乐”了，或者说，是被打着“娱乐”旗号的电视节目给“忽悠”了。打开电视，黄金时间全是所谓的娱乐节目，相亲的、PK的、选秀的，除了这些东西，真正有思想内涵、能发掘人性真善美的节目越来越少。我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是被娱乐了还是被愚弄了。我不相信我们所有的观众都愿意看相亲节目，都愿意听“宁可躲在宝马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之类的言论。可是国内几乎所有频道都是商业性质的电视台，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在“收视为王”观念的引导下，劣币驱逐良币带来的后果是，可供观众选择的范围着实寥寥。
无可否认，我们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这是一个过渡时代，各种社会思潮迭起，意识形态领域难免会有乱象丛生的时候。问题是思想领域看似百家争鸣，电视荧幕却几陷万马齐喑。此时媒体的责任在哪里？且不说引导，我们难道一味迎合吗？只有迎合才能生存吗？比如当下很多电视节目做得越来越偶像化、模特化，首先讲究主持人外形靓丽，年轻时尚，很少有人会去注意一个主持人驾驭节目的能力和经验，以及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对这个节目的影响。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想方方面面的因素都有。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些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唯经济论被强调得过分了。很长一段时间，全国各地兴办各种庆典和节日，什么“龙虾节”、“芦苇节”、“豆腐节”等等，鼓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以推销当地的特产。我觉得大错特错。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民族，它一定得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因为经济只能影响我们的生活，文化却会影响我们的心灵。回顾过去，虽然大家都吃不饱，但是大家心态都不错，因为那时候的人都有信仰。今天的人吃好穿暖，开着私家车，可还是有些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党。问题出在哪儿？核心价值观的偏离。
我觉得社会提倡多元化的今天，不应当全盘否定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如果一个民族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它的命运将会如何可想而知，而我们的传统恰恰就是牵引着风筝的那根线。现在有多少人想把这根线剪掉，逾越着伦理的门禁，挑战着道德的底线？据我所知，很多娱乐记者是没有工资的，一切向发行量、收视率这类数字看齐，数据提高就多拿点钱。也许很多娱乐记者打心底里未必想那么干，但是现实生活会迫使他去干。一个娱记的领导者根本不用开口教手下人该怎么去挖人隐私，也不用教他们如何写那些令人咋舌的东西，他用手里的奖惩机制就可以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为了绩效工资，人人都在拼抢收视率，拼抢发行量，绞尽脑汁制造噱头夺人眼球。
这几年选秀类的娱乐节目十分火爆，有些栏目也邀请我去当评委。我还是那个话，其实我真的不反对娱乐，不光不反对，还觉得我们的娱乐化程度不高。老百姓活得真的挺累的，需要一些轻松的节目调剂一下，我绝不介意为他们提供笑料，问题是自己都还没把这些东西捋顺。我做人的一贯原则就是这样，在把某件事真正弄明白之前，还是不参与、不妄加评论为妙，即使评论我也说得比较中性。到了这个年龄，老天爷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已经不多了。还是稳当点，安心做好分内事吧。
从2001年《艺术人生》诞生，到2010年，《艺术人生》正好十周岁了。这一年我从王峥手里接过指挥棒和计算器，担任起了《艺术人生》的制片人。
早在2002年的时候，文艺中心领导就找我谈过一次话，有意让我接手《艺术人生》的制片人。当时《文化视点》栏目刚开播，王峥受命担当制片人，她同时还是《艺术人生》的制片人，台领导担心她忙不过来，想给她减负。我没答应，当时自己更倾向于专心主持。制片人是一个行政岗位，除了管人、管钱，负责整个栏目的管理和运作，还要操持每期节目的策划和制作，事无巨细，十分琐碎。那时候我和王峥合作得非常愉快，我们两人算是互补，她全身心投入到整个栏目的运作中，我则一心一意主持好节目，权责分明。有时候我会提出一些管理上的建议，但不会干涉她的最后决策。业务上亦是如此，她带领整个团队策划前期做后期，但也一定不会干涉我的想法，录制过程则完全由我自主操作。这么多年，《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一说“开始”，由主持人全权掌控，没有任何人会指手画脚，从开始到结束，一气呵成。很多栏目的主持人都不会获得如此高度自由的发挥。由于王峥的协作和信任，我很幸运，得以施展所长。这一合作，就是十年。
2010年王峥调任，几乎抽掉了《艺术人生》的一根主心骨，这个栏目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此时我和它都面临两种选择，接手或者不接手，生存或是死亡。从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以来，我先后主持过《东西南北中》《中国音乐电视》《音乐直播厅》等栏目，但从没有一个栏目像《艺术人生》这样，一开始就有我情感的介入和创意的加盟。在这种情形下，我其实没有选择了，几个资深编导说：“朱哥，你就带着我们往前走吧。”于是我就成了制片人。
从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现在职业角色既然从主持人转到了制片人，那就真正是“成也朱军，败也朱军”了。制片人不仅要抓好节目质量，还要对节目的经济效益负责，让节目叫好又叫座。
我接手《艺术人生》之后，从外围到内在都在尝试改变，希望让它的肌体更加健壮，更富有生命力。有的观众可能会瞧出一些端倪，舞台变大了，布景更现代了，LOGO变得晶莹剔透更璀璨了，氛围变得温馨逗趣更轻松了，还增加了一些表演环节。我接手的第二个星期就将片头做了改动，把它从原来黑白色画框似的布景，变成了金色水滴线阵，借用水滴的概念，寓意每一个人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人人都能彼此融合，汇聚成大海般无穷的力量。线阵的中央还有一块大屏幕，当大屏幕亮起，透过一丝一丝的金色线阵还能看到里边，就像罩了一层柔光罩，这也跟节目的定位有关，即人生不要过于直白，有时候温柔含蓄更美好。
这是节目外在形态的一些调整，内容方面我也努力创新。丰富节目的主题，拓宽受访嘉宾的范围，甚至还可以邀请普通人做客节目现场。虽然大刀阔斧动起来并不容易，但我还是会想办法推陈出新，让节目时刻焕发出生命力。但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保证它的品格、品位和品质，绝不会为了产生某种经济效应，在节目中随意挖人隐私，断章取义。
师父范曾先生也特别支持我的工作。《艺术人生·温暖2010》十周年特别节目时，先生专门到现场发言：“艺术人生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什么？展示了每个艺术家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人生故事。”寥寥数语，一下抓住了《艺术人生》的魂，受到他的点拨，我忽然有了些灵感。《艺术人生》原来的制作模式是回忆、感悟人生故事，现在不妨试试改变人生断面，让事件先行。说白了就是讲故事，但是调整故事的讲述方式。曾经是冒险的叙事，现在就变为叙事的冒险。虽然国内的艺术家们几乎都被采访了一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在变。从每个艺术家的个性出发，换一个角度切入他们变化的人生，换一种方式捕捉他们不同时期的回忆，萃取对大众有启示意义的人生节点故事。
虽然我对当下充斥电视屏幕的娱乐持保留态度，但还是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欢迎健康娱乐的加盟。除了调整节目的形态，我们也正尝试往节目中添加游艺成分，充分调动嘉宾的表演性和观众的互动性，增强节目的观赏性和娱乐性。比如宋祖英来做客《艺术人生》，我相信观众们不光想听她说什么，还想听她给大伙儿唱什么。虽然目前还没有找到一条通途，但这方面的尝试还是有所成效的。
创新，说起来很容易，真正实行起来却很难，因为十年的模式和陈式，时时在掣肘着我们。我常和团队的成员说，我们要回归本真，要在有意无意间自然而然地运用技巧，不能太程式化，太斧凿雕琢，自然是最好的状态。我们虽然在寻求一种改变，但是这个改变需要恪守一个道德底线。
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标杆，我曾想把《艺术人生》做成类似《今日》《60分钟》这样的长寿节目，也曾经试图寻找自己的职业偶像，复制前人的成功之路。寻寻觅觅了一圈，最后却找不到那根标杆。不是自大，因为无论研究谁，赛弗也好，休伊特也罢，你会发现别人的路终归不是自己的路。社会体制不同，国情不同，生活轨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和那些西方媒体大佬几乎没有可比性。所以我现在索性不给自己设立什么标杆了，只把握住一个大方向，那就是让生活更美好，到老的时候少一些遗憾，到老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纠结，到老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恐惧。
活着就是人生的艺术
一年四季兜兜转转，很难抽出时间陪伴家人；经常在电视上露脸，大众辨识度较高，也难得像普通人一样过普通人的日子。带着儿子逛花鸟市场，同样一盆花，卖给我岳母七十五，卖给我三百五，老板还说，这是折后友情价。
有一回朋友来我家，问我：“每周你抽出多长时间陪你儿子啊？”算上吃饭睡觉，我说：“三分之一的时间吧。”没想到我家那小子在一旁毫不留情地反驳：“连三分之一的六分之一都没有！”
平常工作忙，一年也进不了两次电影院。难得偷个闲去看场电影，差不多等电影开演了，灯暗了，才拉着妻子悄悄地溜进去。两个人躲在黑糊糊的角落里，安安静静地看一两个小时，等字幕刚出来就走了。这么看电影总是没头没尾，显然不适宜看剧情片，那就看文艺片吧，细细品味影片中那股内敛含蓄回味悠长的情绪，至于片头片尾的缺憾，就用自己的所思及感悟去填补。
……
有一年领“中国电视节目六十年六十人”奖，我发表了一番获奖感言：“十多年前，有一个声音召唤着我，把我从黄河之滨的西北重镇兰州召唤到了中国首善之区北京，一路上我不敢停歇，追赶着前人的脚步，聆听着后来者的足音，这一路上不敢有丝毫懈怠，一路奔跑走到今天，我要感谢所有支持我的观众，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中央电视台，给了我这样一个平台。”后面一段编导可能觉得具体到个人了，就剪掉了，但其实这段才是我的心里话：“感谢杨伟光台长，当时您慧眼识珠（朱），”当时现场就乐了，因为我刚好姓朱，“把我调进了中央电视台，才使得我有了这片天地；感谢赵化勇台长，当年是您把重担压在了我的肩上，把我累成了今天这样。但是我累得坦然，累得高兴，乐此不疲。最后我感谢我的儿子，感谢我的家人，我想对我儿子说，实在对不起你，因为爸爸干了这么点事，把你耽误了十年，你原本今年18岁才对，”下面观众就更乐了，“可你今年只有8岁，但是请你相信，你的爸爸会用自己的努力，让你在18岁成人礼上，告诉你所有的伙伴，我为拥有这样一个父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每一个父母都对孩子深怀希冀。我和妻子对儿子这一生最大的期许，就是过正常人的生活，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环境里，健康平安地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毛头刚学会说话那会儿，看见我在电视里，还很兴奋，伸出小手咿咿呀呀地冲着电视机里的爸爸打招呼。现在年三十晚上，孩子他妈打开电视，问：“看看爸爸怎么样，帅不帅？”“帅。”他飞快地敷衍了一句，头也不回地继续盯着鱼缸里的鱼。在他出生之前我就站到了那个舞台上，他觉得这事挺正常。他还太小，不懂得春晚的舞台对爸爸意味着什么，也体会不到一个人需要付出多少的努力，才能站在那个舞台上。
儿子五六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三亚主持谭盾的音乐会。音乐会结束后，很多人跟在后面要我签名照相，那天因为孩子在，我没有停下来，领着他走得飞快。在那过程中，孩子忽然仰起头，眨巴着眼睛，用一种奇特的眼神望着我。上了车，关上门，儿子蹦出一句：“爸爸，我觉得当一个主持人也挺好的。”那是他第一次用崇拜的眼神看父亲。他现在一天天大起来，不好意思再说这些话，有时候别人问他：“你长大想干什么呀？像爸爸一样？”毛头脖子一扭：“我才不呢。”
因为打小就对明星们司空见惯了，所以他压根儿也不觉得明星很神秘。他见到歌唱家和演员，那些叔叔阿姨冲他招招手：“毛头，跟我们照张相！”他没有任何反应。郎朗来了，我说：“毛头，你是弹钢琴的，这可是你应该崇拜的人。”他才让郎朗抱着他照了张相。
儿子小的时候喜欢看《天线宝宝》《变形金刚》《喜羊羊和灰太狼》之类的动画片，现在他爱上了看战争片，还有《动物世界》《探索发现》《科学之光》等节目，但他对文艺晚会则兴趣索然，他自己抓着遥控器的时候，一见文艺晚会就换台。
迄今为止，我都没有想过让孩子具体往哪方面发展，那是他自己的事，未来由他自己去选择，我一定不会干涉他的自由。唯独在弹钢琴这件事上，我们和他铆上了劲儿。孩子五岁的时候，我们打算对他进行素质培养，我说了几样兴趣课程，让孩子选，他也不懂，凭直觉选择弹钢琴。我说：“行，说好了，你得弹。”就给他买了一架钢琴。小孩子没长性，弹了一阵子，嫌烦说不弹了，我说：“那不行，当时是你自己选择要弹的。”
现在每天督促孩子弹琴不亚于一场战斗。每天练琴前，不但孩子要经历一次心理阵痛期，孩子他妈也挺痛苦的。有时候到了练琴的那个点，梅梅一个劲儿自我提醒：“今天别发火，今天别发火。”但一看到毛头种种抵触、消极、敷衍、不合作的态度，手指头有气无力地在琴键上摸来摸去，之前的预防针就全然失效，她还是忍不住烦躁起来。
有时候我在书房看书或者画画，听到琴房里头孩子在断断续续地弹琴，梅梅在喋喋不休地唠叨，她能够从毛头弹出第一个音符开始絮叨，一直持续到孩子弹完最后一个音符：“怎么搞的你？你这个琴是怎么弹的？你那个手就不注意……”
当我的忍耐到达极限的时候，就冲进琴房，先告诉梅梅：“你不能这么说孩子！”回过头来警告毛头，“朱思潭，你不能这样，这一课已经上了两个星期了，你还弹成这样，要这样我就把钢琴给你砸了！”没想到这小子还挺会过日子，一听，吓坏了，连忙伸长双臂趴到钢琴上死死护住：“嗯，这好多钱呢，不能砸！”
坚持让他弹琴，除了锻炼他的素质以外，我还想通过这件事告诉他，一个人干事不能半途而废，你虽然现在还是个男孩子，但是你也是个男人。弹钢琴是你自己做的选择，你得对你自己的选择负责，你不能今天热血来了就要干这个，明天没兴趣了就不干。既然选择了，就得坚持，再痛苦都得坚持下去。梅梅喜欢把孩子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有时候我都劝她别把孩子搞得那么紧张，但是为了弹琴这件事，我没少跟孩子发火，甚至有时候在他脑袋上、屁股上拍两巴掌，就是为了给他树立一种对自己负责的意识。
小的时候他摔倒了，姥姥第一时间就冲过去，我赶紧制止岳母：“妈，你等会儿，让他自己爬起来，不行的时候再帮他一把。”这些东西看上去好像都很简单，但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都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个年龄的孩子简直就像一块海绵，吸收能力快得惊人，父母的言传身教对于他们的性格塑造尤为关键。我在练习书法，毛头受了影响，也抓着一支毛笔在报纸上涂来画去。我和梅梅一合计，就又给他报了个书法班。
有时候和其他的父母聊天，有人很自豪地说：“我儿子都不会说汉语！”我半开玩笑道：“你儿子是中国人吗？我儿子会英语，但是汉语一定比英语好！”有人说：“我们的儿子喝咖啡！”我说：“我儿子茶都不喝，就喝白开水。”人家说：“我们上某某贵族学校！”我说：“我孩子就是上特别普通的小学，正常就好，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谁家的父母不爱子女，为了给孩子营造一个比较好的学习条件，在他上学之前我也早早地做了准备。北京几所有名气的学校，我都实地了解了一遍，学校的活动也都参加过。但是当他到了6岁，真正到了要上学的时候，我最终还是选择了一所知名度不算很高的学校。这个学校既没有亿万煤老板的孩子，也没有高官的孩子，都是普通市民家庭的孩子。我觉得孩子应该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要有什么优越感，也别有什么自卑感，正常就好。
有一次，孩子指着马路上的公交车兴奋地对我说：“爸爸，那个双层的公共汽车很好！”我心中一动，跟家里人说：“你带他去坐两回，再带他坐两天地铁——拣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说实话，他是朱军的儿子，这本来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再往深层次想，孩子生长在这个家庭，对他是福是祸都尚未可知。我所能够看见的是，在他出生百天的时候，周涛曾经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朱思潭先生，我们对你的要求也不高，你超过你爸爸就行了。”一句戏言，但是回过头来一想，我将来可能会是立在他面前的一座山，也许是一座他这辈子都在试图翻越的山。因为我是当儿子的，在我心里头，我觉得父亲是至高无上的，是每个儿子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偶像和目标。等他再长大懂事一些，上了中学的时候，肯定就会有人说这是朱军的儿子；反过来也会有人说，你是朱军的儿子有什么了不起的？而这些都需要他自己去面对。所以我觉得，愈是这样，他愈需要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成长学习。当然，生长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情不可能，我和学校的老师、校领导都很熟，大家关系也都很好，但是有一点我反复地和他们说，认真地告诉他们：“咱们关系好，不代表你们要对我的孩子有任何特殊的照顾，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们该请家长请家长，该怎么教育他就怎么教育他。”
让孩子在正常的环境中学习生活，才能使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心态。孩子快十岁了，虽然也调皮，有时候不安分，但他性格很乐观，内心很阳光，没有那种所谓的家庭自豪感，也没有那些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是我和他妈妈感到最欣慰的。
我们家是典型的“上有老，下有小”祖孙三代模式，孩子姥姥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十年，血浓于水，每个成员都是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儿子放学一回家就喊：“姥姥，我饿了！”临睡前问：“妈妈，我明天穿什么？”双休日的时候，拽着我的手往门外走：“来，爸爸！”让我带他去跑步游泳打游戏。以爱相守，彼此扶持，一个完整的“家”永远在我们心目中占据着最重的分量。2011年9月，我们家光荣地被评为首届“中央电视台五好家庭”。
有人说爱情需要谋略，爱情需要设计。我其实特反感这样的观点。身为西北男人，我习惯以行动去取代语言。有一年，我们去深圳华侨城主持活动，无意中我看见董卿手上戴着的一块时装表很漂亮，就向她询问了一下这块手表的牌子。那次也赶巧了，我正巧随身带着港澳通行证，正好在深圳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有三四天。有天上午休息，我就约了一个朋友，借了一辆能进香港的双牌照车，一早就从华侨城出发，直奔香港。进店一看，表是一对，一只男款，一只女款，我没舍得给自己买，就给媳妇儿买了一块，打包开票，拎着盒子就返回了深圳。回到酒店，我把东西搁在房间的行李柜上。下午董卿他们一群人跑到我屋来串门儿。大家坐在沙发上聊天，聊着聊着，董卿眼尖，一眼就看到了那个装手表的包装盒，问道：“这从哪儿来的？”我说：“刚买的。”董卿有些惊奇：“你什么时候去买的？”我说：“上午趁你们还睡觉的时候，我去了一趟香港。”能看得出来，当时董卿挺受感动的，我朝她笑笑：“也会有人对你这么好的，放心吧。”
2011年七夕，台里做了一次长达11个小时的直播节目《我们的节日——天下有情人》，我和梅梅接受朱迅和其他三位年轻女主持人的“审问”。她们抛给我这样一个问题：我为妻子做过的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三个字，朱、思、潭！”即使到了今天，我心里也在为着当初的这个创意暗自得意：每当念起这三个字的时候，都是娃他爸在挂念着娃他妈，娃他妈也在思念着娃他爸，而朱思潭则会一直想念着他的父亲母亲。
电视内的我和电视外的你一样，都在过着平常的日子。但是你们用手中的遥控器成就了今天的朱军，给我这个平凡人的生活中时不时带来一些格外的惊喜，朱军会永远珍惜！
最近几年我知道我的一些粉丝们自称“竹叶”，他们为我在网上开设贴吧、论坛、微博群，我特别感谢他们，他们原本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他们甚至没有机会见到真实的朱军，但是他们依然那么支持我，我真的特别感激。有一个广州男孩，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试图跟我取得联系，直到最近开通微博之后，我们才有了交流。他告诉我，他一直拿我当做一个正面的励志榜样，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想到我当时会怎么样，在学习开心的时候，也会想起我。现在他已经大学毕业了，有时候他会通过微博告诉我：“朱军叔叔要学会接纳一个不完美的自我。”我知道他的用意。这让我感到庆幸和开心。
除了感激，我更想对“竹叶”们说，不要因为喜欢我而浪费太多的时间，因为一个人总是立体的，他们看到的只是朱军呈现在舞台上的一面，生活中的朱军他们并不了解，可能也没有机会去了解，我很感激他们喜欢我，但是别在我身上花太多的时间，耽误了自己的正事。说实话，除了我的父亲以外，我在成长过程中没有追过“星”，我不是很能理解他们，但是很感激。我希望和这些喜欢我的观众朋友保持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他们的那种热情，会激励我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三思而行，精益求精。
“竹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还是在校学生，他们常常问我所谓的“成功之道”。在青联的时候，我们曾经花了一年的时间就青少年教育问题做了大量的调研，发放数万份问卷。2009年，我走访了不下20所中小学，直接面对数千个孩子，听他们讲述各自的经历和感受。这两年还主持了“国家发展与青年责任”座谈会以及一些大学生联谊会，我发现现在的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心理负担都比较重，这些压力一方面来自于社会，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孩子们还是应该学会用更加有效的方法，控制这种焦虑、紧张的情绪，让自己真正快乐地、健康地生活。
撇开政协委员和曾经的青联常委的身份，仅仅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想告诉大学生们，成功在自己的心里。有人事业发展得那么大，后来自杀了，这样的人生成功吗？在我看来，太失败了。而有的人，看起来平平淡淡，但是日子过得很幸福，这样的人生就挺成功的。成功不成功关键在于自己心里怎么想，成功的那杆秤掌握在自己手里，看你把秤砣摆在什么样的位置。所以不要盲目跟别人去攀比，因为太多的东西自己不能选择，所以也就没有了可比性。只跟自己比，只要你今天过得比昨天好，你就是成功的。要胸怀大志，更要脚踏实地。
做人要阳光，当你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优点，你心里就会阳光。当你看到别人对你的好，你就会懂得感恩。心中有佛的人才能看到真佛。拜佛拜佛，其实拜的是自己，真佛就在你的心里。一步一步地走来，走到春晚的舞台，我经历了很多痛苦、磨难和艰难，我觉得能够支撑我走过来的力量，恰巧是心里的这份简单，恰巧是心里的这点阳光。遇事遇人的时候宁可先往好处想想，实在不行了，再往不好的地方分析。其实心态好了，往往发现身边有很多贵人，机遇就在看得见够得着的地方。
凡人在世，大都历经七难，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最让人恐惧、令人难以接受的，大概就是死亡。这些年春晚舞台上的明星不断有人逝去，比如赵丽蓉老师，比如高秀敏。我不知道当死亡真的来临的时候，自己会如何。但就目前的心态而言，我还比较坦然。对于生死的看法其实也是一种生命态度的折射。每个人打从生下来开始，就在往八宝山集结。
得知朋友去世，我一方面会感慨生命的脆弱，另一方面也会告诫自己珍惜当下，珍惜现在的生命，珍惜生命里的每一个朋友。在殡仪馆，看到昔日的好朋友躺在玻璃棺材里，宛若生前。过半个小时，他们就被装到小盒里被人抱出来了，从此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当某个人在世的时候，我们都说他多么伟大，多么了不起，多么离不开他，但是当他真正离开的时候，大家该干吗还干吗。罗京走了，《新闻联播》一天也没停过；小帆去了，《艺术人生》照常运转。这样的经历多了以后，我会时不时地告诉自己，珍惜当下，凡事不要太较劲儿，不要太较真儿，能够踏踏实实、坦坦荡荡、从从容容地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艺术人生》的宣传口号是“用艺术点亮生命，用情感温暖人心”，这是徐小帆想出来的。当初我们一块儿探讨宣传语的时候，我跟小帆说：“我想了一个，‘艺术人生细细品味，人生艺术好好活着’。”现在回过头来想，我的这个宣传语挺好的，人生在世，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细细品味属于自己的艺术人生，如果讲人生艺术，还有什么比好好活着更重要？当你不让自己那么焦虑，学会宽容，懂得如何放松地在这个世界上好好活着的时候，也就能坦然面对迟早有一天将要面对的死亡。
7·23动车事故发生后，伤亡者名单上有一个跟我同名同姓的人，还有一位名叫张也，这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联想，也引来了很多朋友的问询。一天我接到了好朋友郭斌（兵乓球世界冠军王楠的爱人）的电话，最初电话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半天没有人说话，我问：“喂，怎么着，弟弟？”我开始还以为他在笑，“怎么了，你有什么事？”“你挺好的吧，哥？”我说：“挺好的。”郭斌问：“说说你在哪儿呢？”我答：“我在外地。”他一听就紧张了，连声问：“外地，在哪儿？”“我在云南。”这时候我才反应过来他是在问这个事，并且才听出来他刚才分明在哭，我连忙安慰他：“弟弟，没事，我在云南，我根本不在那个动车上，已经有人打电话问过这个事了，我没事，好好的，过两天我就回去了，回去再聚。”后来才知道，郭斌看到“朱军”这个名字出现在动车受伤者的名单上时，伤心地号啕大哭。他又抱着一丝希望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那天也真不巧，我正好在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他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是“您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郭斌就更受不了了，又不敢给谭梅打电话求证。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他还不死心，便继续给我打，终于拨通了，于是，才有了刚才那通电话。
回北京以后，有一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吃饭，郭斌见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哥，实在不好意思，那天实在忍不住……实在对不起，给你添堵了！”我给他满上一杯，对他说：“弟弟，别自责，这不是什么不吉利的，这实在是一份难得的兄弟情谊。”这不是在安慰他，能拥有这样的挚友，为你高兴为你哭泣，实在太可贵。
说得宿命一些，人的生命长度是老天爷给的，可能自己都无法去掌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生命的长度，可以想办法增加生命的宽度。去做一切有意义的事，让自己的生活尽可能充实起来。当你把生命的宽度增加的时候，恐怕你也就让自己延年益寿了。
知道路在哪里，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清清朗朗，就能把握自己。尝过红尘况味，明了世间百态，回归平平常常，简简单单，就是真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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