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我的零点时刻 > 第04章 这一刻，与失意擦肩
我多希望那只是噩梦一场
2003年春晚，周涛参演《马路情歌》时，我还问她感觉如何。2004年春晚巩哥就来找我了：“弟弟，今年春晚咱一起演一个节目怎么样？”“什么节目？”“《让一让，生活真美好》，回头我把本子发给你瞅瞅。”我本来就好说相声，看了本子之后感觉还不错，又是巩哥“请”我演，当然义不容辞。
此时，距离除夕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时间比较紧张了。冯巩只要一进入状态就会立刻变得癫狂。相声以他为主，大多数包袱都在他那儿，我们几个算是捧哏。但是既然接下了这个事，就要对作品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一对新人怎么就能在大马路上结婚？”如果连自己都不相信，又怎么可能让观众信服？私下里，我和冯巩是非常要好的哥们儿，可是在排练的过程中，我们却经常因为理念不同而吵架，真的动气的那种吵。五棵松影视之家排练室常常传出这样“不和谐”的声音：
“你这个地方不对，我演着不舒服！”
“不对就不对，听我的没错！”
“凭什么听你的？”
“那好，按你的来一遍，再按我说的来一遍，我找地方演出，哪个效果好咱就用哪个！”
“好啊！就这么办！我还不信了！”
为了磨出好节目，只要没有排练我们就出去演出，有时候一天会演好几场。观众笑还是不笑，真笑还是假笑，声大还是声小，我们自己都会有感觉，都能判断，先前的争辩也就有了定论。几乎每次演完，台本都会做出相应修改，一字一句，字斟句酌。有时候凌晨三四点，电话突然响了，那头传来冯巩特别兴奋的声音：“军，我又改了一遍，这回特别棒，发你邮箱了，你快看看！”我睁开蒙的睡眼：“哥，几点了？”“哎呦，真是对不住，怎么这么晚了，你先睡吧，明儿看！”他还晕着呢，说话的时候已经是他所谓的“明儿”了。那一次我才明白他凭什么能在春晚这样一个舞台上，一站就是二十多年。
侯宝林先生的老搭档——郭全宝前辈曾经说，相声这东西“不可乐，便可气”，相声演员的天职就是用好的作品逗观众开心。到了直播当晚，从我们表演的版本中，已经找不到初稿的原话了，几乎每个字都做过改动，我们这个本子最后调了50来稿。而照冯巩的惯例，这还算少的，修改个百八十回对他来说都纯属正常。
在相声中，我和周涛扮演一对新人，冯巩和刘金山扮演二位的哥。他们在马路上发生了一点摩擦，导致了交通堵塞。为了赶在12点之前完婚，我们只好在车水马龙中举行了婚礼。虽然是出闹剧，但最终还是挺美满的，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又当了回“新郎”，在观众的掌声中，挽着幸福的“新娘”周涛美滋滋地走下了台。至此，我都以为那会是“双喜临门”的一年春节呢！
2003年，中国最大的喜事非“神五”成功发射莫属，当年春晚总导演袁德旺早早就决定了要邀请杨利伟到直播现场为大家送祝福。候场期间，他被安排在了贵宾室，门口有武警把守，一般人很难靠近。零点之前，航天英雄才带着那面曾经陪伴他在太空翱翔过的国旗现身舞台。在场观众无不起身肃立，向我们的英雄鼓掌致意。“在新春到来之际，让我们满怀着对祖国的热恋，默默地等待又一个崭新的黎明。让我们向伟大的祖国致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听到航天英雄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和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一样，一时间心潮澎湃。
紧接着倪萍深情地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地说，新春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我们期盼着猴年大吉，期盼着猴年大利，期盼着猴年万事顺意……”她看了我一眼，主持人在舞台上有眼神交流再正常不过了，或许她只是出于习惯，但此刻我仿佛收到了某种期待。距离零点还有15秒钟，接过倪萍深情祝福的话语，我情绪高昂地脱口而出：“观众朋友们，‘羊’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
钟声还没响，我脑子里先“嗡”的一下子！天哪，我居然说错了！之前在排练过程中，放的都是头一年的贺年电报——某某大使馆恭祝全国人民“羊”年快乐，新年电报确实都是除夕才陆续收到的。整天耳濡目染，听惯了羊年，结果到了场上，竟无意识地说成“羊年的钟声马上敲响”……我不敢相信这个事实，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怎么可能说错呢？那一刻，我多希望这只是噩梦一场，睁开眼睛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我握了握拳头，指甲扎到了满是冷汗的手心，真实的痛感仿佛在劝我——接受事实吧！口误已成事实。
不记得零点过后我又带着僵硬的笑容说了些什么，直到直播结束，我脑子里都在回响着“‘羊’年的钟声”……怎么就错了呢？从台上下来，所有的演员和工作人员都如释重负，兴奋地相互问好、祝福、拥抱……这个年关，他们算是过了，而我却像是被卡在了另一侧，一个人默默地品尝着苦楚，他们的百般热闹都与我无关。面对着一片狼藉的化妆间，我呆呆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点了一根烟，有点狼狈地抽着。我匆匆换好衣服，找到相关的工作人员：“需要补录吗？”“不用了，备播里有。”备播带就是最后一次彩排的录像，和现场节目同步，以备除夕当晚现场发生意外事件。我的“羊年”就是这次最大的意外。
大家都去了梅地亚享受“庆功宴”，我走出热气腾腾的演播大厅，走进零下15度的寒夜，独自驾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我在北京有家了，不光一家团聚，还中年得子，多大的福气！那么多意想不到的大奖你都统统收入囊中了，多大的幸运！是不是上天在我人生最得意的一年，给了我一个最失意的遗憾，以此给我警示：别太得意了，器满则覆！
想到这儿我豁然开朗。到了公主坟桥下，车很少，我把车停靠在路边，给袁德旺这位引领我走上春晚大舞台的老导演发了一条短信：“袁导，对不起，过年好。”短短数秒之后，我便收到了回复：“小朱，别难过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你是口误，别和自己过不去了，明天重播改过来就行了。”
终于到了家，听到车响，家门已经为我打开。关上门，外边的苍凉也就与我无关了。暖黄的灯光下，一切都那么舒心。我真的要过年了！儿子今天分外精神，梅梅学着儿子的语气说话，逗得我和丈母娘笑个不停。“饺子出锅咯！”走，吃饺子去！一家人开开心心地过了一个团圆年，谁也没有提那个“羊”字。
夜深人静，躺在床上，我忍不住对梅梅说起了我的遗憾。儿子也有了，大奖也得了，如果没有那个“羊”该多好啊！本以为这两年圆满了，没想到却是个这样的收尾。我问梅梅：“你听到那句‘羊年的钟声’是不是也吓了一跳？”“没有，我带着儿子玩呢，没注意。还是妈说，‘哎呀，说错了吧！’我还不信呢，我说先别问他，等明天回放的时候再看……没事，导演肯定会处理的。”梅梅的一番话语轻描淡写，似是为我宽心。平时远在兰州的家人总会给我的节目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这次出了这么大纰漏倒没人提了。第二天我没忍住，拨通了大哥的电话。他淡然道：“没事，我身边的朋友都说了，正因为你错了，他们才相信春晚是直播！”
口误事件就这样在同事与家人的宽容与关爱下平静地过去了，直到最后，台里的领导也从未有人批评过我，更没有像外界猜测的那样扣去了多少奖金。老天还是很厚待我的，遗憾过后，又是一番惊喜，我和巩哥、周涛、金山合作的相声《让一让，生活更美好》获得了2004年度“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相声曲艺类节目”一等奖。
托羊年的福，其实这一年我很幸福！
饕餮盛宴背后的操心事
人们常用饕餮盛宴比喻春晚，但这盘大餐却往往难以完全满足各方的味蕾。2005年，央视首次提出了“开门办春晚”的理念，并将春晚的大门向老百姓敞开，向各个地方台敞开，向全世界敞开：通过众多渠道，面向全国以及海外征集节目，融八大菜系和异域风味于一锅，这一锅荟萃，不知合不合大家口味。
“中国中央电视台！”站在2005年春晚的舞台上，我第一个发出了自豪的呼号，周涛紧随其后与我呼应“中国中央电视台”！在一片辉煌靓丽的金色中，在开场舞《丹凤朝阳》中的“丹凤”们的簇拥下，我和周涛、李咏以及首次主持春晚的董卿一道为迎接2005乙酉鸡年，第一次向世界发出了我们的声音。本次春晚首次在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英文国际频道、法语和西班牙语国际频道同步直播，信号覆盖全世界！以前开口必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而随着风云一号、风云二号卫星的发射，当中央电视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城市落地生根，几乎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收看到CCTV的节目时，我们有必要告诉电视机前的异乡朋友：这里是中国。对，就是在刚刚落幕的雅典奥运会上金牌总数排名第二的国家！那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国际地位也随之不断提高，我们充满自信地向全世界展示出中国的全新形象。
要说我的形象有什么变化，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可能要属着装的变化，那就是更时尚了。从2004年开始，为了置办春晚服装，我经常去上海、香港搜寻时尚信息。我只需找到中意的款式，剩下的一切工作全是梅梅一手包办。春晚对演出服装要求极严，方方面面都不能出现纰漏，一般从最初创意的生成到最后真正穿上舞台，服装都要经过六七轮的修改，在这中间来回受累的自然是梅梅。随着直播日期的临近，我的压力也日益倍增，有时候我非但不领情，还会无故地发脾气。但脾气再大也得配合好一轮又一轮的服装改动，这是形象设计师梅梅坚持到底的原则。
尤其近些年，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眼角的鱼尾纹不断加深，我深知自己已经过了小伙子的年纪。有时候梅梅满心欢喜地给我带回来一些在我看来过于“潮”的礼服，我就忍不住发飙：“不是和你说了不要这种吗，我现在已经不是这个年纪了！”梅梅心里其实也挺委屈，自己全心全意、任劳任怨地帮我做这做那，而我这算什么态度？但在当时的情绪之下可能就顾不得了，或许外在的强势恰恰反映了步入中年的惶恐，虽然我也曾经面对着鹤发童颜的耆宿大贤感叹，如果我现在是80岁就好了，可是真的感觉到年华不再的时候，还真后悔当初的胡妄发言。如果换了前些年，梅梅大半会和我争辩，但现在她一般都选择沉默，让我一个巴掌拍不响。过两天，看我心情好了她再劝我：“时间挺紧了，要不你在这些里边先挑一些相对不错的，我们再去设计一稿，这回我让他们设计得大气一点。”备战春晚的几个月确实忙得不可开交，但在梅梅的操心下，我还是尽量抽出时间和设计师见面，让春晚的服装趋于完美。
大气而讲究细节是我对春晚服装的基本要求，不追求大张旗鼓的炫目，而是秉承一贯大气稳重的风格，但在细节上又要足见功夫。主持人说话时手执话筒，所以袖扣我会精心挑选。同时主持人的出镜主要是近中景，所以对上半身的装饰也要精益求精，尤其是领口的位置——胸花、领结、领带、丝带，每年我会争取在这些细微之处画龙点睛。
点睛还真需要一双丹青妙手。在春晚的舞台上，我曾经穿过用一块布料的正反面做成的礼服，金色的上衣是用反面做的，正面做的裤子是近似墨绿的黑金色。衣服上身效果不错，可是梅梅却犯起了愁，因为这种金色特别少见，在市面上很难买到可以搭配的领结。正当她一筹莫展之时，我突发奇想，梅梅不是收藏了好多五颜六色的丝带吗？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颜色，可是领结在哪里？自己做吧！凭着十几年的裁缝手艺，这有何难？一会儿工夫，一个像模像样的领结就新鲜出炉了，戴上一看，还真像那么回事。
这次利用丝带改造领结属于变废为宝，但第二次改造就有点“暴殄天物”了。同年春晚，我还穿了一件立领衬衣，这又给梅梅出了道难题。领带？领结？搭配什么都不顺眼。最后在颈间绾了一条黑色和金色相间的针织绳，效果还算理想，绳子很细，但是制作精良，这下倒是协调了，可是因为绳子太轻，尾梢翘起来有碍观瞻，我只好接着想办法。再坠点什么东西肯定能压下来，坠点什么呢？“梅梅，把你的首饰盒借我一用如何？”“好吧。”她知道我又要开始新一轮的改造了。打开盒子，一条项链一下子吸引了我，上面挂着的两颗镶过钻的珠子闪闪发亮，这不正是我需要的吗？如果能把这两颗珠子坠在我的细绳上就万事大吉了，可是怎么能完好无损地拿下来呢？项链两边是有扣的，直接拿肯定不行，苦思冥想未果，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剪了吧！“我可真的要剪了。”梅梅点点头：“剪吧！可惜就可惜了，你这身行头早点落实了，我也去块心病。”平时闪耀在梅梅颈前的珠子现在挂到了我的脖子上。女人的首饰做得很讲究，一眼就能看出档次。彩排的时候，好多人看着这两颗晶莹璀璨的珠子问我：“朱哥，这个好看，这是在哪里买的？”我神秘地嘿嘿一笑：“这你可买不到，是我自己做的。”从此，梅梅更爱买一些水钻、水晶之类的小装饰品放在家里，以备我的不时之需。
除了西装，几乎每年春晚我都会做一套中式礼服，相关的搭配也颇具民族特色。在2005年的春晚上，我让领带和领结下岗，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飘逸雅致的大红中国结。这是第一年向全球直播我们的晚会，所以在如何彰显民族特色上我下了不少工夫。当晚我不仅穿了一身颇具皇家气派的礼服，还戴了绣有龙纹的领带。这条珍贵的领带可不是随便从哪里都能买到的，这是一位民间艺人专门送给我的。据说这种传统工艺叫做堆绣，外边主体是丝绸，里边塞了棉花，使得领带上盘踞的龙立体可感，栩栩如生。同时这位老艺人还给《艺术人生》节目组赠送了一幅堆绣百花图，不光群芳争艳，还有蝶舞翩跹，鸟鸣啁啾，特别契合春晚喜气洋洋的氛围，到现在这幅画还挂在剧组醒目的位置。第一次看到这两件礼物时，大家都很震撼，感动于老人的这份情谊，也实在惊叹这不凡的手艺。盛放领带的盒子非常精美，打开之后，我迫不及待地在身上比了比，却不太敢戴，当时我还开玩笑说：“这应该是皇家御用的，戴了还不折寿？”之后，我就一直小心翼翼地收藏着，只在春晚舞台上用了这一次。
其实，在全球文化大融合的时代，比纯粹的西方流行或东方传统更讨巧的是东西结合的产物，比如我最喜欢的那套蓝色礼服。尽管我一再声明已经过了装嫩的年纪，但是梅梅从来没有放弃过把我“扮嫩”的努力。她和设计师共同打造的这套礼服兼容了欧洲宫廷范儿和传统中国风，金色的盘扣设计也是紧随时尚潮流。乍一看“这哪是我的风格！”“说不定这回就破了你的风格呢！你试试看！”说着，梅梅双手把衣服递了过来，眼中满是期待。我犹疑了一会儿，这要换了当年，我肯定来者不拒，连肉色的西装我都穿过，但近些年心里还真没底。好吧，反正也没外人，不好看也就自己媳妇儿看见而已。穿上一看，还不错嘛！照着镜子转了一圈，这设计还真是可圈可点，不事张扬却自有一种奢华的舞台感。梅梅看到我满意的样子，也不禁喜上眉梢，得意道：“你看看，相信我没错吧！”
梅梅和儿子的鼓励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每次春晚直播前，她都会事无巨细地帮我打理好一切。现在有了助理，梅梅也没能省心，总是要反复确认各种细节，哪套衣服配哪条领带，哪套衣服配哪双皮鞋，她都会交代得清清楚楚。在家门口，毛头会扬起可爱的小脸说：“提前祝爸爸新年快乐，我们在电视上看你，等你回来，爸爸加油！”家人的爱既温馨又给力，确保了我以最好的状态和形象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
为了落实“开门办春晚”的理念，2005年春晚剧组特别邀请了32家省级电视台的主持人代表，在春晚的舞台上代表各省向全国人民拜年。各台派来参与“春晚”的主持人几乎都是当地电视台的台柱子，但奇怪的是他们到了春晚的排练现场，即使是很简单的两句台词，往往也会有忘词和错词的现象发生。春晚是一个欺负人的舞台，有时候即便准备得很充分了，站在这个舞台上还是会莫名其妙地出错，这是它的坑人之处，于是有人把春晚一号厅戏称为“一号坑”。为什么有的省台同行到了“一号坑”就掉进去了呢？虽然他们都是提前半个月进组，但排演过程紧张而忙碌，大家顾不上深入交流，所以彼此之间并不是特别了解。谁都知道这是全世界收视率最高的一台晚会，有十几亿观众在收看，一夜成名不是天方夜谭，同样，错了也是人尽皆知，就像我第一年主持春晚的心情，那种压力不亲身经历是很难体会的。再者，这些兄弟台中的佼佼者来到了春晚这个大平台，肯定每个人都跃跃欲试，一比高下的心态在所难免。而且客场主持，难免有寄人篱下之感，这些都可能有碍发挥。当时我也在想，如果不来北京的话，我就很可能成为甘肃台的代表，来到这个大舞台会是一种什么心态？将心比心，大概也能猜出来。
32家电视台的主持人风格各异，各有千秋，用什么形式把他们调和到一起是一个大问题。最后他们的亮相方式是分批分拨出场，以送春联的方式给全国人民拜年。他们之前每天也跟着排练四个小时，到了直播就真的只是露个脸儿而已，如果每个人说两句话，32个人说下来一个小品的时间就没了。由于春晚时间有限，并没有为这些同行提供一个真正的展示窗口，细想来其实也挺遗憾。
将春晚进行到底，2006年除夕，我经历了自己主持历史上最长时间的直播——从晚8点到次日早8点的通宵直播。只不过前半段是春晚，下半段是“喜福英雄会”。
2006年是我的新搭档董卿第二年参加春晚，当时她主持的《欢乐中国行》人气正高，于是在除夕之夜推出了一期春节特别节目——“喜福英雄会”，在零点之后接棒春晚，进行直播，而本场主持人就是我和董卿。
《难忘今宵》的余音尚在耳边萦绕，“喜福英雄会”的开场舞已经热热闹闹地上演了。我拽着董卿在两分钟之内，从一号大厅一溜烟跑到了1000平方米演播室，进门时已是气喘吁吁，上台之后还要装作气定神闲的样子继续主持。据说观众也觉得奇怪，心想这俩人一会儿工夫怎么又到这里了？是直播吗？后来一看，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这才信了。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除了开场，整台晚会基本没给过董卿全身的镜头，都是中景或者近景，因为主持春晚穿了五六个小时的高跟鞋让她难以支撑，转战“英雄会”的现场，也难免“英雄气短”，只好换了一双运动球鞋继续战斗。为了不让礼服下的球鞋穿帮，摄影师只能给予她特别的关照。只是这样的“落差”让我感觉很不习惯，女主持人在台上一般都会穿很高的高跟鞋，具体的数字我不清楚，但是凭我1.8米的身高，和她们说话的时候基本能够平视，而这次董卿换上平底鞋之后，我转过头仍以原来的角度看过去，忽然发现人没了。
保持连续的直播状态不光身体累，精神也不能放松。虽然后续晚会远没有春晚较真儿，但毕竟是直播，马虎不得。到了凌晨三四点，董卿从台上下来之后对我说：“天哪！我的脑袋已经不会转了。”“要不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剧组为大家准备了饺子，还有其他的一些点心和几瓶红酒，但是很少有人动筷，大家或是已经忙得顾不上，或是累得不知道饿了，只有我喝了两杯酒。我的原则一直是没有工作任务的时候出去喝点小酒，有时也会酩酊大醉，但只要明天上舞台，今天就绝对滴酒不沾。而此时此刻，我是真的需要一个既解乏又提神之物，那就只有破一回例了。凌晨，大概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开始意兴阑珊，而可能是因为这两杯酒的原因，我整晚思维都异常活跃，情绪也很兴奋。就在候场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一位特殊观众发来的短信：“一直在看直播，觉得你们挺辛苦的，实在不好意思，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你们播着吧，我和女儿先睡了。”原来是我的老搭档周涛，她这不是故意气人嘛！也好，看了短信我越发精神了，或许这也是她的初衷吧。
这种异常兴奋的状态一直保持到下班回家，打开家门的一刻已是大年初一早上9点多，梅梅快步走过来，体贴地接过我手中的衣物，心疼似的叨咕着：“肯定累坏了，冲个澡就快回房休息吧。”我一边换鞋一边笑着回答：“没事，我精神着呢！”丈母娘闻声也过来劝我：“还没顾得上吃饭吧，想吃啥妈给你做，吃完了就赶紧去睡觉。”其实我既不困也不饿，但听着她们的唠叨，心里还是暖融融的。从舞台回归生活，我加入到了一场不同于春晚的“联欢”，亲朋好友的拜年电话、短信挤爆了手机，一声声新年的问候和祝福让我应接不暇。又折腾了一整天，晚上11点才渐有睡意。一觉醒来，已是初二下午4点，我瘫在床上不想动，感觉每个骨头节都疼，试了试体温——38度，这种低迷状态一直持续了一个礼拜。
嘴上说不累，身体却不会撒谎。说实话，我也累，累并享受着。这也许就是春晚的魔力吧！
观众的掌声就是最好的报酬
2006年春晚，我和冯巩、牛莉合作的相声剧《跟着媳妇当保姆》又获得了当年最受欢迎的曲艺类节目一等奖，这是继2004年《让一让，生活真美好》、2005年《笑谈人生》之后，我参演的节目第三次夺魁了。
因为有了前两次比较愉快的舞台合作经验，所以那一年冯巩早早地就和我打了招呼：“弟弟，今年有一个好作品，咱们一块儿排！”剧本现成，这回我没有参与前期的创作，抽空去了趟影视之家，直接把《跟着媳妇当保姆》的剧本拿回家去。这个故事主要讲述一个农村媳妇为了给生病的婆婆筹措医疗费，进城当保姆，她丈夫不放心，就跟着媳妇一块儿去应聘。牛莉扮演进城务工的媳妇，冯巩扮演跟着媳妇当保姆的农村丈夫，我在剧中扮演一个跟着媳妇出国的城市男人，临走前帮母亲物色保姆。
看了本子感觉还不错，很快就进入了排练阶段。这期间在选角问题上还出现过两次反复。第一次是有领导提出，朱军太脸谱化了，怎么都不像是要找保姆的人，怎么看都是台上的主持人。
最初我用普通话排了几遍，觉得效果不理想，和自己的形象反差不大。我扮演的那个城市男人有些南方小资的感觉，说标准的普通话不足以表现出那种抠抠索索的小男人情结。我就找冯巩商量：“能不能把语言改了？”冯巩问改什么。
“改成南方普通话怎么样？这个作品，如果我说标准的普通话，朱军的符号感太强，给人的感觉还是主持人朱军，观众进入不了戏剧情境。不妨换换口音，再改变一下我的外在形象。”冯巩听了，觉得言之有理。试了一场，效果还不错，就这么敲定了。在后续的排练过程中，围巾、眼镜等道具也一点一点加上去，尽量和我本来的形象拉开差距。
后来又有一回，有人提出要换掉牛莉，裁换理由居然是因为她是春晚“熟脸”。那次我和冯巩谈了一次，话说得比较严肃：“巩哥，这事不带这样的，都磨合这么长时间了，你要是把牛莉换掉，就连我一块儿换掉，我该干吗干吗去。”巩哥也有些犯难：“不是我让换的，是别人提了这个意见。”我点点头：“你可以坚持，我也可以坚持。我不同意换人，你要真的把她换掉的话，也把我换掉！”冯巩本意就不想换人，见我态度也这么坚决，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牛莉是一个直爽的北方女孩，做事非常努力认真，最关键的是人很踏实。跟人合作最怕生事，牛莉心态很好，敬业而配合，没那些曲里拐弯的心思，排练那些天，她一天到晚都乐呵呵的。
合作的时候，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几个搭档之间开诚布公，有什么想法大家就实话实说，摆到桌面上一块儿讨论。因为这个作品是团队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个人单独就能完成得了的。不怕难沟通，就怕不沟通。比较幸运的是，我们三个在这一点上都能达成共识。无论是谁，一旦感觉有什么地方台词不对劲儿，哪些情绪处理不当，哪里的情感反馈不合适，都会直截了当地指出来，大家再一起讨论修改。作品就在一点一点相互掰扯的过程中掰扯清楚了。
虽然在演员问题上出现了两次小风波，作品本身倒没受到多大影响，在第一轮审查的时候，这个作品就顺利通过了。但是事情越稳当，就越觉得应该把它办好。排练过程改稿改得不计其数，这件事主要由冯巩来把握。有一档纪录节目说冯巩认真、努力，我跟那个节目的编导说你说得不准确，我觉得是太认真、太努力了！他们还都以为我在说笑话。但这是真的，到了春晚的时候，冯巩对节目的认真态度简直可以用“较劲儿”来形容了。
这个作品刚开始成型的时候，不少人觉得不可信：这么漂亮的媳妇就送出去当保姆了？男人还跟着？这种事可能吗？会不会不符合社会现实？首先要从理论上解决故事可信度的问题，设置一个合理的故事情境，在这个论证过程中就改过很多稿。随后是具体结构的搭建，以及对白、包袱、逗哏的设计，又数易其稿。
排练到后期，为了验证作品的演出效果，冯巩拉着我们外出试演，见缝插针，逮着机会就演，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演八场，他就能改八回。每试完一场，下来他就对边上做记录的学生说，下一场把什么地方改了，哪几个字改成什么。改完再试，如果试了不行，再改回来。就这样不断琢磨反复推敲，在此过程中一点一点磨出许多生动有趣的包袱和段子。这个节目最后正式演出的剧本是第108稿。
参加春晚演出没有报酬，但如果作品获奖是有奖金的。作为主要的表演者，我这三次一等奖，每次能分得几千块钱。不过我和冯巩一粒米没要，都给作者和一群帮忙的孩子了。那些年轻的孩子有些是冯巩的学生，尽管他们本着学习的目的来帮忙，赚钱倒在其次。可问题是作为我们来讲，大家毕竟都很辛苦。有时候作者也推辞：“这是你应得的，你也辛苦嘛。”我说：“你们是隐在幕后的人，后面有那么多人辛苦呢。不管怎么说，露脸的是我们，有观众的掌声和肯定就是最好的报酬了。”
春晚语言类节目历来备受关注。写这类本子的人，都是原来的相声曲艺作者，功底深厚。随着合作关系的不断建立，剧作者和演员之间的信任和依靠会慢慢形成。他们和冯巩一样，把相声艺术当成生命，为此心甘情愿隐藏在明星身后，用他们的智慧帮助明星们去发光，从而成就整个作品。春晚的节目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我算是幸运的，搭着冯巩的顺风车，连着三年拿了三个一等奖，这是许多专业演员都没有的殊荣。但是我自己心里清楚，相声剧对我而言，只是客串、帮忙，毕竟第一职业是主持人嘛。
“黑色三分钟”
2007年的春晚结束以后，我们六个主持人集体失眠。原因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那就是所谓“黑色三分钟”的乌龙事故。
事过数年，直到今天，“黑色三分钟”还在不断地被人解读着。为了还原真相，使它不再被过度解读，在这里，我想说说自己亲历的“黑色三分钟”。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那年春晚由于前面的语言类节目超时，导演组临时决定把一个零点之前的节目调到零点以后，这样一来，上一首歌曲结束后，距离零点报时还空出三分多钟，刨去一段一分十秒长的固定台词，还多出将近两分钟的空隙。总导演金越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我们六人时，台上的歌曲已经进入尾声，我们每个人都绷着神经硬着头皮上台。我心里一直在打鼓，不知道事先的预案能不能撑足那两分多钟。
我们的预案是上台以后，说完固定台词，我和周涛再一人念两份贺电，随后进入倒计时，这事就算带过。只是张泽群即兴添加的对联影响了预案的实施。泽群为了救场，自己拟了一副对联，上台之前向金越请示，金越心里没底，就没同意：“你别乱加，对联又不是咱们的强项。”泽群大概对那一副对联挺满意，没舍得丢，上台等刘芳菲说完一段，他接下去就说了那副对联。因为事先没有和我们沟通过，大家瞬间就懵了，他也比较忐忑，不小心说错了，对联没对齐整，紧张的情绪顿时蔓延开来，于是，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我看看表，在边上跟周涛说：“时间来不及了，这个电报可能念不了，咱们就往下吧，进入正词。”此时李咏已经接过了泽群的话头，也是过于紧张，忘记控制时间了，不紧不慢地撑场。听着听着，周涛急了：“得进了，不进的话，那段正词都来不及了。”简单交流过后，我就把手里的电报揣进兜里，盯着表，觉得差不多了，就找了一个气口，调高音调切入，开讲那段事先准备好的台词：“亲爱的朋友们，零点的钟声就要敲响了，一个崭新的春天即将到来！”看我起了头，大家随即也进入了预设的台词轨道，每人一句走了一轮，等刘芳菲说完她自己的半句主持词，就又轮到李咏接话。可能是之前意外太多，李咏晃了一下神，台上出现了瞬间的停滞，时间很短促，但直播的时候还是比较明显的。这时候周涛又主动添加了一段台词，还未说完，李咏又接着她的话往下说，话赶话，很不幸没赶上，就这样，一下子就乱了……
随后李咏试图补救，又即兴发挥了一段，开始给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拜年。这时候离零点报时还有13秒钟，我盯着表，眼看着秒针一格一格地跳过，感觉浑身血液都涌上了脑袋。金越当时站在观众席边上的二号机旁，和我面对面，他不能冲上来帮忙，只能干着急。我看了眼金越，又扫一眼表，示意他回头看时间，此刻离倒计时只剩下11秒钟。金越回过头，伸手一指我，那指令明确，我想再不切入，连10秒钟都没了。在这个十万火急的关口，我猛然提高了声调，打断了所有人的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一个崭新的春天已经来临，在这美好的时刻让我们共同祝愿中华民族——和顺和美，国泰民安！”
赶了两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新年的钟声终于敲响！以上就是所谓的“黑色三分钟”的始末。
下来以后，所有的人都特别沮丧，那么关键的一个节点上出了这么个纰漏，谁也不吭声，闷头坐着。当时正在直播，节目还得继续，总导演和台领导也不好说什么。我稍微缓了一下神，站起来，冲他们五个挥挥手：“行了行了，整理一下情绪，下面还有四十来分钟呢。有什么事等直播结束以后再说，先把后半截干完了。”等把最后的45分钟节目主持完，大家再也没心情闲聊，一言不发各自回家。结果第二天起床，就看到满社会对“黑色三分钟”的议论，满眼看到的新闻都变成了我和李咏打架，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我俩在后台大打出手的全过程。
正月十三彩排元宵晚会，制造“黑色三分钟”的主持人们又碰面了。我上去先跟李咏握手，一握手我们两个就乐了。李咏说：“咱俩得拥抱一下。”我问：“怎么了？”他一脸苦笑：“要不然说咱们打起来了。”我一想也是，就朝他张开手臂：“来，拥抱一下。”拥抱完我又忍不住笑，“这样人家更得说咱俩打起来了，这两人怎么过完年回来还拥抱？显然又和解了。”
那桩事故在当时可算是扎在每个人心里的一根刺。时间过去那么久，现在我们也都能够坦然面对了。我之所以重述这段所谓的“黑色三分钟”，是想澄清一些事实，它并非如外界所言，是我们几个主持人之间互相拆台、人为抢词造成的。当时大家都在想办法补台，都怀着一份责任心和善意，但是由于应对危机的经验不足，相互没有配合好，再加上在那个关口上过度紧张，所以接连造成了口误，导致了所谓的“黑色三分钟”。
也是从那一年以后，导演下了明确指令：“上去无论发生任何情况，一切交给朱军一个人。”那时候开始，我真正体悟到何谓“老同志”，真正明白了作为春晚“资深主持”所必须的担当。舞台越大，荣耀越大，你所担负的责任也越大。
一分钟，十年功
说实话，对于主持人来说，春晚赋予的责任重大，但空间不大。站在台上，我们没有那么多自由发挥的余地，春晚主持人更像一支黏合剂，努力黏合节目之间的缝隙，这是一个精细活儿，要做到精确而不着痕迹。如果真的要在这个舞台上寻找一个发挥的空间，也就是救场的那一刻。那是一块试金石，那一刻考验着主持人所有的职业功夫。多少年的积累，你有多深，你有多厚，你有多少定力，在那一瞬间肯定要爆发出来。
2009年春晚，零点之前的一个舞蹈节目临时调整到零点以后，和另一个同类节目撞到了一起。两支舞蹈的伴舞都是同一拨演员，为了给他们争取时间更换演出服，总导演郎昆临时下了命令：“朱军，赶紧把这一分钟给我补上！”
我立刻抬头看表，离上场只剩50秒了，完整构思一段台词的时间都没有。我本能地把头转向朱海：“老哥，说什么？”朱海亮出一副你办事我放心的表情：“老弟，我相信你。”
这几句话说完，前面的节目已经差不多收尾了。命令加信任，像是两剂定心丸，瞬间给我安了心。我迅速地整理了一下思路，走上台前的那一刻，那段台词终于应运而生：“亲爱的朋友们，新春的钟声已经敲响，又一个明媚的春天向我们走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给大家拜年，祝大家己丑牛年大吉。此时此刻，一定有很多很多朋友在给自己的朋友送去新春的祝福和问候。我想说：在您送去问候和祝福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我们最容易忽略的人，那就是常伴在我们身边的人。如果您的父母还没有休息的话，请起身给您的父母鞠躬，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感谢他们一年的劳累，感谢他们带给这个家庭的温暖。请用您的笑容为您的丈夫、为您的妻子，也给您的儿女送去祝福，感谢一年来我们相互搀扶走过的日子。最后我想说：也让我们感谢我们自己，感谢我们这一年来的自信与坚强，感谢我们这一年来所取得的工作成绩。”
过年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记得给亲戚朋友领导同事发短信拜个年，但是自己的父母家人、自己的兄弟姐妹，在那个时候恰恰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作为一名主持人，站在这个舞台上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试图借助自己手上小小的权力号召大家，通过鞠躬这样仪式化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既是一种自我情感的确认，也实实在在地让家人感受到你对他们的祝福。
过了这个年，好多朋友一见我就说：“那天我响应你号召了，站起来去给我父母好好鞠了几躬，拜了个年。”
我觉得这段话之所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因为那是我的心里话，它没有那么多的附加任务，没有华丽的辞藻，情感纯粹，让人感觉到真诚；二是因为2008年发生了那么多大事，雪灾、地震，那么多的不容易，我们都扛过来了，灾难让我们学会坚强，珍惜幸福，懂得感恩，这些道理和感情其实都潜藏于人们的心里，借助春晚的平台，正好通过我的口把这些共同的心声公之于众，给大家创造一个表达内心情感的契机。跋涉了一年，辛苦了一年，是时候大声地喊出来，感谢家人的相濡以沫！感谢亲人的守望相助！感谢自己的坚强勤奋！感谢这些年来我们对追求幸福生活的执著和努力！
2011年春晚，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当我和我的五位同事周涛、李咏、董卿、张泽群、朱迅把既定主持词说完后，离零点倒计时还有整整1分20秒。耳麦中响起了总导演的补台命令，就像是赛场上的发令枪，我来不及思考，更不容迟疑，迅速调整，进入战斗，在开口说话的同时，我甚至还看了一下坐在观众席最后一排的焦利台长，从他坐姿的变换中我感到了洋溢全场的紧张。似乎仰仗一种职业本能，现场的一切瞬间转换为奇妙的力量，打开了我的思路。1分20秒之后，新年钟声零误差敲响。到了后台，我得到了导演和同事“太棒了”的称许，自己当时也有种劫后余生的喜悦。
但是到了第二天起床看重播的时候，一丝怅然在我心底慢慢地蔓延开来，其实是有遗憾的。虽然貌似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是回过头再看的时候，不免有些赧然，那段自行添加的台词整体比较空洞，除了一句“凝望着母亲的白发，抚摸着孩子的笑脸”实实在在地传递出了人生的某种况味——这是徐小帆生前，我们俩经常在一起发出的感叹，向往着等到了现在这把岁数，乐享天伦，岁月静好，心中踏实。但是故人已去，当年的祈愿竟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虽然这个梦想之于小帆已彻底破灭，我也有一半无法实现，借着春晚转达给他人也无不可，可我还是觉得唐突了故人。
我有些自责，为什么不按照自己的第一直觉发言？当时上场以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想告诉大家真相：此时此刻距离一个新的春天还有一分多钟，我们几个人把所有准备好的词都已经告诉您了，现在站在了时间的门槛儿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要不咱们拉拉家常，您回家了吗？您家的饺子包好了吗？您的鞭炮准备好了吗？或者让我们一起静静等待零点钟声的敲响，现在还有多少秒……
但是我的职业习惯条件反射似的压倒了我的直觉判断。站到台上开口的一刹那，我改变了初衷，自己直觉所要表达的意思和之前预设的台词风格相差太远了，一堆宏大的东西，突然续了一些鸡毛蒜皮，一下把情绪降下来了，我犹豫着要不要冒险随了自己的性子。最后一个女主持人已经开口说话了，导演的指令非常明确：“朱军，你来负责零点报时，剩下的人说完自己的词都不要吭声了。”在那一瞬间，我的个人意志终究还是服从了全局，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亲爱的朋友们，金鼓齐鸣，壮志飞扬……”调子渐渐拔高，把所有美好的词汇统统往里堆砌，“我想此时此刻我们都满怀着激动的心情在迎接一个崭新春天的到来。此时此刻，我们都站在了时间的门槛，凝望着母亲的白发，抚摸着孩子的笑脸，”看着时间一秒钟一秒钟地过去，我拉长了语调，“我想我们所有的人都真心地对自己说一句：真好，我们又过了一个平安、和谐、幸福的快乐年。”那一刻很紧张，也有些沮丧，为了撑时间，我的语速更缓慢了，看重播的时候都能感觉得到，“亲爱的朋友们，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和着这迎春的鼓声，迎接辛卯兔年崭新春天的到来！”精彩不精彩，只有自己明白。这次补台干脆利落，甚至做得不着痕迹，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是成功的，但它不是我心里最想说的。同事的赞扬，领导的夸奖，观众的掌声，全部过去之后，回归平静的时候，会觉得还不圆满，原本能够更加圆满。
也许按照自己的直觉发挥，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番滋味了，或者预案再充实一些，在这之前做好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四分钟乃至五分钟的准备，我会说些更加实在而真诚的话，用身边的大事小情来给这个年画一个句号，也许就不会显得那么空洞了。
但是所有的一切已经过去了，这就是春晚，这就是直播，当过去的时候，所有的遗憾就只能是永远的遗憾了，没有机会再去弥补。
春晚零点的那段倒计时被人称做“事故多发时段”，在那个特殊时刻，主持人总会格外紧张，说错话的几率也比平时高。事实上，几乎每年春晚的零点仪式都无法掐准钟点，而且随时会有突发事件，需要主持人视具体情况临场调整，因此春晚主持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负责“救场”。救场有两大法宝，一是要具备过硬的业务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二是得准备应急补救预案。
直播开始，所有的灯光瞬间打开，摄像机全部投入工作，开场音乐奏响的那一刹那，好像有一针强心剂扎进我的脉管，我立刻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地进入工作状态。假如把电视直播比做战场，灯光、摄像机和开场音乐就是开战前的冲锋号，在此过程中，所有来自身体上的疲劳、不适、病痛统统都抛却了。有好多次我是在重感冒的情况下完成直播的，可能前一秒钟烧得头昏脑涨、鼻塞嗓子哑，但是只要往台上一站，直播灯打亮的那一瞬间，我所有的生理机能一下子就都恢复正常了。不需要有意识地去控制，身体的各个器官会自动调整，这可能是多年来养成的职业习惯转化为一种自然生理反应机制。观众看我的脸可能会瞧出点端倪，比如眼睛和脸是肿的，但如果只听声音，没有人听得出我在感冒。
心态也是如此。最初几年主持春晚特别紧张，上台前极其亢奋。后来有一段时间有点懈怠了，春晚直播的时候，我甚至坐在后台睡着过。由此好多人就说，你这个心理素质能当航天员。我摇摇头，心里明白那不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它不是一个好的主持人应有的状态，无法彻底调动出主持时的热情。直到最近这两年，才达到了一种最佳状态，开场前既不会过度兴奋，也不会特别懈怠，内心比较平静，在四个多小时的直播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兴奋度。我觉得这是一种良好的状态，以一颗平常心对待春晚，沉稳地主持、控场，可以做到收放自如，游刃有余。
但具备了这些生理心理素质，并不表示直播之前就可以不做功课。我有个习惯，开演前至少半个小时会让自己保持一种安静的状态，沉下心来，梳理一遍整台晚会的几个要点，比如开场什么时候起台词，调门定到什么高度，节奏如何调整，重点节目怎么介绍，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候该是什么状态，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这些问题都得一一考虑到。春晚直播和其他直播还有些差别。一般的电视直播，从录制到播出，可以有两三分钟的缓存期，若出现失误还有时间进行补救。春晚由于零点倒计时环节不容许一秒钟的误差，所以它是正负零秒的直播，一旦现场发生不测，难以补救，只能事先尽可能地做好预防措施。所以每次直播前的半小时、40分钟，我是坚决拒绝被打扰的。哪怕在人来人往的嘈杂环境中，我也要找一个角落面壁，摒除杂念，冥思。
突发事件除了现场操作事故（比如停电、演职人员失误等）、自然灾害以外，另一种可能性来自现场的观众。春晚现场的观众来自社会各界，男女老少什么阶层都有，人员构成还是比较复杂的。观众进入一号厅之前，需要通过安检，然而安检措施并非万无一失。虽然到目前为止，春晚尚未发生过安保突发事件，但是以前没发生并不代表未来不可能发生，况且又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级舞台。主持人还是需要时时保持警醒，做好随时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
这些年我养成了一种习惯，每次直播前都会做好心理准备，设想某种情境：现场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自己该如何去应对？作为一名主持人，我的首要任务是让镜头跟着我离开，无论现场发生何种情况，我要迅速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始终让镜头对着我，腾出一定的时间，以便让具体的专业工作人员处理现场，直到现场恢复正常，继续直播。这个习惯的产生也许和以前所经历过的一些重要事件有关系。
1984年，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的一员，参加了建国35周年的国庆阅兵仪式。那是我第一次跟天安门结缘，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国家的行为实施时，整套系统运转起来的严谨。当时在清河训练基地，9月30日下午2点钟，我们全体集合，所有的乐器会由专人进行检查。以军乐团单簧管演奏员朱军为例，检查步骤如下：首先，朱军要把自己的乐器安装好，由于单簧管是直筒的，安保人员会对着太阳，检查里面是否藏匿东西，接着交给朱军本人吹奏几声，如果一切正常，他需要当着安保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面，把乐器一一拆解开，装进乐器盒，贴上封条，最后乐器被封存。
乐器检查结束后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环节，是宣布军委的受阅命令。军委命令我们在10月1日上午10点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大典。其中有一条，无论现场发生任何突发事件，在没有听到撤离的命令之前，原地保持姿态。各个部门会对受阅命令做具体解读，我们军乐团下达的命令，说白了就是：你在这儿站着，突然有一个爆炸物在你身边爆炸，你身旁的战友倒下了，你该干什么？答案是，你什么都不干，站在原地，保持姿态，继续演奏，直至听到撤离命令迅速撤离。
那天下午我们4点钟就睡觉了，夜里起床整队。10月1日凌晨3点整，车队开始从清河出发，以30公里的时速向天安门广场匀速缓行，因为要确保安全，防止碰撞、刮擦、翻车，以免临战状态下战斗减员。这种严谨精密、一丝不苟的特色贯穿了整个阅兵仪式，一直持续到国庆典礼结束，全团离开北京为止。
从那时起，我就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一套特殊时期的应急心理机制，并逐渐养成一种习惯。每年春晚前夕我都会有这样一些思想准备：如果真的发生不测，我该怎么办？我该转移到哪个位置？哪个位置是最安全的？哪个位置不至于被观众冲散？哪个位置可以保证我的状态在屏幕上看起来最正常？每次自己都会默默地进行一番设计。毕竟作为一个老主持人，尤其这些年几乎是春晚主持团队的主心骨，必须要对突发事件有所设想。
这些应变能力都是在实践当中慢慢摸索，通过各种经验和教训一点点总结出来的。学会如何控制现场，怎么掌控主持节奏，怎样利用所学来提高业务素质，这些都是在做加法，是成为主持人的基础，掌握了这些可以说是领会了主持艺术的一半。老话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我觉得主持艺术的另一半就是做减法，学会释放，既是给自己减压，也是一种真情流露。我觉得，生活就是一项平衡木运动，一味地急行军，不断给自己施压，未必是长久之计，何况电视主持这种时时要逼人“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的高压职业，思想包袱太沉重，反倒容易摔下平衡木，时时压抑封存内心，轻易不释放情感，凡事滴水不漏面面俱到，“多智而近妖”，也容易和观众造成隔膜，给人一种“作伪”之嫌。我入行30年，前面20多年都在做加法，现在我致力于做减法，尝试一种更贴近自然的主持体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算是给自己放生。这也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为自己“备份”。
作为春晚团队的老员工，伴随着这台庞大机器的运转，自我完善，周全备份，只为直播全程中毫无瑕疵的完美表现。没有差池，完美落幕，心里才会有一种功德圆满的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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