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我的零点时刻 > 第03章 这一刻，与恪守为敌
冥冥之中的交接
在央视渐渐稳定下来后，我的主持之路也愈走愈稳健。台里的知名主持人也经常给予我许多帮助，使得我的主持风格也愈来愈成熟。大家都盛传，我将是赵忠祥老师的接班人。
1999年冬季的一天，我在台里碰到了赵忠祥老师，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朱军啊，你这身衣服不错，在哪儿买的？”当时我穿的西服正是赞助我第一年春晚服装的公司制作的。那时候，这家公司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们家的牌子也小有名气了。看到赵老师如此感兴趣，我爽快地答应道：“等哪天您有时间了，我带您去看看吧，这家公司是我朋友开的。”
过了几天，我带赵老师来到了朋友的公司。这位朋友亲自陪同，我们先去试了西装，然后到了另一个展厅。赵老师看中了一件羊绒大衣。“您试试看穿上效果怎么样？”朋友热情地建议。赵老师穿着那件新的羊绒大衣，转身拿起脱下来的旧大衣对我说：“其实我这件衣服也挺好的，买的时候花了几千块钱，如果不嫌弃，你就穿了吧。”赵老师是我的前辈，我一直很敬重他，他这样说也证明他心里没有把我当外人，这让我很开心。为了表示对前辈的尊敬，我接过大衣当场就穿上了。“嘿，这衣服穿着正好，比您穿都合适呢，就这么定了！”那天，他穿着新大衣，我穿着他的旧大衣各自回了家。
后来我们在一次聊天中，谈起这件事，赵老师亦庄亦谐地说：“朱军啊，自从我把那件大衣给你，你就渐显，我就渐隐。”我说：“那是您把衣钵传给了我……”确实从那年开始，就有了这个倾向，我们仿佛是冥冥之中完成了一次交接。从我走上主持道路之日起，作为第一代中国电视主持人，赵忠祥老师在我的心里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对于他的说辞，我视作一种永远的鼓励，这又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与赵老师有关的故事。
1995年，我来央视一年多了，仍然只是个帮忙的，还不算正式员工。当亚宁等一批新人进台之后，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就被边缘化了。当时我主持的《音乐直播厅》收视率也一直上不去，前途一片茫然。那天一下子想了很多，我晕晕乎乎地就走进了当时文艺部副主任郎昆的办公室，就他自己在，没有别人。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很熟，他客气地说：“小朱来啦，来坐。”简单聊了两句之后，他问我：“你们节目组现在怎么样？”我就把节目的困境、我的苦闷统统实话实说了。我垂头丧气地说：“我不想在这儿待了，不行的话我就回去，反正在这儿也看不到我的前途。”郎昆赶紧劝我：“朱军，你可不能犯傻，你听我的，你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你一定是赵忠祥的接班人，咱台里没有谁能接得住他。”那个时候，我心里最渴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就像前进中的车轮一样，遇到了太多的坑坑洼洼、石块渣滓，泄气不少，必须有人给我打气鼓劲，我才能继续前行，而郎昆的话恰好就起了这个作用。
2000年春晚，是我和赵老师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一起主持。那年的主持人共有20位之多，极尽铺陈新千年宏大气象之能事。开场也不同凡响，实拍效果取代了动画效果，CCTV专号飞机越过了青藏高原的雪峰，掠过了内蒙古的羊群，划过江南的小桥流水，在全国各地挂上了鲜红的龙旗——迎接龙年的到来。忽然专机“飞入”了演播室。两人从飞机里出场，说完一大段开场白之后，主持人才出场。彩排的时候，都是我和周涛负责走位，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直播那天从飞机上下来的也应该是我俩。当时我们还为此激动了好一阵，心想这次开场可真算牛气，心里一直美滋滋的。谁想，接到台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一段是“朱军、周涛（代）”。到了录制备播带的那天，神秘人始终没有露出庐山真面目。我俩暗地琢磨，这是代谁啊？赵老师和倪萍？不对啊！我们猜了半天都感觉不着边际。历年春晚开始前，各个节目都会向观众保密，以便留有新鲜感。但对于我们这些内部人员来说，看过无数次彩排之后，惊喜已经不再了。而这次的开场，算是给我们留了一个悬念。大年三十晚上，谜底揭晓——晚会总导演赵安和张晓海阔步走下飞机，给高呼“大开眼界”的观众们拜年。
除了参与主持，我还在第三篇章“中华儿女团聚情”中反串演出，把父亲的单簧管带上了2000年春晚的舞台。孙国庆和郭蓉分别拉起了大、小提琴，而韩磊、景岗山、江涛和我则吹起了长号、长笛、萨克斯和单簧管。在表演的曲目中，我特意选择了父亲喜爱的那首《花儿与少年》。小时候，父亲常拿这首曲子作练习曲，他也曾亲自教过我吹奏这首有着“西北之魂”美誉的曲目，只是我当时年少无知，怎么能够理解当年父亲沉默背后的那颗文艺之心。今日它在春晚大舞台上再次响起，婉转粗犷，自由率真，我以这样的旋律向父亲致意。
弦外之音同样绵长的还有赵忠祥和倪萍联袂出演的小品《品茶》。记得就在这届春晚前夕，赵老师对我和周涛说：“我的年龄越来越大，记忆力也不好了，这个舞台终将是你们的，这么多年了，我也该回家过年了。”《品茶》算是赵老师春晚的谢幕之作吧。在这个小品中，两个人化妆成白发老者，在除夕夜共同品茶话平生。两人互相挑毛病，赵老师直指倪萍的煽情，而倪萍则调侃赵老师的兰花指，说过之后，一笑置之，二人的默契观众一目了然。或许到了那个时候，什么褒贬荣辱的都看淡了吧。当听到他们自嘲为流星的时候，我在辛酸之余又忽感悲凉。我和周涛相视苦笑，彼此都懂了，他们是在以这种方式向春晚告别啊！个中滋味，或许只有身为同行的我们才能体会吧。
为自己“改版”，对综艺“革命”
在春晚的舞台上，我常听到这样的评价：“朱军形象适合大晚会，正而大气。”“朱军背词快，不出错，说话的感觉对。”虽然听上去全是夸奖，我心里却不怎么舒服，我时常问自己：难道这就是你的价值所在吗？你就只能做个“代言人”？萌生对自己这样的质疑，来自于与另外一群同行的比照。那时，白岩松、敬一丹、崔永元等社会新闻类节目主持人日渐赢得了观众的喜爱，虽然春晚带给我的名气或许不会比他们逊色，虽然我和他们处于文艺和新闻的不同领域，但我对置身于春晚和大晚会舞台上的自己有了新一轮的思考。
有一天，我路过一家公园，看到了门口有一对威风凛凛的石狮子，我忽然联想到了自己，站在春晚的舞台上，我就像紫禁城里的石狮子，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供人赏阅，但无论怎样发力，我都发不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春晚是我最高的职业梦想，登上这个舞台着实不易，是它给了我在央视相对牢靠的一席之地，还让我名利双收，我怎么可能不心存感念？以1998年的春晚为作品，我参加了1999年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评奖，获得了银奖第一名，对于这个结果我并不满意，我不愿做没有生命的“金话筒”。我太想证明自己不是石狮子，而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朱军。
和自己较劲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了尽快在业务上找到出口，我每天都大量地收看各种电视节目和相关评论。国内看不到的，我还会托朋友从国外帮我带影音资料回来。我有一个朋友家里安了卫星接收器，可以收到一部分国外的节目，我有事没事就到他们家蹭电视看。各个国家、各种语言、各类形式的节目我都不放过——真人秀、肥皂剧、游戏大战……我就是想看看有没有新鲜的、可借鉴的节目形式，至于他们到底在讲什么倒没有太大关系。
我想方设法地为自己“改版”的同时，中国电视正刮起了一股强劲的“谈话风”，谈话节目和说新闻的主持风格成为电视的新标识。就在这股脱口成风的潮流中，央视三套也在改版。在一次策划会上，我遇到了徐小帆。可能和我们共同的军人背景有关，我们对彼此的秉性和做事方式都比较认可。他当时也在军事部做节目策划，他很兴奋地对我说：“我今天想到了一个很好的点子，在那边没放大，拿回来跟你商量商量，看咱们能不能把这个节目做起来。”原来是一对一的谈话节目，对于他的这个创意，我起初觉得有点单调。但他的信心丝毫没有被我的怀疑动摇：“没问题，就这么做！我回去写一个文字的东西，到时候你再看！”过了两天，他的文字策划案就完成了。拿来一看，我又觉得从理念层面好像缺了点什么，至于怎么完善，我们俩一时间也无计可施。“哎，不想了，咱下馆子喝酒去！”我们真的属于那种君子之交，清淡如水。平时联系不多，只有遇到事情才会打电话，见面招呼一下就过去了，偶尔可能简单地聊两句，绝不会三五天就要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来到一家小酒馆之后，二两白酒下肚，我感觉自己的思维就开始天马行空了，情绪也变得高涨，说话也无所顾忌起来，言来语去间居然碰撞出了不少火花。两个中年男人在“不要让人生匆匆而过”的感慨声中找到了这档节目的魂，那就是打怀旧牌，做一档明星谈话节目。一个完整的策划案就这样被我们“碰”了出来。
革命刚刚开始，努力还得继续。为了尽快把这件事确定下来，我们在台里到处“堵截”领导，但是主管我们的孟欣是一个工作狂，只要忙起来，就很难看到她的身影。当时听说她在深圳华侨城筹备MTV大赛，我们决定即刻奔赴深圳。听我们滔滔不绝地讲了这个创意之后，她连连点头：“不错，不错”，随后又面露难色，“可是我没有给你们单独一段时间的权力，《同一首歌》时长时短，如果它时间撑不起来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半个小时。”她的眼神仿佛是在询问：二位意下何如？虽然只是作为《同一首歌》的补充版，采访人物只能从当天参演的艺术家中间选择，但毕竟我们的设想马上就可以付诸实践了。再说事情还没做，谁知道播出效果怎么样？我们当时就答应了。
节目正式批下来了，名字还没定，“再回首”“回眸”……好多好多的名字反复讨论后又被淘汰掉，最终才有了《艺术人生》。“艺术人生”到底是谁起的，现在我也想不起来，但是每一位参与改版和策划的人都贡献了智慧。为此，组里的几个人还去中央电视台后边的一家小饭馆庆祝了一番。台里任命了当时戏曲音乐部的王峥担任节目制片人，别看她年轻，做事却很老成，特别有自己的想法，据说当年高考之后，按照分数她可以进北大了，但是她却选择了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系。本科毕业之后，她又放弃了保送本系研究生的机会，毅然考取了广院的电视系，师从名师王纪言。最后，她一脚踏进了文艺中心，干起了老本行。就是从《艺术人生》开始，我和王峥开启了长达十年的合作，成为并肩战斗的工作伙伴，为此我们俩又分别被戏称为《艺术人生》的父亲和母亲。
谁也没有想到，《艺术人生》第一期《童安格》收视名次高居央视三套第二名，第二期《王洁实·谢莉斯》一下子跃居到了央视三套第一名！《艺术人生》火了！而身在其中的我体味到的是久违的安静与大气，相比于喧闹热烈的大舞台，这方小小的谈话空间显得那么局促，但于我而言，这里流淌的是我想要的真实与真诚。在这个舞台上，我不是一个布道者，更像一个接受洗礼的人。《艺术人生》是我事业的里程碑，也是我人生的关节点，它让观众触摸到了一头“石狮子”的体温，看到了他的哭和笑、苦和乐、爱和愁。用艺术点亮生命，用情感温暖人心，吸纳着《艺术人生》的滋养，深度体会过众多嘉宾的百味人生之后，我的人生观也变得豁达了不少，这也使得我对“春晚”和“石狮子”有了更深的理解。
将自己比做“石狮子”，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实是对职业素质提出的更高的要求，春晚舞台上的“言不由衷”，这是个性层面的东西，春晚的舞台是一个强调共性的舞台，在它的气场笼罩下，各方力量的统合才形成了主持人的“言不由衷”。每台晚会都要经过严格策划、撰稿、排练和反复磨合，主持人表达自己独特感情、观点的机会少之又少。为了维护晚会的整体性，主持人必须配合。生活经历、工作背景尤其是军人的出身已经教会了我如何去服从大局，我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断然不会轻易用我的想法去干扰主体。因为我深知，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的某一层面，看问题都有自己的角度，不应该以偏概全，也必然概不全。春晚剧组有专职撰稿人，他们有的是曲艺创作人员，有的是专业作家，还有台里的专职编导。或许长时间从事春晚撰稿工作，外人看上去觉得他们不免有些思路僵化，但是剧组也确实尝试过找一些文笔不错、但与春晚毫无瓜葛的创作者来撰稿，效果都不能令人满意。有的人写出来的更像是小打小闹的联欢会，撑不起春晚这么大的场子。要圆满地完成春晚的撰稿工作，不仅需要文笔，更需要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更缜密的了解和更深沉的爱。即便是“老资格”完成了主撰之后，整个春晚剧组还要协商讨论，最后还需呈送领导审查。这是一个非常严密的过程，不是我在舞台上随心所欲，说改就改的。在这个环节中，主持人绝不是传声筒，而是将自己的情感注入其中，将串联词中蕴涵的意境和精神激活、表现、诠释，让整台晚会更好看，更生动。
穿越于《艺术人生》的小舞台和春晚的大舞台，其实就是从温馨的真诚切换到了隆重的真诚。
那一天，没有人是“大腕儿”
爱与温情是2003年春晚的主题，在这台晚会上，一曲《让爱住我家》惊艳全场。“我爱我的家，儿子女儿我亲爱的她，爱就是付出，让家不缺乏……”这首歌旋律简单，感情真挚，彩排时便已在剧组广为传唱，之后更是在“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评选”中获得了歌舞类的一等奖。用妻子麦玮婷的话说：“在一个安静的夜晚，孩子都入睡了，我和赵明在工作室里酝酿这首歌，仅用了两个小时就完成了词曲创作。但是整个词曲的生命，是我们在恋爱、结婚、生子整个过程里面真实的家庭感受。”没有繁复的曲谱，亦无须华美的服装道具，引起众人共鸣的只是他们对家庭和音乐的爱而已。这一点在他们为孩子起的名字上也可见一斑，女儿叫赵丝弦，儿子叫赵鼓瑟。丝竹管弦、钟鼓琴瑟是他们的事业，也是他们的孩子，更是他们的爱。
《让爱住我家》的轰动也是2003年春晚的成功。这是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举办21年以来，第一次由真正的业余演员，在这个舞台上演唱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当年，为了在晚会上推出好歌新歌，充分调动广大歌曲创作者的积极性，满足全国观众的要求和愿望，中央电视台以“2003年春节联欢晚会剧组”的名义，面向全国征集了海量音乐作品，《让爱住我家》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除了音乐作品之外，春晚剧组还征集了零点方案和新年新希望。我们在现场选读了一部分，其余的大多数汇聚成了四次爱的呼吁——拥抱亲人、感谢朋友、问候邻居、祝福祖国。在第一次呼吁之后，我们便收到了三百多万观众的回应，反响强烈。当时我们的国民经济总量在翻倍增长，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高。继成功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之后，又在2002年的年底拿下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权。从观众的来信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大家共同的希望就是祖国永远像今天这样和平安定，生机勃勃，所以我们第四次呼吁——希望普天下的中华儿女，都能在心里默默地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许下一个美好的心愿。
也许为了和盛世气象相吻合，在台里和导演组的统一安排下，2003年的春晚开场，倪萍、周涛、李咏和我统一穿上了大红的云锦。当看到灿若云霞、雍容华贵的云锦时，我们不禁齐叹工艺之精美绝伦。云锦过去是专供宫廷御用或赏赐功臣之物，至今这种手工技艺都无法被机器取代，当时还在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说，锦是金的谐音，意为其价如金，“惟尊者得服”，社会上盛传一件云锦礼服价值50万元，搞得大家起初都小心翼翼。
其实，我日常的着装基本没什么讲究，干净整洁就够了。我特别反感男人涂脂抹粉，只是由于工作原因，不得不“被”化妆。我总觉得粗糙点才像个男人，男人都活得那么精细了，让女人怎么活呀！粗糙不代表古板，2002年、2003年我还不像现在这样发福，1.8米的个子，体重基本控制在130斤左右，这种身材对衣服的颜色、款式都没什么禁忌。在梅梅和身边朋友的影响下，我偶尔还会关注一下巴黎时装周，头一年的夏天发布了来年春季服装流行潮流之后，有时也会跟着做一套——紫色、宝蓝色、肉色，来者不拒。我甚至还和陈道明、梁朝伟、张朝阳等一道成为了《时尚先生》的首批候选人，而且在30人中我一直排名前十！记得当初发起“时尚先生”投票的网页上用的是一张黑白照，照片中的我身穿白色衬衫，左手握着单簧管，右手把外套随意地搭在肩上，面带微笑惬意地眺望远方，不事张扬却又成竹在胸。我觉得一件简单的白衬衫包装不出一个时尚先生，一个男人的时尚是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强大气场，不仅衣着时尚，精神也需先锋。记得当时对我的综合评价是：他亲切的形象和真挚的话语，缔造出一个感动全中国观众的“艺术人生”，人们在他的节目中体会生活，感悟人生。我自认为这份评价还算中肯，我的时尚不在于跟风穿一些当时很潮的露脐装、紧身衣之类，就像那张照片一样，有时候我也不知道穿什么合适，那就白衬衫吧，最保险了！到了重要场合，比如春晚，我才会本着对得起观众的原则，在梅梅的全程督导下，精心挑选、搭配几套像样的衣服。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一点积蓄，不需要靠朋友友情赞助了，购置每件礼服的花销一般在3000元左右。2003年是台里唯一一次“慷慨解囊”，而且上来就是大手笔，确实机会难得，加上导演组给我们下了统一着装的死命令，于是我们才一起穿上了名贵的云锦隆重亮相。
倪萍的那身云锦前后改了四次，不是耍大牌难伺候，而是筹备春晚的一个月使她累瘦了不少，前后测量尺寸殊异，不得已而为之。那年我们一共有四位主持人，较之以往不算多，每个人的担子相对要重一些。尤其对于倪萍来说，一共四次爱的呼吁，她独自承担了前三次。现在回望起2003年的风风雨雨，不禁觉得这份呼吁实在是太有先见之明了。春晚刚过，刚及早春，“非典”就开始在全国各地肆虐开来，传染态势之迅猛让广大医护人员都始料未及，普通民众更是望而生畏。举国上下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每个人都戴着大大的白色口罩，只露出一双恐慌的眼睛，然而这还只是开始。
根据卫生部新闻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截至2003年4月28日上午10时，北京市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1199例，死亡59例。我们就是在第二天——4月29日晚上，在央视一号大厅录制了一台名为“我们众志成城”的特别晚会。
对一号大厅的记忆多与春晚有关，欢腾的舞蹈、诙谐的小品、神秘的魔术，以及观众欢快的掌声和笑声……都是“喜庆”的场合，而这场晚会却截然不同。依然是我和周涛主持，但台下却没有一名观众，更无人鼓掌、喝彩，有的只是台上的演员和台下寥落的几位工作人员。举办这场晚会的请求于4月25日得到正式批准，原计划于5月1日直播，文艺中心的工作人员连夜策划出了晚会的直播方案。但由于种种现实原因，4月27日又决定取消直播，改为29日录播，于是我们仅有两天的准备时间。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不禁捏了一把汗，短短的两天之内，能凑齐多少演员？又是在非常时期，“非典”还不同于地震等其他的灾难，尽管专家分析说经过严格的消毒之后，在公交车上被感染的概率比中500万大奖还要低，但还是常见空空的公交车内只有零星的几个“大口罩”。北京交通向来人满为患，何时如此冷清过？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两天后，100位明星齐聚在了中央电视台。剧组负责节目安排的同事说起邀请过程，语气变得特别激动：“好多演员根本就不在北京，我一听说在外地那就算了吧，反正时间这么紧，但是他们却都坚持要赶回来。张也在潍坊，宋祖英在长沙，阎维文在珠海……尤其是那英，她当时在大连，知道我的意图之后，她特别干脆地对我说：‘什么话都别说了，你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这是应该我们出头的时候了。’过了俩钟头，那英又给我打电话，我以为有什么变动呢，结果她还是要求把她的独唱换成和解晓东合唱专为晚会写的新歌……”
这是一场异乎寻常的晚会，不但没有观众，不同节目的参演嘉宾彼此也见不着面，因为大家候场都是在各自的车里，录完了必须马上离开演播室，决不允许滞留。为了让室内通风换气，工作人员打开了一号大厅所有的门，还在每位演员进来之前帮他们测量体温，话筒用完后立刻消毒。一直从29日下午折腾到30日凌晨4点才算录完，之后还要忙着剪辑合成……相比导演和其他工作人员，我是相对轻松的，因为首先录主持人的串场，我并没有陪着他们熬到第二天凌晨；但这也是遗憾的，因为我没有机会在现场感受从一线回来的同事亲口讲述白衣天使的感人事迹。当天好多明星大腕儿只是去参加一个很多人表演的朗诵或者大合唱，但没有一个人嫌戏份少而退却。这一天没有人把自己当“腕儿”，真正的主角是那些无法来到现场，却令在场的所有人都肃然起敬的“战士”。当我在剪辑好的片子里听到王志讲述他在一线了解到的三位医护人员舍生忘死、救死扶伤的故事时，画面正切到三位烈士的遗像，“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英雄赞歌》响起，他们才是民族的脊梁！
去录制晚会的时候，所有人都戴了口罩，只有我没戴，大家都问：“你不怕吗？”他们心里肯定都在想，这朱军是无畏还是无知？我只是笑着回答：“你们都戴了，我就不用戴了。”听了这话，大家都笑了。
那段特殊时期，《艺术人生》也面临同样的窘境。我们将开会的地点改到了玉渊潭公园的室外茶社，阳光明媚或霪雨霏霏的天气为我们的会议打下了不同的底色。平时的策划会总是天南海北地“跑题”，特殊时期也照跑不误，只是这时所有的会议都有了一个中心，无论跑到哪里都会被“非典”牵回来。大家都坚信零食不但能刺激食欲，还能活跃大脑，所以方便易带的美食也是座上常客，但这段日子大家带的最多的还是消毒纸巾和口罩，连平时不拘小节的我也记得带上了抗干扰的眼药水和滴鼻净。别的倒是不怕，只是儿子还小，抵抗力差，为了他，我在外边也不能太不管不顾。往日朝夕相处的同事，经“非典”这么一闹，乍一见面竟觉得分外亲切。“家里大人孩子都挺好的吧”，平时客套的问候也变得特别贴心。人生的意义不再复杂，活着就挺好。
我们在《艺术人生》的一期节目中还特意请到了一直关注生命、思考生命的女作家毕淑敏，她是北师大的心理学硕士，有过11年的阿里军旅生涯，22年从医经历，她的大量作品中都贯穿着“生命关怀”这一线索。演播室的设计也煞费苦心，蓝色的幕布上缀着点点繁星，嘉宾的喷绘照片和等离子电视中的影像相得益彰，桌上的两杯橙汁与桌下的橙色圆柱相互呼应，整个布景浑然天成，而这一切只用了两天时间。当摇臂伴随着优雅的琴声缓缓移动时，我沉浸在这温馨的气氛中，沉浸在《艺术人生》每一个成员的浓浓情意中。
在如此柔情的背景下，毕淑敏那两句男儿般铿锵的话语在我耳旁回响至今：“作为一个当年还算不错的医生，只要祖国召唤，我就会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击‘非典’的一线！”我没有任何医务方面的特长，也就没有说这话的资本，但我愿意以我的方式助他们一臂之力，纵使现场没有观众喝彩鼓掌。
带三分侠气，存一点素心
2003年春晚发出“拥抱亲人、感谢朋友、问候邻居、祝福祖国”四次爱的呼吁时，我无法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样通过手机短信和热线电话做出回应，但在“非典”那段且行且慢的日子里，我已经开始一一践行了。
“非典”时期，和大专院校、众多单位一样，中央电视台在这段特殊的时期也采取了隔离办公的措施。除非有节目任务，只要台里没什么急事，基本没人找我。整个人一下子就闲下来了。当我不得不停下匆忙的脚步环顾四周时，才发现熟悉的地方其实满是风景。
2003年6月，毛头一岁了。我带着他去了一趟北京植物园。玻璃温室里除了我们爷俩儿之外，连个人影都没有，我抱着儿子像是在自家的后花园散步。其实那些奇花异草我也不尽认识，都是看完了介绍才给儿子讲，不过显然他的兴趣点不在我的讲解上，蝴蝶在身边轻轻地拍拍翅膀他都能看得入神，全然不顾一旁正讲得声情并茂的老爸。穿梭在遮天蔽日的绿色植物之间，仿佛游走于热带雨林，小路蜿蜒，水流潺潺，千姿百态的植物让人赏心悦目。毛头最喜欢看鱼，梅梅怀着他的时候，家里养了一缸漂亮的五彩鱼，她没事就爱躺在床上静静地看，等到儿子出生之后，我们发现他也特别爱看那缸鱼，原来这也能遗传。温室里有一个大池子，在荷叶的掩映下，游着各色的锦鲤，毛头看到它们的时候便不想离开了。抱着儿子久久地立在水边，看着自由自在的鱼儿，我忽生“池鱼思故渊”之感，久在樊笼里，借着“非典”的机会，一夕返归自然，心里竟像回了家一样安宁闲适。
回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六点了，三环上绝少有车经过，那段日子，像这样在路上优哉游哉的时候很多。有一次我开车从前门往西走，忽然发现路边有一家航模店。我从小就对航模充满了好奇和向往，于是我把车停在了新华社大院附近，迫不及待地走了进去。本来我只是想进去看看，一看可了不得了，直升飞机真漂亮！还有各种固定翼飞机，看得我眼花缭乱。我对那些航模爱不释手，当即买了一整套装备——直升飞机、遥控、油，齐了。
航模其实是我从小的一个心结。我小的时候，一次性筷子还非常罕见，有一次父亲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这样的两双筷子，随意削了削，粘了粘，就做成了一个模型。他又找了一个橡皮筋，扎上之后，那模型居然还能弹射上天飞一阵。那时候父亲能用的材料无非纸板、竹片、筷子、皮筋、线绳之类，但是在他的手中却诞生了各种飞天“神器”，现在看来应该就是航模雏形吧。就在我张大了嘴巴，亲眼看着它们飞上天，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的时候，父亲告诉我，这世界上其实是有航模这类东西的，比他自制的这些不知道要先进多少倍，光是飞行时间就要长很多。他说时间问题的本质是动力问题，又一日，他带回家了一台废弃的发动机，把它拆解开之后给我讲里边的构造，活塞、喷油嘴、风门、油门等悉数细细讲过。最后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可惜少了一个点火头。”父亲的叹息在我心里画下了一个绵长的省略号，让我遐想了很多年。
真正把航模带回家的时候，我心里有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就像梅梅现在不管到了哪个国家都要给自己买一个洋娃娃一样，这不仅是对儿时的追忆，也是一种弥补。尽管那个航模只花了近千元，远没有想象的那么贵，但我还是感谢那段在北京打拼的匆忙日子，给了我顾及衣食之外的一点经济能力，也感谢“非典”带来的闲暇生活，赋予我略过眼前的杂芜，真正关照内心的闲情。刚到家我还不太好意思，毕竟这么大的人了，所以就假说航模是给儿子买的，其实也确实有他的份儿。梅梅撇撇嘴，用无辜的眼神看着抱在怀里的毛头：“儿子这么小，会玩吗？就说给你自己买的就行了！”我心里想，你不是也买洋娃娃嘛！
说明了也好，我就可以大模大样地出去玩了。掌控航模光有热情还远远不够，因为不得技术要领，直升机在院子里刚刚飞起来几米高就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第一次亮相便负伤了，我只好把它送去修理。后来有好心的朋友为我支招：“你去体校看看，那里经常有人玩飞机。”于是我兴冲冲地去了，结果到那里一打听，看门的大爷说：“我们这儿原来有一个航模学校，现在搬走了，没人玩了。”我听了大失所望：“那我怎么才能找到他们？”“我还记着一个老师的电话，就是不知道人家现在换没换号。”“您给我吧，谢谢您啦！”我赶紧拨打了大爷给的号码，真的通了！大爷提示我这位教练名叫张宇。“张教练您好，我是朱军，我刚买了航模，还玩不好，想请您教教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我兴奋地说了好多话，只听电话那头传来疑惑的声音：“你是朱军？哪个朱军？”显然他在自己的人际圈子里没有搜到这个名字，突然又恍然大悟似的：“你不会是中央电视台的那个朱军吧！”想想自己其实有些冒昧了：“对，就是那小子！呵呵。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时间？”“有啊，你平时在哪儿玩？”我便把家里的地址告诉了他。
我家附近有一条快修好的公路，路很平整但是还没通车，四周空荡荡的，他来了一看：“哎呦！这地方玩航模多好啊！来，我看看你玩的是什么样的？”我拿出直升机他就又笑了：“这你哪儿玩得了啊！直升机最难，最危险了。我劝你先别玩这个了，明天我给你带一架过来，你先玩着。”第二天，他给我带了一架40级的教练机，上固定翼，飞行平稳。他给我演示了一圈，我不由得感叹：“这飞机起飞速度可真快啊！”“嗨，比直升飞机操纵起来容易得多！”之后，他又给我讲了起飞、转弯的动作和要保持的高度，以及舵面的效应、副翼和升降舵的作用之类的原理。纸上谈兵过后，就要进入实战了，他拿出专业的设备，用一根线把我俩的遥控器连在了一起，我主控，遇到危险再立刻切换到他的遥控器上，就像正副驾驶的感觉。一下午的时间，我就掌握了起飞、降落的各种技巧，从此，我便迷上了航模。
看着飞机在空中纵横驰骋，我偶尔会想到父亲当年用筷子做的航模雏形，虽然父亲做的航模简易得简直和我手中的飞机无法相提并论，但当年如果没有它，说不定我这一生和航模都不会有交集。这显然得益于年幼时父亲的启蒙，我为什么不给毛头做一个呢？说不定毛头将来会因此成了航天员呢！这想法虽然听起来有些荒谬，可是谁说得清父对子的影响？谁能否认对孩子的希望？谁又阻止得了一个父亲的热情？
为此，我埋头看了好长一段时间空气动力学方面的书，搞清楚了飞机升力的来源与速度和机翼弧面的关系、翼展与机身的比例、油箱的位置等一系列问题。明白了这些之后，我便着手设计飞机形状和计算升力，又用轻木做好了机身。我初学时用的40级的那台航模已经算小的了，它的翼展还有1.6米，我自己做的这个只有60公分，最后配了一个气缸只有指肚大小的发动机，所有的部件安好之后，拿到外边试飞，真的飞起来了！它袖珍得就像电动玩具，但它确确实实是微小航模，因为两者在动力方面有着本质区别。因为小，所以特别可爱，就连发出的噪声都是稚嫩的，但也是因为太小太轻了，所以不能在刮大风时带它出去飞，这一点是我始料未及的。后来我总结了经验教训，又用广告泡沫板做了一架简易飞机。这回，我还在机身上加了一个大圆盘，在圆盘上画上了哆啦A梦，还在上面安了一个垂直尾翼，在下面安了一个发动机，后面再加两块升降舵和副翼，飞得也挺好。显然毛头对后者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我从不拘泥于专业的材料和形状，经常用他喜欢的东西做成各式“飞机”。毛头三四岁的时候，开始特别愿意看我制作的过程，就像小时候的我对父亲做“航模”和修表充满了好奇一样，而我也特别享受和儿子相处的点滴。后来只要我带上航模和儿子一起玩，他就会特别开心。
后来，北京航模界的前辈也注意到了我的成果，还邀请我担任了2005年航模锦标赛的颁奖嘉宾。那天碰巧遇到了蒋雯丽，我俩事先并不知道对方会去，见面第一句都是：“你怎么在这儿？”“我带孩子来玩。”又是异口同声，我们不由得哈哈大笑。“你们家顾长卫是不是也喜欢玩航模？”“对，他特别好这个，带动得儿子也特别爱玩。今天有事，不然他也来了。”我就知道，老爸对儿子的影响非同凡响。
“非典”时期，除了和家人的团聚让我很舒心之外，人与人之间瞬间拉近了的距离也让我惊喜，尤其是左邻右舍之间体现最为明显。平时，像我们这群三四十来岁的男人忙得很，少有在小区里闲聊的机会，即使见了面，也是打个招呼匆匆而过。生活慢下来之后，大家都闲在了家里，一切变得不同，邻里之间走动密切了，今天到我家小酌，明天到他家豪饮，因为出门不便，出去买菜的时候，还要顺便帮要好的几户人家带些回来，突然有了小时候街坊邻居之间相互关照的感觉。
与邻里朋友有所不同的是，我的另一拨朋友是两位医学界的高手：儿童医院院长李仲智和宣武医院院长张健。“最近酒喝得有点猛啊！”“酒能像你这样喝吗？”只要一见面，两位大哥便给我开会，也是在他们的提醒和点拨下，我不仅懂得了身体保健的专业知识，也收获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和李仲智大哥是在做慈善爱心活动中认识的。2004年6月10日适逢儿童医院院庆，恰好《艺术人生》也想做一期与儿童有关的特别节目，于是我们便把二者结合起来，在北京植物园完成了那期录制。以北京儿童医院为背景有一个基金会，叫做“北京扶助贫困儿童健康就医基金会”，“非典”时期刚刚成立，他们吸收我去做了理事。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基金会日常运作的办公经费都由北京儿童医院担负，募集来的每一分钱都力图用在救助贫困孩子上，我觉得这个基金会特别干净，后来就成了常务理事，基金会救助的第一个孩子还和我有点关系。
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内蒙古赤峰市的信，信上说：朱军老师您好，我是内蒙古赤峰的某某，我曾经荣立几等功，作为警察，我可以自信地说，我是一名尽职尽责的好警察，因为我曾经和持枪歹徒面对面地交锋过，并从他们手中解救出4名人质。但是作为一名父亲，我却很失败，我6岁的女儿得了白血病，而我却没钱给她看病。我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给您写了这封信，您能不能帮帮我？
看了这封信，不禁百感交集，我太能体会这位父亲的心情了，当即我便把这事反映给了李院长，他是基金会的理事长。他听了也很感慨：“这是英雄的孩子，不能不救啊！但是光凭一封信还不行，应该核实一下，看看情况是否属实。”我们立刻给内蒙古民政厅发了一份公函，很快我们便收到了回复——这确实是一位屡立奇功的好警察，他的女儿也确实在经受白血病的折磨。得到确认之后，我们迅速把他们父女请到了北京，基金会还捐款15万元用作孩子的治疗费用。现如今，基金会在众多爱心人士的支持下，慢慢积累了更多的善款，得以有更大的力量去救治更多的孩子。
通过和医学界朋友的交往，彼此在专业之间也互相支持，首都医科大学还专门聘请我为客座教授，好多人问我：“你一个搞传媒的，去医科大学讲什么？”我说：“病患交流，不会和病人沟通的医生看不好病。”其实，沟通也无须太多技巧，真诚交流方能感同身受。
“交友须带三分侠气，为人要存一点素心”，感谢“非典”，让我的心境在慢下来的生活中得以慢慢沉淀——亲人、邻居、朋友，层层关情。
不管拿多少奖，都无法避免遗憾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就在“非典”前后，心境淡泊下来的我突然迎来了人生中的“好时节”——一场“流星雨”悄然而至，慰藉了我多年劳情的同时，也洒予我一身“星光”。那三年中，我几乎把中国电视主持界的最高奖项得了个遍，遍尝荣辱，体阅世情之后，我给自己四句箴言：
勿喜浮名而忽固基，勿怒谏言而误修己。
勿哀困局而不努力，勿乐顺境而忘远虑。
台里每年都会给主持人拍一套挂历，这套挂历并不做商用，而是送给业务上的合作伙伴，虽然声称不是人事风向标，但每年都会有人乐此不疲地研究其中的奥秘，猜测主持人地位的涨落，迫使我们自己对此也不可能毫不在意。之前谁上谁不上都是台里总编室说了算，一般会平衡新闻、文艺、体育、少儿等不同门类做出选择，而自从2002年开始，荣登挂历的都是当年评选出的“十佳主持人”。由台里业务方面最高领导机构——编委会，综合节目收视率、美誉度、社会影响、社会形象、工作态度等，针对全台主持人做出一个综合评定。
那年3月，评定结果刚刚出来还没有公布，适逢台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典礼，需要一位主持人。说实话，这是个露脸的好机会，领导让我去，我说：“是不是女主持人更合适一些？”“‘十佳主持人’里你是第一，就你去！”“啊？什么时候评的？”我确实有些惊喜，又好像没有那么意外，那时候《艺术人生》的收视率高得惊人，经常保持在百分之十几。自从来到台里，不管是当“黑户”的那700多天，还是成为正式员工之后的2000多个日夜，我无时无刻不在为得到大家的认可而努力着。这个“第一”对我的意义太不同寻常了。不光因为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奖金，还在于它不同于外部的主题评选，外部的主题评选只要提交一个作品就可以了，没人去考证你平时的工作状态、个人修为，而这个评选是一个全面的考量，虽然业务依然占据很大比重，但毕竟内部人员彼此之间了解得更加全面、深入。除了在舞台上的表现，台下的真实一面也都心知肚明，无怪乎每年都会有一些社会上呼声很高的主持人“意外”出局。业务精良诚可贵，得到社会认可价值更高，但对于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来说，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在生活中还没招人嫌怨，也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
这一年，我还获得了一项最让我感到惶恐的殊荣——“第三届全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也就是“德艺双馨艺术工作者”前身。说实话，“德艺双馨”这四个字在我心里很重很重，我向来用它来形容那些高山景行的艺术家前辈，自知以我的身量还差十万八千里呢！而既然给我这个奖，就是社会对我的一种期望，不管还有多远的距离，我奔着它努力，不让看得起我的人失望就是了。虽然我知道想要把“德”和“艺”都做得那么好，真的挺难的，但这也是对自己在承担社会责任、保持严谨艺术态度上的一种监督和鞭策吧。
“德艺双馨”一定是“德”在前，“艺”在后，落实到工作领域，“德”就是职业道德。人们都把媒体称为喉舌，很多人不怎么爱听这话，我倒是觉得没什么不妥。去西柏坡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刘少奇同志在此地专门同当时的主流媒体——各大报纸的记者开过一个会，其中就说到：“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如果真能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做喉舌有什么不好呢？台里不乏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新闻记者，他们不畏强权，敢于说真话，勇于为民请命，人们心里也都敬重他们。而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把忧国忧民的一脑门官司带上舞台显然是不合适的。术业有专攻，在春晚的舞台上，就是要把喜庆、自豪、感动传递给观众，在《艺术人生》就是要在感悟艺术精神的同时，用情感温暖人心。领域所限，我们没有豪言壮语，也不可能表现出铁骨铮铮的一面，但人生道路虽多，却有一种走法叫做殊途同归。如果不能做大事，就怀着大爱做一些小事。随着“心连心”去老区、厂矿、部队、科研一线慰问演出；在天灾忽至、举国同悲之时，代表受灾群众向捐助人真诚鞠躬致谢；在大年三十，去边防哨所把戍边将士的祝愿和过年的情境通过电视信号传送给全国观众，让大家放心……
部队教会我服从，央视让我树立了大局观。在这样一个讲究个性解放的时代，我知道这种论调不怎么招人待见。可谁叫咱是吃这碗饭的！这当然是玩笑之语，服从不是盲从，只是个人感情和工作需要相抵牾时，我会更多地选择以大局为重。比如我曾经在一个节目中采访了长江大学的几位学生。他们自身不会游泳，为了抢救落水少年结成了人链，后因人链断裂，两位大学生不幸丧生。听闻这个消息，我非常痛心，甚至内心里非常抗拒这次采访，我觉得大学生首先应该尊重自己的生命，我甚至说过，这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虽然这些孩子做法不免有些鲁莽，最终的得失也很难衡量，但是这种人间大爱毕竟还是需要弘扬的，谁说80后、90后是垮掉的一代？我们分明看到了他们的担当！经过思想斗争，我最终还是采访了他们，但是问话点和采访线索都有了变化。我非常欣赏那位同学的回答：“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我们还是会跳下去，但是一定会想办法不让人链断裂。”作为主持人，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论自己在感情上接受与否，首先要服从节目的价值判断，其次才是适时地加入自己的想法。站在这个舞台上，“小我”需要服从“大我”。我肯定不能只代表自己，我身后是中央电视台，央视身后是国家。说白了，没有国家的稳定，我们的个性去哪里展示？佛语有云：“大自在故名为大我。”我们芸芸众生可否参透其拈花一笑的了然？
部队让我保持单纯，央视让我保留赤子之心。20岁左右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走向成熟的时候，而这段时间我在部队中度过。战士们的思想就像军营中的颜色一样，单一、环保、无公害。到央视工作时，我已经30岁了，各种观念基本形成，如做人做事者从头学起，恐怕为时已晚，混迹于这个传说中的高智商群体，我选择保持简单和天真。一位作家写自己的家乡，她说在肥沃的土地上插根木棍都能开花。在央视混了十几年，也容不得我不长进。前些天看微博，有人说：“这年头，说真话得罪朋友，说假话得罪自己，那就让我们说笑话吧！说假话的人迟早要完蛋，说真话的人立马就完蛋，说笑话顶多被骂扯淡！”这让我不禁想起了《艺术人生》中季羡林的一句话——“假话全不说，真话不说全”。这不就是实用的为人处世之道吗？参悟了这份智慧，不就是我的长进吗？
在《艺术人生》中，吸收了诸多前辈的智慧，沉淀在自己的思想里，心中自然多了一份从容。有人问我，《艺术人生》的锤炼，对主持春晚是否产生了微妙影响？我自认为不大。所谓君子不器，主持人也不该固定成一个风格，春晚的慷慨激昂和《艺术人生》的娓娓诉说并行不悖。朋友却说，经过《艺术人生》再看春晚舞台上的你，有了一种别样的味道。或许是吧，分享了那么多前辈的故事，心境淡然了不少，功利心没有以前那么强了。这些变化朋友看到了，观众看到了，评委也看到了。2003年，我获得了“第二十一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节目主持人奖”，这是金鹰奖首年设立主持人奖项。紧接着曾经失之交臂的“金话筒奖”又翩然而至，后来中国电视艺术“星光奖”主持人奖在空缺了两年之后又给了我。至此，我几乎拿遍了中国电视节目主持界的所有最高奖项。说实话，谁不想获奖？再多的奖也压不着人，但是金奖银奖始终不如观众的夸奖，主持好节目才是王道。那时候无论走到哪里，不论是领导还是朋友，甚至社会各界人士都给了我不少的鼓励，在这个平台上我已经看到了我的努力所产生的成果和社会效应，我不再默默无闻了。是的，我家喻户晓了，大家认识了我，并开始接纳我、肯定我、鼓励我，还有什么奖比这更好呢？
有位同事说，主持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任凭你拿了多少奖，都无法避免遗憾。我深以为然，不管多用心，节目或多或少总会有不尽人意之处。《艺术人生》正火的时候，录完之后也会感觉差强人意，特别是到了节目最后才突然发现，哎呀，这个话题没有谈透。还有就是和后期编辑有时意见会不一致，我很看重节目中那些细微之处，拼拼凑凑就有了生活的味道，但是编辑可能不这么看，掐头去尾一期节目下来也就只剩43分钟。有时候在一旁看他们剪辑，我就会不自觉地上前打断：“哎，等一下，这段挺好的，留着吧。”操刀者思忖过后点点头。下一处欲切掉的地方我又不舍得了，可是你这个也要那个也要，编辑也跟你急。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办好节目，只是我这一路走来颇感不易，所以处处珍惜。
从在央视大门口的守望到2003年，整整十年了。曾经为了进入中央电视台的大门，我在传达室等了四天，每天重复拨打着相同的电话号码；终于进了央视之后，又为了得到央视的正式“户口”整整熬了两年，期间我无数次怀疑自己，“实在不行就回去”，甚至还真的跑回家过一次；终于在央视找到了一个稳妥的位置之后，又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石狮子”，在父母离开的当口，我强忍剧痛，强打精神谋划着我的《艺术人生》……
奖杯和荣誉有如金灿灿的沙子，当我想紧紧攥住它们时，它们溜得飞快，而当我终于放任自流时，一切又都翩然而至了。多少故事，一年又一年踏着零点钟声诞生；多少荣辱，在转瞬的十年浮浮沉沉；又有多少人，用这十年磨了一剑，却已心平气和，只是用它来镌刻这十年踪迹十年心。
在一期节目中我曾无意中说到：“男人成熟的表现其实就是平和了，在享受事情的过程了。”“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我向往这样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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