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我的零点时刻 > 第02章 这一刻，与痴梦相守
从小舞台到大舞台
从“兰战”大院到部队，从业余宣传队又回到“兰战”歌舞团，并最终走上主持的道路，这一路兜兜转转，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地。我小的时候，物质生活虽然匮乏，人情却不淡漠，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就能让一个大院的人聚到一起。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电视机，那是邻居家的叔叔自己组装的。自从大院里出现了这台组装电视机，搅扰得孩子们连吃饭都心神不宁，就怕自己去晚了，抢不到看电视的座位。鉴于天天满员的情况，后来那个叔叔干脆把电视搬到了院子里，孩子们和没事的大人就常常自己搬着凳子去那儿看，就像露天影院一样，只是这个九寸的黑白屏和电影屏幕差距有点大。当年，父亲说过这么一句话：“真不得了，你看看这电视，这不就是千里眼吗？”我第一次对这句话有切身的体验是看了那部译制剧《大西洋底来的人》。能从电视这个小匣子中“窥探”到大洋彼岸人们的生活，甚至他们的音容笑貌、衣食住行，真的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伴随着家中生活条件的改善，进入政府工作的大哥利用机关发的电视票，给家里买了一台12英寸的牡丹牌电视机，朱家终于有了自己的电视机。现在想想，其实那台电视机特别土气，土褐色的外壳，没有遥控，每次换台都要拧边上那个换频道的旋钮，还要像手动的收音机一样，来回调试才能找到准确的定位。但就是在那一批土气的电视机中上演的影片，还掀起过不小的时尚风潮。从《大西洋底来的人》开播之日起，大街上的时髦青年就穿起了喇叭裤、大尖领衬衫，还戴上了“蛤蟆镜”。那些走在时尚前沿的男女因为有那么一副“蛤蟆镜”而颇感骄傲，以至于戴了好久之后都舍不得撕去粘在镜片上的商标。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电视无疑帮助国人打开了一个不一样的外部世界，同时，电视里的文艺节目也在悄然丰富着大众单调的精神生活。
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由于家庭经济的拮据，我对好吃的总保持着强烈的渴望。大院里有个小卖部，专门卖糕点、糖果，货品不多，但对于孩子们来说却相当诱人，我们都叫它“糖铺”。也许是为了美化店铺环境，“糖铺”的主人还会特意在货架和柜台上布置一些塑料制作的水果样品，苹果、梨、桃子，还有好几种我从未曾见过的水果，它们个个体形肥美，绽放着香甜的笑意，似乎在挑逗着我：来啊，来啊，尝尝我吧！虽然我知道那是假的，但有事没事我都要从“糖铺”门口多路过几回，哪怕只是看看它们，都足以让人愉快一阵了。也是从对这些假水果的了解过程中，我知道了从前在罐头中吃到的橘瓣，原来是生长在金黄色橘子圆鼓鼓的肚子里！
对于自小在军队大院长大，体尝过生活贫瘠的我来说，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物质的敏感胜过对艺术的敏感，与艺术的相遇却又早过与电视的相遇。
我在大院的生活简单却不乏味。大院的起床号和熄灯号成为了人们作息的提示，起床号不行的话，还有列队的号子声，再不行还有叔叔阿姨的练琴声、吹号声、歌声……总有一种声音能帮你战胜睡意，融入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大环境里。于无形之中受到的艺术熏陶，引领着我走过还算充实美好的青春期。我的父亲是“兰战”单簧管演奏员，很小我便在父亲手把手的教导下学习单簧管。后来，家里的哥哥姐姐相继当兵，我也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应该去参军。凭着从小跟父亲学的一技之长，17岁那年，我以特长兵的身份应征入伍，被分配到了甘肃永登县中国人民解放军84703部队，当起了侦察兵。
部队训练艰苦而枯燥，给我印象很深的一次集体活动是观看198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吃过一年中最为丰盛的部队年饭之后，连长高兴地宣布了一个命令：集体去会议室看春节联欢晚会。1983年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举办春晚，所以去之前战友们和我都不知道春晚到底是什么，也不会想到这一个叫“春晚”的节目竟然如此精彩。我们一下子在一台晚会上看到了那么多的名人：侯宝林、马季、胡松华、刘晓庆……而且让人大呼过瘾的是每个人都表演了好几个节目。姜昆老师在相声里说：“以前的春晚，一个人唱八首歌，现在，八个人唱一首歌。”确实如此，但当时我们却一点儿都不觉得厌烦。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李谷一老师演唱了《拜年歌》《乡恋》等六首歌曲，对听惯了高昂革命歌曲的我们来说，柔肠百转的《乡恋》简直“情挑”了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后来才得知，当年这首歌和邓丽君的歌一样，被称做靡靡之音，不能公开演唱。听黄一鹤导演说，当年观众点播这首歌的纸条摆满了四大盘，而他却没有为这首歌“解禁”的权力。正在他为难之际，坐镇晚会一线的广播电视部吴冷西部长，冒着极大风险下了一道命令：“黄一鹤，上《乡恋》！”这才满足了广大观众的要求。
相比较家中的12寸黑白电视，部队的电视大了整整一倍，我们每个人都坐得笔直，看得兴高采烈。电视里，舞台上灯光闪烁，歌声阵阵，舞台下笑语喧哗，连掌声都显得那么动听，我年轻的心一下子就被李谷一老师征服了，那是20岁的我未曾有过的神奇体验。部队规定晚上10点钟熄灯，那天为春晚破例，推迟了一段时间，但还是没有全部看完，我和战友们只好带着深深的遗憾回到了宿舍。
事隔多年，央视网站评选“观众最喜欢的春节晚会”，1983年春晚的得票数还是遥遥领先，我也是对这届晚会念念不忘的观众之一。后来，有一次我问黄一鹤导演：“您还记得那届春晚是在哪儿办的吗？”他说：“那个时候央视还在广电部，现在这个楼还没有盖，肯定不是央视大厅，好像是在月坛体育馆吧。”
我不禁怅然，和现在相比，当时的技术水平差远了，节目形式也不成熟，甚至回过头来再看那个时候的春晚其实并不能叫做晚会，它只是一个综艺节目，但它在人们心里却是不可替代的。这个结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但细想想也合情合理，毕竟是第一届春晚，加上当天的节目顺应了观众的呼声，所以它才有了今天的地位。黄导说：“你知道当时人们怎么评价我们的晚会吗？”我摇摇头，老先生不无得意地说：“当时观众来信，说我们真正办了一场‘人民的晚会’。你可知道，当时‘人民’二字可是最高荣誉……”我想，或许，这也可以为我们现在的春晚多少提供一些启示。
首届春晚诞生在1983年，当时我还不到20岁。当时看那场晚会，我完全就是一个普通观众的心理，就是特别兴奋，对参与春晚的主持人并没有特别关注，倒是对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仰慕之至。因为喜欢他，我就偷偷下决心学说相声。要说好相声，首先就得纠正自己的“京兰”口音。虽然看似在走间接的路线，事实上，这无形当中也在为我走向主持之路进行着积累。
作为河南人，爸妈多年来一直未改乡音，我从小在家里跟他们说河南话，与当地的小伙伴们说兰州话，到了学校，老师又教说普通话，其实在学校学的普通话混杂着南腔北调，充其量是“京兰话”。兰州话跟普通话又有很多对立的发音，比如“震”不念zhèn而念zhèng，真正到了“正”又不念zhèng而念zhèn，来回倒，就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怕遇到“镇政府”这样的词汇。为了能说相声，我刻苦学说纯正的普通话，先拜收音机里的播音员为师。每天早上早早起来，到菜地里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铁城、方明老师的节目，把眼前的一棵棵大白菜当做听我说普通话的听众，一字一词一句偷偷地练习。
后来，我自以为普通话学得还不错，就不再满足于和菜地里的白菜交流了。当时气象排有一个战友李辛，他是我现实生活里的第一个普通话老师。他的父母在“支援三线”的时候从北京来到兰州，实际上他说的是口京片子，也就是京味普通话，恰好说相声正需要这种感觉，所以当时只要没事我就找他聊天，跟他学发音。他的歌唱得也不错，说学逗唱算是占全了，后来他就成了我的第一任相声搭档。
他既是我学普通话的老师，又是我说相声的搭档，同时也是我在连队里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我俩就像一对冤家，密不可分又彼此较劲儿。为了争做积极进步的好青年，我俩除了日常的训练争强好胜外，也争着当一个好兵。有时候看他扫院子，我就赶紧把宿舍擦一遍；看他种的那片菜地比我的好，我就能直接跳到粪坑里把大粪掏出来浇地。我们较着劲儿看谁进步得快，看谁到年底能立功受奖，比着谁先入团，谁先当班长，但大家的想法都是单向度的，而且不怕谁知道，真的是心事昭彰，即使有功利心也是光风霁月式的。现在回忆起来，那还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做侦察兵一年之后，我进入了业余宣传队，自己的“艺术特长”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就是在这里，一位名叫白凤的漂亮女战友成了我的第二任普通话老师，现在想起当年她对我说的那句话，我还不禁心生感慨。
部队本是一个特别讲究先来后到的地方，白凤1984年才入伍，比我晚了三年，而我却尊称她为老师，这“师”出何名呢？她不像李辛说的是北京话，她是西安人，说的是更标准的普通话。我们同在宣传队，平时接触的机会比较多，我就利用这些机会向她学习。一次我们在一起排练，我趁机给“白老师”说了一段新编的段子，她听完之后没有点评我的普通话进步与否，倒是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你的声音条件应该可以当播音员。”现在想来，她应该算是从专业角度评价我声音的第一人了。但当时我的心思还在相声上，随口“哦”了一声，于是，那个有关我的几近精准的人生预言，就这样被我慢怠了。说实话，当时的我从没想过能成为播音员，苦苦练习普通话就是为了说好相声。只是当年为了说好相声而做的种种努力，也都为以后的主持事业开了路，这大概算是无意间的曲线救国了吧。
1984年，凭借着吹单簧管的老本行，我作为军乐团中的一员参加了建国35周年大阅兵，再往后，我就变成了职业的文艺工作者，经常随团到各地演出。在此期间，我遇到了生命中极其重要的良师益友——许秀林。那是1988年的一个中午，演出结束后，许老师专门跑过来对我说：“小伙子，相声说得不错嘛！”许老师师承天津相声名家赵佩茹，时任“兰战”歌舞团艺术顾问。或许因为对相声有着同样的喜爱而惺惺相惜，许老师建议并义务辅导我考入了“兰战”。起初，我的工作是在大幕拉开前，钻出来给大家说个相声小段，先热一下场子，演出正式开始后，再回到后台去打杂，在打杂的诸项事务中，又属打灯最为常见。早就应该想到，一个相声演员在歌舞团势必会处在边缘地位，但当我真正看着人家在舞台的中央大放异彩，自己却只能在黯淡的灯光槽子里为人家“增光添彩”时，那种落寞是无法言说的。尤其作为一个二十多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刚进“兰战”的时候心气还那么高，在业余宣传队时大小也算个名人，父亲又是“兰战”的元老级人物……虽说术业有专攻，可我怎么可能甘心就做一个打灯的。
许老师一定看出了我的心思，一次“演出”结束，他找到我，沉默良久，最后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了好多话：“……歌舞团，歌舞团，歌舞是主体，咱说相声的是干吗的呢？咱是泥缝儿的，歌舞团那边节目演出，换场来不及了，你们俩来段相声，是干这事的，所以在歌舞团想成为主要演员，一定要有一样专业跟歌舞相关。”老师说得很实在，我也理解这话的意思，只是搞不清楚他说这些话的意图，那我能干什么呢？实际上，我是有些急的，我说：“那我总不能回乐队吹单簧管去吧！”许老师笑了：“那倒不用，你形象好，个头也够了，你敢不敢去当主持人？”白凤说过我的声音条件可以，许老师说我的外形条件也可以，这不就齐了嘛！再说主持人不就是个报幕的吗，能有什么技术含量？还能比说相声更难吗？于是我几乎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
说完这话的第二天，许老师带领“兰战”的一个小分队去新疆南疆各地慰问演出，我也在其中。23年前，还不像现在有火车和高速公路，我们的老式大轿子车在40多度的高温下，吃力地行驶在唯一的一条石子路上，托克逊、吐鲁番、库尔勒、库车……沿着南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转了一圈，发动机热得发烫，车内车外都有热源炙烤着经过长途跋涉而疲惫至极的我们。路上到处是砂石、戈壁，绝少有生命的迹象，有些路段甚至连骆驼刺都很难发现。在这种条件下行路，艰辛可想而知。我一面陪着司机聊天，一面伺机帮他点烟倒水。当时年轻力壮的我自觉地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这里离发动机最近，所以最热。这种情况下已经顾不得体面了，虽然身上脱得只剩短裤，但还是汗如雨下。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讲矿工下矿的时候，腰上总要别一块像扇子一样的猪骨头，用来刮汗。学的时候不理解，为什么不用毛巾呢？新疆之行过后才知道，汗水太多的话，毛巾不但一会儿就黏了，还会散发出一股酸臭味，根本就不管用。我们又没有猪骨，只能拿塑料板刮汗，刮一下甩一下，一路行来，真是“汗畅淋漓”。
我们的南疆之行长达40余天，演出80多场，第一站是在托克逊的汽车二团。这是我第一次当主持人，上台前我紧张得浑身打颤，甚至想临阵脱逃。在我万分愁苦的时候，剧场的电铃毫不留情地响了，我吓得抓着许老师的胳膊：“我觉得我不行。”许老师一下子怒不可遏：“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不行也得上。”说完，顺手把我推上了舞台。大脑一片空白的我，只能利用鞠躬的时间来回忆台词，甚至还现场攒了几句。在那种情况下，大脑没有考虑和加工的时间，说出来的一定都是真心话。我记得当时说：“亲爱的战友，大家好，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来到这里慰问演出，我们所有的演职员都特别激动。托克逊位于吐鲁番的边缘，年夏季平均气温高达40多度，你们为了祖国的边疆，为了国土的完整，在这儿驻守边关，你们辛苦了……”大概就是这样最朴实无华的句子，却赢得了战士们经久不息的掌声。
下来之后，许老师问：“好啊，这谁写的？”自己早先写的稿子上台时忘得一干二净，我尴尬地回答：“没有谁写的，现攒的。”“不错，以后也这么说。”这是我的第一次主持秀，之前我没有向经验丰富的老主持人取经，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该说什么话，甚至连情绪都没酝酿好，我就被一把推了上去，但是我却在我的首场秀上收获了让我受用不尽的主持乃至做人秘籍，那就是真诚。就像许老师一直跟我讲的说相声是一个道理，站在台上不是要你表演，要真正地交流，不是在走过场，是要过心的。刚开始，脸上的每一块肌肉，说出的每一个音节都是颤抖的，但就是在那样一个救场如救火的要命时刻，我本能地说了两句肺腑之言过后，事情就变得顺利多了，第一场晚会顺利落幕。从那之后，我克服了心理障碍，面对的人越多，就越是来劲儿，战友们也非常捧场。虽然脚下的舞台都很小，却仿佛激发了我体内蕴藏的无限潜能。
回到兰州之后，被许老师和战友们激发起来的主持热情方兴未艾，我开始留意团里的主持人在台上的表现和台下的准备过程，甚至把他们的串联词熟记于心，我就好像知道一定会有机会登上“兰战”大舞台似的。1989年“兰战”举办“五四”歌咏比赛，本来是王广訇和田美荣这对老搭档主持，结果王广訇突发肠炎，不得不临时换人，距离开场只剩下半天的时间，在许老师的提议下，我临危受命。我已经有了80多场的主持经验垫底，虽然歌咏比赛的舞台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但我竟一点儿都不觉得紧张。可盼来了露脸的机会，我整个人一直处于亢奋状态。
顺利拿下这场晚会之后，我在歌舞团里算是一炮打响了，团里的领导也自然注意到了我。1989年12月，甘肃电视台筹备录制一台“军民鱼水情”双拥晚会，准备在1990年元旦播出。有一天，一位团领导找到我说：“我给你揽了一个事。”我问：“什么事？”他笑着说：“甘肃电视台元旦晚会你去主持，怎么样？”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可是领导没事逗我玩有意思吗？于是我试探着问：“人家能让吗？”他说：“我推荐的。”我想，这没头没脑的，怎么就推荐我去电视台了？他看我疑惑不解的样子解释说：“这是一台双拥晚会，需要男主持人穿军装，他们从甘肃省话剧团找了一个人，好好的军装被他穿得像偷来的一样，我作为军方代表断然不能同意，所以就推荐了你，你赶紧跟甘肃电视台纪主任联系一下！”
到了电视台，我觉得一切都新鲜。去了后才知道，这场晚会是由时任甘肃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的纪天智亲自选人，几乎凡是部队文艺团体里的“报幕员”都纷纷被叫来面试过了。熟悉台词之后，听导演简单交代了几句我就上台了。我依旧按照在“兰战”舞台上的主持风格进行，算起来穿军装已有十来年了，自然会流露出一种军人气质，于是面试顺利通过了。
晚会正式录制的那段时间，我正患重感冒，为了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履行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我一口气打了八支柴胡，晕晕乎乎地就上了台。录制地点在一个我熟悉的剧场，一切和平时都没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是多出来了很多摄像机，它们离我很远，因此我根本没把它们当回事。灯光突然打开的一瞬间，我忽然感觉精神大振，病也似乎好了一大半，真是“四击头一亮相，美极啦，妙极啦”！虽然这台晚会播出时长只有两个小时，但我们却足足录制了大半天，结束时，我还意犹未尽。这是我首次触“电”，当时就是感觉莫名的亢奋，并没觉得有多神奇。只是那台晚会在电视上播出以后，走在大街上竟然会有人对我“指指点点”了，“咦？这不就是电视里的那个主持人吗？”这才“电”到了我那根麻木的神经，上了电视，舞台就不是眼睛所见的那么大了。我再次想起父亲的那句话，电视不就是千里眼嘛！从那以后，我才对电视有了瞬间的梦想。
晚会刚播出，甘肃电视台的金肇聪导演就对我说：“兄弟，我邀请你上我的春节晚会！”我没反应过来，不免唐突地问了一句：“干吗？”他说：“主持啊！”我说：“能行吗？”金导演说：“那有啥不行的，我看着好得很！”
就这样，我就应下了主持甘肃电视台1990年的春晚。那年我包揽了甘肃电视台的元旦晚会、春节晚会、五一晚会、七一晚会、八一晚会、十一晚会在内的所有大型文艺晚会。20世纪80年代，电视里才开始播一些文艺晚会、电视剧，不但节目不定期，而且内容也很单调。到了20世纪90年代，观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迫切，对电视文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中央台到地方台都在进行文艺节目改革。那时，我不光主持晚会，还在甘肃电视台里有了自己的两档节目，一个是娱乐节目《花好月圆》，另一个是法制节目《社会经纬》。现场互动、真人秀这些现在流行的理念，当时就被我们运用到了节目中，《花好月圆》收视率奇高，广告商纷纷排队。
鉴于我在台里起着越发重要的作用，1993年甘肃台的领导开始找我谈话了。他们提出了优厚的条件，只要我愿意，就以导演编制调我进台，并享有独立执导节目的权利，等新宿舍楼建好，还能分给我一套房子。我把甘肃省广播电视厅开给兰州军区的商调函拿给部队领导看，我说：“我要转业，我要去甘肃电视台。”军区的领导说：“转什么业，你到甘肃电视台主持，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过，反而很支持，这跟你调到那儿有什么两样吗？你就在兰州军区待着吧，也不影响你到甘肃电视台主持节目。”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当时拿着甘肃电视台的商调函去找“兰战”的领导，其实只是去“商”，而没想真的“调”。当时我在甘肃已经家喻户晓，甘肃电视台不可能因为我不是正式员工就不用我。部队工资低，像这样去甘肃电视台帮忙做节目还可以拿劳务费，等于两头拿工资，何乐而不为呢？说到底，我把商调函给“兰战”领导看是想告诉他们，咱也是块“香饽饽”，你们不重视我，我就被别的单位抢走咯！没办法，拖家带口的男人必须实际一点儿。
那时，我经常以当家主持人的身份与央视来的“大腕儿”同台合作。和倪萍大姐的第一次合作是在1993年，当年电视综艺节目还很少，倪萍主持的《综艺大观》赢得了各个年龄层观众的喜爱，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在周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这个节目。同时，她还主持春晚，倪萍堪称当时中央电视台的当家花旦。在此之前，我曾经在西北笑星张保和的专场演出上见过倪萍一面，当时我们并没有合作，我只是在后台哆哆嗦嗦地请求和她照了一张相，对她的第一印象就是很和善，没有所谓大腕儿的架子。但得知要和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合作之后，我心里非常紧张，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没想到，倪萍在晚会开场前两个小时才到兰州，主持时，她只是部分参考甘肃台提供的主持台本，整场晚会她都从容不迫，应对自如。而在倪萍强大气场的影响下，我也玩命地扛着，不让人看出一丝的露怯。凭借倪萍精彩的临场发挥，这场晚会赢得了满堂彩。
后来，和杨澜合作的时候我就自如了一些。那是1993年6月底，甘肃台筹办党的生日晚会，又邀请到了当年风靡全国的《正大综艺》的节目主持人杨澜。她当天下午三点下飞机，晚上七点半就要正式录像。时间很紧张，导演派我去机场接她，抓紧每分每秒熟悉台词，培养默契。我本来是想把她送到宾馆以后赶紧把词对一下，杨澜却说她要休息一会儿，虽说我嘴上客气地答应了，但心里却犯起了嘀咕：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悠闲。大概到了五点半，甘肃电视台文艺部纪主任给我打电话：“朱军，你过来一下，陪杨澜吃个饭。”我说：“马上该上台了，我这儿正准备呢！”他说：“没事，还有两个小时呢！”那时候我都已经化完妆了，过去陪杨澜吃完饭，距离开场大概还会有半个小时。当我和杨澜正式进入工作状态时，她一手拿着解说词台本，一手用笔在上面写写画画，忽然她对我说：“朱军，这个地方好像不是很顺，我会改动一下。”她这么一说，我更有点紧张了，于是问她：“您想怎么改？”杨澜说了她的想法，相对于她的调整，我也迅速地修改了自己的台词。我又问她：“那往后的串词呢？”她说：“一会儿节目当中再说吧……”“啊？”我们就这样上台了，老天保佑，第一段我和她配合得很顺利，下了舞台到侧台，我又急忙和杨澜忙着研究下边的词。就这样，全场主持下来，一切都比较顺利。我们俩对这次合作都比较满意，这场晚会结束之后，杨澜即将飞回北京，她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应该出去走走，你的声音、形象、现场即兴反应都很好，我们台的主持人也不一定有几个有你这种能力，你如果原地不动的话，5年也就没有什么太大发展了。”
偏居西北的我其实一直对电视发展新潮流保持着极大的兴趣，而没有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一个省级台。和倪萍、杨澜的合作虽然短暂，但我却眼见为实地看到了她们把控舞台的能力，再加上与她们的合作还算顺利，这不免也让我信心大增。最重要的是杨澜的那句忠告，拨旺了我心中早已有之的火苗。每次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正大综艺》，再听杨澜喊出那句“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我就更加心猿意马起来，要不就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个奇妙法？
杨澜走了没多久，中央电视台的《地方文艺》摄制组就来了。在录制节目的间歇，一位年轻干练的女同志和我聊了两句。我礼貌却略显随意地回答着，心里只知道她是工作人员，至于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就不得而知了。“主持得不错，有时间我们聊聊吧！”我点着头，心想，这女子口气不小。这位女同志走后，一位同事望着她的背影神秘兮兮地问我：“知道她是谁吗？”我摇摇头。“这可是中央电视台的高导演啊。你刚才对人家也太冷淡了吧！”当时的我沉浸在小“富”即安的满足中，对事业和生活都没有太大的野心，所以我并没有为刚才的“失礼”而懊恼。不过得到了央视导演的认可，我还是喜不自胜。愉快的合作过后，高导演也撂下了一句话：“你条件不错，有机会到北京，到中央电视台来看看吧，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然后把电话号码留给了我。
现在回想起来，白凤、杨澜、高立民导演……好多人或无意或有心的肯定或建议像是一站站路牌，一路指引我走上了中国电视晚会的大舞台。
春晚可不是咱撒野的地方
1993年年底，我忽然接到了高立民导演的电话，她邀请我到北京看看，没有说具体事情。说实话，自从杨澜和高立民导演提议我出去看看后，我总是隐隐有种冲动。这次，我没有犹豫，背着简单的行囊就去了北京，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北漂。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东西南北中》正在物色一个男主持，我就这样幸运地走进了中央电视台，成了一名编外人员。
1996年3月8日是一个大好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成为了中央电视台的一名正式员工。3月的北京依然春寒料峭，但这个转折点却让我更加期盼事业的暖春早点到来。
1996年，我已经32岁了，正介于不老不嫩的年纪，《东西南北中》《中国音乐电视》似乎越来越不符合我的风格。我的舞台在哪里？会有一个新的舞台吗？当我带着这样的困惑环顾四周的时候才发现，当时台里的文艺节目主持人其实正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记得有一次《东西南北中》要筹备教师节晚会，主持人全部邀请了外援。我当时心里暗自不爽，明明有自己的主持人还要去请别人，这不就明摆着说自己不行吗？我和杨东升导演关系不错，在他面前无须掩饰什么不满情绪，有一次我俩坐在一起聊天，我直言不讳地跟他表达了这种想法：“咱们自己的晚会为什么不用自己人？”他无奈地苦笑着：“用谁啊？用你啊！”“用我啊！”“你还嫩了点！”想想我都三十多岁了，算上军龄也工作了十几年，我愤愤不平地说：“你都不让我上台，怎么知道我还嫩，你得看台上的表现才知道啊！”他安抚道：“你别着急啊，急什么，机会总是有的。”
机会总是有的，只是不多而已，所以每个我都倍加珍惜。当时的我在央视只有过两次直播经历。第一次是在1994年9月30日，我参与了建国45周年天安门广场群众联欢活动的现场直播。台里一共安排了近10位主持人在不同地点向观众进行现场解说。我在正阳门下，负责礼炮礼花分队的相关报道。这和前一站的集体舞比起来显得冷清不少，为了保持直播气氛能连贯地衔接起来，我提前几个小时就开始热身，围着正阳门跑了一圈之后，我又在原地做起了高抬腿。大家都笑话我：“瞧把朱军紧张的！”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还不赖，当我带着运动过后轻微的喘息，在镜头面前绽放出全部热情的时候，当晚的总导演张晓海惊讶地问道：“这个小伙子是谁？”当时《东西南北中》的主题曲《走到一起来》非常流行，他只知道我是“走到一起来”的那个小伙子，从这之后他才记住了我的名字。
国庆直播之后的第二天，张晓海导演再次找到我，通知我和《艺苑风景线》的陈鲁豫一起主持一台《七彩欢歌》的行业内晚会。这也是我首次在当时央视最大的1000平方米演播室主持，这里也是每年春晚的直播地。为了缓解我的紧张心理，张晓海说了这么一句话：“对了都是你们的，错了都是我的，希望你们能掀开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新的一页！”
翻篇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机会总是愿意拥抱奋力向它奔跑的人。1996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我在国际饭店主持了一台中秋晚会。这台晚会的导演是袁德旺先生，作为文艺中心的资深导演，《综艺大观》是他的著名作品。我与袁德旺导演的相识还是在1988年，那一年我们共同参加了在天津举办的首届曲艺节。熟谙电视文艺晚会沟通艺术的袁导将这台中秋晚会的会场特意设计成了茶座式，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互动联欢一次次将气氛推向高潮。作为主持人，我发挥自己在部队中练就的全活本领，不仅负责说，还在现场当起了一位魔术师的助手，就像刘谦和董卿合作的感觉差不多。两人合作表演了变金鱼缸、变火盆等中国古典戏法，我还现学现卖地表演了一个魔术，主持人反串在当时是很新鲜的，除了倪萍在《综艺大观》里用胶东话播过一段天气预报以外，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演节目的并不多，我的表演引来了观众的阵阵喝彩。袁德旺导演又恰好是个有文艺情怀的人，他喜欢相声、小品、电影，不光喜欢，还愿意时不时地客串一些角色，这一点我俩算是志趣相投。
转眼就到了年底。我正在办公室制作《东西南北中》的春节特别节目，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朱军吗？我是袁德旺，我正式通知你，你现在是1997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人之一了。”我以为是自己出现幻听了，不敢相信地问道：“您说的是春晚吗？”他回答得斩钉截铁，容不得丝毫怀疑：“对，就是春晚，你看什么时候到梅地亚来一趟，咱们面谈一下。”那时候五棵松的影视之家还没盖好，春晚节目组驻在梅地亚，“好，您在哪个房间，我这就去！”放下电话，我直奔梅地亚。见了袁导，他像老朋友一样拉着我的手嘱咐我说：“小朱啊，要把握好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我们相信你！”
机会来了，来得如此之快，快得令我有些不适应，那个在中国电视文艺主持人心中相当于喜马拉雅高度的大舞台将有我的立足之地吗？直到亲临春晚排练现场，直到亲眼看到赵忠祥和程前，我才确信自己终于来到了春晚身边。
毫不夸张地说，赵忠祥老师一直是我的职业偶像，多少次做梦我都想和他站在同一个舞台上。程前当时人气也很高，他是我到了央视以后第一个想要追赶的现实目标。只有我和亚宁是第一次参与春晚。作为新人，每遇到问题，比如生僻的字拿不准，我就会去问赵老师，他总是认真地指导，同时赵老师还担当着春晚主持人团队中大家长的角色，负责把控总体的主持节奏，他会时不时地提醒我们：“小哥儿几个，咱这段节奏可以稍微放缓一些。”有一次排练完毕，我兴奋地问倪萍老师，真正直播的时候我们会在哪里对词啊？没想到，倪萍老师指着后台的一个狭长通道说：“咱就在这儿背词。”其实，来不及换服装的时候，那也是我们的更衣室。那个通道也就一米来宽，是舞台大幕的后方与墙壁隔出来的，我们就在那儿借着舞台透过来的光，来回溜达着熟悉台词。无论是台词的记忆还是情绪的酝酿，都需要一个准备过程，我们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互不干扰。这也使得我第一次对春晚主持人有了了解：舞台上的光鲜都是表面的，背后更注重的是专业上的精准。每次排练都会有旧的节目拿下去，新的节目加进来，所以每次的台词都不一样，而且我们还不能把台本拿走，每次排完都要还给导演组，回家还要凭印象回忆，于是那段时间我感觉天天都在背台词。
春晚排练进行的同时，另外一件伤神的事就是准备服装，台里只负责舞蹈演员的服装，其余像主持人、独唱演员的服装都得自备，而且也不负责报销服装费。1996年，我月薪700元，来北京闯荡这几年，我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梅梅又在读书，以那时候的经济条件，想做两套上得了台面的衣服谈何容易。有知情的朋友见我发愁，就给我支招：“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弟媳是开服装厂的，我们可以去她那儿看看。”于是这位朋友把我介绍给了服装厂老板的大舅哥，在这位大舅哥的带领下，我和梅梅来到了一家小作坊似的服装加工厂，老板是一位戴着眼镜的女士，看到我们非常热情，听说我来定做主持春晚的服装，她表示无条件支持。梅梅是个追求完美的人，虽然我们手头的钱并不宽裕，但她还是力求在有限的资金条件下，为我做高标准的服装。生活的大多方面我都比她经验丰富，但在这方面，我非常信任她，为什么呢？一来，舞蹈演员的出身，给了她对时尚和审美天生的敏锐嗅觉；再者，学习了表演以后，她对舞台服装又有了专业的研究，而且她平时很注意对流行资讯的收集。就从这次开始，她自觉担当起了我的专属形象设计师。我一边听梅梅跟他们聊着服装的款式、颜色、面料，一边心里打鼓，这得多少钱？等到服装所有细节的问题都谈妥了，我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咱的费用问题怎么算？”老板很热情地说：“还谈什么费用啊，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就可以了！”我一想，这怎么行，人家平时做的都是生活装，我们做的是礼服型的舞台装，连布料都得重新去买，这怎么好意思！我说：“怎么着您也得留个本钱啊！”她爽朗地笑着：“行了，别提钱的事了，就当交个朋友吧！”
主持的礼服算是有朋友赞助了，但还缺一件中式长袍，因为晚会中间我还得和程前说一段串场相声。说相声我倒是不怕，之前在部队的时候没少说，但在春晚这么大的舞台上说相声，我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于是，我想到了许秀林老师，他是我的智囊团和加油站。得知我要主持春晚，还要在春晚上表演相声，许老师兴奋极了，一个劲儿地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干，要拿出当年咱们使活时候的那种状态。”听到许老师的热情鼓励，我不禁眼中一热，从做人到从艺，许老师亲授我很多可以受用一生的道理。他曾经告诉我，现场乱的时候要小声说话，现场静的时候要大声嚷嚷，后来我真试过，现场没人听我说，我就后退半米，压低声音，马上就安静了。“有些话我以前对你说过，还想再说一下，小晚会要当大晚会去做，大晚会要当小晚会去做。不能因为春晚大了，就觉得自己小了。在舞台上不要耍机灵，要真心地和你的搭档交流，和观众交流，台上演火了，溜着墙根走，要是演砸了，要大声问有消夜吗……”听着电话里许老师熟悉的声音，我顿时觉得安心多了。我说：“您放心吧，我都记住了。”最后我上台穿的那件长袍，还是许老师帮我向北京军区一位说相声的同行借的。
记着许老师的嘱咐，我每天都用心地排练。“春晚可不是咱撒野的地方”，那些天，我的耳边时时回响着这样一句话。这是那位名冠西北的著名笑星、我在“兰战”时的副团长张保和说的，他曾三次参加春晚节目的选拔，但三次都和春晚擦肩而过。前两次节目在腊月二十三四被拿下，第三次更惨，节目在腊月二十八被拿下。记得第三次冲击春晚时，他又早早去了北京做准备，家里只剩下爱人和女儿。我想，眼看就过年了，不管是置办年货，还是换液化气都需要个干力气活的，就决定去他家看一看，到了年三十，我叫上相声搭档陈立伟敲开了张保和家的门。他爱人给我们开的门，我说：“嫂子，张团不在家，我们来看看过年了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有。”忽然屋里传出来一个低沉的声音：“不用了，我回来了。”我俩吓了一跳，嫂子苦笑着把我们让进了门，看见张保和“神奇”地出现在家里，我们几乎齐声问道：“张副，您怎么回来了？”只见他一脸无奈：“春晚可不是咱撒野的地方，最后一次审查又被拿下了。”不但没有帮上忙，还在人家本来就受伤的心上，又浇了盐水。后来听说把他的节目拿下的时候，没人好意思告诉他，他还在紧张而兴奋地准备着上三十的直播，最后不知是牛群还是谁实在看不下去了，告诉了他：“保和，你的节目被拿下了，你知道了吗？”他说：“啊？又拿下了？飞机票在哪儿呢？”一下子就懵了，说话都变得语无伦次，不知所措。也许是张保和的话给我留下太过深刻的印象，也许是春晚太让我瞩目，首次参与春晚的我越临近春晚，越有些战战兢兢。
直到年三十的下午，我想这下应该不会有什么闪失了，再不给家里打电话，父母该担心了。“爸，我今天就不回去了，我初一再回去。”“怎么了？”我忙解释：“您别担心，没事，今天晚上看电视吧，春节联欢晚会有我主持，您注意看，也告诉我妈。”他说：“好。”在我的记忆当中，父亲的声音永远像单簧管的低音一样沉郁平静，不管我们几个孩子取得了成绩还是闯了祸，他从来都不会一惊一乍，永远保持着一份淡定，一份从容。
与父亲的从容不同，距离晚上8点的直播还有4个小时，我就早早地赶到了台里，心里既盼着赶紧直播，又害怕直播的到来。倒计时还剩一个小时，我开始静默，脑子里一遍遍地过词，琢磨台上会是怎么个状态，还剩半个小时开始紧张，还剩十分钟开始兴奋，7、6、5、4、3、2、1，片头一出，几近血脉贲张。在开场歌舞《大团圆》热闹欢快的旋律中，我和程前、周涛、亚宁一起走上了舞台，我站在程前和周涛中间，趁着程前说开场白的时间定了定神，在他一声热情洋溢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之后，我附和着大家情绪饱满地问候道：“晚上好！”“这里是中国北京中央电视台1997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这一刻，我才终于信了——我真的登上了春晚的舞台。“朋友们，过去的一年是团结的一年！”这是我在那个万众瞩目的舞台上说出的第一句独立的主持词，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就像一路走来的跫音，步步扎实，问心无愧。脚下的这一步走好了，那就是家喻户晓；如果走错了，也会人尽皆知，而且以后的路会举步维艰。我深知这个舞台既不会埋没你的才能，也不会放过你的缺点，如果第一次就搞砸了，恐怕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于是，我对自己没有太多的要求，只是心里反复说：别出错，别出错你就成了。
第一次亮相春晚，除了主持，我又拿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和程前合说了段相声，为这台大晚会泥了一回缝儿。这个相声是为我俩量身定做的，也是袁德旺老师的创意。程前来央视之前在广东电视台主持，所以他在相声里说一口“广东普通话”，而我则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我：说相声最起码得用普通话嘛。
程前：我说的就是普通话啊。
我：您让大家伙说说，他说的这是叫普通话吗？
程前：怎么不是普通话？就连赵忠祥老师都说我说的这是普通话。
我：怎么着？
程前：起码比一个叫朱军的说得好。
当天，我们穿着长袍一出场，就赢得了意想不到的热烈掌声，或许不是因为我们表演得多出色，只是观众对专业演员和对主持人的期望值不同。我和程前的每一句话话音未落，掌声就立刻淹没了我们。表演完毕，我们竟然得到了姜昆老师的赞赏：“你们哥儿俩这段挺好的。”
得到业界泰斗的赞赏不易，得到父亲的夸奖难上加难。从那以后，每年初一，我都要接受一群特殊观众的当面点评，他们最宽容又最挑剔。
电视里是一番分外热烈的景象：璀璨耀眼的灯光下，我站在气派非凡的春晚舞台上倾情主持，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度除夕……
家中的餐桌上摆放着丰盛可口的团圆饭，我与家人谈笑风生，一边看着电视里的春晚，一边评论着屏幕里的自己……
两幅画面着实有些穿越，但所述确是现实中事。自从主持春晚，常有热心的观众问我：你每年除夕都站在舞台上，是不是每年都不能与家人团聚？答案是否定的，开篇描绘的场景也是现实，只不过时间有了错位，由于我“春晚主持人”的职业缘故，朱家的团圆饭都改在了大年初一，全家人一起看春晚也只能是初一的重播了。
自从主持春晚以后，每年大年三十，我都要带上梅梅搭乘初一最早的航班赶回甘肃兰州的家。那时父母还健在，兰州就像一个靶心，儿女们总是从东西南北远近各处迅速地赶回去。作为最后一名到家过年的孩子，非但没人埋怨我，而且我还会享受到一项特殊的福利——大哥、二哥、三哥一起接机。
“齐了，就等你们了！”大年初一一下飞机，哥哥的笑容总像冬日的阳光迎面而至，从他们的眼神和语气中，我感受到了家人对我们的期待和想念。从机场回去的路上，和哥哥聊得起劲之时，不知不觉车已经停在家门口了。
“爸妈，你们看，我把军军一家给你们接来了！”进门以后，哥哥姐姐们赶紧接过我们手中的大包小包，爸爸妈妈喜笑颜开，关切地嘘寒问暖，小孩子们兴奋得几乎要跳到我身上，吵着闹着“老叔（老舅）还没给压岁钱”！一切都喜气洋洋，家中的热闹虽然比不上春晚现场的热烈，却让我更为享受，常常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触袭上我的心头：这下是真的过年了。
大年初一好多电视台都会重播春晚，几乎从早到晚我都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对于大多数电视观众来说，当然是看节目最重要，但是在我们家收视率最高的一定是主持人的串场。每当我出场的时候，大家就会放下手头的事情，围坐在电视周围。
“军军的这件衣服会不会太艳了？”
“这才喜庆嘛！”
……
哥哥嫂子、姐姐姐夫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当我出场时他们都屏息凝视，什么瓜子糖块的全然不顾了。我曾试探着询问老父亲，您觉得我主持得咋样，老人家连头都顾不得扭一下，眼睛还不放心似的盯着电视里的我，一如既往地给了我两个字——“还行”。
“还行”已是他对我最大的肯定，在父亲那里，我从没得到过“真棒”这样的评价，内敛、低调一直流动在朱家人的血脉里。或许正因如此，在我的潜意识中，才一直对自己说，朱军，你还需要努力，你还能更好。
我主持春晚之后过的这些“年”可能最具朱家特色，但对于上了年纪的父母来说，连着折腾三十、初一两天，真的会很累。现在我经常会怀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父母还硬朗、我们还年轻时的那些团圆年。那时候，和几乎所有的中国老百姓一样，每年除夕夜，朱家人都要和春晚一起守岁。按照我家的规矩，男同志拥有特权，哥哥、姐夫会陪着父亲，将餐桌摆到客厅里，弄几个凉菜，一边喝着小酒，一边看着电视。女同志则负责包饺子，在厨房忙活。我们家只有一台电视机，就把它摆放在客厅。当时的小品都是半哑剧的艺术形式，朱时茂和陈佩斯的《胡椒面》好像只有四句台词，这样的小品可“苦”了在厨房忙碌的母亲、姐姐和嫂子们，听到客厅的笑声，她们就时不时地围着围裙、捏着饺子出来看两眼，有时候甚至直接把饺子皮拿到客厅来包，两不耽误。记得那次母亲看得正入神，我问：“妈，饺子什么馅的？”也不知道她听没听见我说话，她只是直盯着陈佩斯光亮的头，笑着说道：“简直就是一个肉丸。”一语双关，当年这在我们家成了比小品里的包袱都经典的段子。
零点之前，我还要早早出去，一是看那些按捺不住兴奋心情的人提前燃放的烟花，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在零点点燃鞭炮，“娘子军”会在楼上等着我的信号。噼里啪啦，只要我这边一响，她们的饺子也要下锅了。河南老家有一种说法：“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的烙饼摊鸡蛋”，要赶在大年初一的头一刻煮上饺子才吉利。
等到酒足饭饱，春晚也就进入尾声了，我们全家还要聚在一起意犹未尽地谈论各个节目。那时候，我们家还热衷于参与《中国电视报》举办的“观众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评选。父亲母亲喜欢陈佩斯的小品，年轻的小辈们爱听李谷一的歌儿，几个有限的名额到底投给谁？众人先是争论不休，好不容易达成了共识，但往往把选票填写好放进信封的那一刻，彼此之间还在进行最后的打赌。
转眼二十来年过去了，国和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7年中国即将迎来历史性的一刻，那就是香港回归，晚会也在最重要的零点时刻特别推出了由赵忠祥和倪萍共同朗诵的《北京时间》。“此刻，改革开放的中国正迎接八面来风。北京时间秒针一动，就是大河上下鼓角联营。1997，香港归航的汽笛将正点鸣响，中国，将用北京时间的6个月去跨越一百年的时空。”赵老师说到动情处，紧握话筒的双手微微颤抖，在场的观众包括站在侧台的我，无不动容。舞台上放置了一个大表盘，想到跳动的秒针正在抛下旧日的耻辱，迎接越来越富足、安宁、有尊严的生活，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晚会的主题歌《手挽手，心连心》响起，演员都拥到了台上，我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家人的笑脸仿佛在我眼前一一掠过，当我和我的同事们激情满怀地说出最后一句主持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明年再见”时，一种强烈的成就感油然而生。登临上中国电视文艺这个最高的大舞台，这下是真的成了。如果明年真的能再见，那将会是一个更大的舞台。
春晚，我们又见了！
中央电视台有一句宣传语流传甚广：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电视文艺晚会进入了一个黄金般的发展时期，搭乘着这样的春风，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也越搭越大。
1997年，经过台内竞聘，时任文艺中心戏曲音乐部主任的孟欣脱颖而出，被确定为1998年春晚的总导演。孟欣有恩于我，初进中央电视台打工，是她第一个收留了我。她当时是《东西南北中》的制片人，也是通过主持这档节目，我第一次获得了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名头。孟导是个敢说敢干、雷厉风行的人，她认定了的事就不会轻易改变。担任总导演之后，她便开始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大规模的演播室。到1997年，春晚已有15年的历史，演播室从旧台址的600平方米到新台址的1000平方米，中间还经历了体育馆、设置分会场等多种形式。随着电视技术的不断发展，春晚的演播空间越来越大，综合条件也越来越先进。本次孟导谋划的新演播室地址定在台里的圆形草坪，这里有中央电视台的台标，是用灌木种出来的CCTV四个大字母，非常醒目。一段时间不见孟欣，却发现原来的圆形草坪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日渐成型的新演播大厅。神速竣工的新演播厅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成了台里最大的演播室，“央视一号厅”由此而来。
一号演播大厅胜利竣工，1998年的春晚也越来越近了。我在1997年春晚上的表现虽然称不上一鸣惊人，倒也还算过关，就连梅梅这个挑刺大师也都表示满意。然而，毕竟戏份最少，任务最轻，完成得再圆满，似乎也不足以确保我在春晚上的一席之地。所以随着春晚的临近，我心底开始有了那么一种隐忧：我是否还有登上1998年春晚舞台的机会？
离春晚还剩一个月，我身边依然没有任何风吹草动。有人提醒我：“人家有事没事就去影视之家转悠，你怎么不去看看？”当时五棵松的影视之家已经建好了，春晚的前期准备工作基本都在那里完成。我说：“又没有人通知我，还不知道春晚有没有我的事呢！”“孟导是你的领导，你没事去剧组转转，就当是探望也好啊！”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没有继续坐等，偷了一天的清闲，溜达到了孟欣导演的办公室。她正在给春晚剧组开会，一见我露面，她停下会议，笑着问道：“来了？”
“来了。”我见他们在工作，就想退出去。
“进来吧！”孟欣脸上的笑意未减。
她只是在做礼貌性的挽留，我这样认为。“你们开会我就不进去了。”我一边往后退，一边应答。
“进来吧，进来吧！”她一个劲儿地招手。
我见推托不过，就进去找了一个角落坐下。她开完会转而对我说：“你还知道来呀！我以为你不知道呢！”
原来真的早就应该过来看看，幸好听了同事的建议。“没有，我怕来了给你们添乱，也没什么事，所以就没过来。”
“那今天怎么来了？”
“坐不住了，到了现在还没接到通知，我来问问到底有没有我的事。”态度很实在，语言很含蓄。
显然，她懂了我的意思，“能没有你的事吗？现在主持人还都没进入呢！放心吧！”
这算是很权威的内部消息，我心里终于踏实了。按照春晚的惯例，我在正式排练前三天收到了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办公室的名义发出的书面通知，进入了1998年春晚的彩排。第一次进入一号大厅，我不禁眼前一亮，演播厅不光面积几乎翻了一番，舞台形状也由原来的方形变为了圆形，果真气派无比。1997年春晚彩排，我走进1000平方米演播大厅的时候，就感觉演播厅很大，猛然又来到一个几乎大了两倍的演播大厅，我萌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么大的场地得多少人才能撑起来啊！
然而，每一个新的高度都需要费些力气才能站上去。为了在更恢宏、更先进的演播大厅把春晚办得更好，台前幕后的演职人员都付出了很多。每当面对一个更大的舞台，我就会变得越发兴奋，这次也一样。在1800平方米的一号演播大厅里，本来观众人数就增加了数倍，舞台和观众席中间又隔了一排茶座，这样一来，距离变得更远了。导演并没有强调要放大自己的声音，但出于本能，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提高了音量。起初，说话时产生的回音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效果，感觉整个声场的位置都是不对的。音频技术部门整天都在挪音箱，调试声场位置，主管技术的副台长天天亲自到场监督。但是直到我们排练到第三场的时候，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舞台上发出的声音肆无忌惮地来回乱撞。最后只好求助于一位国外的资深专家，在他的建议下，工作人员在穹顶吊上了巨大的塑料泡沫圆盘，在墙上贴了吸音材料，这才屏蔽了回声。
主要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凸显出来。由于舞台环境的变化，我们随之调整了音量，而电视机前的观众却不能直接感知现场的气氛，会觉得春晚主持人和演员都不会好好说话了，怎么一下子都闹起来了？我也会经常反思，从调动现场气氛的角度来说，我的声调就比较正常，但出现在电视上的只是晚会的局部，不明真相的观众肯定会奇怪，这是瞎嚷嚷什么呢？所以，为了达到一个平衡点，我也像音箱一样，在我的音域范围内来回寻找着最佳位置。
面对同样的问题，语言类节目演员也不适应。本山大哥曾经说：“在1800平方米的演播厅，演员不是在演，而是在吼。”在原来的小场地，观众是聚拢起来的，而到了大舞台，没有了那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暖意，人气好像一下子散了。当时甚至有人提议设置两个场地，把语言类节目搬回1000平方米演播厅，把歌舞类节目留在一号厅。这样的话，一个节目过后观众可能刚刚兴奋起来，镜头却一下子切换到了别处，晚会的整体性被破坏了不说，观众的感情也不畅通。春晚对观众来说意味着轻松娱乐，而对我们这些扛着全国数亿观众期望的人来说，这份担子有千斤重。每个人都像斗志昂扬的战士，下定了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决心。经过几番争论，最后大家达成一致：竭尽全力去适应新环境，哪能被这点困难吓跑了！每个人的舞台经验都受到了挑战，却没人放弃，而力求开创新思路。直到现在，这种探索都没有停止，越来越多的演员选择从观众席上台，这正是拉近距离的一种尝试。
1998年春晚各方面都讲究推陈出新，我也顺应这种大趋势，在着装方面来了一回大胆的突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我和梅梅对服装的要求变得更加苛刻。朋友出国带回来了一本关于法国时装周的男装杂志给我参考。一身红色套装吸引了我的眼球，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是各种不同层次的红色。“夺朱非正色”，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朱红”象征着喜庆、庄重、热烈，在所有颜色中最为正宗，加上这又和我的姓氏还有那么点渊源，应该会是我的幸运色吧。我当即决定，今年春晚的服装就照着这身衣服做。外套、裤子、衬衫、鞋子，甚至于领带、皮带都是各种不同的红色，这对颜色的要求十分严格，稍微有一点误差，就会觉得衣服是重叠在一起的，非常难看。最后其他的问题都解决了，就剩下一件大红的衬衫让我们纠结不已。我和梅梅走遍了王府井、国贸、西单的各大商场，就是没有一件让我们称心如意，后来勉强买了一件差不多的回来，到家之后，我把全部行头穿在身上，总觉得那件衬衣和整体的感觉并不协调。看到那件衣服的上身效果不佳，梅梅皱起了眉头，丹唇轻启：“不行。”“领导”发了话，我们只能开始新一轮的搜索。最后连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都绕遍了，还是没有满意的，我打起了退堂鼓：“要不就算了，绕了这么半天你肯定也累了，再说咱西北男人什么时候这么精致过！”梅梅不为我所动：“你累了就先走吧，我必须给你找到才安心。你如果在春晚上丢丑，岂不是让全国人民都笑话。”她说得振振有辞，还把一件衣服的问题上纲上线，我不禁哭笑不得。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旁边的一个市场里，梅梅发现了一件完全符合要求的衬衫，她拿着衬衫兴奋地往我身上比，一副大喜过望的样子。小店老板疑惑地看着我们俩，一件衬衫至于高兴成这个样子吗？！
踏破铁鞋觅来的这件衬衫却是化纤的，春节又正是天干物燥的时候，上台之前不得不用喷壶喷上点水才能不起静电，于是我只得穿上湿漉漉的衣服就上场了。孟欣导演以《东西南北中》节目为母本，设计了开场——周涛、我、亚宁、王雪纯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朋友向全国观众拜年。周涛和我在服装上总是能保持高度的默契，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简单沟通，有时甚至“各行其是”，但最后穿出来的效果却很搭，这次她也穿了一件纯红色的裙子。在倪萍和赵忠祥的话音落下之后，周涛第一个拜年：“今晚在我们的演出现场，来自东西南北中的朋友欢聚一堂，首先我们东边的朋友祝大家吉庆有余、喜气盈门。”我紧随其后：“我们西边的朋友祝大家喜辞旧岁，笑迎新春。”舞台越来越大，春晚越来越精彩，小日子越来越红火，第二次站在春晚的舞台上，我着实多了一份由衷的从容。
历届春晚都会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对于晚会的工作者来说，嬉笑怒骂从来就不绝于耳，但相对而言，1998年春晚却获得了众口赞誉。原因之一便是场地的升级带动了技术条件的改善。想必大家对《相约九八》这首歌都还记忆犹新，这是孟欣组织专职人员创作的，伴随着那英和王菲曼妙的歌声，两个舞蹈演员在一个大气球里翩翩起舞，亦真亦幻。现在回忆起那种幽静而酷炫的冷蓝色调，还颇有一些阿凡达的味道。
那年春晚除了《相约九八》，还涌现出了《好日子》《大中华》等不少经典作品。20世纪90年代后期音乐电视兴起，很多文艺工作者通过这种形式一下子获得了大家的认可，激发了无限的创作热情。一时间，好的音乐作品和优秀的音乐人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出现在观众的视野。有了这个前提，再加上老孟的吐故纳新，那年春晚自然别具一格。
一切都很圆满，但在这届春晚上，我却经历了一次小惊险，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梅梅的“捣乱”。1997年，我们还租住在紫竹宾馆里，尚未有自己的小家，怕她寂寞，我就让她跟我一起来到了直播现场。虽然看不到她在观众席的哪一个座位，但我心里总记挂着她。渴了吗？饿了吗？这么一走神，我就恍惚了一下，在一个不该停顿的地方停了半秒，幸好这句话相对随意，稍稍改换一下断句方式，听着也比较顺，也幸好我快速地调整了自己的状态，暂时屏蔽了梅梅强烈的信号干扰，这才安全脱险。
一来怕我分心，二来台里给我们分了值班用房，从那一年以后，梅梅每年除夕都乖乖地待在家里，再也没来过春晚直播现场。
未经曝光的备份
在北京有了房子之后就算是落地生根了，其实房子更多的只是象征意义，真正让我在北京、在央视站稳脚跟的是在主持上获得更广泛的认可。而为我赢得认可的尤为重要的两场直播背后都“藏”了些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
1997年6月1日，距离香港回归还有30天，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了柯受良飞越黄河的壮举。飞跃地点选择在了陕西和山西的交界处，黄河流经此地时，400米的河宽骤然收缩为50米，形成了奔腾咆哮的壶口瀑布。我和香港凤凰卫视的吴小莉担任山西方向起飞一侧的直播主持人，周涛和张政负责陕西落地一侧的报道。我们提前两天到达这里熟悉环境，而柯受良和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在此准备数月了。我知道柯受良有30年的特技表演经历，1992年他还曾抢在一位英国人之前成功飞跃了金山岭长城烽火台，所以这次飞跃应该是十拿九稳。但是听说之前在东莞和西安的试飞中，柯受良曾遭遇了翻车，后两次成功飞出的最远距离为42.5米，别说距离50米还有7米多，哪怕只差毫厘，到了实战那都是生与死的差别。虽然柯受良宣称对这次飞跃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面对记者时他也坦言自己已经失眠好久了。我站在临时搭建的跑道上，向悬崖下望去，只见奔流的黄河波涛滚滚，十分骇人。耳边响起了领导的秘密指令：“你要做好他万一失败的准备，如果没有飞过去，你要想好该怎么说。”这番话再加上眼前的这种景象，让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我不敢想象这种“万一”如果真的发生了，会是怎样的惨状，但我又不得不逼自己做好“备份”。
一切准备就绪，直播现场来了十万名群众。虽然跑道是用木板临时钉起来的，但仍然非常讲究，这里有专人把守，不能让女人踏上去一步，所以飞越之前采访柯受良的重任就只能由我承担。那天，我特意穿了一件蓝色的外套，希望能够让他感觉平静。我拿着话筒走到他身边，一股浓重的酒气迎面扑来，我瞬间判断出他喝多了，酒壮英雄胆，此时对他最好的保护就是匿声敛气！
在这生死关头，如果用聒噪的采访去打扰他是多么不合适！我只问了一句：“您准备好了吗？”虽然是问句，却是无比坚定的语气。“准备好了。”他舒展开了紧皱的眉头。“祝你成功！”我相信这不仅是我，更是现场的十万名群众和电视机前收看直播的所有观众心里最真切的祝愿。我和他握了握手，希望能把这份祝福带给他。随后，他便坐在车头前面开始静静地祈祷。我想这个时候他一定希望身边不要有那么多的纷扰，让自己的心能平静下来。于是我逆着人群往外走，摄像大哥一边扛着机器跟我走，一边不解地问：“我说哥们儿，人家在这边飞，你去那边干吗啊？”到了一个相对安静的山脚，我停下来：“就在这儿吧。如果画面切过来，你就示意我。”“你要说什么？本子上没有啊。”他一脸茫然。我说：“是没有，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好吧。”此时，柯受良驾驶的白色赛车已经冲了出去，但是到了起飞点又来了一个紧急刹车，停了下来，现场一片哗然，我的心情不禁又沉重了几分，我甚至又温习了一遍领导密令我提前准备的那段“备份”。他的战车再次发起冲刺，13时19分，一道银色的弧线完美地划过黄河上空。数秒之内，我的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直到黄河的那头响起了欢呼声，我的心才开始狂跳起来：“过去啦！成功啦！”此时彼岸必是香槟、鲜花和众人的祝贺，而在他成功飞越后，镜头切到了我这边，面对镜头，我由衷地赞叹了他的勇敢和无畏，更庆幸我的备用台词没有派上用场。
后来有人责怪我：“朱军在关键时刻不会采访，不会引导柯受良说话。”我只想说，在这一点上我问心无愧。作为一名传媒人，职业要求我记录真相，不掩恶，不虚美。我不能为了追求“爆料”而不顾他人心境，不管当事人死活，否则就是变相的谋杀，就是歪曲了事实，而非所谓“职业”的表现。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道德告诉我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我不能为了自己的事业而违背了良心，这样建立起来的所谓“事业”也终究不会长久。
飞车无疑是驾驶水平的最高表现，即使明知充满了危险，其爱好者也会义无反顾。在一个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国家，在那个百年耻辱即将一朝雪洗的时刻，确实需要这样一种爱国壮举来鼓舞民族士气，来印证中国人的自信与自强。我敬佩他是条汉子！但同时，也着实为他捏了一把汗。他的妻子和儿子一直在陕西方向等待他安全着陆，隔着50米宽的黄河，我没有见到他们是什么表情，却能猜测到他们的心情。当自己的至亲面临生死考验，亲人很难不担惊受怕。每个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但每个人也有不让爱我们的人担心的义务。我敬佩他的无畏，但更敬重自然的伟力，更觉生命的可贵。如今斯人已逝，我只想把当时的备份讲给故人听：“人活着是需要一种精神的，这样我们才会有面对挑战的勇气和渡过难关的决心，即使在此过程中，我们牺牲了也在所不惜，至少这条路上留下了我们的足迹，还有后来人可以循着我们的足迹，走得更远。”
自然诚可畏，人的精神更加不可抛，正是这种精神让人性有了光辉。受降雨影响，1998年夏季，我国发生了20世纪第三次全流域型的特大洪水。灾情一出，各路媒体纷纷报道。当时我在《东西南北中》节目组，为了制作一期抗洪抢险特别节目，我主动请缨去了九江救灾一线采访，掌握了第一手的素材，也体会了最真实的感情。时间紧，任务重，临行前我没敢告诉父母，只和梅梅简单告别。她反复嘱咐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要小心。我说：“你放心吧。”转头就匆匆上了车。
一路上设想了无数种救灾场面，身临其境的时候我还是被震撼了。不知道那些脸上还带着稚气的战士与洪水奋战了多久，不知道他们有几天几夜没合过眼了，只知道大坝上凡是平缓点的地方，他们倒头就能睡着，有的战士甚至抱着一棵树就睡着了。但是无论在哪里，只要一听说任务来了，他们就“噌”一下站起来，扛起麻袋就往漏水的地方跑。水的扩散效应可以使一个不起眼的小洞一发而不可收拾，他们就瞪大了眼睛，连针孔大的漏洞都不放过。
除了抗战在一线的战士，全国人民都在齐心合力共抗洪峰。中央电视台接到一个紧急任务，要火速组织一台现场直播的募捐晚会。当时赵忠祥老师在家里摔了一跤，行动不便，倪萍老师怀孕六七个月了，所以这份重任自然落到了我和周涛身上。开场前，造型师正在给我做最简单的面部处理，突然有人通知我：“朱军，去趟贵宾休息室，领导找你。”造型师在等我做决定，我问：“弄完再去行吗？”“现在就去！”我到会议室一看，满屋子的人，不光有晚会总导演张晓海和台里的领导，中宣部和广电总局的领导也都在。“各位领导，有什么事吗？”我事先还真没想到会是这么大的阵势。一位领导发话：“你是党员吗？”怎么会突然来这么一句？我回答：“是啊，我入党十多年了。”“那好，你坐吧！看一下这段词！”我接过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段话，大意是，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让我们团结起来，手挽手，肩并肩，必将战胜一切困难。我疑惑地问：“这段词放在哪里啊？”“还不知道，你先记住。今天的第三次洪峰大概在九点半通过，如果能顺利过去，这段词就不用了，如果过不去……”他迟疑了一下，接着说，“如果过不去，可能就要炸开大堤泄洪，到时候……”他停止了预想，只是叮嘱道，“这段词朱军你记住了，别让别人知道，不要影响大家的情绪。”我说：“好。”急忙把纸条塞进了衣兜里。
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张晓海导演走到我和周涛面前：“你们知道今天的任务吗？”我立刻回答：“知道，您放心吧！”“那你说说看。”“一定把这台晚会主持好。”张导看了我们半天，纠正道：“错！记住，你们今天不是主持人，是受灾区父老乡亲的委托，来到这个地方接受善款的使者！”带着这种使命感，我们走上了晚会的直播舞台，那次的演员阵容比起春晚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平日光芒四射的明星穿起了统一的抗洪文化衫、牛仔裤，都素面朝天地上台了。整个晚上，捐款的数字一直在跳跃式发展，每念一次数字，台下就会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而我也一次又一次深深地鞠躬致谢。因为亲临过救灾现场，深知灾区人民的艰难，了解广大战友的辛苦，我的鞠躬没有一点仪式感，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真诚感谢！
当晚会落下帷幕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善款达到一亿五千万元人民币！这一刻，我长长地鞠躬不起，这一刻，我深深懂得了这份职业的荣光！继而，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传来：第三次洪峰顺利通过。
回到后台，我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几乎所有的同事都以为我是鞠躬劳累所致，此时此刻，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是因为我手里一直紧紧攥着的那张小纸条。天佑中华子民，谢天谢地，这个“备份”终于成了一张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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