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我的零点时刻 > 第01章 这一刻，与世俗无关
催泪四招让我潸然泪下
2005年某个特殊的日子，我和老友冯巩聚到了一起，喝着啤酒，聊起了陈年旧事。聊着聊着，巩哥突然拿出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甫一亮相，我的心脏立时揪紧。照片上是冯巩、我，以及卧病在床的老母亲，母亲戴着氧气罩，插着输液管，躺在中间，冯巩在左，我在右。
“那天临走的时候，老太太把我一个人叫过去，跟我说了一句话，至今我都没告诉你。”
“她跟你说什么了？”我连忙追问。这事一晃已经过去四年多。
“想知道吗？”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还卖起了关子。
“嗯。”我不禁连连点头。
“把酒喝了。”我把酒杯放到嘴边胡乱地喝了两口，一心等着冯巩揭晓谜底。
“没喝干净，你这儿养金鱼呢？”
一饮而尽之后，冯巩终于公布了答案：“老太太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冯巩啊，小军已经老大不小的了，你一定要帮我劝劝他，我连做梦都希望他能有个孩子……’为咱妈这句话，咱喝点儿……”
听着冯巩的这番话，摩挲着手中的照片——照片中的母亲虚弱地躺靠在病床上，却竭力让自己露出笑容，她憔悴的脸让我心里阵阵疼痛。想到就在拍下这张照片数月之后，母亲便永远离我而去，我终于难以自持，禁不住潸然泪下。
这个特殊的日子正是2005年的除夕，而这个场景正是我和冯巩共同在春晚上表演的《笑谈人生》中的一幕。从排练到正式直播，这已经是我第三十次表演这个节目，而每一次，我的泪水总是控制不住。热闹如昔的春晚舞台上，身后的布景是我最熟悉不过的《艺术人生》现场，眼前的访谈嘉宾是老友冯巩，而我一直追问的是一个我早就知道了答案的谜面，要反复面对的是最挑动我泪腺的病榻上的老母亲。《笑谈人生》以《艺术人生》为蓝本，以戏谑的口吻总结了“催泪四招”——套近乎，忆童年，拿照片，把情煽，音乐一起，让你的眼泪流个没完。所谓“笑谈人生”，既有轻松的调侃，又有感动的泪水，现场观众的情绪也随着我们的表演起起伏伏，或哭或笑，无不出自真心。
《笑谈人生》，谈出了人生百味，也考量着我内心的情感与理智。
坦白地说，无论于我，还是冯巩，《笑谈人生》都是无法逾越的高峰，因为这个作品取材于我们各自的真实人生。“真人版”的《笑谈人生》背后还有一位才华横溢的策划和编辑——徐小帆，正是他帮我们把这些生活素材加工成了一部艺术作品。作品诞生当年，徐小帆便与世长辞，《笑谈人生》于他于我都堪称绝响。
2005年11月的一天，突然有人告诉我“小帆走了”。一时间我没反应过来，随口便问了一句：“去哪儿了？”作为资深的电视节目策划人、撰稿人，徐小帆也是春晚早期的主创人员之一。我们的相识是在我刚来中央电视台的时候。那时，台里刚开始举办MTV大赛，我是工作人员，而他作为著名的词作家，担任评判工作。他为人低调，平时不太爱说话，但是做事非常认真。我们平时没有太多交流，也没有深入了解对方的机会，但他对我仿佛有种特殊的信任。有时节目做了调整，中间的串词就要随着变化，而作为撰稿人的他会很放心地对我说：“朱军，你自己看着弄去吧。”当然，这绝不是敷衍了事，如果我自己改的文字达不到他的要求，他会沉吟片刻，然后很委婉地告诉我：“你看这样会不会更好？”每次策划会他发言前总会说“我说两句，意见不成熟，仅供批判”，而他不成熟的意见不知催生了多少作品，其中就包括《艺术人生》和《笑谈人生》。
春晚和《艺术人生》是我的两大主要阵营，称小帆为“两军谋士”绝对实至名归。在小酒馆里我们聊出了《艺术人生》漂亮的凤头，在2005年的春晚舞台上，冥冥之中我们又合奏了豹尾般有力的生命绝响！小帆走得很突然，明明数月前我们还在一起备战春晚。
“朱军，你有时间的话来一下影视之家吧！”我在家里意外接到徐小帆的电话，他找我一定有正事。
“什么事？”
“冯巩的作品被毙了，我现在有个想法，咱们来一起讨论一下！”
当时距离春晚直播仅剩一个月的时间，而这已经是冯巩的作品第二次被毙掉。其他节目都在紧锣密鼓地彩排，如果不能及时拿出新的作品来，他今年上春晚铁定没戏。作为曾经在春晚舞台上合作过的好哥们儿，这个忙一定得帮。
“好的，几点？”我毫无迟疑地答应了。
“下午两点吧。”
两点，我如约到了影视之家，徐小帆和冯巩都在。
小帆开门见山地说：“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把《艺术人生》和春晚的相声剧结合起来，由你采访冯巩。”
“这能有笑料吗？”《艺术人生》一向走温情路线，虽然现场也经常笑声不断，可它本质上并非搞笑的娱乐节目。
“这也正是叫你来的原因，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作品，先从理论上论证一下，看看它到底能不能立起来。”
以央视名牌栏目为蓝本创作春晚小品，已经有了类似的成功范例，比如《昨天，今天，明天》就是依托《实话实说》做起来的。可是《艺术人生》的笑点在哪里？
几轮策划过后，针对当时《艺术人生》“含水量”过高的评论，我们决定将计就计，就从大家关注的煽情入手，围绕我和冯巩想方设法让对方流泪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笑料展开。尤其当把所谓的“催泪四招”艺术性地抽离出来之后，我自己看了都不禁哑然失笑，还真像那么回事。当时《艺术人生》制片人王峥还提出过“抗议”：“朱哥，这不好吧，咱们的节目哪是这样的啊？”我解释说：“首先这个剧叫‘笑谈人生’，而非‘艺术人生’，并不是把咱们的节目原模原样地搬上舞台，让大家看看刻意而为和真正节目的差别也好。再者，敢于自嘲说明咱有自信。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也表明我们的态度。”
“立项”之后，我和冯巩便开始聊起了彼此的“艺术人生”。回忆起用家里的床板为即将插队的姐姐做箱子的经历，他变得兴奋起来，随后把小时候因家里困难而经常捡煤球之类的事抖了出来。后来聊到冯巩曾经和我一起回兰州看望病重住院的母亲时，徐小帆敏感起来：“还有这么一段？快细说说！”
2000年8月，母亲当时正在住院，我和冯巩一起去兰州演出。演出是晚上开始，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要返回北京。刚在兰州下了飞机，冯巩就对我说：“兄弟，我在兰州有几个好哥们儿，咱中午一起聚聚怎么样？”
“对不住，巩哥，我可能真去不了。”
“怎么了？”
“老母亲重病住院呢，我不去看看心里不踏实。中午我得赶去医院，吃饭我就不去了，你帮我向哥儿几个解释一下吧！”
“有这事怎么不早说？在哪个医院？”
“兰州军区总院，七里河的那个。”
他当即拨通了朋友的电话：“兄弟，我这边有点事，咱们把午饭时间往后错一下，改到一点半吧，还有，最好把聚会地点安排在七里河附近。”挂了电话，他转而看着我，“走，咱一块看老娘去！”说完，我们一刻也没耽误，坐上面包车直奔医院，同行的还有他的助手李志强和经纪人小付。车停在了医院门口，来往的人很多，他不方便下车：“志强，去买个果篮，挑个好的，别怕花钱。”不一会儿，志强就拎着一个大果篮回来了。冯巩看了有些生气：“买的是送给老娘的礼物，你买的这是什么玩意啊？”
“哥，这是最贵的了。”
“我没说贵还是便宜，你去看老人，上边放两个梨算怎么回事？去把梨换成苹果。”换回来之后，冯巩这才满意地看着果篮，像是在解释：“这叫平平安安，放个梨像什么话……”
那时候，母亲的病情已经比较严重了，她整天一门心思就是去找我爸，没事还老爱念叨：“你爸在那头叫我呢，我要去找你爸了。”我虽然回去得很频繁，但是每次回去母亲总是会特别高兴。
到医院的时候，我自己先进了门：“妈，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冯巩刚一踏进病房，母亲就又惊又喜：“哎呀，你……你咋来了？冯巩！”母亲没有崇拜过哪个明星，但是一见到冯巩就开心得不得了，而且一下子就叫出了他的名字。知道我俩来了，病房里围了不少医护人员。冯巩恭恭敬敬地给大伙作了个揖，恳切地说：“拜托了，各位，这是咱妈，请各位多用点心，把老人家照顾好了。我们也不能天天陪在这儿，你们就受点累吧！拜托大家了！”在场的医生和护士都被他的情绪感染，纷纷点头答应。身为人子的我更是非常感动——这个朋友，我这辈子交定了。二姐和三姐当时都在，并特意拿出相机为冯巩、我和母亲拍了合影，这才有了那张在春晚上曝光的我和冯巩各坐在母亲病床一头的照片。
旧事依稀，却已物是人非，聊起母亲，我和巩哥都有些伤感。就在我俩陷入沉默之时，徐小帆却突然说了一句：“有了！”他太了解我了，他知道母亲去世后我的心结所在。他问冯巩：“当时朱妈在病床上都对你说什么了？”
“都是一些家长里短，具体的记不太清了，反正老太太挺高兴的。”
“有没有说让你劝朱军要孩子的事？”
“好像还真说了。”
一抬眼，竟然已经是深夜11点了，我们从下午两点多一直聊到了现在，竟全然不知。
“行，二位回去休息吧！今天晚上我拿出一个样稿来，明天上午再接着讨论。”
写作的人善于在这些生活素材中捕捉灵感，而我从影视之家出来时还是一头雾水——有什么了？这事怎么就成了？第二天下午，我接到了徐小帆的电话：“你赶紧到影视之家来一趟，本子出来了，而且今天晚上台领导就要看！”
“什么？本子我还没见着呢，晚上就看，怎么演？”
“就是拿着本子念也得演，台里领导定了，今天晚上就要看！”
我放下电话就直奔影视之家，拿到本子一看：嗯，真的成了。
因为本身就是我俩的亲身经历，又是用《艺术人生》的节目形式，所以我上手很快。我们抓紧下午仅有的几个小时对了两遍词，冯巩问：“咱走一遍？”“行。”虽然台词都只是大概记得，但自由发挥得很自然，这一遍下来，我们的心里就都有谱了。
晚上七点半，胡恩副台长和朱彤主任率团观看并审查了我们的节目。出人意料的是，虽然从构思到表演仅仅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但演出效果出奇地好。第一次把这份感情在人前展露，我不是在演，而确实是真情流露。“我连做梦都希望他有个孩子。”这不就是母亲生前最大的遗憾吗？我们在医院的合影是用姐姐的相机拍的，台本刚成稿的时候照片还没有从老家寄过来，但听了这句话，那些往事俨然昨日重现，一时间我泪流满面。
审查顺利通过，照片的迅速到位成了最大问题。若不是为了春晚，谁愿意把母亲晚年这么痛苦的一张照片拿出来示人？谁愿意让家人刚刚平复的心情再起波澜？那张照片全然不是母亲平时的形象，虽然生我的时候母亲已经四十多岁，我无从推断她年轻时候的模样，但记忆中母亲的脸上永远带着笑意，她坚强、豁达、开朗，全“兰战”（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从老到小都亲切地叫她“朱妈”，而相片中的母亲却是一副憔悴的模样，与我记忆中的印象相去甚远。可是如果没有这张照片作支撑，作品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贯穿前后让人发笑的主线就是我想让他哭，结果他拿出照片来，我却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没了照片，作品就没了依托，就成了空中楼阁，到底怎么办？
电话打回兰州时，我试探着先问了大姐“当年冯巩来看咱妈时的照片还有没有”，她说：“你外甥和你二姐应该都有。”我又分别给他们打电话，后来二姐先给我回话说照片找到了。“不好看，咱妈的表情不自然，还插着输液的管子，你和冯巩还可以。”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口：“我可能要在一个节目中用这张照片，你给大哥二哥他们都看一眼吧，问问他们同不同意。”得知我要把它带上春晚，家里确实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就说已经是故去的人了，你又把照片拿出去，这不太好吧。听罢，我心里更纠结了，后来大哥问我：“你们的节目非用这张照片不可吗？”“嗯，如果没有它，节目的魂儿就没了。”他想了想：“既然这么重要”，大哥稍稍停顿了一下，“那就用吧！”父母走后，大哥的话具有绝对权威。我们哥俩儿都同意的事，基本不会遇到什么阻力。二哥经常开玩笑说：“论官位，我不如大哥；论名气，我不如军军，不管到哪儿，别人介绍我之前都会冠以一个前缀。活了大半辈子才发现，原来我不是我，在省里我是‘朱志良（大哥的名字）的弟弟’，出了省我是‘朱军的哥哥’。”这话听起来多少有些无奈，其实不光二哥，家里的兄弟姐妹莫不如此，非但没沾光，反而要在各种场合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生怕影响我和大哥的名誉。我和大哥都知道，我们每筑建一层新的高度，都离不开他们的添砖加瓦。大哥发了话，这事情就算定下来了。
照片有了，可怕的梦魇之旅随之开始。入选春晚的节目都要几经“摔打”，而这个节目每演一次对我来说都是一轮痛苦的折磨。尤其是我们和老母亲的合影寄过来之后，看到病床上插着管子的母亲，我的心揪着疼。后来我对冯巩说：“巩哥，抱歉，这个作品咱们这么演下去，我受不了了。从今天开始，慰问演出我就不去了，你找别人去演，台里彩排我跟一下就行了。”他也非常理解我，但这只是我们俩之间达成的默契，有很多演出还是不得不去。在春晚之前，这个节目我已经演了二十来场，每演一次都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平时最疼最不敢碰的疤，却要一次又一次地掀开缝上、掀开缝上，让我的情感一次又一次地释放，却也一次又一次地受煎熬。到了真正的直播，反而是我演得最次的一回。大概是真正到了台上，心里有了杂念，我想把它演好，就真的开始“演”了，真情的成分已经在之前的二十来次表演中消耗大半。为什么第一次就能顺利通过？就是因为真，任何一个表情都不是演出来的，再资深的表演家都不能完全免于匠气，而第一次无疑浑然天成。但观众心里没有这个比较，现场效果依然很好，掌声笑声不断，拿出照片时，台下观众眼中都泪光闪烁，我的心里也多了一份不同于彩排时的感动。
从十几岁学说相声开始，老师一直告诉我什么是最高级的笑——笑中带泪——让人已经到了感动的极限，同时又能把他的感情瞬间拉回到另一个端点。这个作品做到了。节目前半部分台下笑声响成了一片，后来的段落又令人眼泪纷飞。最后，蔡明扮成冯巩的母亲出场，又让观众破涕为笑。这哭哭笑笑的过程，让我反复咀嚼了人间大痛，同时也消解了缠绕我许久的浓浓心结。在此之前，父母去世后，不能在他们晚年时常伴左右的遗憾已经在我心里拴成死结，虽然家人多方开解，但我却很难释怀，想起这件事心里就窝囊，就别扭，甚至怀疑自己的奋斗到底有何意义。而当我面对全国观众把自己的心怀敞开时，让大家看到我的同时，我也为自己洞开了一扇门。
在我生命的旋转舞台上，生活、春晚、《艺术人生》各执一面，它们有着不同的规模和气场，而这一次，《笑谈人生》让它们水乳交融。2005年春晚就像一个人性的战场，能在这个舞台上战胜自己的脆弱，处置好自己的理性与情感，我明白，这一切来自于天堂里母亲的百般佑护。
感谢母亲。
最可怕的那件事发生了
巩哥去医院看望母亲时，她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那一年，我经常往返于北京和兰州之间，有时候一个月要跑四五次，哪怕只有一两天的时间，我也会回兰州一趟，只是为了多陪陪母亲。考虑到北京的医疗水平，我决定让母亲来北京的大医院做一下全面检查。在大哥的劝说下，母亲终于同意由两位姐姐陪着来北京住一段时间。为了让母亲在旅途中更舒服些，我特地买了头等舱的机票。母亲16岁就和父亲在一起，追随父亲来到兰州之后，除了回过两次老家，去过一次徐州以外，就再也没走出过兰州。我小时候，父亲每次坐飞机去北京演出，母亲都会特别羡慕，总是有意无意地打探着：“坐飞机啥感觉？晕不晕？北京可好吧？天安门广场是不是可大？”
我以为母亲第一次坐飞机一定会特别惊奇，可是她没有，她还是像往常一样淡定。我把母亲搀上去之后，指着我们的位置说：“妈，您坐这儿。”她回头看了看：“咱们还坐前边？你姐她们呢？”我解释道：“咱们买的是头等舱的票，她们在经济舱。”她从没听过这种说法，问道：“啥叫头等舱？啥叫经济舱？”“头等舱比经济舱座位大，舒服，等起飞之后，吃的饭也好一些。”母亲接着问：“为啥还要分出等级来？”我说：“咱这个座位贵一些。”“那不公平。”
在母亲心里，人是不应该有三六九等的，尤其不应该以财富作为划分标准。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即便一个人满腹经纶，也不见得他真有文化。母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在我的心中，她绝对是位有素养、有文化的人。母亲一生几乎都在与贫穷斗争，但她从未视金钱为至上。丈夫的幸福，儿女们的善良诚实，是她持家的根本。我曾经因为半路捡了一个空雪花膏的瓶子，就被母亲给予了一顿揍，“捡来的东西也不是自己的”，这句话成了我人生的警句。
母亲的性格本是豁达开朗的，但是拮据的生活让她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生怕一个闪失，全家的生计就毁了。部队有自己的农场，到了深秋时节会给大家分一些菜籽油。有一回我陪母亲去领油。她拿了一个玻璃瓶子，可能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小，那个瓶子特别大。回来的路上，母亲小心翼翼地拿着它，不敢让我碰。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我还幻想着这下终于可以开“荤”了。谁知快到家门口的时候，瓶底忽然掉了，油全部洒在了马路上。我在一旁呆呆地站着，不知如何是好。母亲手里还握着掉了底的瓶子，一时间也没反应过来。呆滞了大概一秒钟，母亲赶紧把瓶子倒置了起来，并迅速撕开了自己的棉衣，掏出里面的棉花就往地上蘸，再把蘸到的油挤到破碎的半个瓶子里，直到一滴油也吸不上来，她才倒端着瓶子，如履薄冰一般回了家。把剩下的油放在火上烧开，又等它慢慢地沉淀，上面的那层油又支撑着全家吃了一段时间。
我还沉浸在往事当中，用餐时间到了，空服人员将饭菜摆到了母亲桌上，她却怎么都不肯吃：“把这个拿去给你姐姐吃。”我后悔自己当初说了什么头等舱饭菜要比经济舱饭菜好一些的话，我又说：“不用，她们也有吃的，虽然不像咱这样，但都差不多，您快尝尝飞机上的饭味道怎么样。”母亲这才将信将疑地吃了起来。飞机即将落地的时候，她对我说：“你爸当年坐的是不是这样的飞机啊？”我对母亲解释说：“咱这飞机和我爸当年坐的不一样了，他坐的飞机全是螺旋桨，噪音大得不得了，哪像咱们的这么舒适，咱这可是全国最新的一种飞机，各方面都可好了……”不知道母亲到底能听懂多少，我们就这样一路聊着到了北京。
2000年，我和梅梅已经在北京贷款买了一套房子。我曾经把家里的照片带回去给爸妈看，他们总是拿着照片满意地点头微笑着：“挺漂亮。”我多次邀请父母来北京的新家看看，他们总是推辞：“你和谭梅在北京好好过就行了，我们就不去给你们添乱了，在照片上看看也就放心了。”这是母亲第一次到我们的新家，她显得非常开心，眼睛里漾满了欣慰。我怕她的身体吃不消，提议让她休息一下。她却摇摇头说：“你扶我到处看看吧！”
后来，我和姐姐一起带着母亲去秦皇岛看海，在北京爬电视塔，去看旋转餐厅，去逛海底世界……只要我认为可以让母亲快乐的地方，我们都要让母亲去看看。那时候电视塔的西北角有一个四合院，里面有家不错的火锅店，几个朋友订了上房最大的一个包间，请老母亲去尝尝。可是，母亲没吃几口就吃不下了。朋友当中有一位是301医院的大夫，他见状悄悄把我叫了出去：“老妈得的是什么病啊？”我说：“还没查清楚，不确定。”他犹豫了一下，面色凝重地告诉我：“也许我不该说这话，据我观察，老太太的病情不太好，你们兄弟姐妹都在北京吗？”我说：“没有，大部分都在兰州。”他恳切地说：“我劝你还是将老人送回兰州吧，到时候……你恐怕担不起这个责任。”他的“到时候”我懂。对于母亲的病情我心里有数，只是不忍真正去面对它。
母亲从北京返回兰州后，我在北京和兰州之间奔波得越加频繁了。有一次，我的一位高中女同学来探望母亲，那天母亲精神不错。同学坐在病床上和母亲亲切地聊着天，我坐在对面的沙发上陪着她们。聊着聊着我就听母亲问道：“孩子多大了呀？”“都九岁啦！”母亲看着她，流露出羡慕的眼光，转而对我说：“军军，过来。”我赶紧凑过去，把头伏到母亲身边：“咋了，妈，有啥事？”突然，母亲一个巴掌狠狠地扇了过来，“你看看人家，你呢？”看着母亲眼神中那种深深的遗憾，我才突然明白，原来她之前说的话都是在安慰我。平常每次说起要孩子的事，母亲总说：“我无所谓，你们不要也中，我孙子也有了，外孙也有了，不缺你一个。”我也一直以为哥哥姐姐家都有孩子，我有没有真的无所谓，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了母亲的心思。
也许真的是母子连心。12月的一天，我在安徽铜陵演出，演出完毕参加所谓的“庆功宴”。席间，我突然莫名其妙地烦躁起来，看谁都不顺眼，对谁都爱搭不理。随行的同事问我：“老朱，怎么了？”我也很奇怪：“不知道啊，莫名其妙地烦躁。”“没什么事吧？”“没事，就是烦。”到了晚上十一点，我实在忍不住了，找到了主办方：“请您找辆车送我去南京！”回北京，我需要从南京登机。“都这么晚了，明天不可以吗？”“就今晚，再在这儿待下去会出事的，我待不住了！”两个小时后，我到了南京，那里的朋友帮我安顿好了一切。第二天早上八点五十，我搭乘了最早的航班回家。那时候，我刚刚有了第一部手机。每次上了飞机之后，我都会主动关机，那天飞机都已经开始滑行了，我却依然守着电话，像是在等待什么。突然，电话果然响了，是大嫂：“军军，你在哪儿呢？”
“在南京。”
“你在南京做什么呢？”
“昨天晚上去安徽主持一个活动。现在从南京飞北京，已经准备起飞了。”
“那你回北京之后还有没有什么重大活动？”
“这几天没有。”
“没什么节目吧？”
“没什么节目。”
“要是这样的话，回去以后看看，真的没什么大事就回家一趟吧，家里有点事。”
听了嫂子这番话，我心里已经明白大概是怎么回事了。当时我大侄子朱涛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我试探性地问：“大嫂，是我自己回去，还是叫上谭梅、朱涛一起回去？”
“可以的话，你们就一块回来吧！”
嫂子的话再加上自己头一天莫名的烦躁，我对母亲的病情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到了北京，回台里简单交代了一下工作，我便早早地赶回了兰州。一下飞机，二哥直接将我们接到了医院。母亲在病榻上昏迷着，任我怎么叫都叫不醒。在母亲昏迷的14天里，我每天吃住在医院里，顾不得刷牙洗脸，蓬头垢面，一刻不离地守护着母亲。
2000年12月10日，我接到台里通知——火速回来准备主持一台中纪委的重要晚会。我拖到了14日才出发。清早，医院特别安静，我扑通一下，跪倒在地，给母亲磕了三个响头，之后含泪离开。我心里明白，这次离别极有可能就是永别了。西北的冬天特别冷，风特别大。清早天还没大亮，路上只有我拖着行李箱踽踽独行。那一刻，我体会到了生离死别的刺骨冰凉。
身到了北京，心却落在了兰州。我每天都和家里保持着频繁的联系。虽然每次他们都说：“妈挺好的。”可是母亲到底好不好，我心里跟明镜似的。我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做最多的工作，这样就能争取更多时间回去陪母亲。我特别怕就这样错过了母亲的最后一刻。
16日是中纪委那场晚会直播的日子。当时的我最怕听到电话响，最怕接到兰州的电话，最怕听到大哥的声音。可偏偏怕什么来什么，我颤颤巍巍地拿起电话，真的是大哥：“军呀，你这几天是不是挺忙的呀？”我知道我最怕的事发生了。大哥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一定是——我们的母亲不在了，我无力地瘫坐下来。
“大哥，你告诉我，什么时候？”
“没事，忙就别回来。”
“你告诉我，是什么时候？”
“你尽到心了，妈走的时候很平静。”
“求求你，告诉我，什么时候？”
“就在刚才。”
从母亲病重到去世，前后将近十个月的时间，说实话，每一天我都在做着这份思想准备，然而真的到了这一刻，还是不胜其悲。从今天起，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去了，我成了一个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的孩子。
冲着兰州的方向，我双膝跪倒在地，给也许还未走远的母亲磕了一个头。我不能自已，终于号啕大哭起来……
那一瞥，竟成为永别
母亲去世的前一年，父亲就已经去世了。父母的离世让我更加珍惜与家人的团聚，也让我更加怀念父母健在时，我们全家过的最后一个年。
1999年春晚直播刚刚结束，处理好手头的工作，我便匆匆赶回了家，和梅梅准备行李，搭乘初一最早的航班飞回兰州，和家人补过一个团圆年。记得是初四早上，我和大姐夫在客厅悠闲地看着电视，忽然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家里的电视好像小了点，我俩一拍即合，直奔商场买了一台37英寸的大彩电。当时还没有液晶平板之类，我们买的依然是笨重的“大屁股”，必须两个人才能抬动。到了家门口腾不出手来，就只好喊人出来给我们开门。爸妈一见吃了一惊：“你们也没打招呼就出去了，这是买了个啥回来？”我们故作神秘地笑而不语，只是赶紧拆掉包装，把家里原来的24寸电视搬到了卧室，把新买的这台电视放在客厅。老太太一看是新电视，高兴得合不拢嘴，边抚摸着电视边念叨：“这个大，这个好啊，以后你不在家，我在电视上看你的时候就清楚多了。”父亲不说话，只是笑着，而我们却已经全都了解——母亲的话音何尝不是父亲的心曲！
“在电视上看你”，母亲的话让我心里一阵酸涩。作为小儿子的我，在他们二老进入风烛残年的时候却远游在外。从兰州到北京打拼已近六年，家中的一切全是靠哥哥姐姐、嫂子姐夫们操心，对于我的父母而言，小儿子军军成了一个只能在电视上才能经常看到的人。是的，作为一名央视主持人，我越来越受到大众的认可，自1998年开始，我频频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各种大大小小的晚会上，最多一年的晚会主持量达到了一百多台，差不多平均三到四天主持一台，几乎成了电视晚会的专业主持人。
有了些名气后，各地的大型活动便经常邀请我去主持。1999年4月，洛阳牡丹绽放，花会开幕式主办方向我发来了邀请函。当时我内心一动：机会来了！作为朱家的孩子，我能够亲自回老家看看，也可以代父亲完成他的心愿。
在洛阳主持一切顺利，开幕式结束后，我找到主办方，向他们提出了一个诚恳的请求：我想回趟祖籍。当时的洛阳市市长听了，一脸的惊异：“你是河南人？”我自豪地回答：“是啊！听父亲说，我的祖籍是洛阳市孟津县朱仓村，但我父母成长的地方是送庄。”最后，我还不忘用地道的河南话补充一句：“俺可想回家看看。”
“中！”市长爽朗地一笑。我的愿望立刻得到了老家人亲切的回应，车子带着我这个在外多年的“小河南”一路狂奔。我害怕惊扰乡亲们，所以事先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这个想法。可是当我到了村子的时候，还是被乡亲们认了出来，大家把我团团围住，扯着我问东问西。“你是不是那个春节晚会上的主持人呢？”“我可爱看你主持的节目嘞。”听着亲切的乡音，我不禁说了两句心里话：“回到家里来一直是我父亲的心愿，落叶总归根。可老人家身体不好，我算是代替父亲回来看看大家，向乡亲们问好！”
听了这话，在场的老人主动提出带我去看看祖宅。我们在村子里的一间土坯房前停下了，房子残破不堪、风雨飘摇，房前紧邻他人后墙，空间之狭窄，难容二人并排行走。见此情形，我有些伤怀，爷爷辈在村子里地位之卑微，可见一斑。“瞧老朱家那一群要饭的！”我的耳边回响起小时候别人挖苦我家的话语，往事点滴，历历在目。我从小生长在“兰战”大院里，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挣钱人少，吃饭人多，我们姐妹七个，加上我舅舅、我外婆、我妈妈，家里十一口人，吃饭全靠父亲一个月130多元的工资，平均到人头上简直微乎其微。而家里的孩子们多数在上学，光学费就是一笔庞大的支出。但就是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从朱仓村走出的朱家人，如今已是“枝繁叶茂”，孩子们个个坐正行端，如今也都已成家立业。老朱家后继有人了，也算对祖辈的慰藉。
别看我们家在兰州人口众多，可在河南老家却是人丁飘零。当然，在朱仓村我还是找到了一些远房同姓的亲戚，由于远离故乡，对于辈分我有些搞不清楚。乡亲们给我介绍，这是你姑姑，我赶紧上前给人鞠了一躬；这是你叔叔，我上前又鞠一个；过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居然管我叫爷爷，还一个劲儿地给我鞠躬。老人精神矍铄，拉着我走到一片田野前，指着不远处的地方跟我说：“那儿大概就是你家的祖坟，你爷爷当年就埋在那里。”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原来的坟茔早已被铲平，种上了庄稼，祖辈们的生命与故土相融，与天地化而为一，在万物循环中生生不息。当我看到那片土地上蓬勃生长的庄稼，不觉欣慰地一笑，这又何尝不是朱家代代繁荣兴旺的最好预示？
在我的一个二姑家，我吃到了河南老家的特色糊涂面，做法简单，口味地道。热腾腾的面让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在家里做饭的情景。我们家有一口大铁锅，母亲把面条往锅里一扔，最后抓两把面一撒，连喝汤带吃面，真的是糊里糊涂。每次吃完后，我还忍不住在碗边舔上几口，那特殊的滋味我一辈子也难忘记，如今于故土重温，更加倍感亲切。
要说在河南老家，和我最亲的人就数送庄的王金亭叔叔了。说是叔叔，其实按辈分讲应该是舅舅。他的父亲曾经收养过我的父亲。父亲从小和他一起长大，自然而然成了好兄弟，于是我们都管他叫叔叔。我小的时候，他也到了甘肃，后来在兰州工作。那时候，我天天盼着叔叔来，心里总念叨着这个叔叔怎么还不来啊？因为他一来，准给我带桃酥、苹果、糖块儿等难得一见的稀罕货，所以我从小就和他感情很好。叔叔退休以后，就回到老家了。那次我去看他，老人家非常激动，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握着我的手就是不松开。但有些遗憾的是，后来我才知道老家有这么一个规矩：跟谁最亲就应该在谁家吃饭。而不懂规矩的我在二姑家先吃了。为此父母后来还责备我：你真是不懂事，你应该在你叔叔家吃饭。身为朱仓人，却不懂得朱仓的规矩，也不知道当时我有没有让叔叔心里不舒服。而就是这个老家最亲的人，如今也去世了。
我回河南的事情，开始并没有告诉父母。后来，我兴冲冲地回到兰州，要给父亲一个惊喜。那天晚上，夜很深了，父母躺在床上，我坐在床头，凑到父亲近旁，神秘地对他说：“爸，您看，我回了趟老家。”
“啊，”父亲先是一愣，“你啥时候回去的？”
“就前两天回去的。”我一边说一边从包里掏出回老家时孟津县宣传部门帮助拍摄的照片和录像带。
“咋样？”父亲的神情中充满着期盼和渴望。
我晃晃手里的照片和录像带，对父亲一笑：“您先看，看完再说。”
当时，家里的录像机还在客厅，我索性把它拆下来拿进父母的卧室，然后插到了电视上。录像带插进去后，屏幕上开始显现当天的热闹场面：在村子的田间地头，我和老乡们用河南话聊得分外开心。
父亲专注地看着，特别高兴，边看还边指着屏幕，和我母亲交流着什么。画面中出现了残破的祖宅，接着又出现了朱家的祖坟所在地。看到这些，我想父亲的思绪一定又飘回到了自己的童年，飘回到了那段在故乡度过的难忘岁月。
大约看到了录像2/3的地方，也就是我说替父亲回家看看的时候，不经意间，我扭头看了父亲一眼，谁知他老人家正在默默地流泪。要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更何况父亲是那样坚强的老军人。我想，镜头中老家的人、事、情，一定触及了老人内心最柔软的位置。
“你小子还中。”父亲冲我点了点头。
也是在这一年的9月，我受邀担任兰州大学90周年校庆主持人，当日上午11点到达兰州，下了飞机我就直奔兰大。几个小时过后，一切准备停当，只等晚会开始。我已是胸有成竹，趁着时间还早，就打车回家看看父母，让他们高兴高兴。得知我是“溜号”出来，父亲“勒令”二哥“押送”我重返晚会现场，还要监督我的表现，回来向他汇报。
晚会结束后，我们夜里11点多才到家。平时这个钟点，父母肯定都睡了，我们怕吵醒他们，蹑手蹑脚地进了门。一开灯，父亲居然在客厅端坐着。“您怎么还没睡啊？”我不解地问道。他并不理我，只是一脸严肃地问二哥：“这小子今天表现咋样？”二哥就把我的表现、观众的反应一五一十地做了汇报。父亲听完以后，满意地点点头，这才看着我，语重心长地嘱咐道：“这就好，以后可千万不能这样了。”说完之后，有些蹒跚地走进了卧室。
看着父亲伛偻的背影，我的心里说不清是幸福还是酸楚。我已经36岁了，同龄人的孩子都上学了，而在父母眼中，我依然是那个还没长大、需要他们特别照看的么子。我是多么享受这种宠爱，又是多么害怕失去。
除了过年过节，我和几个哥哥平日里也都各忙各的，能见一面实属不易。吃完夜宵，我们便开始了夜谈，我们一直聊到了凌晨4点多。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看了一眼还在熟睡中的父母，心里默念着：原谅儿子又一次不辞而别！
回到北京，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给爸妈打电话，总是无人接听。给哥哥姐姐打电话询问爸妈近况，得到的回答永远都是：“挺好的。”我又追问：“为什么家里的电话总是没人接啊？”“你不知道，隔壁装修，吵死啦，爸妈去你二姐家住了。”说得合情合理，由不得我不信。我再打电话给二姐：“爸妈在你那儿呢？”“是啊。”“那让他们接下电话吧。”“他们下楼散步去了。”我一直很惭愧，身为家里最小的孩子，我得到了爸妈最多的爱，而与各位哥哥姐姐相比，我为这个家付出的又最少。爸妈由他们照顾，我似乎没有什么不放心的。虽然觉得事有蹊跷，但听他们的口气又都是言之凿凿的，我就不愿往不好的方面想了。
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3点，我忽然接到电话——父亲病危！我这才知道，父亲此前因为脑溢血和脑血栓住了七八次院，这回恐怕是真的熬不住了。我脑子里“嗡”地一下：“为什么不早告诉我？”“爸早就嘱咐过，不让我们告诉你，说你干的是要命的事，出不得错……”一瞬间，我泪如雨下。下了飞机，一位朋友来接我，他已经等候多时了。“回来了？”“嗯，回来了。”此后，一路死寂，再也无话。山区的高速公路限速1小时90公里，他开到了150码。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在和死亡赛跑。赢了，我就能看到父亲最后一面；输了，上次出门前的一瞥便是永别。
大哥和我同时接到通知，他当时在全省最偏远、最贫困的陇南担任地委书记。虽然距离比我短，但全是崎岖不平的山路，最快也要八九个小时，他晚上十二点才到，而我从北京坐飞机回去，九点多钟就到了医院。我不顾一切地推开房门，扑到父亲的病床前，在他的耳边一遍遍地哭喊着：“爸，我回来了！您最不懂事的小儿子来看您了！您看看我吧！您听到了吗？”我相信他一定听到了，只是已经没了说话的力气。母亲坐在床边像没了魂儿一样纹丝不动，目光呆滞。兄弟姐妹们在病床前，不敢哭却又抑制不住地暗自抹泪。医生进来通知：“对不起，准备后事吧。”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突然让我感觉天旋地转。一整晚，谁都不敢合眼，就那样眼睁睁地看着在鬼门关打转的父亲。他已经闯过了那么多关口，说不定这次也幸免了呢，说不定老天会再一次眷顾这个善良敦厚的老人呢！就算这次是真的要走了，面对满屋子的至亲，就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就不想嘱咐我们两句吗？第二天凌晨4点，伴着一声凄厉的叫声，父亲的心电图变成了直线。父亲走了，走得安详，没有一句遗言。一家人的恸哭打破了万籁俱寂的夜。我双膝跪倒在地，哭得泪眼模糊，大脑缺氧，几近昏厥。而母亲却异常平静，她不让我们哭，不让我们跪，她说：“你父亲说过，男儿膝下有黄金……”
父亲于1922年出生在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朱仓村，在他尚未记事的时候，我爷爷奶奶就去世了，他彻底成了孤儿。一个远房的王姓舅爷好心收留了父亲，把他接到距离朱仓不远的送庄，父亲在这里与母亲相遇。后来，舅爷家里生活困难，孩子一大帮，口粮没几口，只好把父亲送到了当时的河南洛阳孤儿院。这是一个外国传教士办的孤儿院，在这里，心灵手巧的父亲学会了雕刻、木工、吹奏单簧管等等，单簧管是洋人的玩意儿，当时没有几个中国人见过，更别提吹奏了。谁料，这“洋玩意”竟成了父亲捧定一生的饭碗。
后来日军侵华，故乡山河一片惨烈。那时候，父亲和母亲已经在河南结了婚，作为一名热血青年，父亲一心想要上前线报效国家。大约1944年的时候，他带着母亲离开故土，参加了革命，成为了部队军乐团中的一员。淮海战役打响，父亲又转战至大西北，加入了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队。1949年兰州解放，政府于是以这个宣传队为前身，成立了兰州军区政治部战斗歌舞团。就这样，父亲作为“兰战”的创团元老之一，正式成为了团里的单簧管演奏员。
一颗从中原河南生发的种子，随世事变迁，飘荡了大半个中国，就这样在大西北的甘肃兰州扎下了深根。从此之后，朱家就在此安定了下来。
本以为，我们的大家庭是从父亲去世后才开始变得不完整，听母亲讲述了一个埋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之后，我才知道并非如此。其实我们的大哥只是家里的老二，爸妈真正的大儿子在十个月大的时候便夭折了。第一个孩子出生在1944年，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发起了高烧，父亲抱着他去医院看病，因为没钱交付医药费而被拒之门外，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亲生骨肉死在了自己怀里。回家之后，父亲一口气喝了一大搪瓷缸子白酒。在父亲的有生之年，母亲再也没敢提过这件事。从那以后，父亲变得更加沉默了。
确实，父亲好像从来没有过滔滔不绝的时候，从我记事起就是如此。现在回忆起父亲，我的眼前总是会出现这样一幅画面：在我家的一个角落里摆放着一张破旧的木头桌子，桌子上是各式各样的手表、闹钟、座钟和各种损坏了的乐器。父亲佝偻着身子坐在桌子旁边，右眼上架着一个放大镜，在昏黄的台灯下，认真地修理着什么东西。那时候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父亲最大的乐趣就是充当大家的义务修理工。现在一块普通手表坏了可能直接就换新的，品牌的可以返厂更换零部件，但这在当时绝对不可能。那时候手表可是贵重物品，哪里舍得随随便便就扔了，又没有什么售后服务，坏了就得自己修或请人修。这可是技术活，会的人极少，而父亲就能解决各种“疑难杂症”。手表里最精密的一个部件叫做摆，摆里有一根轴，只要它的位置偏了一点，表针就会停下来。父亲经常拿一根钢丝，在火上烧过以后，再蘸一下油和水，接着用小锉刀慢慢锉成轴的形状，然后严丝合缝地安到表里，停了的表又可以分秒不差地接着走了。父亲的手艺渐渐出了名，不仅同事和邻居找他，就连同事的朋友、邻居的亲戚，各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也都来找他，而他总是乐呵呵地说：“放下吧，我试试。”等到他修好了，人家来取的时候，一句“谢谢”就让他心满意足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起码有一半的时间父亲都是这样度过的。虽然没有得到任何物质上的酬谢，但父亲却依然乐此不疲。
我们看父亲这样乐在其中，难免好奇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秘。有一次，趁着父亲去上班，我和小哥哥偷偷地用家里的螺丝刀把桌上的一个闹钟拆了个稀里哗啦。拆开一看也不过如此，没见什么玄妙，可是想安上就难了。我们两个忙活了半天，最终也没能如愿。实在没办法，只好找了一张报纸，把这些零件都收起来包好。父亲回家之后，看到纸包立刻就明白了。他故作严厉地问：“是谁干的？”我和小哥哥都争着承认错误：“爸，是我干的。”父亲为人温和，对待自己的孩子也从不动辄打骂，所以我们从心里敬佩父亲，却不惧怕父亲。“为什么这么做？”“好玩。”父亲笑了：“安不上了吧！”我和小哥哥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他说：“过来，我教你们。”我们分别站在父亲左右。他一边安装，一边给我们讲解钟表的构造和原理，以及每个部件的名称。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一会儿工夫，父亲就熟练地把那个闹钟恢复如初了。
父亲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偶像。小时候我佩服父亲，是因为不管什么东西，只要到了他的手里一下子就“活”了，他可以让一块罢工的手表滴滴答答地走下去，也可以用单簧管吹奏出美妙的乐曲。长大了我依然佩服父亲，好多人都说我遗传了他的一双巧手和一身的艺术细胞，但我却越发觉得父亲身上那种传统中国人讲究的仁义和温良才是其最可贵之处。不公的命运无情地把一块块冰雹砸在他身上，他却默默地用自己的体温焐化了它们，再细水长流地滋润着身边的人。如果以后再有人说我像父亲，我最希望他指的是我的品性。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宝贵的遗产。
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天，我接到了《东西南北中》节目组编导的电话，通知我去河南兰考录制一期节目。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心里非常矛盾，一方面丧父之痛还未消解，虽然后事基本处理完毕，有哥哥姐姐在也不用我操心，但我还是舍不得在这个时候离开母亲。看我这么为难，母亲只是红着眼睛，起身去箱子里拿了一个细长的东西过来，虽然用白色的枕巾裹得严严实实，但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父亲的单簧管。母亲小心翼翼地拿着这支单簧管，托在手里看了又看，最后郑重地交给了我：“你们兄弟姐妹里就只有你会吹，拿去吧。”这支单簧管陪伴了父亲一辈子，比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都长，大哥工作之前，一家十几口全是靠父亲和这位“老伙计”养活，它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可想而知。“走吧，如果你爸在世，也一定不希望你因为家事耽误工作。”翌日，我便飞抵兰考，路上那种痛楚，此生难忘。
每逢佳节倍思亲。2001年的农历新年，是父亲、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这年春晚上的一曲《想起老妈妈》掀开了我的伤疤。听着于文华如泣如诉地唱着：“想起老妈妈，如今她在老家，晚睡早起忙里忙外，一辈子淡饭粗茶，每逢过节常思念她，操劳一生该歇歇啦……”我多想我的老妈妈还在兰州的家里，还守在新添置的大电视前看着我主持，还等着我大年初一赶回去问一声：“妈，过年好！”看着舞台上的二位老人被满堂子孙簇拥着，一家人团圆和美，这一幕多么熟悉啊，可是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只能在梦中回忆了，我在心里默默地祝愿父亲和母亲共聚天堂，过一个团圆的春节。
从春晚的直播现场回到家里，已经是初一凌晨一点半了。轻轻地转动钥匙，本来紧闭的大门忽然打开，黑洞洞的房间瞬间大亮，梅梅和五六个好友正在笑呵呵地看着我。在他们身后，桌子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碗筷已全部摆好，连酒都打开了，就等着我回来一起吃年夜饭呢！我望着眼前的这一切，心里顿时明白了：他们都知道我失去双亲，怕我难受，所以特意过来陪我过年。都是好兄弟，不明说我也懂。这一刻，语言变得没有意义，三五杯酒下肚，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哥儿几个先喝着，我去趟卫生间。”好嘛！这一去就是半个小时！梅梅见我久久不出来，情急之下赶紧打开门，眼前的画面让她哭笑不得：我坐在马桶上睡着了。梅梅赶快招呼朋友们一起把我架到床上。那段时间，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身体上，承受的一切都已经达到了我的极限，精疲力竭再加上酒精开始发挥功效，我早已失去了意识。
后来听梅梅说，这帮朋友就像事先约好了似的，在除夕之夜一起来到我家，只为了在最疲惫的时候给我陪伴，这份情谊我会一直记着。
给亲爱的她一个最好的家
有一位外国作家阿代尔说过这样一句话：爱是真真切切的，有一天你会发现它，但它有一个大敌，就是生活。我和梅梅结婚这么多年了，经受住了传说中七年之痒的考验，也迎来了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孩子。风风雨雨这么多年，我俩的感情却历久弥新。
我和梅梅的爱情萌芽于槐花盛开的季节，悄然绽放在领导特许的一缕阳光之下，为我们照亮这束光的正是时任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艺术顾问的许秀林老师。当时，我还在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工作。在一次谈话中，许老师有意无意地提起：“我发现咱团有个姑娘不错。”我问：“哪个？”“舞蹈队的谭梅，这孩子不但漂亮，还比舞蹈队其他的孩子懂事。”许老师正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那时候我已经注意梅梅很久了。刚到“兰战”时，我在一次打开水的途中偶遇了梅梅，当时的她穿着背带裤，正和同伴们蹦跳着勾槐花。还记得那天天气很好，梅梅的笑脸和阳光一样明媚。想起这个情景，我傻呵呵地回了许老师一句：“我也觉得她不错。”许老师心领神会地一笑：“那这事就好办了。”后来，许老师为了撮合我俩，在梅梅面前帮我说了不少好话，甚至还编了瞎话。他给梅梅做工作说：“朱军这小伙子好啊，重感情，讲义气，业务又好，长得又帅，家里还是万元户……”其实，当时我家的经济条件刚刚有所好转，离所谓的“万元户”还差得远呢！
1989年我们开始相恋，那时候她才18岁，还是部队文工团的学员，属于战士身份。按照部队条例规定，战士是不允许谈恋爱的，所以我们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地下恋情。1991年，她提干，我们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在一起了。在部队有一种说法，男女双方的年龄加起来够50岁才算晚婚，而军人必须遵照晚婚的标准。于是，等到梅梅22岁，我熬到了28岁，50才算刚好凑够了，我们俩才结婚，显然我的年龄“优势”做了不小贡献。
1992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99周年，也就是在这天，我们去领了结婚证。冬至刚过，正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梅梅的小脸冻得通红，我帮她把围巾整理好，一种一定要把她照顾好的责任感在我内心里变得强烈起来：“从今以后，她就是我的老婆了。”我很郑重地拉起她的手，向她坦露了我的心里话：“我家孩子多，从小日子就过得很紧张，咱们结婚本来是好事，办婚礼就不要再给家里增添负担了，我们自己有多大本事就办多大本事的婚礼，不要家里一分钱，我不要，你也不要，好不好？”她点了点头：“你跟我想到一块去了，爸爸走了以后，妈妈为我们姐妹三个操了不少心，我不该再让她受累了。”许老师没有说错，我更没有看错，这个姑娘不但漂亮，而且懂事。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样一个重利风气渐成气候的时代，当歌舞团的漂亮女孩几乎纷纷找到了事业有成者，并通过各种机会炫耀的时候，我身边的这个平时争强好胜的姑娘出于对父母的体谅、对丈夫的理解，却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归于平实。此时，我的心中充盈了既幸福又心酸的滋味，我真想把她拥在怀里，告诉她拮据是暂时的，以后的日子我会拼了命地对你好，让舞蹈队里所有的女孩都嫉妒……这话我没说出口，但是一个将近三十岁的男人心里却就此埋下了一个简单而执著的夙愿：哪怕是自己动手，也要给她一个最好的家。
自力更生，建设小家庭从布置婚房开始。“兰战”歌舞团营职楼一单元402是组织分给我们的新房，就在我从小住的院子里，离我父母很近，是一套50多平方米的小两居。新房的装修方案是经过我俩几番认真的讨论才最终确定的。那时的梅梅还完全是一个小女孩，她幻想着自己能像公主一样，住进宫廷式的婚房，而我就像圣诞老人，不声不响，全权负责实现她美妙的梦想。她喜欢地中海风格的圆形拱门，像欧洲宫廷的感觉，我就去舞美队找了几块板子，回去自己钉成了圆形，又弄了点三合板包起来，外边又包了一个套，最后刷上紫色，拱门就做成了。她喜欢家里主体是纯净的白色和粉色，于是我就买了一套水粉色的沙发，定制的家具的颜色也迎合了梅梅的想法，二哥、三哥帮我一起刷漆，白色的底，粉色的边，三个大男人一笔一画、一丝不苟地描画着我们小两口的新生活。虽然我们没用专业的装修队，但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效果一点儿都不比专业的逊色。其中的一个小房间被我改装成了一个酒吧，我把壁橱的上半截打掉，利用腾出来的空间做了两层放酒的地方，其实里边并没有什么值得珍藏的好酒，最好的无非就是一些从朝鲜带回来的人参酒，最多的就是普通的白酒了。小酒吧兼作餐厅用，一张桌子、四把椅子摆进去之后，才发现屋子显得特别窄，于是我们又在里面安了一面镜子，立时显得宽敞了许多。我们在墙上贴上了红砖壁纸，显得既原始又现代。最后剩下地砖了，梅梅和我精心挑选了黑白相间的磁砖。为了加快装修进度，我还专门拉来了战友来帮忙。
我的动手能力一直就很强，在我和梅梅恋爱时，我就曾用裁剪衣服专用的比例尺“一拉得”为她做过各式衣服，甚至还有冬天的羽绒服。婚礼临近，梅梅挑选了一件短款的粉色婚纱，穿上显得温柔而不失活力，但我总觉得好像有点美中不足，于是就亲自给她设计了一顶小圆帽，也是她喜欢的欧式风格。那种帽子一般都要有面纱，但是我不想让面纱遮住梅梅美丽的脸，就把面纱披在了后面。20世纪90年代初，拍婚纱照还是一件挺时髦的事。我们去了兰州照相馆，经理亲自接待了我们。当时，我在兰州小有名气，照完相之后，那位经理分文没取，还把其中的一幅照片挂在了橱窗里。前两年我们回去的时候，照片竟然还挂在那儿。
1993年3月28日，我们在兰州西北宾馆举行了婚礼。当年享誉西北的笑星张保和为我们主持，兰州军区的政治部孔副主任是我们的主婚人，甘肃广播电视厅的厅长海飞是证婚人。在领导、战友、朋友和亲人的祝福声中，我和梅梅成了一对幸福的军中小夫妻。
“兰战”营职楼一单元402那套房子承载了太多美好的回忆，那是我和梅梅的第一个小家。然而我住了不到一年，就顺着杨澜、高立民老师给指的路去北京闯荡了。在那个节骨眼上，我一面恋着甜蜜的小家和在兰州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点基业，一面望着遥远的北京和一个海市蜃楼般的美好前途，犹豫不决。对于新婚夫妻来说，分别无疑是痛苦的，尤其还是在前途未卜、归期无定的状态下，但梅梅是一个明事理、有见识的姑娘。在我还抱怨去北京汇演的名单里总是没有我时，她就已经随着舞蹈队去北京演出过很多次了。当我试探着跟她说了想去北京闯一闯时，她没有丝毫阻拦。“去吧，不用惦记我，你好，我就好了。”从此，这句话就成了我们夫妻之间独特的相处之道。这句话很温馨又很励志，恪守着这句话，两个年轻人开始了牵手奋斗、甘苦与共的人生之路。
带着两件衬衣和几千块钱，我单枪匹马地来到北京闯荡，当我最初在电视台整天忙着给人擦桌子、倒水、订盒饭，前途一片茫然的时候，“尽快好起来”成了支撑我坚持下去的信念。《诗经》里有一句话，说的是女子如何惦记出门在外的丈夫，“君子于役，苟无饥渴。”当初梅梅就是这样，她总是怕我在外边亏待了自己，只要听说有人要来北京，她就要麻烦人家给我捎来一堆生活用品，吃穿住用行都替我考虑到了。而每次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心里对她的想念就又多了几分。
没想到，促成我和梅梅在北京团聚的竟是199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那一年，春晚群舞演员以“兰战”歌舞团和吉林歌舞团两家做班底，梅梅也在其中，当时她参与演出了开场舞，还为那英的《雾里看花》、赵丽蓉老师的《如此包装》等多个节目伴舞。作为一名舞蹈演员，参加春晚是一种很大的荣誉，哪怕只是作为群舞，梅梅也很骄傲。当她看到杨澜、倪萍、许戈辉的时候，就像小粉丝一样跑过去与她们合影。
1995年，我已在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打工近两年，可当时我还是临时工的身份，与春晚更是扯不上一点儿关系。为了多看梅梅一眼，我经常在排练大厅门口偷偷地看她们彩排。一群跳舞的女孩子打扮都差不多，但我一眼就能把梅梅认出来，就像当年下部队的时候给她们打追光一样，我的目光就是灯光，始终追随着她一个。这中间还发生过一段小插曲，梅梅她们在彩排开场舞的时候，忽然进来了一群人，跳舞的女孩们都不知道这些人是干吗的，就自顾自地接着跳。人群中的一个人指着梅梅说：“这个女孩跳得不错。”旁边的人告诉她，这就是朱军的媳妇儿。夸奖她的人正是孟欣。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的心里漾起阵阵得意。
年三十晚上，我去了春晚直播现场，那时我还只有临时出入证，在工作的8小时之外是进不了台的。去朋友家吃饭回来已是晚上10点多，恰好我和值班的战士比较熟，他没怎么难为我就放我进去了。进入春晚演播大厅之后，我一直站在门口，台上载歌载舞，异彩纷呈，台下座无虚席，时不时爆发出阵阵欢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从我的位置看那个舞台，美轮美奂，真实无比，但我觉得它又是那么遥远，遥远得令我绝望。作为一名文艺节目主持人，我不知道要努力多少年才能冲上去，要怎么努力才能冲上去，还是无论怎么努力都冲不上去。但是，我的心里总潜伏着一种隐秘的向往，向往什么呢？又无从说起。于是我提前离场，回到了租住的小屋。当梅梅兴奋无比地带着春晚的气息回来时，我好像要把输掉的一局扳回来似的：“你等着瞧，我以后一定是中央电视台最好的主持人！”不知道当时的我是哪里来的底气说这样的话，我期待地看着梅梅，仿佛成败的答案就在她的眼睛里。她只说了一句：“我信你……”
话是这样说，现实依然不太乐观。两个人如果一起在北京闯荡，应该很快就会好起来吧。于是，我们想出了一个团聚的办法——让梅梅考北京的大学。考虑过后，她决定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梅梅是学舞蹈出身，对表演并不了解，报考这个专业有多大的把握呢？我们俩谁也不知道。那真是一段备受煎熬的日子，我这里一边要忙着台里的工作，生怕因为生活上的事给领导和同事留下不好的印象，一边要忙着找专业老师陪梅梅进行专业学习。忙碌的同时，我的心里也不轻松，我整天思忖着一个问题：若是经过这番折腾，梅梅终于来北京了，我要是再被打回原籍怎么办呢？两个人的团聚之梦会是一场空吗？梅梅是个冰雪聪明的姑娘，她看出了我的焦虑，知道用语言安慰也没有实质性的作用，只是拼了命地学习专业课。两个人扛着沉重的心事，咬着牙往前奔，一段日子下来，梅梅原本圆圆的脸竟变成了尖下巴，看到她的样子，我心疼不已。
也许是老天真要为难一下我们，临近专业考试的前一天，为了让梅梅再复习一下即将考试的小品，我特意请专业老师喝酒吃饭，没想到我们俩都喝醉了。临阵无法再磨一下枪，梅梅只好靠自己了。记得她表演的是一个单人小品，一个单亲家庭的大学生省吃俭用地攒钱，给妈妈买了一件毛衣，坐了一夜的长途车回到家中，满心期待着让妈妈赶快穿上它，结果妈妈不在家。在收拾屋子的时候，她无意间发现了医院的单子，才知道原来妈妈是用卖血的钱供她读书的。这个小品表现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母女情感，梅梅考试出来，眼睛都是肿的。我知道她又流泪了，而且是从心中流出的真切的泪水，因为梅梅和小品中的女孩有相似的经历。梅梅在当兵之前父亲刚刚离世，她是哭着告别妈妈和家人的，家庭的变故使她成为一名善解人意、体贴他人的好女孩。带着内疚和疼爱，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头，温柔地帮她擦去泪水，她仿佛又在安慰我似的说了一句：“放心吧，考得挺好的。”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回到了肚里。
专业课过了还不算完，还要参加文化课考试。为了不耽误工作，梅梅只得返回兰州一边工作一边复习，每天早上5点多钟，她就要起来背课文、读英语，非常辛苦。而我还得在中央电视台继续摸爬滚打，工作虽然忙碌，但在她文化课考试的那天，我还是特意回到了兰州，想要亲自送她进考场。她嗔怪道：“你还专门回来一趟干吗？多费钱啊！”我说：“上次排练小品的时候，我就很失职了，这次我不能再让你孤军奋战。别怕，我就在外边陪着你呢！”她走进考场的时候一步一回头，我冲她攥了攥拳头，示意加油，她回应给我一个灿烂的笑容。
梅梅果然争气，一举考中。在电话里得知她考上的那一刻，我不禁百感交集，乃至一时语塞，只在心里大声地说了一句：谢天谢地！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奋斗在北京了。
梅梅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住在丰台区的一栋小白楼里，这是临时租用的单身宿舍。她平时都住在学校，只有周六日可以来我这边。从海淀的军艺到丰台区的住所，中间要倒多次公交车，还要经过一个地下通道。一个周六的晚上，天已经特别黑了，我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她回来。当时也没有手机，联系不上她。我一个人在宿舍里坐立难安，眼看就要到11点了，我想，这或许是有什么事情耽误了吧，可是她也应该提前打声招呼啊，莫非是半路遇到了什么不测……我一边踱步一边瞎想，刚想出去找她的时候，梅梅像风一样冲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老公，可吓死我了！”我看她脸色煞白，心一下子揪了起来，赶紧问：“怎么了？”原来是今晚她们班临时加了排练，结束时已经没了公交车。无奈之下，梅梅只得打的，一路上她都在盯着计价器上不断蹦跳着的数字，心疼得不得了。当车刚走到小白楼对面的地下通道，梅梅立刻让司机停了下来。几近午夜，她壮着胆子走进那个黑乎乎的刮着凛冽穿堂风的地下通道，几乎是闭着眼睛一口气冲进了小白楼。听了她的讲述，我又生气又心疼，冲她吼道：“你干吗啊？你万一真的出点意外怎么办？咱就差这两块钱吗？”她趴在桌子上，埋着头不说话。今夜的这场虚惊纵然透出生存的苦涩，但只要两个人一起承担，忧愁也减去了一大半。
贫贱夫妻百事哀，我们俩一个临时工，一个穷学生，最困难的时候两个人甚至连坐地铁的钱都拿不出来，面对昂贵的打车费当然会格外心疼。这次来北京以后，我发现她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原来那个在兰州爱撒娇的公主慢慢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女人。现在再遇到灯泡坏了，下水道堵了，她竟然自己会去修理。通过这些小小的细节，我看到了现实对于梅梅的磨砺，两年多分居的日子里，我是孤独的北漂，她又何尝不是形影相吊？
男人过了三十，青春这本书便已被仓促翻过，更多现实的压力以比翻书还快的速度扑面而来，比如养家，比如立业。有幸和梅梅相伴，共同恪守着“你好，我也就好”的誓言，我们终于迎来了奋斗之后的初回报。
1998年，我已两次亮相春晚，在台里主持岗位上名气渐增，慢慢被委以重任，我的事业在上升，生活也有了新的起色。谭梅从军艺毕业，考进了海政文工团。好事接踵而至，为了方便工作，台里给播音员、主持人分了值班用房，就在梅地亚附近，步行一分多钟就可以到达办公室。分给我的房子在王宁家对面，梅梅和我终于拥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北京的小家。
拿到钥匙的那天，我兴冲冲地拉着梅梅：“走，看看咱家去！”一推门，我俩傻眼了，屋里脏得一塌糊涂，暖气上糊着厚厚的一层油，爱整洁的梅梅一脸受不了的表情看着我：“怎么这样啊？”其实我也没有料想到，但是为了安慰梅梅，我不能表现出失望来：“你别着急，这不还没装修呢嘛！咱先看看布局。”这是一套小三居，进门之后有一个木头的隔挡，家里人多的话，需要这种设计，我和梅梅就两个人住，这隔挡显然用不着。于是我找了一个专门搞装修的哥们儿，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和几个工人一起把能拆的墙壁、门窗都拆了。房子是1978年盖的，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建的房子承重墙一律用水泥浇筑，所以中间的承重墙动不了，与邻居家的隔墙不能动，我们就把这几面墙的墙皮铲掉，甚至还改换了家里的管道，来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改头换面。房子被我拆成了毛坯房，下一步就是装修了，有关房子装修的色调、风格一向是梅梅说了算。这次她放弃了白色加粉色的组合，把嫩粉换成了大气的紫，或许这也是她变得成熟一些的表现吧！房间有50多平方米，为了节省空间，我们把储物柜全部设计在墙体中，房间的主色调是纯白的，但修饰边全涂成了紫色，门套也是。装修完毕打扫干净的那天，我和梅梅在空房子里举目四望，虽然一件家具都没有，但我们谁也舍不得离去。我在屋里踱来踱去，反复打量，直到暮色四合之时，我问梅梅：“咱什么时候回家？”她笑着反问道：“家在这儿，你要回哪儿呢？”
于是，两个人干脆将两床棉被铺在地板上，就这样，在自己的家中打地铺睡了一夜。一宿无话，美梦黑甜。
我和梅梅都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从小受到的宠爱最多，又都比较有主见，遇到问题的时候，发生争吵是常有的事。再加上两人都处于事业爬坡的阶段，摩擦更是不可避免。但我欣喜地发现，随着年龄渐长，梅梅的性格中愈加有了宽容的底色。当我喝醉酒像一摊烂泥一样进门就瘫倒在沙发上，她不再数落我，只是帮我倒杯温水，帮我盖好被子。当我忽然因为某件事怒不可遏，她不再和我当面对质，只是听之任之，让我无趣地自动“熄火”。过了这个风头，她才会找一个轻松的场合对我好言相劝，我自然会心悦诚服。
偶然的一次机会，与一位朋友聊天，她无意中说起了梅梅说我的一段话：“朱军在外边那么辛苦，承受那么大压力，那么多委屈，到家了我还跟他争什么呀！”想起这些年梅梅的贴心相伴，我的心中突然滋生出一种老夫老妻的感触，凡世男女的情意也不过如此了吧！
当爸爸不容易
这个年代的年轻人都讲究先立业再成家，我和梅梅走的却是另一条路子——成家之后再立业。当我在中央电视台有了名声的时候，梅梅在军艺的演艺事业也开始有了起色。
梅梅在军艺学习的日子里一直很努力，她的演技相当不错，但是囿于天生娃娃脸的可爱形象，戏路相对比较窄。每次演出她都只能扮演小战士、小媳妇之类的角色，她也很想演一回老太太，可是无论怎么化妆都不像。既然不能在扮演角色的广度上做文章，梅梅便力求把擅长的角色类型演到极致。在校期间，她曾参加过“全国戏剧小品大赛”，并获得了二等奖，对于一个学员来说，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何况她还是舞蹈演员出身，可是她本人对此并不满意。后来，她又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第三届戏剧小品大赛”，这回她不但拿了一等奖，还获得了最佳女演员的称号，集体和个人的双料冠军全被她一个人占了。如果说这是上天的眷顾，那也是她付出的心血先感动了上天，这一点，我作为离她最近的旁观者，看得很清楚。为了排练参赛小品《山妹子》，她那段时间就像走火入魔了一样，一天到晚废寝忘食地设计情节，琢磨台词和动作，不停地和老师交流探讨，我特别担心她这样身体会吃不消，可她偏是那种为了舞台效果可以玩命的演员。她曾经困惑地问我，小品里的舞蹈到底应该跳成什么效果？我坚持说：“跳得美美的，你是专业舞蹈演员出身，很少有搞表演的能把舞跳成你这样，要充分发挥你的优势！”她有点高兴还有点不好意思地冲我笑了。
我知道，比哄她开心更重要的是帮她解决实际问题。从军艺毕业后，梅梅决定考海政文工团。说说容易，做起来难。海政的门槛本身就高，从兰州军区到海军又属于跨军种调转，要求很严格，虽然梅梅得过全国小品大赛一等奖，但还得通过业务考试这一关。为此，她准备了一个双人小品《无花果》，临近考试的关头出现了新的问题——梅梅的搭档下部队了。这个时候，我便挺身而出。之前我看过他们的这个小品，印象很深，再加上我也有不少舞台表演的经历，为她当个“捧哏”还是没问题的。为了当好绿叶，我每天都陪她一起认认真真地排练，从不偷懒。考试那天，我当梅梅的配角，著名歌唱家吕继宏亲自当起了音响师，就这样，在两位“大腕儿”的陪同下，梅梅的考试顺利过关。
梅梅在海政逐渐稳定下来，我们俩的爱情之花照说也该结果了。其实，从父亲去世之后，我心里就开始觉得不安，后来母亲的身体状况也直线下降，我暗想，赶紧要个孩子，哪怕只让母亲看上一眼也好啊！可是真的想要的时候却怎么都要不上了。我把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甚至戒了烟酒，我们特别想在2000年要一个和我一个属相的孩子，可是一直到母亲去世都没要上。我知道母亲的遗憾，心里特别懊恼，算了，反正爸妈都不在了，不要了。说也奇怪，就在我们觉得无所谓的时候，孩子来了。
有些心灵感应我们不愿把它归于迷信，可是用科学还真解释不了。梅梅发现自己怀孕之前的一段时间，她的身体还没有一点反应，我就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下好像有了。一天，我突然接到大姐的电话，她第一句话就是：“谭梅怀孕了？”
那时候梅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怀孕，我说：“没有啊。”
“不对呀！”
“怎么不对了？”
“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得特清楚！”
“你梦见什么了？”
“梦见妈了。”
“妈说什么？”
“妈告诉我说谭梅怀孕了，按照老理，要给孩子做一身棉衣棉裤和两床小被褥。”按照老家的规矩，奶奶要给孙子做那种大开襟的棉衣。“妈说她现在也做不了了，让我这个当大姐的替她做一身吧！”说完又不放心地追问，“谭梅真的没怀孕吗？”
那时候我还真不敢乱说：“真没有。”
大姐挂电话的时候还在自言自语：“不对啊……”
大姐的这个梦坚定了我的直觉。正赶上梅梅要下部队，我不放心地问：“能不能不去啊？”梅梅无奈地说：“下部队一年就一次，我不去的话说不过去啊。”我也没有再强求，把梅梅送到她们单位门口之后，我和政委悄悄地耳语了几句：“拜托您一件事，谭梅下去之后，太重的活别让她干了。”
他问：“怎么了？”
“好像怀孕了。”那个时候还没查呢。
“哦？好事啊！”他们团里的人都觉得我们老大不小了，几乎见了我就问“什么时候要孩子”。“好事，你放心吧！”政委笑呵呵地向我打了包票。
“您别问谭梅，这事还不靠谱，只是我自己心里觉得。”
“行。”说完，他们就出发了。
过了一个星期，梅梅给我打来电话：“老公，我怀孕了！”
那一刻，我比中了头彩还兴奋，几乎跳了起来，不停地问：“真的吗？这是真的？”
“真的，刚去医院检查了！真的怀上了！”因为难以抑制的兴奋，她的声音有一点颤抖。
“太好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可惜她不在我身边，否则我一定要紧紧地拥抱她，太不容易了，迟了八年，终于来了。
“不用担心，我现在可轻松了。我们政委安排了好多人帮我干活，我就像个国宝大熊猫！”我心里乐开了花，梅梅有人照顾，我放心不少，同时也惊喜于自己的未卜先知，看来我和这个孩子还真是心有灵犀。我开始认真地盘算如何迎接这个小生命。梅梅怀孕的前三个月反应特别厉害，吃什么吐什么，恨不得连胆汁都吐出来。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别人告诉她吃黑芝麻对孩子头发发育好，她就每天都吃黑芝麻；人家又说吃核桃有益于孩子大脑发育，她就不管自己想不想吃，顿顿不离核桃。后来一位朋友送了我们一本国外出的专讲孕育过程的书，上面都有图片，可以看出每个时期孩子的样子，还会相应地在下面标注这个时期孕妇应该吃的食物和补充的营养，这下我们基本上就是科学孕育了。第六周要多吃干果，我就去超市一颗一颗地精挑细选一些杏仁、榛子、开心果……我一直自豪地说，在谭梅怀孕期间，我这个丈夫当得还可以。除了第一次检查的时候她在下部队，我没有办法陪她之外，其余的从刚开始的两个月一次的检查到一个月一次，再到两周一次、一周一次，我都一直陪在她身边，我知道女人在怀孕期间会变得很敏感，也很脆弱，所以我从不给她孤单、害怕的机会。
医院去得多了，我和医生护士也都逐渐熟识起来，更因为我从不“缺勤”，而且相关细节比梅梅自己都清楚，总能对答如流，更是得到了医生护士的一致好评。按照医院规定，孩子的性别是不准透露给家长的。到了六七个月的时候，可能是太熟了，一次例行的检查之后，大夫告诉我说：“XY.”又怕我听不懂，补充说明：“是男孩。”拜托，这下谜底提前揭晓了，本来期待着三个月之后激动人心的大结局，没想到这一刻悬念到此为止。
医生还告诉我们，胎儿对男人低沉的声音特别敏感，尤其是男孩，爸爸应该多和胎儿交流。于是我便拿出了看家本事——为儿子念唐诗。第一次念的时候我还特意喝了一杯温水，清了清嗓子。梅梅低着头抚摸着肚子笑着说：“你爸面对十几亿观众都没这么紧张过。”南京的一位朋友来北京的时候专门为我们带了一个胎心监护仪，念完唐诗我就趴在那儿听胎音，那声音像开小火车一样强劲有力，儿子很健康，我们做父母的就特别满足。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习惯了按时收听我的唐诗朗诵，我哪天回家晚了，他还不乐意，要在肚子里蹬他妈妈表示抗议，非等我回来，他才会安静下来。
为了迎接儿子的来临，可把我给忙坏了。除了联络感情，还要置办好各种婴儿需要的家具，尿布台之类的是必需的，我在宜家看到一个尿布台居然卖800多块钱，这哪儿值啊？我自己都能做。回家之后，我用木板、塑料、海绵垫轻而易举地就做好了，还在下边安了轮子，比卖的还先进，移动起来特别方便。
万事俱备，只等“小毛头”出世了。其实，在儿子出生之前，“小毛头”是我对梅梅的昵称。初见梅梅时，她像个稚气未脱的初中生，而我当时已经24岁，且经历过国庆阅兵这样的重大事件，心里已经自诩为成熟男士，梅梅这样的小姑娘在我心里只是一个“小毛头”。为了给儿子起名字，我们也是费尽了心思，甚至还请了专业人士出马，起了一些如“朱冠豪”、“朱思邈”云云。我觉得“思”字还不错，又想到岳母家只有三个女儿，生的孩子又都随着别人姓，我就想在儿子的名字里体现一下谭梅的“谭”字。“思”字不错，“谭”字要有所体现，名字这不就出来了嘛——“朱思潭”！“潭”和“谭”同音，而且潭水不像大海那样波涛汹涌，也不像长江黄河那样一泻而下，潭水是深邃宁静的，正所谓静水流深，这个寓意好，就这么定了！其实很少有孩子一出生就在出生证上写名字的，但小毛头出生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大名——朱思潭。
2002年6月26日16点46分，一个6斤6两的小子出生了。这真是个奇妙的小家伙，从一出生他就和最吉祥的数字6结了缘。不只是6月26日16点46分，6斤6两，而且他们母子住的也是166号病房。护士先把儿子从产房里抱了出来：“让爸爸看看！”说实话，接过孩子的时候，我还有些懵，看到他红扑扑的小脸，微微皱着眉头，闭着眼睛，一副在思考的样子，我半天没反应过来。这是我儿子？我真的当爸爸了？我有一位同事，生完孩子之后，他老婆没什么事，倒是他自己激动得晕了过去。而我远比自己想象的平静。我问大夫：“挺好的吧？”“挺好的，非常好！”孩子出生之后，医生就根据身长体重和健康指标给孩子评定了一个分数，我儿子得了满分——10分。
为了儿子的降临，我准备了好久，而他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却还是觉得不真实。我趴在儿子小床的床沿上，一会儿看看儿子，一会儿看看孩子他妈，不知不觉竟过了一整夜。我在努力地使自己快速进入角色。洗澡、抚触、检查听力和视力，一样样忙下来，我已经渐入佳境，而完全进入状态是在回家之后——再也不能睡安稳睡了。三更半夜被孩子的哭声惊醒，睁开惺忪的睡眼，手忙脚乱地查看孩子是想吃奶还是想撒尿，这时我才觉得自己是真的当爹了。那段时间，我们俩谈论最多的就是用什么牌子的奶粉、儿子今天会爬了……
自从有了儿子，喜欢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的梅梅面对被玩具侵占得几乎没有落脚之地的房间，也只能无奈地一笑置之了。爱美的她原来总是画着精致而得体的淡妆，对我的形象也是要求甚严，大到衣服的款式，小到领带的颜色、胡子的长度，都在她的管辖范围之内。而自从有了儿子，这些好像都不那么重要了，只要怀里抱着小毛头，哪怕尿在她身上，她也是美滋滋的。
抚养孩子确实要耗费难以计量的时间和精力，但这些都是表象，孩子带来的快乐和力量是外人感受不到的，必须亲身体会。于丹长期担任《艺术人生》的策划，工作交往当中，我们成了朋友。有了小毛头之后，我见谁都爱说孩子，和于丹也不例外。有一天于丹突然问我：“哥，你告诉我，有了孩子是什么感觉？为什么要孩子？”我说：“一句话就能说明白——等你有了孩子，你就知道为谁而活了。”不知是我的话触动了她，还是于丹两口子早有了计划，这话说了大概有半年，有一天我接到了于丹的短信，绝对是个好消息——她怀孕了，并表示等生了孩子一定带他来看大舅舅。当了妈妈之后，于丹有感而发道：“哥，你说得真对，有了孩子真是太不一样了，人生不去体验还真不行，光听人家说带孩子麻烦，自己有了才知道，这点麻烦与孩子给你带来的快乐相比，简直太微不足道了！”
于丹家的宝贝闺女现在正跟着梅梅学舞蹈，有时候我去八八空间会碰见她们。有了儿子之后，我的孩子缘变得特别好，我只要牵着她的小手说：“来，跟妈妈再见，今天跟大舅舅回家。”小姑娘就乖乖地对于丹摆摆手。于丹吓唬道：“我可真走了！”“嗯，妈妈再见。”一转身，我就领着她闺女走了，只听见于丹“气”得在后边直念叨：“我算白养你了！”呵呵，我这个大舅舅当得真不赖！
当爸爸不容易，但当了爸爸又最幸福。感激上苍赐给了我一个宝贝儿子，跟着他我重新认识了世界，也对“爱”这个博大的字眼有了新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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