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我的零点时刻 > 第06章 这一刻，与国家同行
红男绿女，笑看娱乐风云
我曾经开玩笑说：“杨澜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女人之一。”众人皆笑，而了解个中缘由的人都明白，我是真心感谢她，杵臼之交加知遇之恩，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
我和杨澜命运的交集很有意思。十多年前借着她一句话的引子，我毅然离开兰州，来中央电视台发展，而这一年她却选择了离开央视，去追寻自己心中更广阔的天地。面对杨澜的选择，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你朱军做得到吗？结论是肯定的——做不到。尤其是在体尝了从兰州到北京的白手起家之苦过后，让我再一次放弃眼前好不容易得来的一切，只身漂泊海外，重新经历一番筚路蓝缕，另起门户，我真的没有这个勇气，或许正因如此，我才对她越发佩服。
我们平时见面机会不多，通话也很少，但是一直都以老友的姿态远远地关注着对方。彼此都会有陷入难关的时候，而我们心里都明白，除了靠自己别无他法。廉价的问候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徒增烦恼。在少有的几次见面中，谁都不会提及当前困境种种，风轻云淡的玩笑背后，是深层的理解和支持。
2005年春节刚过，我和杨澜终于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聊天了。但这次杨澜的身份有些特殊，她作为《艺术人生》的嘉宾走进了我们的演播室。简短的开场白过后，熟悉的音乐已响起，却半晌不见其踪影。正当大家纷纷疑惑之时，她才笑吟吟地姗姗来迟，手里拿着一红一绿两个纸巾盒，煞有介事地解释道：“人家都说上朱军这个节目要做好流泪的准备，我专门去找了两盒纸巾，一盒给你一盒给我。”她顺手把红色的纸巾盒递了过来，还向台下的观众使了个眼神，好像在示意“咱逗逗他”。真没想到，她一上场就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两人落座，中间的桌上摆着一红一绿两盒纸巾。“杨澜永远这么善解人意，正好是红男绿女，真好。”这句无厘头的调侃算是回敬了她。有人说这期节目的看点就在于“两个以谈话为职业的主持人如何火星撞地球，针尖对麦芒”，可能只有主持人多年的职业习惯才能碰撞出这种非一般的精彩，在温和的较量中，现场已是笑声一片。
“红男绿女”虽是无心之语，但恰好暗合了这个时代的风貌。也就是在这个年头，以《超级女声》为首的选秀、造星运动风生水起，一群20岁左右的孩子在舞台上上演着所谓的“PK”大战，一夜成名的诱惑催生了电视机前无数同龄人的迷梦，其他地方卫视也加快脚步攻占娱乐世界的桥头堡，中国已然进入了一个全民狂欢的时代。这股娱乐化浪潮表面上看是依附于社会转型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信息技术的普及，为生活节奏愈来愈快的人们带去时尚信息，不断地刺激他们的感官。但从社会层面解读，我觉得与整个社会的浮躁心态和媒体的急功近利大有关系。许多所谓的“时尚”仅仅是昙花一现，不需要给人们留下口碑，也没想过对社会负责，一个阶段炒一把是一把，在这种状态的驱使下，怎么让人内心安定得下来？“超女”现象，作为商业运作无疑很成功，但在这场活动中，赢家不是孩子们，而是商家。
就在我和杨澜这次见面前半个月，我参加了由中国视协主持人专业委员会、阳光集团在上海联合举办的“2005国际电视主持人论坛暨年度颁奖盛典”，这是中国电视主持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场盛会。从1980年到2005年中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刚好25个年头，大会邀请了国内外同行一起回顾并总结这一历程。机会难得，我们特意在会议期间把《艺术人生》的演播室也搬到了上海，这也是开播四年多以来的首次移师。本期节目定名为《理想2005》，邀请杨澜、白岩松、王志、崔永元、张越等多位观众熟悉的主持人担任嘉宾，多位同行的轮番发言使得节目现场颇像一场温情版的“业务交流会”，其间也不乏针锋相对。当我提到在娱乐时代，收视率这根准绳是否改变了心中的理想时，白岩松表示这也正是他很困惑的问题：“两对矛盾，一对矛盾是商业跟新闻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还有收视率跟良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其实我觉得我的答案不清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杨澜的回答：“我总觉得这两个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没有平衡好收视和我们要做一个好节目的话，那只是因为我们的功底还不够，而不是其他。”与他们的唇枪舌剑相比，我显得安静许多。娱乐风潮迎面扑来之时我也不适应，看到他们的纠结深有同感，但要我对其做出点评则不太可能，因为我自己心里对此还没有捋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经常自豪地宣称中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古国，多少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的文化值得传承，为什么一个《超级女声》就能万人空巷，全民沸腾？当一件事物出现并为人所喜欢的时候，一定有它的道理，在还没有弄清这个原因之前，就贸然批评它，未免有失公允，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无论你喜不喜欢，存在即是合理，你可以不接受，但不能反对。”
我虽然没有在会上公然反对，但心里确实有些难以接受。尤其是看过评委对选手做出的那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评论之后——
“你全身都在抖，裙子也不例外，很冷吗？”
“这个赛区选手的心理素质太好了，怎么说都不哭。”
“你唱得像幽灵一样，别吓着后面的选手。”
……
接受他们点评的选手大多不过二十来岁，其中不乏在校学生，他们怀揣音乐梦想，鼓足了勇气来到这个备受瞩目的舞台，满心渴望能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不料招来的却是一通人身攻击。最后只好在别人的奚落中，仓皇下台，惨淡收场。杨澜曾经说过，每一个莽撞少年，带着青春年少的梦想，刚从学校走上社会的那种心情，就像等待被裁判一样，紧张、忐忑，甚至脊梁骨发凉。登上选秀舞台，或许是大多数学生选手经历的社会“初裁判”，我们无法推想这样一个草率并带有些许玩世不恭的“判决”，会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什么影响。
身为父亲，也许我能揣测电视机前观看他们比赛的父母是何种心情。有一天，我打开电视，看到两个所谓的评委正在对着一个像我儿子一般大的孩子指指点点。他们两位的形象就足以让人大跌眼镜，一位男评委只有半面头发，还染成了五颜六色，另一位我瞪着眼睛看了半天都没有分辨出性别来。他们能提出什么有益意见？难道要让我们的孩子向他们的方向发展吗？在这些节目中，孩子们的表演也是越来越成人化，不合时宜的劲歌热舞总能引来阵阵叫好，真不知道这到底是培养了孩子，还是仅仅娱乐了大人。娱乐风潮固然不可抗拒，我也不知道娱乐和理想之间的黄金分割点到底在哪里，但这种拿孩子寻开心的做法无疑挑战了我的道德底线。
但是这并不能让我全盘否定这种娱乐浪潮，毕竟在这种运作方式下，也推出了不少优秀的歌星。我个人比较欣赏2005年“超级女声”亚军周笔畅，她有质地的歌声让我们透过黑色镜框看到了她对音乐的独特理解。如果她不参加“超女”，说不定在“青年歌手大赛”上也能取得一个不错的名次。对于这些有实力的选手来说，只是换了一个平台而已。作为过来人，我当然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没有谁能够随随便便成功。而舆论的引导让人们看到的是——昨天她还是一个流着鼻涕泡的邻家女孩，今天就成万众瞩目的明星了，所以才有那么多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对此趋之若鹜。
当年我和两位《超级女声》的选手共同参加了一个活动，后来有人强烈要求“超女”上《艺术人生》。记得我当时说：“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我们需要对这些孩子负责，她们还需要历练，时机成熟时，我会请她们来。”对此后来有一些传言，有人对《艺术人生》提出过一些诟病——“为什么一定要采访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都全民娱乐了，留着你的眼泪，省省你的煽情吧”！
那两年是《艺术人生》受到质疑最多的一段时期。娱乐记者时不时地就会跑来诘问我有关“煽情”“德艺双馨”“下课”等问题。仿佛在一夜之间，就从《是什么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的认同变成了不堪的煽情说。我做梦都在问自己：“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我找专家交流，看书自己寻找答案，可是真理仿佛无迹可寻，我越来越迷惑。说到煽情，至今我都觉得有情才能煽得起来，这些老艺术家之所以常常在节目现场眼泪涟涟，是因为找到了一个能够倾诉的对象、一个可以抒发感情的出口，他们才愿意提及这些过往，而听到那些伤情的往事时，我总不能像石头一样无动于衷吧。
不光在节目中，日常生活里我也很容易被感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内心非但没有变得麻木，反而更加善感了。因为经历多了，很多别人的痛苦都感同身受，共鸣也就随之产生了。前一阵《山楂树之恋》热映时，我和蔡国庆等一些演员去云南西南高原——故事发生地参加活动，晚上10点多演出结束时，当地领导热情地邀请我们观看了这部电影。当屏幕上出现静秋全家糊信封的场景时，我想起了小时候母亲糊信封贴补家用的情景，不知不觉间，我早已泪流满面。一个大男人看电影还流眼泪多少有些难为情，无意间转头，却发现蔡国庆也是泪光闪烁。我心里释然了，触景生情，真情流露，流泪如何不丈夫？
在电视屏幕上，我出镜频率最高的节目是《艺术人生》和春晚，很多人因此认为朱军只会“动情”和“煽情”，缺乏娱乐精神。这类说法可以理解，但其实比较片面。假如娱乐有长度，以节目为圆心，以娱乐为半径，画一个圆，我自问从没游离开那个圆。认真论起来，我算得上是国内第一拨综艺娱乐节目主持人。最早可以追溯到1991年，那时候我还在甘肃电视台，主持过一档综艺节目《花好月圆》，当时甘肃电视台的意识很超前，节目理念也十分新颖，它的节目形态类似于后来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有现场互动和真人秀。节目轻松幽默的风格很快就得到省内观众的认可，收视率一路攀升，成了台里的王牌节目，广告商插播广告需要排队。有时候看着电视里那些娱乐节目，我不无自豪地认为自己早是过来人。
2006年，外界的非议带给我的困扰逐渐淡去，我的内心慢慢平复下来，开始进行新的尝试。当时《梦想中国》《星光大道》等综艺娱乐节目热播，我和梅梅也顺应潮流，一起策划了一档新节目——《艺军突起》。
酝酿节目形态的时候，梅梅的八八空间舞蹈艺术社也成立了。梅梅一边忙着筹办公司的诸项事宜，一边和我一道怀着巨大的热情招兵买马、排练节目、设计舞台、录制样片……参赛选手和现场观众大多数为80后，为了融入他们的气场，在节目录制当天，我特意穿了一身较为随意的休闲西装，头发也做了特殊处理，根根直立，与以往形象迥异。参赛的三个队伍“不一定队”“圣斗4队”“仙人指路队”在现场极尽搞怪耍宝之能事，表演过程中不仅又唱又跳，偶尔还来一个有惊无险的后空翻，他们出其不意的表现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惊呼，现场一片沸腾。
我和梅梅都大受鼓舞，信心满满地把录制好的样片拿给台里的领导看。一看到我的造型，领导就忍不住先“笑场”了，我还在暗想，看来节目的逗趣效果不错，没想到，整场节目看下来，领导发了话：“这太超前了，朱军你不适合，还是保持现在的定位比较好。”
这番话让前期所有投入随之打了水漂，我和梅梅为了打造这档节目已经耗费了近60万元，投入的时间精力更是难以计量，现在的这个结果委实让人有些无奈，“艺军”最终没能突起。
虽然新的尝试无疾而终，带来些许遗憾，但我没有气馁，一直在思考衔接娱乐需求的规划。无论在文艺时代还是娱乐时代，我从来都没有停下追赶时代节拍的脚步。不管发生什么，我对电视的激情永远在心里，从来没有熄灭过。倒也赶巧，没过几个月，我意外地站到了一档娱乐节目的舞台上。那档节目叫《想挑战吗？》，是2004年央视三套跟德国电视二台合作引进的，节目形态类似于《夺标》《敢打赌吗？》这些欧洲的竞技类真人秀。借了人家的壳，但内容还是咱们自己的，节目组会委托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定期挖掘一些民间高手，上台展示诸如“手指拉汽车”“弹弓开酒瓶”之类的绝技。这档节目的竞技性、表演性、娱乐性、互动性都比较强，是央视三套对综艺节目进行革新的一次尝试。这类节目在欧洲采用季播方式，每年只有一季，国内引进来之后做周播，每期60分钟。周播节目不像季播节目可以大型化，日常节目的规模都比较小。我第一次主持这个节目，完全属于临危受命。
2006年“五一”长假期间，《想挑战吗？》进行了一次季播尝试，做了一组连续七天全国联播的特别节目。这次季播是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合作，当时但凡有娱乐竞技节目的地方电视台，包括河南、湖南、山西电视台在内的七八家电视台，一块儿参与进来。每个地方台出一个主持人，带着他们的挑战选手到一号厅直播。前六天都是阶段性挑战赛，每天PK一场，连闯六关，到了第七天，要组织一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挑战赛，决出最受欢迎的终极赢家。那天所有地方台的主持人齐聚现场，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作为总主持人，跟他们互动。
台里的两个年轻人主持了前五场。五场结束以后，夜里快12点了，我忽然接到台里一个电话，说台领导看了，地方电视台这些主持人来到中央电视台就极其兴奋，两位年轻主持人大概主持经验不足，掌控不住地方台的主持人，直播时间把握不好。不行，还得派一个有经验的主持人直播。据说那天夜里开会，赵化勇台长临时拍板，把朱军给我调来！
第二天下午排练的时候，我就赶了过去，台长告诉我，这个节目的播出效果非常好，但是从操作层面来讲，现场总是出各种状况，比较混乱。当时我就明白了。凡是经历过电视直播的人都知道，如果直播的节奏控制不好，现场一整套导播程序就无法按照计划进行，导播间得开着窗口，随时进行人工应急调度，这种临时操作极不稳定，容易让现场工作人员陷入被动，对制播同步的节目来讲非常不安全。因为时间对于直播现场来说不啻是生命，掌控好直播时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救场如救火，我临危受命，匆匆上台。
可能地方台的主持人比较给我们这些老主持人面子，再加上我的场上经验也足够丰富，所以后面两轮比赛主持得非常顺利，从头到尾，基本上按照预定章程走。当时某地方电视台派来一个年轻的男主持人，在现场长篇大论侃侃而谈。我一看表，糟！已经超出预定时间一大截了。我冲他招招手：“你过来，介绍完了吗？”他正侃到兴头上，还没听出言外之意：“还没介绍完。”我赶紧掐了他的话头：“挑战的选手不用介绍了。这样，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挑战规则。”等我三言两语介绍完规则，他回过头来准备另起一番说辞，又被我按住。我大声问现场的观众：“怎么样，我们现在是不是马上进入挑战？”观众等了许久，情绪已经积蓄得相当饱满，再也按捺不住，现场立刻掌声雷动。
录完节目，那小伙子很不好意思，跑来跟我道歉：“朱老师，对不起，场上我一不注意，一没留神就有点那什么……”我笑了：“没关系，我都能理解。只是你们还年轻，对直播的意识也许不是很强。主持这类节目还好一点，但是有些直播是一秒钟的误差都不允许存在的，比如说春晚，一秒都不能差，到零点就是零点；比如说在重大的国家事件中，十点钟国歌的第一个音符一定要奏响，国旗就得往上升，那个时候甭说你多讲那么多，多一个字都不行。所以说这种直播意识要有。”作为同行，我特别能理解他。在一个全国性的大型联动直播舞台上，谁不想好好展现自我，把自己的幽默、活泼充分地表现出来？而且确实每个主持人都有各自的特点。我前面提到的这位主持人属于那种一见观众就兴奋的，我始终觉得，愿意和观众互动，在台上保持激情洋溢，这是作为一个好主持人的前提。
后来我们配合得很愉快，最后一场直播也进行得非常顺利。挑战项目都比较精彩，节奏也掐得正好，给选手留足了表演时间。每一个挑战环节过后，我还给主持人保留了一定的采访时间，让他们和选手互动，谈谈参赛感受，这样既给地方电视台主持人提供了展示的机会，同时挑战选手除了展现绝活以外，也能够有所表达。
帮了一场忙，结束的时候皆大欢喜，我以为该收工了。结果没过多长时间，《想挑战吗？》栏目的制片人杨东升找我来了，开门见山：“老朱，我有个事儿，还得你去啊。”
“去哪儿啊？”
“新加坡。这次跟新加坡电视台合作，你得去。因为现在还不知道新加坡电视台会派出一个什么样的主持人。咱们得有所准备，有所应对，你得去。”
我当时想的是，这个栏目很火，收视率很高，台里两个年轻的主持人都干了那么长时间，如果我中途插入这个栏目，对他们势必有所影响。从职业角度来讲，我已经不再需要主持这类收视率很高人气很旺的栏目给自己增光添彩，只是完成台里的任务而已。但是对年轻主持人来说意义不同，这个栏目是一个很好的自我锻炼和展示的平台。于是我问他：“可不可以不去？”杨东升斩钉截铁：“你最好去。你要真不去的话，我们也做不了决定。这个事我们已经跟台里汇报了，台里已经批了。”“嗨！你们都给台里汇报了还跟我说什么事啊，直接通知我就完了。”咕哝了他一句，就又去了新加坡。
新加坡的官方语言虽然是英语，但是华人众多，所以大部分当地人都会讲汉语，交流完全没问题。新加坡电视台也很职业，每一期节目台里都会为主持人设计搭配好相应的服装，我连衣服也不用带，挺省事。对方派来和我合作的女主持人是华语台的一个小姑娘，显然她在当地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接连三天的现场录制工作，我与新加坡同行们合作得甚是默契。“不愧是来自中国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朱先生真是太棒了！”除了托国家的福，也许还沾了资历的光，我在现场表现出来的应变力和控场力让他们由衷赞赏，我的那位搭档则半张着嘴巴，瞪大眼睛望着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是仰慕的眼神：“朱老师，我能叫你哥哥吗？”我心里也挺高兴，一口答应。就这样，我又很幸运地多了一位新加坡的小妹。
转眼到了第二年暑假，节目组又给我打电话：“事儿还得你干。”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又怎么了？”“你不干咱们拿不回钱来。”我更懵了：“什么意思？”
原来2007年6月，“燕京啤酒节”与《想挑战吗？》栏目合作，推出一系列在燕京啤酒广场举行的狂欢节演出，之前燕京集团的相关负责人看过2006年的《〈想挑战吗？〉——“五一”特别节目》和《想挑战吗？——走进新加坡》，指名要朱军主持。这是一次常规主持，轻松上阵，圆满落幕。
合作了一段时间，这个节目的收视率一下子上去了，在整个周末晚间段冲到央视三套的第三四名。有天杨东升跟我说：“老朱，请你吃饭。”我猜到他要跟我说什么，推搪了一下：“饭就不吃了吧。”老杨也不兜圈子了，劝我：“这个节目对你来讲又不费劲，挺轻松的，你再干一段时间吧。”
我跟杨东升还有一段渊源。早年我来中央电视台的时候，台里还没有栏目化，没有制片人制，那时候还实行科组长制。中央电视台《东西南北中》栏目，现在叫“栏目”，之前叫“地方组”，老杨当时是文艺部地方文艺组的副组长，我当年到北京，第一次和我正面接触、正式谈话的是杨东升。记得当时他打量了我一阵，开口问道：“你觉得你怎么样啊？”
初进央视，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内心怀揣着满满一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壮志，我清清嗓子，毫不犹豫地望着他：“如果给我一个机会，我不敢说还你一个奇迹，但是，我肯定会还你一份惊喜！”
若干年后，我和杨东升也成了朋友。某次闲聊，旧事重提，他笑着点点我说：“你小子，实际上当时就定了要用你！”
“为什么？”
“你自信。当时你说完这个话以后，我觉得你特别自信，而自信又是主持人特别重要的素质。”
所以从某种层面而言，老杨也算是我的伯乐。既然台里的资深导演两次跟我提了这事，我也不好再推，就从节目的客串主持转为日常主持。大约又主持了一年，我还是退了出来，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则节目太多，我实在有些分身乏术；二则还是得给年轻人一些机会，当时这个栏目组里还有几名优秀的年轻主持，我要占着，他们永远出不来。
主持《想挑战吗？》两年，近距离观察娱乐节目，有了切身体验，我对娱乐的想法也就梳理得更明白了。说实话，对娱乐节目，我从未有过非议。有人喜欢吃蛋糕就一定有人喜欢吃发糕，有人喜欢吃米就一定有人喜欢吃面，各人口味不同，不能强人所难。在我看来，娱乐不等同于庸俗，娱乐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所以我从来不拒绝娱乐节目，因为娱乐本身没有错。关键在于，娱乐得健康，娱乐节目不能覆盖掉其他类型的节目。文化不能像商品经济那样，纯粹依靠市场规律这只“无形之手”进行资源配置，那样很可能配置出一盘文化沙漠。在这方面，媒体应该担负起属于他们的责任，不仅要制造出眼球经济，更重要的是创作出能让人思考、具有一定意义的节目，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国度里，健康、正常的文化产业不能只剩下娱乐，老百姓除了浅层感受以外也需要深层感悟。
何谓综艺节目？何谓娱乐节目？虽然没有明显的界限，但各自担负的功能不同。比如《艺术人生》，除了介绍明星和艺术家们台前幕后的故事，这档栏目还起着一个抢救艺术成果的作用，这对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非常重要。这些年《艺术人生》最大的成果是与几百名艺术家对话，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老一代艺术家从艺和为人之道，并获得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生启迪。我相信十年二十年后，《艺术人生》会积累下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这笔财富不仅属于央视，也属于全社会。
而《想挑战吗？》则不同，这个节目的定位就是轻松、愉悦的娱乐节目。在节目当中，我的心态也变得很愉快、很放松，纯粹把它当成一台大型游戏来玩。头发不用吹，抓把发泥一揉就成；领带也不用打，脱下西装，轻装上阵，穿着衬衫就跳上台。
剧组也觉得轻松，第一不用给我备稿，因为这个节目根本不需要稿子；第二不用刻意设计游戏环节，现场都是即兴的互动，逮什么抓什么，信手拈来，顺口说来，完全即兴发挥，很好玩；第三连现场导演都省了，直接由我在现场调度，包括节奏、道具、比赛进程等。节目的播出时长是60分钟，渐渐地，每次我都会把录制时间控制在一小时一刻钟到一小时二十分钟之间，争取做到无剪辑播出。在丰台体育中心录制日常节目时，一天能录四场。
编导有些担心，在底下喊：“老朱，行不行？”
我在台上玩得正High，冲他们眨眨眼：“没问题，录六场都没问题！”
我觉得作为一名节目主持人，脑子里始终要有一根弦，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比如“综艺”，比如“娱乐”。“综艺”，顾名思义，有两层含义，既是综合的艺术，又是把各种艺术形式综合起来的一个行为。一名优秀的综艺节目主持人，身上就要具备两种素质：综合多元的艺术涵养、统合艺术形式的能力。“娱乐”更多的是从审美接受的角度来讲：东西让人喜欢、行为让人快乐。“娱乐”这个提法有一点很好，就是重视大众的想法，从观众的立场出发，制作他们喜欢的节目。但我一直认为，“娱乐时代”四字不能总揽当代文化全局，有些理念还是应该坚守住，不应为了观众一时的喜好而偏废。在这个问题上，我很认同我的一位同行——湖南卫视节目主持人汪涵对“综艺”的看法，他尝试从古典精华汲取“六艺”来解读“综艺”节目：追求“诗”的优美和节律：“书”的深邃和博大，讲究节目里不可哗众取宠；与嘉宾需要有“礼”的克制与辞让；节目内容需要像“易”一样的变化与神秘；把握“乐”的律动与节奏：“春秋”的大义和分明，千万不可造次。有礼，有节，有所为，有所不为，追求节目的形式美（包括艺术欣赏价值和娱乐价值），注重人文关怀，坚守道德底线，并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感。这样的方向，我是十分认同的，做节目时我也一直在尽力摸索、尝试。
与外国同行的暗战
主持《想挑战吗？》期间，我还随着《想挑战吗？》的步伐，走出了国门。这次挺有意思，德国人看了我的节目，觉得我主持得好，于是向我发出了邀请函。德国电视二台有位节目主持人叫托马斯·高萨克（Thomas Gottschalk），他主持的脱口秀节目《敢打赌吗？》（WETTEN DASS？）在欧洲相当有影响，非常火暴，其实这个节目也是《想挑战吗？》的母本之一。德方表示2007年夏季《敢打赌吗？》要在西班牙玛尤卡岛录一期节目，届时中国会派两名挑战选手过去，他们希望我也能参加，在现场跟他们的主持人托马斯有一个对接和碰撞。玛尤卡岛是地中海附近的一个小岛，节目将在岛上的一个斗牛场录制。
到了当地，我提议能否提前跟托马斯照个面，交流一下。他们表示托马斯很忙。当时我心里有点儿不高兴：“我千里迢迢来到这儿，我不忙啊？我也挺忙的。”原来托马斯很大牌，他常年住在美洲，是为了避免在欧洲被打扰。有节目的时候他就坐私人飞机飞过来，做完节目就飞回去。欧美国家的电视体制是主持人负责制，托马斯主持一季节目，可以拿到300～400万欧元，主持人有影响，有品牌，有足够的号召力和资本实力组织起一支商业化的大团队，公司化运作非常成熟。欧洲主办方这群人是靠托马斯吃饭的，对他敬若天神，节目组当然维护他的利益。他们讨论了一阵，跟我商量，让我在节目开始前托马斯热场的时候，和他见一面。我心想，那还跟他见什么啊？心里堵着一口气，我直接回绝他们：“这样的话就甭见了，我用不着见他。”
节目开始之前，我在现场，托马斯向我走过来。他看起来比我大两三岁，见到他主动向我示意，我也不能没有礼貌，于是两人握了握手。托马斯的主持风格类似程前。节目开场，他先给德国观众和西班牙观众介绍，说这是来自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朱军先生，说我在中国的影响力就相当于他在当地的影响力。当时我心里颇有些不忿，立刻纠正道：“不，不能这么比，我在中国跟你在这儿还不太一样。”
他有些诧异：“怎么不一样？”
“我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观众。中国人口基数大，一场晚会有上亿观众看。”
从他当时的反应来看，他大概没想到我会去主动挑战他，显然他有些惊讶。
我笑道：“对，这不是正契合节目的主题吗？”
于是两人相视大笑。
这是我第一次和欧洲同行合作。通过与托马斯团队的沟通与交流，我得以近距离观察一个欧洲职业化的电视团队，他们严谨细腻的工作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们的工作脚本，值得我们借鉴。欧洲节目的工作脚本、主持台本比我们细致得多，厚厚一沓，和日本的脚本形式很像。主持人的机位摆在哪里，某时某刻给主持人近景还是中景，主持人见了观众以后所有的状态、对话，在他们的主持台本上都会一一标明，甚至会精确到在哪个机位讲哪句话，满纸印着诸如“1分30秒3号机中镜，中景”、“10秒钟切1号机全景，结束以后换鱼眼，下接小全景”之类的视听技术词汇，类似电影脚本，非常职业化。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国外的台本一旦固定下来就要严格执行，说一是一，没有任何灵活性。其实我当时心里有些好奇，他们前期的台本设计得这么精密完善，如果现场有突发事件，只要打乱一个小小的细节，势必殃及全盘，那他们的应急预案该是什么样的？不过那台节目前期都经过工作人员严格的排练和认证，环环相扣严丝合缝，所以节目现场一切都照计划走，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也就无缘得见他们的应急措施。
有了这次经历，我总结出国内外两套不同的综艺娱乐节目制作理念。我们国内注重提高各工种的应变能力和协调能力，保留一切临场发挥的可能，不排斥奇迹；西方则注重前期策划，力求把失误率降到最低，安全至上。我觉得这两种不同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跟东西方人的思维习惯、文化传统有关。我们中国人是写意的，注重整体感，有随意性，也有灵活性。西方人强调逻辑思维，注重条理分析，严密论证，行事经常会“一根筋”。但是跟他们合作时，他们高度的职业化、精密化的工作特点给人的感觉良好，整个节目在国内播出的时候效果也不错。
在玛尤卡岛，我之所以敢于挑战托马斯·高萨克，一方面是由于庞大的观众基数赋予了我这份自信，更重要的是，我来自一个日益强大、不断崛起的国家。这几年跟国外的媒体打交道，我真正体会到了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性。出了国门，有几个外国人看过《艺术人生》，看过春晚？别人之所以尊重朱军，礼遇朱军，至少在合作时保证双方地位平等，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身后的中国。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的前辈倪萍在她的自传《日子》里提到，1992年她主持一台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的“中日友好歌会”时，两国主持人待遇悬殊。日本主持人能在中国的太庙内辟一处宫殿作为休息室，倪萍却只能跑到小树林里去更换服装；日本主持人身边围着5个人端茶跑腿，倪萍一个人提5个塑料袋，自己给自己服务，最后她是淌着眼泪背台词，饿着肚子上台主持的。直播的时候，她尽最大的毅力稳定住个人情绪，把日本人写的“亲爱的日本朋友，你们好，首先我代表中国人民在这里给你们鞠躬……”那种屈辱台词换成“亲爱的观众朋友，晚上好，请允许我向远方的日本朋友问候”，努力维护祖国的尊严，凭借着出色的职业技能和个人素质，她赢得了两国观众和中外同行的敬意。很多人通过这件事盛赞倪萍立场坚定，应对得体，品德高尚。这些固然不错，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尽管她挽回了祖国的荣誉，但是那次主持经历留给她的心灵创伤恐怕无法弥合。每一个公民都和他的国家血脉相连，媒体工作者和国家的关系更为直观，他们在传达国家意志的同时，也代表国家的形象。正如倪萍事后所说，我流泪不是为了个人，我是代表中国人来的，就应该有相应的位置。从某种程度上看，不同国家主持人之间的竞合，其实也是国家之间的较量。
2006年，我去奥地利主持“大地飞歌——中奥萨尔茨堡之夜”晚会时，又是另一番光景。奥地利主办方专门在舞台附近给我搭了一个白棚子作为休息区，工作人员把我领到那里，告诉我说：“朱老师，这是专门为您准备的，请使用。”举目四顾，我发现那里只有这一间棚子，与我搭档的奥地利女主持人则一直站在外面。进去休息没多久，一个歌手进来跟我商量：“先生你好，能不能麻烦你，借用一分钟你的地方让我换件衣服？”我说没问题你换吧，就出去了，看到那个主持人还在外面站着。等歌手换好衣服，我说：“你把女主持人也叫进来吧，外面蚊子挺多的。”他连说不敢，说这个棚子花了好几千美金，是专门为我准备的。我说：“没关系，就说我请她进来。”后来歌手就把女主持人也请进棚子里。她对我的邀请十分感谢，大赞中国人善良，我们双方的合作也非常愉快。
别人敬我一尺，我敬别人一丈，这是我做人的原则。保持谦恭，更能彰显礼仪之邦男人的气度。有时候气度也需要物质来打底，2006年、2007年的时候，去欧洲主持节目，外国人可能穿阿玛尼，我也会身着爱马仕，不是为了炫富，而是让对方知道，中国人也越来越讲究了。
新加坡每年会举办一次国家级的文艺颁奖晚会，叫“新加坡国家红星奖”。我主持《想挑战吗？——走进新加坡》之后隔了两三年，新加坡邀请我去颁“红星奖”的“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大奖”。候场的时候才发现，我们中国的节目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因为新加坡90%的居民都是华人。我走向演播厅的时候，当地的舞蹈演员和群众演员站在通道两侧看着我，他们一开始还有点愣，估计心里琢磨着，他怎么在这儿呢？过了一会儿，人群中一个声音高喊：“这是中国的朱军！”大家一下子反应过来了，呼啦一下围上来要跟我合影签名。
在国外的华人世界，有些地区春节的“年味儿”可能比国内更足，春晚的影响力也更大，很多华人华侨本着一种仪式化的心态在收看春晚，而且每年必定从头看到尾，数年不辍。这几年春节期间，我跟随中国曲艺家协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去国外慰问华人华侨时，很能感受到春晚在国外华人圈的影响力。每次出国，基本从下了飞机开始，各路侨领就排队请吃饭，一直到最后回国，真的有点“亲不亲故乡人”的意思。中国人凭着智慧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在国外往往都能有一番作为，但是脚踩着他人的土地，其中的艰难心酸也倍于常人，在国外见到祖国来的人，尤其是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人，聚在一起吃个饭，聊聊国内的近况，是件挺高兴的事。饭桌上，春晚就是最好的话题，大家一起讨论当年春晚哪个节目精彩，哪个节目有意思，哪个节目差强人意，简直如数家珍。一圈聊下来，彼此熟络了，就都成了朋友。
2011年春节期间，我去意大利主持“江南绿·中国红——吕薇2011米兰新春公益音乐会”，初一凌晨坐上飞往意大利的航班，十个小时以后下了飞机，当地时间还是初一早上8点多。因为时差的关系，当地观众比我们晚7个小时看到春晚。好些华侨见了我以后特别惊讶：“朱先生，昨天晚上还在电视上看到你，怎么现在就到这儿了？！”他们的惊喜，总是给我别样的温暖。到达米兰当天，我和演唱会总导演杨东升、策划朱海等一行人便和当地华侨们小聚了一番。在一片觥筹交错中，大家互道着新春的祝福，谈笑风生，好不热闹。我调侃道：“刚才朱海说他是杭州人，而在座的各位多为温州人。呵呵，我来自兰州，大家的家乡都带一个‘州’字，都是老乡！”众人皆笑，我不失时机地端起酒杯，向席上各位同胞表达了新年的祝福：“祝愿生活在意大利的同胞们，在新的一年生活顺意，生意兴隆，一切给力！我们在国内顶你们！”
不管身在何方，黑头发、黄皮肤的身份标识都一路随行。随着中国的崛起，走在异国他乡街头的中国人更加扬眉吐气了，有日益强大的祖国作后盾，我们底气十足。吕薇的这场音乐会定于北京时间2011年2月6日（辛卯年春节大年初四）凌晨4点半，意大利米兰时间当晚9点半在新斯卡拉大剧院举行，对于这么隆重的音乐会而言，我们的时间显得相当紧迫。和我搭档主持的是意大利米兰电视台的女主持人玛琳琪拉·皮拉。演出前一天，我们俩开始对稿子，由于语言不通，只能靠翻译帮忙。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最佳的主持效果，只能由一名主持人主导，另一名从旁配合。为了落实台上的宾主地位，双方展开了一场微妙的竞合式谈判。在国内，主持人彩排前分工串联词是件很简单的事，我通常会尊重搭档的意见，尽力配合。而这回我却没有让步的意思，因为这是主持我们中国歌唱家的盛大晚会，也是宣传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好时机，我当然要在台上争取主导权。意大利人的性子也很执拗，这轮“暗战”一直持续到演出前夕的彩排。
新斯卡拉大剧院的扬声效果非常棒，主持人无须话筒，激情澎湃的声音便可响彻容纳数千人的大厅。“女士们，先生们！”没了话筒的制约，双手都解放出来，我享受着这美妙的音响环境，激情洋溢，声情并茂地介绍起了每一首歌曲背后的动人故事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侃侃而谈，陶醉不已。其中有一个节目是三位意大利本土歌唱家演唱著名的《我的太阳》，一曲放声，绕梁不息。我学声乐的时候曾经很认真地学过《我的太阳》《重归苏莲托》等曲目，面对此情此景，不觉技痒，心想反正是彩排，这么好的音响效果实在难得，又到了这首名曲的故里，不唱上两句就太遗憾了，于是在他们彩排结束后，我也凑了个热闹，即兴唱了一段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没想到唱完之后，整个乐队居然站起来为我鼓掌。担任指挥的是蜚声国际乐坛的著名旅意指挥家吕嘉，他从台上下来之后故作神秘地问我：“你知道乐队的这些哥们儿说什么了吗？”我笑着摇摇头。吕嘉眉飞色舞道：“他们说这一轮中国队和意大利队的比分是1比0，中国队获胜！”
也许是朱军版本的这首意大利民歌“征服”了我的意大利女搭档，个子不高的她再看我的眼神明显和之前不同了。而在彩排的舞台上，我也顺利地掌控了全场的主持，两人的配合渐入佳境。
晚上正式演出的时候，在米兰合唱组演唱完《我的太阳》之后，我和我的搭档玛琳琪拉·皮拉一齐上场，她笑眯眯地撩拨台下观众：“其实，这段solo朱军唱得非常好，大家要不要听一下？”掌声四起，盛情之下，于是我再次用意大利语清唱了这首意大利南部民歌。音乐是一种世界语言，我用他们的语言表达了来自遥远的东方古国的友好和诚意，显然，他们懂了。
当晚，我穿的正是主持2011年春节联欢晚会时的那身带有亮片的西装，配以红黑相间的围巾，颇具中国特色。身处具有“国际时尚之都”美称的米兰，我丝毫没有OUT之感。中场休息时，已经和我较为熟识的乐队乐手、参演的意大利歌唱家，甚至剧院的老板都纷纷过来要求和我合影留念。
音乐会非常成功，新斯卡拉大剧院座无虚席，整场演出下来高潮迭起，掌声不断。这场音乐会是作为意大利—中国文化年的首场重要活动隆重推出的，当地媒体给予了浓墨重彩的报道。许多报纸刊登了吕薇的大幅照片，她身穿的演出华服和佩戴的首饰均为中国制造，时尚而不乏民族韵味。主持人自是音乐会的配角，而随意翻阅一下当地的华人报纸，竟也发现了不少有关我的专题报道，每篇突出标示的句子都很相似——“这是中国的朱军！”
走进欧洲的“春晚”
其实早在2006年，“中国的朱军”就站在了“欧洲春晚”的舞台上。
那年夏天，歌手谭晶找到我说：“姐夫，帮我个忙好吗？今年9月就要拿学位了，帮我主持我的毕业音乐会吧。”谭晶跟谭梅关系不错，两人认作姐妹，平常开玩笑时就喊我“姐夫”。我一口答应：“行啊，什么时候？”谭晶一脸灿烂：“今年9月，金色大厅。”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脑中飞速搜索“金色大厅”在北京的什么方位，谭晶笑着又补充一句：“维也纳金色大厅！”“呵，厉害啊！”谭晶获得声乐专业硕士学位以后的第一场音乐会，对她来说意义非凡，而且又在大名鼎鼎的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这是给中国人长脸的事，我由衷地为她高兴。
依仗祖国的人口优势，每年除夕夜，就春晚的观众人数而言，“最多”两字当之无愧。但若论及春晚的影响力，保险起见，就得在“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文艺节目”后面加上“之一”两字，因为春晚的观众群主要集中在世界华语圈，而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台历史更为悠久的艺术盛典，那就是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举办的音乐会。这是全世界最高水平的音乐盛会，只有世界上最顶尖的音乐家才有自信、有资格、有能力站到金色大厅的舞台上，接受来自音乐之城的市民和世界各地音乐发烧友最为专业和最为挑剔的评鉴。值得一提的是，维也纳音乐会影响力甚大，覆盖面极广，尤其是新年音乐会，鼎盛时期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电视卫星收看实况广播，观众人数达10亿以上，是名副其实的“欧洲春晚”。
我们国家和维也纳音乐会的缘分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7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引入国门进行直播。1998年，中国民乐乐团到金色大厅举行首演，轰动一时。进入新千年，宋祖英、郎朗等多位中国音乐艺术家也站到了金色大厅的舞台上，以精湛的技艺和他们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征服了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观众。2006年，这一次的文化使者是谭晶，我在金色大厅现场，亲眼目睹了一场东西方艺术的完美交流。
2006年正逢中国和奥地利建交35周年，中央电视台参与了当年在奥地利举办的“中国年”活动，台里布置给我一项任务，让我去主持在萨尔茨堡大教堂的广场上举行的“中奥萨尔茨堡之夜”大型晚会。从时间上看，这台晚会和谭晶的音乐会并不冲突，但前后相隔了十天。为了支持谭晶，我和老朋友杨东升商量一下，决定推掉国内的事情，晚会结束后，继续留在奥地利。
杨东升身兼萨尔茨堡晚会和谭晶音乐会的双料导演。萨尔茨堡晚会结束第二天，我和老杨找了一辆车，离开了莫扎特的故乡，循着音乐天才当年的足迹，一路走马观花地前往他的第二故乡——奥地利的首都、美丽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入了秋的山区雨后微凉，新鲜湿润的空气混合着草木的清香漫入鼻腔，沁人心脾。汽车在连绵起伏的阿尔卑斯山脉和沃尔夫冈湖区间穿行，窗外风光旖旎，俯仰之间，景致皆可入画。徜徉在这迷人的湖光山色间，我们对于此次奥地利之行的最后一站也万分期待。
等抵达著名的“音乐之都”，我俩都眼前一亮：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和谐之声”谭晶维也纳金色大厅独唱音乐会》的海报，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尤其在这个每日音乐萦绕不绝的地方，同胞的音乐会居然得到这样广泛隆重的宣传，足见当地政府对远道而来的中国艺术的重视和对中国艺术家的尊重，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骤感亲切。
金色大厅果然名副其实，打眼望去，一幢金碧辉煌的建筑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十分恢弘。走进大厅，内部装潢一如外部那样呈现出瑰丽的金色。没有想象的宽敞，但是舞台很大，足以容纳千人规模的乐队。由于内部空间比较狭长，它也被人戏称为“长方形鞋盒”。不过这个“鞋盒”的声音流动性倒是特别好。听人介绍说，大厅屋顶的镶板、两侧楼厅和音乐女神的雕像，都不只是简单的装饰品，还起到了舒缓和延长乐音撞击到墙上的作用。脚下的木地板从大厅建成之日起就沿用至今，有百年的历史，踩起来嘎吱作响，但这些破旧的木板还是不能拆的宝贝，据说曾经拆过，换上新地板后音乐效果立刻大打折扣，于是又拆，悉数换回原来的木板。音乐厅的地板和墙壁营造出类似小提琴的共鸣箱，使管弦乐器的声音振动达到一种最理想的平衡境界。因此，金色大厅被公认为世界上音响效果最出色的音乐厅，带给全世界音乐爱好者无与伦比的视听享受。
谭晶面临着艺术生涯中的一次大挑战——她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受邀代表中国在金色大厅举办独唱音乐会的通俗唱法演唱家。我和杨东升抵达音乐厅的时候，她的排练到了最后紧张而忙碌的冲刺阶段，我没敢打扰她。演出前一天，正好是她29岁的生日，但是由于第二天的音乐会太重要了，她那天还在进行最后一次彩排，于是这个生日被所有人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庆祝。
谭晶的妈妈也是一位歌唱家，她深知这场音乐会对女儿的重要性，因为担心，她比女儿还紧张。演出前三个小时，谭妈妈就拉着老伴站在金色大厅前，像虔诚的信徒祈福参拜一样为女儿祈祷。回到后台，谭妈妈看到谭晶化妆，很着急，总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弄得谭晶也焦躁不安起来。我一看表，离开场不到十分钟了，赶紧把谭妈妈拦到一边：“您该忙什么忙什么去，这儿没您什么事了。”说完，就把谭妈妈请出了化妆间。谭晶没有辜负母亲的一片苦心，演出非常成功，应观众的热烈请求，最后还加唱三首歌曲。演出结束后，我向谭妈妈道了歉：“别生气，开演前对你态度不好。但是回过头来还是要说，那个时候只能鼓励，怎么能说不行呢？”
这场音乐会的阵容十分强大：著名音乐人、作曲家印青任音乐总监，谭晶的老师李双江和朱以为担任艺术指导，知名指挥家李心草与奥地利著名的维也纳国家民族歌剧院交响乐团合作为谭晶伴奏。这么多“大腕级”的艺术家甘当绿叶力捧谭晶，她的动力和压力都是前所未有的。说实话，她的专业素质完全没问题，舞台经验也很丰富，关键是在这个场合，面对着世界上最“久经沙场”的观众，对于年轻艺术家来说，需要承受更多的是来自心理上的挑战，连我都替她攥了把汗。
音乐会上和我搭档主持的郭思乐女士在维也纳市政府任市长助理，她是个中国通，曾在中国留过学，汉语非常流利，在台下交流的时候，她教我用德语说“晚上好”，一开场我就现学现卖地来了那么一句，观众们多少有些意外，等他们反应过来，一个个都乐了，看到台下一张张诧异而惊喜的笑脸，很明显能感受到他们对这场音乐会的热情和期待。
主角谭晶以一曲藏族民歌《在那东山顶上》拉开了“和谐之声”的序幕。她精心准备了十多首风格各异的歌曲，用汉、德、意、蒙、英五种语言把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唱法的歌曲带到了同一个舞台上，她的歌声既蕴含了国际流行元素，又带有浓厚的民族韵味，在古典、民歌、美声和通俗音乐间跨界游走，收放自如。她那天的演出状态极佳，金色大厅更是给她的演出效果加分，为她这些年的研习交了一份精彩的答卷。
她的搭档也有意思。有一个节目是谭晶和当地的青年艺术家托马斯·提斯勒对唱山西民歌《想亲亲》。排练的时候，奥地利小伙子不理解“想亲亲”是怎么回事，怎么都进入不了这首歌的情境，我就跟他解释，还给他纠错：“你唱得不对，中国的音乐小弯很多。”他不会拐小弯，我就在谱子上标了很多音，包括颤音、装饰音等，一一给他示范，提斯勒就抱着谱子练。到底是专业出身，功底扎实，声线很好，正式演出的时候，他不但唱出了九转十八弯的音调和韵味，连山西方言的歌词也咬得十分地道，如果不见其人只听其声，十有八九会以为是个山西人在演唱。谭晶自然更没得说，无论是歌声、动作还是表情，都细致完美地勾勒出一个思念恋人的中国少女娇憨活泼的形象。两人中西合璧珠联璧合，观众听得津津有味，我则是备感意外——要知道，几天之前，提斯勒还完全不得要领呢，士别三日就让人刮目相看，足见其用心和敬业。音乐响起时，谭晶把一枚红色中国结戴到了奥地利小伙子的脖子上，像是一个信物，既契合了这首情歌的剧情，同时又彰显两国之间的友谊，这个细节又一次把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值得一提的还有现场观众，这是我所见过音乐素养最高、最具专业水平的欣赏者。不愧来自“音乐之都”，他们听得非常认真，也很有礼貌，安静而专注。现场没有领掌人，但是该在何时鼓掌，掌声鼓到什么程度，他们总能自发准确地达到一致，就跟事先排练好的一样，给人一种专业的感觉。可见音乐是相通的。维也纳的观众也许听不懂歌词，但他们很懂音乐，能够理解音乐中所传达的情绪，随时作出呼应。在这场音乐会上，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金色大厅是那么多艺术家向往的“圣殿”，因为在这里，他们能寻觅到真正的知音，这里的鲜花和掌声是对他们艺术造诣的最高嘉奖和礼遇。演唱完最后加唱的三首歌曲后，现场掌声如潮，经久不息，谭晶如释重负，脸上洋溢着激动和幸福。我也挺为她高兴，给她献了一束鲜花以为祝贺。她是一个十分勤奋而有灵气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在过完生日的第二天实现了人生中的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可能是许多人一辈子可望而不可即的，很不容易。
这一年既是奥地利的“中国年”，也正好是音乐大师莫扎特诞辰250周年。中国音乐回荡在奥地利的天空、东方艺术的魅力征服金色大厅的同时，未尝不在向那位音乐巨人遥遥致敬。我想，以一个民族的艺术向另一个民族的艺术家表达敬意，共同诠释出一个世界的主题，这样的巧合背后是否也隐藏着某种缘分？
同为世界上著名的长寿晚会，维也纳音乐会和春晚颇有相似之处。首先，这两台晚会都是国家级的盛会，全民关注、全民参与的程度很高。春晚的筹备工作在每年的七八月份就正式启动，从前期的导演竞标到最后的电视直播，持续时间达半年之久。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是如此。每到年末，维也纳几乎全城动员，社会各界的退休人员纷纷前往金色大厅参与会场布置，奥地利人会精选产自意大利“阳光之城”圣雷莫的鲜花装点会场，务求新年音乐会上花团锦簇，春色满庭。其次，二者的仪式感都很强，经过几十年的演绎，都具备了一脉传承的精神和特征，渐成一套程式固定下来，若干经典节目作为仪式的一部分得以保留，如1984年以来春晚结尾的保留曲目必定是《难忘今宵》，在金色大厅举办的每一场交响乐肯定由《拉德斯基进行曲》收梢，这些都已成为一种惯例、一种品牌、一种仪式。按时收看这两台节目在各自国民心目中也都成了无可替代的新年习俗。
当然，二者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春晚更强调全民皆欢的集体性概念，每年的晚会节目都求新求变，海纳百川丰富多样，紧随时代步伐，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审美需求。维也纳音乐会则更坚持传统，新年音乐会的所有演出曲目都来自有“圆舞曲王朝”之称的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作品，由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保持了古典音乐的纯正性，因而对于欣赏者的要求也更高。为了保证音质，金色大厅的内部装潢甚至都不容轻易变动。相较我们的春晚，它更为严肃和程式化，是一种纯粹而专业的艺术体验。有一个特例是，在2008年第50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奥地利广播公司首次在电视直播信号中插入中国钢琴家郎朗问候全世界观众的画面，那年音乐会还特别演奏了一曲老约翰·施特劳斯的《中国人加洛普》（Chinese Galopp），献礼北京奥运会。经典的西方盛会向遥远的东方国度伸出友谊的橄榄枝，并为其修改了恪守近百年的仪式程序，可算前无古人。
一个国家的诚意
有人说，只有走出国门，才能真切感觉到个体与国家的链接。而在2008年，随着一系列大喜大悲大事件的发生，在中国的本土，每一个中国人都强烈地感受到了一个国家的诚意。
2008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把归心似箭的人们拦在了回家过年的路上。当南中国的交通枢纽被大雪截断时，2008年的春晚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导演组在彩排时临时决定加进雪灾的内容。当时已进入第四轮彩排，距离春晚直播不到七天。
当春晚班底决定用集体诗朗诵的方式来关注南方雪灾时，一个很切实的问题摆在了众人面前：谁来执笔？家国有难，用怎样的笔触和情怀才能够一抒胸臆？当时朱海二话不说，接受了这一挑战，他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耗费几十个小时的心血，最后他以写成“熊猫眼”的代价，高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雪在下！雪在下！雪在下！
牵挂着成千上万个寒风中的你，
牵挂着成千上万个路上的他。
来吧，
让我们一起过年吧！
让我们彼此温暖，紧紧相依！
在直播现场，群星诗朗诵《温暖2008》。这个节目成为2008年春晚一个特别的动情点，感染了许多观众，也感动了整个中国。节目长度不足10分钟，形式非常朴素，一首诗，一支歌，由中央电视台十三位主持人和众多演艺明星共同朗诵，表达了对因雪灾而滞留在外的人们的安慰和鼓舞。
朱海连续多年担任中央电视台各类大型综艺晚会的策划、撰稿工作，他也是和春晚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位主创人员。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就和他认识并有了合作，那时他还在广州，是个著名的词作家和报告文学作家，写过不少大部头的作品，晚会策划、诗词、剧作、报告文学样样精通，是个十足的多面手。2003年抗非典特别节目《我们众志成城》、2008年一系列国家级救灾晚会、近几年的春晚和元宵晚会等台本大都出自他的手笔。经常有人开玩笑说，“央视‘三朱’战春晚，朱彤朱海和朱军”，朱彤当时任文艺中心主任，是春晚的艺术总监，朱海负责策划和撰稿，最后由我来主持。每次我和朱海通电话，都以“本家哥”“本家兄弟”相称，我们关系很融洽。
朱海的作品天马行空文采斐然，但是为人非常低调务实，没有文人（尤其是诗人）惯有的那种骀荡自我——这些特征大概已经穿过他的躯壳，融进了他的文字里，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了。许多撰稿人不喜欢别人擅自改动他们的脚本，这能理解，因为他们在创作过程中付出了极大心血，在设计每一段台词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构思和理由。有时候出于节目考虑，我不得不改动他们的稿子，征询其意见时，他们虽然不会说什么，但我能明显感觉到对方心里的不痛快。不过此类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朱海身上，他每次把稿子给我，都会特别谦逊地补充一句：“仅供参考。”遇到春晚这类比较特殊的大晚会，台本需要通过几级审核，甚至还要送到中宣部部长手里审阅，一般情况下，我们主持人是不会动串联稿的基本内容的，我只会根据自己的语言习惯稍作一些字句上的调整。但是即使改动了，朱海也不会说什么，他往往夸一句：“好，比我写得好！”最初跟他打交道，还不了解他的秉性，一听这话，我心里就在打鼓，不知道人家是不是正话反说，就说：“你别开玩笑，你是骂我呢还是表扬我呢？”这个时候他往往一脸认真：“兄弟，我说真的。”朱海就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又真诚平和的人。
但朱海这个人的长相和他写出来的东西反差极大。光看他外表，完全不会想到他是一个文人：个子高，长得“糙”，走到哪儿都有些吊儿郎当，常给人慵懒懈怠之感。但他写的很多诗意象丰富措辞优美，兼具浪漫抒情和慷慨激昂。可能正是因为他更关注内心感受，重视情感体验，所以在其他方面不拘小节，落拓不羁。他的诗人气质体现得最为充分的地方在于他一气呵成的写作方式，许多作品他都是一夜成稿，最多24个小时就能拿出来，颇有文思泉涌万马奔腾的意思，如《温暖2008》《我们众志成城》等诗，全都是倚马可待的急就章，那可真叫一个才思敏捷。
后来，媒体将这场南方暴雪比喻成2008年对中国的“第一考”。2008年以如此悲壮的篇章开年，后面的日子会如朱海的诗作中所期待的那样“我们迎来了温暖2008最美丽的春光”吗？那时候对许多人来说，这不但是一个良好的愿景，也实在是一个悬念。
2008年5月12日下午14点28分，我在家突然感到一丝异样，大地腾腾腾腾地蹦了起来，家具晃得厉害。瞬间，我脑中迸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地震？我飞快地给梅梅打了一个电话：“地震了！你感觉到了吗？”她说：“感觉到了。”当时她在公司，那里楼层很高，震感比家里更强烈。我又陆续给朋友们打电话，多数人还不知道这件事，甚至都没有感觉。打开电视，新闻播报说汶川发生了地震。新闻频道在震后一个多小时开始直播，但是具体情形还不太清楚，没有做特别深入的报道。到了夜里事态突然紧急起来。大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地震了，情况很严重，甘肃也受了灾，陇南地区是重灾区，省里已经总动员，要组织人员奔赴灾区前线。我大哥是省领导，又曾在陇南当过地委书记，熟悉当地情况，所以他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批前线志愿者。
从第二天起，灾情开始一点点向外界渗透，伤亡人员的数据不断飙升。那几天我没干别的，就看电视关注灾区消息。当时我的一些朋友已经自发组织去灾区救援。受到他们和我大哥的影响，我心里也冒出了一个冲动，想要跑到汶川去，一是参与实地报道，二是也想去参与救援工作。正在准备行囊的时候，台里通知5月18日要举办一台晚会，让我回台里参与晚会的筹备工作。那台晚会非常重要，由中宣部亲抓，即“爱的奉献”2008宣传文化系统抗震救灾募捐晚会。
18日下午，灾区的英模及家属陆陆续续来到了晚会现场，他们一个个看起来都极度疲惫，极度憔悴。那个时候看到他们，大家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甚至连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口，比起过去一周他们所经历的，任何语言都显得太过苍白。在后台，我接触了两个人，一个是谭千秋老师的女儿谭君子，还有一个是北川县县长经大忠。
谭千秋是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地震发生时，正在上课的谭老师迅速组织学生向楼下疏散。一天以后，当人们在废墟里发现他的遗体时，他的双臂还是张开的，趴在讲台上。当人们扒开谭老师的遗体时，讲桌下的几个孩子生还了。他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那些孩子。他的女儿谭君子当时正在北京念书，当她得知父亲死讯的那一刻，心灵上所承受的冲击，常人恐怕难以想象。看到谭君子的第一眼，我就感觉这孩子傻掉了，在她的情绪中完全体会不到刚刚失去父亲的那种悲痛，她很冷静，冷静得让人毛骨悚然。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我的母亲。父亲去世之后，我母亲就处于那种状态，她的那种镇定自若、有条不紊，跟父亲在世的时候简直判若两人，但是一百天以后我母亲就崩溃了，彻底崩溃，一下子病倒，从此再没好起来，不久就去世了。那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记忆犹新，以至于我看到谭君子的时候，觉得她和我母亲当年的处境有些相似，也许她对她父亲去世那件事还没反应过来，或者根本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谭君子在舞台上还是特别冷静，但她越冷静我越心惊，为了避免她再受到刺激，我没有引导她说什么，只是自己做了总结：“我深深地相信，天堂有了谭老师这样的好老师以后，一定会多一分朗朗的读书声。”
突然和挚爱亲人天人永隔，同为血肉之躯，情何以堪？这样的打击对每个人都是毁灭性的，即使身为男人也无力承受。
经大忠，一条来自北川的羌族汉子，自从到了后台就一动不动地坐着，从没变换过姿势，面部表情也一直是凝滞的。踟蹰了许久，我才开口采访他：“县长，您好些了吧？您能不能给我讲讲当时的情况？”危急关头，经大忠指挥200多名学生疏散，在地震中自己却失去了五位亲人。和经大忠面对面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是已经灵魂脱壳了，虽然人在演播现场，但他的心还在北川县城，看得人心里一阵阵发酸。我心中一个声音反反复复地回荡着：什么叫共产党人？这就是！这条铁骨铮铮的汉子就是！
现在回想起来，人处在当时那种情绪下，直觉特别敏锐，很多即兴的表述和措辞都会非常准确。那场晚会十分特殊，没有完备细致的台本，主持词大多是临时组织的，并且内容随时都在变动调整，以备信息不断更新。赵化勇台长在直播开始前半个小时来到一号厅，问道：“朱军，准备好了吗？”我点点头。他就递给我一份《人民日报》，上面有一篇文章，讲的是地震发生时一位母亲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庇护孩子自我牺牲的感人故事。只是匆匆浏览，我就走上了直播舞台。说也奇怪，我居然将那段话的每个细节都精准到位地复原了出来，每字每句好像经过宿构一样。也许是情感牵引着直觉，我仿佛和这位记者一起来到了灾区现场，仿佛亲眼看到这位伟大的母亲，看到了她怀里护佑着的孩子，那一瞬间我不是在播报，也不是在讲述，而是代表那位妈妈在进行爱的倾诉。
整台晚会是在一种撕心裂肺极端压抑的气氛下进行的，人人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难以自拔。有一个细节，白岩松在采访女警蒋敏时，得一直小心翼翼地搂着她。这个不幸的女人参加救灾工作期间，陆续收到了包括外婆、母亲、女儿在内的十个亲人遇难的噩耗！但她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投身于救援工作。因为精神打击太大，加上劳累过度，她在直播现场一直处于飘忽状态，如果白岩松不揽着她，她根本站立不住。采访完蒋敏，白岩松一个人蹲在演播室的墙角，抱头痛哭良久。那种悲戚，使见到他的人无不感同身受。时至今日，当我在写作这部分内容的时候，眼眶还是湿润的。每次回忆起那台晚会，回忆起那台晚会上的人和事，痛心疾首的感觉还会时时袭来。
到了晚上10点多，编导递给我一张纸，接过一看，是一份国务院公告。看完公告，我踌躇片刻，将它递还给编导：“这个由罗京来宣读是不是更合适？”晚会尾声，罗京以他特有的新闻播报的声音，庄严、沉痛地宣读了那份国务院公告：
“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致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外交部和我国驻外使领馆设立吊唁簿。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
夜里12时整，所有电视台的台标都变成了黑白色，以响应举国哀悼的号召。
回到家中，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那台晚会从晚上7点半开始，持续到夜里11点50分，剧组是春晚班子，时长和春晚相当，但那次直播跟春晚完全是两回事。大悲大恸几个小时，几乎把人所有的心血都耗尽。晚会上的人和事就像电影片花似的，一幕接着一幕，在我脑海中不断地翻涌回放。我的一个朋友，原农大校长，广西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堂堂一条汉子，地震发生那天人在北川，五天以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刚“喂”了一声，就听到电话那头的号啕痛哭。按照我们普通人的思维推断，作为部级干部，他也许会更冷静更理性地面对这一切。其实不然，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当灾难真正降临的那一刻，当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生命就在眼前消失却束手无策，亲睹生命的脆弱却无从拯救时，再理智的汉子都会忍不住痛哭流涕。陈章良尚且如此，何况那些在地震中失去挚爱亲人的老弱妇孺？
那种灭顶之痛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到了凌晨四五点钟，我跃身起床，来到画案边，像是发泄似的，猛地拿起画笔，先是画了一堆震后的废墟，有断裂的楼板，有卷曲的钢筋，有塌陷的楼里伸出的竹竿，所有的一切都是黑白的。最后画了一枝红花，顽强地从废墟中探出，向上生长。我为那幅画起了个名字叫“生命礼赞”，并题字纪念：“公元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汶川以及周边地区发生里氏7.8级地震（当时检测出的数据还是7.8级），5月18日中宣部组织全国宣传文化系统赈灾义演爱的奉献。席间宣布19到21日为国哀日、全国降半旗致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为他的平民百姓俯下的头颅。主持完晚会回到家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起身写此画以寄之。”写了长长的一段，搁下笔，天已大亮。我凝视着那幅画，觉得胸臆还没完全抒解，整个人还沉浸在情绪中无法自拔，于是拿起一管大笔，饱蘸朱砂，从上到下甩了好多道红色到纸上，像血一样，缓缓地流淌下，晕开，濡红了纸上的废墟，仿佛黑暗中洒下无数的血雨、血泪，触目惊心。画完了，把笔一扔，觉得憋屈在心里的那口气总算疏泄了出去。
5月21日，我驾车行驶在三环路上，下午14点28分，所有的车辆全部停靠到了路边，几乎所有人都自发地从车里下来，一手按着喇叭，一边低下头去默哀。三分钟的鸣笛，响彻天宇。那一刻，我被周围的环境动容了，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整个中华民族的那股凝聚力。在这场大灾难的面前，人人都抱成一团，路上所有人，包括路边的小商贩，甚至连乞丐都起身为灾区同胞默哀。那一刻，我突然了悟，何谓民族，何谓同胞，我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阶层，在灾难面前，几乎所有人都是一体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
6月27日，台里选了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主持人去参加少儿频道录制的一台晚会——“2008抗震救灾英雄少年”颁奖晚会，交给我们两重使命：到了台上，集体表演一个诗朗诵节目《感动》，为灾区来的儿童加油打气，鼓励人们重振信心、重建家园；在台下，和灾区孩子们进行交流，开导他们，疏解他们的心理阴影。到了这个时候，救援工作差不多接近了尾声，北川、汶川等重灾区已经全县封闭，人们开始从营救伤员阶段过渡到心理抚慰阶段，一部分心理医生也已开赴灾区，为受灾同胞进行心理创伤理疗。
孩子们在地震中失去了许多，有的失去了伙伴和老师，有的成了残疾儿童，有的沦为孤儿，但是最令我担心的，还是这场灾难对他们心灵造成的伤害。也许经历过这场磨难，他们的童年将一去不复返，他们将要提早面对这个世界苦难、无奈、酸楚的一面，肩负起原本不该他们承受的担子。这个时候，多和孩子们交流，陪他们聊聊天，鼓励他们，甚至于拥抱他们，给他们一些肢体上的爱抚，对他们而言，这些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这些主持人中有不少都做了父母，比如我，比如李瑞英，看到灾区来的那群孩子，会自然而然生出一种父母之心、同情之爱。以前没有孩子的时候，看见一个挂着鼻涕泡的孩子，心里可能会嘀咕，这小孩怎么这么脏啊。但自从有了孩子，心态就完全不同了，即便那个孩子跟我非亲非故，只要看见他流鼻涕，下意识地就会掏出张纸巾帮他擤鼻涕擦脸。对于为人父母的来说，孩子在我们心中所占的分量太重了。
直播那天，我特意早早地赶到1000平方米演播厅，并特意带了礼物给孩子们。那天来参加节目的孩子大部分都很年幼，天真烂漫，真的都是一群可爱的小精灵和小天使。然而在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像绝壁处的小草，虽然弱小，但决不孱弱，他们挣扎着求生，一旦寻找到一线阳光，就迸发出了惊人的生命力：个头矮小的林浩，在废墟中背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同学：“可乐男孩”薛枭被救出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要喝可乐”，汶川地震使他失去了右手，但是这个折翼的小天使非常坚强，聊天的时候，他悄悄告诉我，他打算以后还是一样地面对生活。他们用自己的言行努力消解着命运的无常和严酷，那种稚子之心、稚子之言所表达出的对生命的热忱和珍爱，思之令人潸然。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几次产生掉泪的冲动，偏偏又被他们一个搞怪的表情、一句童言给逗得逼退了眼泪。
林浩简直是一个小精豆子，聪明得不得了，一看到我，就跑过来和我打招呼：“朱军叔叔好！”我说你好，拍拍大腿招呼他：“来，坐！”他就一屁股坐上来，兴致勃勃地和我聊天。他的头部在地震时受了伤，一块头皮受损，当时他有一个愿望，希望头发尽快长出来。趁他不注意，我悄悄扳过他的脑袋看了一眼，头发已经长得很浓密，几乎看不出疤痕了。但愿他小小的心灵也和他的头皮恢复得一样康健。
第一次见到“敬礼娃娃”郎铮的时候，他还很小。少儿晚会结束后不久，他又出现在“向祖国报告”的晚会中。彩排的时候，他的军礼敬得可标准了，一副煞有介事的小军人模样。到第二天直播时，他大概厌烦做重复动作了，就没好好敬礼，松松垮垮地敷衍了事，到底还是个孩子，那副惫懒的表情把我们都给逗乐了。一晃三年过去，我以为他认不出我了，没想到那孩子噔噔噔地朝我跑来，亲昵地唤道：“朱军大大！”可能当时他年龄小不记事，感觉那场灾难没给这孩子留下阴影，他现在活泼极了，还跟三年前一样有意思。我摸摸他的脑袋：“你长高了！”他点点头：“长高了。”“现在敬礼不敬礼了？”“不敬了。”“为什么不敬礼了？”他很认真地想了想，最后调皮地吐吐舌头：“忘了。”
记得那台晚会上，我在朗诵诗歌《感动》时有这么一句话：“可爱的孩子，把可爱的中国生动地矗立在大灾面前，废墟之上。”从那天起，可爱的少年中国的形象，长久地留存在了我的脑海中。我相信，因为这些可爱的孩子，我们这个民族将会永远迎着明媚的阳光前行。
可爱的不独是孩子，还有投身到抗震救灾中的那些“最可爱的人”。两天以后，即2008年6月30日，另一台《向祖国报告》——迎“七一”暨抗震救灾文艺晚会也在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拉开了序幕，参与这套晚会的主持和幕后工作的依旧是春晚的班底。
这台晚会被赋予一种情绪翻牌的功能。地震发生以来，全国人民都心系灾区，举国同悲。到了7月1日，距离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只剩一个多月的时候，有必要振奋社会情绪，将其从一种大悲大恸的氛围中引出，导入中华民族百年圆梦，喜迎北京奥运会的期盼当中，所以整台晚会的基调是积极昂扬的。在演出过程中，以报告的形式从各个方面展现了抗震救灾的阶段性成果：军队、消防、公安、国家救援队抗震救灾成果报告，教育战线抗震救灾成果报告，灾区重建报告等。
《向祖国报告》这台晚会将很大的篇幅给予了我曾经的战友们——那些最可爱的人——人民子弟兵。灾难降临的时候，真正的主角就是他们，无论作出多大的牺牲，他们永远迎着灾难走，冲在最前线，出现在国家和人民最需要他们的地方。
我虽然离开部队多年，但实际上现在这个岗位和在部队里有许多相通之处，直播时如同冲锋陷阵，没有退路；在演播室里，工作就和在部队严格训练一样，一旦发生变故，就得冲在第一线，效力于国家电视台，就要以个体服从大局的态度思考和处理问题。主持人就像军人一样，我代表的不是个体，而是整个集体。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脱离在部队养成的思考方式和处事习惯。主持这台晚会的时候，千丝万缕的情思一瞬间迸发，在我内心里涌动。人民子弟兵的种种事迹带给我的共鸣和感动恐怕要超越一般观众。
北川县公安局副局长李跃进的母亲和妻子在地震中全部丧生，同样是警察的儿子李宇航也在救援时捐躯。当他看到儿子遗体的时候，他做了两件事：打开一瓶矿泉水，给儿子洗了把脸；摘下儿子胸前的警号，别在自己身上，又迅速地奔赴抗灾第一线。那个时候，这个老警察肩负起了两代警察对人民的神圣承诺。李跃进的家在地震中被夷为平地，他儿子生前所有的照片都被埋在了地底下。晚会的编导经过一番周折，才在李宇航所在公安局的档案室里找到了他仅存的一张证件照。那天晚上，当李跃进看到大屏幕上爱子唯一的照片时，他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哭出来。当时他背对着观众，大家看不到他的面部，但我看到了他隐忍的表情，忍不住过去拥抱了他。时间不允许我用语言表达更多，而且我觉得无论用什么语言都无法清晰、准确地表达出自己当时的感受，两条汉子之间的一个拥抱，或许能够表达相互间的一种敬意，让对方感觉到我们对他的尊重之情、敬佩之心、同胞之爱。
有评论者总爱以“人文”为借口，抨击电视晚会善于制造廉价的感动，赈灾晚会让灾区的人们登台发言是在揭人心灵的伤疤。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从小我便知“国家”二字的分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那种特殊的时刻，需要有一种大爱，超越个人情感，将整个民族凝聚起来。媒体人的职责，就是要激发乃至放大这种民族大爱。以春晚班底打造一系列大晚会，表达的是一个国家的诚意。一个国家的诚意，表现在空降兵明知是死亡也要跳下去救援；一个国家的诚意，表现在不计代价地第一时间挽救公民于水火；一个国家的诚意，表现在用强大的国力支撑着你精神层面的尊严。
这样的大感情绝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对每一个公民从生命到心灵的实实在在的全方位救赎。
奥运，有我一棒
2008年六七月间，我内心的过山车冲到了至高的一段轨道，一阵俯冲，又一阵腾跃，激荡起伏。刚忙完《向祖国汇报》的晚会，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了甘肃省体育局副局长石生泰的电话：“朱军啊，跟你说个事儿。你当第一棒火炬手恐怕是不行了。”我心下一惊：“怎么了？”“省里临时决定，第一棒由抗震救灾英雄传递。”“5·12”大地震发生时，甘肃是除四川之外灾情最重的省份，地震过后，甘肃陇南地区涌现出了一批抗震英雄，由抗震英雄来完成兰州圣火第一棒的传递，很有意义。
我稍微喘了口气，道：“我能理解，完全理解。我传第几棒？”电话那头顿了两三秒，局长的声音再次响起：“最后决定，由你传最后一棒。”最后一棒意味着圣火盆将由我点燃，这不是更好吗！我兴奋得不能自已：“太好了！那我什么时候回去？”局长道：“如果你没什么大事，我们希望你尽早回来。火炬进入甘肃的第一站是敦煌，那里有个交接起跑仪式。反正你也得回来传递火炬，不如提早两天，先到敦煌帮我们把起跑仪式张罗一下。”我心里乐坏了，连说没问题。
说到传递奥运圣火这件事，我要特别感谢甘肃奥组委和甘肃省体育局。当时全国各地上报奥运火炬手名单时，有些地方向我发来了邀请函，但我觉得到哪儿当火炬手都不如在自己家乡，于是就给甘肃省体育局副局长石生泰打了一个电话，主动请缨。局长听完就说：“这个事我们知道了。朱军，你能回来传递火炬，对家乡来说当然是件好事儿。你等我们的消息吧。”好消息很快就传来了，甘肃奥组委和体育局把我定为兰州的第一棒火炬手。无论是第一棒还是最后一棒，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我一定会不辱使命，完成奥运圣火的传递。
当圣火穿越河西走廊，进入甘肃的第一站——敦煌那天，出现了一件奇异的事。当时晴空万里，敦煌火炬起跑仪式正进行中，忽然间一朵白云不知从哪里飘过来，在敦煌莫高窟的九层楼阁上空徘徊。那朵云彩的形状非常像奥运火炬上的祥云，漂亮极了。再仔细一看，我发现那朵祥云是由两个面对面的飞天女神的形状组成的，而且有鼻子有眼，有头有身体，拖着长长的飘带，裙摆随着云卷云舒摇曳得迤逦多姿。这鬼斧神工的造物主，在这个时刻，在这个地方，抟出这样令人惊叹的艺术品，简直太神了！当时我特别后悔手上没拿照相机，想让摄像师拍下来，但前面有个人正对着镜头讲话，我没好意思打断，一直等他讲完，我赶紧一指天上：“看，祥云显瑞！”可惜等镜头摇上天的时候，云已经有些散了。此情此景，让人感慨良多，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等待着2008年8月8日那个大日子，然而在百年圆梦之前我们却先经历了雪灾、地震等各种百年一遇的灾祸，真是好事多磨。但是这一切没有吓退中国人，大家万众一心，终于跨过了那几道坎。也许是多难兴邦，也许是我们的精神和信念感动了天地，祥云显瑞，真是个好兆头！
敦煌圣火传递仪式结束后，我就赶回了兰州，为传递圣火最后一棒做准备。看到家中最小的兄弟有幸参与这么重大的活动，全家都很高兴，大家相约第二天到现场给我加油助威。最后一棒安排在了7月7日中午，这天早晨9点多钟，我就换上火炬手的服装，一家人兴冲冲出了门，赶往火炬交接点。
兰州是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兰州火炬传递的路线围绕着母亲河两岸展开，几乎就是一条“黄河风情线”：从“天下黄河第一桥”中山桥开始，沿黄河南岸向西，经银滩大桥转道黄河北岸，在北岸向东传递一段距离后，圣火穿过黄河大桥，再次回到黄河南岸，继续东传，直到河畔的水车博览园。
市政府在南岸滨河路上建了一条长达十里的景观带，景致优美，我和梅梅谈恋爱那会儿经常来此散步。小时候我家就住在水车博览园附近。早先这里有两架大水车，人们把黄河的水车上来浇灌周围的菜地。“文革”期间水车曾被拆毁过，后来又作为一个景观标志恢复了，还建成了现在这个向市民开放的街心公园。当我得知火炬传递路线的时候，心里又一顿感慨：好家伙！这回可实实在在是在自己家门口迎接奥运圣火！一路上全是我成长的记忆和足迹。
甘肃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已经在交接点布机器做准备工作了。摄像、导演都是曾经和我共事过的好兄弟，主持人更熟，是我在兰战歌舞团的相声搭档陈立伟。大家都按捺不住激动，隔得老远就打起了招呼。
跑道两侧挤满了热情似火的市民，大家都急切地盼着火炬的到来。中午11点30分，第295棒火炬手擎着火炬刚出现在水车园，大家就高声喊道：“来了，来了，火炬来了！火炬来了！”
当我和第295棒火炬手在黄河边的水车博览园交接完毕后，我们将各自手中的火炬摆成“V”字造型，并击掌致意。随后我高举着熊熊燃烧的祥云火炬，步履轻快地踏上了兰州最后一棒的征程。
我接过了最后一棒，高高地擎着奥运圣火，时不时向道路两边的父老乡亲挥手。背倚摩天轮似的巨型水车，听着水车提灌的声音，我的情绪越来越高昂，步子也迈得越来越大，以至于跟镜头的摄像朋友一个劲儿让我慢一点、慢一点，他扛着摄像机，简直快赶不上我的步伐了。在圣火传递的过程中，随处可见人们打出“弘扬奥运精神，支持抗震救灾”“携手相传圣火，同心共建家园”等标语。奥组委还在起跑点、沿途和回收现场设立了多个抗震救灾的募捐点，以发动社会支持灾区，这是圣火传递过程中的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线，也是最为彰显奥运人文精神的动人一笔。
奥运圣火在兰州传递的总路程大约27公里，平均每个火炬手跑100米左右，我因为是最后一棒，一口气跑了二三百米，可当我抵达终点时，还有些意犹未尽。梅梅抱着毛头，和姐姐们站在终点朝我挥手致意。我虔诚地用双手举起火炬，深深地献上一个吻，随后将火炬伸向圣火盆。11时45分，奥运圣火盆点燃了，黄河两岸的奥运激情也点燃了，在场所有人都热烈地鼓掌欢呼起来。
望着熊熊燃烧的奥运圣火，那一瞬间，一股自豪的暖流突然袭击了我。感谢家乡的父老乡亲，感谢奥组委，把甘肃圣火传递最后一棒这样一个殊荣交给了我。诚如我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点燃圣火盆的一瞬间，我们也点燃了激情，点燃了梦想，点燃了陇原儿女对北京奥运会深切的祝福和期盼！”
这样的时刻，这辈子估计就这一回了
大事发生，我在现场！这是许多媒体同行引以为傲或不断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作为综艺节目的主持人，我也有幸亲历过许多重要时刻的重大仪式现场，当了多次“坐在第一排的观众”。
从北京申奥成功那天开始，我几乎全程参与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活动。奥运会会徽的发布、火炬的传递点燃和奥运会开幕式并称为奥运会运动当中的三件大事。幸运的是，这三件大事一件不落，竟然全都让我赶上了。
2003年8月3日晚上8点30分，中华世纪坛前，一辆流光溢彩的敞篷双层观光大巴启动了。这不是一辆普通的大巴，这辆车将载着神秘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的会徽从中华世纪坛一路走到举行会徽发布仪式的天坛；同时，这辆大巴也是国内第一间移动直播室，在这个晚上，中国首次实现了长距离的移动直播，这辆车书写着中国电视史的一个崭新篇章。而登上这个移动直播室的第一批旅客，就是我和周涛。
我们的身份比较复杂，在这辆移动直播车上，同时扮演着乘客、报站员、导游三重角色。社会各界的代表，比如文化学者、公共汽车售票员、奥组委官员、小学生等也都陆续上了车，一路上我们要和他们进行互动，并全程报道奥运会会徽的运送过程。前一天晚上，我和周涛冒雨彩排了一遍，当时信号设置、时长、路程都控制得非常准确。但到正式直播的时候，我手心里还是捏了一把汗，毕竟这套长距离移动直播设备是首次投入实战，我们不想出现任何差池。
在观光车的顶层，摆着一张茶几，一只大方锦缎盒子已被端端正正地放在上面，我知道，那个神秘的东西此刻一定安静地躺在盒子里。压抑着揭开盒子看一眼的冲动，我和周涛一边一个挨着茶几坐下，面对镜头开始给全世界观众介绍北京的街景。
站在敞篷大巴上，以另一个视角俯瞰长安街，现代北京最繁华最亮丽的一条街景几乎尽收眼底。那天的长安街显得与以往不同，璀璨亮丽的夜空极富魅力，尽显国际大都市的开放和大气。我忍不住感慨，这真是我生活和工作的城市吗？那一刻，想到自己作为这个城市的一份子，也参与建设了这个繁华的城市，为它添加了一抹亮色，我顿感自豪。
一路上，那只锦盒离我不到50公分，但它依然是一个遥远而巨大的谜团，不停地撩拨着我的好奇心。采访奥组委官员时，我忍不住对他说：“我真想打开看一眼。”他微微一笑：“不光你，可能现在所有人都想打开看一眼，但那是不可能的。只有等到30分钟以后，到了天坛现场才会隆重发布。”我问：“奥运会会徽真的在这里头吗？”他肯定地点点头：“确实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本届奥运会会徽是从1985件国内外参选作品中甄选出来的，经历了准备、竞赛、评选、修改、审批通过和公布6个阶段，足足历时1年4个月。
一听会徽出炉的道路如此漫长而曲折，我更不死心了，故意套他的话：“这个会徽为什么好？能否告诉我它好在哪里？”他显然是有备而来，回答得滴水不漏：“告诉你好在哪里的话，答案就揭晓了，我没有这个权力，我是签了保密责任书的。”这下子我没辙了。奥运会会徽的保密工作确实做得极其到位，为了安全，我和周涛事先也被要求签下保密责任书，因为这属于国家机密。
大巴进入天坛公园南门时，一片翠柏扑面而来，一下子把我们从一个车水马龙、灯火辉煌的现代都市拉入了一条厚重深邃的历史隧道。道旁每株古柏上都布了光，苍翠欲滴的枝桠间发出幽幽的墨绿色光晕，更让人感觉到古代祭坛的肃穆、庄重、深沉。天坛入口处错落有致地竖立着几十个灯箱，每个灯箱上都印有历届奥运会的会徽，意趣盎然。大巴在诞生于各个时代、彰显各种文化的会徽中穿行，缓缓地进入天坛公园。
天坛祈年殿的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它作为中国古代的标志性祭祀场所，伫立在一片比故宫还要开阔的广场中央，四周空旷，加上建筑本身所体现出的天圆地方的东方哲学设计理念，另有一番宏伟气象。台基外围原本是两道汉白玉围栏，张艺谋稍做调整，又加了两道用泡沫仿制的围栏，骤然将天坛烘托得更高，更加气势如虹，庄严神圣。古老的祭台上人头攒动，暖色调的灯光照在朱漆大门上、洒落在蓝色琉璃瓦上，彼此交相辉映，给天坛带来前所未有的时尚亲和与生机勃勃，历史似乎与当下融合了。
大巴驶入天坛东门，稳稳地停下。邓亚萍和成龙从祈年殿的台基上拾级而下，共同接过了锦盒。看着他们把盒子抱入祈年殿，我和周涛齐松了一口气，任务顺利完成。我们站到观众席后头，等待见证中国印发布的那个历史时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与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一道主持了会徽的揭幕仪式。晚上9点整，吴邦国和维尔布鲁根一齐打开装有奥运会会徽的紫檀内盒，取出一枚玉质徽宝，它的造型颇似中国古代的玉玺。我心里由衷地惊叹了一下，印章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把会徽图案刻在印章上发布，体现了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实在是别出心裁。
我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注意着主席台上的一举一动。吴邦国和维尔布鲁根共同握住那方徽宝，一同盖下。随后，一幅白屏冉冉升起，缓缓展开，困扰我一路的谜底终于揭晓了！
当我第一眼看到“中国印”的时候，心中的感受只能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小篆“京”字的形状乍一看像一个挥舞红绸带的运动员，他仿佛在赛场上纵横驰骋，又仿佛在向全世界展臂示意“北京欢迎你”；这个“京”字又酷似汉字的“文”字，彰显着华夏民族的文化底蕴；底下用汉隶书写“Beijing2008”，最底端则是奥运五环，把中国的印章文化、书法文化同英文、奥运元素新颖地结合，非常有创意。
记得北京奥组委的蒋效愚先生曾经说过，2008奥运会会徽有三大特点，第一点是体现了灿烂的中华文明，第二点体现了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主旨和精神风貌，第三点是既体现了我们中国的灿烂文明，同时又展现了当代中国的动感和活力。把历史和现在、体育和文明、东西方的文化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充满了中国人的智慧，体现了一个核心的理念：历史和现代的碰撞。
这是奥运会申办成功以来，我参与的第一次重大活动。这天晚上的长距离移动直播体验也令人难忘，车上、街上、天坛，到处都可以充当直播室，直播车上的受访者、路上向我们挥手示意的行人、天坛现场的来宾，乃至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有意无意间都参与了奥运会会徽的揭幕仪式，这种直播方式大大拓宽了仪式的范畴，几乎达到一种全民参与的广度。
紧随其后的就是奥运吉祥物福娃的发布。头天晚上彩排，临近结束，导演通知主持人留下，其他演员清场。这次又让我们每人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不过签完协议后，我们比全国人民提前十几个小时一睹福娃真容。
在正式的发布仪式上，福娃将以充气人的形式亮相，因此彩排的时候它们必须登台走一遍场地，我们主持人则要负责介绍这几个福娃的寓意。“北、京、欢、迎、你”，每个字分别对应哪个吉祥物，都得提前和它们认识一下，第二天才能对号入座向观众介绍。
第一眼看到福娃的时候，我有几分意外，感觉和自己想象中的挺有差异。我心目中的吉祥物比它们更抽象一些，有点类似上海世博会的海宝，还会具备中国古典元素，尤其是古代建筑的特征。现场每个福娃的体积都很硕大，身上的图案一目了然，鱼、大熊猫、火娃、藏羚羊、燕子都能一一辨识清楚。再看几眼，觉得这些福娃一个个憨态可掬，还挺可爱。
2007年7月，距离奥运一周年之际，我还荣幸参与主持了一次更大的盛典，那就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晚会。剧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国旗旗杆之间搭起一个巨大的圆形舞台，上下叠着两层，上面一层较小的圆台面是玻璃材质的，溜光水滑，演员站上去表演，极具美感。这个舞台真是硕大无朋！但是天安门广场太宽阔了，看电视直播的时候，根本不觉得舞台有多大。天安门城楼上布了上百个镭射灯，灯光的效果跟我们小时候看到图片上的天安门一模一样，光芒万丈，天安门成为这个圆形舞台的华丽背景。
虽然经历了那么多大场面，但收到主持通知时，我还是激动万分，而且简直可以用“雀跃”来形容，这份激动一直延续到正式直播。时间非常紧迫，来不及现做衣服，就挑选了主持春晚时穿的一套黑色礼服——在这样的场合，怎么隆重都不为过。
因为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清场太过兴师动众，所以这台晚会和护送奥运会会徽仪式一样，都只在直播前一晚进行一次彩排。头天下午先走一遍台，晚上彩排。那次我和杨澜搭档，我们两人坐在舞台上，夕阳西下，光照色温最合适的时候，天安门城楼上的千万盏灯光倏然间打亮了，一瞬间爆发出无数道光芒，直刺舞台。假如你不在现场，真的很难想象那幅场景，恢弘、壮美、闪耀、温暖。当时我俩都特别激动，我对杨澜感叹：“咱这辈子恐怕就这一回了。”她深以为然。直到现在回忆起来，我也觉得恍如做梦，你不可能在中国的核心区域找到第二个这样的广场，再在广场上搭建一个舞台，并以天安门城楼作为舞台的主要背景。这样的机会实在是绝无仅有，一辈子能经历一次，已属奢侈。
回想自己一路走来，还真的挺幸运的。我之前和天安门有过两次交集，第一次是国庆35周年参加军乐团演奏，第二次是1994年刚进央视工作时，参与报道了国庆45周年庆典，当时我站在正阳门下，作了一段仅仅几十个字的解说。只是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当年那只“菜鸟”飞啊飞，居然十几年后就这样站在国家心脏的核心地带，深度参与世界大事，真有一种无以言说的自豪与荣耀。激动之余，内心还隐隐有些惴惴。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直播晚会有一个细节安排得特别人性化。为了贯彻人文北京、和谐奥运的精神主旨，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那么盛大的一场活动，整个天安门附近的交通都没有断流。前景，广场上的晚会热热闹闹地开演；后景，天安门城楼壮丽无俦，整条长安街上依旧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国家庆典与日常生活并行不悖，两幅图景，两种节奏，和谐地交织在了一起，统合为一项全民参与的仪式，热闹鲜活而真实地把一个现代北京展现给全世界。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欣赏晚会导演的构思，假如那天实施了交通管制，把马路清得干干净净，一辆车都没有，反而失去了人性化和真实感，单一的宏大叙事始终无法达到那种可爱动人的效果。
大概这台晚会带给我的振奋和新鲜感太强劲了，经历过这次，我心里头那份激动逐渐沉淀下来。随着奥运会脚步的临近，我反倒越来越平静了。
奥运会开幕式前夕，我做好了随时听候工作指令的心理准备，但是到最后也没有得到通知，倒也暗自庆幸。主要庆幸两件事：第一，燕京集团为了答谢我在2007年主持“燕京啤酒狂欢节”活动，赠我两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门票。奥运门票统一采用实名制购买，但是僧多粥少，向来紧俏，尤其是开幕式，那真是一票难求，花钱求人也买不到。燕京集团是奥运会赞助商之一，持有一定比例的开幕式门票。我攥着那两张入场券，感觉像捧着天上掉下的两块馅饼，热乎乎沉甸甸的。第二，假如我被安排主持开幕式前的热场环节，等正式开场时我就得退场回家看电视直播了——根据那天的交通状况，回到家大概能看到点火炬。可见，这两个条件缺了其中任何一项，我就会和现场的开幕式失之交臂。大概看在我这些年工作卖力的份儿上，幸运女神朝我微笑了一下，那两个小概率事件竟然都实现了。
还有更小概率的事也奇迹般发生了。2008年8月8日下午，我和梅梅专门套上两件印有“中国”字样的红色T恤，拿着相机，策划了半天行程，决定坐地铁去鸟巢。我们到得很早，在鸟巢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一个熟悉的身影蓦地闪进我的视线，这个人不是我大哥吗？确认自己没走眼，我立刻喊了一声：“大哥！”大哥回过头，一看是我，兴高采烈地朝我走来。我喜出望外，问他：“你什么时候来的？”大哥道：“昨天来的。”都来了一天，连个电话都不打，我有些生他的气：“你来怎么没跟我说？”大哥冲我憨厚地笑笑：“想着你这个时候肯定忙，就没有跟你说。”我们的座位不在一起，索性站在鸟巢外聊了一会儿天，时间差不多了，才各自进场。
邻座的观众一个都不认识，但大家那天都奔着同一个主题而来，所有人都兴致勃勃，分外投缘。我的座位一侧挨着通道，通道里站着一大群身穿蓝T恤的志愿者，他们带领观众一起鼓掌、欢呼。刚进场的时候，他们很惊讶，似乎觉得我不站在舞台上，却出现在观众席是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朱军！你怎么在这儿？”我乐了：“我还不能逮个机会来看看开幕式？”
每个座位上都放着一只环保帆布包，里面装备齐全，有一面国旗、一面奥运会的会旗、一块红纱巾、一瓶水，还有一支小火炬状的变光荧光棒，摇一摇荧光棒，上面会出现“中国印”的图案，换一挡再摇一下是“北京欢迎你”，接着还有福娃，不同挡位、不同方向会摇出不同的图案，真是很别致的一个小玩意儿。
到现场观看开幕式和通过电视屏幕看直播完完全全是两码事。巨大的击缶方阵敲响的时候，灯光暗去，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每秒钟齐刷刷地跃出一组相对应的汉字和阿拉伯数字，想到成百上千位表演者隐匿于黑暗中，动作却如此协调划一、齐整精密，除了感到震撼还能说什么呢？焰火在鸟巢上空绽放时，仿佛就擦着头皮訇然炸响，沿着鸟巢边缘喷涌而出的一圈金色火焰，照得头顶上的夜空光耀如白昼，火花溅落，恍如金色瀑布飞流直下一泻千里，惊心动魄，异常炫目，简直让人睁不开眼。
升旗仪式也设计得相当出彩。我的位置靠近旗杆后方，视线极佳。林妙可站在旗杆下唱《歌唱祖国》，55个少数民族的孩子拉扯着一面大国旗，踩着细碎的步子，挥动着小胳膊走来。解放军仪仗队的护旗手则挺立在升旗台前等待接旗，个个都是一米八几的俊朗青年，魁梧挺拔，身穿制服，戴着白手套，脚蹬皮靴，把中国男儿的飒爽英姿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接过小朋友手中的旗帜，将五星红旗高举过头顶，踢着全世界最无可挑剔的正步走到旗杆下。当天真烂漫遇到庄严威武，一谐一庄，一动一静，分明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但此时此刻，这番搭配却让人感到无比的和谐。升旗手展臂一挥，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激情，全场同时大声吼唱国歌。现场没有磁带配乐，大家真的都是用嗓子在吼，直冲云宵。那一刹那，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仪式的现场感，那么地真实，真实到充溢全场的精气神仿佛都变得有形有体起来，简直可以在空气中触摸到。一股情感洪流溢满了全身，身上每个毛孔都贲张开来，每根汗毛都竖立起来，仿佛要把全身心的感情都释放出来。
开幕式接近尾声时，我用胳膊肘碰碰梅梅，伸手指指右前方的碗沿：“快看！火炬要立起来了！”梅梅问：“在哪儿呢？”那时候黑灯瞎火的，火炬还倾斜着，如果不特别关注，根本看不清。可能参与的活动多了，有了一种职业敏感。入场前我在玲珑塔下对着鸟巢拍了很多张照片，笃定地告诉梅梅：“鸟巢顶端有间房子。如果我没有判断错，主火炬塔应该在那儿。”梅梅将信将疑。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因为点火仪式一直属于高度机密，火炬极有可能被就近藏在房子里。为了验证我的猜想，观看开幕式时，我时不时关注着小房子方向的动静。果不其然，当外场火炬手一棒接一棒传递奥运圣火时，主火炬塔已经不着痕迹地在那个地方缓缓竖立起来，并逐渐为大家所见。
不过开幕式的高妙之处在于，就算我猜中了开头，也猜不中结局。虽然摸清了主火炬塔的藏匿之处，可如何点燃那支巨大的火炬对我来说依然是个悬念：一般的“超级碗”体育馆是由两个不合拢的半圆组成的，两头透风，而我们的鸟巢则与众不同，它是一个封闭的碗，要是在舞台上点燃那么大的火炬，非烧到观众席不可。
当李宁接过最后一棒火炬，凌空绕场一周，飞升到鸟巢顶端点火时，我的困惑终于解开了，我不由得拍案称奇，这个设计太有想象力了！李宁在空中奔跑，鸟巢的碗沿循着他的足迹，用投影的方式把奥运火炬从希腊到中国传递的全过程再现了一遍，一步一个回溯影像，当影像中的火炬传递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时，李宁正好绕场一周，这时影像结束，虚实合一，万众的注意力再次聚焦到他的最后一棒，期待他点燃主火炬塔的圣火。
李宁手中的祥云火炬接近主火炬塔时，他前倾的身躯忽然停滞了。我心里猛地一沉，唯恐出现什么意外。边上也有观众急了：“怎么还不点呢？”大约过了几秒钟，火炬才被点着，奥运之焰熊熊燃烧，烟花漫天，全场一片沸腾。
后来我就此事请教过李宁：“为什么停了几秒才把火炬点燃？”李宁告诉我，身体被吊在空中，沿着体育馆的碗沿凌空跑上那么大一圈，别说一支2斤重的火炬，就连一瓶矿泉水，任谁都攥不住，因此他身上拴着两根钢索，持火炬的胳膊被其中一条钢索固定死，根本动弹不得，无论身体竖直还是倾斜，完全由钢索操纵，他在空中无法自行控制。虽然他手上的火炬非常靠近主火炬塔，但也无法再向前挪动半寸，要等到钢索移动，才能点燃火炬。
我又问他：“那么高，你吊上去害怕不害怕？”李宁道：“你说呢？我告诉你吧，头一次吊起来的时候连三分之一高度都不到，我就让他们把我放下来了，晕！”我们坐在底下的观众席，仰头看他，几乎只能看到一个点。能够想见，那样的高度，对于血肉之躯来说是何种挑战——即便他是“体操王子”李宁。训练之初那几天，李宁每次要被吊足三分钟练习凌空奔跑，被放回地面时他常常双脚麻木。但他凭着惊人的意志力咬牙坚持，一点一点地训练，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终于演绎出宛若惊鸿的一幕，震动了全世界，奥运开幕式完美收官。
看完了奥运开幕式，我的大脑一直处于兴奋状态，胡思乱想了很久。后来见到开幕式的导演张继钢、张艺谋，我就主动地献策：“我放一个马后炮啊，看到你们的那个点火仪式，我受到启发，也琢磨了一个方案。”
“打从一开始就有一幅画轴，贯穿了开幕式的大部分内容，小孩在上头画画，运动员从上面走过，踩出一幅山川河流，这些设计多棒！但是那幅画轴到最后没有交代了，有些可惜。不妨把它利用到底。点火仪式的时候，画轴立起来，卷成一支祥云火炬，火炬手走过去一点着，祥云火炬升上天，然后把主火炬塔点燃。这事挺靠谱的，画轴和祥云火炬，本来就都是一张纸的概念。”
他们听罢，笑道：“你这个设计还有点意思。想法挺好，可怎么实现啊？技术上有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呢。”
开幕式给北京奥运会打了个开门彩，在其后的半个月赛事中，中国的体育健儿也是捷报频传。转眼临近闭幕，这次我没闲着，和董卿搭档解说了闭幕式。
闭幕式当天，我们走进设在主席台西侧的媒体席，几百名国外媒体记者都在那儿进行紧张忙碌的报道工作。国外电视媒体录制奥运新闻时，大多数转播的是我们中国的公共信号。所有外媒记者看到佩戴着中国记者证的我们，一致伸出大拇指冲我们微笑，当时我心里的自豪感别提多强烈了。
那天的解说，我只给自己提了一个要求，就是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有了在现场看开幕式的亲身体验，我觉得情绪可能会过度饱满。按理说，像我这种一天到晚跟晚会打交道的人，在现场都能被歌舞催眠，很少有什么事情能够让我激动起来。但是开幕式太让人震撼了，我真正地激动了，这种激动的心情一直持续到闭幕式。所以那天一直默默地告诫自己，别太激动，别太过头。电视体验毕竟不同于现场体验，在电视机前看到的是一个局部，如果解说的情绪太过的话，电视机前听着会很夸张、很刺耳。所以那天我对主持词的处理，在不失激情的前提下，更多是以诗意、抒情的方式去表达，把现场热烈、激昂的信息传达给观众就行。
我常对自己说，这个职业的优势在于，你总是站在第一排，近距离地见证历史事件的发生，很少有人有这样的机会总是站在第一现场。奥运会闭幕式那种面向全球直播的大型活动，整个解说就两个人，你是其中之一，实在值得自豪！直播完了我便对董卿说：“估计这辈子就这一回了，跟天安门广场的奥运倒计时一周年晚会一样，在有生之年奥运会再回到北京的可能性不大了。”在2008年能够见证这么多历史性的时刻，我感到心满意足。
见证祖国的奇迹
2009年9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来自全国政协办公室的一个电话：“朱军委员，我们邀请你参加60周年国庆观礼，会尽快把邀请函寄给你。”自从接到这个电话，我总忘不了每天查看一下家里的信箱。盼了二十多天，正式书面通知才于9月下旬姗姗来迟。捧着那张邀请函，想到10月1日将以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观礼国庆60周年大阅兵，我心里万分感慨。从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军乐手朱军，到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朱军，再到全国政协委员朱军，这个非凡的国家盛典，见证了我的成长足迹，也牵连起了我和父亲各自25年的非凡记忆。
9月30日下午，我来到集中地国际饭店，全国政协青联界别的十几个委员陆陆续续都来报到了，韩红、神州数码的郭为等人都在。青联界别和其他界别的政协委员不太一样，都是一群少壮派，我算是比较年长的，一群不同背景的青年才俊聚在一起，大家都极其亢奋，闲来无事做了一个决定，集体遛马路。
那时候路上开始交通管制了，街上车辆稀少，除了附近居民，也没什么行人，往日熙熙攘攘的十里长街显出少有的静谧，仿佛正为迎接明天的喜庆而养精蓄锐。其时日影西斜秋高气爽，一行人浩浩荡荡地穿行于道旁国槐下的树影里，风起影动，凉爽的秋风从树缝间漏下，我简直沉醉在这美好的金秋里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特意打了一条大红色的领带，又在上衣袋里插了一块大红的兜巾，以示喜庆。下楼集合，大家也都换上了正装，一个个器宇轩昂神采奕奕。我们排队接受安检，出了酒店，上了一辆大巴，向天安门广场驶去。此时受阅部队已到达指定地点列队完毕，一个方队挨着一个方队，方队的尾巴几乎排到了国际饭店门口。透过车窗朝外看，整个长安街的北侧都是受阅方队，一眼望不到头，车子一路向东，依次看到机械化导弹部队方阵、机械化部队方阵、陆军方阵、海军方阵、空军方阵、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整整齐齐地挺立在太阳底下，威武雄壮。
汽车徐徐开到天安门城楼的西观礼台下，甫一下车，我第一眼就看见了街对面的军乐团，年轻的战士们正在那里练习曲目。他们集结的位置我很熟悉，因为25年前我也曾站在那里。我在长安街的北侧，怔怔地注视军乐团良久。
军乐团的一位副团长一回头看到我了，朝我走过来：“怎么样朱军，看见我们这个队伍还是很激动吧？”我点点头：“很激动！可惜回不去了。”
当年我在军乐团的时候，我们二大队有个分指挥名叫于海，现在他已经荣升为军乐团的团长兼总指挥了。今年乐团在沙河机场集训期间，于海团长跟我通了好多次电话，鼓动我回训练营看看：“我告诉你，现在军乐团的水平和咱们那个时候相比，真叫天地之别！现在队伍整齐，技术好，乐器也先进，你来看看。”刚开始他这么跟我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然是一个局外人了，再去军乐团看人家排练好像不太合适，怕影响人家，而且自己工作也忙，就一直拖着。大概到了9月中旬，于海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朱军，你是知道的，你这个时候再不来的话，我们可就封营了，还不来看看？”临近十·一那几天要保证训练营的绝对安全，整个训练基地不允许外人进去。我有些迟疑：“我去合适吗？”他说：“有什么不合适的，大家都盼着你来呢。你来，给大家讲讲你的经历，大家会很感兴趣的。”
盛情难却，有一天我就去了沙河训练基地。确实，军营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十多年前，大家住在一个篮球馆似的大房间里，六七十张上下铺，没有空调，用的都是集体的卫生间和洗漱间。这次去一看，两人一个标准间，有独立卫浴设施，房间里还有空调，条件比我们那时候优越多了。
20世纪80年代，部队普通战士的伙食费一天只有几毛钱，集训期间，军乐团享受的是飞行员的待遇，一天的伙食费是两块多钱。集训时按桌吃饭，一张圆桌八个人，每顿饭四菜一汤，每周三晚上有小会餐，六到八个菜，周六晚上是大会餐，八个菜以上，可以吃到海鲜和北京烤鸭，甚至有大桶的燕京啤酒畅饮无限。那个年代，生活条件普遍艰苦，两块多钱的伙食已经相当不错了，大家都很满足。现在部队食堂更先进，不再是一桌一桌、一盘一盘地上菜，改成了自助餐，每顿饭都有几十个菜，凉热荤素，鱼虾蟹贝应有尽有。我忍不住啧啧赞叹：“简直是天壤之别！”于团长也喜不自胜：“你再听听他们的演奏水平。”
战士们打开装备，我一看，呵，好家伙！所有乐器无论国产进口，几乎都是世界名牌，和我们那时候拉拉杂杂拼凑起来的家伙相比，真叫个鸟枪换大炮。不光生活条件好了，他们的演奏水平也比我们那时候高得多。记得国庆35周年时，我们准备了24首军乐曲，包括《阅兵进行曲》《分列式进行曲》等，但是那年我们只完成了其中的23首，有一首《咱们工人有力量》没有完成，大家觉得那首乐曲分声部的谱子太难了，需要具备相当的演奏技巧，当时我们还达不到那样的演奏水平。现在的军乐手，精湛的技巧配上优质的乐器，如同好马配好鞍，真给人一种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享受。
因为之前的那次接触，我在天安门广场再见到军乐团那些年轻的战士们时就备感亲切。跟郭副团长聊了几句之后，我就上观礼台了。10月是北京一年中最惬意的季节，那天的天气格外好，天上一片云彩都没有，干净清透，真是万里晴空。
10点整，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宣布首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庆典开始，礼炮分队鸣响六十响礼炮，随后升国旗，奏国歌。
国歌奏响的那一刹那，记忆又把我拉回到1984年。那一年，国歌的第一个音符是从我们嘴里吹出来的，印象最深的就是节拍器啪啪啪地打着拍子。在那之前的几分钟，偌大的一个广场上人山人海，明明是雷霆万钧的气象，却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队伍前节拍器的摆动声清晰嘹亮，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记忆里。
升旗仪式结束后，阅兵仪式正式开始。军队方阵一个接一个地走过来，战士们的动作保持了几十年如一日的规范整齐，而各军种的服装则又是另一番变化了。35周年庆典时，解放军刚穿上改制的八五式军装，镶黄边的红领章，绿色的肩章，只有常服没有礼服；军乐团则第一次恢复了礼服制，礼服的红肩章上佩着乐徽，裤子上镶着两黄夹一红的裤线，穿上去神气活现。60周年的阅兵方阵，别说海陆空三军的制服和礼服，光是迷彩服都让人眼花缭乱，沙漠迷彩、野战迷彩、陆战迷彩、海战迷彩，各种门类应有尽有，甚至连钢盔的样式型号也是各不相同，武器装备也先进许多。随后的游行队伍、各省市自治区和各行各业的彩车，把祖国各地的特色风貌以最凝练最热闹的方式一一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整齐划一的列队，庄严威武的军装，瞬间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绿色的军营。20世纪80年代，部队的兵大多数来自农村，像我这种来自省会城市的士兵寥寥无几。初入新兵营，从学习铺床、叠豆腐块被子、整理内务开始，衣服鞋帽如何穿戴，立正稍息齐步走怎样规范，都要一一训练，非常辛苦。每天的作息也安排得满满当当，晨起出早操，早操归来整内务，内务之后吃早餐，早餐以后没几分钟就开始训练，训练完一个上午吃中饭，午饭结束有一个小时的午休时间，这一个小时班长不让我们上床，担心我们把内务搞乱，于是就命令一人搬一个小马扎，趴在床边休息一会儿，下午接着训练。
有一天我实在太累，忍不住爬上床，一头枕在被子上，腿一伸就睡着了。班长看见了，大吼一声：“谁让你上床睡的？”我浑身一哆嗦，从睡梦中惊醒，揉着眼没好气道：“床放在这儿就是让人睡的，凭什么不让我睡？”班长愣了半晌，厉声道：“这是部队的规定！”我牛脾气上来，跟他铆上了：“你把条例给我拿来，部队的哪一条条例规定中午不允许上床睡觉？你给我拿来。”几句话不合，我俩就呛呛起来了。班长一看，你个新兵蛋子，还敢跟我顶嘴？！一把将我拽到了床下。
床底下摆着一副马扎，我急了，一侧身就把马扎拽了出来，没等班长反应过来，站起来照着他脑袋就是一马扎。这下闯了大祸了！一个新兵，敢跟班长动手，了不得了！班长捂着脑袋，狠狠地瞪我一眼：“管不了你？！”他气呼呼地走了。
班长把这件事告诉了排长。排长把我叫到部队营房后面的一片杨树林里谈话。他先问我原因，我就一五一十如实说了。排长听罢，问道：“你觉得这事你做得对吗？”
“我打人不对，但是他把我从床上拉下来，他也不对。没有哪一条条例规定中午不能上床睡觉，我会在集合之前把我的内务整理好，他为什么不让我睡？”受心灵手巧的父亲的影响，我自己摸索出一套整理内务的办法，选个合适的角度，以适当的力度把被子一提、一搁就是方的，有的人用牙咬，拿板子夹都夹不成那样。因此我有信心，就算躺在床上睡了，也绝对不会因为内务问题拖全班后腿。
排长忍不住笑了，淡淡地责备一句：“他毕竟是你的班长，你这样可不对。”我说：“班长怎么了？班长也是人，我也是人。作为班长管理我，有话好好说就行，我听他的，但是他不能这么粗暴，凭什么把我拽下来？”排长叹口气：“你们这些城市兵啊，部队本来就对你们有看法。当班长的大部分都是农村兵，一直觉得你们没有部队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样子。你自己再不注意，他们对你的成见就更深。”整个中午，排长跟我讲了很多人生道理。部队里的战士都来自天南地北，能在一个集体中很不容易，过些年真要离开部队的时候，就会知道去珍惜这份战友情。那时新兵连的帽徽还没有发，他告诉我，当你把领章帽徽戴在身上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作为一名军人的纪律和责任。末了，排长说道：“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回去写一个认识，班长那儿，我也会严厉地批评他。认识写完，我们看你的态度，咱们再做处理不迟。”
我原本以为，发生那么大的事，我肯定会被处分。谁知排长处理这件事的时候，特别有技巧，他先问原因，弄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也没有一味地批评，而是跟我讲道理。我那时正值青春期，正是叛逆的时候，如果用粗暴的态度和方式逼我就范，我也许不会服气，会抗争到底，但那次排长说得有道理，更何况态度是那么地和颜悦色，于是害怕变成了一种感激。
回去以后我就和班长道歉：“班长，排长找我谈话了，这事我错了，要不然你收拾我吧，你怎么收拾我都行，反正我错了。”班长笑了：“错哪儿了？”我说：“我不该打你。”班长扑哧一笑：“你打我？我告诉你，我要真打你的话，十个你都挨不到我边上。”十个都打不过你？别闹了！我心想，当时虽然没说什么，但总觉得他在吹牛。班长挥挥手，很大度地放我走了。
直到三个月后新兵训练结束，我被分到了侦查一排侦查一班，这位班长依旧是我的班长，我这才发现，他所言非虚。班长在连队训练好多年了，认真动起手来，十个我都未必是他的对手，他真的只是不收拾我罢了。男人与男人之间过招，无论成败，大家都坦然接受，最后我心悦诚服。
一个新兵训练营，班与班之间、排与排之间、连与连之间都暗暗有竞争，彼此较着劲儿，相互比拼哪个班的新兵队列走得好。那时候我觉得不能给班长和排长丢人。我惹祸了，人家没有粗暴地收拾我，而是那么认真地跟我谈，我得懂得感恩，要干好了，给人家争气。
我的身体协调性原本就比较好，加上心中这个想法时刻鞭策自己，所以练习得很用心，我的队列动作在整个新兵营里一定是最标准的。在分列式的队列中，前排右侧的第一个兵叫“集中兵”，相当于队列中不说话的指挥官，75公分的正步步伐不能有丝毫误差，其职责就是把握步伐的大小和频率的快慢，通常集中兵由个儿最高的士兵担任，前后左右的人都以他为基准看齐。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式时，方队走到金水桥畔第一个华表处，需向城楼上的首长敬礼，前面两个领队敬举手礼，方队中所有人都抱着枪，枪口朝上，行45度注目礼，只有集中兵盯紧自己脚下的线，掌握好整个方队的步伐，无须敬礼。当时尽管新兵营里有个子比我高的战士，但他们都站在我身后，我永远是那个集中兵。
很快，我在新兵连受到各种表扬。每天中午休息时，班长就让我领着队列成绩不好的战士继续出操训练去，我心里的荣誉感和责任心与日俱增，根本不觉得那是份苦差事。三个月的新兵集训之后，我从200多名新兵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在部队的第一份荣誉——新兵连连嘉奖。
从那时候起，我产生了要向组织靠拢的想法。这点还是受到了家里的影响。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在灯下做两件事，一是帮别人修表，二是写入党申请书。那个时候共产党员在我们心中非常神圣。要入党，非得成为最优秀、最拔尖的典型不可，得实实在在地付出自己极大的努力，让大家看到我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甚至拼上命，才有可能入党。我参军的时候，连共青团员都不是，得先入团，才有可能入党。于是我在新兵连递交了一份入团申请书，下到连队一个月以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年我不到18岁。父亲写了大半辈子的申请书后，终于在知天命之年获批入党。两年后，我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当时的入党仪式给人的感觉也特别神圣。记得和我同一批入党的只有五六个人，指导员集合全连，宣布入党宣誓仪式开始，请新党员出列。我们便一一出列，面对小党旗，由一名老党员领着我们宣誓，我们的身后站着整个连队。举起右手宣誓，发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那一刻，真是一腔热血都在沸腾，内心的那份激情完完全全被集体主义精神所点燃。
在我性情最躁动的那段日子里，无论是战士间互帮互助、互相竞争的那种上进心和荣誉感，还是入党仪式上所感受到的那份神圣庄重，有意无意间，自己的命运已经跟集体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乃至时代的命运，都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在现在这个提倡个性、追逐自由的年代，大家的集体观念比过去淡漠了。但我始终觉得我们还是需要保持集体主义的意识，任何一个人要在世界上生存，他的价值观、行为尺度都无法脱离大的时代背景，无法脱离我们生活的这个大舞台。众人拾柴火焰高，集体主义就是点燃薪堆的那一把火。
阅兵式结束以后，我从长安街一路步行回到了国际饭店。有人来统计参加晚上国庆60周年文艺晚会的观礼者名单，我说：“我去不了，你们观礼得观我了，我得去工作了。”大家了然一笑：“对，晚上是您的活儿。”
同事们在台里的800平方米演播室里给我和董卿搭了一个小播音间，我们在那里完成了国庆60周年焰火晚会的解说。熟悉的同事，熟悉的演播厅，熟悉的紧张，熟悉的兴奋，熟悉的感动，一切仿佛又回到了春晚的舞台上。
对于中国而言，过去的2008年实谓多事之秋，这个国家经历了大喜大悲，一场牵动亿万国人心绪的灾难，一场圆了国人百年梦想的盛会，2009我们又迎来祖国60周岁的华诞。无论是国难还是国庆，春晚班底迅速组建起一个个前所未有的演出阵容，借助艺术的魅力，隆重表达着一个国家的诚意。在那些特殊的时刻，一次次浓墨重彩地书写荡气回肠的大情大爱，让我们所有人见证一个国家的奇迹，分享一个国家的荣光。
虽然是照稿解说，虽然只是透过监视器的小屏幕看天安门广场的大热闹，但我的心已经飞到了广场上。
“今天的中国普天同庆，举国欢腾！今晚的北京笑意盎然，欢乐和谐！今晚的天安门广场笑语欢歌，灯火辉煌！”
“今夜礼花漫天！”
“明天我们用汗水创造未来，编织希望！”
1959年，我的父亲参加国庆10周年庆典；1984年，我参加了国庆35周年庆典；2009年，我又观礼了国庆60周年庆典。站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感受着祖国的脉博，倾听着祖国的心跳，我由衷地感到骄傲。祝福中国！
牵住风筝那根线
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当你走远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出发时的方向。在这个快速奔跑的年代，当我们不顾一切地往前冲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回家的路。
1994年的大年初八，我和梅梅到兰州白云观游玩，求了一支签，签文说：“璞玉雕琢已成器，东南西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竟然一语成真，那年我离开兰州来了北京，从此就像一只四处飞翔的风筝，再也没停下自己的脚步。但是飞得再高，飞得再远，也总有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我。
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一种浓郁的故土情怀，无论身在何处，故乡永远是我们难以割舍的牵挂，“每逢佳节倍思亲”早已成为打开每个国人心灵之门的钥匙。这种感情对于很小就背井离乡的父母亲而言，尤甚；对于从未在故乡生长但又对她满怀崇敬的我而言，尤甚。
我与故乡的“相遇”总带着一丝尴尬而匪夷所思的色彩。不知道多少次在饭桌上，只要提起河南人，总有人爱把他们和“造假”、“骗人”这些贬义词联系在一起，还会有人煞有其事地告诫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相信河南人！”这类话竟能得到不少人的附和。等众人语毕，我总会站起来，给刚才发言的人恭恭敬敬地满上一杯酒，对他说：“谢谢你们对河南人的评价，实在不好意思，在下就是河南人。”那人一听，登时脸红，急忙说道：“唉呀，朱先生，你早说你是河南人呀。”我笑了笑：“干吗要早说，我就想听听你们对我们河南人的评价，有什么不好？我希望从今天开始，从我这个河南人开始，你们对河南人的看法是不是可以有所变化。”
在大多数人眼里，我是兰州人。没错，兰州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但河南洛阳埋着我的“根”，那里是祖辈们灵魂的栖居地，那里有父母儿时的欢乐。自打记事起，借着父亲断断续续的口述，我就在心里为故乡和故乡人勾勒出大致的轮廓。洛阳、开封、安阳等历史名城，《清明上河图》的那一倾繁华，白马寺、龙门石窟等文化圣迹，无一不在我童年的想象中占据一席之地。父亲当了一辈子军人，而我也在部队度过了一段漫长的青春年华。父亲经常自豪地对我说：“军军呀，当兵就要一心一意保家卫国，你可不能忘了，大英雄岳飞，那是咱的老乡！”后来，我又陆续知道了许多河南的“大人物”，才知道河南不仅出英雄，还是文人故里：上至老子、庄周，下到杜甫、李贺，无一例外都是咱河南人。我为河南自豪，也为河南人骄傲！
这里是黄淮伊洛各流域文化的汇聚之地，人文荟萃，但这里在历史上却一直饱经风霜。各种水旱天灾，各种兵连祸结，给当地的百姓带去莫大的痛苦。在这样艰辛的条件下，大多数河南人顽强地活着，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河南人可以说是全中国人里聪明的一拨。也有极少数河南人迫于生计，走上了造假骗人的道路，这成了后来河南人遭他人诟病的主要原因。然而我接触了那么多河南人，在他们的性格里，我既看到了中原文明的印记——睿智，又看到了西北人民的特质——豪爽。宽广的土地滋养了博大的人民，河南人从不怕吃苦受累，如广袤的中原大地一样，他们的本性质朴、豁达、真诚。年年春晚，只要中华戏曲大联唱一开始，豫剧那粗犷醇厚的一腔一调，总是能引发我对故乡的深切怀恋，也加深着我对祖祖辈辈命运的理解。
故乡河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华夏民族的子孙多能在此追本溯源。循着时间的长河，顺着这根脉向东，来到长江入海口的黄浦江上，这是另一处人文鼎盛之地，中国现代文明蓬勃发展之所在，背倚长江，面朝太平洋，海纳百川，气吐万方。
2010年初，上海世博会一系列活动热热闹闹地开幕了。1月下旬，我和董卿以及两位上海主持人一同主持了世博会倒计时100天的晚会，那天的晚会非常有创意，搞了一次上海市民风采展示活动，展示了全市各个社区的文化，像是邻里间的一个大联欢，轻松快乐，活力四射。本届世博会的宣传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觉得这个主题与这座城市的气质贴合得简直天衣无缝。
上海是中国经济的风向标，“十里洋场大上海”这个称谓真不是白来的。从纽约坐飞机到上海，下了机场，不会觉得浦东比曼哈顿差，相反，上海给人的感觉甚至比纽约更现代化。中西合璧的海派建筑，风情万种的南京路，精致细腻的上海人，都令人印象深刻。北方人的粗犷和上海人的细腻反差强烈。然而北方人的粗犷和豪放，有时候甚至装不下上海人的细腻。这些年和上海人打交道比较多，跟上海人谈事情时，开始他们给人的感觉比较磨叽，不像北方人，事情定了就拍板。上海人的契约意识很强，事无巨细都会关注，具体到每一个细节，甚至细致到住什么样的宾馆，吃什么样的饭，用什么车接送，找什么人陪同，都要一一落实在纸上。但是“叽叽歪歪”以后，每一步都按照事前商定的协议来执行，规规矩矩，不打一丝折扣。我觉得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形成一个契约社会的必要条件，人与人之间订立契约，所谓丑话在先，然后再做事，把矛盾化解于事前，而不是之后。北方人有时候豪爽得不拘小节，事先没沟通清楚，过程中出现问题，就经常会搞得双方都很尴尬。大多数上海人有言在先，照章办事，这种周密而有效率的处事方式是我对上海产生好感的根本原因。
我第一次去上海是1986年，那时候随部队到上海演出，演出场地在西藏路和南京路的连接口上。当时连演了十几二十场，时间长了，和剧场里一个打扫卫生的大妈挺熟。她特别关照我，做了晚饭总喊我一起去吃：“小朱，到我那儿吃饭去噢！”老太太是地道的上海人，一边吃饭一边和我交谈：“你们是兰州的？”我说对。“兰州在什么地方？”我答：“甘肃。”她点点头，我以为她知道，没想到她又问：“甘肃在哪里？”我说甘肃在西北。老太太还是不解：“那兰州在哪里？”我抓抓脑袋，想了想说道：“兰州是甘肃的省会，相当于江苏的南京。”她这回弄明白了，又换了个话题：“哦，那个西北是不是风沙特别大？”我说：“还可以吧，至少兰州市还不错。”
当时正值七八月份瓜果成熟的时候，吃完饭，老太太切了西瓜，递来一块瓜在我眼前晃：“你们那儿有西瓜吗？”我笑着接过瓜：“兰州还有一个称呼叫‘瓜果之乡’，不但有西瓜，而且兰州的西瓜还特别好吃。”她就不理解了：“你在说笑吗？那边不都是沙漠？风沙那么大，怎么可能吃得到西瓜？每年能吃几颗西瓜？”上海人把“一个”叫“一颗”。我就解释给她听：“在我们那儿吃西瓜不论颗，都论麻袋，都是成袋成袋地往家里背，背回家就塞床底下，也没算过一年会吃几颗西瓜。”老太太依然不相信：“你这个小伙子在逗我玩。”
当我真的逗她玩的时候，她却当真了。“你们住什么？”我说：“也住楼房。”她一脸狐疑：“风沙那么大住楼房？”西北即沙漠的观念在老太太的意识里根深蒂固，我就逗她：“我跟你开玩笑呢，我们那儿确实是戈壁滩、沙漠，我们都住地窝子。”她来劲儿了：“什么叫地窝子？”“就是在地下挖一个坑，像地道一样，然后再挖一条壕沟进去，下到壕沟再往里挖房子。”她一脸认真地问：“哦，为什么要住那样的房子？”我忍住笑，也一脸认真地回答：“因为风沙大，一刮风，大石头就来回乱滚，住在地面上很不安全。”老太太特别善良，当即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哦，那蛮辛苦的。”我点点头：“就是蛮辛苦的。”老太太随即喜滋滋地问我：“我们上海好吧？”我说上海好，她就特高兴，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现在的上海日新月异，但是老牌资本主义体制下形成的商业传统没有变，这座城市的后劲儿就是大，不开发浦东则罢，一说开发，没有什么外力驱动襄助，几年时间，自己就发展起来了。老话说“大上海、小香港”，把香港形容成弹丸之地，认为上海才是东方的大都市。如今，这座城市的包容性越来越强，越来越有国际大都市的风范与魅力。黄浦江上的这颗东方明珠正日益闪耀着璀璨的城市之光。
世博期间，我走访参观了八个有特色的馆，整个采访过程中，有两个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沙特阿拉伯馆的馆长听说我们要采访他，破例安排我们参观了沙特馆的顶楼。那里搭了一个棚子，恢复成沙漠地带的居住环境，摆放着各色沙特水果，地上铺着斑斓的地毯，毯子上垒起成堆的软垫，人们席地而坐。沙特馆的一个女执行官先出来接待我们，她对我说：“我们馆长很熟悉你，而且他挺喜欢你的节目。”我很奇怪，沙特人还喜欢我的节目？不一会儿，馆长来了，他包着头巾，戴着头箍，穿着一袭阿拉伯白袍，飘逸地走来，我起身跟他握了握手。馆长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说话风趣。他十分友好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采访结束，他起身专门泡阿拉伯茶请我们喝。在阿拉伯的习俗中，请人喝茶是对客人的尊重。
喝茶闲谈的时候，我问馆长：“你是甘肃人吧？”他看看我：“是吗？”我很笃定地说道：“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应该是甘肃临夏人。”他眼睛一亮：“你怎么听出来的？”我笑道：“你一口临夏话，怎么能听不出来呢？”我从小在甘肃长大，对周边的方言太熟悉了，他张口说第一句中文我就听出了其中的味道。他也乐了：“确实，我的祖籍是甘肃临夏。”“那你怎么跑到沙特去了？”他告诉我，他是沙特的第三代华人，他爷爷那一辈从临夏去了沙特，他的父亲生在沙特，他也生在沙特。我叹道：“你的中文说得这么好，还能让人听出临夏口音，这个不容易。”他说：“从我爷爷那儿就要求，我们回家要说中文，到外面才说阿拉伯语。”在沙特，中文只能跟家族里的人交流，他爷爷说的是临夏话，他爸爸也是说临夏话，他跟他爸爸学的还是一口临夏话，我一听太好玩了，居然在沙特馆碰见了一个沙特籍的临夏人。
另一次比较有趣的经历是采访新西兰馆。新西兰馆把环保作为第一理念，以生机勃勃的鸟语花香景象著称，展馆屋顶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大花园，布满新西兰特产的草木、花卉、水果和农产品，墙上也都种了草。展馆门口设计了一条林荫小道，进去之后，发现整个展馆都没有安装空调，全靠植物墙来调节室内温度。我们去的那天气温很高，但是室内却比较凉爽，那种自然的温凉让人觉得很舒服。有一处很有意思，一堵不大的墙上镶嵌着两个壁龛，分别陈设着一枚中国古玉和一枚新西兰古玉。我原本以为玉文化只有在中国才发达兴盛，没想到新西兰也崇尚玉，玉石文化同样源远流长。那一面墙似乎在告诉人们，中新两国的文化具有某种共通性。人类面对着大自然的慷慨馈赠，所秉持的美好态度总是殊途同归。我们就在那堵玉石墙前采访了新西兰馆长。
主持完世博会的闭幕式晚会，行走在世博园宽敞的道路上，阔大的园区内，远近一些展馆陆陆续续熄了灯。此时秋风送来一丝沁凉，我心里有一种宁静和满足。走远了再回头，中国馆在群馆之中鲜红醒目，在夜空中璀璨辉煌。我心里蓦地涌起一股感动。无论从北京到上海，无论从国内到国外，世界越来越平，地球越来越小，地球村的概念越来越大，人与人、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不出国门，一样能领略到世界各地的风光和民俗，一样能把中国的文化和魅力传向各方。
在一个社会快速奔跑的年代，在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我们更要时时提醒自己，我们因何出发。无论这个社会发展到了什么阶段，无论我们的文化、经济如何日新月异，我们都不该忘了老祖宗的春秋大义，都不该忘了这一路是怎么走来的。
不是厚古薄今，盲目地贬损当下的文明，而恰恰是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孕育中国现代文明的那些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和精神财富是如此的厚重深邃，珍贵耀眼，让人无法忽视。事实上，这既合乎创新的需求，也合乎我们的本心。譬如世博中国馆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一圈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的水墨动画；譬如奥运圣火在兰州传递的第一站是丝路的要塞，飞天的故乡敦煌；譬如这些年春晚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是“小虎队”的回归、“纵贯线”的陈酒新酿、王菲的复出。
行走在今天的中国，我试图努力地牵住风筝那根线，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提高自身的修养，使自己变得更富有远见，更具有包容力，以一种自信、开阔的胸襟和姿态拥抱这个伟大时代的浩瀚文明。
这根线在哪里？在我们每个人的眼中，在我们每个人的手心，在我们每个人的脚下，在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牵紧了，别松手！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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