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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济世——修身之用(一)

  修身的目的是什么?《大学》中讲得很明白:“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治国平天下就是济世,是修身的最大用场和最终目的。佛家、道家也讲修身,但是否济世或如何济世,同儒家的主张大不相同。曾国藩崇拜顾炎武“明道救世”之说,谨守修齐治平的信条,毕生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这方面是做得很完美的。

  修身与济世是否有内在的联系呢?或者说,修身者一定可以济世吗?济世者一定是修身成功的人吗?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中的人物也是复杂的。以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为例。齐桓公时代,是齐国的鼎盛时期,齐国是治理得很好的,但他的自我修身情况怎么样呢?荀子说,孔子的门下,五尺高的童子都以谈论五霸为耻。这是为什么呢?齐桓公,是五霸中最负盛名的一个,以前他杀死自己的哥哥争取到国

  家的政权;家内姑姑、姐姐、妹妹中没有出嫁的有七人,在宫廷闱门中,纵情享乐,奢侈无度,以齐国赋税的一半奉养他们还不够;对外则是欺诈邾国,袭击莒国,吞并了三十五个诸侯国。他的所作所为是这样的阴险、污秽、淫逸、奢侈,他哪里有资格被孔子的门徒来称道呢!荀子进一步说,这是为什么呢?他们没有把政治教化作为治国之本,没有把礼义推崇到应有的高度,没有使礼仪制度极有条理,没有使人心悦诚服。他们只是注重方法谋略,注意使百姓劳逸结合,蓄积财物,加强战备来掩饰争斗,打着仁爱的名义而谋求利益的人,是小人中的杰出者,他哪里有资格被孔子的门徒来称道呢!(详见《荀子·仲尼》)不过,齐桓公所重用的相国管仲,则是修身治国都有成就的贤人,在齐国的强盛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被后人称为思想家、政治家。如果齐桓公的相国也和他一样,可想而知,齐国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

  曾子在《大学》中说:“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絮矩之道也。”这所絮之矩,就是在上位者必先修其身,带头老老、长长、恤孤,这国治天下平的标志就是民兴孝、民兴悌、民不倍,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民的道德觉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社会风气得到了极大的优化。曾国藩就是循着这个理去认识去践行的。他说:“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以德济世在儒家说来,是硬道理,儒家所推崇的虞舜、夏禹、商汤、周武及汉文,无不如此。历代贤相中这样的例子更多,伊尹、周公、子产、晏婴,以及诸葛亮、魏征、范仲淹,可谓举不胜举。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这与我们今天所提的“以德治国”、“反腐倡廉”当是一脉相承。至于不这么做,又会怎样呢?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当然,位有高低,官有大小,济世的广度与力度也有宽窄强弱之别,但凡君子,济世必先修身,都须按照孔子所言“君子欲言之见信也,莫善乎先虚其内;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舍此而无他法。正因为曾国藩熟谙其理,在自我修炼上狠下功夫,才能团结一大批有着大智大勇的志同道合者,共同打拼,使大清王朝的东南半壁,不但没有塌陷,反而

  一度中兴,而这一大批共同创业者个个立下卓绝功勋,他自己也登峰造极,善始善终。

  曾国藩为了济世,不仅努力修身,而且随时准备献身。他说:“余自咸丰三年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他不仅自己有舍身报国之愿,而且多次劝导弟弟们,既然许身国家,还计较什么功名,因而动情地说:“吾兄弟既誓拼命报国,无论如何劳苦,如何有功,约定终始不提一字,不夸一句,知不知一听之人,顺不顺一听之天而已。”其真其诚,感人肺腑!

  匹夫有责

  《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反诸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诸己哉!斯二者似迂阔而不切合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

  【译文】《周易》中谈到一个家庭自立于社会,尚且需要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具备令人信服的威望。更何况现在是我们国家在外国人面前树立威望,要求被他国人信服,我们怎能不从自己做起呢?威望和信服,初听似乎让人觉得迂阔而不切合事理,实际上简单明确,可以在无形中消除许多祸患。

  【简析】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是曾国藩的理想,但那个时代无法实现,他如果活了两百岁,就看到这个理想已由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原来,美好理想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可贵的是,曾国藩在说出这个理想的同时,就有从自己做起的觉悟。

  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译文】对于位高俸厚,处在百姓上面的官员来说,就负有拯救受苦受难百姓的责任;对于读书学习古代圣贤,略知大义的士人来说,就负有让后知后觉的人觉悟起来的责任。倘若只知道顾自己,而不知道教化广大民众,这就太辜负天地厚待我的情意了。

  【简析】对于尊官厚禄、读书学古,曾国藩向不以为仅仅是个人所为而得,而是上天厚我所赐,因而就应敬天报恩,就应担当拯民、教民等相应责任。他自己如此看,教导儿子也应如此想。今天我们更应认识到,一个人能受到较好的教育,能得到较高的位置,不止是自己的努力,更是社会和人民的赐予,因此,回报社会、服务人民是我们的天职,也是应尽的责任。

  孔子日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我苟整齐严肃,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无端欺凌。既不被欺凌,则处处谦逊,自无后患。柔远之道在是,自强之道亦在是。

  【译文】孔子说:“能够自治的国家,没有人敢侮辱。”如果我们整齐队伍严肃法纪,各种事宜都处理妥当,自然不会无端受欺。既然不被欺凌,就要处处谦逊,这样自然就没有后患了。用柔和的方式谋发展是这样,走自强的路去发展也是这样。

  【简析】儒家的一贯理念是重则威。曾国藩治湘军,是要为朝廷立威;兴洋务,是要为民族立威。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爱国者。而且在打造形象时,注意了自重与自谦并提,可谓立意甚高。

  逆夷据地求和,深堪发指。卧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时事如此,忧患方深。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

  【译文】外国人占领了我国的土地,却要求停战议和,这实在令人愤慨不已。古人曾经说过,自己睡觉的床边,怎么能容忍他人自在地鼾睡?现在国家不幸艰难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非常忧虑和担心。要想改变这种局面,让外国人对我们敬畏钦服,我们国家就必须自立自强,装模作样,虚张声势都没有什么作用。

  【简析】曾国藩不停留在忧国忧民的“心到”阶段,他兴洋务,造兵器,自立自强,进入了“心行兼到”的阶段。他远非一般士人可比,完全够得上一位能造乾坤的政治家。

  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然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赏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任。顾亭林①所称匹夫与有责焉者也。

  【注释】①顾亭林:姓顾名炎武,字忠清,1613 -1682年,苏州昆山(今江苏昆山)人,居亭林镇,人称亭林先生,清初著名学者、语言学家。

  【译文】自古大乱的世道,必定先是非变乱,然后再政治颠倒,于是灾害跟着而来。赏罚的事,得看权位,有的人能将它处置得当,有的人却做不到。至于维持是非的公道,我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匹夫有责。

  【简析】顾炎武所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当然是指每一个普通人。诚然,人人都可以为国家独立富强出力献身,不过,权位愈高者,其政治能量愈大,如果倾其力为天下之兴负责,那效果即便千万普通人亦难与之比。曾国藩在与知府沈葆桢信中所言的“吾辈”,算是都有一定政治能量的人。

  由一二人以达于通都,渐流渐广,而成风俗。风之为物,控之若无有,鳝①之若易靡,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之动,而莫之能御。

  【注释】①鳝:(qiu)通“道”,迫近。

  【译文】由一二个在大都市里发达的人提倡导引,渐渐地向四面八方广阔的地方流传,于是成为风俗。风作为一个物体,抓它像是没有,提它像是容易溜掉,可到了它成气候时,则拔起大树,掀倒大屋,一旦发作还会万里回应,就是穷尽天人的力量,也不能抵御。

  【简析】由一二人影响四面八方,形成风俗,成为气候。这就点名了真正的英雄从不是单枪匹马救国,而是要充分地影响群众、深入地发动群众,英雄一旦与民众结合了起来,其力量才是所向披靡。

  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廉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袒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和者如支河沟浍①,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

  【注释】①浍:(kuai)田间大沟渠。

  【译文】至于风气,它是没有固定的,随着人事而变迁。有一两个人爱学习,就有许多人都跟随着,都想努力追寻先哲,有一两个人爱好仁义,就有许多人都跟随着,都想为百姓求福祉。提倡的人开启源头,附和的群众延扩水波;

  提倡的人可以影响一批同志,附和的群众又可以影响无数人。提倡的人如有源的泉水,投放到河川,附和的群众如同小溪支流,一同汇合。先觉悟与后觉悟,互相规劝诱导,好像大河小河,互相灌注。

  【简析】先觉后觉,互相劝诱,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出力,汇聚一起,就是巨流。

  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

  【译文】转移习俗来陶铸世人,并不是只有处在高位的人才要这样做,凡有品衔的人,都在这点上有责任。

  【简析】对于风气而言,影响力之大小,与其地位有关,也与其作为有关。

  凡一命之官,皆有一方之责,勇于作为者,有的可以影响一县一府,有的可以驾驭一省一部。这样合力而为,便可陶铸一世之人。

  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已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因不暇忧及此也。

  【译文】有愚顽百姓不听从教化的事发生就忧虑,有野蛮的外族侵犯华厦民族的事发生就忧虑,有小人占据要位,贤才受到压抑的事发生就忧虑,有普通老百姓没有得到自己的惠泽的事发生就忧虑。这就是所谓对天命不顺的悲叹和对世人困厄的怜悯,这才是君子应当忧虑的。至于自己一身的屈与伸,一家的饥与饱,世俗对自己所加的荣与辱、得与失、贵与贱、毁与誉,这些事情,君子便没有时间去忧虑。

  【简析】君子所忧在国家,在民众,不在己身、己家。这不是评头论足、空发议论,而是成为了曾国藩治军治政的强大动力。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于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

  【译文】君子为人的原则,没有比用忠诚来倡导天下还重大。世道混乱时,上下都放纵亡身的欲望,彼此用奸伪相互吞食,用变诈相互角斗,一心谋求自己的安逸,将最大的危险留给别人,畏惧艰苦躲避祸害,竞不愿意捐一丝一粟的力量来拯救天下。这时有忠诚的志士毅然站了起来,决心改变这个状况,克制自己而仁爱别人,去掉虚伪而推崇朴拙,亲身经受各种艰苦,并不要求别人与自己共患难,大义浩然地捐献自己的生命,如同远游的人回到家乡,毫无顾惜与害怕。于是,众人学他们的样,也把苟活看做羞愧,把躲避事端当做可耻。

  【简析】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今属双峰县)人,最初组建团练时,招募的多为湘乡人,一方面,湘乡人经历战争的洗礼,也造就出了许多英雄与名人;一方面,在残酷的战争中,牺牲最多的自然也是湘乡人。因此在《湘乡昭宗祠记》中他讴歌了这批笃忠拙诚者,算是对为天下之兴而肩责的匹夫一种纪念。

  国安民乐

  夷情有损于国体,有得轮船机器,仍可驯服,则此方生灵,免遭涂炭耳。

  有成此物,则显以宣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译文】洋人放肆的这种情况实在有损我们国家的威严。有了轮船机器,就可以利用来驯服他们,那么我们的老百姓就可以免遭劫难了。有了这些现成的机器,从表面上看,可以稳定国内人心力量;从根本上讲,也可以挫败列强的阴谋。各地都应该仿效推广,用这种策略作为我们中国自强的根本。

  【简析】曾国藩兴洋务的目的非常明确,首当其冲的就是为了国安民乐,而后才是国强民富。他视洋务为自强之本,这洋务即是洋为中用,以夷制夷,而不是全盘洋化。

  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

  【译文】念及外国侵略者在我中原腹地横行,而没办法抵御他们,对这种情况深感忧虑惊悸。

  【简析】这里追溯自己兴洋务的缘起,乃迫于御夷之需。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炮弹、学造轮船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有其具。

  【译文】要寻求自强的路,总以修整政事、广求贤才为紧急要务,以学习制造炮弹、轮船等装备为下手工夫。只要让他们的长处,我们都具有,他们跟我们友好,我们回报他的惠德就有自己的实力,他们侵略我们,我们报仇雪耻也有现成的装备。

  【简析】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曾国藩并未陷入见物不见人的泥淖,而是修政事、求贤才、造炮弹多管齐下。我者一强,夷人无论顺逆,皆有回应之策。

  曾国藩在外交上的基本思路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古圣王制作之事,无论大小精粗,大抵皆本于平争、因势、善习、从欲、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则不轻于制作也。吾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以不与、不遑、不称三者为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轻于有所兴作,则咎戾鲜矣。

  【译文】古代圣明君王关于制作方面的事无论大小精粗,大致都本着平争、因势、善习、从俗、便民、救弊六个原则,不属于这六点,就不轻易去制作。

  我过去的想法是用老庄的思想作为基础,按大禹墨翟的行为来应用,将不占有、不安逸、自认不称职的德性作为行为准则,若是再深入探求这六点的要旨而不轻易兴作,那么获咎就少了。

  【简析】曾国藩向以兴作为慎重之事。对国家确有大利才兴,仅供自己或少数人享乐的就不兴,时刻以舜之不与、周文之不遑、汉文之不胜自警,众采道儒之善,使每件事都办得妥切。

  大抵乱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

  【译文】大凡乱世更乱的原因,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加谦让,小人愈加狂妄。

  【简析】曾国藩愈到晚年,世事愈明。他已感受到晚清整个官僚体制沦入腐朽,已经造成小人多君子少的局面,因而君子愈让,小人愈妄,是可忍,孰不可忍!

  向来书吏的中饱,上则吃官,下则吃民,名为包征包解,其实当征之时,则以百姓为鱼肉而吞噬之,当解之时,则以官为雉媒而播弄之。官索钱粮于吏书之手,犹索食于虎狼之口。

  【译文】向来书吏的中饱,是向上吃官,向下吃民。名义说是包征包解,其实,当征的时候,就把百姓当作鱼肉来吞噬;当解的时候,就把官员当作雉媒来玩弄。官府从书吏手中索取钱粮,好比从虎狼口中索取食物。

  【简析】官场腐败已入膏肓,上吃官下吃民,其饱读诗书所形成的智慧全用在如何中饱私囊之中,这样国何以安,民何以乐?当今也有此类人,其危害程度污染广度甚烈,尤须警惕。

  国家政休,当持其大端,不宜区区频施周罔,遮人之过。即清厘籍贯一事,亦谓宜崇宽大,未可操之太切,使人欲归不得,欲留不许,进退获尤,非盛朝采宏庶士之谊。

  【译文】国家的体制应当注重掌握大计,不宜在小处频繁设置网罗,逮住别人的过失。就拿清理籍贯一事来说,也应该推崇宽大的政策,不可操持得太急切,使人归留都不得许可,进退都获咎,这不是兴旺王朝对待普通士人的做法。

  【简析】这里提出了“政体”的问题,曾国藩已经清楚大清政体百弊丛生,但作为朝中命臣,还只有修补修补。他深感偌大的国家并不易治。如蚁的贪官不惩,于法不容,然而频施周罔,又过犹不及。因此持其大端,还是宽宏。曾国藩为军为政,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向来是用两手,一手施仁,一手执法,一手重刑首恶,一手宽宥随卒,做得张弛有度。

  举贤任能

  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所谓“无竞维人”也。若不得其人,则毛羽未满,亦似难以高飞。

  【译文】国家的强大,要凭得人才可以称为强大,这就是所谓“不能竞争的只有人”。若是不能得到有才能的人,就好像羽毛还没有丰满,也似乎难以高飞。

  【简析】人才与国家兴衰强弱的关系,历史经验非常丰富。人强国强的理念,历代圣贤多有论及,曾国藩用《诗经》中“无竞维人”一语表达了自己的基本观点。

  善觇①者,睹贤哲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

  【注释】①觇:(chan)窥视,暗中察看。

  【译文】善于预测国运的,看到贤哲在位,就可以预卜国运将兴;见人浮于事,就知道国运将衰落。

  【简析】贤者不是兴国的唯一前提,但是必须条件和重要条件。中国自古就是人治社会,贤者的作用就更显突出。

  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译文】办大事的人应把多选拔替手作为第一要务。满意的选择不可能得到,姑且节选次一等的,等待慢慢教育,这样也是可以的。

  【简析】人才可以选拔,也应着力培养。从客观上说,选拔时往往找不到完全满意的,培养教育就更有必要了。

  求人之道,须如白圭①之治生,如鹰隼②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③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

  【注释】①白圭:战国时周人,从事商业,后人尊为商人鼻祖。②隼:(sun)一种凶猛的鸟,也叫“鹘(hu)”。③蚨:(fu)青蚨,一种母子不相离的水虫,也叫“蚨母”。

  【译文】寻求人才的法则,必须像白圭的经商,像鹰隼的夺物,不得到决不罢休。又好比青蚨的有母,雉鸟的有雉媒,因类属互相追求,靠声气互相吸引,这样或许能得到一个甚至影响到一批。

  【简析】选拔也好,培养也好,都是求贤。这一“求”字,可以作出一篇大文章来,会做这种大文章者,自己便是贤者了。

  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

  【译文】世上不忧虑没有人才,却忧虑使用人才的人不知量才适用。

  【简析】求贤有大文章,用贤也有大学问。量才而用才不负求贤之苦。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当于用,不逮庸流。

  梁丽①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牦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折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②。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钮锫③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

  【注释】①梁丽:房梁。②耜:    (si)古代一种类似锹的农具。③组铅:(juwu)通“龃龉”,不相吻合。

  【译文】虽然有良药,假若不对症,还比不上下品药类;虽然有贤才,假若使用不当,还比不上一个庸人。梁丽可以用来撞开城门,但不可以用来堵塞洞口,牦牛不可以用来捕鼠,骐骥不可以用来守门。价值千金的剑用来砍柴,就比不上斧头;三代传下来的宝鼎用来垦田,就不如耜。用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事上,即使是普通的材料也可收到神奇的效果,否则不能互相配合就最终无所成就。所以不必担心世间无才,担心的是不能按照人才的特长而使用得当。

  【简析】曾国藩将人才比作器具,凡器具各有其用,梁丽窒穴,牦牛捕鼠,用之不当,不仅浪费了人才,还毁坏了事业。所以提出器使适宜的用人原则,甚有事实求是的作风。

  当常以求才为急,其阘①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注释】①阅:(ta)软弱无能。

  【译文】应当常常把求取人才作为急务,那些无才无德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应该长期收留,恐怕贤能的人不愿与他们在一起共事。

  【简析】用贤不用阘,应当坚守此则。一驽当道,百骏难前。

  不轻进人,即异日不轻退人之本;不妄亲人,即异日不妄疏人之本。

  【译文】不轻易进人,就是将来不轻易退人的基础;不随便亲近人,就是将来不随便疏远人的基础。

  【简析】用人要有长远打算,要有“前瞻性”。俗话说,请神容易退神难,轻易进人,随意亲人,必为来日退人、疏人之祸。

  用人极难,听言亦殊不易,全赖见多识广,熟思审处,方寸中有一定之权衡。

  【译文】用人非常难,听取别人的建议也极不容易,完全依赖见多识广,反复思考而慎重对待,自己心中有一个固定的权衡标准。

  【简析】听言,人知其要,不知其难。没有主脑,没有见识,在人言面前就会莫衷一是,甚至黑白相淆,遗祸于大业。

  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蛲蛲①过事苛责,则庸庸者反得幸全。

  【注释】①晓晓:高突的样子。晓(yao)。

  【译文】衡鉴人才,取的只是一技之长,不可因为小小的缺点就放弃有用的人材。倘若对锋芒显露的人过于苛责,那么平庸的人反而侥幸保全。

  【简析】此话极为地道,有能力的人往往缺点容易显露,过事苛责则容易导致庸者幸全,曾国藩无愧于用人之神。

  树人之道有二,一日知人善任,一日陶熔造就。

  【译文】树人的方针有两点,一点是知人善任,一点是培养造就。

  【简析】曾国藩之所以是帅才而不是将才,不在于会不会用兵,而在于会不会用人才。他任用人才、培养人才的方略臻于完美,就在于贯穿知人、善任、陶熔、造就全过程,简之为二,详之为四。

  其求之道三端:日访察,日教化,日督责。采访如鸷鸟猛兽之求食,如商贾之求财;访之既得,又辨其贤否,察其真伪。教者,诲人以善而导之,以其所不能也;化之,率之以躬,而使其跟从于不自知也。督资者,商鞅立木之法,孙子①斩美人之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也。

  【注释】①孙子:姓孙名武,字长卿,春秋时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著名军事家,著有《孙子兵法》。

  【译文】求取人才的方法有三种,访察、教化、督责。访求人才要像鸷鸟和猛兽捕捉食物那样,还要像商人赚钱那样,要有“贪”和“狠”的精神;访求既已得到,又要辨析他是否贤德,明察他能力和德行的真伪。教导,拿好的东西来教诲所求到的人才,引导他们去做他们原来不会做的事情;转化,亲身做出榜样,使所求的人才跟从在后面而自己并不知道。督责的方法,和商鞅在城门立木的做法,孙武斩美人的用意是一样的,就是说放千金在前,置猛虎于后。

  【简析】访察是前提,教化与督责是两手。教化可以提升人才的软件,督责可以佐证人才的硬件。教化是否有效,可以通过督责检验,督责发现的问题,可通过教化从深层解决。

  仁治天下

  求仁则人悦。

  【译文】求取仁德别人就喜悦。

  【简析】这是曾国藩写给二子的四条课目中的第三条。曾国藩自己终生守着这个信条,作为为人、为政的座右铭。写给二子,显然是希望他们也像自己一样,深信不疑。

  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自古莫富于隋文①之季,而忽致乱亡,民心去也;莫贫于汉昭②之初,而渐致义③安,能抚民也。

  【注释】①隋文:指隋文帝,杨坚,541- 604年,隋朝建立者,581- 604年在位。②汉昭:指汉昭帝,刘弗陵,武帝少子,前94 - 74年,前87-74年在位。③义:(yi)治理,安定。

  【译文】国家贫穷不值得担忧,只有民心涣散才是最大的担忧。自古没有比隋文帝时期更富庶的,却忽然遭遇内乱而终至灭亡,是因为民心失去了;也没有比汉昭帝时期更艰困的,但渐渐治理安定了,是因为能安抚民心。

  【简析】这是向咸丰帝呈交的一份奏疏:《备陈民间疾苦疏》。举隋文汉昭的例子说明民心的重要,其意在于极陈民心已有动摇之危,盼望朝廷速行仁政以缓和局势。

  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薄敛以纾①其力,减役以安其身,无牛之家,设法购买,有水之田,设法疏消,要使农夫稍有生聚之乐,庶几不至逃徙一空。

  【注释】①纾:(shu)延缓,舒缓。

  【译文】今日的州县官员,应将重视农业作为第一要务。……减轻赋税好让农民少一点负担,减少徭役好让农民多一点自由,没有牛的农家,设法帮他们购买,有水的田地,设法帮他们疏通渠道,要让农民稍有一些活着的快乐,这样才不至于逼他们逃徙一空。

  【简析】此时曾国藩已是两江总督,实权很大,藉此东风劝诫州县长官要行仁政,否则,别说近悦远来,就连所辖之地,百姓无法活命,也会逃徙一空。

  行军本扰民之事,但刻刻存爱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积累,自我一人耗尽。

  【译文】行军本是扰民的事情,只能时刻存着爱民的心,不让祖上几辈人的积累,在我一个人的身上耗尽。

  【简析】治军也要贯彻一个“仁”字,行军就要爱民。曾国藩也是农家出身,向有济民之德,于是严禁扰民。

  爱民乃行军第一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

  【译文】爱民是军队的第一要务,必须每天三令五申,将它看做关系性命的根本大事,不要看作是讨好或是做门面装饰的文字。

  【简析】爱民作为行军的注意事项,已经是有仁心仁德了。作为行军第一义,则突现曾国藩视孔孟民本思想为治军宗旨。而且强调切切实行,不为作秀炫人。

  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故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

  【译文】贼匪应该憎恶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淫掳焚杀,扰民害民;官兵可贵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救民安民。如果官兵也扰害百姓,那就与贼匪没有区别了。

  所以带兵的原则,应把禁止骚扰作为第一要务。

  【简析】曾国藩将救民安民与扰民害民作为湘军与太平军的分水岭,用这些话来教育和约束下属官兵,致使湘军终能获胜。太平军开头倒也有救民的宣传,但远无曾国藩这样深入贯彻,后期上层更是腐败不堪、内斗不止,故而终遭覆灭。

  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

  【译文】小仁是大仁的贼害,多采取赦免并不能治理百姓,溺爱并不能治理家庭,宽容放纵并不能治理军队。

  【简析】从大仁出发,所仁为广大百姓;从小仁出发,所仁仅为极少数的个别人。这些人违法乱纪,远悖仁德,对他们的赦免或宽纵,就是对广大百姓的戕害。

  德治天下

  大禹之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所行,以其勤劳也。

  【译文】大禹周游天下考察四年,几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不进去,墨子四处奔走从头磨伤到脚,都是因为要给天下人谋利,这些都是极其俭朴地对待自己,极期勤勉地拯救别人。所以荀子喜欢称赞大禹墨翟的行为,就是因为他们的勤劳。

  【简析】曾国藩所赞禹墨的勤政,实际是赞其德治。德表现在多个方面,勤是重要一个方面,禹过门不入,墨子摩顶放踵,是勤又是无私,没有高尚道德是根本做不到的。

  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已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奂。

  【译文】必须要能够明了圣贤的道理,做圣贤所做的事,能够做官亲民,修炼自身给僚属做榜样。倘若将明德、新民看做分外的事,即使能写文章能吟诗,已经对修炼自身整治百姓的道理茫茫然毫不讲求,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与用牧猪人做官,有什么差别?这样看来,既然自称为读书人,那么《大学》的纲领,都是自己切身的事就很明白了。

  【简析】《大学》的纲领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当时的读书人、作官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真正以德为治者寥寥,曾国藩称这种人为牧猪奴,根本无仁民可言。

  倡而为风,效而成俗,匪一身之为利害也。

  【译文】有人倡导就成为风气,众人效法就成为习俗,这些就不是一个人的为利与为害了。

  【简析】风气一旦变成习俗,一两个人就难以左右了。为政者重在以德来感染一批人,使之渐成风气,进一步而为习俗。

  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译文】治理社会的办法,一心把致贤养民作为根本。它的风气正还是不正,点点滴滴都在于治理人的身与心,他的一举一动,一句话一个沉默,别人都会受到影响,直到形成风气。所以,处于上位的人应一心一意注重修身,好使得属下学习成效快而见广。

  【简析】在上位者应以一己之身与心影响下属,以形成风气。尽管有千头万绪,这个是根本。

  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犹执策而叹无马,真是无马哉?

  【译文】倘若处上位的人不自我检查才德不能感化人,却仅仅感叹上等智慧不可得到,这好比拿着鞭子而叹息没有好马,真的没有好马吗?

  【简析】真心德治者,要有自责之心,检查自己才德是否足以感化人,不能感化,就要加紧进德修业,能感化少数人,还要提高德业水平,争取感化更多的人。

  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译文】管理将领的方法,最可贵的是推出诚意,不重权术。

  【简析】修身贵诚,德治也贵推诚。不诚是无法感化人、形成风气的。

  夫惟圣人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惩。固不废左右之言,而昧兼听之聪;亦不尽信左右之言,而失独照之明。夫是以刑赏悉归于忠厚,而用舍一本于公明也夫。

  【译文】圣人奖赏一个人天下都得到抚慰,惩处一个人天下都得到鞭笞。本应不废除左右的言路,来阻塞兼听的管道;也不应全信左右的话语,而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决策。因此,是用刑还是行赏都应归于忠厚这一至高原则,是任用还是舍弃都应出自公明这一至高道德。

  【简析】赏与刑,为政的两手,不得不用。有的人赏刑叵测,有的人赏刑唯亲,曾国藩却主张唯归忠厚,唯本公明,实乃君子风度。

  礼治天下

  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声无形之际,常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孟子日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①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

  【注释】①貊:(mo)我国古代东北部一个民族。

  【译文】持身敬慎,临事庄重,在无声无息当中,常保持懔然不可侵犯的气象,那么别人就知道敬畏。孟子说君子将仁慈存在心里,将礼节存在心里,守住这两点,即便是蛮貊的领地都能通行,又有什么样的兵勇不可管理指挥呢?

  【简析】中国古代社会,礼不仅是修德之要,也是治世之则。正因为礼是德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纳入礼治,就合乎道德,就井然有序,就老者安,少者怀,各得其所。

  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大于礼。

  【译文】圣明的君王处理物我之间的关系,在内心没有比仁德更为重要的理念,对外来说就没有比礼制更为重要的作为了。

  【简析】仁与礼,一里一表,礼依托于仁这个根本,仁借助于礼这个载体,两相结合,便能使天下大治。

  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日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日经分、纶合、详思、约守。操斯八术以往,其无所失矣。

  【译文】为政的道理,在于网罗人才和处理事务两个方面并重。网罗人才不外乎四件事:广取人才、谨慎选用、勤加教训、严加约束。处理事务不外乎四个法:条分缕析、互相关联、仔细思考、遵守原则。做到这八个方面之后,就没有什么闪失了。

  【简析】得人、治事的八术就是一系列规则,这一系列规则就是礼。

  庄生有言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行周于鲁,犹推舟于陆也。古今之异,犹援狙①之异于周公也。

  【注释】①援狙:(yuanju),即猿猴。

  【译文】庄子曾经说过,礼义法度这些东西,是顺应时代而变化的。将周地可行的礼法移到鲁地,好比把船推到陆地上行走。古与今之间的差别,好比猿猴与周公之间差别一样。

  【简析】道家讲变化,儒家也讲变化。礼,在各个朝代、各个阶段都有一定的变化,死守一礼,是行不通的。这就是“礼变”思想。有人认为今天还要像古人那样重视礼,没有必要。这是一个误会。今天的法律法纪、乡规民约、礼仪礼节,都是礼,哪里少得一项呢?只是赋予了时代烙印罢了。

  简要者,事虽千端万绪,而其要处不过一二语可了。如人身虽大,而脉络针穴不过数处,万卷虽多,而提要钩玄不过数句,凡御众之道,教下之法,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稍繁难则人不信不从矣。

  【译文】简明扼要的表现是,事情即使千头万绪,可是它的紧要处不过一两句话就能点明。譬如人的躯体虽然很大,但经脉穴位重要的不过才几处;万卷书籍虽然很多,而内容提要不过几句。凡是领导群众的原则,教育百姓的方法,容易的人们就易于掌握,简明的人们就易于遵从,稍微繁杂艰难的人们就不相信不遵从了。

  【简析】礼的变化走向是由繁趋简,晚清的礼与周代之礼,不知要简化多少成。观看当今又进一步简化了不少。简不是灭,礼在几百年之后还是要的,但繁文缛节的礼肯定延续不下去,终究要删减掉。

  凡行之而过,无论其非义也,即尽善之举,盛德之事,稍过,则吝随之。

  【译文】大凡办事过了头,不要说是不义的事,即使非常好的举动,充满道德的事情,稍微过头了’,悔恨就会跟着而来。

  【简析】礼亦不可过,过则吝随,所以要把握好度。

  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

  【译文】凡与人交往周旋,若是没有真意,就不足以感人;但只有真意却没有文饰来配合,真意也就没有依托来表现,这就是《礼记》中所说的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我生平不讲文饰,因而到处行不通,近来深刻领悟到了过去的不是。

  【简析】礼是一种规则,也是一种形式(并非形式主义),因而它要有一定的文饰。待人要诚,这无须说;其诚意借礼而托,礼又有文以饰,因而文可以表现人们内心的诚。

  法治天下

  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乱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译文】放牧好马,除掉害马就是了;放牧好羊,除掉乱群的坏羊就是了。

  要管理好人群,怎么能够不这样呢?

  【简析】历代君王以德治国,以礼治国,但国家之大,人口之众,常有德不能化,礼不能节的害马、坏羊,就须以法治之。

  爱禾者必去稗,爱贤者必去邪,爱民者必去害民之吏,治军必去蠹军之将,一定之理也。

  【译文】爱惜禾苗必定要除去稗子,爱惜人才必定要除去奸邪,爱护百姓必定要除去害民的官吏,统率军队必定要除去危害军队的将领,这是确凿不移的真理。

  【简析】爱禾者必去稗是一个比喻,被喻者是爱贤、爱民、治军者必去邪、去害、去蠹,否则,贤无以举,民无以安,军无以率。

  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思为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妪也。

  【译文】太史公司马迁说过所谓循吏,是指立定法规畅通命令,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门崇尚慈惠,或者将和煦温暖仁慈的人看作循吏,这是失去循吏的本义。思考作为将帅的原则,也是把立定法规畅通命令、军容整齐严肃作为首先要做的事,不认为和煦慈爱为可贵。

  【简析】法治,看起来与仁治相对立,但法只刑害群之马,保护的则是绝大多数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是为了更好地仁治。如专尚慈惠、贵以煦妪、实行小仁,则要伤大仁了。

  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有重典以锄强暴。

  【译文】当今乡间一些无赖的人,喧闹而不安分……在群众中制造谣言,煽动蛊惑人心,白天竟然抢劫,毫不顾忌、畏惧。如果不施严峻的刑法,狠狠地加以诛杀,必然无法打击他们胡作非为的阴谋,而铲除他们叛逆作乱的苗头。我的不成熟想法,是想要净用严格的法制来除掉地方上的强悍凶暴之徒。

  【简析】这是咸丰三年曾国藩的《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中的一段话。曾国藩虽不是法家,但很重视法的作用。在他初办团练时,深感无赖之民嚣张至极,非严刑峻法不足以镇其暴,因此启用重典,取得了“打黑除恶”的效果。

  戮其尤凶横者,而其党始稍戢①,诛其尤害民者,而良民始稍息。但求于孱孱之百姓少得安恬,即吾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②慈祥之说,亦不敢辞。

  【注释】①戢:(ji)收敛。②骘:(zhi)定,安排。

  【译文】杀掉那些特别凶恶横蛮的,他的党羽便会稍稍收敛,处决那些特别危害民众的,良民才能得到稍稍安息。只求孱弱的老百姓稍微得到一点安宁,即便我一人得个严酷好刑的名声,或者招来有损于阴德与慈祥的指责,也不敢推辞。

  【简析】面对凶横者,曾国藩大开杀戒,一方面取得了其党稍戢、良民稍息的积极效果,一方面又落得了“曾剃头”的罪名。但他宁愿挨骂,也得以法惩匪。这在当时当地,当为必须之举,而且非曾国藩莫属。

  用法从严,非漫无条律一师屠伯之为,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

  【译文】执法从严,也不是漫无条律而专学屠伯的行为,重要的是以精微的思想来推行我们这件庄严威厉的大事,期望达到被杀的人没有怨言,活着的人知道警惕,而后才心里安宁。

  【简析】曾国藩在用重典时,还是细心规划了许多条律的,力求达到死者无怨,生者知警的效果,因为他必竟是儒者用法,其本在仁。

  若一案到署,不讯不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为宽和,实糊涂耳懒惰耳,纵奸恶以害善良耳。

  【译文】若是一个案子到官署,不审讯不了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义上是宽和,实则糊涂懒惰,是纵容奸恶来残害善良。

  【简析】几年以后,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他便要求州县长官行法不得糊涂、懒惰,否则就会纵奸恶、害善良,远离仁政了。

  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谳①结不得不迅速。既求迅速,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非虑也,除莠以爱苗也,惩恶所以安良也。

  【注释】①谳:( yan)审判定罪。

  【译文】倘若尽心办理民事,是非就不得不剖析辨别,官司结案不得不迅速。既然要求迅速结案,就不得不惩办恶人,来伸张善人的正气。这不是残虐,除掉莠草是为了爱护禾苗,惩办恶人是为了安顿良民。

  【简析】曾国藩重申惩恶是为了安良,统一了这个法治理念,在他所辖范围内,法治就成了仁政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立法不难,行法为难,以后总求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译文】立个法规不难,难的是切实依照法规办事,希望以后能实实在在坚持不懈地执行。

  【简析】法治能够实实行之,常常行之,法治就成了法制了。

  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译文】应放宽的是利益和名誉,应严格的是礼法和正义。如果四方都顾及全了,而手下又有强兵,就没有不能相处的悍将了。

  【简析】当宽处宽,当严处严。一个在位者做到了利益不伸手,名誉不伸手,礼法严守,义理严守,身正不怕影子斜,还有什么可惧的呢?

  以身事国

  自以菲材久窃高位,兢兢栗栗,唯是不贪安逸,不图丰豫,以是报国家之厚恩,即以是稍息祖宗之余泽。

  【译文】我自认为是块菲薄的材料却长久地占据着高位,因而战战兢兢,只有不贪安逸,不图丰裕,用这点来报答国家的厚恩,也用来稍稍延长祖宗的余泽。

  【简析】曾国藩牢记,汉文之不胜,自以为菲材而居高位,这不是客套话,有兢兢粟栗为证;国报皇恩,家息余泽更不是应酬语,有不贪安逸、不图丰裕可佐。

  吾兄弟惟有强作达观,保惜身体,以担国事,以慰家人,别无他策。

  【译文】我们兄弟只有勉强表示通达乐观,保护爱惜好身体,来担任国家重任,抚慰家里老小,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简析】在致沅弟的信中,将修德养身作为担国事,慰家人之策,他心中的一根弦始终都在绷着。

  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

  【译文】不如兄弟都尽力在国事上,各自怀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志向,终究不失为上策。

  【简析】有朝廷一再召唤,曾国藩思考再三,终劝沅弟复出,尽力王事,甚至死而后己。可见老来事国之志还是不改。

  造端过大,本以不顾死生自命,宁当更问毁誉?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犹有余羞,是以戊午①复出,誓不返顾。

  【注释】①戊午:咸丰八年,1858年。

  【译文】开创的事业过大,本就以不顾生死自命,怎能再问毁誉呢?当初怀揣拙诚的心进入,而如今却怀揣取巧的心退出,用忠义规劝别人,却苟且偷安来保全自身,即便是灵魂深处也抱有羞愧,所以咸丰八年复出时,发誓不曰头。

  【简析】曾国藩自己就有归而复出的经历,咸丰八年写给好友郭嵩焘的信中,以自己的感受劝郭,愿同尽力王事,不要落得巧退、苟全的羞名。

  虹贯荆卿①之心,而见者以为淫氛而薄之;碧化苌宏②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古今同慨,我岂伊殊?屈累③之所以一沉,而万世不复返顾者,良有以也。

  【注释】①荆卿:姓荆名轲,?一前227年,卫国人,被燕太子丹尊之为上卿,人称荆卿,为燕出使秦国,刺秦王未遂被杀。②苌宏:周景王、周敬王时史官,在晋卿内讧中受牵连而遭杀害。③屈累:名平,字原,前340-前278年,楚国人,曾任楚怀王左徒、左闾大夫,后遭谗毁而被放逐,投汨罗江自尽。

  战国时伟大爱国主义诗人,有《离骚》等作品留世。

  【译文】荆轲的心化为贯穿天宇的彩虹,观景的人却将它看作不正的色彩而鄙薄;苌宏的血化为碧玉,赏玉的人却将它看作顽石而丢弃,古今都有这样的感慨,我岂能例外?屈原决心沉江并永不反悔,的确是有缘故的。

  【简析】以荆轲、苌宏、屈原的遭遇表达自己忠心事国而不为人知的沉痛心情,自戒只管鞠躬尽瘁,莫问荣辱毁誉。

  习劳为办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

  【译文】锻炼劳苦是办事情的根本。引进一批能吃苦耐劳的正经人,日久自然能有大的收效。

  【简析】曾国藩无论要求自己还是任用他人,都十分注重习劳,这是他的家风,也是他的官风,所以他的家族十代不衰,他的官德千载常馨。

  公事知而不言,坐视成败,自非所宜。

  【译文】对于公事,采取知而不言坐视成败的态度,自然不合适。         【简析】公事当作自己的事,当言即言,当管即管,其成败就是自己的成败,这样才是负责的态度。知而不言,坐视成败,只求圆滑,不担责任,向为曾国藩所不称道。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妁①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己。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刺骨。

  【注释】①姁:(xu)平和舒缓的样子。

  【译文】二三十年来,士大夫对于优裕苟且已经习惯,对于宽袍大袖爱踱舒缓的步履十分崇尚,提倡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的风气,看到有感慨激昂打抱不平的人,就在后面互相议论,认为这是不懂事的轻薄疏浅而好表现。我先前任职六部,眼见这种风气,就已经痛恨刺骨了。

  【简析】对于官场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曾国藩早已不满。他初办团练,大刀阅斧,严刑峻法,却招来谗毁、讥议,对此更加愤恨。舍身事国之志难酬,他是何等痛楚!

  以身报国

  舍命报国,侧身修行。

  【译文】舍掉性命报效国家,侧着身子修炼德行。

  【简析】沅弟在战场上屡立战功,在道德修炼上也有进步。曾国藩爱护有加,赠此言勉励他在力尽王事的同时,一定要侧身修行,以善其终。

  余自咸丰三年①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牖②下。

  【注释】①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②牖:( you)窗。

  【译文】我自从咸丰三年冬天以来,早就将自己的身体许给了国家,情愿死在战场,不愿终老家里。

  【简析】曾国藩面临残酷的战争,为了大清统治的牢固,为了孔孟光辉的永照,也为了百姓的安宁,他决心以身相许。这是刺刀见红的誓愿,其心之忠、其德之高、其志之坚完全可以对天地,质鬼神。

  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

  【译文】从此以后,我更应当尽忠报效国家,不再顾及自己家庭的私事了。

  【简析】远在未办团练之前,曾国藩在给诸弟的信中就有尽忠报国的夙愿,可见他早将忠君报恩视为至高无上之德。

  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译文】我自从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我发誓用性命到战场上为朝廷效力,现在已是老年又兼病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决不会吝啬性命,违背自己当初的心愿。

  【简析】夙愿不改,初衷不悔。曾国藩晚年仍不肯吝于一死,在去天津处理教案时,留给二子的信中还如此信誓旦旦。看来,无论是在疆场,还是在官场,他时刻都有献身的思想准备。

  吾兄弟既誓拼命报国,无论如何劳苦,如何有功,约定终始不提一字,不夸一句,知不知一听之人,顺不顺一听之天而已。

  【译文】我们兄弟既然已经发誓拼命报国,那么无论是如何劳苦,如何有功,彼此都约定始终不提一个字,不自夸一句。知道与不知道,一切听任别人,顺利不顺利,一切听任天命。

  【简析】曾国藩对沅弟的关怀是方方面面、时时刻刻,尤其重视其德行的修炼,而且愈来愈重视开导的方式方法。这里用“约定”这个字眼,格外显得亲切,既是同誓共勉,亦算点兵激将,两个心灵极易碰撞在一起。

  吾兄弟誓拼命报国,然须常存避名之念,总从冷淡处着笔,积劳而使人不知其劳,则善矣。

  【译文】我们兄弟发誓拼命报国,然而也必须常存避名的念头,总是要从冷淡的地方着力,长久地劳碌着却又不让人觉得你在劳碌,这样才好。

  【简析】积劳而使人不知其劳,不是一般的善,而是至善;不是强作低调,而是自甘冷落。没有至高无尚的境界,没有炉火纯青的修炼,没有超出凡人的自控力,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

  吾兄弟报国之道,总求实浮于名,劳浮于赏,才浮于事。从此三句切实做去,或者免于大戾。

  【译文】我们兄弟报国的原则,总在于求取实绩超过名声,劳苦超过赏赐,才能超过事功。从这三句话上切实去做,或者可免于大的祸咎。

  【简析】曾国藩始终保持临深履薄、战战兢兢的人生态度,勇于改过,慎于免祸,不屑于功名犒赏。而且将一已之心染于诸弟诸子侄,终于打造出了功德兼隆的天下第一家庭。

  余日夜忧灼,智尽能索,一息尚存,忧劳不懈,它非所知耳!

  【译文】我日夜忧虑焦灼,用尽了全部智慧和能力,只要有一点气息还存在,就必定会不懈地奋斗,别人并不知道的!

  【简析】在给长子纪泽的信中诉说自己以身许国、殚精竭力而不为他人所知的心绪,宣示了国无宁日己亦无宁日的赤子心声,因而寄大望于长子纪泽。事实果如其愿,曾纪泽苦读洋文,出使欧洲,大伸国威,令九泉之下的父亲不再日夜忧灼了。

  出山护道

  1852年6月12日,并不是一个吉祥的日子。可就在这天,曾国藩被钦命担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论说,京官有差是件肥事,可曾国藩这个“谋道不谋食”的君子,对钱财不感兴趣,唯一的好处就是江西离家近,可以抽闲探望久别的父母。准备了一些天,路上又花了些日子,还没跨上江西的地皮,就接到飞报:母亲江氏已于6月12日仙逝!这真是天雷轰顶!他立即改穿丧服,从九江乘船到岳州,经旱路赶回白杨坪老家。母子相别十多年,如今那悲情伤意自不待说。

  当年11月,咸丰皇帝传谕,要曾国藩就在湖南办团练,剿灭正在势如破竹的太平军。曾国藩9月22日才安葬母亲,刚两个月就要夺情,实在不忍。况且,曾国藩向来是想当个儒学大师,一个舞文弄墨的书生怎能舞刀弄剑呢?

  朝廷要曾国藩办团练的消息很快传开,曾国藩不愿办团练的传言也不胫而走。京官回乡抗拒钦命,这还了得?好心的朋友都来劝导。左宗棠代湖南巡抚张亮基写信说:“武昌被攻克,长沙则不保,而一旦湖南倾覆,即使你曾国藩想为母亲服丧也不能办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接着,好友郭嵩焘赶来家中,深夜秉烛畅叙。郭嵩焘说,太平军搞什么拜上帝教,公开同中国传统文化为敌,所到之处,毁学宫,砸孔庙,杀儒生.你能容忍?郭嵩焘向来了解曾国藩,知道他有志弘扬孔孟之道,中兴社稷,为国效力,因此便进言:“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一席话,彻底打动了曾国藩,他决定出山护道了!曾国藩很快发出了檄文: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殆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于是,一场史无前例历经十三年的护道之战,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慧眼识人

  曾国藩上任两江总督,门生李鸿章赶来祝贺。不久,李鸿章带来三个人,请老师鉴别一下,看哪个人最可重用。这三人李鸿章在合肥招募而来,是西乡三支团练的头头,号称“西乡三杰”。曾国藩素以善于识人用人著名,这里面的文章太幽奥,李鸿章要学到手不容易,不如近水楼台先得月,直接让老师相面,省得他一番考察的功夫。

  李鸿章把他们带到总督府,曾国藩不在府中,三个人只得在客厅外的院里等候。曾国藩知道这件事,故意不露面,绕到后山亭子,从远处观察这三个人的举手投足。俯视这三个人,有的东张西望,有的袖手静候,有的仰首观天,曾国藩料定前两个人已经等待不及,仰首的那人则满不在乎,他便让仆人带进客厅,总算是两江总督亲自接见了。谈话中,那个东张西望的人特别善谈,与曾国藩应对自如,最是投机;刚才袖手静候的人则寡言少语,问一句才答一句;

  仰首观天的那人也不善言谈,曾国藩说得他不如意的时候,还出言顶撞,算是最不识高低。聊了一刻来钟,曾国藩也不留他们吃饭,就打发三人离开总督府。

  事后,曾国藩把情况说给李鸿章听,交代说:那个喜欢说话的,可以到地方上当个顾问之类的虚职;那个不喜欢说话的,可以在府衙里管管钱粮马料;

  那个说话敢顶撞的,可以在军前培养重用。听了这些安排,李鸿章十分诧异,说话敢顶撞的还要重用,我李鸿章没有这个胆量。曾国藩见李鸿章理解不了,就进一步说:“第一次见面说话,就投入所好,这是钻营,有才无德,不可重用;问一句答一句,性情老实,但魄力不足,管个后勤倒是合适;说话敢于顶撞,修养虽然不足,但心有主见,不卑不亢,好好培养,定是不凡之辈。一席话说得李鸿章只顾点头,心里感叹地自白道:老师还真的是老师啊。

  事实证明了曾国藩的判断,那个在军前重用的人,就是刘铭传。         刘铭传原来不过是占山为王的小土匪,经曾国藩提携,竟成了一员大将,后来抗法战争,担任清军主帅,赴台湾大胜法军,保卫了国家领土,荣任第一任台湾巡抚,成为近代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

  【独处心语】

  在晚清的乱局中,出现了几位耀眼的政治明星,他们是: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爱国斗士,都在拼力救国,而且都有雄厚的国学功底,除康氏之外都是进士出身。但他们道德修炼水平不尽相同,救国途径各异,所逢机遇有别,因而各自成功程度不等。试比较之:

  人物        修身状况     救国途径     所逢机遇     成功状况

  林则徐    极好        禁烟抗英    朝廷软弱    虎门销烟成功,但本人屡遭贬职

  曾国藩    极好        戡乱护道    朝廷支持    戡乱成功,发起洋务运动

  李鸿章    一般        洋务运动    朝廷重用    洋务运动成功,外交软弱失利

  康有为    一般        维新变法    慈禧反对    变法失败,民国初年沦为保皇

  曾国藩之所以救国能够获得成功,营造出“同治中兴”局面,取决于他的戡乱护道符合当政者的需求与人民的愿望,也得益于自身道德修炼奠定的扎实基础。如果他不以护道作为出师之初衷,戡乱的艰苦过程中不能以真诚对待僚属将士,攻陷南京后不能及时裁减湘军主动自概,或者不能争取朝廷支持地方协助民众拥护,它不仅不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而且个人结局还远不如林氏甚至康氏。

  我们今天的环境完全不同了,只要你有心爱国,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施展抱负。不过,从有心到有为,从有为到有功,还有许多坎坷崎岖。首先,有心只是一种愿望,还得通过深入学习准备必要的本领,诚恳修身炼成过硬的品德,才能把握有利时机,征服各种困难,从而有所作为。并且要像曾国藩那样,凡事终日检点,待人谦虚谨慎,毕生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才可能获得最后成功。不可能人人都做曾国藩那样的大事,更不可能人人都做曾国藩那样的高官,但我们都应该像曾国藩那样虔诚地修身,像他那样忠于祖国与事业,善于学习与思考,勇于自省与自律,乐于磨难与献身,这样仍然能够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事来。相反,如果不修身、不忠诚,不善于学习思考,不勇于自省自律,即使有了重任,有了高位,也会辱于使命,愧于重托。在惩治贪腐与犯罪的战斗中,不是有不少身居高位的司级、局级、处级及总裁、总管之类的大人物,被法律之箭射落马而入囚牢吗?到了那时,再来自省就晚了,再来自律就没有机会了,再侈谈忠于祖国也就没有意义了。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济世的同时也能善终。这不是狭隘的自私,因为他曾一再表白愿在必要之时为国捐躯;更不是所谓的狡诈,因为他的赤胆忠心与真诚品质已得到朝野各方的一致认定;他有的只是居安思危的眼光,只是盈虚辩证的智慧,这就更为人所叹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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