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祈祷
弗雷德里克乘坐的驿车驶出华沙城没多远，就看见埃尔斯纳院长和一群音乐学院的学生已恭候在路边多时了。埃尔斯纳习惯地把手一挥，学生们就高唱一首告别之歌，这是爱尔斯涅尔特地创作的：“即使你远在他乡……你的心也要和我们永聚一堂。”
弗雷德里克苍白的脸上勉强地露出微笑，还不如说是在哭泣。
这次出国远行，还能再回来吗？弗雷德里克早就有了这种危险的想法，他说不清，也不想再去思考。以后残酷的现实恰恰证实了他想回避的结局。
1830年11月初，20岁的弗雷德里克·肖邦终于踏上了一生中新的路程，他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故乡。
莫里斯·布朗曾列出了弗雷德里克出国之前创作的59部音乐作品，其中有5首是为钢琴和乐队合作写的作品（以后他仅仅写了一部类似的作品），还有小夜曲、练习曲和玛祖卡舞曲等。
他短暂一生的创作生涯也由此划分出一个明显的界线：
前者焕发着青春的光辉，陷于幻想之中，以亮丽的玫瑰色为主，“乐”成了创作基调。
后者则是在崇高、优雅的意境中充满着悲剧性的感情，标志着他的作品和演奏风格呈现出真正的忧郁之美，这足以使他完全有资格跻于欧洲乐坛大师的行列中。
人们习惯将贝多芬的自由、崇高之美，巴赫的平和、虔诚之美与弗雷德里克·肖邦的忧郁之美相提并论，这并非是一时冲动的匆忙判断。
不过对于这时刚刚离开华沙的弗雷德里克来说，他根本就没有料到自己今后在职业音乐家的道路上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在波兰与奥地利边界附近的卡利茨，弗雷德里克高兴地看见了挚友蒂图斯。这是他俩经过长时间的频繁通信商榷，蒂图斯才同意陪同弗雷德里克去维也纳。
途经沃洛克罗夫、德累斯顿、布拉格等地时，这两位年青人每到一地就忙于递交推荐信，聆听上演的歌剧，参观城市的美术馆等。
弗雷德里克接受了一次当地音乐会主办者的邀请，他原想让好朋友蒂图斯听听自己在华沙国家剧院大获成功之后的演奏，并请蒂图斯细心搜集一下听众的反应。
谁知听众反应平平，使弗雷德里克大为失望。乐队指挥想缓和一下尴尬的局面，走过来拍拍弗雷德里克的肩膀，说了一些恭维的话。
这出师不利的阴影并没有马上打消弗雷德里克继续旅行的念头，接连几个晚上精彩的歌剧演出，使这两个年轻人大饱眼福。
德累斯顿居住着许多波兰人，其中有的还是世袭贵族的显赫成员，与罗马、米兰皇室沾有亲戚关系。弗雷德里克的光临和演奏，使得这些波兰旧贵族成员兴奋不已，因为家乡的共同语言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他们表示愿意为弗雷德里克写推荐信。
在柯玛尔伯爵夫人的家里，弗雷德里克第一次遇见了伯爵夫人的女儿戴尔芬娜·波托茨卡。这时她已同丈夫关系疏远，以后成了与弗雷德里克保持关系最长的情人。
11月22日，风尘仆仆的驿车终于驶进了维也纳，弗雷德里克还清楚地记得一年多前征服这里听众的火爆场面。
但是这两位波兰年轻人马上被浇了一盆冷水，一位知道弗雷德里克名字的银行老板好心地说，现在维也纳举办音乐会很不容易。
弗雷德里克不由得一愣，很不高兴地拉着蒂图斯出了银行大门，他俩的怀里揣着刚刚兑现支票的现钞。
要寻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还能用于举办音乐会，这个难度颇大的要求迫使他俩四处奔波。
“您好，男爵夫人。”
他俩带有明显的波兰语口音，反而使得男爵夫人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因为她听说过弗雷德里克·肖邦的名字，对波兰人颇有好感。
不过楼上住着一位高贵的房客——英国海军上将，他即将搬走，时间还未确定。
弗雷德里克和蒂图斯已经相当满足了，男爵夫人所拥有的这套陈设高雅的房间正是他俩所希望的。
在等待这位海军上将“出海”之前，弗雷德里克还是每天下午到钢琴制造商格拉夫那里去练琴。
格拉夫也欢迎弗雷德里克这样的年轻钢琴家为他做“义务广告员”，并满口答应借给弗雷德里克一架新钢琴，搬到男爵夫人的出租房间里。
显然格拉夫还期望弗雷德里克再次使用他的钢琴，如同上次那样举办一次成功的音乐会，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原先大力支持弗雷德里克的剧场经理加伦贝尔格已被撤职，接替的是一位前芭蕾舞演员，他三言两语就打发走弗雷德里克，据说他连剧场的灰尘都想卖个好价钱。
维尔费尔躺在床上，甚至咳出了血，还在家里坚持教授学生，艰难度日。尽管他看见弗雷德里克的第一句话就是举办音乐会，还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弗雷德里克只好劝说他几句，这位曾热衷于帮忙的音乐学院教授哪能再出门张罗音乐会一事。
弗雷德里克与蒂图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敲开了出版商哈斯林格的家门。
哈斯林格还是那样热情，但好像忘了为客人端上咖啡，这与他哀叹生活难以维持的语气十分吻合。
弗雷德里克起初不明白主人为何不顾礼貌大谈此事，不过他也确实不好意思再提起变奏曲的稿酬一事。
哈斯林格心里暗暗高兴，他的抽屉里已经有其他人创作的乐曲，如果弗雷德里克愿意无偿提供新的乐曲，那么又可以拟定一个新的出版计划。
蒂图斯已经明白主人的意图，看看弗雷德里克还蒙在鼓里，尽说些安慰对方的话，他不由得着急了，以各种方式暗示弗雷德里克。
等到弗雷德里克明白过来时，哈斯林格已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并且故意把弗雷德里克最新创作的乐曲说得很平淡，似乎是他在为弗雷德里克忠诚地服务，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在寄给父母的信中，弗雷德里克气愤地写道：“哈斯林格也许以为他表面上把我的作品看得很轻，我会当真接受他这种评价，而白白地把作品送给他？但是，白送的事已经结束了，现在，畜生，付钱吧！”
一个星期过去了，举办音乐会的事还没有着落，他俩整天东奔西跑，也不知道这些天是怎么过去的。
这时弗雷德里克意外地收到了父母寄来的第一封信，他高兴得大笑起来，中午饭也吃得格外香。
他急忙铺开信笺，详细地汇报了告别亲人一个多月来的情况，“……我们在主要街道科尔马克特大街租了三间房，虽然在四楼，但家具十分漂亮、讲究和雅致，每月房租也不高。”
第二天，他和蒂图斯就搬进了男爵夫人出租的三间住房，里里外外地忙碌着，兴奋地商量着下一步的计划。
新居的舒适环境也容易使弗雷德里克多睡一会，等他醒来，蒂图斯已经不在了。他伸个懒腰，嘴里哼着某个乐曲的旋律，去漱洗和刮脸。
突然一阵冷风撞开了房门，蒂图斯气喘吁吁冲进来。弗雷德里克的脸上涂着肥皂沫，手里拿着剃刀惊奇地看着他。
蒂图斯吃力地抬抬手里攥着的一张报纸，“华沙……革命！”
报上的电文消息显得很混乱，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大街上的人们也在议论纷纷，掩饰不住脸上惊慌不安的神色。弗雷德里克与蒂图斯在大街上跑了一整天，也没有打听到确切的消息，大都是恐怖的谣言，什么“华沙在燃烧”、“当官的脑袋被‘咔嚓’砍下来”、“无政府主义向邻国蔓延”……屋外灯光在一闪一亮，夜风吹着冰凉的雨点敲打着窗玻璃。弗雷德里克着凉了，不停地咳嗽，大鼻子也似乎红肿了。“……怎么办？”
弗雷德里克叹口气，往窗外看看。
“回去！”蒂图斯猛然叫起来，椅子“砰”的一声摔倒在地上。
蒂图斯的庄园靠近边境，最容易受到抢掠，更重要的是他俩的一些朋友和同学都有可能参加了这次革命，回想起他们平时的言行，现在才恍然大悟。
但是第二天怎么努力也无法赶上长途马车，因为车票早就被一抢而空。
他俩提着行李只好回到住处，这时邮差送来一封特快信，上面是弗雷德里克所熟悉的字迹。
“不要回来，你不能回来！”
父亲的字写得很匆忙，有些字母都连在一起了，内容就是这样简单、重复，口气却十分强硬，又显得很恳切，几乎在哀求。
蒂图斯接过信看完后，沉默了一会，说：“你父亲想得更多，今后你会成功的。”
弗雷德里克明白对方的意思，看看自己一双细长的手，“不，我是波兰人。”
……
谈了整整一夜，弗雷德里克只好承认自己的一双手只适合用音乐来报答祖国。
他帮助蒂图斯重新整理好行李，送到驿车站，长途马车很快消失在-冷风中，天上飘起了雪花。
弗雷德里克回到寓所，三个房间里显得空荡荡的，他的脚下发出孤寂单调的“咯吱”声音。
他重重地躺倒在床上，睁着眼睛，不知道该做什么。
根据维也纳会议公约的条款，奥地利也是瓜分波兰大片国土的受益者。这里的人对于波兰革命的诅咒和恶意时常可以遇到。
“天哪，不仅是她，还有姐妹们至少能去整理裹伤的绷带，做出一些贡献，而我……假如只要不给父亲造成负担的话，我就马上回来。我诅咒出国的那一刻……”
弗雷德里克在给朋友信中反复责备自己，也为自己不能为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做一些具体事情而感到内疚。
信中“她”指的是康斯坦契娅，弗雷德里克时常在梦中看见亲人，怀念“意中人”。
他总是担心直接写信给她，会带来种种意外的麻烦，只好请好友马图申斯基转告他忠诚不渝的爱情：
“你让她安心，对她说，只要我还有一点力气……我至死……即使在我死后，我的骨头也将在她的脚下铺垫……如果不是担心万一信落入别人之手会毁了她的名誉，我早就写了，也不至于如此长期地苦恼了。
因此，还是由你来当我的翻译要好些，你代替我说吧，我是会同意的。”
但是马图申斯基不久当了军医（以后侨居国外取得博士学位，在巴黎医学院任教），充当弗雷德里克的爱情使者一事也告吹了。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来临了，除夕之夜，弗雷德里克独自一人离开了朋友的家，缓慢地向圣·斯切潘教堂走去。
弗雷德里克站在教堂廊柱前的黑暗角落里，他来得早了，人们还在温暖的家里团聚。
蜡烛点亮了，人们的身影渐渐增多，无数的烛光像飘忽在黑暗里的灵魂。弗雷德里克在默默祈祷：为了亲人，为了朋友，为了祖国的灿烂明天。
2. 别了，维也纳
为了节省开支，弗雷德里克让出了空荡荡的原先住处，搬到了四楼一套舒适的房间里。每天早晨他练琴一事并不正常，有时干脆睡懒觉。
“蒂图斯走后，各种各样的事情一起落到了我的头上。不计其数的午宴、晚会、音乐会、舞会使我厌倦。在这里我是这样的悲哀、郁闷、凄凉。”
弗雷德里克除了在信笺上能够直接倾泻感情之外，他不得不给自己戴上应付社交的假面具。他想举办音乐会的计划越来越难以实现。剧场经理对他无偿演出一事，有时还表现出一点兴趣，但一提到报酬，就显得很冷漠。
一位好心朋友提醒他说，维也纳已经不再是贝多芬、舒伯特的天下了，轻歌曼舞的旋律已控制了这里听众的音乐耳朵。弗雷德里克细心观察一下，果然是风气变了，“维也纳最时髦的一种娱乐形式，就是在豪华的餐厅里举行音乐会……奏华尔兹舞曲，听众们则在进餐。每一曲奏完都会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掌声；如果乐师们再接着表演一些轻松的歌剧选曲、歌曲和舞曲，听众就会欣喜如狂。”
如此低下的欣赏水平，与一年多前的情况大相径庭。弗雷德里克的音乐作品也在各个出版商面前遭到冷遇，因为出版商胆小多疑而生怕亏本。
尼古拉夫妇接到儿子的信，总是相信他在维也纳过得很愉快。但是弗雷德里克难以忍受这样单调重复的生活方式，他在给好友的信中描述过一天的生活：
早晨有一个傻得令人难以忍受的仆人把我叫醒。他给我端来咖啡，早晨，我常常吃冷餐，我弹琴。将近9点钟来了德文教员，然后我大部分时间都弹琴。到12点钟，来了一位在法院工作的非常可爱的德国人列登·弗罗斯特，如果天气好的话，我和他一起去这座城市四周的斜坡上散步。然后，如果有人请我，我就去他那里吃饭；如果没有人请我，我们就一同去“波希米亚女厨师”饭店，当地的青年学生都在那里吃饭。
饭后，在最漂亮的一家咖啡店里喝咖啡，接着我去访友。黄昏时分回家，梳理头发，穿上靴袜，就去参加晚会。一直到10点、11点，有时甚至12点钟才回家——弹琴、哭泣、读书、看看、笑笑、睡觉、熄灯。
他脸上仅存的一点红润也已褪去，长长的头发被烫成漂亮的卷发，两颊留起了鬓角。如果以前在华沙认识他的人，现在见到他这副模样准会大吃一惊。
不过他并没有忘记音乐，如果剧场里上演歌剧和音乐会，他准会去聆听。他还结识了音乐界的许多名流。
对于24岁的捷克小提琴家斯拉维克的演奏技巧，弗雷德里克非常赞赏，“他能用琴弓断奏96个音符，简直难以置信，除了帕格尼尼以外，我还没有听到过类似的演奏。”
他俩成了好朋友，并在一起谱写《贝多芬主题变奏曲》。弗雷德里克听他拉小提琴的次数越多，越佩服他能抒发出内涵丰富的真挚感情，并预言他会超过帕格尼尼。不幸的是两年后，斯拉维克就去世了。
不过弗雷德里克对于维也纳其他的音乐同行，则非常挑剔。他一面称赞歌剧院女高音演员“歌喉是罕见的，音高一直唱得很准，音符和滑音既纯洁又柔和”，一面则批评她唱得没有感情，冷冰冰的。听她演唱，弗雷德里克甚至感到自己的鼻子都快要结冰了。
弗雷德里克一想到自己受到的冷遇，就对弹奏钢琴的同行能有机会公开演出而感到愤愤不平，称他们是“一群无一例外的平庸的琴师”。
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有人把波兰曲调改换成取宠于听众的可怜工具，这人就是小提琴家海尔兹。他玷污了波兰曲调，就是玷污了弗雷德里克心目中神圣、美丽的家园。
1831年春天，弗雷德里克的心情仍然不好。尽管他仍然在创作，并且大提琴家梅尔克鼓动他参加一次名流募捐的音乐会。
4月2日，《大众戏剧报》登载名流表演的名单上，在弗雷德里克·肖邦名字后特地添加了“钢琴家”的括号注明。也许这并不是主办者想推崇他，而是担心他的名声远不如其他名流表演者，在这里听众心目中他的名字还很陌生。
弗雷德里克对这里人的健忘症感到不可思议，他以不屑一置的高傲态度来蔑视主办者。
他在日记中写道：“报刊和广告都已经宣布两天后我要举行音乐会，但好像永远也不会举行一样，它与我没有多大关系。我不爱听恭维的话，因为它们会使我更愚蠢——我真想去死，但我又是多么想见到双亲。”
思念、忧郁、焦急思想感情的最好宣泄方式，便是在他钢琴的黑白键上弹奏，在创作的乐曲中寻找精神上的自我安慰。
玛祖卡舞曲、圆舞曲、叙事曲和最后一部管弦乐曲《降E大调波洛奈兹》等的旋律，仍然在他心灵中不断地涌现。
创作中的浪漫意境与残酷的现实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巨大反差，他也在反思，在观察，在判断。
他甚至责备自己以往出国前的天真想法，“至今在国外看到的一切，我觉得都是陈旧的，不堪忍受的，它们只能促使我思念着回家，思念我未曾很好珍惜的那些幸福自在的时光。过去我觉得伟大的东西，如今成了平平常常的东西，而过去我觉得平平常常的东西，如今却成了非凡的、异乎寻常的东西，变得伟大、太崇高了。”
现实与理想、条件与意志、环境与生存双重性的磨炼，促使弗雷德里克在逐渐成熟，这深深地影响了他以后的音乐创作。
5月间意外的惊喜，使弗雷德里克的不平衡心理得到了暂时的安抚。
在维也纳帝国图书馆里，弗雷德里克在朋友陪同下，想看看这里珍藏的大量古旧乐谱手稿。
在新藏品的架子上，弗雷德里克发现了一个盒子，上面印有“肖邦”
的名字。
起初他还以为这是误拼或拼错的名字，因为有一个法国作曲家名字的发音与拼写和“肖邦”容易混淆。
当朋友把盒子里厚厚的、装订很好的乐谱手稿取出来时，弗雷德里克这才相信这正是自己的东西，大约是哈斯林格把手稿转给了帝国图书馆。
“这帮蠢家伙，难道不会找些更好点的作品保存吗？”弗雷德里克摇摇头。
不久在收藏家阿洛依斯·福克斯那里，弗雷德里克发现在主人珍藏的400份乐谱中也有自己的手稿，即为两架钢琴写的回旋曲。
私人收藏者与国立图书馆已认识到弗雷德里克作品的潜在价值，将给他们带来非凡的殊荣。
6月11日，维也纳凯尔特涅托尔剧院舞台上再次出现弗雷德里克的瘦弱身影。这里曾是弗雷德里克崭露头角的发福之地，但听众们似乎都已淡忘了这位波兰小伙子。
尽管弗雷德里克演奏的《E小调协奏曲》浪漫色彩也十分出色，但其中鲜明的波兰民族音乐仍然让这里的听众觉得浑身不自在，仿佛在走近一片带刺的红玫瑰园地。
令人回味的是这一次募捐音乐会的压轴节目却是一段芭蕾舞，也许听觉艺术已难以引起人们的遐想，不如视觉艺术更实际些，容易满足于感官刺激。
原先曾推崇弗雷德里克的有名记者已与女儿离开了维也纳，这对于弗雷德里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大众音乐报》的记者显然对此《E小调协奏曲》的印象不佳，在以后写的评论中坦率地说：“这部严肃作品并没有改变听众以前对这位作曲家的印象。”
这低调子的短评见报的5天之后，这位记者死于当时一场可怕的霍乱之中。
弗雷德里克在维也纳演出最后一场音乐会后，也并没有对当地评论界抱着任何奢望。这时（7月6日）有一位杰出的波兰诗人却用火一般的语言激动地对弗雷德里克说：
你当然应该成为波兰民歌的奠基人，我深信你能够做到，而且你作为一个波兰民族的作曲家，你将为自己的天才开辟无限丰富的园地，在这片园地上你将获得非凡的声誉。但愿你不断地注意民族性、民族性，再说一遍，民族性。
这封信的作者是斯泰凡·维特维茨基，他的来信让弗雷德里克回想起在华沙小咖啡馆里与莫里斯等人相聚的日子。
“干杯！”曾是莫里斯向弗雷德里克寄寓厚望的铿锵语言。现在他们在华沙拿起武器反抗侵略者，希望弗雷德里克能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奉献自己的音乐才华。
远在华沙的维特维茨基虽然无法听到弗雷德里克的钢琴声，但他相信“波兰人”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名称将会使弗雷德里克明白生存的意义。
虽然弗雷德里克后来未能创作出维特维茨基所希望的伟大歌剧或者成为“波兰民歌的奠基者”，但是他注重民族性的音乐创作已被历史所证明，这正是他短暂一生所确立的崇高目标。
华沙来的每一封信，弗雷德里克都会惊喜万分，他希望能了解到家乡的所有变化。
他不想对父母诉说自己的苦闷，总担心他们会受不了，他只好说：
“我很快活，什么都不缺，玩得很痛快，任何时候都不是孤独一人。”
其实他已无法再忍受被维也纳遗忘的冷遇，他想到巴黎去。早在1831年初，他就表示，“如果巴黎平静下来的话，一个月后我将到那里去。”
他下决心要走了，各种繁琐的手续却又死皮赖脸地挡道，甚至他的护照竟然在维也纳警察署里神秘地“失踪”一阵子。
为了避免被怀疑想加入波兰流亡组织（鼓动法国反对俄国），弗雷德里克只好向俄国大使馆（必须得到它的批准，才能延长在国外居留的期限）申请去伦敦，因此在他的护照上出现了“经由巴黎去伦敦”的准许字样。
于是一直到弗雷德里克去世前，他还对巴黎的朋友感叹说：“我只是一个过路人。”因为巴黎大使馆发给他的只是一张过境签证。
7月20日，弗雷德里克终于踏上了去德国慕尼黑的马车，与他同行的是波兰同胞诺贝特·阿尔方斯·库梅尔斯基（1801—1853）。
库梅尔斯基比弗雷德里克大几岁，在维也纳完成了学业，还想外出继续求学，他以后成了一位自然学家。弗雷德里克正是意外地遇到他，才使只身前往慕尼黑的孤独心理暂时得到了缓解。
马车扬起了尘埃，将维也纳渐渐地抛远了。
别了，维也纳。
3. 二重性的存在
慕尼黑也不是弗雷德里克心目中的天堂，在慕尼黑爱乐协会安排的日场音乐会上，他走上了舞台，但没有乐队伴奏。他独自沉浸在《E小调协奏曲》和《波兰曲调大幻想曲》的优美旋律之中。
在苦苦等到了父母寄来的汇款之后，弗雷德里克孤身一人去斯图加特，而库梅尔斯基则坐上了去柏林的马车。
9月8日是一个加黑框的悲哀日子，华沙终于陷入于俄国人带血的刺刀下。
噩讯传来后，弗雷德里克惊呆了。他睡在斯图加特一家旅馆里，城里的钟声已敲过了子夜零点。
他的脑子里乱哄哄的，似乎闻到了华沙的血腥味，看到了火光冲天的故乡。
也许我的姐妹已遭这群放荡无羁的恶棍——俄国佬的疯狂蹂躏！帕斯凯维奇（俄国元帅，统率沙俄大军攻占华沙），来自莫吉廖夫的这条狗要夺取欧洲最早的君主们的首府？！俄国佬要成为世界的主宰？
坟墓遭到了践踏，成千的死尸堆满了墓穴。他们烧毁了城市！！！唉，为什么我连一个俄国佬也不能打死呢！
哦，父亲，你晚年等来的是这般欣慰！母亲，受苦受难的温存母亲，你已经受了小女儿夭折（指1827年病死的14岁小女儿）的打击，难道还要等着让俄国佬踏着她的遗骨闯进来欺侮您？
（康斯坦契娅）怎么样了？在哪儿？可怜的！可能落在俄国佬的手中！俄国佬猛烈地推撞她，掐她的脖子，正在折磨、杀害她！啊，我的亲爱的，我在这里是孤独一人。到我这里来吧，我替你擦干眼泪，我用回忆过去来医治今天的创伤。
市郊被破坏、被焚毁了，雅希和维卢希一定在保卫战中阵亡了。我似乎看见马采尔被俘了，索温斯基，这位正直的人落入这帮坏蛋的手中！
唉，上帝啊！你还在！你还在，却不去报仇雪恨！难道俄国佬的罪行你还没有看够吗？
他在日记上写下了惨不忍睹的一幕幕，他被痛苦地折磨着。
他在哭泣，他在痛恨，他的心在流血，他在绝望地呼喊：“以后怎么办呢？天哪，天哪！”
身边没有一个亲友，惟一与他作伴的就是钢琴。
琴声轻柔地安抚着他的心灵创伤，痛苦、忧郁、愤懑在黑白键上尽情地诉说。
他现在才真正体验到故乡遭受灾难的悲剧滋味，那是沙龙音乐永远地无法表现的。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喜哀悲乐则变得那么渺小。
他无法安心创作，杂乱纷飞的思绪一起涌上来，他凭着即兴演奏的感觉，弹奏出了一个新的旋律，急促的鼓点式节奏、起伏跌宕的感情思潮，时而又转入缓慢的悲哀行列中。
突然，他停下弹奏，抓起笔飞快地记录下刚才即兴弹奏的每一个音符——著名的《C小调练习曲》，后来被称为《革命进行曲》，记载了一个在异国他乡的波兰小伙子对永不屈服祖国的思念和赞美。
有人认为这种激情之下的创作只是一个美丽传说。其实拘泥于创作的具体时间、地点的烦琐考证，往往忽视了这时弗雷德里克正处于一生音乐创作的重要转折时刻，即由原先“乐”的浪漫基调转变为“悲”，优美柔和的主题逐渐展开，发展为严峻的音调，具有戏剧性力量的忧郁之美。
不过他以后的音乐创作有着明显的二重性：
一方面他有着为自由、民主祖国而战的强烈爱国主义，他曾说：“倘若能够的话，我要奏出所有能唤起茫然、激愤、狂怒情感的音调，为了哪怕是一鳞半爪地捉摸出场的部队（指波兰国王杨·索别茨基三世，1624—1696，曾与土耳其人作战，收复了许多领土而名震欧洲）所唱过的歌曲，这些歌曲的零零落落的回音仍然在多瑙河畔某些地方缭绕不散。”
另一方面他有时也讨厌戴着假面具的社交场合，只有回到钢琴前才能找到真正的感情。不过他那纤弱胆怯的心理却时常需要有魅力的温顺的他人一双手来安抚，他是个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弱者。一旦失去友情、爱情，他便会无法控制自己，陷入一个可怕的感情漩涡之中，倾述在钢琴的黑白键上。
音乐创作的本身就包涵着极为丰富的思想感情，如果没有标题点明，很难将以上两者区分开来。不过有“音乐耳朵”的听众仍然可以品味出其中的主旋律——作者内心的世界。
弗雷德里克的思想感情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加之他从小与贵族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对贵族阶层的仰慕与厌恶，对暴力革命的赞同与冷淡，对祖国的怀念和个人的伤感情调，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和对音乐美学的某种保守、严谨色彩，对音乐创作意境的孜孜追求和无意识地去完成什么社会责任等等。这些二重性的复杂因素糅和在一起，引起了不同时代不同音乐美学代言人的不同评价。
弗雷德里克无暇去思考这些严肃的问题，仍然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顽强地显示着自身音乐天才的价值。
1831年9月，弗雷德里克到达巴黎，这里成了他后半生的第二故乡。
奇怪的是尼古拉似乎从未叫儿子去看看还在法国洛林乡村的亲戚，弗雷德里克也未提出过类似要求，也许他根本不知道。
陌生的巴黎在弗雷德里克的心目中留下了新奇的第一印象，横跨塞纳河的一条条狭窄街道上车水马龙，两旁商店生意兴隆，攒动着乱蓬蓬的人头。
一辆辆老式笨重的马车“咕隆隆”响着，小贩在高声叫卖淫秽庸俗读物，漂亮的姑娘露出迷人的笑容与路人搭话。表明各种政治倾向的绅士身穿不同颜色的短袄，也有人对战败的波兰公开表示同情，反对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的示威游行队伍甚至与警方发生冲突。
长期生活在压抑环境中的弗雷德里克在这里似乎第一次呼吸到自由、民主的新鲜空气。他给朋友信中兴奋地说：“巴黎是一座人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城市……你可以纵情享乐。哭、笑、打哈欠……干什么都行。
根本不会有人来注意你在干什么，因为周围有千千万万的人都在做同样的事，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
但是弗雷德里克的处境并不妙，衣袋里的推荐信能起多大的作用，还只是一个可怜的迷。每天必须要支付生活费用的数额，也在时时提醒着弗雷德里克：节省，再节省。
波瓦索尼埃大街的一幢楼房顶层，可以望见有名的蒙马特尔高地。
这里就成了弗雷德里克刚到巴黎的住处。
从生活低层的角度观察这个光怪陆离的巴黎城市，弗雷德里克渐渐地改变了最初印象：
这里有最豪华的生活，有最丑恶的行径，有最伟大的慈悲，也有最深重的罪恶。
每走一步都可以看到有关医治花柳病的广告。叫喊声、嘈杂声、隆隆声和污秽多到使你难以想象的地步。
不过让弗雷德里克感到宽慰的是巴黎有一个波兰贵族圈子，其中有不少是华沙沦陷后被迫流亡到这里的。
在这圈子里，他能听到久违的波兰语，只有这时他才会露出笑容。
而华沙的剧变细节也是他所关心的，他希望能在这里遇上自己苦苦思念的亲人和朋友。
他在写给已去柏林的库梅尔斯基信中说：“你比我更幸运一些，你离自己的亲人越来越近，而我可能永远也见不到我的亲人了。”
自从离开华沙的家园之后，发生了一连串难以置信的突变事情，他的思想感情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起大落的剧然波动。
他在经受各种磨难的过程中，时而觉得自己的热血在沸腾，时而仿佛坠入冰窟。有时彷徨沮丧，有时兴奋得像个孩子。
他逐渐在成熟，但又往往无法完全成熟。他喜欢按照自己意志和兴趣去处理生活，聪明、敏感与优柔寡断在他身上竟然结合得如此奇特。
他有时想回避现实，重新回到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觉得好像这一切往事都是一场梦，连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我都不能相信……什么时候我们才能面对面坐在一起回忆往事呢？”
现实生活不能总是靠沉湎于回忆之中来度过。然而巴黎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呢？
4. 选择了自己的路
19世纪的巴黎是欧洲的艺术中心，弗雷德里克情不自禁地说：“这儿有世界上第一流的音乐家和歌剧团……我想在这里呆三年。”
这其中包括三个欧洲最优秀的管弦乐队：巴黎音乐学院管弦乐队、法国皇家学院管弦乐队和以罗西尼为指挥的意大利歌剧院管弦乐队。而一流的音乐家包括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凯鲁比尼（1760—1842）、约翰·胡梅尔（1778—1837）、达尼埃尔·奥柏（1782—1871）等人。
不过弗雷德里克急需想渡过难关而留下来，因为他的俄国护照已经过期，怀里揣的是一张路过巴黎去伦敦的过境签证。
弗雷德里克想起了维也纳皇宫御医马尔法蒂医生写的一封推荐信，收信人是法国国王的宫廷音乐总监费尔迪南多·帕埃尔（1771—1839）。
对于这个名字，弗雷德里克并不陌生，帕埃尔创作的歌剧《阿格涅斯》曾在华沙上演，担任该歌剧的女主角正是首次登台的康斯坦契娅。
帕埃尔这位生于意大利的作曲家已是60岁的老人，长期寓居法国，备受拿破仑赏识，但据说他是一位不近人情、行为古怪的人。
弗雷德里克已没有什么选择了，只好硬着头皮去求见。出乎意料的是帕埃尔心情不错，饶有兴趣地听取了《阿格涅斯》歌剧在华沙上演的详细情况，并满口答应帮助这位波兰小伙子。
主管申请居留一事的法国警察总监大人给了帕埃尔老人很大的面子，在报告一旁的空白处潦草地写了一个批示：准许弗雷德里克·肖邦先生无限期留在法国从事职业，但保留“撤消准许的权利”。
帕埃尔还把弗雷德里克介绍给巴黎音乐界的许多著名大师，其中有些大师创作的歌剧曾使得弗雷德里克十分钦佩。
弗雷德里克很高兴地将上述情况写信给父母。尼古拉在回信中也给予了热情地鼓励，但是他怎么也不相信具有天赋的儿子竟然提出还要重新学习弹钢琴，学期为3年，教师是德国钢琴家、作曲家弗雷德里希·卡尔克布雷纳（1785—1849）。
卡尔克布雷纳的父亲也是一位有名的作曲家。他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1814—1823年侨居伦敦，从事教学，以后到巴黎普莱叶钢琴制造厂工作。
在公认的欧洲一流钢琴家行列中有他的名字，他创作了大量乐曲，至今保存下来的只有练习曲，他发明了全面训练手指、手腕、左手等新方法，他写的《钢琴双手练习入门》一书，恰好在弗雷德里克来巴黎之前出版，风靡一时。
弗雷德里克听了卡尔克布雷纳的演奏之后，推崇说：“尽管帕格尼尼已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但是卡尔克布雷纳还是可以与他媲美的，只是后者属于完全另一种类型而已……他那泰然自若的神态，他那迷人的触键、闻所未闻的韵律以及他那显露在每个音符中的技艺。这是一个压倒黑尔茨们、车尔尼们，同样也是压倒我的巨人。”
但是，当弗雷德里克弹奏了《E小调协奏曲》之后，这回又轮到卡尔克布雷纳感到震惊，他立即询问眼前的这位波兰小伙子的钢琴老师是谁，并说出了爱尔兰钢琴家菲尔德（1782—1837）的名字，弗雷德里克却自傲地摇摇头。
卡尔克布雷纳一心想在年轻人的面前炫耀一番，谁知鬼使神差的，他竟然会弹错。卡尔克布雷纳涨红了脸，只好停下来。
他俩渐渐来往频繁，有一次，卡尔克布雷纳认真地对弗雷德里克提出建议，跟他学习三年，就能成为一个非常完善的音乐大师。因为他发现弗雷德里克还没有自成体系，将来可能要出轨。并且感伤地说：他死后不会再有伟大的钢琴乐派的代表，不会有能弹奏得和他完全一样的人。
弗雷德里克动心了，想拜他为师。
尼古拉看到儿子来信后大吃一惊，立即回信说：“三年的期限在我头脑里怎么也容不下……如果你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作决定的话，我会很感激你的。”
埃尔斯纳得知此事后，告诫自己的学生不要被卡尔克布雷纳的狂妄自大所迷惑，“难道他刚听到你第一次弹奏就知道你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去理解他的演奏方法？！……我想，通过与你更进一步密切的交往，他会改变自己的判断的。”
事情的发展正如埃尔斯纳所预料的，卡尔克布雷纳听了弗雷德里克第二次弹奏之后，坦率地承认，用不着教授3年的课程，如果弗雷德里克愿意跟他学习，还可以免交学费。
弗雷德里克心里自然很高兴，还天真地认为，卡尔克布雷纳原先并不是忌妒他的天才，而是完全出于好心帮助的善良愿望。
不论卡尔克布雷纳出于何种动机，他还是指出了弗雷德里克的缺点：演奏不够稳定，灵感来了弹得很出色，相反则稍逊一筹。
这评价还是有分量的。尼古拉也曾对儿子说：“你过去很少花时间去致力于钻研演奏技巧，你的头脑比手指用的更多一些。当别人整天整天在琴键上度过时，你却很少有整小时的时间去弹奏别人的作品。”
因此后来的评论家也认为，弗雷德里克演奏自己的作品时能够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但理解他人作品时不免有斧凿之痕。
以灵感主宰琴键，用脑子去演奏，10个手指只是灵活的工具，这是弗雷德里克的鲜明个性。
最亲密的音乐同行李斯特、费迪南德·希勒（1811—1885）、门德尔松很欣赏弗雷德里克的演奏风格，听说他要拜师一事，不由得各个目瞪口呆，耸耸肩膀表示难以置信。
弗雷德里克坚持说，为了使自己的根底更扎实，他需要去学习。但他绝不会成为卡尔克布雷纳的复制品，因为他无法抹煞自己“可能过于大胆却是崇高的意愿和思想：为自己开辟一个新的天地”。
由于这时期弗雷德里克写的有些家信未能保存下来，他跟随卡尔克布雷纳最初的学习情况就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但是他俩的师生关系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从此再也不提从师学习一事。显然弗雷德里克的天才折服了狂妄自大的“老师”，或者说再继续下去，那么卡尔克布雷纳有可能会被聪明的“学生”发现自己某些尴尬欠缺之处。
双方体面地分手了，但仍然保持着一种融洽的朋友关系，弗雷德里克把1833年正式出版的《E小调协奏曲》题献给了卡尔克布雷纳。而后者在《辉煌变奏曲》中说明该曲“源于肖邦的一首玛祖卡舞曲”，以表示回礼致谢。他俩还曾准备在四架钢琴伴奏下进行二重奏，演奏卡尔克布雷纳的《波洛奈兹舞曲》。
这段从师轶事趣闻反而证明了爱尔斯涅尔劝说弗雷德里克的一段话，“不能让学生长期地只习惯于一种方法、一种风格、一个民族的口味等等。真的、美的东西不应该是模仿，而应该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根据高级的艺术原则体验出来的。”
年轻的同行之间互相交流，这是弗雷德里克与李斯特、希勒、门德尔松等人最喜欢的交往内容之一。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畅谈至深夜，有时在空荡荡的黑暗大街上还互相争论着。
这些具有非凡才华的年轻人总觉得还是用音乐语言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更为合适，钢琴就成了他们最忠实的“喉舌”。
在一次豪华的沙龙聚会上，弗雷德里克坚持认为波兰民族曲调只有波兰人弹奏才能充分显示出其深刻的内涵。
这观点引起了争执，李斯特率先弹奏了《波兰绝不会灭亡》进行曲，这是当时很流行的曲调。接着希勒也坐下来弹了一遍，希勒的老师是著名钢琴家和作曲家约翰·胡梅尔，后者是莫扎特的学生。
这两位年轻人的弹奏技巧和对乐曲的理解都各有千秋，在场的人都互相点头微笑，表示很满意。
最后轮到弗雷德里克了，他的手指碰触到琴键时，眼前就仿佛出现了熟悉的故乡，歌声、笑声、唿哨声，还有那震憾人心的枪炮声、大火中的华沙……
客厅里一片宁静，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鼓掌，每个人心目中都镌刻着一行醒目的大字：
波兰绝不会灭亡！
李斯特和希勒也不得不承认这场竞争的胜利桂冠应该属于弗雷德里克。
这时远在华沙的爱尔斯涅尔总担心弗雷德里克不能进一步施展潜在的才华——创作轰动乐坛的伟大歌剧。他以后在信中又再次说：“只要我还生活在这个人世间，我就会渴望等到你谱写的歌剧诞生。这不仅是为了扩大你的名声，而且也是为了你的这类作品给整个音乐艺术所带来的利益，而特别是因为歌剧这种形式将在真正波兰的历史中得到运用。”爱尔斯涅尔的恳切语气和满怀希望的建议使得弗雷德里克久久难以平静。
对于创作大型的音乐作品的尝试，弗雷德里克也曾向往过，但谱写与管弦乐队配合的总谱总是让他头痛。他从未责怪过爱尔斯涅尔曾对他过于迁就，未能逼迫他坐下来接受音乐学院严格的谱曲练习。
因为他的音乐天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自由个性，他凭着自己的感觉处理一切。当他发现自己并不擅长使用乐队，或者说他不愿让乐队加入自己的独立音乐世界时，他就干脆任其发展，能写则写，写不出也不会把自己一直禁锢在小屋子里，苦苦逼挤出微弱的灵感。
轻灵飘逸、潇洒自如的创作往往体现在他的即兴弹奏之际，钢琴则成了他驾轻就熟的擅长乐器。他无需其他乐器的热心帮助，也无需担心出现其他不和谐乐声的干扰。
他营造了自己的钢琴独立王国，既是惟一的忠实臣民，也是至高无上的君主。
李斯特以后评价说，弗雷德里克十分明智，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把创作的天赋集中在钢琴的小范围内。至于弗雷德里克创作的几首钢琴协作曲，舒曼则认为，他“不像这位伟大的天才——贝多芬那样善于指挥管弦乐队的大军，他所率领的只是一支小小的步兵队”。
弗雷德里克不想使自己的恩师埃尔斯纳失望，但又想为自己创作的局限性作一些辩护，便写了一封回信（1831年12月14日）：
仁慈的爱尔斯涅尔先生：
您的来信再一次证明了您给予自己最忠诚的学生慈父般的关怀和诚挚的祝福。
1830年，我虽然看到了要努力赶上您的楷模，自己还存在许多不足和很大的差距……
今天眼看着这一切希望都已破灭，我不得不考虑在人世间给自己开辟一条钢琴家的道路，因而只能把您在信中正确地对我提出的更高的艺术前程拖一段时间再说了……依我看，若要在音乐界出头露面，只有作曲家兼表演家才是幸运的……
从此，弗雷德里克选择了自己的音乐创作道路，他未能创作伟大的歌剧。但对于上演的每部歌剧，他都始终保持着一种渴望欣赏的迫切感。
他需要汲取各种丰富的音乐表现手法，努力在钢琴上表现出精彩纷呈的思想感情。
巴黎上演的《塞维勒的理发师》、《奥赛罗》等歌剧，明显地要比弗雷德里克以往看过的同名歌剧质量高出一筹，其中鲁比尼的演唱使弗雷德里克大为赞赏。
对于梅耶贝尔的新歌剧《魔鬼罗伯特》，弗雷德里克称之为“现代派的杰作”。《布兰维利叶人的侯爵夫人》歌剧是由凯鲁比尼等有名的八位作曲家联手谱曲，弗雷德里克感叹说：“我看不可能集合起比这更出色的作曲家班子了。”欣赏了这么多的精彩的演出，弗雷德里克又重新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在巴黎举办音乐会。
愿上帝保佑他成功。
5. 脱帽吧，先生们！
弗雷德里克曾一度处于紧张兴奋状态之中，坚信马上就可以在巴黎举办第一次音乐会。对此，他十分感谢宫廷音乐总监帕埃尔、钢琴大师卡尔克布雷纳、巴黎音乐学院教授诺勃林（1781—1854）等人。
但是事情进展并不顺利，往往节外生枝。起初他满怀希望歌剧院院长会给予支持，让一名女高音歌手加盟他的音乐会。但经过一番波折，弗雷德里克的要求遭到了婉言拒绝。
准备热情为弗雷德里克添光彩的卡尔克布雷纳突然病倒了，他俩准备推出引起轰动效应的钢琴二重奏一事也化为泡影。
加之其他种种说不清的意外麻烦和阻力，举办音乐会的事情只好一拖再拖，弗雷德里克原先的热情迅速降到了冰点。
他后来抱怨说：“这里的人们兴味索然，对一切都感到无聊。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是由于使全国处于瘫痪状态的政治原因。除此以外，为数众多的蠢驴和骗子——在这里比其它任何地方都多——使得真正的天才难以崭露头角。因为大家看惯了骗子，所以一开始谁也不相信你会演奏……”
“要想在这里授课是很困难的，举行音乐会就更难了。”
弗雷德里克多愁善感的心灵上被蒙上一层渐渐浓厚的阴影，其中就有第二次维也纳之行遭到冷遇的失败创伤。
平时在社交场合中，他似乎显得很愉快，但心里很烦躁，甚至不希望任何人对他看一眼。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内心却有什么东西在折磨着我，一种预感、不安、做梦或失眠、眷恋、冷淡、生的**，而一瞬间又是死的念头……一种甜蜜的安详、僵冷、精神恍惚，而有时使我苦恼的是一种清楚的回忆。像打碎了五味瓶子，我尝够了酸甜苦辣！
世态炎凉的异国生活磨砺着弗雷德里克敏感的心灵，这未必是悲恸的殉难曲。
漫长的冬夜终于出现了休止符号，弗雷德里克重新沐浴在早春的阳光之下。
1832年2月26日，弗雷德里克终于如愿以偿，普莱耶尔大厅成为他在巴黎首次公开演出的幸运之地。卡尔克布雷纳是普莱耶尔大厅的股东之一，利用他的影响，让弗雷德里克免费使用大厅。这也弥补了因他生病而推迟了这场音乐会的遗憾。
大厅里有300个座位未能坐满，许多听众是为弗雷德里克来捧场的波兰同胞。李斯特等人特意坐在前排，准备为挚友弗雷德里克热烈鼓掌。
弗雷德里克坐在钢琴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手指轻轻地放在冰凉的琴键上。
乐池里没有乐队伴奏，他独自演奏了《F小调协奏曲》和《把手伸给我》变奏曲。
在穿插的节目中，卡尔克布雷纳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与弗雷德里克、希勒等6人共同演奏了一首波洛奈兹舞曲，这是卡尔克布雷纳特地为六架钢琴谱写的乐曲。
这六架钢琴发出的洪亮声音，令人为之振奋。相比之下，反而衬托出弗雷德里克琴声纤雅温柔。
波兰听众拼命地为弗雷德里克鼓掌、欢呼，前来欣赏的音乐人士也表示满意，一时挑不出弗雷德里克演奏的疵点。几天之后，《音乐评论》的创刊人费迪斯还是撰写了评论文章：
在肖邦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从自然天赋出发、毫不遵循陈规陋习的青年的形象。尽管他没有赋予钢琴音乐以全新的面貌，却至少将大量新颖设想中的一部分付诸实践了；这些设想尚属独创，而且到目前为止别人还都没有摸索出来。这并不是说肖邦先生具有贝多芬的天才，也并不是说他的音乐具有这位大作曲家的完美构思。贝多芬是为钢琴作曲，而肖邦则是为钢琴家作曲。他的灵感为钢琴音乐的创作这一体裁的根本改革铺平了道路，将来也可能对钢琴作品的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个评论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但这位评论家也觉得弗雷德里克的琴声音量太小，并认为这位波兰年轻人在效仿德国人的演奏风格。后面几句漫不经心的点评，却引起了弗雷德里克的某种担忧：这场音乐会可能不会带来任何经济效益。越是不想碰撞的事还是变为残酷的现实，弗雷德里克不得不紧缩开支，“连国王都拿不出一分钱来给我们”。他无法涉足已被他人占领一方的家教领域，只好在波兰同胞家里教些钢琴课来弥补生活费用。
他的抱怨和责斥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他自己也知道与他类似状况的钢琴家还有不少，甚至有的还未能举行过首次音乐会。
如果把倒霉的原因简单地推到当时传入到巴黎的可怕瘟疫上，那么总有点牵强附会的感觉。
过了几个月之后，弗雷德里克参加了5月20日的义演活动，他的《F小调协奏曲》在乐队的伴奏下，仍然未能获得预期的反响。尽管事先他曾致信给巴黎音乐协会，想努力争取直接与音协乐队一起演出。
他开始泄气了，越来越怀疑维也纳的冷遇继续在巴黎重现，周围的音乐同行眼神也似乎在嘲笑着他原先的美梦。
移居美国，到大西洋彼岸去闯荡一番，这个念头就像切分音符快速地转换到弗雷德里克的脑子里。
这时命运女神手中的纺线出现了新的转机，让弗雷德里克意外地遇见了拉季维乌亲王。
当天晚上，罗特斯柴尔德夫妇豪华的音乐沙龙里，出现拉季维乌亲王和弗雷德里克的身影。
弗雷德里克的柔美琴声在这里找到了红颜知音，拨动了贵妇人和小姐渴望已久的心弦。
一曲弹完后，几位贵妇人不约而同地站起身，都想成为这位风度翩翩年轻钢琴家的第一个学生，最先开口的正是沙龙女主人。
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奇妙，您越想得到，偏偏得不到，一个偶然的机会，立即改变了你的一生。
但是，弗雷德里克如果没有原先的磨练和勤奋，他能够抓住命运女神赐予的机遇吗？
喜欢捕捉新偶像的贵妇人和小姐发挥了擅长的想象力，第二天弗雷德里克的名字已传送到许多华丽的客厅里。
即使是天才的艺术家也不得不依靠上流社会的推荐，否则就有可能在潦倒贫困的生活中默默无闻地夭折。现在连弗雷德里克自己也搞不明白，“……我已经进入最上层的社会，坐在大使、公爵和部长们中间；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奇迹，因为我本人并未费力去高攀。”
弗雷德里克的琴声如同内涵丰富的立体雕像，从每一个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品味，都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感觉。法国上流社会崇尚高雅的浪漫情调，恰恰在弗雷德里克十指间流淌的音乐中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任何音乐家的评论在伯爵、部长、贵妇人的客厅里只是一堆陈词滥调，只要这些上流社会的大人物点点头，音乐家的才华似乎马上增加了许多。
这也许是弗雷德里克的福音，但也有可能是他的不幸。
邮差惊奇地将一叠叠信件投到弗雷德里克住处的楼下，这些信件大部分是请他教授钢琴课的聘书，拆开时还散发着淡淡香水味。
每小时20法郎的昂贵学费，显示着一夜之间走红的弗雷德里克的偶像身价，这对于想学琴的贵族成员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并且认为这也是炫耀自己地位的好机会。
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连那些赫赫有名音乐大师的得意门生也上门求教，并公认弗雷德里克的名声仅次于大名鼎鼎的爱尔兰钢琴家、作曲家菲尔德。
早晨起来后，弗雷德里克对着镜子不由得自言自语问：“喂，亲爱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脱帽吧，先生们！这就是天才！”
弗雷德里克的名声越过了邻国边境，在一个又一个大城市里反复响起德国杰出的音乐家舒曼的这句名言（这是1831年12月《大众音乐报》上他发表的赞扬《把手伸给我变奏曲》一文中的语词）。曾教授过德彪西（1862—1918）等人的钢琴家马蒙泰尔回忆说：
1832年……在一次音乐晚会上，我有幸被介绍给了肖邦和李斯特。我凭着青年人的勇气在这两位大师面前作了表演。然后我第一次领略了他们两位的音乐天赋。随着肖邦那双紧张而灵活的双手的跳动，艰深的乐句和微妙的音型都得到了精确细腻的处理和塑造。他那跳跃的巧手以娴熟的技巧弹出了一串串优雅、深情、明亮和斑斓的乐句。他很懂得如何表达由于他那敏感的气质和多愁善感的性格而产生的情绪，他是一位真正敏感的艺术家。
6莞尔一笑
1832年底，窗外的寒风不时地发出尖哨声，尽管屋内壁炉里升着火，但61岁的尼古拉总觉得手指有些冰冷。自从去年华沙11月起义失败后，公立中学关闭了，尼古拉兼教军官学校的法语课也停止，他不得不向华沙当局申请退休金。
幸好弗雷德里克在巴黎获得了成功，尼古拉高兴地去信祝贺：“亲爱的孩子，你继续行事吧，由于你的品性和才华，人们会追随你的……
我相信，你会利用你的那些崇拜者的好意举行一次出色的音乐会，它会给你带来一笔收入；应该趁热打铁，趁你还能做到的时候赶紧举办。”
尼古拉迫切希望儿子能减轻家里沉重的生活负担，并再三提出忠告，“尽力存一点钱以备不时之需，特别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这时弗雷德里克的姐姐露德维卡的爱情也终于有了结果，新郎是弗雷德里克的中学同学卡·吉德尔泽耶维茨，时任华沙农学院的法律教授。
姐姐的婚礼也是在布罗肖夫教堂里举行（这里曾是尼古拉夫妇新婚和弗雷德里克受洗礼的地方），婚礼宴会设在热拉左瓦·沃拉庄园里，这又将勾引起尼古拉夫妇对当初恋爱的甜蜜回忆。
弗雷德里克献给姐姐和姐夫的礼物是一首玛祖卡舞曲，以此表达自己的衷心祝福。
尼古拉夫妇为儿子和大女儿的美满结果感到欣慰，接着即将来临的圣诞节又带来了意外的喜悦。
二女儿伊扎贝尔卡轻手轻脚走到父亲身后，将一幅平版画像小心翼翼地伸到尼古拉的眼前。
“亲爱的，您没看见我正忙着。”尼古拉有些不高兴地抬起头。
“爸爸，您再仔细看看。”伊扎贝尔卡笑嘻嘻地说，并用手掌捂住了画像上的署名。
“很漂亮的小伙子，画得不错……”尼古拉突然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这幅肖像太像一个人了，“弗雷德里克？”
“是吗？”伊扎贝尔卡也故意惊叫起来，“弗—雷—德—里—克·肖—邦。”她指点着画像上的签名，故意拼读着一个个字母。
这幅镶有圆框的肖像是从巴黎寄来的底版进行印刷的，在华沙发行了多少份，尼古拉并不想去打听，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这幅画像走进妻子的房间。
当尼古拉夫妇决定写信给弗雷德里克时，寄往巴黎的地址已换成新的，他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儿子搬进舒适新寓所的模样。
弗雷德里克以后又搬入昂丹河堤路上一套宽敞的公寓，一架普雷耶尔钢琴开始伴随着他。
以往他从不想拥有的漂亮马车、穿礼服的车夫，还有美丽的鲜花、一副副簇新的白手套、昂贵西服等等，现在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散发着油墨香味的音乐作品从巴黎和莱比锡源源不断地流向世界各地，美妙的钢琴旋律时时都在人们的心目中塑造出一个举止优雅、衣冠楚楚的俊俏小伙子的形象。
弗雷德里克很注意修饰自己，避免浮华轻佻的嫌疑玷污了自己的心灵。他的温文尔雅的模样使得许多美貌的夫人和小姐怦然心动，于是流传着一个美丽的故事：不久全巴黎都要像弗雷德里克那样戴白手套了。
这时有一双深蓝色的眼睛紧紧盯住了这位22岁的波兰小伙子，她就是戴尔芬娜·波托茨卡伯爵夫人。
戴尔芬娜18岁时就已成为伯爵夫人，丈夫是一个比她大7岁的花花公子，出身于波兰显赫的贵族家庭。
她为丈夫生了5个孩子，可惜都夭折了。不久这对夫妇终于出现了感情危机，谁都不想理睬对方。自私、虚荣、享乐的标准更加难以分清他俩的恩恩怨怨。
戴尔芬娜回到了父母身边，在德累斯顿的母亲家里，她第一次相识了比自己小3岁的弗雷德里克。当时后者与蒂图斯正结伴离开华沙，途经德累斯顿去维也纳。
在巴黎上流社会中谁都熟悉戴尔芬娜的名字，随意制造一些风流韵事，对她来说如同每天都要换的内衣那样方便。她与丈夫已达成协议，她可以在巴黎另找住处，每年从丈夫那里获得10万法郎的赡养费。
她喜欢把金黄色的秀发梳成小环垂在肩上或者换成一个圆发髻，她唱出甜美的歌声时，高高耸起的胸脯随之一起一伏。
“弗雷德里克先生，这是我的女儿……”柯玛尔伯爵夫人还担心这位波兰小伙子已淡忘了在德累斯顿初次会面的一幕。
戴尔芬娜深蓝色的眼睛一闪一亮，她那裸露在外的雪白的双肩似乎无意识地靠近了身旁的钢琴教师弗雷德里克。有时她故意弹错了一个半音，对弗雷德里克莞尔一笑。
一小时的钢琴课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现在轮到弗雷德里克坐在钢琴前，为戴尔芬娜的歌声伴奏。
难以抵御的异性诱惑，弗雷德里克得到了根本没有想到的妩媚女人的奉献。他原先只想得到对方感情上的抚爱，现在他已分不清与戴尔芬娜之间的关系是真正的友情，还是难舍难分的爱情。
这件风流韵事很快地随风飘散到每个角落里，但在公开的社交场合中，弗雷德里克依然是矜持的绅士风度，与戴尔芬娜始终保持着如同一般朋友的距离，因而爱惜弗雷德里克音乐才华的密友也就不便多嘴了。
1832年11月13日，远在华沙的爱尔斯涅尔还高兴地在信中说：“我还不知道那位年轻姑娘的姓名，根据你亲爱的姐姐露德维卡告诉的情况，你们似乎将要结合在一起了。”
华沙的亲朋好友还都以为弗雷德里克与戴尔芬娜在认认真真地谈恋爱。
个人感情的跌宕起伏在音乐创作中占据了十分复杂而微妙的地位，弗雷德里克无法遏制对戴尔芬娜的强烈思念，只好借助于钢琴来宣泄。
戴尔芬娜需要寻求新的刺激，出外旅游只是一种方式。弗雷德里克仍然痴心地写信说：“我真希望自己能写出美妙的、充满诗意的情书献给你，我知道你喜欢这类东西。但是，我虽然非常爱你，作为一名钢琴师，我却达不到这样的文字水平。所以，请你不要嫌弃我的这些信，等你回来，我会用钢琴来表达对你的爱、对你的渴望和其它一切我不能用言语表达的东西。”
弗雷德里克积蓄的思念感情却有时找不到合适的喷发口。他试弹了几个乐句，听听还可以，再接着试弹，就令人难以接受，只好重新掇拾瞬间灵感涌喷中的几朵浪花。
他哀叹说，艺术创作就像生孩子一样，“有些女人在分娩时死去，有些女人生孩子却像吐果核那样容易。我在‘分娩’时就十分痛苦。我感觉到一个美妙的乐思在脑子里已经酝酿成熟，可是一把它写下来，就感到还是有缺陷。和我所想的不是一回事。”
弗雷德里克仍然不服气，更不愿让人们看到自己才华已被耗尽的结局。他曾告诫自己，“我要是真的愚蠢的话，我就会想，我已经登上自己艺术生涯的顶峰了；然而，我现在看到的是，在自己面前还有多少路程要走。由于和第一流的艺术家们关系密切，我更能看清并且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
有时他似乎超脱一切，一心在思考着某个旋律，朋友和他打招呼，他茫然地抬起头，“嗯嗯”说几句。走到十字路口，又走回来，他还以为目标仍在前方。马车夫在他背后大骂，他却站在原地，挥动着有节奏的手势。
偶尔在镜子里发现了一个陌生男人，消瘦的脸上镶嵌着一个大鼻子，凹陷下去的双眼露出了惊慌失措的神色，他张大了嘴巴：“这是我？”
一旦完成了新的乐曲，他便清醒过来，立即抓起笔写信给戴尔芬娜：
“我刚完成了一首新的前奏曲，我把我们第11种嬉戏永远写进去了，曲子里有11个音符表现我们最爱玩的游戏。等我给你弹这支曲子时，我会详细解释的，这样你才能欣赏到其中的微妙之处……”
戴尔芬娜有时也偶尔回信，并依照弗雷德里克的意思用波兰语写信。弗雷德里克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但还是希望与戴尔芬娜互相用波兰语交流感情，因为这样才能使他感觉到一种温馨和亲切的气氛。
弗雷德里克写给戴尔芬娜的信中透露出对于音乐的许多精辟见解：
我只佩服那些打动我的心弦使我落泪的作品……对那些使我听了感到愉快的音乐作品，我是不会如醉如狂的。只有通过我的泪水过滤的作品才能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上，不经过这一关的音乐不行。我从小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一直到现在也没变。
他深知音乐评论家的脾性，也不止一次地尖锐抨击其中一些人是十足的蠢驴。他认为，“评论家总是不能和作曲者站在同一角度来审视一部作品。他试图在里面发现违背曲作者原意的东西。当然做评论家不说这些也不行，否则他就没有什么可写的了。”
有时他也会借题发挥，引申出其他艺术领域里的妙语精言。他坦率承认，“评论科学作品的人需要知识渊博、思路严谨。但是文艺评论家则不仅需要聪颖的头脑，还需要有善良的心，需要有热情和敏感。”
他在描写钢琴踏板时，则用活泼诙谐的语言，“这踏板又调皮，又敏感，又有噪声。对待它要客气、要得体，一旦和它交上了朋友，它是很有用处的；但要赢得它的亲昵和友爱也并不容易。它像善交际的贵妇保护自己的名声一样，是不会轻易顺从你的。但它一旦顺从了你，就像精通此道的情妇一样创造奇迹。”
形象化的比喻中闪耀着弗雷德里克的文学才华，因此1833年1月15日设在巴黎的波兰文学协会吸收他为该会成员并不是偶然的。这个协会是华沙11月起义失败后波兰流亡者于1832年创立的国外第一个波兰协会。
戴尔芬娜与弗雷德里克的关系时好时坏，当弗雷德里克责怪她对爱情不忠贞时，她连忙向他保证。
弗雷德里克像孩子一般被她哄好后，便弹奏一支即兴小曲，作为他俩和解的纪念，以后便会被糅进一首练习曲或圆舞曲中。
如果他俩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时，都会发现对方是一位令人倾倒的谈话对象，双方更多的共同话题还是音乐。
戴尔芬娜是一位有着舞台演出经验的歌手，很理解弗雷德里克的琴声，并且能说出自己的见解。
这时弗雷德里克便会兴奋起来，有着说不完的音乐话题。有时他会谈起音乐天才人物，认为巴赫的音乐是绝对完美的，无法用其它的形式来表现。他钦佩莫扎特的敏捷灵感，也十分佩服贝多芬在管弦乐方面的创作天才，但不大喜欢贝多芬对于钢琴作品的严格要求。
弗雷德里克很喜欢将自己的作品称作自己的孩子，“……这些练习曲更像我的女儿，而我最喜欢的是A小调和C小调那两首，也许是因为父母往往宠爱出生最晚的子女吧。”
他甚至对戴尔芬娜说：“如果你给我生了一个孩子，我就希望她（他）当个音乐家，有我们这样的父母，这孩子的听觉一定很好。”
但是他俩之间的爱情生活从一开始就已注定是无花果的结局，弗雷德里克并非没有预感：“岁月流逝，生命短暂，蹉跎的时光一去不复返。怪不得圣贤们都说女人是地狱之门……”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