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还缺什么？
弗雷德里克觉得很疲惫，失去了往常谈吐诙谐和做潇洒手势的模样，坐在朋友的客厅里一言不发。
“你们猜猜，这位巴黎王子还缺少什么？”朋友以为他是故意装假，想激起他的兴趣。
“他，大概只缺一样东西——鸟乳！”（鸟乳，意即应有尽有，什么都不缺。）一位胖胖的伯爵小姐尖声说道，引起一阵哄笑。
弗雷德里克站起身来，冷冷地鞠一躬，走向客厅门口。伯爵小姐急忙追上去，说了一大堆赔礼道歉的话，才好不容易劝回弗雷德里克。
熟知他性格的人都知道，他一直恪守着父亲告诫的行为准则：“不管你心里痛苦还是歌唱，你都要露出笑容，显示出适度的欢乐和严肃。”
现在他一反常规，失去往常的绅士风度，引起了人们的各种猜测。
显然无休止的崇拜和惊叹已使得这位走红的年轻钢琴家感到厌烦。
舒曼的那句名言“先生们，脱帽吧，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位天才”，弗雷德里克对此并不感到高兴，反而觉得好像被一大团甜腻腻的奶油扔在脸上，他说：
我害怕舒曼评论的，就像犹太人害怕十字架一样……他过分夸大其词，反而使别人嘲笑我。我知道他是改变不了的，所以，就求他远远地离开我吧。我甚至宁愿要莱尔施塔伯，也不愿要他。
莱尔施塔伯是一位德国人，他在自己编的一本刊物上刻薄地指责弗雷德里克，说他的作曲只为了取得表面效果，至于那些钢琴练习曲等等乐曲仅仅是一些平庸的手指游戏。
两种极端的评论招来的是更多不同目光的注视，这对于一个极为敏感的钢琴家来说简直是在忍受痛苦的刑罚。
人一旦出了名，浑身上下的每个细小变化都是一条条爆炸性新闻。
他想避开形形色色的公众，但是他还必须公开演出，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挑剔的评论。
1834年春天，弗雷德里克和希勒一起去参加“下莱茵河音乐节”，在那里遇见分手几年的门德尔松。门德尔松刚刚完成《意大利交响曲》，并在杜塞尔多夫担任音乐总监。
他们三人兴奋地谈论着音乐，一起去听音乐会，弹奏各自的作品，度过了一个个愉快的晚上。
门德尔松已好久未听过弗雷德里克的弹奏了，现在听了之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称赞弗雷德里克的精湛技巧可以同帕格尼尼相媲美，但私下认为，弗雷德里克和希勒都倾向于巴黎人对忧伤的偏爱，过分地表现了这种情绪，影响了乐曲的节奏和音乐形象。
巴黎沙龙的欣赏口味直接诱发了弗雷德里克乐曲中原有的忧伤纤美的因素，并推动弗雷德里克朝这方面发展。这也是他迅速走红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的这种演奏风格已越来越不适宜在大庭广众前演奏，坐在后排的听众无法听清。
1835年4月，弗雷德里克参加了两次公开演出。4月5日首先举行的音乐会是为了救助波兰难民的义演，地点在意大利剧院。
弗雷德里克与李斯特联手表演了一首为两架钢琴写的华丽作品，几位歌剧明星和长笛演奏家也做了精彩的表演。
值得一提的是弗雷德里克在巴黎首次公演了《E小调钢琴协奏曲》，并由巴黎音乐学院的乐队伴奏。
但是弗雷德里克没有听到熟悉的欢呼声，出于礼貌的掌声里并没有真正的热情。甚至同经营他作品的出版商有利害关系的《音乐报》也表示出有克制的赞扬，并认为这种钢琴协奏曲会使人感到枯燥单调。
弗雷德里克觉得脸上无光彩，心里又萌动着一个念头……
4月26日，巴黎音乐学院礼堂里第一次响起了由乐队伴奏的《降E大调波洛奈兹舞曲》，这是弗雷德里克思考再三才决定的。
该乐曲显示了弗雷德里克创作的新成就：钢琴织体复杂而富于技巧性，对色彩的敏锐把握等等。加之他在细腻与紧张度方面的巧妙处理，更容易在音响效果不错的礼堂里引起学院派的一片喝彩。
这次成功的音乐会却是弗雷德里克决定“隐退”的开始，他认为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他坦率地对李斯特说：“我天生不适合在公开场合演出。人一多我就害怕，人们的呼吸使我窒息，他们的凝视使我发木，他们陌生的脸使我不知所措。而你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征服不了他们时，还可以唬住他们。”
弗雷德里克终于做出了暂时离开舞台的选择，这一直延续了6年。
人们都普遍认为弗雷德里克是出于自私，甚至认为他身旁没有漂亮的伯爵小姐，就不愿再碰钢琴。
李斯特猜到了弗雷德里克的心理阴影：公众的各种评论早已严重损伤了他强烈的自尊心，平时他以极大的努力克制着，让温柔的微笑掩盖一切。
独奏音乐会的形式在当时还没有先例，弗雷德里克却选择了类似独奏的表演方式，以后在少数人的沙龙中展示了自己的天赋。
如果他认为这种形式适用于自己的演奏风格，那么他更喜欢熟悉的典雅华贵的演奏环境，这其中夹杂着一个音乐天才的孤傲和自私，让彬彬有礼的掌声和微笑紧紧地包裹着自己敏感的自尊心，不再受到任何干扰。
这也许是他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但是他自我遏制了音乐才华的进一步发展。
他得到了可怜的安静，但也引来了更多的冷嘲热讽。
他管不了这么多，一心只想实现一个考虑很久的计划：与父母、姐妹团聚一次。
回华沙看看，自然是他离家5年的梦想，但他讨厌去延长俄罗斯的护照期限（否则就无法回国），况且即使回国后他担心又要受到俄国小官吏的刁难。
尼古拉离开法国多年了，也不愿冒这风险，避免衍生出许多意外事情。
最后还是由露德维卡想出一个折衷办法，在华沙与巴黎之间的某地团聚。
这时尼古拉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医生建议他去卡尔斯巴德接受温泉治疗。于是尼古拉将此行安排在夏季，希望弗雷德里克到卡尔斯巴德会面。
到了仲夏，弗雷德里克还没有收到父亲寄来的信，他也没有心思再创作乐曲，便去了昂日安的湖边别墅。
当他得知父母已离开华沙时，便急忙赶回巴黎，跳上早班车，日以继夜地赶路。9天之后，才精疲力竭地赶到了卡尔斯巴德城里，这已是8月15日的事了。
他随便找了一家旅馆，匆匆洗了一下，便和波兰朋友四处寻找尼古拉夫妇。
谁知官方编制的游客名册上也没有尼古拉夫妇的名字，这时弗雷德里克已累得都说不出话，只好跌跌撞撞地回到旅馆睡觉了。
热心的波兰朋友继续到每家旅馆寻找。最后他走进了温泉浴池对面的一家“金玫瑰”旅馆，值班人员终于点点头，说是有尼古拉·肖邦先生（还有太太和一个男仆）投宿，这时已是凌晨4点了。
“砰砰”的敲门声，惊醒了尼古拉夫妇，尼古拉点着蜡烛迟疑地拉开门，才发觉是一位面熟的波兰同胞。……
父母与儿子终于见面了，拥抱，亲吻，带着泪花的笑声里瞬间溶化了多少夜晚的思念，这时他们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当天晚上，尼古拉和弗雷德里克分别写了一封信，塞在一个信封里寄给了远在华沙的“孩子们”，让她（他）们共同分享这重逢的喜悦。
弗雷德里克激动地写着：
这是你们收到的由我代笔的第一封爸爸的书信。我们的高兴是无法形容的！我们拥抱了又拥抱，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可惜我们大家没能都在一起。小不点儿真可爱！（指姐姐露德维卡刚生不久的男孩照片）上帝对我们是何等的仁慈！我一提起笔，就觉得脑中乱糟糟的；今天最好什么也别想，只享受终于盼来的幸福，这是我今天惟一有的东西。父母亲没有变化，仍和以前一样，只是我觉得他们苍老了些。我们一同出去散步，挽着妈妈的手，谈论着你们，模仿着脾气急躁的外甥们，我们彼此叙谈着经常互相牵念的情景。我们同吃、同唱，互相亲热，互相喊叫，现在我幸福极了。
与亲人团聚的这些日子里，弗雷德里克也搬进了“金玫瑰”旅馆。
他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在游人面前表现得尤为出色，这使得尼古拉夫妇大为惊喜。
弗雷德里克来卡尔斯巴德的消息还是被透露了，一位崇拜他的图恩伯爵及其儿子特地赶到这里，租了一间豪华房间，还搬来一架钢琴，请弗雷德里克来指点。
充满幸福的几十天飞快地过去了，弗雷德里克一家与图恩伯爵父子俩一起前往一个古老的台特申城堡，这是图恩伯爵家族所拥有的，也是返回波兰的必经之地。
在城堡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尼古拉夫妇与儿子分别时刻来临了。
“亲爱的……”
“……再见”
马车的轮子转动了，驿马的蹄子扬起了尘灰。弗雷德里克的右手还高高举着，挥动着。
尼古拉夫妇回头望望，已看不见儿子的身影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的离别，再也没有机会听到儿子的笑声和琴声了。
“他父母离开后的第一天，我们根本不能接近他，他太难受了。”
图恩伯爵的孩子在日记中写道。
弗雷德里克因伯爵的挽留，在城堡里多住了几天。他恢复了情绪之后，便在钢琴上即兴弹奏，有时模仿英国人说法语的夸张神态，使得城堡里不时传出伯爵全家的笑声。
离开时，弗雷德里克在伯爵两个女儿共用的纪念册上写了一行字：
1835年9月15日于台特申。这是他题献一首圆舞曲的时间和地点。
不过伯爵一家人除了挽留他多住几天，表达自己的一份真挚友情之外，并不知道弗雷德里克还缺什么，需要什么。
弗雷德里克心里也许明白……
2. 黄昏之梦
弗雷德里克动身返回巴黎，途经德累斯顿时，碰巧遇上了费列克斯·沃特金斯基。后者曾是弗雷德里克家里的寄宿生，在一起共同度过了难忘的少年时代。
费列克斯的母亲是一位伯爵太太，她每次来华沙看望儿子时，总喜欢带上两个女儿玛丽娅（1819—1896）和泰莱霞。
这两个不安分的小姑娘常常尖着嗓子喊叫11岁的弗雷德里克，为她们弹奏圆舞曲和练习曲，有时在一起嘻嘻哈哈玩游戏。
现在费列克斯把弗雷德里克带去见见住在这里已经一年的父母和妹妹。
重新看见玛丽娅，弗雷德里克已认不出来了。她一头乌黑的头发，明亮的大眼睛，漂亮的身材上充满着16岁姑娘的青春活力。
玛丽娅已不是弗雷德里克记忆中的9岁女孩，她受到了贵族家庭的良好教育，会**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多才多艺。
去年伯爵太太想起了在巴黎名声大作的弗雷德里克，便把玛丽娅写的一首变奏曲寄给他，请他指点，并邀请他来作客。
弗雷德里克参加“下莱茵河音乐节”回来后，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1834年7月18日），收信人是玛丽娅的弟弟费列克斯：
……你妹妹待人真切，她把谱写的乐曲寄给了我，这使我万分高兴。于是，当天晚上，我在这儿一家客厅里用当年的玛丽娅这一可爱的主题进行了即兴演奏。当年我曾和她一起在普谢恩内住处的房间里跑着玩耍……而今天，让我把刚刚出版的“华尔兹舞曲”寄给我亲爱的女友玛丽娅小姐。让它给玛丽娅带去我在接到她的奏鸣曲后所感到的百分之一的满足吧。
如果说去年题献乐曲是出于一种社交性的礼貌，那么现在弗雷德里克再次要把一首刚创作的圆舞曲送给玛丽娅，这其中就蕴含着丰富而微妙的感情了。
他在乐谱上写着：“献给玛丽娅小姐，1835年9月24日。”
这首《降A大调圆舞曲》在弗雷德里克逝世后却被题为《告别圆舞曲》，这也许同暗喻作者向玛丽娅求婚失败一事有关。
与玛丽娅一家人在一起度过了一周的美好日子，弗雷德里克的潇洒、诙谐和天赋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弗雷德里克走了，玛丽娅的心上泛起了难言的感情漪涟。她写给弗雷德里克的信中说：
星期六您离开我们时，我们大家都很难过，眼里盈满了泪水……我母亲含着泪不时地向我们说起“她的第四个儿子弗雷德里克”……11点钟唱歌教员来了，课上得很糟，我们唱不起来。您上车时把您的铅笔忘在钢琴上了。没有它会给您在旅途中带来很大的不便，而我们将像保存圣物一样珍藏它。
弗雷德里克在莱比锡停留了一下，与约好的门德尔松见了面。在一位朋友家里，弗雷德里克第一次见到了罗伯特·舒曼。尽管后者甜奶油般的评论使前者感到害怕，但他俩还是像久别重逢的朋友热情地握手、交谈。
回到巴黎后，劳累不堪的弗雷德里克还没有喘过气来，就立即被一大堆的社交活动缠住了，不过他还是没忘记给玛丽娅寄去一首《祝愿》歌曲。
“假如我是天上的太阳，除了对你，我不会发光……”这是1829年根据波兰诗人维特维茨基同名诗歌谱写的歌曲，并且是弗雷德里克当初热恋康斯坦契娅时的音乐作品。玛丽娅收到这份礼物后，回信说：“我还不敢唱它，既然这是您的作品，我担心唱出来会完全变样。”
维系着弗雷德里克与玛丽娅一家感情纽带的还有一个人——来巴黎的安托尼，他是玛丽娅的调皮兄弟，由沃特金斯基伯爵太太请弗雷德里克给予照顾。
玛丽娅写信给弗雷德里克，为安托尼说了不少好话，“我深信，您的话对于他将是一种神谕。请您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对他太冷淡。”
对于一个善良、美丽小姐的恳切请求，弗雷德里克不会拒绝的，他成了为安托尼慷慨支付某些费用的监护人。
由于不能得到很好的休息，弗雷德里克的身体状况很差，迟迟没有写信给父母，引起了一场惊慌。
1836年初，尼古拉夫妇终于松了一口气，在回信中说：“任何一封信都从来没有像我们刚才收到的这封信那样叫我们如此焦急地等待、盼望！原因是：三个星期以来这儿传说你的病情很危险。”
对于玛丽娅一家的事，尼古拉谨慎地提醒儿子，“德累斯顿成了使你十分感兴趣的地方，它好像还在吸引你。你这种年纪的人不会时时都能主宰自己的意志的，可能会遇到一些使你难以磨灭的印象……”
尼古拉的猜测在半年之后果然成为现实。
弗雷德里克与戴尔芬娜分手了，他理解后者想与丈夫重归于好的心情。30岁的妇女想渴望过一种受人尊敬的安定家庭生活，戴尔芬娜不得不收拾行李回波兰。
弗雷德里克把这年春天出版的《F小调协奏曲》题献给她，作为一种告别纪念。弗雷德里克曾对戴尔芬娜说过一句浪漫的话：“我希望能听着你的美妙歌声死去。”十几年后，弥留之际的弗雷德里克果真应验了这个残酷而美丽的预言。
也许弗雷德里克从离去的戴尔芬娜身上得到某种重要启示，26岁的小伙子与安家立业之间应该画上一个和谐的等号。他似乎看见了玛丽娅的倩影逐渐走进映在窗户上的灯光里，她打开了窗户，在微笑着招手。
一种对幸福的强烈渴望，伴随着异乎寻常的焦急，在弗雷德里克的心中化作一团炽热的感情之火。
他立即找到了在巴黎的安托尼，得知沃特金斯基伯爵太太和玛丽娅正准备离开德累斯顿，打算去马里恩巴德的温泉疗养地。
8月份的酷暑天气也未能挡住弗雷德里克的决心，马里恩巴德“白天鹅”旅馆里出现了他风尘仆仆的疲劳身影。
“弗雷德里克……”玛丽娅一家惊奇地迎进了这位不速之客。
这时弗雷德里克太虚弱了，脸色苍白，不停的咳嗽声显得那么刺耳。
玛丽娅一家人都围着他团团转。
医生嘱咐病人必须卧床休息，玛丽娅便立即担当起护理职责。有些闻讯赶来的崇拜者也被玛丽娅用弗雷德里克的名义谢绝了。
弗雷德里克时时用眼神在告诉玛丽娅：谢谢，我多么爱你。
聪敏的玛丽娅心里明白爱神之箭已经迅疾地飞过来，她毕竟还年轻，初次尝到了这种甜蜜、神秘的感情滋味。
她努力克制着自己，很有礼貌地请弗雷德里克坐在铺着红色厚绒的椅子上，然后拿起画板，小心地勾勒出这位音乐王子的脸廓。
一个月之后，沃特金斯基伯爵太太一家要回德累斯顿，恢复健康的弗雷德里克突然宣布也要去那儿。
伯爵太太并不感到吃惊，她已猜到这个“第四个儿子”的心底秘密。
玛丽娅弯腰在整理自己的衣物，漂亮的长发垂下来，遮住了她的半个脸，好像没注意到母亲投来的询问眼光。
在德累斯顿的旅馆登记簿上，弗雷德里克填写的身份是“音乐教师”。
一个又一个的夜晚过去了，玛丽娅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但只要门外有一点动静，她都会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脸上浮起了红晕。
求婚！
弗雷德里克在心底里已把这个神圣的词语浸透在一次又一次掀起浪潮的情海里，但他一旦走出房门时，又退缩了。
终于在9月10日的周末下午，伯爵太太听到了“第四个儿子”正式提出向玛丽娅“求婚”的事。
伯爵太太也早有准备，婉言解释说，她将回波兰与丈夫商量，眼前还不能马上做出明确的答复。
窗外9月的黄昏景色在双方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这场认真的谈话结果。伯爵夫人不想让弗雷德里克太失望，她还是很喜欢这个有音乐天赋的小伙子。最后口头答应他与玛丽娅的非正式订婚关系，但要求这两个年轻人必须保密。
“黄昏”一词以后出现在伯爵夫人和玛丽娅写给弗雷德里克的信中，暗指这天傍晚谈的事。
要用兴奋无比的词语来形容弗雷德里克此刻的心情仍然远远不够，他觉得世上一切美好的音乐都是为他创作，为他演奏，“幸福”的滋味原来是浸泡在玫瑰蜜汁中。
第三天（9月12日）他突然出现在莱比锡城里，罗伯特·舒曼惊讶地张着嘴，面前站着的正是弗雷德里克。
前几天舒曼还刚刚寄出一封信，希望能再次见到在德累斯顿的弗雷德里克，并说：“假如我离卓越的人物那么近而不向他致以崇敬、爱戴之情的话，那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
弗雷德里克突然上门也是想让舒曼共同分享自己的最大愉快，他不停地弹奏，尽情地抒发。
但出乎意料的是弗雷德里克弹奏的乐曲并不都是欢快的，其中有一首是他前不久创作的第一首《G小调叙事曲》，以后他又创作了三首叙事曲。
他的叙事曲具有浓厚的浪漫抒**彩，显然是从歌剧中得到启发。
《G小调叙事曲》中充满了悲愤之情和激烈的悲剧性冲突，在结构上接近于奏鸣曲，但又被处理得潇洒自如，难以套用某种传统的乐曲模式。在这之前的叙事曲主要是属于声乐体裁的范围，弗雷德里克则是第一次创造性地将其运用到器乐中来，因而在西方音乐史上他被称为浪漫抒情叙事曲的先驱。
有人推测《G小调叙事曲》可能是根据波兰爱国诗人密茨凯维奇的长诗《康拉德·华伦洛德》写成的，隐喻作者对华沙11月起义失败的悲愤心情。
但乐曲作品往往是作者个人复杂感情的外在表现和延伸，如果都无一例外地作一番繁琐考证——对号入座的终结哲学结论，那么也势必会严重削弱和限制乐曲内在的丰富涵意。
对于舒曼来说能幸运地第一次聆听到作者本人弹奏《G小调叙事曲》，这是一种最好的享受。
舒曼并不想去研究这首叙事曲的创作缘由，以自己的“音乐耳朵”
来判断，认为，“它是最接近他天才（还不是最天才）的作品，我对他说，在他所有的作品中，这一首我最喜欢。”
弗雷德里克沉默了好长时间，才认真地说：“真叫我高兴，因为我也是最喜欢它，它是我的珍品。”
随后弗雷德里克又弹起了玛祖卡、小夜曲等抒情的乐曲，与舒曼度过了美好的这一天。
奇怪的是舒曼坚持认为克拉拉·维克（1819—1896，著名的女钢琴家，弗雷德里克·肖邦作品的杰出演奏者，并成为舒曼夫人）对于弗雷德里克乐曲作品的理解甚至超过作者本人，“她弹他的作品比他本人更富于表现力”。
玛丽娅的音乐天赋虽然比不上克拉拉，但她更理解返回巴黎之后弗雷德里克的心情。其实苦苦思念和焦急等待也是他与她的共同表现方式。
她在写给弗雷德里克的信中说：“自您走后我们不能自慰，最近的三天时间使我们好像过了几个世纪；您也有同感吗？您是否也有一点没有朋友的苦衷？我来代您回答吧，是的。”
玛丽娅特地为弗雷德里克做了一双布鞋，她担心可能大了一些，不过想想冬天即将来临，弗雷德里克要穿厚袜子，穿大些尺码的鞋子更为舒适，她也就安心了。
弗雷德里克收到来信后，却没有勇气直接写信给玛丽娅，而是写给伯爵太太，希望伯爵太太能够谅解他的苦衷，传话给玛丽娅，他说：“我已经见过了许多我们两家共同的朋友，他们都向我打听玛丽娅小姐是不是就要结婚了。”
伯爵太太不久前刚拔过牙，似乎还受着痛苦的折磨，说不清话，只是含含糊糊地劝这“第四个儿子”保重身体。
玛丽娅心里暗暗叫苦，但又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只好在母亲写给弗雷德里克的信里夹进一张纸条，用一些“我亲爱的大师”、“您非常忠实的秘书”等词语来表白感情。
沃特金斯基一家是拥有大片土地和豪华庄园的名门贵族，他们和上流阶层的其他成员一样，以森严的门户阶层等级观念拒绝只领退休金的穷教师儿子正式成为他们的“第四个儿子”。
尽管弗雷德里克是划破音乐史上空的一颗美丽彗星，引起贵族太太和小姐的惊呼。他可以在伯爵的庇护下走进典雅华丽的上流社会，甚至在太太、小姐脉脉柔情的问候中受到特别关照。但上流社会的婚姻往往是政治和财富交易的一种手段，弗雷德里克的天赋立即显得黯然失色。
17岁的玛丽娅屈服于父母慈爱而严厉的压力，带着编织更为辉煌的憧憬踏入了1837年。
弗雷德里克仍然觉得“黄昏之梦”还在展示着迷人魅力，巴黎的朋友都想知道这场婚姻中的细节，使其成为沙龙里的热门话题。
春天容易撩起年轻人的强烈**，弗雷德里克在纪念册上细心地抄写了八首音乐作品，想再次唤起玛丽娅对纯洁爱情的向往。
但是玛丽娅的心已不属于这位音乐王子了，在回信上冷冷地说：“我只能写上廖廖数语，以表谢意……再见，请您记住我们。”
“黄昏之梦”破灭了。弗雷德里克首次被迫尝到了上流社会蔑视他的苦果。但他不敢公开得罪沃特金斯基伯爵一家，只好以自己的方式永远记住“黄昏之梦”的悲剧，在以后的音乐创作中烙下深深的印记。
1837年底，伯爵太太再次写信给弗雷德里克，请他帮忙找一位出版商。弗雷德里克没有回信，只是把她的来信和玛丽娅的信（便条）都塞进一个信封里，外面系上一条缎带，并草草写上一句：我的不幸。
其实玛丽娅后来的婚姻也并不美满，1841年她当上了新娘，新郎是弗雷德里克和尼古拉所认识的沙贝克伯爵的儿子，不久俩人婚姻失败，玛丽娅再次结婚，活到77岁才去世。
3. “出来吧，肖邦”
1831年，一位男爵夫人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巴黎。她从丈夫那里获得的生活费一年有3000法郎，这与戴尔芬娜每年10万法郎的赡养费无法相比。
翌年法国文坛上出现了一部引起热烈反响的小说《安蒂亚娜》，署名为“乔治·桑”。从此法国19世纪上半期多了一位浪漫主义的有名女作家，她的原名为阿芒丁娜·露西·奥洛尔·杜班（1804—1876）。
在乔治·桑的生活经历中有三个方面影响了她的创作：童年时期的田园生活，青春时期的不幸婚姻，30年代以后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接近。
她闯入弗雷德里克个人生活时正是她生活经历的第三时期。
这两位都具有驾驭浪漫主义创作感情的出色能力，以后双方的创作都受到了对方的影响。不过乔治·桑比弗雷德里克大6岁，而且给予后者最初的第一印象很糟糕。
她穿着长裤，嘴里叼着雪茄，脚下的打蜡地板被踩得“吱吱”作响，哪有一点淑女小姐的风度。
“我有幸结识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这就是笔名为乔治·桑的杜德望夫人。我不喜欢她的容貌，她的脸看上去让人感到有些别扭。她身上的某种气质使我不愿接近她。”
1836年秋天，弗雷德里克写给父母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厌恶心情。
他喜欢女性的美，甚至自己的某些性格也有女性化的影响。而乔治·桑外表上则是男性化，与弗雷德里克恰恰形成一个鲜明的“错位”反差。
也正是这个奇妙的差异引出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生活。
弗雷德里克以后才逐渐知道乔治·桑的身世。她的曾祖父是法国18世纪有名的金融家，取得贵族的称号。祖父继承父业，当过收税官，业余写诗作曲，他与一个元帅的私生女结婚，这就是给予乔治·桑很大影响的祖母。
乔治·桑4岁时就失去了父亲（拿破仑帝国的一位高级军官），从此靠祖母抚养，并成为祖母在诺昂地产的预定继承人。她13岁进入巴黎的一个修道院。祖母去世后，她没有从母亲（在巴黎街头最低级剧院里跑龙套的角色）那里得到温暖，便匆忙结了婚，那年她才18岁。但丈夫杜德望男爵是一个平庸、粗暴的坚持夫权的乡绅，3年之后她与丈夫分居。她来巴黎独立生活时，还要靠创作的笔来弥补自己和两个孩子的生活开支。
乔治·桑厌恶男女不平等、尊贱偏见的世俗观念。热烈向往大自然的清新、自由的空气。平民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浪漫意境，激起她愤世嫉俗的反抗意识。
她的男性化的外表装束正是内心叛逆精神的折射。由于她与男性过于亲热的频繁交往，引起了正统贵族阶层的种种责难，对她来说则是以这种浪漫自由的方式来抗争上流社会。
乔治·桑能与弗雷德里克相识，这与李斯特有着很大关系，当时她也住在李斯特和女朋友同居的一套公寓里。
当一大群客人光临弗雷德里克的住处时，乔治·桑也漫不经心地跟随在后面，她以一个女性作家的细腻心理观察了弗雷德里克的客厅：
一架普雷耶尔三角钢琴搁置在醒目的角落里，简单的家具只是大沙发、椅子和茶几，四周零碎的小摆设则似乎成了客厅里的装饰音符。
宽大洁白的细薄窗幔还是让客厅里的光线变得暗淡，加之烛光闪耀在钢琴周围，给人一种朦胧的浪漫情调。
弗雷德里克想尽量使客人感到满意，但惟独避开了正在抽烟的乔治·桑，让一位作家前去陪她聊谈。
乔治·桑也喜欢音乐，她的丈夫却讨厌她弹的琴声。如果说李斯特的演奏已经使得她陶醉，那么弗雷德里克的琴声则像在施展魔法，激起了她心底升腾起异样的忧伤感情。
在以后的日子里，弗雷德里克只要一出现在社交场合里，总是有乔治·桑的身影紧紧追随，她的衣饰装束也随时转换花样。
有一天晚上，弗雷德里克在自己的住处举行了小小音乐会。来客中李斯特的女友是典型的巴黎淑女打扮，显得典雅华贵。而乔治·桑一进门就让众人大吃一惊，她的紧衣胸衣外套着宽松的束腰长袍，裤子肥大下垂，几乎看不见鞋子。她不知从哪本书上学来的这一身土耳其民俗服饰。
弗雷德里克琴声响起了，乔治·桑微微合上眼，静心聆听。她不和其他人说话，也不管是否有人提出抗议，嘴里吸着烟，似乎要让烟味弥漫了整个客厅。
钢琴演奏结束了，众人喝着茶，兴致勃勃地交谈着。乔治·桑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依然不插话。
夜深了，乔治·桑也走了，弗雷德里克写给父母的信（1836年12月13日）中也只是简单地说了一下，“今天有几位人物要到我这儿来，其中有桑夫人，而且李斯特要演奏，努力将歌唱……”
显然乔治·桑半男半女的模样根本比不上康斯坦契娅、戴尔芬娜、玛丽娅等美丽小姐，或者说她严重损伤了弗雷德里克的审美标准。
但是乔治·桑仍然不断地发出邀请，请弗雷德里克到诺昂去做客。
她最后只好恳求李斯特及其女友，把弗雷德里克带来，并说：“我对他非常崇拜”，“我尊敬他”。
遗憾的是弗雷德里克总是推辞。其实他不停地咳嗽和乔治·桑的不停地吸烟也无法相容，他俩再次见面已是一年多后的事了。
朋友们都为弗雷德里克的身体健康担忧，居斯亭侯爵（戴尔芬娜丈夫的兄弟）恳求地说：“您必须让别人把你当成病人和孩子一样来照顾……你应该懂得，你在目前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注意身体。”
去温泉疗养胜地的建议反而使弗雷德里克感到心烦意乱，这不能不使他触景生情，想起玛丽娅的“秘书”身影和那场“黄昏之梦”的悲剧，他不愿再去触碰敏感的心灵伤口。
这时朋友的忠告则成了喋喋不休的废话，休息和治疗也似乎是一种嘲讽和揶揄。他想躲开周围繁杂的一切，飞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
1837年7月，巴黎沙龙的话题突然有了一个新的内容，弗雷德里克宣布去英国伦敦度假，与他同行的是音乐出版商兼钢琴制造商加米尔·普雷耶尔。
早在4年前，尼古拉就赞同弗雷德里克去伦敦，并鼓励他说：“你的作品应该成为你想去的所有地方的先行者……你的作品将会在英国驰名。”
但是弗雷德里克这次去伦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举办音乐会，而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前往。
7月11日横渡英吉利海峡时，弗雷德里克毕竟是第一次坐海轮，感到很兴奋，但不久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尽管这时海上是风平浪静的。
在莱塞斯特广场附近的旅馆里出现了他俩的身影。以后他俩租了一辆四轮马车，像众多富有的游客到处观光游玩，先后去了伦敦城、海德公园等地。
弗雷德里克在给朋友信中以揶揄的口气写道：“……这里的‘意大利式’的天空对我的鼻子产生了影响，到处都是灰蒙蒙的阴天，它根本不通气……美丽的风景，宽大的小便池，但没有个像样的地方小便。看看英国的女人、马匹、宫殿、马车、富裕的景象、华丽的建筑、宽阔的广场、树木……一切的一切，从肥皂到刮脸刀，都是千差万别，然而又那么一致，干净整洁，刷洗得那样细心，黑得就像一位绅士的屁股。”
由于身体状况不好，弗雷德里克拒绝出现在英国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因为他害怕热情的主人会坚持让他坐到钢琴前。
不过有一天晚上破例了，那是在英国钢琴制造商詹姆斯·布罗德伍德家里。晚饭后，普雷耶尔极力劝说弗雷德里克弹奏一曲。
在各位客人的眼里，这位瘦弱的外国人是“弗里茨先生”（这是弗雷德里克坚持要用的化名），身高1.70米，茶褐色的头发，留着漂亮的鬓角，双眼深凹。
弗雷德里克刚弹了几个小节，客人们都不约而同转过身来，停止了谈话，会意地交换目光。
乐曲余声还在耳边萦绕，大家纷纷站起来鼓掌，主人脸上放着光彩走上前去，热情地与弗雷德里克握手。“弗里茨先生”的真实身份还是暴露了，普雷耶尔装着无奈的样子朝弗雷德里克耸耸肩膀，摊开双手。
7月底回到巴黎，弗雷德里克还是接受了居斯亭侯爵的建议，出去疗养了一段时间。
李斯特与女友早就应邀去了诺昂，女主人乔治·桑也没有再写信来邀请，弗雷德里克也觉得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重新恢复了教课、创作和社交的愉快生活。
从巴赫乐曲创作里得到启发，弗雷德里克也想仿照巴赫的一组48首的前奏曲那样，创作一整套24首具有自己音乐个性的前奏曲。
前奏曲原为即兴风格的自由曲，是灵活多变的短小序奏性乐章。随着他的生活阅历大为丰富等因素出现，“新的主题就像一群蜜蜂似……
袭来”。其实弗雷德里克在一两年前就已开始尝试前奏曲的创作，现在则形成了一个**。
显然他继续采用了巴赫那样每首单主题的作法，并各自成为单一乐章，用遍大小不同的24调，按纯五度关系排列而成，其构思与和声语言新颖，极富有独创性。
弗雷德里克也很喜欢这些前奏曲，承认自己虽然没有巴赫那样的耐心，“写不出那么多首”，“不过即使这些前奏曲又短又小，我也是花了很大的功夫才写成的”。
在这时期里他还创作了第二首谐谑曲、即兴曲和一首以密茨凯维奇《我的心上人》诗句为词的歌曲等。
谐谑曲在弗雷德里克的大型乐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三四十年代里共写了4首谐谑曲。
其实弗雷德里克也只是套用谐谑曲的名称，其内容与结构形式已不同于以往的谐谑曲，不再具有在交响乐中被用来代替小步舞曲的诙谐和幽默的性质，纯粹是戏剧性作品。其结构庞大、富于展开性，能容纳更为深刻、复杂的内容，接近于他的叙事曲。
他的第二首谐谑曲虽然没有第一首D小调谐谑曲（1831年）那样具有剧烈的悲剧性冲突，但也具有鲜明的戏剧性，富于奔放的激情，旋律的展开宽广，充满着光辉、明朗的色彩。1838年2月，弗雷德里克在巴黎杜伊勒利王宫里演奏了自己的几首作品，听众则是国王路易·菲力蒲和皇家成员。这对于一个客居巴黎的外国音乐家来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更增加了弗雷德里克在巴黎沙龙中的名声和地位。弗雷德里克过了28岁的生日之后，第一次违背了6年前的许诺——不举行公演，参加了在鲁昂市政厅举行的一次音乐会。
外界人士认为弗雷德里克是为了支持波兰同胞奥尔洛夫斯基，后者刚被任命为鲁昂管弦乐团指挥。
鲁昂距离巴黎有近百里之远，但一些有名的音乐评论家仍然不辞辛苦地赶来，聆听这位久久不愿露面的钢琴大师演奏。弗雷德里克也没有想到《E小调协奏曲》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这也是3月25日《音乐报》上一位资深音乐评论家勒古维的惊呼，并破例地使用了“巨大、巨大”的词语。他认为，“肖邦只有在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和伟大事业的感召下才能改变不愿举行公演的习惯。”
勒古维真诚地希望弗雷德里克不要离开舞台：
出来吧，肖邦，出来吧！让这一成功使你下定决心。不要再自私了，把你的伟大天才奉献给人类，接受你的才能赋予你的使命，结束造成音乐界分裂局面的争论吧。
假如别人问谁是欧洲最伟大的钢琴家，是塔尔伯格，还是李斯特，你应该让我们这些听过你演奏的人能够回答：是肖邦！
人们热情地希望弗雷德里克·肖邦的名字成为欧洲乐坛上享有“伟大”殊荣的象征，但弗雷德里克不顾外界如何呼喊，还是又缩回了裹紧自己的“外套”里。
显然弗雷德里克给自己订下的戒条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胆怯和自私，他害怕失败，害怕听众的评论，更害怕陷入于准备公开演奏前紧张不安的气氛里。
他喜欢少数知音朋友所营造的沙龙气氛，在这样宽松、和谐、舒适的环境里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才华，平时女性般的羞涩这时也会化为王子般的翩翩风度。
如果听众苛求他的琴声音量太小，不如说是扼杀他的演奏个性；然而呼吁他重新登上舞台，也无疑是要他冒着风险与功成名就的地位做大胆的自我挑战。
现在他讨厌任何干扰，公众的欢呼、唿哨、掌声也已经听够了，只想静静地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生活的乐趣。
“出来吧，肖邦”的呼吁未能激起他本人的感情浪花，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波兰人，这时他的创作又显示出蓝天般的宽广胸怀和大胆开拓的勇气。
对此，一位法国旅行家、作家阿·德·居斯蒂纳（1790—1857）曾对弗雷德里克说：“波兰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幸的，但它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星星，它会补偿他经受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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