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王阳明的六次突围 > 第二次 龙场悟道，良知自救
一 杭州城外的追杀
早前王阳明对于朝政走势的估计是正确的，自从赶走两位阁老，罢黜了一批重臣之后，正德皇帝已经掌握了朝中大权，又抓住南京科道官员上奏请求留下内阁辅臣的机会，借太监刘瑾的手对言官和中下层文臣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洗，这场大清洗为期三个多月，抓了一批人，打了一批人，罢免了一批人。
正德皇帝对朝廷的大清洗取得了初步成效，这些文臣被迫害打倒之后，大明朝上上下下两
万多名文官再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全国六千万百姓个个三缄其口，装聋作哑。当年孔夫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现在看来，我们不得不羡慕这位老夫子生在了一个美好的时代，因为孔子显然对于“文字狱”的凶狠毫无体会。
到这时候，正德皇帝和刘瑾都觉得局势已在控制之中，敢说话的人都被收拾干净，皇权的绝对独裁已经重新确立，皇帝也可以对朝臣们松松手了，于是在过完大年之后，正德皇帝开了天恩，决定把在押的科道言官们逐批放出诏狱，给他们活命。
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这些惹事的官员们很快就一个个被悄无声息地贬官外放，赶出京城去了。
皇帝微笑了，言官被释放了，朝局缓和了，那个上奏为言官求情而获罪的王阳明也一起被放
了出来，立刻接了圣旨，被贬到贵州龙场驿担任驿丞。
驿丞，是大明朝所有官职里最卑微的一级，朝廷的九品十八级官员里没有它的名号。不仅是这么一个根本不入流的小官儿，而且还被贬到千里之外的穷山恶水间。至于“龙场”在何处，王阳明闻所未闻。
此时王华因为不肯攀附阉党，已被赶出了京城。王阳明在京里没有什么亲戚，又失去了所有靠山，变得异常脆弱，连个立足之处都没有了。一夜之间，王阳明的人生从天堂掉进了地狱，从前途光明的公子哥儿，变成了一个见人矮三分的罪臣，一个连口级都没有的“犯官”。
好在此时阳明先生刑伤初愈，已能行动如常，京城除了让人恶心的奸贼，就只剩让人伤心的回忆，实在也无可留恋，于是王阳明立刻收拾行李
上了路。
王阳明毕竟是个享惯了福的人，让他一个人孤身远赴绝域，到贵州深山里去吃苦受罪，心里是不肯的。于是先从通州上船，沿着京杭运河到了杭州，本意是想到杭州略事休息之后绕道去一趟南京，和父亲见上一面，把未来前途商量一下，生活上安排一下，筹备些银两，带一两个靠得住的仆人，再到贵州去上任。却想不到他自幼体质弱，又有咳嗽的病根子，前面受了杖刑，关了诏狱，受了一场大罪，身体更加亏虚，现在又一路舟车劳顿，人一到杭州就病倒了，只好找了一间胜果寺躺倒养病，哪知病还没养好，两个锦衣卫的杀手就追到了杭州。
这两个刺客是刘瑾派来的。
刘瑾其人凶如虎狼，杀人如麻。自从掌握大
权之后，这个太监已经安排了多次暗杀，在其后掌权的几年里，他更是经常使用这种手段对付政敌，到底杀害了多少人，无法统计。被史书记载的几次恶性事件有：暗杀原司礼监反对他的提督东厂太监王岳；暗杀司礼监秉笔太监范亨；对司礼监另一个秉笔太监徐智暗杀未遂；在京城暗杀都给事中许天锡；派人刺杀户部尚书韩文，好在韩文机警异常，听闻风声之后弃官而逃，穿便服，走小路，潜回家乡，这才幸免于难。
杀了几个对头之后，刘瑾盯住了王阳明。
在刘瑾想来，王阳明是继朝廷重臣、御史言官之后，第三批上奏找阉党麻烦的第一个官员，杀了他，大概能对所有臣子起一个警示作用，告诫他们：刘瑾的势力足抵得半个皇帝，天下人不论是谁，得罪刘瑾的下场就是死，即使皇帝赦免他们的罪，也仍有可能被特务们干掉。
眼下这两个刺客是刘瑾直接派来的锦衣卫，他们对王阳明的追杀其实是半公开化的。现在这两个凶悍的刺客就住在胜果寺里，在王阳明身边若隐若现，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却并不急着动手，分明是想等王阳明离开杭州之后，在半路上对他下手。以这两个人的身手，一抬手就可以取了王阳明的性命，此时真是死生顷刻，危险到极点。
好在王阳明是个聪明人，生性敏感，尤其是在这种危险时刻，他的直觉比平时更敏锐，警觉性更高。
眼下王阳明落了大难，孤身住在异域他乡，又忽然出现这么两个可疑的人，说话带有京城口音，王阳明立刻觉得不对，加上他几年来一直在刑部担任职务，又曾到地方上去审决囚犯，和抓差办案的捕快们打过不少交道，对这些人的言谈举止、职业习惯比较了解，面前这两个人的口音、
眼神、体态和一些习惯动作，以及在胜果寺里突兀的现身，都让王阳明警觉起来。当这些特务监视王阳明的时候，阳明先生也在暗中观察他们，而且很快就识破了这两个人的身份。
但王阳明也知道这些特务势力太大，杀人的手段又凌厉，自己是个书生，生着病，不是这两个人的对手，连夜逃亡也难，因为天下处处有锦衣卫，自己纵然逃出杭州，也终究逃不出这些人的手掌；一直待在寺里不走也不行，两个刺客不会等他，说不定哪天晚上悄悄摸进来就下了毒手，就算呼救也没有用，根本没有人敢上前来管，因为面对凶手的时候，大明朝的百姓们照例都是一声不吭的。
好在王阳明足够聪明，又早就看破了两个刺客的嘴脸，在这件事上占了先手，绝境中冥思苦想，倒琢磨出一个办法来：他假装对刺客的出现毫无
察觉，照样在庙里住着，每日长吁短叹，装出一副颓废消沉的模样，故意做样子给这两个刺客看，然后趁着深夜溜出了杭州城，来到钱塘江边，把自己的衣帽脱了放在岸上，留下一首《绝命诗》。
学道无成岁月虚，天乎至此欲何如。
生曾许国踅无补，死无忘亲恨不余。
自信孤忠悬日月，岂论遗骨葬江鱼。
百年臣子悲何极，日夜江涛泣子胥。
敢将世道一身担，显被生刑万死甘。
满腹文章宁有用，百年臣子独无踅。
涓流裨海今真见，片雪填沟旧齿淡。昔代衣冠谁上品，状元门第好奇男。
这首诗写得真糟糕，尤其是越往后，词句越糟，看来阳明先生当时也是心慌意乱。其中“自信孤忠悬日月，岂论遗骨葬江鱼”两句意思非常明白，
就是阳明先生绝望之下，已经投江自尽了。
搞了这么一个自杀的假现场之后，王阳明再也没回胜果寺，而是沿江而行，隐入江湖去了。
其实阳明先生这个自杀的假现场并不算特别高明，这些锦衣卫都是办案的老手，细细勘察之下，难保不给他们看出破绽。如果被他们看出毛病，那么对王阳明的追杀就将继续。可说来也巧，王阳明的“自杀”居然引发了杭州城里一群高官的呼应，结果把一个“自杀事件”硬生生地弄假成真了。
原来这一年正是乡试之年，王阳明的弟弟王守章到杭州来考举人，起先还不知王阳明也从京城来到杭州，并未会面，尔后忽然市井风闻“浙江名土王守仁跳江自杀”，守章大惊，急忙换了素服带着祭礼赶到江边哭祭，结果这一场祭礼惊
动了不少人，其中就包括时任杭州知府的杨孟瑛。
杨孟瑛是涪州丰都县人，在杭州做了六年知府，为官清正，治民有方，是个大有作为的官员，杭州人呼为“贤太守”。眼见杭州西湖日渐淤积，已将要废弃，这位知府下大力气整修西湖，为杭州保全了这一方胜景。
阳明“自杀”之时，杨孟瑛正带着民工疏浚西湖，日夜赶工，忽然听说浙江名士王阳明投钱塘江而死，大吃一惊。
阳明先生是状元公之子，本人又有诗名，在北京还不显，但在浙江却俨然是一位名士，这一次又因为上谏皇帝，力斥奸党，受了牢狱之苦，贬官外放，忠直之名传于天下。现在这位忠臣名士忽然在杭州投水自尽，引得这位为官刚正的杨知府满腹唏嘘，于是备下祭品到江边祭了一回。
这一来，更把事做大了。
杨孟瑛在杭州已经做了六年知府，名声极好，百姓拥戴，现在他到江边祭祀阳明先生，事情立时传开了，都说是“贤太守”来祭“大忠臣”，结果越传越广，人尽皆知，引得杭州不少书生、名士纷纷到江边来凑热闹，最后连浙江按察司、布政司都来了。
眼看钱塘江边高官显贵、名士文人此来彼往，热闹非常，两个刺客终于认定阳明先生确实已死，这才回京复命去了。
此时的王阳明已经想办法混上一条海船，漂出钱塘江一路到了福建。
因忠见弃，下狱受罪，已令王阳明悲愤、忧怨，再加上被人暗害带来的心理恐惧和精神创伤，王阳明完全陷入了消沉绝望的情绪之中。经过反复思考，王阳明竞做出一个极不明智的决定：先
逃到福建去寻找一位朋友，在那里躲避一段时间，然后抛弃一切，就此出家做道士，摆脱世上的所有烦恼。
当然，说王阳明决定逃往福建投奔一位朋友，并有弃世出家的打算，这只是一个推测，它来自《王阳明全集》。按书里的说法：阳明先生逃过刺客追杀之后，搭上一条商船一路出海到了福建，登岸之后在深山里迷了路，天黑的时候想进一问寺庙借宿，可庙里的人不知他的来历，不肯让他进去，阳明先生就在外面睡了一夜。这里偏巧是个“虎穴”——老虎的家，当天晚上老虎回家，见阳明先生睡在这里，都不敢过来，阳明先生踏踏实实睡到第二天，和尚们以为他一定给老虎吃了，过来“收取行李”，一看，阳明先生竞安然无恙。
好狠心的和尚，这哪里是出家人？这简直是水泊梁山培训出来的贼人嘛。
更有趣的故事还在后面：庙里有个人忽然写了一张纸条给阳明先生，上面写着“二十年前会见君，今来消息我先闻”，原来这个人竟是二十年前在江西南昌铁柱宫曾和阳明先生有一面之缘的道士，现在未卜先知，知道阳明先生来了，所以请他来聊天……
全是无稽之谈，不值得再说下去了。
但从这些捕风捉影的故事里可以推出一个简单的真相：王阳明从杭州脱险后，眼看无处安身，只好坐船逃到福建，投奔当地的一位朋友。结果这位朋友劝他说：“你现在被贬到龙场做驿丞，如果就此逃走，刘瑾可能会以此为借口去迫害你父亲，还是到龙场去，熬过这三年的谪戍期以后，再作别的打算吧。”阳明先生被这位朋友说服，又得到朋友的资助，就从福建一路返回了南京。
此时的王阳明当然不敢肯定他是否已经侥幸避过了追杀，心里难免恐慌，疑神疑鬼，草木皆兵，所以在回程中，阳明先生显得很谨慎。他没有走捷径，从海路回杭州再转往南京，而是绕了一个大弯子，先横穿福建一省进入江西，在半路上还顺道游览了风景名胜武夷山，从这里进江西之后，又辗转到了南昌府一带，这里是早年王阳明的岳父诸让老先生做过官的地方，王阳明年轻时曾到南昌来迎娶夫人，与南昌的人脉更熟一些，这里应该有落脚之处，可以让他稍事休息。之后阳明先生从南昌下了鄱阳湖，由此出章江，入长江，从水路东下到了南京。
从杭州出走福建，再横穿福建全省进入江西，又纵穿半个江西到南京，这个弯子真是绕得够远，也足见当此危局，阳明先生心里是很有些惊惶的。这一路上风餐露宿，冷暖寒薄无人问津，对王阳
明这位公子哥儿来说真是满腹辛酸，一言难尽，也是在这逃难的路上，阳明先生不得不第一次直面人生，学着自己照顾自己。
这一阶段流落江湖，同贩夫走卒打交道，事事亲力亲为，倒让王阳明这位贵公子长了见识，学了经验，也多多少少放下了身上那官二代的架子。
一路辗转，足足走了半年，王阳明总算到了南京，见到了还在担任南京吏部尚书的父亲，父子相见倒也悲喜交集。此时的王华对做官已经心灰意冷了，只想在南京任上混到退休罢了，但王阳明却还是个获罪贬谪的臣子，就算不愿意，他也必须在这条仕途上继续历练下去。
前一段王阳明在江湖间吃苦受罪，实属无奈，但他那公子哥儿的心性却没有变，一见老父亲，不由地撒起娇来，就伸手要钱要仆人。于是老父
亲筹了些钱给儿子带上，又从府里挑选了两个忠实可靠的仆人，让他们跟着阳明一起去贵州赴任，相互有个照看。
辞别父亲，王阳明从南京又到杭州，准备由此出发前往贵州。
阳明先生第一次到杭州是正德二年的春夏之交，可第二次到杭州的时候已经是十二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朝局进一步缓和，刺杀活动也基本停止了，刘瑾虽然凶狠，但毕竟是个大忙人，上要奉承皇帝，下要笼络官员，罗织自己的党羽，还要急着索贿受贿，也实在没心思总琢磨着怎么去害王阳明这个贬到天边儿去的小官。所以王阳明一路走来，再也遇不见刺客了。再加上身边还有两个仆人陪伴，一个叫王祥，一个叫王瑞，加起来就是“祥瑞”，多么吉利！所以王阳明这一
次也就不再害怕，进杭州之后，照旧住在上次差点遇害的胜果寺里。
从夏天到深冬，这半年时间王阳明吃尽了苦头，也正是在这半年的艰苦磨难中，王阳明才有机会展开一场反思，由此渐渐出离理学，踏人心学的门径。也正是这次下杭州，阳明先生收了三位弟子，其中一个是他的妹夫徐爱。
徐爱，字曰仁，同是浙江余姚人，拜在阳明门下时才二十岁，第二年中进士，做过祁州知府，曾任南京兵部员外郎、南京工部郎中，正德十一年去世，时年仅三十一岁。当下普遍认为他是阳明先生的首徒。
收弟子，对王阳明来说也不是第一次，早先他在京城的时候也收过几个学生。只是那时候收学生讲的是糊涂学问，现在收弟子讲的是明白学问。离开杭州时，王阳明写了一篇《别三子序》
送三位弟子，从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已经可以看出阳明思想进入一个新天地的诸多苗头，其中开篇第一句是“自程、朱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无蔓于辞章，业举之习，圣学几于息矣”。
其中，“大儒没，道遂亡”，能看到这几个字，说明阳明先生已经是心有所思，思有所得了。
二不是悟，就是死
且说正德二年冬天，阳明先生带着两个仆人从杭州出发，到贵州省贵阳府城外的龙场驿站时，已经是正德三年的春天了。
龙场驿站设在贵阳城外的深山之中，离城九十多里。在今天看来，这九十多里路似乎不远，
但在当时，却是山高水远。
五百年前王阳明被贬到龙场之时，龙场一带还是一望无际的原始丛林，潮湿沉闷，荆棘遍地，野兽出没，毒虫肆虐，瘴气横生，外来之人水土不服，常会丧命。王阳明从小就体质虚弱，又挨了打，坐了牢，贬了官，被人追杀，先后得过几场病，身体糟得一塌糊涂，走进这片丛林时，他自己也不知道还能否活着出来。
和气候条件相比，当地的政治环境更加险恶。龙场驿站是从贵阳府进入水西宣慰司的门户，水西宣慰司处在贵州和四川、云南、广西四省交界之地，其土地东起威清，南抵安顺，北临赤水，西面更是深入四川省境直达乌撒。水西土司分成则窝则溪、于的则溪、化角则溪、六慕则溪、以著则溪、陇胯则溪、朵泥则溪、的独则溪、火著则溪、架勒则溪、安架则溪、雄所则溪、木胯则
溪等十三则溪，其中大土司自领“则窝则溪”，其他分别归土司的十二个宗亲管理，号称土地千里，军民四十八万，是整个贵州一省土地最多、实力最强的土司。
明朝建立的时候，派驻当地的都御史马骅曾试图发兵吞并水西，当时的彝族女土司奢香夫人凭着大智大勇化解了这一危机，其后为了表示归顺朝廷的诚意，奢香夫人在其领地上建起龙场、陆广、谷里、水西、奢香、金鸡、阁鸦、归化、毕节九座驿站，以奢香驿为中心，联结成一个消息传递的网络，使朝廷和土司互通声气，既保证了朝廷的政令畅通，又让中原的文明教化流入水西的深山密林。
水西的大土司是彝族人，但其治下多民族混居，其中苗族人的势力一向很强。而龙场一带又是汉、苗、彝几个民族杂居之处，其中苗人占大
多数。这些苗人既受彝族土司的统治，又遭大明朝廷的欺压，只得结寨自保，逼到急处就会起兵造反。而水西的彝族土司和各大宗亲贵族之间千百年来也一直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血战不断，各族、各寨、各土舍土目之间随时可能发生冲突。加之水西宣慰司与普安州相连，而普安又是苗民反抗明军的主要战场，水西土司在朝廷的授意下于普安一带连年交战，在水西土司领地附近又有播州土司、酉阳土司、黎恺土司以及广西南丹、那地一带岑氏土司的狼兵，湖广保靖、永顺一带彭氏土司的土兵……可以说，大明朝西南连续地区各路最凶悍的土司兵马，都分布在水西宣慰司的周边。
就是这么一块错综复杂的是非之地，数十年间，这一带方圆百里战乱不止，小小的龙场驿站，
就像这血腥战场中间的一座孤岛，背靠贵阳府城，面对千里蛮荒，仗着朝廷的势力和土司的保证，才能勉强维持下来。在这个地方当驿丞，随时可能染上瘟疫，病死在深山老林，或者不知得罪了什么人而被杀害，又或一不留神被猛兽拖入丛林，或被毒虫咬上一口不治而亡，一个人沦落到此，只能听天由命了。
就是这么一座深山绝谷中的荒凉驿站，仅配置驿卒一名，铺盖二十三副，驿马二十三匹，加上王阳明和他带来的两个仆人，一共只有四个汉人。驿站虽然修了两间土房，可阳明先生是个被贬的犯官，依律他虽然是驿丞，却没有资格住进驿站，只能自己想办法。
面对困境，王阳明束手无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能和仆人们一起动手砍树折枝，胡乱凑合着搭了几个齐肩高的小窝棚栖身。然而贵州深
山潮湿多雨，几场雨下来，小窝棚全垮了，人根本待不住。没办法，阳明先生只好到附近山上去寻找山洞，不久在驿站附近找到一个潮湿阴森的山穴，当地人管这地方叫“东洞”，虽然阴湿恶臭，好歹还能避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王阳明到这时也无选择余地，只能带着两个仆人钻进洞里安家了。
在这糟烂的破山洞里，衣服、粮食、器具，甚至人的手脚上，没有一处不发霉的，潮地方睡久了腰酸腿疼，咳嗽不止，王阳明本来就身子弱，年轻时又因为不爱惜身体，得过比较严重的肺病，要是在这阴暗潮湿的山洞里住几年，非落下一辈子的病根不可。在洞里住，还真不是个长久之计。
生计艰难倒在其次，对王阳明来说，自到龙场驿站，最难捱的要数这一天到晚无穷无尽的寂寞。
龙场驿站设在荒凉的大山深处，一年到头没有一件公事，寂寞像一条蛇紧紧缠在人身上，乏味到使人没有一丝想头儿。
深山里一年难得见到几个汉人，就这仅有的几个汉人又都鬼鬼祟祟弄不清来历，王阳明打心眼里瞧不上这些人。周边虽有几座苗寨，可苗人和汉人素来不和，对驿站上的人冷眼而视，从不往来。当地很穷，又经常打仗、仇杀，人口稀少，粮食短缺，有银子也未必买得到，何况阳明先生身上也没多少银子，弄得三个人经常吃不饱肚子。仆人们虽然想过这趟来贵州怕要吃苦受罪，却没想到把罪受到这个地步，在阳明面前难免抱怨几句，说出来的话很难听。
此时此地，王阳明也没有办法，只能以清高淡化困苦，用穷酸调剂孤独，写诗安慰自己：“岂无数尺榱，轻裘吾不温？邈矣箪瓢子，此心期与
论？”
橼子数尺长的高级房子就别想啦，轻裘看来也是穿不上了，在这个破山洞里睡得好不好，身上暖不暖？阳明先生自己知道。至于说要跟“箪食瓢饮”的颜回比一比心态，阳明先生觉得眼下在这么个破山洞里窝着，又艰涩又委曲，说不出的凄美，道不尽的清高，真有资格跟颜回比一比“清苦”了。
原来初到龙场的时候，阳明先生竟是在用自怨自艾、自伤自怜的消极方式排解自己的心理压力。在这位未来的心学宗师身上，竟是一点积极因素都没有表现出来。
儒生们的审美观念自古就有一种奇怪的病态美，而这种病态美的最佳代表人物就是孔子门下那位贫穷的弟子颜回。阳明先生很喜欢拿自己比
颜回，在京城坐牢的时候就这么比过，现在困居龙场时又说同样的话。其实稍稍分析一下，他和颜回并没有多少可比性。
颜回这位春秋时代的古人是个平民百姓，他的穷是真穷，所谓箪食瓢饮居陋巷，颜回一生过的都是这种日子。可阳明先生实在不“穷”，是个官家少爷出身，家大业大，被贬了官到龙场来受罪，还带着两个仆人伺候他，所以王阳明的“穷”是装出来的，他其实是受不了这份穷困。
颜回虽然穷，却不改其乐；阳明先生住在山洞里的时候，却是满腹牢骚。
颜子穷归穷，毕竟踏踏实实过日子，不至陷于绝境；阳明先生如今陷在深山野洞里，一条性命朝不保夕。
再说颜回虽然穷苦，身边还有孔子这位老师，以及一帮同学朋友讲论学问，互相帮助。王阳明
独居域外，只有野猪野鹿来看他，从中原逃出来的流民偶尔来“访”他，说穿了就是这些穷苦人没了活路，跑到驿站来弄点吃用，占些便宜，而阳明先生性情又太清高，瞧不上这些穷苦的人，和同是汉人的“亡命”之人没有话题。正是吃没得吃，穿没得穿，住没得住，想没得想，自己把自己的活路一条条都堵上了。
据阳明的弟子后来说，此时的王阳明似乎对自身荣辱渐渐不再重视了，可是对“生死”二字却还不能看透，就弄个“石椁”，躺在里面反思，但反思了很久也没有结果。其实以王阳明现在的处境，哪里弄来一个什么“石椁”？他分明是把自己住的这个山洞比喻成了一个“石棺材”罢了。
躺在“石棺材”里的人，就算是个“活死人”了，两只脚还踩在地上，半个身子却已探进了死路。就是在这么个石头棺材里，王阳明被迫对“生
死”二字做一番深刻彻骨的思考。只可惜，“生死”这个题目太大了，光靠坐着发呆，是不会得出什么结果来的。
那么，此时的王阳明真的把“荣辱”看淡了，只剩“生死”二字还参不透？
从精神层面来说，“生死荣辱”四个字是一体的。荣指有信心，有目标，有动力，也就是生气勃勃；辱指受了挫折，失了信心，没有目标，缺乏动力，也就是死气沉沉。王阳明现在不提荣辱，却提生死，其实是他对“荣辱”二字看得太重了，在“信仰”这一方面的疑惑太深了，以至于上升到了“是生存还是死亡”的高度。
像这样一个因为愚忠被朝廷贬谪的官员，他的人生目标已经失去，自信心已经垮塌，在龙场驿站这么一个荒凉偏远、实际上已被朝廷抛弃的
地方，他生活的动力也已经消失殆尽。王阳明现在考虑的并不是“生死”二字，而是一个无法突破的“死结”。
所以阳明先生在深山野洞里枯坐的时候，说出了一句非常绝望的话：“吾惟俟命而已”——只是等死罢了。
躺在山洞里等死的时候，阳明先生写了一首《去妇叹》，借别人的事说自己的话，写得好不可怜。
委身奉箕帚，中道成弃捐。
苍蝇间白壁，君心亦何愆？
这哪是“去妇”诗？分明是“弃臣”王阳明在向皇帝撒娇呢！
感此摧肝肺，泪下不可挥。
冈回行渐远，日落鸟群飞。
群鸟各有托，孤妾去何之……
初到龙场的王阳明竟是这样一种心理状态，难怪他要躺在石棺材里等死了。
在困居龙场的时候，王阳明的情绪如此颓丧，如此糟糕，那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他的思想忽然发生重大转变，以至于一夜悟道？是长时间思考，精诚所至？还是像他的弟子们说的那样，“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有神仙托梦告诉他的？
都不是。
关于龙场悟道，所有资料都把它解释得很含糊，甚而有些人把这一事件神秘化了，说王阳明静坐沉思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人在他身边耳语，于是豁然开朗，洞悉大道，以至纵声长啸。这些人也许是不知道“龙场悟道”的真境界，又或是
想用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把阳明先生捧成“圣人”，让后人崇敬他，进而崇奉心学，但为了传播学说而造假、造神，其实没什么意思。
实际上龙场悟道本身没有神秘之处，而是一股看起来实在不起眼的力量拯救了王阳明，这就是：跟他一起来龙场的两个仆人病了。
这两个仆人从南京一路追随阳明先生来到贵州，是来侍候这位公子爷的，可这一对“祥瑞”却显然没想到龙场的生活条件竟是如此之差，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加上“瘴气”的影响，两个人先后病倒了。
按说仆人的身体应该不比阳明先生更差，可王阳明还没有倒下，仆人倒双双病倒了。说到底，主要是因为这两个人平时不读书识字，他们的精神世界过于贫乏，文章诗词一概不通，《易经》、《坛经》一律不读，他们没法像王阳明那样用各种“穷
酸办法”去应付面前的困难，结果心里的烦躁怨气愈积愈重，时间一长，两个仆人都被自己的坏情绪压倒了。
对王阳明来说，这是一件大事。
龙场气候炎热，瘴气横生，瘟疫多发，又无医无药，外地来的人病死的极多。王阳明自己是个“罪臣”，被贬到龙场来受罪，就算病死了也没有办法，可仆人们并没有罪，只是跟着来伺候他的，如果病死在龙场，王阳明的良心将会永远不安，如今他只有用尽一切力量照顾他们。
服侍病人，不但要处处动手，更需要事事用心。王阳明是个傲气十足的公子哥儿，从来不用做那些杂事，更不懂得用诚心对待下人。现在事到临头，心里的良知逼着他不得不事事躬亲，时时用心，平生第一次学着煮饭、熬粥、服侍别人，关心呵护，问寒问暖。看到仆人意志消沉，就跟他们讲论文章，
或者念几首诗给他们解闷。
然而，诗词文章是公子哥儿的玩物，仆人哪有这样的雅兴？根本不爱听他谈诗，也听不懂，王阳明就改了主意，不讲诗文，改成唱歌唱曲，唱余姚小调滩簧腔儿。在这些市井快活上，阳明先生会的不多，很快就没词儿了，只得又搜肠刮肚去编些笑话，总之就是想逗仆人一笑，缓解他们心里的压抑情绪。
许是侥幸，在王阳明的认真照料下，仆人的病倒也慢慢好了起来。
这是王阳明这位贵公子一辈子第一次这么努力地为别人、尤其是为下层人着想，如果他仍然是礼部左侍郎的公子、朝廷里的六品主事，或是一个退职回乡闲居的庄园主，他都永远不会这样做。这一年阳明先生三十七岁，在此之前，他的诗文不可谓不精，学养不可谓不厚，但阳明先生
在前面三十七年的人生中只能说一事无成。而现在，就在这荒僻孤寂得像坟墓一样的龙场，在替仆人煮粥做饭，挖空心思只为逗仆人一笑的过程中，王阳明却感受到了自谪居龙场以来所未有过的充实、轻松和快乐。
阳明先生的整个思路，就是在这个节点上转向正常的。
在和仆人们像朋友一样交往的过程中，在照顾病人、煮粥唱曲说笑话的过程中，他忽然明白：原来孔子一直提倡的“仁”，儒家学说奉为至宝的“仁”，就是这么一个简单到极点的意思。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他是为自己活着，同时也为天下人活着才对。人生的意义，就是对内实现自我价值，对外服务他人。
王阳明这个正直勇敢、博览群书的才子，就
是在与仆人交往的过程中，悟到了孔夫子所谓“仁者，爱人”的真谛！用阳明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这就是王阳明在地狱一样的小山洞里自问自答，给自己寻找出的人生答案。也就是传说中的“龙场悟道”。正如王阳明在《传习录》里总结道：“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如此看来，王阳明前半生的道路全走错了，初到龙场时的想法也错了。以前的阳明时时刻刻想着依附于人、追随于人，从没有自己的主见，也不问本体之良知。现在他才明白，原来“良知不假外求”，每个人在思想上都是平等的、独立的、自觉的，这世上没有什么“弃妇”，只要自己不抛弃自己，不抛弃社会，不放弃希望，抱定一颗“仁
者”之心，就不存在“被抛弃”一说。
当悟到“良知不假外求”的真义时，很多压抑在心底的谜团也就解开了。王阳明在一瞬间感受到了思想爆发的极度快乐，快活到了极点，忍不住纵声长啸，把已经睡下了的仆人们吓了一跳。
龙场悟道，悟到的是一个“仁”，是一个“良知”，一个不假外求的“自我”，这些体悟使王阳明的灵魂得到解脱。后来，王阳明在《象山文集序》里写下了一段有重要意义的话：“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谓也；道心精之谓仁，所谓中也。孔孟之学，惟务求仁，盖精一之传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尚书》里的话，被古人认为是从尧舜禹时
代起就代代相传的“十六字真言”。对这“十六字真言”，古人解释颇多，内容驳杂，而王阳明竞以“惟务求仁”四个字对这上古“真言”做了最杰出的总结，他理解得既简单精准又富有意义。
在写给儿子正宪的《手墨二卷》里，王阳明更加简明扼要地说道：“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之可致矣。”也就是说，阳明心学的核心理念“良知”与“仁”是相同且相通的，不能体会到“仁”的内涵，则“致良知”的工夫也无从做起。
良知，是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有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一个人才能真真实实地领悟良知。一旦从这里打开突破口，古代哲人所推崇的“仁”、“义”、“理”诸多概念，在阳明心中就都能融会贯通了。
激动之余，王阳明在阳明小洞天里写了一本
《五经臆说》，把自己对于五经四书的一些想法全都写在里面了。
可惜《五经臆说》并未流传下来，后来王阳明和弟子们讲起自己在龙场悟道的经历，提到了这本奇怪的小书，学生们立刻提出要看这本书，王阳明笑着说：“已付秦火矣。”
《五经臆说》是被王阳明自己亲手毁掉的。原因有二：一是这本书仓促而成，内容显然还不太成熟；二是这本书是王阳明在思想爆发状态时写下的，其中必定有许多不被时人所知的“敏感”内容。这些内容是不能被一心拱卫皇权的官僚集团发现的，否则不但王阳明的家族要遭灭顶之灾，就连他的学说和弟子们也会遭到清算。
虽然《五经臆说》被“秦火”烧毁了，但王阳明悟到的哲理，却已经在他的思想深处生了根。从这一刻开始，阳明先生不再是贵族纨绔，不再
是“罪臣”，更不再把自己当成什么“弃妇”，他放下一切思想包袱，像普通人一样走进阳光，开始体验属于他的那份人生。
王阳明的灵魂得救了，他的哲学思辨之路也正式展开了。
三 无处不在的良知
“良知”二字，是阳明学说的重中之重，是心学一切理论的核心。
早在龙场悟道的时候，阳明先生对此已有所立论，但对“良知之学”进行全面整理，使之成为一个哲学体系，还是回京任职，在北京、滁州、南京等地讲学的时候完成的。
中国真正的儒家学说——也就是所谓“孔孟”文学有一个特点，即讨论学术时的灵活性。儒学虽有师生之别，却无师生之实，师可以为生，生亦可以为师。唐代大儒韩愈总结出一句了不起的名言：“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工，如此而已。”韩夫子这句话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它来自孔子的名言。《论语·子罕》有言：“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吾叩其两端而竭焉。”
孔子认为，老师和学生都只是“思考者”罢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老师和学生是完全平等的。所不同的是：这个人知道这个道理，那个人暂时还不知道，于是知道的就讲给不知道的听，此时知者为“师”，学者为“生”。显然，这种“师生关系”随时可能消失，或者转换。你懂，你教给我，这时你是师，我是生；另一个问题我懂，你不懂，
又想学，则我教你，于是我为师，你为生。
其实韩愈提出的这种“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松散师生关系，在《论语》里另有一个精彩的版本：“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大家在一起做事，同事们身上必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看到同事身上的优点，我把它“吸收”过来；看到同事身上的缺点，我反省，如果我也有这样的毛病，则把它改掉。此处强调的，是“自我”和“自觉”。
在此处大谈“儒家师生关系”，似是题外话，其实不然，因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学说本身非常强调“自我”和“自觉”两个概念。
自我和自觉，是良知的基础，王阳明“良知论”的基础也建立在此概念之上。
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概念来自《孟子·尽心上》中的一句话：“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王阳明对孟子的这一观点从一开始就非常认同。在《传习录》中，他这样告诉弟子：“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这正是从孟子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推演而来的。
对于良知，孟子的看法很是坚定，他认为“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在孟子看来，良知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只要善加引导，人心里的“仁义”观念就可以自然成型。
而王阳明也针对这一观点，专门针对孩子们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
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
王阳明所说的，可视作他对于儿童的教育方针，而这个“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的教育思路直接来自孟子。在思想保守、主张体罚教育的“棍棒出孝子”时代，王阳明的教育思路恐怕未必能让时人接受，但在今人看来，这种“鼓励式”教育思路是如此正确，以至根本无需辩论。
通过对孟子“不学而知，不学而能”这一“良知”理论进行推演，王阳明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即：良知人人皆有，不管是帝王还是百姓，不管是圣人还是普通人。对此，王阳明在《书朱守乾卷》里明确指出：“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知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
无有不同。”这种对良知“普遍性”的极力肯定，有其非常积极的意义，因为如此一来，就把“圣人”和“愚人”、帝王和百姓之间的等级鸿沟彻底抹去了，使圣人和普通人、皇帝和百姓完全站到了一个平面上，再无“贵贱贤愚”之分。
基于此，也就为阳明心学思想的最高峰——“满街都是圣人”理论的提出，埋下了伏笔。
当然，“满街都是圣人”这一观点如此重要，王阳明要想确立这一命题，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完善。而阳明先生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良知”这一概念不断放大，不断强化，使之不可能被推翻、被撼动。于是王阳明首先迎战朱子理学，借着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直接提出“良知即天理”，用这样的办法提升“良知”的地位。
在《答欧阳崇一》中，王阳明指出：“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天理。”在《传
习录》中也有类似的话：“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
在另一篇《答舒国用》中更指出：“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王阳明用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把心之本体、天理、良知这一系列概念通通简化合并成了同一概念。
简化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概念。当良知与天理合而为一后，王阳明开始向他希望的方向引申，将良知提升为人生的准则，对此，王阳明是不厌其烦去强调的。
阳明认为：“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无有不是处，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把良知奉为“明师”，就把“帝王洗脑术”对学子们的思想控制和灵魂搅和过滤掉了一大半。
在《传习录》里，王阳明更说出了这样的话：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地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这里锁定了良知是“自家准则”，也就是说，良知这个与生俱来、无处不在、等同于天理的了不起的概念，是在“自己”心里的。既不是别人强加于你，也不可能被别人强加进来。
在指出良知是天理，是明师，是准则后，王阳明干脆提出良知即是人心灵中的“天植灵根”。在《传习录》里，他说：“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又把良知称为“主人翁”，认为良知是主宰，是至善。在《答季明德》一篇中也大谈：“善即良知，言良知则使人尤为易晓。”由此层层推进，把良知一步步由外而内引向了“自我”和“自觉”。
“君子之学，求尽吾心焉尔。故其事亲也，求尽吾心之孝，而非以为孝也。事君也，求尽吾心之忠，而非以为忠也。是故夙兴夜寐，非以为勤也；割繁理剧，非以为能也；嫉邪祛蠹，非以为刚也；规劝谏诤，非以为直也；临难死义，非以为节也。”
王阳明在《题梦槎奇游诗卷》里说的这一段话，可谓掷地有声。但乍看却又让人觉得有些窝火，甚而产生疑问：为什么每到讲哲说理的时候，古人必要大谈“忠孝”呢？难道舍此就无其他可谈吗？
对古人来说，确实，舍“忠孝”再无其他可谈！这是他们思想上的狭隘和可怜之处，是两千多年“儒皮法骨”的封建独裁统治、长期的学术洗脑和凶狠的“文字狱”这三股邪恶力量共同作用的
结果。
但王阳明所说的“忠孝”与其他儒者（比如朱熹）所说的“忠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那一套“忠孝”不一样，他所说的是“夙兴夜寐、剿繁理剧、嫉邪祛蠹、规劝谏诤、临难死义”，也就是从忧国忧民，到勤于公务，到反腐反贪，到上谏抗争，直至抗争而死，这一切，都是一个儒者的良知，正是这良知，使得一个真正的儒者可以正直无私，勇敢无畏。这也正是孔子所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在此之后，王阳明经过对“良知”的反复推演，终又在这一切思想上加了一个“帽子”，归拢到“满街都是圣人”的语境中去，使帝王和百姓平等。但天下人在自我和人格两方面得到平等地位之后，
再回过头来看，就应该懂得王阳明的心了。
至此，王阳明把“良知”由天理一步步引申，最终化为人生的准则，成了勇敢者手中的利剑，成了正直者心里的定盘星、试金石，成了一种最“自我”、最高尚的哲学理念。在此基础上，阳明先生又回过头来，想把这高尚的理念化为和风细雨，吹进每个人的心田。于是在《传习录》里提出：“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该做还是不该做？该努力还是不该努力？怎么来决定呢？仍然是用良知来做定盘星。
夙兴夜寐、割繁理剧、嫉邪祛蠹、规劝谏诤、临难死义，这样的大事业、大是非，不是每个人
都会遇上的，多数人只是在社会的角落中过着最平凡的日子。当明白了良知是天理、是准则、是灵根、是定盘星、是自我、是自觉以后，就会发现，在我们最平凡的生活中，良知，同样无处不在。
社会上常常有一些人，他们都是些老实人、好人，可身上又总有很多不良的习惯。这些人无视社会公德，不顾别人感受，行为举止很不检点，甚而把占小便宜当成人生乐趣。他们会在“请勿吸烟”的牌子下吸烟；在“请勿喧哗”的牌子下吵嚷；明知不能占道经营还要占道；见地上有一张钞票，立刻拾起装进自己口袋……一边最“老实”，一边又最无道德，结果“老实”和“不道德”混在一起，变成了猥琐。
一个人猥琐，是因为没有“自觉”，因为失去了“自我”和“自尊”，而归根究底，是心中的“良知”被尘埃蒙蔽了。
《传习录》里有这样一句话：“‘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这里说的“是非之心”就是自我，而“好恶”就是自觉。王阳明把良知比作一面镜子，教人常常擦拭，要擦得一尘不染才好。
我们在公共场所常会听到一个人斥责另一个人：“请你‘自觉’一点。”这句话多少有一点儿效果，对方常常会有所收敛。
“请你自觉”，其实就是在唤醒对方心中的“良知”。它之所以会有效果，是因为良知是个“灵明”，是个“心印”，是“试金石”和“指南针”，因为“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当良知被触动时，一定会有效验。
但“请你自觉”的效果又很有限，只能维持片刻工夫，因为良知归根到底还是个“自我”，
它只在你的心里，要靠你的手把它擦亮，别人帮不上忙。
四 狂者胸次
自从“悟道”之后，阳明先生在龙场驿站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因为他现在放下了架子，也抛下了负担，他现在想的就是怎么才能尽快修好驿站的房子，在这深山里怎么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好让自己过得舒适、快乐一些，就领着仆人和驿卒砍树架梁，打坯为砖，在驿站修起房子来了。
放下身段，人活得轻松很多。到这时候，阳明先生才注意到，其实自己并不孤独，至少眼前就有三个朋友和他做伴。有趣的是，一个人越是觉得自己不孤独，就越容易交到朋友。
很快王阳明就注意到在龙场附近生活着不少汉人，有的是从内地逃出来的难民，有的是因为犯了罪，被弄到这深山老林来受罪的，他们和阳明先生一样都被困在这大山深处。早先这些人曾和阳明先生打过些交道，却没能成为朋友，因为那时的王阳明在内心深处瞧不起这些人。现在阳明先生没有架子了，大家也就混熟了，王阳明知道这些人在当地还没有立足之地，就用自己刚刚领悟到的那种乐观心态劝说他们跟自己一样“范土架木以居”，盖起中原式的土坯房来。
有了住处，有了事情可做，王阳明真正品味到“吾性自足”的乐趣，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放眼四顾，生活中到处都是乐趣，充实得令人惊讶。
要想在龙场过好日子，首先要解决吃饭的问题，而种庄稼，着实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于是王阳明拜龙场一带的苗族人为师，开始学习种庄
稼。其实当地苗人的耕作手段比较落后，所谓刀耕火种，收成不佳。但这套技术简单易学，王阳明像他的老前辈孔夫子一样，学富五车，志在四方，开宗立论，却偏偏不精于农事，只能粗手粗脚地放火烧荒，学着苗人种起庄稼来了。
想必除了“刀耕火种”这套苗人的手艺外，阳明身边的仆人和驿卒也多是农夫出身，耕作起来还是有一套办法，于是到秋天就有了一些收获——而按照阳明先生诗里的意思，他们这一年辛苦赚来的点点收成，大半都进了“鸟雀”们的肚子，但有了这种忙碌的生活和体验，王阳明活得既充实又诗意，比前一年躺在“石棺材”里等死的状态，到底是天壤之别了。
种粮种出乐趣来了，得意之余，阳明先生又开始学习种菜，这些在农夫看来最平常的事，阳明先生全都不懂，一切从最基本的开始，倒也饶
有趣味，还记了一本笔记：地势低的地方适合种稻，地势高的地方适合种稷；种菜的时候土要疏松，湿度要掌握好；天太冷了谷穗长不结实，天太热了田里长虫子；草要经常除，耘田的时候要细心认真。最后又做总结说：“这套经验我是记住了，可真要操作起来还真不容易。可别以为只有在朝廷里琢磨着怎么整人才是本事，这种庄稼的本事也不能轻视呀。”
在谈论这些事的时候，阳明先生兴味十足，甚至专门写了一首诗作为纪念，诗的内容很一般，可名字取得很有意思，叫作“谪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咏言寄怀”。要是把这个长得像绕口令的题目每四个字加一个逗号分隔开来，倒成了一首不错的“梨花体”小诗，比诗的原文还要精彩。可见王阳明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本就是半开玩笑。这时候他的心情大好，绝境之中有此心境，也算
是很难得了。于是又有了另一首直白的小诗：
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
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
“万里入炎州，官卑得自由”，阳明先生真的快乐到如此程度吗？倒也未必，但这一阶段的心情着实好了很多。
这时候的王阳明已不再是个与百姓格格不入的官僚，而是一个放下架子有说有笑的正常人。此时，王阳明又注意到一个问题：当地少数民族生活得十分艰辛。
自明朝建立以来，朝廷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血腥征讨就没停止过，其中在贵州一省，苗人受害最深。尤其景泰元年（1450），贵州苗王韦
同烈起事，西至贵州龙里，东至湖广沅州，聚众二十万人，在普安州的香炉山筑起大寨，率军围攻新添、平越、清平、兴隆各处官兵卫所，其中位于贵州福泉县的平越卫遭到围攻，“被围半岁，巡按御史黄镐死守，粮尽掘草根食之”。明军随即发起反攻，出动二十万大军攻克香炉山，杀了韦同烈。这场大战对当地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人口大减，又造成了朝廷和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严重对立，从此贵州一省大小战乱不断，民族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在这方面王阳明实在帮不上多少忙，只能尽力而为，而他所能尽的力，就是给苗人讲学。
苗族没有文字，只知道结绳记事，所以学会识字、简单的算术对苗人来说很重要，而这些却是汉族知识分子平素不肯教给他们的，因为多年的民族成见已在汉人和苗人之间筑起了一道藩篱。
现在王阳明决定抛弃成见，打破藩篱，在自己居住的驿站开设学堂，教化苗人。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王阳明正式对外使用“阳明”这个号。
“阳明”二字，得自阳明先生家乡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的一处名胜。
山阴县有一座著名的会稽山，风光奇秀，山中观庙林立，其中有一座道观叫龙瑞宫。龙瑞宫附近又有一个名胜，是山石间的一处小穴，被认为是当年大禹收藏宝物之处，因缘附会，被认为是一处神仙聚会之所，称为“天地阳明紫府”。阳明先生曾到此游玩，意外地在附近发现了一个清静无人的山洞，此时的阳明先生正在家乡养病，又一心迷恋道术，就径自占了这个山洞，取名“阳明洞天”。后来又在洞外盖了一处房子，时常和朋友在这个“阳明洞天”里聚会。
平时阳明先生闲来无事自己找点穷乐子，就借着家乡那个“神仙聚会之所”的名字，给这个阴暗潮湿的山洞取名“阳明小洞天”，以纪念在家乡度过的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如今给苗人讲课，做了先生，觉得给人直呼名字不雅，便给自己取了个雅号叫“阳明先生”，自此，“阳明先生”四个字开始传播开来。
给苗人讲课，正是“已欲立而立人”，应了孔夫子“仁”的本意。从放下身段照顾仆人，到与周边的人交往，再到结交苗人，直至给苗人讲学，阳明先生对良知的感悟越来越深，同时把自己心里的良知大而化之，勇气、智谋与之俱增，帮助的人越来越多，这又应了孟子所言“充其恻隐，而仁不可胜用矣”。
良知，是一个神奇的概念。它就像一颗火种，
在人的心里点亮，你只要伸出手，就能把这火种接过来，点亮自己的心，也能用一片良知去对待别人。正像阳明在《大学问》里讲的：“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当下阳明的修行还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但“孔门之传，求仁而已矣”这一点他是悟到了，“仁即心也，心即知也，知即物也”，他也完全理解了，并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阳明投桃，苗人报李。在书院讲学一段时间之后，龙场一带的苗人都把阳明先生当成了朋友，看到王阳明主仆三人住在阴冷潮湿的山洞里，生活异常艰苦，他们就自发帮他在龙场建起了几座木楼，以便居住和讲学之用。王阳明给其中较大
的木楼取名“何陋轩”，取“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意思，另外还有“寅宾堂”、“君子亭”等几处建筑，算是小有规模了，这个地方也就被正式称为“龙冈书院”。
这时候的龙冈书院还不算一座学堂，它主要是阳明先生为苗族朋友们开设的识字班。而在此时，正在大山深处过着隐居生活的王阳明，却意外遭到了来自山外的骚扰。
在王阳明离开南京到龙场驿站就职后不久，刘瑾又一次派人到南京和王华谈判，内容和早先一样：只要王华愿意和正德皇帝组织的“一龙八虎党”结合，就可以安排人阁。
当然，这一次仍然是正德皇帝借刘瑾之手来拉拢王华，而王华又一次拒绝了。
既然王华主意已定，正德皇帝也就把这位昔
日的“老师”彻底放弃了。于是在皇帝的授意下，刘瑾展开了对王华的新一轮陷害，这次的做法是先对另一个官员进行打击，然后由此事牵扯出王华在礼部任职时曾经“受贿”，并以此为借口向王华发难。
王华任礼部侍郎的时候是否受贿已无从查起，不过王华倒是很识时务，早巳做好辞官的心理准备，此刻也就没有更多的争执，老老实实辞去南京吏部尚书之职，致仕还乡。
王华遭陷害被迫辞官的这一阶段，也正是刘瑾手中的权柄登峰造极之时，这个凶恶而又愚蠢的太监开始回过头来陷害那些早就被他赶出京城的政敌，包括已经退休的大学士刘健、谢迁，曾组织百官联名奏请诛杀刘瑾的户部尚书韩文，已经退休的兵部尚书刘大夏等人。结果年届七十三岁的刘大夏被判充军，韩文被投入诏狱，刘健、
谢迁等人也险些遇害，全靠留在朝廷的首辅李东阳暗中保护才得以脱险。
此时刘瑾已经在朝廷和地方上培植起相当数量的亲信，从内阁辅臣曹元到尚书张彩、焦芳、刘宇全都是刘瑾的死党，都察院被刘瑾的亲信屠溏控制，锦衣卫落在杨玉手里，地方上的要员有些攀附刘瑾势力，有的则逐渐被换成了刘瑾的党羽。现在这些人看到刘瑾对前朝重臣的打击不遗余力，就决定给主子提供弹药，帮助他陷害这些老臣，以向刘瑾邀功请赏。于是刘瑾爪牙之一的贵州都御史王质决定对王阳明进行暗算，从阳明先生身上找到突破口，去攻击他的父亲。
当然，王质身为贵州都御史，是一个省级高官，他没有必要亲自来罗织王阳明的罪名，所以王质私下授意贵阳知府，再由这个知府“遣人至驿侮
先生”，派了几条狗腿子到驿站找王阳明的麻烦。
可王质没想到，王阳明在龙场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已经在这一带的苗族人心目中树立了相当的威信。龙冈书院是苗族青年汇聚的地方，贵阳知府派来的官差跑到龙场来找阳明先生的麻烦，没能“侮”到王阳明，却惹恼了龙场的苗族人，被人家狠狠揍了一顿。
王质派人来龙场找茬的本意就是“收集罪证”，现在这几个官差挨了苗族人的打，正好落下一个口实，他立刻告到贵州提刑按察司，要求逮捕王阳明。时任贵州按察副使的毛科是个正直的好人，他知道王阳明在这件事上并没有什么过错，更深知王质借这件小事陷害王阳明，其背后还有更大的阴谋，所以毛科推三阻四拒绝捕人，反而腾出时间给王阳明写了一封信。他派人专程送到龙场，把在贵阳发生的事情前后经过讲明，让王阳明到
贵阳知府面前去跪拜谢罪，只要阳明先生肯就此事郑重道歉，“驿丞纵容苗人殴打官差”这一事件就可以和解了。
显然在这件事上，毛科已经做了相当程度的斡旋。在他的运作下，这一事件绕过了真正的幕后指使者——贵州都御史王质，变成了王阳明和贵阳知府之间的矛盾，而贵阳知府在按察司面前毕竟只是个下级官员，冲着毛科的面子，他不敢过于难为王阳明，只要阳明先生出来道歉，这件事就可以化解了。
可王阳明却作出了一个强硬的决定：对贵阳知府不做任何道歉。
当然，王阳明也有自己的考虑，毛科在这件事上花了这么多工夫，完全是一片好心，自己这边也不能把事情弄得太僵，以免让为自己说话的
毛科为难，于是写了一封巧妙的回信给毛科。信中首先就毛科的斡旋表示感谢，继而提出那些官差到龙场来殴辱自己，是官差自己仗势欺人，“非太府使之也”；又说龙场苗人和官差争斗“亦非某使之也”。也就是说，知府衙门的官差跑到龙场来欺负王阳明，这“并不是”知府大人指使的，苗人打了官差，也不是王阳明指使的……
在这个前提下，王阳明就进一步认为：既然知府大人没欺负我，我也没打知府大人的手下，那我有什么罪呢？既然根本没有罪，那我凭什么去知府衙门叩头认错？所以不肯去道歉。
某之居此，盖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诚有以取之，则不可谓无憾，使吾无有以取之而横罹焉，则亦瘴疠而已尔，蛊毒而已尔，
魑魅魍魉而已尔，吾岂以是而动吾心哉？
王阳明这番话说得非常硬朗，俨然已做好了死的准备：宁可被知府的爪牙暗中杀害，也绝不向刘瑾这帮奸党的邪恶屈服。就像阳明先生后来在讲学时对弟子们说的：“我今信得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我现在坚信良知是确定大是大非的原则，就照着这个原则信手去做，根本不用隐藏什么。到这时候才能说自己是个敢做敢为的“狂者”胸怀，就算天下人都说我言行不一，我也不在乎。）
“狂者胸次”，这是当年孔子提出的一种人格，也是王阳明极为推崇的真性情、大勇气。简言之，就是：见了好人好事就称赞，哪怕因此被人陷害
也要称赞下去；见了恶人恶事就要骂，哪怕被打击报复也要骂到底。该谈志向就谈志向，想说原则就说原则，拍着胸脯展示自我，高谈阔论大谈个性，不怕别人笑话，也不怕别人说我“言行不一”。
我自有志向，自有原则，自有良知在胸中，自是一个坦荡勇敢的真君子！那些已经没有理想，没有原则，埋葬了良知，一心要和坏人同流合污的家伙们不去反省自己，倒来笑话我这个有理想、有原则、有良知、有个性的勇敢者吗？
在现实中，常有些同流合污的小人因为自己没有志向，就去取笑那些有志向的人；自己没有良知，就去讽刺那些有良知的人；自己不敢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就去斥责那些敢于勇敢的人。对这样一些小人，我们无需理睬。
良知，神奇的良知。不久前它让王阳明懂得了人应该怎么面对生活；现在它又让王阳明知道
了人应该怎么面对邪恶。这“良知之学”，就是心学。此时的阳明先生已经登堂入室，体会到心学的精髓了。
最终，阳明指使苗人殴打官差这件事被提刑副使毛科遮掩过去了，王阳明的父亲也没遭到进一步的陷害。这可能出于一个谁都意想不到的原因：权阉刘瑾对状元公出身的王华十分崇拜。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刘瑾居然是王华的一位“粉丝”。史料称，刘瑾这个不学无术的太监对自己的无知和愚昧颇有自知之明，因为没读过书而感到自卑，所以心里非常崇拜那些饱学之士，而在刘瑾眼里，朝廷中最“饱学”的才子正是王华。
状元出身的王华当年屡任翰林院学士，詹事府少詹事，东宫辅导，给太子讲学时侃侃而谈，这一时期刘瑾也曾陪伴在太子身边，因此他非常
崇拜王华的学识，对王华有极深的好感。
虽然王华在关键时刻没有接受刘瑾的拉拢，可他毕竟和正德皇帝有一段“师生”情，又是个城府极深的官场老手，从刘瑾上台到自己退休，始终没有和刘瑾发生过直接冲突，算是急流勇退，走得比较干脆。尽管刘瑾因为王华“不识抬举”而恼火，倒还不至于恨他，所以在打击报复老臣的名单上并没有王华的名字。
就这样，一场从贵阳城里来的政治迫害终于被躲过去了。可谁想到，另一个“麻烦”却又悄悄找上门来。
五 劝服土司
在王阳明到龙场的第二个秋天，几场大雨冲
毁了道路，切断了驿站和外面的联系，驿站粮食的给养供应遇到了困难。好在苗人把阳明先生当成朋友，送给驿站一部分粮食，但这只是解了燃眉之急，困难仍然存在。正在阳明先生发愁的时候，忽然来了一队马帮，送来一大批猪肉、鸡鸭、大米和柴炭，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水西宣慰司安贵荣派人送来的礼物。
宣慰司，其实就是地方上的大土司。而土司制度历史久远，《明史》中记载：“西南诸蛮，有虞氏之苗，商之鬼方，西汉之夜郎、靡莫、邛、荇、焚、爨之属皆是也。自巴、夔以东及湖、湘、岭峤，盘踞数千里，种类殊别。历代以来，自相君长。”据说这水西土司就是古代“夜郎国”的后裔。
明洪武初年，朱元璋开始设置土司，“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衔号（依土司势力大小分为）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
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这些土司职位有高有低，领地有大有小，其中贵州一省地盘最大、实力最强的土司就是水西宣慰司的安氏土司，在明洪武六年（1373）受封为从三品宣慰使。
现任水西宣慰使安贵荣是水西地方的第七十四代土司，他是一个勇猛好斗、精力充沛的强人，除了水西宣慰司这个世袭官职外，还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正三品的昭勇将军官职，手下兵强马壮，威震贵州，而安贵荣本人也颇有雄心壮志，并不满足眼下的势力，就到处招兵买马，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现在他发现被贬龙场的王阳明是个难得的人才，就按照当地彝族人的习俗，派了一批人带着肉食米粮到龙场驿来服侍阳明先生，这件事让王阳明大为惊讶。作为一个犯罪被贬的官员，王阳明身上背负很大的嫌疑，如果他
和当地土司接触过多，很容易被人诬陷为勾结土司，这可是一项重罪！此刻，百里外的贵阳城里有一个都御史王质等着找王阳明的麻烦，所以他不愿意惹事，就坚决把这些奴仆退了回去，不肯接受。
想不到安贵荣却会错了意，以为阳明先生嫌礼物太轻，于是又派使者送来了一箱金银，几匹好马。
到这时候，王阳明才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必须认真面对。因为安贵荣送来的礼物昂贵到了吓人的程度，其含意已经超越了友谊，显然安贵荣是想借机招揽王阳明，让他在某种程度上归附于土司府，能直接成为安贵荣的谋士那最好不过。要真弄成这个结果——哪怕只是造成这么一种假象，对于获罪贬宫谪居龙场的王阳明来说，都太糟了。
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拒绝土司送来的礼物是不礼貌的，很可能引起对方的误会，因为收受这样的重礼，会被土司视为“谋士”，继而被解读成“背叛朝廷，投靠土司”，这种情况对王阳明来说是极其危险的。更不妙的是，眼下安贵荣仗着自己手握重兵，正伸手跟朝廷讨官要赏，闹得不可开交，和朝廷之间芥蒂已深，在这种时候王阳明和安氏土司扯上关系，麻烦就更大了。
左右为难之下，王阳明只好作一个折中的决定，收下两石大米以及鸡鹅、柴炭等比较普通的礼物，而将奴仆、金银、好马退回，同时写了一封信向安贵荣表示感谢，并在信里声明：那些粮食、肉食，王阳明是把它们看作水西宣慰使对龙场驿站的“周济”而领收的，也就是说，这是上级衙门对下级僚属的救济，而不是私人交往中的礼品馈赠。至于其他贵重礼品则“殊骇观听，敢固以辞”，
坚决不能接受了。
王阳明这样说，只是希望安贵荣能从字里行间读出他此时窘迫的处境，“处人以礼，恕物以情，不致再辱”。好在安贵荣也确实从阳明先生的信里读出了他的苦衷，并给予理解。
经过这件事，王阳明和安贵荣成了朋友，其后两人一直保持“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友谊，直到王阳明离开龙场为止。
在和安贵荣打交道的时候，王阳明脑子灵，反应快，处事也很得当，总算把这件麻烦事应付过去了。可就在这一时期，水西土司和中央朝廷之间的冲突仍在不断升级，矛盾已经到了即将爆发的边缘。
在王阳明来龙场的前一年，苗王起事的普安州发生了战乱，战争的核心仍是香炉山一带。由
于水西宣慰司下属的架勒则溪、要架则溪紧邻普安州，朝廷就命令安贵荣出兵征讨，安贵荣也确实发兵配合官军作战，大获全胜，安贵荣就倚仗军功向朝廷上表，希望得到一个“都指挥佥事”的武职，这是个正三品官职，比原来世袭的那个从三品宣慰使级别高一些。在安贵荣看来，这将增加水西土司宣慰府的荣耀，也能借机压制周边的其他土司，尤其是在自己的老冤家——水东土司宋然面前，可以摆摆威风。
想不到朝廷却有自己的打算。
大明朝廷的重臣们早已觉察到安贵荣的骄横，对他留着十二分的心。现在安贵荣上奏求官，朝廷给了安贵荣一个贵州布政使司参议的文职，这样一来就不是升官，而是在“宣慰使”之外另加了一个文官职位，最让安贵荣不满的是，这个官职只是比从三品的宣慰使还低的从四品。
事实上朝廷给安贵荣安排这样的官职，说明朝廷方面对他起了戒心，并用这样的方式示以警告。这一点安贵荣也不是看不出来，可这位大土司生性鲁莽，不但无惧朝廷的警告，反而一连几次上奏求官，言语中也表露出明显的不满情绪。这么一来，朝廷对水西宣慰司更不放心，便准备在水西附近增设卫所，驻扎官军，防备安贵荣。安贵荣得知消息后也针锋相对，打算奏请撤销龙场驿站，切断水西土司和贵阳府城之间的联系……
如果水西土司和朝廷的矛盾按照这种惯性一路发展下去，矛盾将逐渐升级，最终注定要爆发一场血腥战争。好在关键时刻安贵荣想起了王阳明，于是给朝廷上奏“请求”——实际上在安贵荣通知朝廷准备裁撤龙场驿站之前，先写了一封信，派人来询问阳明先生的意见。
这是王阳明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一起如此错
综复杂的政治事件，更重要的是，这是王阳明第一次抛弃自身对人对事的种种成见，完全凭良知来指引自我意识，对重大事件作出判断。结果阳明先生发现了“良知指引自我意识”的神奇之处：用良知来引导思路时，很多平时看不到的重要内容，此时都清晰地浮现出来了。
比如眼前这件事，表面看来是土司和朝廷之间的角力，如果不用“良知”进行思考，只用王阳明自己的“私欲”来分析，那王阳明就只有两个立场，要么站在朝廷一边反对土司，要么站在土司一边算计朝廷。最终，王阳明显然会站在朝廷的立场上对安贵荣表示出敌意，甚至会把安贵荣请求裁撤驿站的消息抢先上报给朝廷，以表忠心，得到朝廷的奖励。但如此一来，王阳明就等于在朝廷和土司之间起了一个反作用，由于他的
介入，将使得土司和朝廷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
可是当王阳明放下自己心里的“私欲”，抛开对皇帝的愚忠，拿出“良知”来分析这件事，却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来。因为“良知”告诉王阳明：土司也好，朝廷也罢，他们都是统治者。土司倚仗强兵的骄横，朝廷想攫取水西土地的贪婪，这两者都是私欲。而心里的良知却引导阳明先生透过“私欲”，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一事件，于是他在土司和朝廷两股私欲之间看到了真正值得他关心的内容，那就是：水西境内四十八万百姓的切身利益。
土司和朝廷交战，死伤最多、损失最大的一定是百姓，而阳明先生既不应该站在朝廷一边，也不该站在土司一边，他应该和百姓站在一起，尽自己的力量去维护百姓的利益。
这才是良知。
看清这一点，后面的事就好办了。要想维护百姓的利益，王阳明就必须想办法迫使土司和朝廷同时作出妥协。只有这两股霸道的力量同时让步，战火才能平息，当地百姓才得以安居乐业。
经过一番深刻思考，王阳明确信朝廷对水西土司的高压态势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因为朝廷表面是个强大的帝国，其实却是财政困窘，皇帝昏庸，外强中干，并不真想打仗。而水西土司是明朝建立以后第一批归顺的土司，这些年一向对朝廷恭顺，在当地又拥有强大的实力，双方把关系闹僵，对朝廷来说只有麻烦，因此朝廷并不愿意和安贵荣闹僵。
同样，安贵荣也不愿意和朝廷闹僵。因为水西土司虽然强大，但毕竟只有“千里之地”和“四十八万百姓”，与大明朝广大的版图、六千万子民和一百八十万军队相比，它是微不足
道的。而水西周边又强邻环伺，一旦朝廷下决心征讨水西，只需要发出一道圣旨，再号令各路土司一起对水西用兵，安贵荣势必四面受敌，难以招架，所以安贵荣虽然表现强硬，其实内心里是不敢、也不愿意和朝廷硬碰的。
这么说来，朝廷和土司表面看来都气势汹汹，其实两家谁也不想真的开仗。只要水西土司能够对朝廷继续表现出恭顺的态度，给朝廷一个台阶下，事情就会出现转机。
此时，王阳明已经把整个事件分析透了。当然，他一个小小驿丞，影响不了朝廷的决策。可王阳明正待在安贵荣身边，和这位土司又是不错的朋友，劝一劝安贵荣，他是办得到的。只要王阳明能想办法劝动安贵荣，请他率先向朝廷表示恭敬，主动辞去那个“贵州布政参议”的头衔，再说几句客气话，不提裁撤龙场驿站的事，朝廷方面势
必会缓一缓，以求息事宁人。
良知，帮助王阳明透过复杂的表象，看清冲突的本质。当王阳明用这种精妙的思维得出一个深刻而精确的结论后，这件原本难以解决的事忽然变得简单起来，以至于王阳明只要给安贵荣写一封信，就能把整件事搞定。
把整件事想通之后，王阳明就给安贵荣回信，抓住这些贵族老爷性格上的弱点，首先抬出“祖宗”这顶大帽子来唬他说，“朝廷制度定自祖宗，不可擅改，在朝廷且谓之变乱，况诸侯乎？”水西安氏从汉朝开始就在贵州当地做大土司，至今已立千年，全靠着“世守天子礼法，竭忠尽力，不敢分寸有所违”才一直延续到今天。把这一套大道理摆明之后，又向安贵荣强调这水西驿站是他“祖宗”奢香夫人在明朝皇帝的“祖宗”朱元
璋洪武年间设置的，一件事牵涉两位“祖宗”，所以不能擅改，一旦撤销驿站，朝廷一定不能接受。贵州地方政府也会出来干涉，连土司内部有权势的族人们都会产生反感，所有人都会责备安贵荣“变乱祖制”，最终可能会导致众叛亲离，对安贵荣没有任何好处。
说了这些劝人的话之后，王阳明又转弯抹角地威胁安贵荣说，“驿可减也，（官军卫所）亦可增也；驿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把安贵荣面临的危机逐一挑明，让他自己意识到来自朝廷的压力比他设想的要大得多，不管朝廷方面是在水西附近增设卫所，还是直接革去他的宣慰司职务，安贵荣都将面临绝境。
“祖制”这个东西虽然迂腐，可是完全建立在血亲关系上的土司政权却最认同：“实力”这个东西虽然霸道，可是依靠军队生存的土司们最
信。用“不合祖制”和“实力悬殊”来压服安贵荣，果然特别有效。
估计这两顶大帽子基本上能把安贵荣唬住了，王阳明又提出土司帮朝廷打仗平叛是分内事，不该向朝廷额外讨赏，免得朝廷疑心。最后干脆告诉安贵荣：宣慰使是“守土之宫，世有其土地人民”，贵州布政使司参政则是“流官矣，东西南北，惟天子所使”，一个土司可以永远在自己的领地上统治人民，再将这个权力传给子孙，可要是被加封为朝廷官员，就随时会被朝廷调遣，一旦朝廷下令将安贵荣调离水西，他若不去，就是抗旨，会立刻被治罪；如果去了，就是离开了家族世代居住的土司领地，这么一来，则“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复使君有矣”。
王阳明这一句极其中肯的话，把朝廷对安贵荣的“算计”整个摊到桌面上来了。如果不是出
于一片至诚，他不会把这些话说给安贵荣听。
说到这里，王阳明已经用一片真心劝住了安贵荣，于是说出自己真正要说的话：“今日之（贵州布政司）参政，使君将恐辞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你要是愿意听我劝，就应该急着辞去朝廷所封的“布政参议”一职才对，而且态度还要谦虚，要客气，更不能继续向朝廷索要更高的官职了。）
王阳明这封信有理有据，真心实意，彻底把安贵荣给说服了。这位统治着贵州千里之地、四十八万百姓的强人终于放下了架子，很快就上奏辞去贵州布政使司参议的职位，而且对朝廷说了一大套谦恭的客气话。
也正如阳明先生所料，朝廷并不想和安贵荣闹翻，眼看土司服软了，在水西附近设置卫所、驻扎官军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了。
六 存天理，灭人欲？
在土司和朝廷的矛盾面前，王阳明用“良知”设定问题，指引思路，再运用“良知”去寻找答案，用智慧解决问题，最终使得安贵荣主动辞去布政参议的职务，同时也赢得了朝廷对水西土司的妥协，于是一场被逐渐激化的矛盾消于无形，水西百姓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王阳明拯救一方百姓的意愿也终于达到了。可他没想到，就在这个危机解决没多久，更大的危机又出现了。
在水西大土司身边还有一水东土司，这两大土司以乌江为界，各霸一方，实力都很强劲。其中势力强大的水西安氏土司被明朝封为宣慰使，
势力较小的水东宋氏土司被封为宣慰同知。
水东宋氏居住在贵阳城侧，手下划分为十个长官司，土地人口只比水西土司手下的“十三则溪”略少些，宋氏自己亲领“洪边十二马头”，实力仅比水西安氏低一点。他们在贵阳城里都设有官署，而宣慰府的印信一直掌握在安氏土司手中，由此引发了两大土司历时百年的明争暗斗。加之这两大土司控制的地域互相毗邻，犬牙交错，互相之间为了土地和人口也时有争执，小冲突累积起来，就变成了大矛盾，到了安贵荣这一代，矛盾已经愈演愈烈，渐渐失控。只是两家土司都在朝廷控制之下，不敢直接动武。
这一年，水东宋氏土司手下的三个头人阿贾、阿札、阿麻同时起兵反叛，把水东的大土司宋然围困在大羊场的官寨里，贵阳府城周边的局势立刻动荡起来。朝廷急忙下令安贵荣发兵平叛，救
援水东土司。安贵荣和宋然两家为了争夺宣慰府的官印曾起过争执，在贵州官府那里打过一场官司，而官府在这场土司间的冲突中耍了个“扶弱抑强”的小花招儿，偏帮宋然，压了安贵荣一头，惹得安贵荣既恨官府，又恨宋然。现在宋然那边出了事，安贵荣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是笑开了花，就打算看一出好戏，借这场战乱削弱宋氏土司的实力，于是不理朝廷的连番催促，坐在乌江西岸来了个“隔岸观火”，坐视不救，任由宋然被手下的头人围攻。
水东这一场叛乱影响很大，贵阳方面的官府无力插手，想从别处调兵，又鞭长莫及，只得连连发出紧急公文，命令安贵荣出兵平叛。可安贵荣早打定主意，就是不肯出手，直到被催得坐不住了，这才出动一支部队从背后攻打叛军，杀了阿麻头人。朝廷见安贵荣出了兵，以为叛乱很快
可以平息，就放下心来。想不到安贵荣又耍了个花招，在前面应付了一下，打了一仗，眼看朝廷不再催逼了，就对外宣称自己生了病，回到官寨闭门不出，早先派出去的部队也都悄悄撤了下来。
这么一来，刚刚好转的战局又变得复杂起来，被围困的宋氏土司只得又向贵阳方面求援，贵阳方面也再次急令安贵荣进兵，可安贵荣却觉得自己出的力不算少了，就此称病不出，躲了起来。
社会上，有时候一个头脑聪明的人却未必就能取得成功，甚至有可能弄巧成拙，惹上大麻烦，可是这些聪明人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问题呢？因为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聪明，要看他的思想是否正直，想出的主意是否合乎“良知”。如果是合于良知的聪明，就可以叫作“智慧”；如果动的是不合于良知的歪脑筋，那只能叫做“伎俩”罢了。智
慧可以解决问题，而伎俩却往往害人害己。这正应了那“尧舜禹相授受”的著名的十六字真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安贵荣这个装病的主意就是“伎俩”。说难听些，这是搬着石头往自己脚上砸。
在安贵荣想来，他这个装病不出的计划很妙，可以让水东兵马和叛军斗个两败俱伤，自己好坐收渔人之利，可他哪能想到，就因为他的用心不良，便宜没有占到，反而弄巧成拙，不知不觉间，一场巨大的危机已经降临在他的头上。
安贵荣是贵州一省势力最大的土司，如果他出兵帮助宋氏，叛军一定无力抵抗，可现在他在家称病，反叛的阿贾、阿札两个头人自然抓住机会放出风声，说安贵荣“锡之以毡刀，遗之以弓矢”，暗中协助叛军攻打水东土司。
其实安贵荣虽然有纵容叛军之意，却也不至于拿出J枪弓箭直接帮助叛军，但叛军放出这样的风声，既可以威胁被围的水东土司，乱对方的阵脚，又有可能在关键时候把安贵荣拉下水，对叛军来说好处颇多。所以他们到处散播谣言，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安贵荣正在“帮助叛军”。
与此同时，在水西内部也传出谣言，说水西“连地千里，拥众四十八万，深坑绝坉，飞鸟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纵遂高坐，不为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意思是说水西地大兵多，不惧朝廷。这些话显然不是安贵荣的意思，而是水西土司内部有权势的人故意放出风来诋毁安贵荣，想挑起他和朝廷之间的直接冲突。促成朝廷发兵对安贵荣展开征讨，那时这些水西内部的大贵族就出来和朝廷联手算计安贵荣，趁机夺取土司之位。
水西彝族土司是以血亲宗法制度建立起来的，
其内部有大小四十八个族支，各自都有自己的领地，而这四十八族支的首领——土舍和土目们，都拥有贵族血统，有权力分享土司职位的继承权，所以水西土司内部的权力之争非常激烈。现在就有人趁着安贵荣不救水东土司，开始在背后兴风作浪，算计他了。
到这时，称病不出的安贵荣对外得罪了官府，对内引起了贵族对他手中权柄的觊觎，一时间，水西千里之地暗流汹涌，杀机四伏，安贵荣身边那些人各自动起了脑筋。内忧外患齐至，大祸已经临头。处在这样的危机之下，安贵荣竟然一无所知，仍在家装病，不肯发兵。
安贵荣打什么样的主意，和王阳明并没有关系。但龙场驿站正处在这场战乱的边缘地带，王阳明又和当地人混得很熟，所以对战场上的态势
比较清楚，各种谣言、鬼话，也都纷纷传进他的耳朵里。
经过一番分析，王阳明估计到：如果安贵荣再继续拖延，不救水东，则水东土司很可能会被叛军消灭。一旦水东土司灭亡，朝廷就会认为这是安贵荣和叛军联手所为，为了保证贵州宣慰司地方的安宁，很快就会派大军进剿，这么一来，占领水东的叛军和水西的安氏土司都将遭到打击，水西土司内部也会发生严重的内讧，对地方来说，则是整个贵州宣慰司——包括水西、水东两个土司以及周边广大地区的所有民众，都将被卷入一场恐怖的战祸之中。
又是“私欲”——安贵荣这个大土司削弱对手实力的“私欲”，阿贾、阿札两个头人消灭宋氏自立为土司的“私欲”，水西贵族们夺取土司之位的“私欲”，这些贵族和统治者的邪恶欲望
搅缠在一起，即将给当地人民带来一场可怕的兵灾！
在如此危急时刻，王阳明依据良知，为了当地百姓的利益，对战场上的通盘局势做了一番认真的评估，很快想出了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准备用自己的“智慧”来击破安贵荣的“伎俩”。
拿定主意后，王阳明立刻给安贵荣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外面已经传出消息：“阿贾、阿札等衅宋氏为地方患，传者谓使君使之”，有人正在往安贵荣头上栽赃，说他暗中支持叛军！“斯言已稍稍传播，不知（贵州的地方官府）三堂两司已尝闻之否？”
当然，安贵荣装病不肯出兵平叛的事，贵州地方官府早已知道，而且三番两次下令催促安贵荣进兵。只是安贵荣目前正在装糊涂，而装糊涂
的人有时候真的会“催眠”自己，以假乱真，竟以为别人不知道他在耍的这些花招。现在阳明先生把安贵荣的花招点了出来，一下就把装糊涂的人给点醒了。
接着王阳明又用厉害的话吓唬安贵荣，说这些谣言一经传出，官府一定信以为真，会向朝廷请求发兵征讨水西。水西土司周边有播州、黎恺、酉阳、保靖各处土司，全都兵强马壮，也都在觊觎水西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朝廷觉察安贵荣有反叛之心，发圣旨命令这些土司来攻打水西，安贵荣肯定无法应付，那么水西土司就有顷刻覆灭的危险。
当然，王阳明写信给安贵荣，用意是劝说，不是吓唬，而且安贵荣是个鲁莽的人，唬人的话说多了，弄不好会适得其反，所以这些话点到即止。接着王阳明又换了话题，告诉他：安氏土司共有
四十八个宗族支系，每一个宗族支系都有资格成为土司，现在安贵荣这一支系已经担任土司长达三世，其他族支不敢公然起兵争夺，那是靠了朝廷的任命，是朝廷在背后撑腰，安贵荣才能压服同族，一直占据土司之位。如果他的家族因为“水东事变”失去了朝廷的信任，不能获得官府的支持，就是给了其他支系以可乘之机，那时候怕是有人要出来和他争土司之位了。
确实，这次安贵荣称病不出，放任叛军攻掠水东，早就有身边的贵族们在算计他了，现在阳明先生把这些“背后捅刀子”的话都透露给安贵荣，又把厉害之处一一指明，安贵荣确实需要三思了。
在信的最后阳明先生劝说安贵荣：“使君宜速出军，平定反侧，破众谗之口，息多端之议，弭方兴之变，绝难测之祸，补既往之愆，要将来之福。”这一串话句句切中要害，安贵荣实在没
办法不听阳明先生的劝告了。
安贵荣虽然莽撞，但并不是傻子。这位大土司有一个优点，就是他很信任自己和阳明先生的这份友谊，所以也真把王阳明的劝告当一回事。
三思之后，安贵荣很快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也体会到了王阳明的一番好意。此时安贵荣立刻集结兵马，以最强的兵力、最快的速度赶到水东平叛。
而水东叛军围攻宋氏官寨已经有一段日子，安贵荣始终不肯发兵来救，以至叛军都相信安贵荣的人马绝不会来了，可现在水西军马忽然倾巢而出，杀到眼前，结果一击得手，很快就平定了这一场大乱。
这一仗安贵荣花费不大，折损不多，却立了大功，名利双收，捞了不少好处，从此他对王阳明更加敬重，以至于王阳明离开龙场时，土司亲
自来送行，并在阳明先生住过的山洞上提了“阳明先生遗爱处”七字，至今犹存。
可是给安贵荣当了一回“谋士”，出了这么个好主意，阳明先生并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利益。
在这件大事中，王阳明是否得到“好处”，不能简单去算计，否则就不合于良知了。
阳明先生做这一切事，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得到什么好处，至于安贵荣从事件中得到什么好处，在王阳明看来根本不重要了。要紧的是叛乱平息了，水西、水东两地的百姓又过上了太平日子。孔夫子教育儒生们要“泛爱众”，要做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由此推之，水西的老百姓得到好处，就等于阳明先生得到了好处，这就够了。
如果非要问“好处”，那么可以去一趟贵州省修文县，到当年的龙场驿站所在地去打听“王
阳明”三个字，在当地无人不知，五百年前王阳明住过的小山洞至今仍在，洞壁上，大土司安贵荣的儿子——水西第七十五代土司安国亨亲手题写的“阳明先生遗爱处”七个字，宛然在目。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这话说得对呀！阳明先生帮助了百姓，虽然没得一两银子的“好处”，可五百年过去了，“阳明遗爱”仍在当地流传，再过五百年，应该也不会被人遗忘吧！
为什么王阳明一生立德立言立功，那么厉害？为什么朝廷里那么多官员们，却没有阳明先生这样的功业？因为这些官员满心都是私欲，根本没有为百姓打算。大儒朱熹曾提出六字真言：“存天理，灭人欲。”对这六个字，阳明先生是认同的。天理，是人民的利益；人欲，是统治者的私心。而良知，就是要保护人民这个“天理”，灭统治
者的“人欲”。
王阳明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思路正确了，他当然就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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