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王阳明的六次突围 > 第一次 直视黑暗，看破愚忠
一 官二代的升迁路线图
王阳明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出生在大明王朝第一流的官僚家庭。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 1481）辛丑科状元，到正德元年（1506）已经担任礼部左侍郎，成为内阁辅臣最重要的候选人之一。
老父亲官做得如此顺利，王阳明庇荫其下，自然也是顺风顺水。弘治十二年（1499），王阳明二十八岁时考中进士，被安排到工部“观政”，也就是实习。他刚到岗就接了一个大“工程”，
为刚刚去世的名将王越修建陵墓，这次他认认真真地实习了一次。后来他并没有在工部任职，而是去了刑部，担任云南清吏司主事。
在云南清吏司主事位上仅仅待了一年——还不满一年呢，王阳明这位小小的六品主事就被外派到淮扬、直隶去审决死囚。这是刑部主事所能接受的最重要的外派职务，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锻炼。其后王阳明因为身体不好，回老家休养了足足两年，弘治十七年（1504）才回到京师继续担任刑部主事。过了半年，他又接到了一个六品主事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任命——山东省乡试主考官。更有意思的是，他这个职位不是经由礼部衙门委派的，倒是山东巡按御史陆傅主动向礼部“推荐”的。
巡按御史，是和布政、按察、都指挥齐肩的高官，是朝廷派到地方上的耳目风纪之臣，这样
一位重要的臣子，却向朝廷推荐一个刚在刑部任职四年（其中还有两年在休病假）的主事担任山东乡试主考，可真算是意味深长。
大明帝国共有两京十三省，其中山东是个重要的大省，在北方仅次子直隶。王阳明这么一个毫无资历的新人竞被山东巡按御史推荐为乡试主考，而这个“推荐”居然立刻就被礼部批准了。这听起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然而，我们可以再往深里想一想。
京城哪一个部门负责管理全国的科举考试？
礼部。
此时，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担任的是什么职务？
礼部右侍郎。
如果礼部衙门公然委派一个如此年轻而无资历的刑部主事去担任一省的乡试主考，别人是要议论的。而一位监察御史出来“推荐”，礼部再
下任命，表面看来丝毫也不牵涉王华这位礼部的副部长，别人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主持山东乡试回京后，王阳明又被调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这看起来似乎是一次平级调动，其实内中大有讲究：当时大明朝的文官两万余名，武官却有十万人！这些人升迁任命多要经过武选清吏司，所以兵部的武选司虽然职位不高，却是肥缺中的肥缺，在京城各部门的各级“主事”中，武选清吏司主事能捞到的“油水”是最足的……
王阳明是大宗师，是一位“圣人”，可他的老父亲却是个“凡人”。这位老先生大权在握，自然不肯浪费了，于是一步一步全按着官场上的潜规则给自己儿子安排前程，真是板眼分明，有条不紊。王阳明自从考中进士以后，整条晋升之路都被安排得非常有趣，画一条路线图，我们就
全看清楚了。
首先，王阳明到工部实习，显然是让他熟悉一下怎么做工程。在六部之中，工部的职司相对来说不太重要，所以王阳明并没留在工部任职，而是转去刑部，负责审决重犯，这是让他熟悉一下《大明律》，搞清楚一个官员应该怎么审案件、理刑名。
古代的官员很有意思，他们可能被分派到任何一个部门，掌管任何一项工作，但这些官员对自己即将被分派的工作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专业技能，往往是上任之后才开始摸索着干，很多官员因为不熟悉本职工作，只好把实权交给手下有经验的官员或胥吏，自己则悬空挂着，很是被动。而对一个古代官员来说，工程和刑名是最重要的实习功课，将来王阳明如果外放担任地方官员，这两方面的能力就显得更要紧了。当下王
阳明年纪虽轻，资历虽浅，却在父亲的安排下历任工、刑两部，对工程和刑名都进行了有效的实习，这对他以后的仕途将有非常大的帮助。
有了专业能力，下一步需要培养的就是人脉关系。在有了工程和刑名的经验后，王阳明就被外派做了主考官，这是在积累人脉。因为乡试主考官对上可以接触山东一省重要地方官员，对下可以成为这一科考中所有举人们的“座师”。这套“座师”、“门生”的说辞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一个副产品，是一个强有力的权力“蛛网”，将来这些举人一旦做了官，他们一辈子都会奉阳明先生为“座师”，聚在王阳明的“门下”。所以王华安排儿子去做乡试主考，一语挑明，就是在地方上交结人脉，为儿子织就一张做官必需的关系网。
实习，受训，结人脉，这三步棋走得稳稳当当，
不动声色，几年工夫就把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打造成了一位技能全面、经验老到、人脉关系也比较丰富的朝廷官员。
显然，这位老谋深算的成化辛丑科状元是在利用手中权力刻意栽培自己的儿子。但奇怪的是，从王阳明的“升迁路线图”可以看出，王华为儿子安排的是一条担任地方官的仕途，他为什么不让王阳明进入翰林院？因为出身翰林，可找机会进入权力上层，做一个京官、重臣。
翰林院是明朝最高学术的官署机构，翰林出身则是极为重要的身份标志。一个官员要想升到侍郎、尚书这样的高位，以至人阁担任辅臣，翰林出身是非常重要的。
王华出身翰林院，却偏偏让儿子直接到工部观政，到刑部做主事，绕过了“翰林院”这个做高官必需的门径，这里面其实是有一番巧妙的人
事调度和安排。要想弄明白这一点，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分析王阳明那位城府如山、精明透顶的礼部侍郎老父亲的经历、仕途和心态。
在明代，一位学子在寒窗苦读之后终于考中进士，做了官，这只是他事业成功的第一步。因为进士及第是官员人生的一处岔路口，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从翰林院出身，做皇帝身边的近臣；二是从六部出身，做一个担任实际工作的能臣。
状元公王华自己走的就是第一条路，进入朝廷后，他从翰林院六品编撰做起，以皇帝身边文学侍臣的身份一步步走上来，主持过经筵日讲，参与编纂过《宪庙实录》和《大明会典》，做过詹事府少詹事（少詹事是专门辅佐太子的职位），又给当朝太子做过讲师，加之王华精明干练，能
力极强，将来势必成为朝廷最上层的重臣，而他的资历又给他提供了多重机会，既可能在弘治朝得到重用，担任阁臣，又可能在将来太子继位后升任阁臣，运气好的话，甚至可能担任两朝的阁老。
但阁臣并不容易做，这是一个极度荣耀却也备受攻讦的位置。
大明洪武十三年（1380），太祖朱元璋为巩固皇权而罢宰相之职，并且把这一条写进了《皇明祖训》里：“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有了这么凶狠的戒条，此后明朝就再也没有宰相了，内阁的阁臣并不等同于宰相，他们必须唯皇帝之命是从。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朝廷又确实需要在皇帝之下有一位或几位名副其实的人来协调官员和皇帝之间的关系，所以明朝的内阁辅臣变成了一个很窘迫的角色：
皇帝不认为他是宰相，朝臣们却又把他们当成宰相。如果阁臣巴结皇帝，就会被臣子们指责；维护朝臣与皇帝争执，又会遭到皇帝的打击和罢黜。
在这种情况下，阁臣们只好更多地巴结皇帝，唯皇命是从。这么一来他们就难免遭到下层言官的弹劾，而言官们弹劾时又不敢稍涉皇权，就往往会以阁臣的私人操守为攻击点。这方面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例如，嘉靖皇帝曾经重用奸臣严嵩，借着严嵩父子的手迫害朝臣。可到了晚年，嘉靖皇帝卸磨杀驴，罢免了严嵩，将严嵩之子严世蕃下狱论罪。
严嵩父子是嘉靖一朝出名的奸臣，尤其严世蕃这个人为祸朝廷多年，收索贿赂，迫害朝臣，劣迹斑斑，十恶不赦，百官都欲杀之而后快。为了坐实严世蕃的死罪，审案的官员们在搜集罪证之时不遗余力，下了很大的工夫，在罪状中也记
载了严世蕃迫害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和锦衣卫经历沈炼的恶行，当时的阁臣徐阶看到这一条很惊讶，立刻就问审案官员：“你们到底是不是想杀严世蕃？”
审案官说：“必欲杀之！”
徐阶就说：“你们既然要杀严世蕃，却又在案卷中提到杨继盛、沈炼，这岂不是在给严世蕃帮忙？因为当初杀这两个好人，都是严嵩从皇帝那里弄到圣旨才杀的，现在你们提起这两件冤案，等于是在间接指责皇帝。要是这样的话，你们这几个审案的人就要倒霉，严世蕃倒没事了。”
徐阶这位阁臣果然厉害，一语点醒梦中人，审案官赶紧换了几条与皇帝不相干的罪名报上去，说严世蕃勾结倭寇，豢养匪类，占用被认为“有王气”的土地修建宅院，有不臣之心，以这些罪名“构陷”一番，才把严世蕃给杀了。由此可见
皇权之威，言官构陷之狠——即使构陷是针对坏人。
终明一朝，身为阁臣的官员不管是正直敢言，还是奸佞妖邪，又或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的庸碌之辈，大都难逃言官的弹劾，真正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为了避免将来一旦失意，遭到朝廷言官的痛击，那些预感到自己可能会成为内阁重臣的官员们往往给自己做官的儿子安排一条平凡的为官之路，让他们安安稳稳地做一个中下级官员。若父辈的仕途顺利，不出麻烦，则一家人安享太平；就算遇到一些麻烦，大不了父亲致仕退休，儿孙辈或可免受牵连，最多也不过贬官、革职，不至于招来更大的灾祸。
另外，王华升迁虽快，却缺少外放任职的经验，人脉只限于朝廷，在地方上缺少助力，儿子到地
方上做官，对王华也会起到辅助作用。
所以王华为儿子安排的前途是：不进翰林院，只在部里（比如刑部）担任一个中级官员，将来等待机会外放，到地方上去做官。总之是不人中枢，不做重臣，在官场上尽量不要出头，也不去冒任何风险。
如果阳明先生的人生之路完全按父亲的安排去走，那史书上应该不会留下他的名字。可王阳明并不因为父亲给他安排了一个平庸的前途就甘于平庸，在关键时刻，他还是奋不顾身冒死上谏，做了一个诤臣该做的事。
二忠而见弃
大明弘治十八年（ 1505），明孝宗朱桔樘暴
病而死。太子朱厚照登极，年号正德。而正德皇帝继位，给大明帝国那经过百年培养，已然变得像时钟一样精密沉稳、井然有序的朝局带来了一场混乱。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后都会陷入“逐步退化”的怪圈，自开国之日起就活力渐失，吏治渐坏，君主渐昏，土地兼并，百姓破产，局面一步步变得不可收拾。为了应对危机，缓解矛盾，树立权威，延长统治，历代皇帝和重臣们就共同制订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新皇登极之后，要大赦天下，用这样的方式与朝臣和百姓们达成和解，然后进行一场有限的改革，澄清吏治，革除时弊，缓解土地兼并，调和社会矛盾，至少在最初的几年内让国家的政治局面和经济状况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以树立新皇帝在朝廷和民间的威信。这么一个被老百姓俗称为“新官上任三把火”
的惯例其实是“祖制”的一部分，几乎每一位新皇帝都要遵循这套游戏规则。所以每一位新君登极、每一轮新政的开局，总是令天下人翘首期待。
其实，早在正德皇帝登极之前，大明王朝的统治已经江河日下，孝宗皇帝在位的最后几年也感觉到朝廷流弊日深，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如疏通盐法，裁撤织造太监、镇守太监，约束皇室贵戚，制止土地兼并，这些改革措施有的得以施行，多数却因为种种阻力未能深化，而明孝宗又是突发暴病而死，事发仓促，生前策划的改革顿时全被搁置，这更让满怀希望的朝臣们惋惜。所以在新君登极之时，满朝臣子和全国百姓都等着皇帝励精图治，把先皇没办成的事推行下去。
却想不到新继位的皇帝朱厚照自幼被父母娇惯，失于管教，道德败坏，任性恶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顽君，其登极伊始就违反了做皇
帝的起码规矩，不肯裁撤冗余的官僚，没有澄清吏治，反而宠信太监，疏远大臣，纵情玩乐，又渐渐地把前朝刚整顿出一点模样的盐法破坏了，好不容易裁撤掉的织造太监，又被重新派遣到各地。
在朱厚照身边又有一群陪伴他的太监，个个都是精选出来机灵乖巧的角色，能说会道，更是玩乐的好手，骑马射猎、下棋踢球样样精通。这些太监大多从小净身人宫，一辈子都长在深宫，心里根本就没有“天下”二字，只知道奴才要讨好主子，一味地奉迎太子游乐骑射。其中最邪恶的太监要数刘瑾。
刘瑾，陕西兴平人，七岁净身，九岁进宫，是个做粗活的太监，一开始在宫里混得并不得意，后来得了机会来到太子身边，这才渐渐得势，把朱厚照紧紧哄在了手心里。有皇帝撑腰，再加上
为人凶狠，有胆量，有谋略，刘瑾渐渐成为“八虎”集团的首领。
正德元年（1506）九月二日，有太监借着出宫办事的机会向皇帝“乞请”盐引一万六千引，这个做法是有违明朝的《开中盐法》。按说一位皇帝应该精通政治、经济，对本朝的盐法相当清楚，对太监们骗取金钱的花招也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可正德皇帝却不具备这些必要的政治经验，对政事一窍不通，加之太任性，也不和大臣们商量，就胡乱把盐引赏给了太监。这样一来，从弘治年间苦苦整顿而刚见成效的盐法就被破坏了。
眼看正德皇帝又在破坏国家法度谋一己之私，朝臣们忍无可忍，内阁三位老臣刘健、李东阳、谢迁一起出面和皇帝争执，但他们不敢指责皇帝，只好把矛头指向破坏盐法的太监。在阁辅和朝廷
众臣的坚持下，正德皇帝不得不做出让步，准备惩治刘瑾等人。想不到刘瑾事先得了消息，跑来向皇帝哭诉求饶，而正被群臣围攻的朱厚照也恼羞成怒，居然立刻收回成命，委任刘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领京城十二团营，又任命亲信太监丘聚掌管东厂，谷大用重建已经被废除多年的西厂。随即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连夜逮捕支持文臣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岳、范亨、徐智，准备借助厂卫特务力量打击内阁。
面对皇帝发动的政变，身为朝廷文官之首的三位阁臣毫无抗拒之力，只能一起上奏请求退休，朱厚照立刻逐走了刘健和谢迁，只留下一个李东阳，以此搞垮原有的阁臣体系，从最上层把文官集团打倒。
文官，是国家苦心培养和精心选拔出来的一个精英集团，作为个人，他们是保守的、脆弱的，
但当他们结为一个集体时，便拥有极大的凝聚力，而且怀有人格上的优越感。现在正德皇帝刚登极一年，就在没有任何过失的情况下公然驱逐内阁辅臣，而这几个辅臣还是孝宗皇帝托孤的重臣，这样一场野蛮的政变触动了文官集团最核心的利益，立刻引发了朝臣的不满，御史、给事中纷纷上奏，请皇帝留下两位阁老，处置刘瑾等一班阉党。
可这时候朝局已经变了，刘瑾手中控制了奋武、耀武、练武、显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扬威、振威十二团营共计十万精兵，司礼监的几个秉笔太监被抓捕，司礼监掌印太监李荣被架空，丘聚又以司礼监秉笔的身份提督东厂，已经把这个与内阁对应的要害部门掌握在“八虎党”手中，谷大用新建的西厂虽然还未成规模，可这个特务组织却是挂靠在御马监之下，御马监又是内廷二十四衙门中仅次于司礼监的要害部门，
直接与兵部对应。可以说，刘瑾这帮太监在皇帝的授命下掌握了团营、司礼监和东厂、西厂，就等于把北京城里的一切实权掌握在手中，整个大明朝在一夜之间陷于特务组织的全面控制之下，一切不同的声音都遭到彻底的压制和迫害。在这种情况下，上奏请求留下两位阁老的御史、给事中自然就变成了特务们打击的首选目标，于是正德皇帝在幕后操纵，由“八虎”太监集团和锦衣卫、东厂特务组织出面，下令逮捕了以戴铣、薄彦徽为首的二十一名上奏的言官，每人责打三十廷杖，下了诏狱。
从驱逐内阁重臣，到逮捕御史言官，这是皇帝对文臣的打击逐渐扩大化的标志。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这个小小的兵部武选清吏司六品主事因过于相信正直和忠诚的力
量，给皇帝上了一道《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请求皇帝释放被收押的御史言官们，贸然上奏抨击朝政，为被冤枉的御史言官求情。本以为凭着一颗忠心给皇帝献上一勺清冽的甘泉，可以让僵持的朝局降降温，哪想到这疯狂的朝廷却是一口滚油锅，一瓢凉水浇上去，即时就炸了。这位朝廷下层官员的一片忠心不被接受，反而被正德皇帝朱厚照下令重重责打了五十廷杖，关进诏狱里等死。
此时是大明正德元年的十一月间，北京城的天气异样的冷，锦衣卫诏狱里更是奇寒彻骨，终年不见阳光的牢房里潮湿霉朽，腥臭难闻，狭窄的过道里昏灯如豆，恍惚照见砖壁上面目狰狞的狱神像。在坟穴般的囚室里，浑身是血的王阳明辗转挣扎，想为自己寻一条活路。
廷杖之刑自古就有，可在明朝，这套刑罚用得最多。
廷杖这种刑具多是用栗木做成，因为栗木够硬，打起人来特别有劲，而且这种木材天生就是黑沉沉的颜色，冷硬阴黑，凶神恶煞，这套东西用来镇压百姓是最合适的，连孔子的弟子都教鲁哀公用栗木雕刻神社里的“社主”，取一个“使民战栗”之意。从此以后，古代衙门的大堂上站的皂吏个个身黑皮，黑着一张面孔，手里提着一根黑硬的栗木棍子，囚笼、木枷之类的刑具器械也常用栗木制成，就连官府的正堂、刑部大狱的正门上悬挂的那个形似虎头、恶狠狠的龙子狴犴，以及监牢里供奉的狱神像，也多是栗木雕刻，凶神恶煞的样子，着实令人战栗。
在明朝以前，这根又硬又黑的栗木棍子只是使“民”战栗，倒是很少与官员的身体接触，因
为历代王朝都讲究一个“君臣共治”，皇帝给大臣们留着天大的面子，这里还有个说道，叫“刑不上大夫”。
据孔子解释，周朝的法律规定贵族犯了罪，不必出动人手去捕拿捆绑，而是令其自己来投案认罪，如果犯了大罪也不必公开处死，只命其自杀，以保存贵族的“体面”，但据《春秋》记载，这些贵族犯罪之后来投案的不多，潜逃国外的倒不少，单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大夫臧孙赐、子家羁、阳虎、公山不狃等人，犯罪之后一个个都逃到别国去了。
到了后世，周朝“刑不上大夫”的成法被改成了“八议”，即所谓：亲（皇亲国戚）、故（皇帝故旧）、贤（德行出众）、能（才干过人）、功（立有大功）、贵（三品以上）、勤（勤于政事）、宾（尊为国宾），这八种人犯了大罪不能由执法机关定罪，
必须奏明皇帝，再由大臣公议，如果判定犯有死罪，就命其自杀，或者“戮于朝”，而不必像平民百姓那样被绑出去砍头。到北宋神宗年问更是明文规定，黥、杖之刑不用于官员，只有普通百姓或者像押司宋江、提辖杨志之类的小吏才会受这样侮辱人格的刑罚。
可自大明王朝建立以后，在皇帝眼里，大臣们的人格降了一个等级，这凶狠的廷杖也开始叫官员们战栗起来了。最早使用这种刑罚的是太祖皇帝朱元璋，但他首次使用的却不是廷杖，而是鞭子。
朱元璋是个有趣的皇帝，刚得天下的时候，谋臣刘伯温劝他“古代公卿有罪，通常诣请自裁，不轻易施以污辱之刑，以存大臣体统”，这位草莽英豪出身的皇帝深以为然，在洪武三年（1370）
建立了一个宗人府，专门掌管皇族赏罚诸事，对大臣们也一度表现出“存体统”的客气样子。但到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谋反”之罪杀了宰相胡惟庸，从此永远废除宰相之权，把天下权力尽集于皇帝一身，到这时候，君为主，臣为奴，早先的“君臣共治”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笑话，洪武皇帝再给大臣们留面子、“存体统”，似乎也就没必要了。
正在朱元璋狠下心来准备整治大臣的时候，却因为犯了一次糊涂，错杀了好人，恼羞成怒之下，回过手来杀了陷害好官的永嘉侯朱亮祖，而这次杀人倒给了朱元璋一份灵感，也从此开了廷杖之刑的先例。
朱亮祖是明军中出了名的猛将，打起仗来奋勇无敌，但人没什么文化，品行也不良，镇守广东的时候在当地横行不法，“作为擅专，贪取尤重”，
被番禺知县道同弹劾，朱亮祖官高权大，哪肯示弱，当即反咬一口，也上奏弹劾道同。结果是朱亮祖的奏章先进了京，朱元璋远在京城不明真相，加之这一年正在处理胡惟庸谋逆大案，把一个谋逆案越审越宽，株连日广，问罪下狱者不计其数，前后杀人已达三万有余，杀顺手了，看了朱亮祖的奏章也没细审，一怒之下立刻下旨杀了番禺知县道同。
又过了些日子，朱元璋才接到道同的奏章，这才得知真情，可已经来不及了，县令道同已被朱皇帝错杀。朱元璋又羞又恼，又想起朱亮祖镇守广东正是胡惟庸推荐的，一气之下，立刻下令把朱亮祖逮到京城，未经审判，一顿鞭子活活打死。
鞭死朱亮祖后，朱元璋的气也平了，忽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种加强独裁统治的办法，于是借着“惩罚恶官”这个由头订下一项制度：但凡
皇帝认为大臣有了罪过，可以不经审讯，立刻使用杖刑。
从朱元璋以后，皇帝不经审判就责打大臣渐渐成了“规矩”，草率野蛮、蒙古味儿十足的鞭子也被看着更“郑重其事”的栗木棍子所取代。这使朝廷百官战栗不已的廷杖之刑就此确立，并以这种方式正告世人：大明朝是朱皇帝一家的私产，而朱皇帝治国用的是“人治天下”的帝王之术，在这个国家和朝廷里，一切法律条文全都形同虚设。皇帝责打臣子就像主人打一条狗，没有原因，莫问道理，打残打死全由皇帝的一个眼色来决定。
这廷杖之刑通常由锦衣卫旗校执行，另有皇帝派来的心腹太监在一旁监视。和所有置于法律之外的东西一样，廷杖的刑罚也充满了“潜规则”，监刑太监有时秉承皇帝心意，有时则出于自己的
私心，暗中操纵着廷杖的轻重，其办法早先是用暗语，比如要对某个犯罪的官员从轻用刑，走走形式，假打一顿，太监就会对用刑的人说：“打着问”；要把受刑人打得见血带伤时就说：“好生打着问”；要对受害人下死手的时候则说：“好生着实打着问。”这七个字一出口，锦衣卫就会下死手，受刑之人就算不死也要伤残。
到后来，这帮太监大概也知道早先定下的暗语已经被人识破，加之自明朝中叶以后，朝局越来越黑暗，皇帝和大臣越来越对立，把臣子往死里打的情况越来越多，“打着问”那种假打几乎没有了，只剩了下狠手、下死手两种选择，太监们也就与时俱进，干脆把暗语改成了暗号：行刑人偷看太监的双脚，如果脚跟并拢，脚尖张开，则为“好生打着问”之意，掌刑之人就要从重用刑，撕肉溅血，伤筋断骨；而如果太监的脚尖并拢，
就是下死手的意思，受刑的人往往就难活命了。
明朝的锦衣卫使用廷杖的技术是非常有讲究的，平时训练的时候也很注重实战意识。据说他们用牛皮做成一个假人，往里面塞上砖头，先练怎么打死人，一直要练到打完之后牛皮上一点痕迹不留，而揭开牛皮，里面的砖头却已粉碎的程度。
练好这一层，再练怎么打而不“死”，要求是在牛皮上裹一层薄薄的宣纸，然后挥汗如雨用力猛打，打完之后，牛皮上蒙的纸都不破。想来殴打王阳明的那些锦衣卫还没练成这么深的功夫。那些锦衣卫要真能连砖头都打碎了，这五十杖打下来，想必王阳明早已内脏破裂而死，绝不会留有性命。
廷杖虽是一种蛮不讲理的残酷刑罚，早先却也稍稍顾着大臣的性命和体面，比如不剥衣服，还允许受杖之人穿上棉套裤，甚至可以往棉裤里
多垫几层棉花，打的时候也不下死手，只是为了罚他，“示辱而已”，打疼了就行。可这一次王阳明受的廷杖却与众不同，竟是裸身受杖，也就是被拖到午门之内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剥光了衣服打板子，这样做既是一种人格上的侮辱，同时又等于加重了刑罚。再加上皇帝给太监下的令是“好生着实打着问”，也就是说，要当着百官的面把这个犯颜上谏的六品主事活活打死，用他的血来警告官员，杀鸡儆猴。按理王阳明应该命丧杖底才对，可意外的是五十廷杖打下来，王阳明刑伤极重，几次昏厥，却留有一口气，没有死。
可见，王阳明骨头特硬，打而不死。但毕竟这顿棍子是“好生着实打着问”的，五十杖打下来，王阳明也只剩最后一口气，又立刻被锦衣卫拖走，投入了诏狱。至于他为了皇家利益而上奏劝谏的
一番忠心，皇帝根本就不在乎。
忠而见弃，是一件极其残酷的事，很多忠心耿耿的大臣往往因为“忠而见弃”，精神受到极大刺激而崩溃。现在躺在黑牢里的王阳明也快要崩溃了，而他正拼命打起精神，强迫自己寻找一个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就像一只趁着夜色爬到树梢的蝉，已经不可能再退回泥地上的小洞里栖身，要想在这残酷的世界里生存下去，只有逼着自己的身体从坚硬的甲壳里挣脱出来，尽快学会飞翔。但能否活着挣脱出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王阳明的苦痛，在于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挨这顿打。
阳明先生这次冒死进谏，在他想来，既是为言官们求情，也是一心想维护皇家的面子，对正德皇帝是一片赤诚忠心，所以他在奏章里说的全是劝人的话：“但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
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谠之路。乃今赫然下令，远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过少示惩创，使其后日不敢轻率妄有论列，非果有意怒绝之也。下民无知，妄生疑惧，臣切惜之！”
“在陛下之心，不过少示惩创，非果有意怒绝之也……”
一厢情愿，硬把皇帝的心思往善良之处设想，这才是王阳明挨打的原因。
但王阳明并不知道自己过于天真，做了傻事，在挨打之前他也不可能面对现实，承认自己的傻，所以他还是一味地劝说在皇帝说，“大舜之所以圣，以能隐恶而扬善也”，又说正德皇帝迫害言官，“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举为非宜”，如果皇帝肯听劝，释放被捕的御史和给事中，则“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圣德昭布远迩，人民胥悦，岂
不休哉”，又说“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说来说去，始终在强调皇帝和大臣都是同伙，“同伙”之间不要互相下死手，皇帝得给大臣留点儿面子…
王阳明写这道奏章时，朝局正处在暴风眼上，情势非常危险，阳明先生自己也很紧张，所谓“敢昧死为陛下一言，不胜干冒战栗之至”。可另一方面，阳明先生显然又觉得自己说这些话是完全正确的，就故意引用皇帝圣旨里的话“政事行失，许诸人直言无隐”来和皇帝抬杠。这么看来，阳明先生心里虽然紧张，却并不害怕，反而信心十足。
只可惜此时的王阳明还不是一位透彻明白的心学宗师，还没有擦亮“良知”这面明镜，所以他怎么也看不破皇帝和刘瑾本是一党，想不到刘瑾这个凶恶的阉奴，其实只是正德皇帝的打手而已。在王阳明想来，刘瑾是恶人，正德皇帝是好人，
现在朝廷里发生这样的事，都是因为“恶人”用欺骗之言蒙蔽了“好人”，所以阳明先生上奏指责坏人，规劝好人，心里是坦然的，是理直气壮的。
正是这么一种善恶不分的愚忠和“理直气壮”的心态，给了王阳明上奏的信心和勇气，可也正是被这一片愚忠蒙住了眼睛，万万想不到自己会因为这么一道奏章而遭到残酷打击和人格侮辱。
忠而见弃，这让王阳明在精神上难以接受，随即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消极情绪，准备退出朝廷，一走了之。
当然，眼下阳明先生还被锁在诏狱的铁笼子里。即使出了牢笼，他仍将遭到贬谪，接受惩罚。抽身隐退，逃回家乡去躬耕自食，平平静静混过下半辈子，这对身陷牢笼的他来说还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而此时阳明先生的老父亲王华却已经先脱身
走掉了。
三 牢笼里的小算盘
王阳明受杖下狱的同时，礼部左侍郎王华也遭到正德皇帝的排斥，调任南京吏部尚书，被踢出京师扔到南京坐冷板凳去了。
明朝开国之时建都南京，后来明太宗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了皇权，就把京城迁到了北京，但在南京还保留了一套官员的班子。这些南京的官员有官无权，有名无实，白领一份俸禄，整日无事可做。
王华现在从北京的礼部侍郎调任南京吏部尚书，就是典型的明升暗降，既夺去了他的实权，又割断了他在京城的人脉关系，把这位深孚众望
的朝廷重臣架空了。结果王华这么一位顶级官僚在政治风暴中竟变得毫无力量，连自己正受到迫害的儿子都无力拯救了。
现在等待王阳明的是一个异常绝望的黑暗结局。他被关押在锦衣卫的诏狱里，这是全国最大最阴惨的一座监狱，连以残暴著称的明太祖都无法忍视。在洪武二十年，“以治锦衣卫者多非法凌虐，乃焚刑具，出系囚，送刑部审录，诏内外狱咸归三法司，罢锦衣狱”。但靠着“靖难之役”夺取天下的明太宗朱棣却在登极不久就恢复了锦衣卫，还扩建了诏狱，专以“勋戚都督领之”，从此锦衣卫成了明代最大的特务组织，横行无忌，终明一朝，害人无数。
封建时代的监狱是个完全没有人性的地方。因为在那个时代，囚禁的目的并不是对犯人的罪
行施以惩罚，而是要通过对被囚禁者的虐待和折磨来显扬王法和霸道，用暴力威吓百姓和官员。所以古代的监狱总是尽可能地虐待囚徒，从肉体上折磨他们，从人格上侮辱他们。诏狱则是一切折磨和迫害的集大成者。
诏狱里的牢房都是半地穴式的，狭小潮湿，墙角一个两尺宽的土台子就是床，受了刑伤的犯人们就蜷缩着身子躺在上面，囚室里血污便溺臭气熏天，墙缝里爬满了各种寄生虫，牢房的窗子都尽可能开得最小，上面还用手臂粗的木栏遮挡，与其说是防止囚犯越狱，不如说是故意要切断照进囚室的光线，以至于就算是白天，囚室里的犯人不用油灯也无法看清文字。
当然，被囚在这里的人，也没有文字可看。
在这所监狱里，囚徒们几乎得不到什么食物，也禁止发出任何声响，喊冤、哭泣甚至过于频繁
的咳嗽都将招来一顿暴打。他们随时面对的是锦衣卫特务机关的提审和毫无人性的刑罚，任何一名囚犯都可能悄无声息地死在牢里，如刑伤、病痛，或者被东厂特务暗中杀害——然后对外宣称是伤病而死，那些被害死的人被趁夜抬出囚室，从狱神像的砖墙上开的一个小洞拖出去，立刻掩埋或焚毁，彻底毁尸灭迹，死因无从查证，也根本无人敢查。
现在王阳明受了很重的刑伤，却得不到任何治疗，被下狱时已经是十一月，深冬天气，牢房里冷得像个寒水地狱，在这黑暗的牢笼里，王阳明面对着两重危机：死亡的威胁和信仰的破灭。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畏惧死亡，阳明先生也不例外，他当然不希望自己无声无息地死在诏狱里。但如今的他正处于难以名状的绝望和焦虑中，
要想养好刑伤，恢复健康，熬到重获自由的一天，他就必须给自己的精神找一个支点，先站稳脚跟，从心理上释怀了，伤才能慢慢养好。
于是年轻幼稚又没有政治经验的阳明先生在诏狱里做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深思。不过这次思考并不是一场有哲理的思辨，而是一套有关自身生死荣辱的小算盘。经过反复揣摩朝政，掂量利害关系，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只要能熬过刑伤，不至于病死，自己大概不会把一条性命断送在牢狱里。
对眼下的势态，阳明先生是这样分析的：这次大规模迫害朝臣的政治事件起于内阁和宦官特务集团的直接冲突，而案件发酵却源于御史、给事中的抗谏。相对于内阁和“八虎集团”的生死较量，或者御史、给事中对皇帝和宦官的正面指责，王阳明和他那道内容相当温和的奏章，真的只能
算是一个小角色。所以阳明先生将来是生是死，主要是看皇帝对御史言官们的态度。
现在内阁失败，阁臣已被罢黜，没有内阁的支持，御史言官们孤掌难鸣。事实上，这些言官入狱之后居然没有几个人能出面营救，可见言官实在不足以成为一股威胁皇帝权威的力量。
在明朝，御史和给事中官职不高，但权力不小。这两类官员加起来共有一百六七十位，人数可谓不少，能上参皇帝阁臣，下参六部九卿，其中御史的级别较高，他们隶属都察院，分为监察御史、巡按御史以至左右佥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都御史，是朝廷耳目风纪之臣，体系完备，从地方到朝廷所有监察参劾之事都在其权限内。他们身上穿着与众不同的袍服，胸前补子上绣着一只神兽，名为“獬豸”，它是传说中的上古神兽，
头生独角，力大无穷，公正无私，能审善察恶，一旦发现恶人，就会猛扑过来把人撕碎。如此看来，言官们的威严不可谓不重。而官居七品的给事中，力量比御史言官们还要大一些。
大明朝廷设立的给事中共有五十二位，他们品级很低，只是一个七品小官，可这七品的给事中却掌管侍从、谏诤、补阙、拾遗、审核、封驳诏旨，驳正百司所上奏章，监察六部诸司，弹劾百官，与御史互为补充。另外又负责记录编纂诏旨题奏，监督各部各司的公务执行情况。甚而在乡试中担任会考官，会试中担任同考官，殿试之时担任受卷官。朝廷册封宗室、藩王或者派使臣出国公干时，给事中也可以担任正、副使节，同时还有权受理案件诉讼等事项，虽然官卑职小，权力却重，很多时候，这些七品小官的表现比御史们更强硬些。
其实说穿了，这些御史、给事中只是白穿一件獬豸补子的袍服，却并不像这头传说中的“任法神兽”那么勇猛无畏，能把坏人生吞活剥。很多时候，这些官卑职小的御史、给事中们也会与朝廷重臣拉帮结派，在权臣们互相攻讦时充当打手。而在皇帝眼里，这些徒有其名的言官们只是朝廷的“门面”，摆在那里做样子的，只长着一张骂人的大嘴，其实手里没有任何实权，虽有参劾的权力，但干预朝政的力量却微不足道，皇帝也实在没必要对他们痛下杀手。
这次正德皇帝在朝廷里发动政变，公然驱逐阁臣，手段异常粗暴，已经坏了朝廷的规矩，现在他又命刘瑾这帮特务捕拿、迫害御史和给事中，更是违了“祖制”，如果特务们再公然杀害御史和给事中，朝局的矛盾将变得愈发不可收拾。所以就算皇帝再强硬，阉党再凶狠，也实在没必要
擅杀言官。
既然皇帝和他手下的特务们不愿意擅杀御史和给事中，这些特务当然更不会擅杀王阳明这个为言官们求情的小小主事。而且一旦阉党停止迫害言官，最先被释放出狱的就应该是王阳明。
想到这儿，阳明先生心里踏实了一些，干脆在牢里静养起来，自己给自己疗伤，闲来无事就和狱友们讲谈学问，还先后写了十几首诗，后来集成“狱中诗十四首”一直留传下来。其中一首《不寐》诗这样写道：
崖穷犹可陟，水深犹可泳。
焉知非日月，胡为乱予衷？
深谷自逶迤，烟霞日悠永。
匡时在贤达，归哉盍耕垅。
山崖再高，我能登上去；水流再深，我能游过去，可这日月（大明朝廷）之事呀，怎么这么扰乱我的心？山谷迤逦，烟霞错落，匡扶这个乱世让“贤达”去做吧，我打算回乡下种地去了。
这首小诗拿“日月”来指代明朝，大概是开规避文字狱的此类文字之先河。而王阳明在这里表露出来的，却是一番明确的退意。
这一次，阳明先生和他的老父亲王华的想法不谋而合。
四 阳明先生的颓废
当王阳明因上奏劝说皇帝而被关进诏狱的时候，刘瑾曾派人来找过王华，提出只要王华愿意登门拜见，刘瑾可以奏请皇帝重用他——也就是
说可以安排王华人阁。
这个“安排”实际上一点也不奇怪，早在前朝孝宗皇帝的时代，王华就是有实力入主内阁的候选人之一，同时又被孝宗皇帝委任为太子的辅导官，孝宗皇帝让王华这样亲近太子，本就是安排他担任太子的辅弼之臣。现在太子成了正德皇帝，而且一次就罢免了两位辅臣，内阁之位虚悬，王华身为太子的老师，有了如此“良机”，正应该在正德一朝大贵大显，成为一位阁臣，好生辅佐皇帝。
这么看来，请王华入阁显然不是刘瑾的意思，是在刘瑾背后刚刚清洗了满朝大臣的正德皇帝的意图。
王华和正德皇帝之间有很深的渊源，让他人阁，既符合孝宗皇帝生前的安排，又是正德皇帝自己的希望，同时王华在朝臣中间正直有为，坦
诚君子，名声一向很好，让他入阁很能服众。有这么一个既贴心又有口碑的老臣子入阁主持朝局，对正德来说，求之不得。
但王华回绝了皇帝的邀请，不但拒绝出任阁臣，甚至拒绝通过向刘瑾等人低头，来拯救亲生儿子的性命。
王华这样做也是丝毫不奇怪的。作为一位城府极深的高级官僚，王华有他的一番考虑：正德皇帝悍然发动政变，罢黜阁臣，行为暴烈，背离祖制，在这种情况下组建起来的内阁班子一定是不稳固的，现在即使入阁，也不可能长久保持地位，相反，他会因为在这个时候人阁而涉嫌参与迫害朝臣，使自己在政治名誉和人格方面留下污点。
王华坚决拒绝与正德皇帝同流合污，致使其调出京城充任南京吏部尚书，意味着正德皇帝把他从内阁候选人的名单中剔除了。
这种结果倒是王华愿意看到的，他对政治已心灰意懒，于是一声不吭地离开京城，到南京去做他那南京吏部尚书的闲散差事去了。
其后不久，刘瑾又找借口陷害王华，王华也极识时务，急流勇退，借着陷害迅速辞职，毫不犹豫地退出了政坛。
五年后，刘瑾倒台，被他陷害的大臣纷纷复职，王阳明也回到京城继续做官，并打算上奏为父亲辩白，希望父亲能够复出，但王华是个心思如镜的人，对政治看得太透彻，比任何人都更冷静也更实际，他清楚地知道朝廷中真正的邪恶并非来自刘瑾，而是来自坐在龙椅上的正德皇帝，所以在正德一朝，任何一位辅臣都难以保全名誉和气节。
“生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中国古代官员们一生奉行不渝的精神信念。此时的王华已经
决定放弃仕途，一味关心自己的气节和名誉了。
对王华而言，他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但王阳明在政治上远没有父亲那样的城府，身陷牢笼的他正左右为难，脑子一片空白，根本不知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
在这一刻，对皇帝的愚忠破灭了，对朝廷的期望消失了，可三十多年洗脑的结果并不会一下子消失，在王阳明内心深处仍然希望把“效忠皇帝”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可现实是残酷的，皇帝和朝廷已经彻底抛弃了他，不再接受他的“效忠”了。
失去信仰的阳明先生，就像一只被捏碎了硬壳的螺蛳，碎片仍然挂在他的身上，这些碎片已经不能保护他的灵魂，反而像J1片一样不断碰撞和切割着他的伤口。随着时间推移，廷杖造成的伤痛慢慢减轻，可心灵上的创伤却不知该如何治
愈。
官场的挫折，信仰的破灭，使王阳明产生了悲观情绪，他打算学习自己的老父亲，急流勇退，离开官场，从此做一个无欲无求的乡间野人。
为了验证自己这番退意“有道理”，王阳明又在牢里默背《易经》第三十四卦的卦词，用古人的智慧为自己指路，同时用这半是哲理半是“天命”的东西来麻醉神经，为逃避现实找一个借口。
《易经》是一本奇书，没人知道这本书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其中所载卦象分别针对哪种人生际遇，所指无不直达关键，而提出的解决之道又精妙至极，令人叹服，就像无数历尽沧桑的智者坐在一起，把他们一生的际遇和应对危难的智慧统统讲述出来，再由一位了不起的哲人归纳总结，成就此书。虽然这本奇书成书年代久远难考，可就算在今天看来，它也不失为实用哲学的巅峰之
作。当年孔子读《易经》，赞叹道，“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此言非虚。
眼下走投无路的王阳明在牢里给自己算了一卦，是个“遁卦”，退避之象。所谓“君子好遁，小人否也”，意思是说君子该退避的时候就退避，小人却做不到。
既然君子当退则退，王阳明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抽身退走了。
青年时代的王阳明是个性格敏感、脆弱的人。现在，脆弱的阳明先生就这样把《易经》当成治疗心灵创伤的灵药，用卦词给自己逃避现实的思路找到了合适的借口，又用这个借口安慰自己的灵魂。
有了借口，王阳明精神压力就减轻了。得意之下，阳明先生还吟了一首小诗凑趣儿：
遁四获我心，蛊上庸自保。
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
箪瓢有余乐，此意良匪矫。
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
诗写得很一般，大概此时的王阳明实在没什么灵感，但诗里这份“精神脱困”之后自得其乐的感觉倒是很明显。这首诗里还透出了一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阳明先生明知道自己门第显赫，家资不菲，就算以后不做官了，当一个地主总还不难，怎么也不至于像孔门的颜回那样“箪食瓢饮”清苦度日。想到这儿，他也忍不住说出“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这样的轻巧话儿来。
这就是阳明先生人生中的第一次突围。只是这次思想上的“突围”既与心学理念不合拍，又
严重违背了阳明先生日后所力行的“知行合一”的观点，更与先生后半生的事功格格不人，说是“突围”，实则只能算是落荒而逃罢了。
很难想象，这位日后名震天下的心学宗师为什么不用他那积极上进、“知行合一”的心学思想来开导自己，而偏要纠缠在这些颓废消极的想法中呢？
事实上，此刻在诏狱中的王阳明不要说是什么“心学宗师”，他根本连“心学”二字都还没有入门。
在明朝，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是朱熹确立的“理学”，而理学的标准教科书就是其所编的《四书章句集注》。所有想考科举、想做官的儒生都必须熟读《四书章句集注》以作为跻身仕途的敲门砖。
王华是位状元公，能考中状元，也意味着他是理学门徒。阳明先生从小接受的教育也是来自“理学”，在他前半生的经历中，没有任何资料证明这位“心学宗师”在正德元年受廷杖、下诏狱之前（阳明先生时年三十五岁）曾经系统地学习过心学理论。
唯一和心学扯得上关系的，就是正德元年阳明先生在京师结识了一位名叫湛若水的广东学子，两人成了好朋友，并曾经一起讲学。这位湛若水先生是心学大师陈献章的弟子，而陈献章是一位“学患不骼心，用心滋牵缠。本虚形乃实，立本贵自然”的心学传人，他的高足湛若水也于心学大有领悟，早年就提出了“随处体认天理”的大道理，在心学方面入门远比阳明要早，其后在学术方面也一直与阳明先生齐名。
阳明先生去世后，湛若水为他题写墓志铭，
其中提到王阳明“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
正德丙寅，就是正德元年（ 1506），也就是王阳明获罪下狱这一年。
湛若水是阳明先生的至交，而从阳明先生在锦衣卫监狱里表现出的“逃避”心态来看，这位后来的心学宗师，在“正德丙寅”之前，确实与心学毫无关联。
也就是说，王阳明竟是在受廷杖、下诏狱之后才渐渐入了“心学”的门径，而且无师自通，登堂入室，进步惊人。半年后，在杭州与徐爱等人分别时，王阳明留下一篇《别三子序》已满是心学味道。继而又于正德三年“龙场悟道”，前后仅一年时间就已窥破心学的奥秘。
当然，这并不说明王阳明有什么神奇之处，只能说“心学”本身并不深奥，也不难懂。正像阳明先生自己说的：“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这是一句了不起的话。不但心学如此，自古至今所有哲学都一样，越是简单直白，就越有哲理。过多的论证、考据、训诂、辨析，以至人为地分割宗派，只会使哲学失去活力。
正因为心学是这样一种乎易朴实的体系，根本没有“字眼儿”可抠，这种哲学思想才会显得如此伟大，如此光明，如此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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