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通》一书中，刘知几曾详尽地评论了纪传史诸体。客观说来，他的评论是正误相参，良莠并存，有贴切之见，亦有偏颇之论。知几对纪传史诸体评价大体符合封建时代史家的共识，即是说他总结了史家对纪传史的理解，因而也指导了后世史家的撰史实践。换言之，知几对纪传史诸体的评价，不少地方不符合司马迁创例的初意，但是大抵反映了封建时代史家的一般理解。这的确是个矛盾，但又不奇怪。人们评价历史，都是根据自己的主观理解去评价的，我们检验的是这种主观理解同客观真实相符合的程度及其这种理解的现实价值。
刘知几对纪传史诸体的评论，在不少方面曾经较为切实地正其义而称其功，即是说他曾为之裁定名义、评论作用。裁定名义是知几经常使用的一种评论方法。他在评论史书、史体或史官、史家时，总是要先确定一个标准，界定其内涵、性质，然后以此作为评论对象，检验其是否名副其实。比如他在《六家》篇评论《尚书》时，先研究《尚书》一书的性质，确定其为记言之体，然后以此为标准，发现其有的篇目不是记言，因评论其"为例不纯"。
再如，他评论纪传史诸体也是如此办法。先确立标准，界定其性质，再去检验是否名实相符。
此外，知几评论的基本格调是纠其谬而规其过。作为一位史学评论家，对古人、古史提出批评意见，是份内之事，天经地义。诚如清代学者钱大听所言："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法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暇，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问题在于，在纠谬规过时要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不能"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① 参见拙作《试论"通史家风"》一文，1983 年第4 期《历史研究》。
"陈义甚高，居心过刻"。①勿庸讳言，刘知几颇有点以褒贬自任的态度，也没有司马迁那样卓越的史识，因而当他评论司马迁所创史体时，往往是不解其真意又把某些正统观点强加在司马迁身上，并且将它奉为真理，作为裁判得失的标准。这就必然导致他评论的失误。
刘知几正统观念的表现首先是所谓"传以释纪"论。他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
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
这里明确地提出了"传以释纪"的理论。他把纪传史本纪与列传的关系完全理解为传统的所谓"传以解经"关系，而解释为"传以释纪"。《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是否是"传以解经"，这是个十分复杂的学术问题，这里暂且不谈。刘知几"传以解经"的观点本来是继承马、班以来的传统看法。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亦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所以说，刘知几于《古今正史》中所说孔子"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完全是承袭马、班成说。不过，把这种"传以解经"的理论套用在纪传史本纪与列传的关系上，提出"传以释纪"，这大概是刘知几的发明。
如实说来，封建社会的史学思想以及体现这种思想的史学编纂体例是封建经济和政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是以天子为中心，皇帝是最高权威。反映在史学思想上则是帝王中心论，反映在史书体例上则是以本纪为纲。梁启超曾说："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①此言自有些偏激，但就其精神而言，亦不无道理。
从本质上说，《汉书》以来，"以天子为本纪"，而纪者编年，传者列事，的确是"传以释纪"。不过，这不是司马迁的原意。
首先，知几对"本纪"体例的理解则远离太史公的原意。史公自云：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
这就是以"通古今之变"的观点和方法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即"王迹所兴"，因"著十二本纪""以科条之"。显而易见，这"本纪"当然就不专指天子，而是有天子、帝王，亦有实际左右天下形势的"王"，如那个"西楚霸王"项羽。今观十二本纪，《五帝本纪》记夏之前传说中的五位帝王。夏、商、周、秦四本纪则是一个朝代为一本纪，还有以掌握当时政权或能发号施令的某人为本纪，即秦始皇、项羽、汉高祖、吕后、文帝、景帝、武帝七本纪。其中项羽不是帝王，吕后乃是皇后。看来司马迁要对"王迹所兴"来个"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历史考察，即"通古今之变"的考察，① 《廿二史考异序》① 《史通·列传》。
① 《新史学·中国之旧史》。
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
这"王迹所兴"指的是个历史过程。可见，司马迁以"本纪"名篇反映了其进步的历史观。使人惋惜的是，班固因《史记》而撰《汉书》的时候，他学到了《史记》的体例，却丢掉了《史记》"通古今之变"的灵魂，实际上是用一种封建正统观念，即"天子称本纪"的观点对待"本纪"体例，以此来为封建统治服务。这种正统观念统治了几千年，刘知几"以天子为本纪"的立论正是这种观念的体现。可以这样说，司马迁所创"本纪"体例，到班固手里已经改变面貌，刘知几坚持正统立场，因而误解了司马迁的原意，并给予这位伟大的史学家以不切实际的责难。此时此刻，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刘知几，责备他不能摆脱传统思想的羁绊，但是，我们也有责任为太史公辨诬的。
请看，刘知几非常肯定他说：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时之正朔，服孔门之教义者，虽地迂陵谷，时变质文，而此道常行，终莫之能易也。①知几讲这话是非常真诚的，而且说得一点不错，"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确实是封建社会的基本原则，无论官修的还是私修的纪传体史书没有一个敢于违背这一原则，但司马迁创例，并非完全是这个意思。其次，所谓"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的说法亦不尽符合史迁原意。在司马迁之时，本纪记帝王，列传志人物，各有分工。比如《秦始皇本纪》，详叙秦始皇一生事迹，"包举大端"者有之，"委曲细事"者亦有之，如载焚书坑儒事，至为详悉。但一切围绕着秦始皇这个中心人物展开，或言其编年，围绕着"王迹所兴"这个主题展开。由于《史记》是五体结合，司马迁在行文时必须划分区域，避免重复，因而自然有详有略。《项羽本纪》详叙了"鸿门宴"的始末，《高祖本纪》于此就相当简略了。当然，帝王是最高统治者，国家大事往往编年其本纪中，这大概是考察"王迹所兴"，因而就显得"包举大端"。当然，在汉武帝时代，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已经建立，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也要为大汉帝业歌功颂德，也要把封建皇帝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他的《史记》突出了帝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他在《自序》中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之言，罪莫大焉。"这表明司马迁撰写《史记》是称颂明圣盛德和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正是因为如此，才有"本纪"、"世家"、"列传"的分设。但《史记》是在创例，没有什么先例可循，况且由于文景之世开明政治的启迪，他的思想也比较活跃，因而能成一家之言，其体例亦体圆用神而富于变化，而《汉书》之后的断代史，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表现在体例上，皆以天子为中心，不管天子有无作为，都以编年形式书述国事，这便成为纪传史中"本纪""包举大端"的原因，可见，"纪以包举大端"不是司马迁的本意，而是封建社会帝王中心论的反映。刘知几的"传以释纪"论正是儒家正统观念和帝王中心论的表现。
刘知几正统观念的又一表现是"求名责实"论。他在评论纪传史各体时，往往拿出"求名责实"这个武器。比如他批评司马迁为项羽立纪，为陈涉立① 《史通·本纪》。
世家就是如此。他说：项羽潜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日王者乎？春秋吴、楚偕拟，书如列国。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日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贵实，再三乖谬。
这里是说项羽不是天子，不是天子而定本纪，则名不副实。又说："项王宜传，而以本纪为名，非唯羽之悟盗，不可同于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传言，求谓之纪，不可得也。"②这是从体例上批评。他认为纪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大事可书则见之于年月，书事委曲付之列传。而《项纪》君臣交杂，纪名传体。
知几对《史记》为项羽立纪的批评是很多的。首先需要指出的，他说项羽"僭盗"，"不可同于天子"，显然是封建正统观念。秦失其政，诸侯逐鹿，楚汉相争，为什么刘邦得胜而称"帝"，项羽失败而为"盗"呢？这不是"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封建正统观念又是什么呢？刘知几提出"求名责实"，似乎主张名实相副。他口口声声责备司马迁"名实无准"，"再三乖谬"，其实，真正做到名实相副的是司马迁而不是刘知几。起码说刘知几对司马迁为项羽立纪的批评是错误的。
将项羽立为本纪，陈涉列入世家，这正是当时历史实际的真实记录。
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柞，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擅，自生民以来，未始受命若斯之亟也。
司马迁如此真实地记载了秦汉之际的历史变迁，充分肯定了陈涉的首义之功，也肯定了项羽灭秦的功勋。秦亡后，项羽分封诸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严然已成为天下的共主。司马迁说他"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因此尊重历史事实，把他列入本纪。
关于司马迁为项羽立纪一事，历代史家多有评论，角度亦不大相同。一是从项羽在当时所处的实际地位而论。如清代史学家钱大听说："刘知几谓'羽潜盗不当称王'，此未达乎史公之旨者也。秦以暴并天下，虽自称帝，非人心所归向。史公初不欲以秦承周，以汉承秦，特以六国既灭，秦王命者十有余年。秦既灭，项氏王命又四、五年。沛公之为汉王，亦项羽所立也，秦、项虽非共主而业为天下主命，不得不纪其兴废之迹。秦之称帝为项之称霸王，均不得与五德之数，黜秦所以尊汉也。"②郭嵩焘亦云："案秦灭，项羽主盟，分裂天下以封王、侯，皆羽为之，实行天子之权，例当为《本纪》。以后世史例论之，当为《怀王本纪》，而怀王为项氏所立，拥虚名而已，天下大势一系之；史公创为《项羽本纪》，以纪实也。"①
① 《史通·本纪》。
② 《史通·列传》。
①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
② 《十驾斋养新录》卷中《太史公李延寿》。
① 《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二是从史体古今变化立论。如当代史家吕思勉先生就明确指出："必天子而后可称纪；纪必编年，只记大事；每事又止以简严之笔，记其大纲：此乃后世史体，不可追议古人。??正统、僭伪之别，亦后世始有。项籍虽仅号霸王，然秦已灭，汉未王，义帝又废，斯时号令天下之权，固在于籍；即名号亦以霸王为最尊，编之本纪，宜也；此亦犹崇重名号之世，天子虽已失位，犹不没其纪之名尔。"②总之，司马迁为项羽立纪，正是尊重历史事实，因而也真正做到了名实相副。而刘知几的"求名责实"论便脱离秦汉之际的历史形势，即是说离开了"实"，当然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究其原因，关键是正统思想的作怪，其次是形式主义的分析方法。其言名，曲解了史公原意，又视名万古不变；其言实，实不确。
现在谈谈刘知几关于"世家"的评论。
"世家"是《史记》五体之一。司马迁辟"世家"一目以记诸侯，这原是适应自西周分封以来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的客观情势。那时诸侯各国，虽受封于天子，却各自传位建元，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越是到后来，周天子越是个空头的天下共主，而各诸侯势力发展很快，因出现大国争霸、七国争雄的局面。所以司马迁记列国史事，便按各国纪元，编年叙述。从体例上说，与本纪无殊，之所以称为世家，目的是用以上区别本纪，下区别于列传。
刘知几在《史通·世家》中说：自有王者，便置诸侯，列以五等，疏为万国。当周之东迁，王室大坏，于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迄乎秦世，分为七雄。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按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
这里相当系统而客观他讲了诸侯演进的历史，并指出世家一体的基本特征是"开国承家，世代相续"。到了汉代，虽然仍有诸侯之分，但情况大大不同。刘知几指出，古者诸侯，"皆即位建元，专利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而汉代则不然，"其宗子称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异姓封侯者，必从官天朝，不临方域。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才经数世，虽名班胙土，而礼异人君"。这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分析。情况有变化，当然就不能用一个固定的模式强作要求。刘知几指出："必编为世家，实同列传。
而马迁强加别录，以类相从，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这一看法相当辩证。
从以类相从的观点来看，汉代宗子或异姓功臣为侯者，入世家求画一是适宜的办法，但这样混在一起，似又较少顾及到情况的变化，这是通达之见。
刘氏以为，班固撰《汉书》，"厘革前非"，即解决了这一问题。"至如萧、曹茅土之封，荆、楚霞享之属，并一概称传，无复世家"，这样处理是"事势当然，非矫枉也。"总之，知几对《吏记》世家一目的背景、特征及发展都能从历史发展的观点予以客观评论。
② 《史通评·本纪第四》。
然而，他对《陈涉世家》却多所批评：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
夫史之篇日，皆迂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
首先需要指出的，所谓"陈胜起自群盗"，这是一种被封建正统观念所左右而作出的错误评论，由于刘知几和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他不能象司马迁那样公正地评论陈胜的历史作用。这并非说司马迁要站在农民队伍一边，他把陈胜列入世家，是对当时历史实际的真实记录。在《陈涉世家》中，司马迁以生动的笔法描绘了陈涉起义的过程，指出了陈胜的弱点及其失败的原因，虽然他论述的并不完全，但至少是在努力探讨事变的因果关系。
他真实地记载了秦汉之际的历史变迁，其中特别充分地肯定了陈涉的首义之功。如果没有陈涉的"首事"，便没有秦王朝的迅速灭亡，也没有汉王朝的建立。适如明代学者尤玻所说："汉之所以五载而成帝业者，皆涉为之驱也，不然而高祖欲以区区一沛为天下先，吾恐力先惫而豪杰中起，事本未可知矣！
然则汉有天下，非涉弗为功哉。"①在秦楚之际，陈涉起于薪，"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至陈而自立为王，号为张楚。虽然无人裂土册封，而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诸侯"，司马迁也把陈涉当作"诸侯"来记载。他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又说："秦失其道，豪杰并扰。"明确指出陈涉是首先发难的"诸侯"，是当时的"豪杰"。秦未一般人也这样认为，刘邦于沛起事，"以应诸侯"，指的是响应陈胜起义军。上述可知，在秦楚之际，陈胜首先点燃了反秦烈火，承认他的历史地位，是不能不把他列入世家的。而且承认陈胜亦为诸侯，也是对当时舆论的尊重。"天下方扰，诸侯并起"，陈胜是其中之一。他既然是个诸侯，又占领过地盘，建立过政权，拥有军队，当然应该列入世家。
上引《自序》的那段话，并非说司马迁把陈涉同汤、武、孔子并提，视若圣贤，那无非是在论证汤武革命，仲尼作《春秋》，以及陈胜发迹的原因都是因为当时出现了一种历史形势，即"失其道，""失其政"，出现了难以维持统治的矛盾和危机，因而有取而代之如汤、武，扶偏补弊如仲尼，发难起义如陈涉。汤、武诛伐，陈涉发迹等历史活动有其共同的规律可循。也就是说，商代夏，周灭商，周政衰微，汉代秦这些历史变革，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是将陈涉与汤、武、孔子等量齐观。他认为有了上述的历史形势，诸如汤、武、孔子、陈涉这些人才应运而生，做出一番事业。十分明显，司马迁强调的是历史的形势而不是历史人物的个人品质。大泽乡奋臂一呼天下响应是因为"民危"，搢绅先生之徒投靠陈涉是为发秦焚书之愤，这都不是由于陈涉本身如何圣明。如果看到司马迁作了这样的历史类比，就因此而认为他把这些历史人物同等相看，未免曲解了作者原意。
① 《史通·世家》。
① 《史记评林》卷四八。
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不曾把陈涉视若圣贤，也不曾把陈涉当作农民起义领袖来歌颂。
在他的笔下，陈涉是反秦的英雄豪杰，发难的诸侯。项羽、刘邦都是这样。
他写项羽，将其一生的是非功过及失败的原因作了高度的概括。由于项羽"自矜功伐"，不懂谋略，不善用人，致使身败名裂。他写刘邦，当然必须客气些，但是也并不因为他是汉朝的始祖就一味奉承，而是据实直书。既写他懂谋略，善用人，"从民所望"，所以成功的一面，又写他的缺点过失，包括他的欺诈，好酒色等恶习。他把高祖的帝业，是放入了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看待的。总之，高祖既非神人，陈涉亦非圣贤，还有那个项羽，他们都是秦未角逐争雄的豪杰，不过有的成功有的失败罢了。
上面，我们之所以就司马迁写《陈涉世家》一事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指出司马迁处理历史之求实的和通变的精神，而刘知几对于这些注意的实在太少了。知几的失误就在于用后世的条条框框去责备司马迁。适如章学诚所言："不知古人著书之旨，而转以后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变通。"①这就是史家的识见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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