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周知，表、志二体是纪传体史书中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刘知几对这两种体例也有系统评论。《史通》设有《表历》和《书志》两个专篇，是讨论表、志比较集中的文字，在其他的篇目中亦常有涉及。如《六家》言"书表以谱年爵"，《二体》言"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靡失"，《载言》言"迁固列君臣于纪传，统遗逸于表志"，等等，这说明知几对表志还是相当重视的，特别是他肯定了其谱列年爵、总括遗漏的作用。
首先，他对纪传史设表发表了系统的意见。以为"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②看来，他对纪传史设表持否定态度。当然，这里不是泛论所有的表历，而是专论作为纪传史组成部分之一的表历。"载诸史传，未见其宜"，意见非常明确。道理何在呢？他研究古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文尚简要，语恶烦芜"，因此"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③这是刘知几主张纪传史不必有表的理论根据。以此为标准，他批评司马迁《史记》列表造成烦费：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
知几的话并非没有道理，讲的也多属实情，但是他看到了"烦费"的一面，而忽视了执简驭繁的一面，刘知几未能详考《史记》十表的义例，故立论不确。司马迁十表，用以反映历史发展的线索和阶段性，非常集中地体现了其通古今之变的思想。表同纪传是有重复之处，但它同纪传相为出入，足① 《文史通义·书教下》。
② 《史通·表历》。
③ 《史通·表历》。
① 《史通·表历》。
可补纪传之未备。"不知作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②有时，知几也看到了表的积极作用。他在《史通·杂说上》高度表彰司马迁创表的功绩。他说：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戢孴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寸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此论颇接近史迁创表原意，司马迁曾说："并时异世，年差不等，作十表。"①这一观点就是刘知几理解的"表以谱列年爵"。
我们未必就断言刘知几对纪传史立表看法自相矛盾。立表自有利有弊，我们不能要求知几所言完全一致。有人说外篇《杂说》诸篇可能是知几的读书札记，不管怎样，综合观之，知几在《表历》的专论应能代表他的观点，于此，他对纪传史设表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
在《表历》中，他除了批评司马迁史表烦费外，又说读者于表多是"缄而不视"，因之在实践上"表"就成了"无用"之物：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
这话说的显然是偏激了。且不说后人"《史记》一书，功在十表"②的评论，就说知几之前的刘勰也对十表、八书有着简明的评论："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③由于知几立意否定《史记》创表，故进而批评班固《汉书》和《东观汉记》"各相祖述，迷而不悟，无异逐狂。"然而他又这样指出：必曲为铨择，强加引进，则列国年表或可存焉。何者？当春秋、战国之时，天下无主，群雄错峙，各自年世。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则诸国分年，一时尽见。
他同意保存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以为这种表可以统其时，这种见解可谓通达。不过，他认为"两汉御历，四海成家"的条件下，就不必"表其年数"了。看来知几对表的作用是经过认真研究，只是他对表同纪、传的"相为出入"不曾深入思考，其实表的大用尤在于济纪传之穷，知几对此没有看到。
知几对班固的《古今人表》的批评重点是说它"不知蔚裁"，这是从断限的角度提出问题的。《断限》篇说《汉书》"纪传所存，唯留汉目；表志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郑樵《通志·总序》。
③ 《文心雕龙·史传》。
所录，乃尽牺年。"这话还是批评的对的。《汉书》既然断汉为书，在断限上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规定。不过，《汉书》的时限处理也确实是一个一时难以处理好的实际问题，尤其是志。还应该看到，班固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精神，这一点，知几没有给以理会。唯有崔鸿《十六国春秋》的表得到刘知几的表扬。他说："崔鸿著表，颇有甄明，比于《史》、《汉》群篇，其要为切者矣。"①这是因为五胡十六国时期，"不附正朔，自相君长"，这同"春秋、战国之时，天下无主，群雄错峙，各自年世"的背景相似，因而可申之于表以统其时。可见，这种看法是可取的。
总之，刘知几对纪传史设表的批评意见不无可取之处，不过从基本倾向说来，他对表的作用的认识较为肤浅，他发表的看法也过于偏颇。
现在再说书志。史迁创例，撰成八书，以纪典章制度，班固改书曰志，恢宏此体，撰成十志，尔后纪传诸史，代有仿作。此类著作，提供了研究我国历代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丰富材料，书志一体，也有个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这是概括八书的内容及所作缘由。及班氏十志，规模宏大，记事丰富，内容翔实，则远胜八书。然纪传史之书志一门，"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既断代为史，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迫叙前代，则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缺遗，则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
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①《通典》为史书体裁开辟新天地，此后，继作纷出，形成中国历史上丰富多采的典章制度史。
这是治中国历史的人不能忽视的文化典籍。
刘知几对纪传史书志一体也有着相当清楚的理解。他说：夫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史籍，出于三礼。及班、马著史，别裁书、志。考其所记，多效礼经。且纪传之外，有所不尽，只字片文，于斯备录。
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
这里不仅溯其渊源，而且明其效用。这些看法都是相当深刻的。
刘知几对自司马迁以来纪传史之书志一体进行了纵向考察，发现它们"名目虽异，体统不殊"，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岂曰意，华娇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其义是一样的。另外，各史书志的编目也有异同。比如，《史记》曰"平准"，《汉书》曰"食货"，《史记》号"河渠"，《汉书》称"沟恤"。再如，析"郊祀"为"宗庙"，分"礼乐"为"威仪"，"悬象"出于"天文"，"郡国"生于"地理"，等等。刘知几指出，如此之类，或名非而物是，或小异而大同，必寻源讨本，其归一揆。也有后来新增的篇目，如"五行"、"艺文"，乃班固补子长之缺，"百官"、"舆服"，是谢承拾班固之遗，王隐新增"瑞异"，魏收弘以"释老"①，等等。大抵说来，有两种情况，有些是妄入编次，虚张部秩的，如"五行"、"艺文"诸志，而积习已久，不悟前非；也有事应可书，宜别标篇题的。上述看法，说明知① 《史通·表历》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
② 《史通·书志》① 以上引自《史通·书志》。
几对书志一书进行了认真的比较研究，持的是分析的态度。这些看法还是好的。
知几着重分析了诸史之"天文""艺文"、"五行"诸志，意见颇多，其基本态度是力主删除。
如所周知，诸史的"天文志"保存了历代人们对天文的知识，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这是历代史家的卓越贡献之一。当然，同任何事物一样，人们对天文历法的知识有着一个认识发展过程，尽管史书的记载或有重复，或有遗漏，但基本上还是把人们的认识记录下来，这就是一个绝大的功劳。我们自然不应该以现在的认识水平去要求刘知几，但古代史家如司马迁等，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且细心地加以整理记录，刘知几的认识不应该不如他们。
比如司马迁说："星气之书，多杂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①《天官书》是今知最古的系统、全面的天文学专著，它反映了司马迁严肃的科学态度和丰富的天文学知识。但知凡的认识就比较欠缺。他说：两晤百星，丽于玄象，非如九州万国，废置无恒。故海田可变，而景纬无易。古之天犹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②这个立论自有其合理的一面，自然宇宙的变化同人类社会的变化相比，是相对不显著的。但是万物皆变，天也变，说今之天即古之天便不确切。退一步说，即使天不大变，人们对天的认识却一直在变，"天文志"是记载人们对天的认识，这是需要的。知几却以"今之天即古之天"为由，否定国史作"天文志"：但《史记》包括所及，区域绵长，故书有《天官》，读者竟忘其误，榷而为论，未见其宜。班固因循，复以天文作志，志无汉事而隶入《汉书》，寻篇考限，睹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晋，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苍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归、不知纪极。方于汉史，又孟坚之罪人也。
按照知凡的观点，一要把握断限，既然断代为史，就不能超越时限，他批评《汉书·天文志》及《隋书天文志》等，就是本着这一原则出发的。他明确指出："窃以国史所书，宜述当时之事。"这意见是不错的。所以他说："必为志而论天象也，但载其时慧孝氛浸，薄食晦明"等天变代异，不必要都去载天体星象。如袁山松《后汉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和魏收《魏书》等专志本朝象变，便"多合时宜"，"贤于班、马远矣。"知几的这段论述也颇有道理。二是把握"史臣所书，宜其缀简"的原则。他批评晋、隋之志，"其篇倍多，流宕忘归"，即本此原则而发的。
再如艺文。《汉书》因刘散《七略》而撰《艺文志》，历代因之。知几评论说：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史通·书志》。
③ 《史通·书志》。
唯艺文一体，古今是同，详求厥义，未见其可。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近者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雠校之司。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习兹楷则，庶免讥嫌。
"宜除此篇"的意见不对，但"当变其体"的见解可取。知几评历代艺文志，亦明确两条原则。其一是"国史所书，宜述当时之事"，以此衡之，历代艺文志"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②是"妄载"之弊；其二是"史臣所书，宜其缀简"，以此衡之，历代艺文志日趋繁富，尤其是《隋志》广包众作，百倍前修。
平心而论，《汉书·艺文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名篇，它是对汉以前学术文化的总结。清代学者王鸣盛引金榜的话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①由此可见其学术价值。
其后学者，祖述不暇，反映中国学术文化的进步，随着书籍增多，目录学亦日益发达。《隋志》总结了唐以前学术发展的渊源流别，著录了书籍的流传情况，所谓"广包众作"，"骋其繁富，百倍前修"，正说明文化发达之盛况空前。可惜作为史学评论家的刘知几对这部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隋志》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不过，也应指出，知几所说的那种"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的现象也毕竟是书志著录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对于目录学家来说，这重复的著录亦不无好处，它可以让人们掌握文献的流传情况。任何时代的文献都会包括两大部分，即以前流传下来的和本朝本代新撰的。知几肯定宋孝王《关东风俗志》的作法："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这不失为一种避免重复的好办法。这种办法，清人修《明史艺文志》就采用了。但光是如此，仍不能把握一代文献。因为每一代文献，相当部分是历史留下来的遗产。而这文献遗产的真实状况如何，并不是了解了前代的文献著录就能弄清楚的。中国的文化典籍历经劫难，不时散佚，要弄清楚一代文献的真实情况，只有靠当代学者的调查研究和著录，否则就困难重重。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视《汉志》、《隋志》及历代艺文志，正是这些书志为阐述中国学术文化、著录中国文化典籍立下了伟大的历吏功勋。至于在断代诸史中，书志之体如何把握时代断限，如何避免原委不明和繁复取厌，是一些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历史给史家提出了问题，刘知几以史学批评家的敏感发现了问题，并且把问题明确地揭示出来，这也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当然他没有找出很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也不应该要求刘知几对什么问题都处理的尽美尽善。有精力的学者在条件成熟时便会去想法去解决它。就在刘知几困惑不得其解的时候，他的第四个儿子刘秩或许就开始思考了。知几于开元九年（721）作古，刘秩于开元末完成《政典》三十五卷。据《旧唐书·社佑传》载：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
① 《史通·书志》。
② 《史通·书志》。
① 《十六史商榷》卷二二。
社佑在《政典》的基础上，扩充研究范围，博采众作，乃撰成典章制度的通史《通典》，完成了统括史志的历史任务。
从事物变革的一般规律来看，一种旧的体制在前人的基础上达到尽美尽善的程度，也将是它的缺点、问题暴露得最充分的时候。在这时候，继瞳前业并非十分困难的事情，而敢于对旧体制发起批判，其意义或许更大一些。
没有这个批判，就不会有新体制的诞生。我们欢迎在中唐时期杜佑《通典》的伟大创作，这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重大史体的建设，但这一伟大建设难道不是在刘知几对旧体制批判的基础上，从而引起史家的思考、关注，才有了杜佑的这部书吗？我们惋惜的倒是旧传统旧体制的习惯势力太强，刘氏以私家著述，影响不够深广。结果是纪传史书志与典制体专书并行，一个在老传统的路子上继续走下去，一个是规范着新辟的道路。
这里我们可以同班固的断代为史的创举加以比较。司马迁撰《史记》，贯通古今，不以朝代为限，是为通史。其后刘向、刘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衍、扬雄等十余家，沿着司马迁的通史路径"相次撰续"，至班彪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便改弦更张，断汉为书，撰西汉一朝历史。这中间，班彪犹如《隋志》作者，把旧体制发展到较为完善的程度。
班固犹如杜佑，改创新体。我们可以说，没有刘知几的对纪传史书志的批评，也就不会有典制体专史的诞生。从这一观点看，刘知几的批评是颇有价值的批评。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问题、矛盾揭示的愈深刻，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愈明朗，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史学亦复如此。杜佑是位政治家，他特别关注的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尚未留意于文献，至郑樵撰《二十略》，有《艺文》、《校雠》、《图谱》等略，其文化典籍的著录就相当完备了。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仍《通典》旧例，详加增补，《经籍考》便是增补的内容之一。这说明一个问题的解决总要有一个过程。从提出问题、解决间题的全过程中，每一步都体现了人们的贡献。
也应该指出，不能认为刘知几只是对书志提出批评，而没有一些肯定性的意见。这些肯定性的意见曾给后来史家以有益的启迪，或者被吸收。这是不应忽视的。知几说：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日方物志。
他相当详尽地阐述了都邑、氏族、方物的重要性，以为凡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宜各撰方物志，列于食货之首；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总之，"盖自都邑以降，氏族而往，实为志者所宜先，而诸史竟无其录。"②知几倡议立都邑、氏族、方物三志，有相当重要的价值。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和学术文化发展的反映。大量地理书的出现，为"都邑志"的编写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魏晋以来谱学的发展，又为"氏族志"的撰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凡此诸书，代不乏作，必聚而为志，奚患无文。"③知几就三志设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作的论述是很有说服力的。用当今的眼光来看，研究都邑、氏族、方物实是研究民族历史不可或缺的内容，立三志意见的提出说明① 《史通·书志》。
② 《史通·书志》。
③ 《史通·书志》刘知几研究历史的视野的开阔，说明历史研究从王朝政治兴衰向社会领域的延伸和深化。可能是知几的启发，郑樵撰《通志·二十略》，就设有《都邑略》、《氏族略》、《金石略》和《昆虫草木略》等。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到，知几关于国史结构的评论内容丰富，创见颇多，是其史学评论的重要部分之一。历史地看问题，尽管刘知几的评论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甚至他有时曲解了史迁的原意，但他经过如此全面而系统的评论，还是就纪传史体例结构进行了大体符合实际的概括和归纳，可以说体现了自班固以来历代史家的共识，也指导了唐以后纪传史的编撰，仅从这点来看，他的贡献也是非常之大的。刘知几最明显的失误之处是对司马迁的《史记》，从指导思想到通史编撰，缺乏深入体察，这是令人遗憾的。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