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刘永行刘永好首富长青 > 第四章 分流：家族企业现代化嬗变（3）
第四章 分流：家族企业现代化嬗变（3）
虽然辞职分先后，可刘氏家业是兄弟四人共同创造的，彼此都付出了极大的辛苦和智慧。时至今日，兄弟四人没有一个能说清楚，当初凑起1000元时各自的出资比例，因为大家凑钱时根本没想到以后能分到钱。当时亲情远远高于利益，大家不分彼此，一派其乐融融。没人计较位置、没人在意名利，兄弟四人组成了一个“**大家庭”似的家族企业。
在四兄弟中，老大刘永言是决策核心，起到了一言定乾坤的作用——1983年夏天，决定扩展业务养鹌鹑就是他的主意；而当兄弟四人在1984年遭到一次重大挫折时，也是老大铁了心要搞下去，才使灰心丧气的弟弟们恢复了信心和勇气。老二刘永行精于技术和管理，是经营的主心骨。老四刘永好则能说会道，后来主要负责跑供销和对外宣传。但在创业时期，老三陈育新付出的代价无疑是最大的，他几乎一个人扛起了创业初期的巨大风险和繁重劳动。
那时，刘永言和刘永好都在成都工作，刘永行则在新津县城上班，孵化工作只能由陈育新停薪留职操办。刘氏产业的诞生地就是陈育新乡下的家中，他把整个家当全部押了上去。也正因此，希望集团的雏型命名为“育新良种场”，陈育新任场长兼法定代表人，刘永行任副场长。
第一次分红，兄弟几个每人分得了180元，刘永行于是买了一辆80元的旧自行车。刘永行腿脚不便，自行车成了他代步的工具。但没过几天，他却把自行车送给了三弟陈育新用。
刘永行认为三弟的损失太大了，心里非常过意不去：“这一次创业遭遇重大挫折，使我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沉重的压力，三弟为了事业把自家的房子都搭上了，分的那点钱怎能弥补他家的损失呢？”
把事业放在利益的前面
兄弟几个互相关心，对自己却极为自律。
刚开始养鹌鹑的实验在刘永行家进行，夫妻俩每天都要捡蛋和记录蛋的个数，但一家人却没有任何人吃一个自己养育出来的鹌鹑蛋。
那时刘永行的儿子才几岁，有时想吃蛋，他都不让，宁肯让妻子上街去买鸡蛋给儿子吃。养鹌鹑收入的钱全部用于场里的投资，刘永行从来不私自花这笔钱。
刘永行虽然对良种场里的东西公私分明，但对自家的东西却总爱“假私济公”。那时，夫妻两人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也不过70多块钱，但全家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点钱，却被刘永行几乎全部用来购买有关动物营养方面的书籍了。
刘永行的无私有时到了极端的地步：他把自己的书架改装成养殖鹌鹑的笼架，并毫不犹豫地送给了到他家来请教的养殖户；他甚至拿出了家里的棉被来给电孵化作保温用，而在他自家的床上，垫的却是一捆捆稻草。
等企业规模慢慢变大以后，刘永行愈发严以律己。他在厂里规定，任何职工和家属在购买饲料时不得有“走后门”的行为。
一次，来厂里买鹌鹑饲料的客户排队长达一二里，刘永行的妹妹也挤在中间。她一看这么多人，也知道二哥“不通人情”，就跑去找二嫂郑彦初帮忙，二嫂没想太多，亲自带着妹妹去找人开后门买饲料。但饲料刚称好，就被刘永行发现了，他竟然一点情面也不给，当着众人的面就严厉喝斥自己的妻子，非得让她把称好的饲料倒掉。郑彦初气得大哭，转身跑了回去，晚上也赌气不做饭。晚上，刘永行回到家里，有点像做错事的孩子，乖乖地把饭菜做好，并对妻子好言相劝：“不是我故意给你难堪，厂里订的纪律，我们不带头执行，还怎么去管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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