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史，刘因也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观点，主要有：
（一）学史须以经为本
刘因把经史子集的学习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统一的过程，其先后次序不能不讲究，他认为，"经"是基础，史、诸子等的学习应建立在学经的基础之上。他说：《六经》既治，《语》《孟》既精，而后学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夺也。"胸中有《六经》《语》《孟》为主，彼废兴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悬明镜，轻重寝飏，在吾目中。刘因认为，史实是具体的，兴废成败、错综纷绩，读的人如果没有主见，就会被史实牵着走；史书是后人写的，叙事言理，评判臧否，不见得都确当。有了六经语孟在胸中，就有了一个标准（"平衡"），有了一面镜子，就不致被某些史家所欺了。②刘因此说，可能是受到朱烹的影响。朱熹说："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③但朱熹此话仅是在谈论别的问题时附带提及，刘因则把它上升到学习方法论的高度，并对其道理有所论述，理论色彩有所提高。
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四。
② 参阅刘因诗："记录纷纷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 恐有无边受屈人。"（七绝《读史评》，《静修先生集》卷--，页二○ 九）
③ 《朱子语类》卷一二二，中华书局1986 年版，页二九五○。朱熹在给 吕祖谦的一封信中也谈到过这个为学之序的问题，并说是本于程子。 他说："盖为学之序，为己而后可以及人，达理然后可以制事。故程了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读史，其序不可乱也。" （《朱子大全》卷三五《答吕伯恭》）
（二）古无经史之分
刘因在谈学史问题时，提出了"古无经史之分"、"经皆史"的著名观点。他说：学史亦有次第。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刘因的这一观点，可能是受到王通的影响。王通曾说：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注：史有记言，求言则制度得矣。）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注：史有明得失，穷政化则诗明矣。）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史有记事，稽邪正则法当矣。）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注：载言，载事，明得失，皆史职也。职同体异，故曰分。）王通把《书》、《诗》、《春秋》说成是圣人（孔子）所述的史，意在强调三书记言、明得失、记事的不同体裁及其意义。刘因则进而明确提出"古无经史之分"、"经皆史"的观点，显然是一个发展。它强调的是经源于史，但经过孔子的选择、删定、笔削（修改并赋予一定的寓意）和传述，从而为后世确立了"大经大典"，才被人们尊奉为"经"。刘因的这个说法，验诸历史，是符合实际的。《春秋》原是鲁国史，《诗》是古代文学史料，《书》是古代政治制度史料，"史"字在古代含义宽泛，史实、史料、史书、史官，都可称作"史"。如果从史料来理解，"六经皆史"之说，在今天也是可以成立的。
刘因此说，主观上当然并不是要贬低"经"，但确实是想抬高"史"。
而从其客观效果说，不可否认，它确实有破除对儒家经典的迷信的作用。刘因此说，后世颇有响应者。明代王守仁说："以事言渭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①李贽也认为，"经史相为表里"②，与王说相近。清代章学诚针对汉学家埋头考据的时弊，提出"六经皆史"的口号，认为，六经是夏商周三代盛时各守专官的掌故，是当时典章政教的历史记录，并不是圣人为了垂教立言而故意编写出来的。③此后，龚自珍、章炳麟也同主此说。④章学诚的观点，在当时具有破迷促醒的作用；龚自珍所论，更揭开了近代思想斗争的序幕；至于太炎先生，就更是以其说直接参加对旧学的冲击了。由此看来，我们虽不能肯定章、龚等人都是直接受到刘因的启发，但刘因"古无经史之分"之论毕竟开了先河，对其意义应给予充分的估价。
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四一五。
② 《中说·王道》。《四库全书》影印本第696 册，第526 页。
① 《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集》卷一。
② 《焚书》。
③ 《文史通义》中《易教》、《经解》等篇。
④ 参见龚自珍，（占史钧沈论二》；章炳麟：《国故论衡·原经》。
（三）学史必读全史
刘因对历代史书都很熟悉，且作了系统地论列。从先秦史书《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到"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下至《晋史》、《南史》、《北史》、《隋史》、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一一作出评价（参见第六章）。进而，他对学史的方法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说：学者必读全史，历代考之，废兴之由，邪正之迹，国体国势，制度文物，但然明白，时以《六经》指要立论其间，以试己意。然后取温公之《通鉴》，宋儒之议论，校其长短是非，如是可谓之学史矣。以此为原则，他进而对当时的学风提出批评：学者往往全史未见，急于要名，欲以为谈论之资，嘴吻之备。至于《通鉴》，亦不全读，抄撮钩节《通鉴》之大旨，温公之微意随以昧没。其所以成就，亦浅浅乎！刘因"学史必读全史"的观点，从方法论说具有重要意义。它强调的有三点：一是要全面占有材料，从实际出发。不道听途说，不以偏概全；二是有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以之作为评判长短是非的标准；三是不可断章取义。浅尝辄止、急于要名。这些看法，都是比较深刻的。其对于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推重，更表现了他颇具史学家的眼力。
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五。
②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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