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刘因早年曾从砚弥坚先生游，"初为经学，究训估疏释之说"，对经学是下过一番功夫的。后来在主导思想上发生了由经学到理学的转变，成了理学家。但是，在授徒教学中，他还是注意让学生打下经学功底，强调学习经学的重要性。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观点，主要有：
（一）先秦之书，六经、语、孟为大
刘因说："先秦之书，《六经》、《语》、《孟》为大。"①宋代已有"十三经"之说，但最基本最重要的还是《六经》和《论语》、《孟子》。把六经、语、孟作为重点，所有儒家都是无疑义的。但当时已经出现了重视不够的情况。他认为：世变既下，风俗日坏，学者与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材之全，得乎？
三代之学，大小之次第，先后之品节，虽有绪余，竟亦莫知适从。这一批评，可能是针对陆学未流的空疏和朱学未流的支离而发，这从他下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得更清楚。他说：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圣贤之成终者，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者也。圣贤以是为终，学者以是为始；未说圣贤之详，遽说圣贤之约，不亦背驰矣乎！所谓"颜状未离于婴孩，高谈已及于性命"者也。②这里提出了《六经》与《语》、《孟》的关系问题。把《语》、《孟》作为问学之始，这是当时流行的看法。刘因对此也不反对，但他认为，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语》、《孟》不仅应是问学之起始--出发点，还应是终点--归宿。《语》、《孟》相对于《六经》说，是简约的，但这种简约，学习者应该通过对《六经》的详说之后而求得，即由《语》、《孟》而《六经》，再由《六经》而返于《语》、《孟》。这样才能得到圣贤的真谛。他说：虽然，句读训佑，不可不通。惟当熟读，不可强解，优游讽诵，涵泳胸中，虽不明了，以为先人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凿则惑耳。《六经》既毕，反而求之，自得之矣。"优游讽诵，涵泳胸中"，是传统的读书法。它并不是简单地死记硬背，而是着眼于整体把握和心领神会。作为学习方法，其精神实质在今天也仍有意义。还应指出，刘因这里只提《语》、《孟》，未提《学》、《庸》，并不能表明他对后二书不重视。《静修先生墓表》和本传都说，刘因编著有《四书集义精要》三十卷，门生故友还辑录了他的《四书语录》（已佚）。由此可知，（四书）是刘因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内容。在刘因所有著作中，从未有丝毫贬低《学》、《庸》的意思。因此，这里的《语》、《孟），似可看作是《四书）的代称，他讲的《语》、《孟》与六经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四书与六经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的理解，"刘因与前代理学家实有所不同。众所周知：从朱熹撰《四书集注》以后，四书的地位日益被抬高，甚至凌驾于六经之上，有的人甚至只读四书而抛弃六经。刘因说的"颜状未离于婴孩，高谈已及于性命"等语，正是对于此类世风的针贬。作为理学家，他固然也重视四书，但他认为，六经是详，四书是约，应该由博返约，而不能一味求约。此点反映了刘因思想比较质实的一面。
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三。
① 《叙学》，《静修先生学集》卷一，页三。
②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三。
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三。
（二）学六经要由粗到精
关于六经的学习次序，刘因提出了由粗到精的见解。他认为，其学习之次第应该是：《诗》-《书》-《礼》-《春秋》-《易》。（《乐》已亡，故不说。）他说：本诸《诗》以求其情，本诸《书》以求其辞，本诸《礼》以求其节，本诸《春秋》以求其断（裁断天下之事）。然后以《诗》、《书》《礼》为学之体，《春秋》为学之用，一贯本末具举，天下之理穷，理穷而性尽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后学夫《易》，《易》也者，圣人所以成终而成始也。学者于是用心焉。刘因认为，"经"的内容相对他说有精粗远近之分，《诗》、《书》、《礼》、《春秋》，属于粗、近的部分，《易》属于精。远的部分，因此，《诗》、《书》、《礼》不明，则不可以学《春秋》，诗、书、礼、春秋不明，则不可以学《易》。他针对当时的学风批评道：夫不知其粗者，则其精者岂能知也？迹者未尽，则其远者岂能尽也？学者多好高务远，求名而遗实，逾分而远探，躐等而力穷，故人异学，家异传，圣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经的次序如何排列，原是经学史上的老问题。先秦至汉初，多是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序（如《庄子·天运》等）。东汉班固修《汉书. 艺文志》，以刘欲《七略》为蓝本，始将次序改为《易》、《书》、《诗》、《礼》、《乐》、《春秋》。此后，《易》被抬高为"群经之首"注家蜂起，异说纷呈。至宋代，各派学者无不以谈《易》而相高。《易）学研究的这种热烈情况，未尝不可说是学术繁荣的表现（刘因也曾在病中亲笔写了《易系辞说》，可惜已亡佚）。但是也带来了问题，即相形之下，对其他五经反而有所忽视；在《易》学研究中，也有穿凿附会。谈空说妙等弊病。刘因的批评，正是针对此种现象而发。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四。
②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四。
（三）先传注疏释而后议论
经学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传注疏释之学。孔子所删定的叫"经"，解释经的叫"传"。汉以后，经传都不好理解了，于是作"注"。隋唐以后，对传注又加以解释，叫"疏"，还有"笺"、"释"、"正义"、"章句"等说法。传注疏释以解释字义为主，注重的是训诂。这主要是古文经学的方法。汉代的今文经学虽称重视"微言大义"，但也多是讲事理，而缺乏对义理（哲理）的发挥。至宋代理学兴起，学风为之一变，各家多借解经的形式，抒发己见，着重于义理的探讨，理学遂大为盛行。这便是刘因所说的"议论"之学。刘因认为，对于经学的这种演变过程，应该有明确的认识。他说：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之言而变吾之良知也。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读诸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传注疏释之于经，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铲伪以真，补其"三四而备之也。刘因这里简明地勾勒出了由汉至宋经学发展史的脉络，用"传注"、"疏释"、"议论"分别概括汉、唐、宋的经学特点也比较恰当。这表明，刘因对于经学的确有相当深的研究。但他说的"传注疏释之于经，十得其六七"，议论仅是"补其三四而备之"这种量的判定则未必准确，更不能说是定评。刘因此论的用意当然不是贬低理学（这从他说的"正大高明之论"、"铲伪以真"这些评价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而是强调不能舍弃传注而只重议论，而应把议论之学（理学）建立在注疏之学（经学）的基础上。这还是有见地的。他接着讲：故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体察，为之权衡，析之于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辟异，勿好低汗，勿生穿凿。平吾心，易吾气，充周隐微，无使亏欠。??毋惨刻，毋细碎，毋诞妄，毋临深以为高。渊实昭旷，开廓恳恻，然后为得也。②这些告诫的话，语重心长，当也是针对当世的学风而发。自南宋未年，朝廷推崇道学，程朱之学盛行于时，逐渐形成将四书凌驾于五经之上，甚至只知有语录，不知有经传的风气。元朝统一全国后，随着理学在北方的普及，这种风气也有所蔓延。刘因强调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对于矫正时弊有积极意义。遗憾的是，人微言轻，刘因所论并未在当时引起普遍的注意。其后的元代学风，主流是"会合朱陆"，终于导致明代王学的泛滥，其未流更走到"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极端。反观刘因这一片言辞，不能不承认他的眼光是相当敏锐的。作为学习的方法论，且具有普遍意义。
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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