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刘基评传 > 五、仕元佐明之变的思想动因
由仕元而佐命，这一转变的原因何在？这是分析刘基思想发展变化的关捩，也是评介刘基的难点。
其原因概可分为主客观两个方面。
客观方面除了朱元璋的威逼固邀之外，还与其仕元期间的坎坷遭际有关。他在隐居青田期间撰写的《郁离子》中屡屡悲叹人才被扼，企盼善识俊彦的伯乐出现，这固然是有感于整个元代官场结党营私、裙带攀附的社会风气而发的，还与自己难以见容于权贵，仕途坎坷多艰有关。元王朝大厦将倾，刘基深有所感。自己无扶颠之力，也无人问策于"廉颇"，忠而见弃，对元王朝失却了希望。在《郁离子·千里马·巫鬼》中，作者描述了这样一个寓言故事：巫师与鬼王互争灵验。巫师暗中将鬼王的偶像推倒，结果鬼王不知谁人所为，在当地乡里普降蝗灾。当地的老人往祠庙祈求却灾，看到鬼王像倒在地上，于是敬香祭奠，将其扶起，恰恰披鬼王看到，于是"殴之，赔而死"--恭敬鬼神者被鬼神所害。而寓意尚不止于此。卒章，刘基还写道："今天下之卧，弗可起矣。而不避焉无益，祗取尤耳。"元王朝已陷入无可挽回的颓势，刘基尽忠而遭羁管，于是，扶而无益，只得归避全身，这就为佐明创造了条件。
刘基襄助朱元璋还有深层的思想动因，即主观方面的原因。除了本章已有论及的民本思想、君臣理论之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儒家的"圣人革命"理论。如上所述，儒家强调君权与民众利益的一致性。而对贪暴之君，儒家不得已而倡以"圣人革命"的方式革除暴政，安抚百姓。圣人之所以可与君权相颉颃，是基于古代的敬天思想，"天"意只有圣人才能察知，如"唯天为大，唯尧则之。"①因此，圣人可以承天命而诛灭暴君。这样，商汤、周武王的革命，在儒家看来，都是顺天应人的正义之举。如孟子论商汤革命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救民于水火中，取其残而已矣。"②"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③在先秦儒学中民本思想比君权观念更加炫目。刘基虽然也是忠君的，但目睹了元王朝的虐民之政，他就又觉察到了革命将至的可能和合理，这在其隐居期间撰著的《郁离子》中也有所体现。如《郁离子·瞽聩·术使》记述了这样一个寓言故事。
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众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②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九。
① 《论语·泰伯》。
② 《孟子·滕文公下》。
③ 《荀子·正论》。
与？"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寤。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
郁离子曰："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①这篇寓言故事取材于《庄子·齐物论》，但较原作突出了狙公的掊克，并着力塑造了一个聪明睿智的先觉者形象，虽然还不具备儒家的理想人格--圣人品格，他不是则天承运，但说服众狙"破栅毁柙"的造反道理比神秘的天意更加深刻，更为明易。不难看出，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农民起义的合理性。刘基虽非醇儒，但决非"异端"，这一思想的产生只能溯源于儒学的"圣人革命"理论。
其次，华夷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但各民族之间的交融曾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也不乏相互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儒家文化中的华夷之辨便是其理论表现。
华夷之辨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夷之别便成为士子们论辩的一个重要内容。孔子曾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①意思是说，夷狄之邦文化落后，虽有君主却无礼义，尚不及诸夏无君而存礼义。在春秋时期，华，是指周王室及中原地区文明程度较高的诸侯国。夷，泛指文明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包括秦、楚、吴等地处边鄙的诸侯国。《春秋》及其三传，尤其《公羊传》，注重华夷外内之别。传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②此后，谈论华夷，往往都借传注《春秋》而发。当然，随着各民族的不断交融，华夷之辨的内容也有所不同。
在先秦两汉时期表现为"尊王攘夷"。如汉代《公羊传》论辩华夷，是为了维护以天子为核心的统治秩序。由内及外，建立等级分明的"一统"君主政治。这种内外之别便是诸夏与夷狄之分。因此，"攘夷"，其义并不限于"排斥"一解，而是以诸夏为中心，强调华夷之间的主从关系，并且"攘"尚有"容忍"的义项③，因此，"攘夷"的过程是"用夏变夷"，推行王化政治于外邦的过程。但是，随着周边少数民族的强大，屡有问鼎中原之势。辽、金、蒙古人的南下，彻底撼动了诸夏"主"的地位，"用夷变夏"已被"外夷猾夏"的现实所代替。因此，一些士子们无奈于"国步日蹙"的现状，不得不放弃"用夏变夷"的传统目标，以自保已有的疆土为满足，遂有"排夷"乃至"仇夷"之说。这一思想往往还是借评传《春秋》而发。宋人胡安国所作的《春秋传》是其典型的代表。胡氏尽毕生之力治《春秋》，意在"经世"，南宋高宗讳言"攘夷"，胡安国有感于强邻虎视的现状，回避了尊王、攘夷之间的体、用、经、权之间的矛盾，大谈用、权，谈经夺席，远离《公羊》之旨，乃至将夷狄比于禽兽。清人尤侗因此曰："春传专在复仇为义，割经义以从己说，此来之《春秋》，非鲁之《春秋》也。"①但胡氏生活于南宋初年，当时金人虽已南下，南宋尚可划江而治，诸夏的尊崇气概还未丧失殆尽。① 《文集》卷二。
① 《论语·八佾》。
② 《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十三经注疏》本。
③ 如屈原：《离骚》："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四部备要本。
① ［清］牛彝尊：《经义考》卷一八五引，四部备要本。
因此，南宋时期的另一些文人评传《春秋》也并无"复仇"之辞，如吕祖谦，乃至朱熹等人。刘基生活于元代，蒙古贵族已取得了全国政权，"外夷猾夏"已成定势，因此，刘基的华夷之论比胡安国更为激烈。章太炎在《诚意伯集序》中曰："指斥无忌，其分北戎夏之志，往往形于篇什间矣。"②刘基所作的《春秋明经》中的排夷之论，可谓反复申述，三致意焉。核心内容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华夷势不两立。与先秦两汉期间的文士们主张以华变夷的华夷可以统一的理论不同，刘基曰："华夷之势不两立，伯业衰则夷狄强。"①他认为郑襄公加兵于蕞尔之邦--许，应该罪宥，郑又借强楚之势，背中国而事强夷，这在刘基看来，又是非礼不仁，与夷狄无异的行径。更有甚者，郑、许这两个诸夏国交讼于楚庭②，"以中国之君而听于夷狄之大夫"，③更日大逆不道之极。总之，他反对华夷交流。
其二，论"夷夏盛衰之大机"。刘基认为，由诸夏傲睨外夷，而变为外夷猾夏，中国失御侮之道，诸夏之国内部的原因是不修仁德之政、礼义沦丧，外夷骎骎渐强都由于"中国不振而已。"在他看来"夷狄猾夏未足忧，而中国之衰为可忧。"④外部的原因则是外夷用中国之礼。因此，他反对外夷接触"周礼"，学习中原文化，这样便可以使其永远落后，而无"猾夏"之虞，这显然与尊王大一统的传统思想截然不同。先秦两汉期间的"攘夷"主要是借助于推行王道政治，以化夷为夏，以夷狄能接受中原文化为旨归。因此，刘基与胡安国一样，都是意在"经世"的用、权之论。
客观地说，华夷之辨虽然对各民族的大融合设置了心理上的障碍，但是强调华夏文明，强调礼义对落后民族的征服作用，也使中华民族敢于吸收外来文化培养了必要的心理机制，同时，由于华夷的内涵随着中华版舆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华夷之辨并不能简单地视为狭隘民族主义的命题。中国古代的民族英雄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华夷论的熏染，因此论辩华夷，在某种程度上，对培育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具有一定的意义。近人章太炎有感于《春秋》在这方面的特殊作用，在《国故论衡·原经》中曰："自秦氏以迄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后猾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故今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纲维是。"虽然有失之偏颇之嫌，但肯定《春秋》对维系"国性不堕"的历史作用，即肯定了论辩华夷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同时，夷狄、诸夏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种族或民族概念，内涵是可变的，夷狄可迸于爵，中国可退为夷狄。因此，华夷之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伦理文化，是文明程度之辨。刘基以"礼义"作为夷、夏之"大机"也正是基于这一思想。这样"华夷之辨"对于促进落后的民族学习先进的文化、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还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毋庸讳言，刘基明辨华夷、反对华夷交流的思想，虽然与对元王朝的失望乃至愤懑有关，是"外夷猾夏"时期的特殊产物，但是相对于尊王大一统的传统观念来说，刘基思想局限性十分明显，不利于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文化的互相融合、共② 《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卷首，清光绪庚子年（1900）月浙江书局重刊本。① 《春秋明经·楚人伐黄楚人代徐公至自会》，《文集》卷二十。
② 详见［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成公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③ 《春秋明经·郑伐许郑伯伐许》，《文集》卷十九。
④ 《春秋明经·楚人伐郑公子遂会晋人云云救郑楚于使椒来聘》，《文集》卷二十。同发展。
华夷之辨、忠君不贰，都是传统儒学的重要思想，但在蒙古贵族建立的元朝，两者则正相牴牾。刘基弃元佐明，就思想动因而论，便是弃忠君而辨华夷。明代工部侍郎彭韶作刘基像赞曰："华沦于夷，曷仕于时？夷归于夏，仕止乃宜。"①刘基作于元末的《覆瓿集》中也有类似的文字："妖星入太极，胡雏登御床。"①对蒙古贵族入主中原进行了大胆的讽喻。其后朱元璋讨元檄文中楬櫫的"驱逐挞虏，恢复中华"的旗号，也是与刘基的思想完全一致的。总之，刘基在政治伦理思想方面，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儒学传统，他希望建立一个为政以德、君主勤政、官吏廉洁、国富民足、忠孝仁义的社会。当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时，他也能将"致乱"之"因"追溯到"官司"②，对众狙"破栅毁押"的行为表示理解和同情，提出了"推余补不足"的均平理论，这些都是封建时代的思想家超迈于时代的炽见，是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的闪光的思想火花。虽然囿于传统和时代，刘基对孝道、对华夷问题的探讨还有诸多失误，同时，理论很少以政论文的形式构建系统而一般多见于诗歌、寓言。尽管如此，刘基仍不失为元明之际的重要政治家、思想家。
① 《诚意伯文集》卷首。
① 《煌煌京洛行》，《文集》卷十② 《感时述事》其二、其五，《文集》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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