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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类型原罪中，政商关系是绕不过去的话题（2）

　　对于企业家与官员的关系，刘永行一直以来都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有时故意退避三舍。刘永行认为，民营企业同当地政府官员拉私人关系应该说是短期行为，企业家的着眼点应该在于如何把企业培养成优秀企业。因为任何地区的政府领导都要发展经济，企业发展是绝对的，同领导的关系只是相对的，如何把企业的业绩变为地方领导的政绩，使二者形成互利关系，建立企业在社会生存上的相对优势，这才是企业的长远策略。

　　刘永行的“官场哲学”在短期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路径。因为“房地产需要大量的（内幕）交易，需要不断地吃饭喝酒送礼”，他最后放弃进入地产业；因为“要耗费大量精力去跑证监会，跑这个部门、跑那个部门”，他至今都没有上市打算。

　　但黄光裕与某些官员的关系，则显得亲密无间得多。而黄光裕两次重大的危机，也都是由某些官员**行径暴露所引发。如2006年，黄光裕兄弟陷入13亿违规贷款的危机，起因便是因为中行北京分行原行长牛忠光案发；而2008年的被拘查事件，据传是和商务部官员郭京毅等案发有关。

　　而更多的企业家则栽在没有处理好民营资本与国营资本关系这个问题上。最近几年，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影响力及控制力呈上升趋势，出现了不少国有大型垄断企业。国家明令禁止包括电信、能源、金融等七大行业“非公莫入”。着名的民营企业家代表刘永好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精辟的评价：民企国企化、国企央企化、央企垄断化。冯仑为此提出了民营资本与国营资本合作的一个准则：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

　　尽管刘永行小心翼翼，但在这方面却不小心触动了“雷区”。在21世纪初，以东方希望的刘永行、复星集团的郭广昌、鄂尔多斯集团王林祥、铁本集团的戴国芳等为代表的民营企业，不甘心屈居于利润稀薄的“轻小集加”领域，开始了一轮逆流而上的重工业化运动。刘永行的“大胆进犯”，自然引来了“龙头老大”--中国铝业公司的阻击。雷霆万钧的宏观调控转眼即至，刘永行只得选择埋首潜行。

　　相对而言，黄光裕从事的电连锁零售业是竞争充分的行业，而房地产业虽然需要权力寻租，但并没有对民营资本禁止。但有人却持不同意见。2009年1月14日出版的《南风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企业主的“黄光裕式”困境》的文章，其作者分析促使黄光裕出事的最重要的诱因：“也许是他试图一味做大而对整个市场格局构成了威胁，这已不单是同业抱有的担忧，更是碰触到了官方的禁忌。中国现有具备垄断优势的企业，均踞于国有企业之列，这已成一个无需过多昭示的规则，民营企业一旦想要垄断一个行业，就将面临不幸结局。”

　　在中国，政商关系是一个很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商业与政治难以完全分割，关键是保持合适的距离。太近了，可以得到红顶商人的巨大便利，但最终往往没有什么好下场；太远了，则太阳永远照不进现实，你会成为荒漠中无人理睬、自生自灭的野草。

　　唐万新似乎是执迷不悟者。在出事后，他如此悔道：“我们远离政治是一个巨大错误。如果今后还有机会，我们一定不去上海，一定在北京设立总部。” 黄光裕不是把总部设在了北京吗？同样难逃一劫！不知狱中的唐万新，会不会因为今天黄光裕的遭遇而改变当初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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