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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类型原罪中,政商关系是绕不过去的话题(1)

  所有类型原罪中,政商关系是绕不过去的话题(1)

  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原罪,到底有哪些类型?刘登阁在其《原罪--转型期中国企业家原罪的反思及救赎》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有人从民企攫取财富的非法形式上,将原罪分为两类:一类是**型原罪,即依靠贿赂官员、权钱交易,从中牟取暴利;一类是暴力型原罪,即依靠暴力犯罪、强权垄断、黑社会组织攫取社会财富。

  有人则从历史角度,将民企原罪分为:一种是软性的,即其所冒犯的制度是当时特定情况下的落后制度,比如曾经被视为“投机倒把”的长途贩运等;另外一种是硬性的,如剥削工人、行贿受贿等。

  也有一些学者根据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及交易成本理论,从社会利益的角度,可以划分为:一种是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原罪(确切地说不是“罪”而是产权纠纷);另一种纯粹是属于偷窃或寻租性质的原罪。

  和君创业咨询公司总裁李肃认为民企原罪是一种具有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的经济违规现象,随着改革发展的三个阶断而三种基本形态:20世纪80年代“摸着石头过河”探索中的起步改革期,民企的违纪违规较多地集中于对旧体制的“边缘突破”,是一种“改革性的探索原罪”;20世纪90年代“三个代表”理论形成中的深化改革期,民企的违规违法更多地表现为配合地方政府推进地方经济发展而进行的“跟随违法”,是一种“发展性的被动原罪”;21世纪“科学发展观”推进中的和谐改革期,民企的违法犯罪活动主要体现为法不责众的“行规惯性”还在延续,由此产生出“普遍性的道德原罪”,形成民企经济发展“原功”支撑下的可同情之罪。

  还有人具体归纳出民企的“七宗罪”:第一宗罪是虚假出资罪;第二宗罪是非法集资罪;第三宗罪是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第四宗罪是操纵证券罪;第五宗罪是非法占用土地罪;第六宗罪是贷款诈骗罪;第七宗罪是挪用公款罪。

  ……

  当然,无论我们如何划分,都会发现,在所有类型的原罪中,有一个话题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政商关系。人们普遍认为,任何一个成功的商业人士,都必定在某个阶段“走过捷径”。许多商业人士建立了深厚的政治关系网,以防他们早期的交易遭到调查。

  随着反**斗争的深入,更多的人把行贿受贿跟原罪挂上钩。有人发现,每倒下去一个贪官,后面就能找到一个民营企业,甚至也倒下一个民营企业。从胡长清开始,到成克杰,一直到现在的陈良宇、刘志华,全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资深财经评论员叶檀在《蜕变的中国富豪,有毒的商业文化》一文中指出,“任何一个从行政支配型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的经济体,权力都会成为企业家配置资源的润滑剂,但权力一旦成为企业家手中拥有的唯一权杖,总有反噬企业家精神的一天,这也就是企业家精神目前所显示的异兆。”

  2008年10月,先后出来两份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赤手空拳来到中国打拼天下的英国小伙子胡润,似乎对同样富有闯劲和冒险精神的黄光裕情有独钟。在他一手泡制的胡润百富榜上,黄光裕3次被推上了首富宝座。在2008年的榜单上,黄光裕的个人财富是430亿人民币。而创刊于1917年的《福布斯》杂志则显得相对谨慎,把首富的宝座留给了一直稳健发展的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在“2008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刘永行的个人财富是204亿元人民币。我们不妨拿这两位首富在政商关系方面进行一番对比--

  对政商关系颇有研究的冯仑,把它划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企业与所在体制的关系;一个是企业家与官员的关系;一个是民营资本与国营资本的关系。

  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但商人群体目前过于弱小,无法介入此过程,也很难影响决策过程,只有遵守执行的义务。冯仑告诫道,“听党的话、跟政府走,否则你的企业根本没办法发展。”

  而刘永行兄弟则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中“听话”的典范。他们每一步发展都配合着政府的政策节奏,看着政府的脸色做事,从不钻政府政策的空子,让政府处于被动之处,从而也让家族生意能避开政策调控的锋芒。比如1982年四兄弟打算到农村养鹌鹑之前,特地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询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又正儿八经地向单位打报告申请辞职,辞职报告直打到四川省副省长那里才有了确切的批示;1992年刘氏兄弟计划成立私营企业集团,也特地向国家工商局打报告,直到国家工商局批准才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1993年刘氏四兄弟有了成立一家民营银行的想法,就与41位政协委员共同提案,建议政府批准成立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家投资、主要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银行。直到3年以后国务院才批准,刘氏兄弟才当上民生银行的主要股东……

  但黄光裕兄弟从创业开始,便一直是踏着政策和法律的边缘迈步前行。比如早年黄光裕大哥黄俊钦便因为倒卖电器产品,被呼和浩特警方以投机倒把查扣。但在一片混沌之中,这些“孤胆英雄”似的企业家们在当时的很多“肆意妄为”之举,也有着其猾的意义:他们对当时法律和政策底线的试探和触犯,在客观上拓展了它们的边限及商业的空间;他们坠落时的惊呼声,也为后来者标明了前进道路上的暗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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