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战争狂人：东条英机 > 第九章 诱降与抗战
速战速决遭破产 侵华策略大改变
百团大战显威武 诱降阴谋被戳穿
话说东条英机满指望向苏联挑衅，会旗开得胜，威震欧亚；不料却被苏联红军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这使他犹如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回头再看看中国战场，情况对日本侵略者也越来越不妙。“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法西斯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图3个月灭亡中国。
在1年多的时间里，鲸吞了大半个中国，日寇气焰可谓十分嚣张。但是，随着战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致使日军兵力分散，进攻力量大力削弱。而在敌后**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却像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解放区战场己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对日本侵略者造成了致命的威胁。这使身为陆相的东条大伤脑筋。
在国民党的战场上，虽然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东方慕尼黑阴谋甚嚣尘上，但是蒋介石集团迫于日益高涨的民族革命浪潮，还不敢轻易投降。那时侵华日军不足百万人，散布在纵横万里的中国战场上，进行稍大一点的战役，必须各处抽调兵力，捉襟见时，疲于奔命，兵力严重不足。日寇再往中国西部山区追去，既无足够的兵力，也达不到侵华的主要目的。于是在侵占广州，武汉之后，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主席所科学预见的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在速决战的幻想破灭之后，被迫改变了它的侵华策略。在政治上，它从反蒋转变为拉蒋，即着重于分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早在1938年7月，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中提出“尽力把民族矛盾引向主义的对立”，阴谋拉拢中国的反动势力进行反苏**。
1938年11月3日，日本近卫政府发表声明，改变了它在同年1月16日声明中提出的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的立场，公开引诱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参加所谓“新秩序的建设”。
日本的诱降策略首先得到国民党亲日派的响应。国民党第二号头目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潜离重庆，假道河内，投敌卖国当汉好去了。同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根据汪精卫叛国的具体情况，再次发表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声明说：“日本认为，根据德意防共协定精神，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一事，实力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
1939年3月，日本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提出：“蒋介石将军与其所领导的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求东亚新秩序之建立，日本则准备与之作中止敌对行为之谈判。”平沼演说标志着日本的对蒋政策正式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
在军事上，规定侵华日军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而不再是进攻了。在华北“确保现已占领地区的安定，特别应首先设法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和蒙疆地区重要地点的治安，并且确保主要交通线”。在华中，“确保大体在庐州、芜湖、杭州线以东的占领地区的安定，特别应首先设法迅速恢复京、沪、杭地区的治安，并且要确保主要交通线”。而这些地区，正是中国**领导的主要抗日根据地。
在外交方面，日本加紧与德、意法西斯勾结，既作反苏姿态，又对英、美施加压力，诱迫英，美唆使蒋介石投降，企图从中国战场拔出泥足，以便在同美、英争夺西南太平洋殖民地利益方面处于主动地位。日本以只**不反蒋为核心的新策略，对英、美以及蒋介石集团都有极大的诱惑力。于是，英，美劝降、蒋介石投降的阴谋便紧张地活动起来了。
早在1938年冬，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就曾互相串通，坑瀣一气，阴谋召开太平洋会议，解决中日战争问题。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这一阴谋活动，时紧时松，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一直没有停止过。武汉失守后。英国不断示意蒋介石议和，英国首相张伯伦在欧洲一味对希特勒采取妥协让步的绥靖政策，在亚洲也表示要参加“远东建设”。1939年4月间，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往返于口蒋之间，积极策动中日议和。卡尔在重庆曾和蒋介石密谈了7次。事后，他回到香港对外表示：
“假使日本和中国两方都愿自动接近，那时英国很愿作一个调停者。”上述消息和事实表明，英国张伯伦代表国际投降主义者策动的劝降，早在1939年就已经开始了。
同年7月，日本外相有田和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就“东方慕尼黑”的基本方案达成协议。英国政府声明：一、它承认中国的现状和在华日军的特殊需要；二、不得赞助有碍在华日军满足这些要求的任何行动或措施。但日寇得寸进尺，不断炫耀武力。1940年7月17日，日本大本营下令以攻城重炮24门编成第一炮兵队，作出南进香港的姿态。就在这一天，英国丘吉尔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同意封闭滇缅公路3个月，停止所有通过香港的援华物资运输，迫使蒋介石议和，力促蒋汪合流。总之，英国的东方政策就是远东的慕尼黑，它阴谋牺牲其一部分在华利益，换取日本充当东方警犬，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从东方牵制苏联。
欧洲战争爆发后，英国忙于应付希特勒的侵略，被迫减少了对远东事务的干预。东方慕尼黑阴谋活动的主角，由美国来扮演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扶植日本成为远东反苏**的有效堡垒；在“门户开放”的幌子下，与日本均分赃物，共霸远东。所以，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美国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一方面向日本提供大量的战略物资和市场，怂恿日本侵华；另一方面，它又接济中国一点东西，让中国作一定的抵抗，等待时机，出面干涉，在既保持它的远东利益，又不伤害日本反苏实力的条件下，结束中日战争。
美帝国主义对日本侵略势力的纵容、绥靖由来已久，早在1937年8月，即“七七”事变后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对国民党政府特使孔祥熙说过：
满洲国成立已有6年，现在不论法理如何，其存在已为事实。目下各国虽未承认，但将来不免有一两个国家与日本在互换条件下开始承认。在这里，美国的绥靖政策已经初露端倪了。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是日本国际市场与侵华军火物资的主要供应者，纽约《商业日报》宣称，日本是“商业权利的维护者”；美国漫画家笔下的日本侵略军则是英雄人物——崇高的武士与俄国熊搏斗；美国库恩一洛布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曾把自己公司的资金提供给日本作战之用。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1939年至1940年，美国对日本石油和钢铁的出口创造了新纪录。仅据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行动委员会的统计，1939年9月1日到1940年1月，平均每月输往日本的美国“废钢”为20.2万吨，比1938年几乎多一倍。
东方慕尼黑的阴谋，虽然由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反对而没有得逞；但是，东条一伙却竭力煽动蒋汪合流，加紧**，而这些正中蒋介石反动集团的下怀。因此，在日蒋之间劝降和投降的活动一直在暗中进行。
远在1938年2月17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主管对日事务的科长董道宁，就曾秘密地到了日本横滨，会见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侦昭，回国时携带影佐致张群、何应钦的亲笔信，内称：“董道宁来日，以身传达贵国诚意，使我当道大为感动。”4月16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另一要员高宗武与董道宁又从汉口去香港会晤日人西义显，高宗武传达蒋介石抗日之宗旨说：
“中国与日本作战之根本意旨是不战则亲日不可能，而胜败则非所问。”要求日本尊重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之完整，此即蒋介石集团投降之条件。
1939年12月下旬，重庆政府代表宋子良会见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多次会谈后，日本又派今井武夫大佐去港，怂恿蒋汪合流。
1940年3月7日至10日，日本铃木卓尔、今井武夫等和蒋帮代表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等，在香港召开中日会谈预备会议。日方提出陆相烟俊六的证书，蒋方提出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书。讨论的问题有：中国承认“满洲国”；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缔结秘密防共协定；日军驻屯内蒙、华北；蒋汪合流，等等。后来由于蒋介石集团慑于中国人民的反对，不敢公开承认汪伪政权，而使会谈延宕下来。
日本诱降，英美劝降，蒋介石也确实想投降；但他们活动的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华民族的觉醒，人民力量的壮大，形成了一条反动势力不可逾越的钢铁长城。在中国，谁投降敌人、出卖祖国，谁就是民族的罪人，就必然为人民所唾弃。正如蒋介石对德国大使陶德曼所吐露的苦衷。他说，如果他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条件，他的政府就会被舆论的浪潮所冲倒，中国就要发生革命，唯一的结果就是**将在中国取胜。
所以蒋、日之间，讨价还价，终未成交。
蒋介石集团虽然没有公开投降，但却适应日本的要求，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的反动政策。
1939年1月，正当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时候，国民党召开了以防共**为主要内容的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了所谓“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根据这一报告，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他们把喋血抗日的**说成是“内在的隐忧”，叫嚷“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作一次大清扫”。
他们准备把惨杀**和革命人民当作向日寇投降的献礼。
在山东国民党军队中，流行着这样三个反动口号：“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此外，还传布着这样三种对待八路军和抗日人民的办法：“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
在这样的**叫嚣下，1939年4月间，便发生了博山惨案。山东国民党军秦启荣部，在博山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惨杀八路军指战员400余人。
6月，河北国民党军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惨杀八路军指战员400余人；同月，在湖南又发生平江惨案；
11月，在河南发生确山惨案；12月，阎锡山进攻山西决死队。
1940年2月，国民党将领石友三投敌，在冀南和日寇联合，向八路军进攻。就这样，蒋介石集团置日本侵略于不顾，连续发动了三次****，而且愈演愈烈。难怪日本陆相东条于1941年1月在日本两院报告战况时说：“昭和15年（1940年），重庆敌军之特色为作战非常消极，迄今未进行主力之反攻。”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丧失了大片国土，使中国无数同胞沦于日寇奴役之下，而却丧心病狂，大事**！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大唱“曲线救国”，指使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自1941年后，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及其部队连续大批投敌，造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据统计，到1943年8月以前，国民党叛国投敌的文武官员中，有中央委员20人，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58人，投敌军队达50万人，占伪军80万的62％。
蒋介石玩弄的所谓“曲线救国”.是一个反动透顶的政治阴谋。一方面，他指使一部分喽罗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与日寇一起进攻中国**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另一方面，以蒋介石力首的一部分人，仍留在抗日阵营内，继续打着抗战的招牌，向英美索取援助，扩充他的反革命力量。这样，他就可以坐观形势的变化，如果日本帝国主义战胜，他就可以踏着这些“曲线救国”先遣队的脚印，完全投降日寇；如果日本帝国主义战败，这“曲线救国”的英雄们，又可摇身一变而为“中央军”，为他“收复失地”，攫取人民的胜利果实。
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中，以皖南事变最为震惊中外了。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致电朱德总司令和叶挺军长，要黄河以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撤到黄河以北；要把为抗日救国而发展已达50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缩编为10万人。
国民党顽固派不独想以此来削弱人民抗日武装的实力，更阴谋策划在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移动的过程中，发动突然袭击，以消灭这些部队。
在“别了，3年的皖南啊！”一片悲壮的歌声中，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等共9000余人，由径县的云岭起程，向茨林前进。
茂林地区丛山环绕，断崖绝壁，国民党反动派预先在这里布置了由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7万多人。7日，新四军到达茂林时，国民党军立即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妄图“一网打尽，生擒叶、项。”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指挥下，奋不顾身，英勇抗击。经7昼夜血战，终以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等率领了千余人突围外，大部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及干部多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皆遇难。
蒋介石干了这桩血腥罪行之后，随又在1月17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反咬一口，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其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并令汤恩伯、李品仙等的20余万国民党军队进攻江北新四军。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皖南事变的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这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新形势下与日寇勾结**、投降的第一步。他们还要大举进攻江北新四军，准备取消八路军番号，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准备消灭**！为此，日寇答应将从华中、华南撤退，让国民党军队接防，然后日寇集中进攻华北八路军。在这些活动得手之后，蒋介石即可与日本签订“和平”条款，宣布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结束抗战。
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这一大阴谋后，又坚定地指出：“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同时要求国民党当局，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12条解决办法。最后郑重声明：“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如若他们估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并表示，八路军各部和留在华中。
苏南尚有9万余人的新四军，无论将来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已随时准备予反动派以沉重的还击！
就在蒋介石反动集团大事**的同时，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军事当局，则下令停止对国民党的正面进攻，将其主力撤回后方，集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解放区军民在中国**的领导下，浴血奋战，主动出击，粉碎了日伪无数次的进攻，使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在国民党军弃守武汉。广州时，我晋察冀边区军民于10月间在晋北广灵地区进行伏击战，毙日侵略军独立第二旅团常冈少将以下360余人。
11月末，在粉碎了日寇扫荡之后，乘胜大举向平汉路、正大路及同蒲路北段的敌人据点袭击。
1939年4月，日寇调动精锐兵团4万余人，向边区发动春季大扫荡。5月，敌人向边区北部进攻，我八路军在繁峙与沫源地区进行两次歼灭战，毙伤敌1000余人。9月，日旅团长水原亲自率领1500多人向我边区腹地陈庄进攻，经过六天五夜的激战，敌军全部就歼，连增援之敌在内，共毙伤敌官兵2000人。
陈庄歼灭战后一个月，日寇又集中了2万人的兵力，开始了冬季大扫荡。
敌人这次挑选了号称精锐的第二混成旅团，在阿部中将的亲自指挥下，分12路进攻边区，进攻的最后目标是阜平县。
反扫荡初期，我先以小兵力袭扰敌人，使其疲惫，然后集中主力，各个击破。在滦源具的岔口、黄土岭的战斗中，我军毙伤敌军1500人，并击毙阿部中将。华北敌人曾在追悼阿部的挽联上哀鸣道：“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在这次反扫荡的后期，我又歼敌2000余人。总计在这次冬季反扫荡中，我八路军和游击队共战斗108次，毙伤敌军4000人，俘获日伪军200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在这次反扫荡中，法西斯强盗在无法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时，便施以残忍的破坏，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的摧残。据不完全统计，烧毁房屋65300余间，抢夺粮食7900余担，仅在阜平周围，就屠杀群众255人。
在这期间，我活动在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及华中、华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游击队，在歼灭敌人、壮大自己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仅据1938年6月到1941年5月极不完整的统计，在华北，我对敌人进行大小战斗15139次；在华中，我对敌人大小战斗4967次；合计20106次，平均每天战斗27次以上。在此期间，共毙伤日军125695人，伪军60486人，合计186181人。抗日战争的第五年，即1941年7月7日至1942年7月7日，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14648次，平均每天作战40次，毙、伤、俘日伪军132000人。
中国**为进行人民战争，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在解放区里，一切男女青壮年都在自愿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成抗日人民自卫军。他们之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成民兵队伍。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民兵发展到220万人以上，他们平时参加生产，一有敌情，立即投入战斗。有了这种民兵组织，敌后游击战争才能成为真正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没有这种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除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外，解放区里还建立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文化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抗日团体，从事援助军队作战的各项工作，这样，在中国**的统一领导下，人民军队和人民武装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全体军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战斗集体，实现了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
**主席在总结抗日战争经验时说：“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人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人民群众的威力是最大的，他们的智慧是无穷的。在和日本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解放区的抗日军民，在中国**领导下，创造了数不尽的人间奇迹。
面对日本法西斯的野蛮侵略，在岗峦起伏的山区、河湖港汉的水乡，进行游击战争是比较有利的。而在辽阔无垠的平原上，敌人容易施展淫威，进行游击战则确有不便。但是，困难吓不倒革命的人民。冀中人民创造了地道战，在长达数十里地内，可以不出地面而自由转移，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
地道成了歼灭敌人的地下长城。有些平原地区的人民则挖掘抗日道沟，仅在冀南地区，自1938年到1940年间，就挖掘抗日道沟2.5万多公里。它既便于人民武装的游击战，又给敌人的现代化战争工具以有力的限制。这些斗争经验和创造，为坚持平原游击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抗日战争实践中，我国人民群众对战争艺术也有惊人的创造。广大战士、民兵创造了麻雀战，破击战、地雷战、地道战等一整套战法，使敌人攻无目标，战无对阵，伤亡惨重，疲惫不堪。闯入我解放区的数十万日本法西斯匪徒，陷入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处处遭袭击，天天有伤亡，弄得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1940年夏天，希特勒在欧洲战场取得的“胜利”使东条等日本法西斯头目大受鼓舞。他们妄图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并扬言要进攻昆明、西安，威胁重庆，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创造一个稳定的后方。
在此形势下，我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华北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打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气焰，制止国民党妥协投降的逆流，稳定国内局势，鼓舞人民的斗志，随即发动了一次震惊国内外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是在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下进行的。于1940年8月20日20点，在50个地点同时开始，到12月5日结束，参加战斗的军队共115个团，近40万人，持续战斗达3个半月之久。
第一阶段从8月20日到9月10日，中心任务是对敌人华北交通线总破袭。聂荣臻将军领导的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刘伯承。邓小平将军指挥的第一二九师及晋东南新军等部队，贺龙、关向应将军指挥的第一二○师等部队，对正大铁路全线和同蒲铁路全面出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虽然日军拼命顽抗，并用百架飞机轮番轰炸，但我军不怕艰险，英勇杀敌，一个月的作战任务，20夭就胜利完成，攻克山西的娘子关、阳泉，河北的定县、高碑店等重要城镇，彻底破坏了正大铁路，切断了同蒲、平汉、德石，北宁等铁路以及主要公路，使华北各交通线陷于瘫痪。
第二阶段从9月10日到10月上旬，中心任务是扩大第一阶段的既得战果，重点是消灭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我根据地之敌伪据点。经过半个多月的激战，占领了许多敌伪据点，歼灭了大量的敌伪军队，胜利地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日寇为了扭转败局，纠集了3万余人，向我冀西根据地反扑。因此，自10月6日起，我军进入反扫荡战斗。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战斗，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大反扑。这样，历时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遂告结束。
据统计，“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俘日军2.1万多人、伪军2.5万多人；攻克敌伪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47O余公里，公路1500公里，缴获敌军大量轻武器。“百团大战”以后，日军换了司令官，由冈村宁次接替多田骏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
“百团大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民抗战必胜的信心，稳定了抗日大局，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逆流和**阴谋；推迟了日军打通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时间，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设置了障碍，从而对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投降逆流痛遭鞭打，抗战洪流滚滚向前！欲知敌酋东条英机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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