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坚韧不拔：戴高乐 > 第三章 喜结良缘
苦辣酸甜共同尝，相亲相爱两鬓霜；
喜结良缘得内助，治家严谨美名扬。
夏尔·戴高乐从德国俘虏营获释后，在“卢瓦尔河别墅”全家正等他回去大团圆。然而，家庭生活的欢乐和舒适并不足以补偿那失去的良机，夏尔在庭院里和三兄弟合影留念。四个年轻人身着戎装，胸佩十字奖章，表情都很高兴。夏尔还戴着最高荣誉十字勋章，站得离其他人稍远一点，比他身旁的格扎维埃高出几英寸。他目光严峻，显得很有抱负。
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了，但是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又组织了对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干涉。戴高乐应招前去华沙同苏联红军作战。他在那里仅参加了一次战斗，就被波兰军事学院聘为教官，他的任务是教授战术学。他和以往一样认真从事教学工作，但却完全摆脱了他在国内受到的种种约束，享受着“华沙的自由生活”。每月的头两周，军官的薪金使他得以过着“贵族”的生活。他出入于高级的餐厅，特别是那家文人墨客常去的利埃夫斯基饭店，并且涉足于波兰社交界的第一流沙龙，他是罗塞？蒂什基埃维茨伯爵夫人豪华的市内住宅的常客，并以他那幽雅的法国风度而出名。人们还经常看到他和另一位波兰贵妇——体态娇小、性情活泼的切待维尔脸斯卡伯爵夫人一起在巴利克尔咖啡馆饱餐油煎果馅饼。
到了1921年10月，波兰前线战事结束，戴高乐回巴黎度假。他绝未料到，这次度假对他个人生活来说竟具有决定的意义。虽然他本人还一无所知，做媒的人却已为他穿针引线了。丹坎夫人自称是他的主媒。她与戴高乐早在孩提时代就已相识，并一直与戴高乐一家相好。她后来搬到加来，结识了当地有名的饼干制造商旺德鲁一家。旺德鲁家的女儿伊冯娜曾经拒绝了一位将军儿子的求婚，因为这位青年是个军官，而她不愿嫁给军人。她宁愿在家乡养儿育女，而不愿常常随军仓促搬迁。
一天，丹坎夫人恰好碰见戴高乐上尉在她娘家吃午饭。她忽然灵机一动，心想这个在少年时自己常开他玩笑的青年军官，如今一表人才，讨人喜欢，很可能会使伊冯娜？旺德鲁对军人求婚者的保留态度改变。她向旺德鲁夫人谈了自己的想法，引起了夫人的好奇心。于是，她们决定精心安排一次“巧遇”，地点定在巴黎“清秋沙龙”。旺德鲁家预定两周后到那里去。就像是巧合一样，两家人在“清秋沙龙”碰上了。丹坎夫人给他们作了介绍。过了不一会儿，夏尔和伊冯娜这对青年男女便走在别人的前面了。他们来到一幅画像跟前，那幅像画的是童年时代的诗人和剧作家莫里斯·罗斯丹。罗斯丹是戴高乐最喜爱的诗人之一。于是，他抓住机会炫耀了一番，显示他熟谙罗斯丹的诗作，有惊人的记忆力。戴高乐大段大段地背诵这位诗人的诗句，伊冯娜听得着了迷。伊冯娜回家后，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向母亲倾吐了她对这位青年军官的好感。她说：“夏尔是一位惹人喜爱的好青年，他知识渊博，文明礼貌；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认为我个子太矮了。”
夏尔和伊冯娜在“清秋沙龙”会面以后，女方旺德鲁家邀请戴高乐一家赴茶会。戴高乐上尉把他的军帽、手套和手杖都放在两膝上面。当他想往这一堆东西上再搁一杯茶的时候，竟笨手笨脚地把茶水洒到伊冯娜姑娘的衣服上。但是，伊冯娜已堕入情网。她笑了起来。给那个窘迫的大兵解了围。一周后，这一对情侣在凡尔赛宫再度相逢。那天，巴黎工艺学院正在那里举行盛大晚会。
伊冯娜和她哥哥在一起。哥哥是到巴黎来参加击剑比赛的。戴高乐上尉看到了他们，走到她哥哥雅克跟前，请求允许和他妹妹跳舞。第六场华尔兹舞毕，夏尔向伊冯娜求婚，她同意了。
过了几个月，夏尔·戴高乐再次从波兰回国度假。在加来圣母院教堂里的夏尔马涅和圣？路易的圣像之间，夏尔·戴高乐和伊冯娜·旺德鲁举行了婚礼，时间是1921年4 月7日。在他们近半个世纪的夫妻生活期间，无论是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艰苦年代，还是在戴高乐担任总统期间，始终相亲相爱，一往情深。
戴高乐夫妇治家很严，谨言慎行。他们严禁子女打着戴高乐将军的旗号谋取私利或借以炫耀自己，他们还教育自己的后代，尽量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研究戴高乐家族的法国女作家克洛德？迪隆说：“人们从未看到戴高乐的女儿德布瓦西厄夫人或他的儿媳菲利浦·戴高乐夫人参观时装展览，也从未看到她们在市场上一面笑眯眯地盯着花菜，一面讨价还价。直至戴高乐的逝世才使他的全家人首次在法国人面前露面。当时他们悲痛欲绝，自顾不暇，只好听任新闻摄影记者贪婪地拍摄他们在将军墓前的悲伤场面。”
就是这些摄影记者，当戴高乐将军在世时，他们像追踪难以到手的猎物一样，追踪共和国总统一家。他们终于巧妙地摄下了菲利浦的长子，16岁的小夏尔的形象：他当时在约翰尼？阿利达依的陪同下正坐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小夏尔很快就遭到了总统祖父的惩罚。他被召进爱丽舍宫受审。小夏尔像个罪犯似地规规矩矩地站在祖父面前，而将军却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站在办公桌的后面，活像一尊骑士的塑像。他把那张“无体面的照片”递给他的孙子。并告诫他，今后要把时间用在正道上，要勤奋学习，老老实实的做人，绝不当花花公子！
戴高乐夫人，性格文雅，举止大方，待人温厚，她所受的教育以及她在将军身旁所受的几十年的熏陶，使她养成了这种作风。人们都说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又是一位典型的军官夫人。虽说戴高乐夫人不拘礼节，平易近人，而她还是让人肃然起敬，她在生人面前十分谨慎，她竭力避免一切可能引起争论的话题，竭力避免发表自己的见解，因为她不愿意冒那种风险，让人评论她的看法，甚至加以曲解或者把它用作反对她丈夫的言论，尤其在他俩的意见不尽一致的时候。然而，只要她感到气氛比较融洽信任，她就会谈笑风生，甚至还具有那种自我嘲讽的高尚的幽默感。有天晚上，礼堂放映电影，将军的一位助手看着装饰天花板的**仙女，取笑人们巧妙地用装饰物或飘带来替仙女遮羞。戴高乐夫人说：“这可不是我让搞的呀！”
谁都知道戴高乐夫人不喜欢官场生活，1965年她为戴高乐将军再次参加总统竞选而深感遗憾。爱丽舍宫对她来说是不得不套上的“枷锁”。尽管如此，她并不逃避爱丽舍宫主妇应尽的职责。她做她应该做的事，恰如其分，从不超越。她不是那种大小事情一手独揽的发号施令的总统夫人。她叫人把食谱拿给她看，规定几项节约原则，并且言传身教。她关心人胜过关心物。当总统府工作人员的家里有结婚、增添人口等喜庆事时，她总忘不了送礼贺喜。她乐意负责布置传统的圣诞树，亲自挑选圣诞礼物。总统府内协助她完成这项工作的几位大大也各收到一份小小的礼品。
在国事活动方面，戴高乐夫人可能比历届总统夫人参加得少。她对公众的好奇心和摄影记者的冒昧行动很不习惯，她讨厌在外国元首来法国进行正式访问时陪同他们的夫人。她总是尽量推让，让总理夫人去承担这个任务。戴高乐夫人从不要求任何特殊照顾。当她陪同丈夫去外省视察时，她常常不让侍从预先知道，就去参观某个慈善机构。在国外，这可就是一件必须由礼宾官安排的事了。当她陪同丈夫在苏联访问时，苏方派人问她希望参观什么地方时，她回答说：“最好能看一个收容残疾儿童的机构。”可是苏方外事人员说，苏联不存在残疾儿童，这是她怎么也预料不到的！
戴高乐夫人绝不要求新任部长们的夫人对她作礼节性的拜会；只有当她们找到了合适的时机，并且事先提出要求，她才接待。这种会见一般是在底层套问的小客厅里进行。戴高乐夫人坐在长沙发的一头，请来宾们坐在另一头，她们之间谈些孩子们的事情，如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等。
戴高乐一家的审慎态度，只不过是戴高乐夫妇要求全家人具备的谦逊和无私的品德的外部表现，他们教育全家都持有这种态度，以至审慎变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戴高乐将军人主爱丽舍宫后，立即向礼宾司宣布：“你们每年只需邀请我的儿孙们参加两次招待会。”对外出打猎也作了同样的规定。戴高乐夫人对这些规定又作了一点补充，她给礼宾司写了一份手谕嘱咐他们不经她的许可，不得邀请她的任何家属进宫。如果外甥们要见戴高乐将军，他们必须事先提出要求。
尽管戴高乐认为他的亲属进入军界或政界供职是合乎情理的，尽管他允许他们（他自己的孩子除外）参加竞选，但从来不询私提拔他们，更不用说任命他们担任政府或总统府的职务，从而让他们在这些职务中得到任何好处了。戴高乐的妻舅雅克？旺德鲁虽然在两次大战中身经百战，后来又是一位干练而出色的国民议会议员，也只获得了荣誉勋位团骑士级勋章。至于菲利浦·戴高乐，当他的家属外出度假时，他有时也睡在爱丽舍宫，不过只住三层的一间很简朴的卧室。虽说他父亲在十年中曾两次带他出国正式访问（德国和苏联），那也只是作为他的副官去的，也就是说是代表团中级别最低的官员。戴高乐深知，以权谋私，不仅败坏社会风气，而且也是人民深恶痛绝的。因此，他谆谆教导自己的儿女：“要自食其力，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不要靠父母作威作福！”
在爱丽舍宫之外，总统的亲属也很少利用他们与总统的关系谋取什么好处。他们之所以在公开场合露面甚少，不仅仅是为了躲避人们的好奇心，也是为了避免有人对当权者及其家属溜须拍马，引诱拉拢。一天，戴高乐将军的一位助手的妻子，向戴高乐夫人讲了她的孩子要去参加为圣诞节而组织的冬季运动会，戴高乐夫人告诉她：“我的儿孙们本来也很想去参加冬季运动会的，但是他们未能解决交通和住宿问题。”听了这句话，这位夫人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采访这一消息的女作家克洛德？迪隆说：“总统夫人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向国营铁路公司或某个旅馆老板施加压力。”
克洛德·迪隆继续写道：“还有一件更能说明问题的事情。1962年12月，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来到朗布依埃，试图取得戴高乐的同意，让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戴高乐夫人陪同麦克米伦夫人参观游览。星期六，她带着麦克米伦夫人去参观当彼埃尔城堡。在那儿遇到的一件难以预料的事情，最有力地印证了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她的审慎和谦虚。”
当彼埃尔城堡虽说是历史古迹，但它属于路易纳公爵私有。公爵时常在城堡里接待朋友，并邀请他们在他的猎场里打黄鹿。那个星期六，正好赶上他邀请客人打猎，并设午宴款待他们。上午11时光景，戴高乐夫人和麦克米伦夫人同乘一辆DS型小汽车来到了城堡，她们让汽车停在铁栅栏门前，护送她们的便衣警察，像普通的游客一样，走到看门人的小亭子跟前买门票。看门人毫无恶意地回答说：“公爵先生今天有客，谢绝参观！”戴高乐夫人二话未说就放弃了原来的参观计划。而麦克米伦夫人见此情况，当然也就不再坚持一定要游览城堡了。于是两位“第一夫人”只是在花园里溜达了几圈就返回了。
此时，公爵的客人们正在城堡进午餐，他们只是从餐厅的窗口影影绰绰地看见两位妇女的身影，并且很快就消失了。看门人翻来覆去地思考了这件事，心里感到忐忑不安，直到下午吃点心时，他才向公爵的大儿子说明了两位参观者的身分。路易纳知道后颇感不安。因为他被世界上公认为是最好客的人，而且他的客人也拐弯抹角地吓唬他说，他对历史建筑物免税所抱的希望，这下可落空了。这句话使他的诅丧情绪升到了顶点。当然这不过是句玩笑话罢了。这类报复的念头在戴高乐夫人的脑海里从未闪过，就像她丝毫未曾想过要不顾一切地闯入城堡一样。
戴高乐将军对他的妻子，如同对其他所有的妇女一样，总是彬彬有礼。每逢外出，戴高乐将军等夫人坐下后他才坐下，等她上车后他才上车，他把右座让给妻子，除非当他们一起去参加官方集会。可是回爱丽舍宫时他又坐在左边的位置上，认为国家元首的特权随着礼仪的结束而告终了。尽管戴高乐夫人当众总是称丈夫为将军，可是戴高乐却始终称她为“我的妻子”，甚至在正式的祝酒词中也是如此。伊冯娜喜欢这样的称呼，因为首先“戴高乐夫人”可能是某个店主对其妻子的称呼，而“我的妻子”包含着一种亲切的相当高尚的占有，具有不寻常的特殊意义，他们相亲相爱，无论环境，政局如何变幻，他们总是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同甘共苦。正如戴高乐夫人所说的，愈是环境艰难，对于一个赴汤蹈火的英雄来说，更加需要爱情的支持和灌溉。
戴高乐夫人在暗中时时关心着丈夫的身体健康，她向膳食总管暗暗下达指示，可是这些都瞒不过将军。有一次在餐桌上没有给他斟白酒，他相当大声地对他的邻座说，“哟，你倒有白酒，看来，我是个受管制的人啊！”在朗布依埃的一次打猎午餐会上，夫人们未被邀请，戴高乐的邻座看到将军是那样毫无节制地将菜肴装满自己的碟子，不由得一下愣住了。戴高乐转过脸，心领神会地对他解释说：“在这里我可以这样做，妻子不在，我可以自由地饱餐了！”
但有时也可以觉察到将军的态度里会带有几分反抗的情绪。在一个星期五，戴高乐将军设便宴招待总统府几位工作人员。他看到上了一盘鱼，便转向妻子，略带愠怒地对她说：“亲爱的朋友，我早就对你讲过，在军人的餐桌上星期五不是非得吃鱼不可！”按照西方天主教徒的习惯，星期五是不吃肉的。戴高乐夫人低声应道：“好吧，我的朋友！”其实，这完全是表面上的顺从。她认为，星期五不准吃肉，但为了丈夫的健康，弄些鱼总是可以的。将军这次发火，可能是因为他不愿意使人觉得，不管在哪一方面，他侵犯了客人的信仰自由。对于丈夫的意见或批评，戴高乐夫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表示尊重的。
戴高乐夫人不仅关心丈夫的用餐、休息，而且尽量使他精神愉快。因此，在戴高乐外出时，无论多么疲惫劳累，她总愿前往陪同。一次戴高乐在科西嘉岛视察时，骄阳似火，真叫人难以忍受！一路上车子停了无数次，每次戴高乐将军都到村里去同村民们握手。而总统夫人不愿跟随将军张扬自己，总是呆在汽车里，忍受着火辣辣的太阳的折磨。随行的一位部长想对她表示同情，竟不随同其他官员去簇拥总统，而来到戴高乐夫人的车子跟前问道：“夫人，你不觉得大累吗？”戴高乐妻子回答：“不，一点都不！我高兴极了。每当将军带我出来旅行，我总是非常高兴的。”跟随总统的一位女记者说：“的确，她显得非常高兴，她戴着一顶非常合适的帽于，精神抖擞，端端正正地坐在DS型小轿车里。她就尘着这辆车子旅行，但是跟在她丈夫后面，中间相隔五辆车子。直到就寝时戴高乐才回到夫人身边。”
戴高乐夫人对丈夫的关心是多方面的，她不仅关心他的健康。而且也非常关心他的事业。每当戴高乐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她都为他高兴，每当他受挫，她都为丈夫难过。为了丈夫的健康和安全，到了晚年，她总希望戴高乐早日退出政治舞台，1969年4 月28日，戴高乐将军宣布“停止执行总统职务”。戴高乐派在伤心之余想道：“至少有一个人将会感到高兴。”的确，她很高兴，丈夫又属于她了，她终于又可以和他同乘一辆车了，可以与他肩并肩地在绿色的原野上散步了。她同丈夫一起面临死亡的考验毕竟有过三次了，当然每次她都以不外露的勇敢精神经受了考验，在小克拉玛刺杀事件发生后，曾有人间她有何感受，她回答说，“哦！对我的女婿来说，这也许太可惜了，可是对于将军和我，这倒是一个好的结局。”
专门研究戴高乐的女作家克洛德·迪隆说：戴高乐夫人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对丈夫关怀备至，对子女谆谆教导。让他们自强自力，不要依靠父母。她经常说：“聪明的父母是不会对孩子们娇生惯养的，让子女躺在父母身上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只会使他们像藤萝一样，离开大树就永远站立不起来！”
夏尔·戴高乐为有这样一位贤内助而颇感幸运，1921年4 月7 日他与伊冯娜？旺德鲁结婚之后，就辞去了波兰军事学院教官的职务，而另谋自己的前程去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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