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培训军事干部，广东省军委还经常办训练班，讲军事课，聂荣臻亲自任教，讲军事技术和战术。他结合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太平天国成败的经验教训讲课，很受听讲人的欢迎。
在这两年，香港处于白色恐怖中。聂荣臻多次历险。为了逃避特务和叛徒的追捕，他学会了从行驶的电车上跳下来，把敌人甩掉。他养成了听大街上脚步声的习惯。香港的警察穿皮靴，走起来“咔”、“咔”地响，很有节奏，老远就能听到。每当他听到“不祥之音”，就及时避开。他每到一个接头点或一个住处，总要注意观察可疑的征候。一次，他与恽代英一起和叶剑英碰头，谈完话后各回自己的住处。他回到住所，在门口看到雇请的阿姨正从楼上搬出他的行李，觉得很奇怪，便没有吭声；阿姨给了他个眼色，聂荣臻知道出事了，转身便走。事后得知，省委机关被破获，敌人在一张纸条上发现他的住处。他返回时，敌人已经把一位与他同住的同志抓起来，正在等他。
1928年4月，聂荣臻与党的机要交通员张瑞华在香港结婚。
他自赴欧留学至今，始终是孑然一身，现在，已近“而立”之年了。在武汉军委工作时，他认识了张瑞华。张瑞华中等个头，长得很秀气，18岁，河南信阳人，原在信阳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北伐军打到武汉后，她投笔从戎，就读于武汉军校，开始了革命生涯。她那时已是中共党员，常到中和里军委机关。一年以后，经历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香港他们又相逢了。
在香港，有次聂荣臻正在讲课，张瑞华拿着文件推门而入。她是到这里送文件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她到香港担任党的机要交通员，来往于香港、九龙、广州之间。过了几天，聂荣臻到了张瑞华的住处，提出要找她谈谈。
张瑞华说：“我今天没有时间，要到九龙去送文件，隔一天行不行？”听说是执行任务，聂荣臻马上说：“可以，过几天我再来。”说完他就走了。张瑞华还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因为是自己的上级，也不便问。过了几天，聂荣臻又来了。谈话中间，聂荣臻流露出对张瑞华的爱慕之情。张瑞华对聂荣臻也有好感，就同意了。
在那个急风暴雨的时代，哪有过多的时间谈情说爱呢？斗争环境、革命工作决定了他们的恋爱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的，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对革命忠诚而相互高度信任的基础上的。这种珍贵的感情使他们同生死共患难达64年之久。
张瑞华搬出住处，提着仅有的包括她所有财物的小箱子，住进了聂荣臻的秘密住所。这时聂荣臻29岁，张瑞华19岁。他们的结合，没有举行任何仪式。
为了表示良好的祝愿，周恩来到他们家作客。那是他们结婚几天之后，周恩来从上海到香港主持省委扩大会议，忙里抽空到了他们在香港皇后道的家里。周恩来对他们表示祝贺。这是张瑞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后来她回忆说，“一见到总理，印象就非常深刻。总理对人亲切、可敬，非常有礼貌。
我虽然是毛孩子，但总理不是把我当成毛孩子，他是那样温和、亲切，我一下子就记住了。第一次的印象就是这样。以后印象一直是这样。”
聂荣臻有了一个小家，生活紧张、愉快，也很清贫。每月的生活费，按当时规定，男同志每人15元，女同志7元，房租水电费由公家出，外有3元交通费。这样少的钱，用起来自然显得拮据。整个夏天聂荣臻只有一件绘纱短袖白衬衣。他们住的地方很高，有几十级台阶。张瑞华在窗口就能看到他必经之路。他一进屋，总是浑身大汗，立即脱下上衣洗净，只剩下一件背心。张瑞华因为担任交通员的工作，为便于掩护，乘船需要好一点的舱，穿着也要符合身份，自然要比聂荣臻的好一点，不过也只是两件比较体面的衣裳，是当时时兴的旗袍，在工作需要时才穿。聂荣臻与张瑞华有时开玩笑说：“我们的生活用品倒是简单，到哪里去，随身就走了。”他们过得清贫、幸福。有一个爱侣为自己分担失败的忧虑，也共享胜利的愉悦。
1930年初，中央通知聂荣臻去上海。张瑞华留在香港听候消息。一个月后，省委通知她也到上海。现在，她带的东西多了，一个藤箱，一个手提包，由香港乘轮船去上海。当她踏上上海码头时，看到了等待着她的丈夫。他们在上海一家旅馆住了两天，就买了去天津的船票，奔赴新的工作岗位。聂荣臻被分配到顺直省委工作。他们在客轮的包间里，观赏着渤海湾的惊涛骇浪，久久地疑视着跟随轮船掠浪而飞的矫健海燕。他们自身又何偿不是迎着新的急风暴雨飞去的海燕呢！
※第八章 在顺直省委
去中共顺直省委工作的还有贺昌和陈复。贺昌是书记，聂荣臻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陈复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顺直省委书记张慕陶有托派嫌疑，中央决定用调动工作的方法将他调离。聂荣臻先于贺昌和陈复到了天津。
聂荣臻夫妇住在马场道丰云路15号，位于日租界。这里住有3家房客。
房东在银行里工作，房东太太就住在聂荣臻家的隔壁。聂荣臻的公开身份是报社记者。这个报馆是不存在的，房东也从不刨根问底。他们在天津时间虽然短暂，但对住处的印象是很深的。其间，正值张瑞华怀孕，头晕得厉害，得到房东太太的照顾，关系处得极好。正是因为关系处得好，在他们离开以后省委舍不得放弃这个点，结果时间久了露出破绽，住进去的陈复从这里被捕。全国解放后，张瑞华到天津重访故地，那个丰云路已湮没无闻，好心的房东也不知去向了。
“顺直”是个老名字。顺直省委领导党的工作范围包括北平、天津、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等地。聂荣臻到后不久，顺直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北方局。贺、聂、陈到天津后，很快完成了省委工作的交接，张慕陶调回中央，经审查定为托派，被开除党籍。抗日战争时期他投奔阎锡山，后来在陕南被胡宗南枪毙。
聂荣臻在顺直省委主要是指导各地党组织的工作，同时也从事工运和兵运工作。
当时，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彭真被捕关押在天津狱中，新的省委组织了对彭真的营救工作。筹措了一些钱给彭真送去，解决了些困难。那时天津一带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统治还不像国民党那样严。
4月中旬，聂荣臻去唐山开滦煤矿开展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说：“有事，我出去两天。”
聂荣臻去唐山是搞工人运动，并布置“五·一”节的行动，有可能的话也做一下兵运工作。唐山的特务监视比北平、天津要松些，但开展活动也很困难。唐山当时是煤都，白天工人下矿井或在工厂做工，吃饭时才可以和工人混在一起，谈话做工作。工人上班后，他就到茶馆，花几角钱喝茶。他住在一个单身工人家里。这个工人是共产党员，人称“老刘”，他俩同睡在一条小上炕上。初春的冀东夜间还很冷，老刘一早起来，好心地往灶里加些煤，因通风不好，聂荣臻中了煤气。他迷迷糊糊地从炕上滚落到地上，爬到门前，把门打开，才避免了一次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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