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行动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一次吃饭时，一个工人悄悄地告诉他：敌人发觉你了，还是躲躲好。唐山兵运工作的情况还没有来得及了解，好在工运工作部署已经告一段落，他便返回天津。在唐山他只呆了几天时间。
“被人发觉了，很危险，几乎回不来了！”见到妻子时他这样说。直到这个时候，张瑞华才知道他去了唐山。
后来贺昌也到了唐山，也很快被敌人发现。为了逃避敌人，他躲到运货的火车车厢里，拉回天津。
在聂荣臻离开的几天中，张瑞华妊娠反应十分厉害。一天她到楼下洗衣服，和房东太太说着说着话就晕倒了。房东太太把她扶进房间。那两天，她完全靠着房东太太照顾。
聂荣臻对妻子十分体贴。一次他们到商店去，张瑞华突然感到头晕，靠在门上，聂荣臻见状立即叫了辆黄包车，一起回到住所。事隔几十年，张瑞华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那是饱含着甜蜜的回忆。
4月下旬，聂荣臻去北平，布置“五·一”节撒传单。
这是聂荣臻第一次进北平。街头迎面刮来古都春季特有的风沙，整个天空灰蒙蒙的。大街上走着骡马，甚至还有骆驼，到处都是灰尘。北平给他留下了破旧阴暗的印象。
他先住进一家旅馆，宪兵查得很紧，只好找关系住进北京大学。
北平有个宪兵三团，是很厉害的，杀了很多人。敌人搞连环保，整条街要互相保证，出了事情整条街的人都要负责，所以搞得很紧张。聂荣臻在北平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北平市委书记胡锡奎写了“五·一”传单稿，送往秘密印刷所准备印刷，不料走错了门，一敲门，人家不认识，以为他是小偷。当时共产党人穿着都很随便。那家人把他抓住，送到警察局。警察局关了他一夜，第二天也没有搜他，打了一顿，叫他走了，传单还带在身上。聂荣臻见到他，对他说：“你算是走运，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
聂荣臻住在北大学生宿舍简陋的平房里，与学生们同睡火炕，在沙滩小吃店就餐。与学生们一起吃、住，既安全又自由。
他看到学生们的情绪比较低落，了解到有些人被捕过，有的党员借故不参加活动，这是革命处在低潮时的群众情绪。“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就是不认识这个现实，不顾组织暴露和流血牺牲的危险，一味地发动示威、游行、贴标语、撒传单，表示共产党力量的存在。通过在学生中的观察，更增强了聂荣臻对“左”倾盲动主义的反感。他晚年回忆起这段历史，心情仍不能平静。他感慨地说：“原来党的基础很好，上海各地的基础很好，就是那样搞来搞去，几乎等于零了。一直到抗战，才慢慢地恢复起来。使白区工作损失最大的首先是盲动主义。不顾现实的可能性，一味蛮干，就是为了‘扩大政治影响’。”
这次李立三布置的“五·一”节游行，最后还是取消了。
聂荣臻在顺直省委工作了4个月，5月初即奉命调到上海。为了安全，借口到外地办事，买了张火车包厢票，悄悄离开天津。张瑞华在天津留到5月中旬。因为平时同房东和邻居的关系融洽，年轻的和年老的太太们都要到火车站为张瑞华送行。可是，怎么送呢？她向房东说的去向是河南，说回老家，那是个托词。一送，就会把秘密泄露了。她婉言谢绝了，提个箱子，独自一人到了火车站。
※第九章 在中央特科
1930年5月，聂荣臻开始了中央特科的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设在敌人控制下的上海。敌人一直利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叛徒告密，穷凶极恶地搜索并破坏党的各级组织。党的重要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杨殷、向警予等人先后被捕牺牲。如何在白色恐怖下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是一个极其严峻的任务。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设立特科。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简称“特科”。它是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机关，负责派人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情况，保卫中共中央和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和镇压叛徒特务。特科工作的决策人是周恩来，日常工作由顾顺章负责。
顾顺章虽然是工人出身，但流氓无产者的习气很重，而在特科，出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又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生活日益腐化。这样一个人做特科工作，政治上太弱，中央怕他堕落，要聂荣臻去加强特科的政治领导。不过，对顾顺章实施政治影响是很困难的，他不听那一套，他又是负责日常工作的。
他叫聂荣臻负责搞行动，意思是看你这个知识分子行不行，敢不敢杀叛徒、特务。做具体领导工作的，还有陈赓、李强等人。陈赓负责情报工作，李强负责无线电通讯工作。
中央的地下无线电台就是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这些电台保证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加强了中央对苏区工作的指导，使红军能及时了解敌情，迅速调动。
搞行动，最基本的工作是审讯和处置叛徒、特务。后者好办，前者很困难。蒋介石捕杀共产党人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依靠叛徒。叛徒熟悉内情，认识党的重要领导人，了解党的行动规律，具有很大的危害性。为了完成这一工作，聂荣臻仍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化名李先生，经常凌晨外出，深夜方归，甘冒各种危险。
张瑞华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说：“那时搞特科，是我没有生孩子以前。他天天像夜猫子一样，一清早5点钟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12点钟，一两点钟，甚至有时到3点钟才回来。我5点钟就要搞好吃的，吃得很简单。他走了，我在家，还担任着机要交通的任务。他晚上两点左右回来了，我不能睡，晚上总是听着，听着，有声音没有，他一走进胡同口我就知道。他的皮鞋声与别人的不同。我就悄悄地在门里边等，等着脚步声音停了，按约定轻轻敲几下，知道是他，就开门让他进来。”
捕捉和审讯特务、叛徒，是件很危险的工作。敌人得到一个有价值的叛徒很不容易，自然要努力保护。要处决一个叛徒必须证据确凿，使其无从抵赖，如果稍一疏忽，不仅抓不到叛徒，而且自身就有牺牲的可能。聂荣臻对张瑞华说：“如果到黎明我不回来，你就离开这个地方。”
由于持续地高度紧张，张瑞华得了神经官能症，这个病症一直伴随她到晚年。
特科在反对白色恐怖、保卫中共中央的工作中是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一直做到英租界管情报的组织里。凡是要危害共产党的事情，打入敌人情报组织里的人就先发现了，转告中央，赶快采取对策。这样，党组织一次次地避免了危险。
1930年4月至10月，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发生了空前规模的大混战，投入总乒力达100万以上。他们的后方空虚起来，这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时机。在这种情况下，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恶性发展。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7月13日，李立三在临时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南京组织士兵暴动是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起点，紧接着组织武汉暴动，以争取武汉为中心的附近几省的首先胜利。
李立三叫聂荣臻去组织镇江起义，成功后，再进攻南京，最后与攻打长沙、南昌的红军会师武汉；叫刘伯承到武汉策划起义，以迎接各路大军在武汉会师。李立三还要求各地红军向大中城市发动进攻。于是，刘伯承去武汉，聂荣臻到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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