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旬，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到香港，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在处理广州起义善后工作中的错误做法。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肯定了起义领导人在斗争中的革命精神，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是敌强我弱、没有争取广大农民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时又没有及时撤退转往农村，对有错误的同志提出了批评，并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周恩来对广州起义正确的善后处理，解决了广东省委内部的争论。
起义失败后，叶剑英也到了香港，对于如何发挥教导团这支力量的作用问题，聂荣臻与叶剑英曾进行过商讨，都认为这1200多人全部训练有素，不应这里敲一下、那里敲一下，把他们当士兵用，应该把教导团这支力量向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部队靠拢，支援井冈山的斗争。他们提出了建议，但是李立三和一些省委委员不同意。教导团在东江和海陆丰的斗争中遭到很大的牺牲。后来，聂荣臻到中央苏区，见到毛泽东，怀着十分惋惜的心情谈起这支部队，谈起当时的建议，毛泽东听后觉得有道理，说：“真是太可惜了，那时我们正缺少基层干部，写信向中央要，中央也派不出人来，如果这一千多人能到井冈山来，那可解决大问题了。”①
※第七章 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
1928年1月，聂荣臻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和省委常委。对聂荣臻当时的工作，1928年12月，广东省委的“干部分子调查表”上有这样一段话：“1925年由俄国返，到现在都是任军事工作，粤、湘、鄂军委工作……工作能力极好，可做党及军事工作，特别是军事工作。”①经历了南昌、广州起义，聂荣臻思索了许多问题。眼看着轰轰烈烈的斗争失败了，革命遭到巨大的损失，他深深感到，搞武装斗争需要有根据地。
①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进行武装暴动，不建立根据地是站不住脚的。
正是这种探索精神，使他求教于历史。他和叶剑英一起，忙里偷闲，阅读了《洪秀全野史》，一起研究讨论了太平军的作战方法，主要战役的过程，失败的原因。他们觉得，太平军打到哪里，“呼噜”一下子就过去了，不巩固所占领的地方，不注意建立根据地，这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两位共产党内优秀的军事人才，相互切磋，共同总结经验教训，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但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省委主要领导人却没有从失败中得出教训，还是实行“左”倾盲动主义，使已经遭到很大损失的革命力量继续遭受损失。
对这种现象，聂荣臻是不满与抵制的。
1928年1月，李立三派周文雍去广州，任务是发动党员和群众贴标语、撒传单，表示共产党仍有力量。当时，起义刚刚失败，敌人仍盘查很紧。而周文雍长期在广州城里从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广州起义时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广州苏维埃政府劳动委员，很多人认识他。在这种情况下派他去广州，无异于是去做无谓的牺牲。聂荣臻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李立三坚持要派。
周文雍忠实地执行命令，几天以后与以妻子身份掩护他的陈铁军一起被捕，他们威武不屈，演出了悲壮的“刑场上的婚礼”。聂荣臻读到他们英勇就义的消息，不禁流下了热泪。他怀着对战友的深深怀念之情，把那块剪报珍藏起来，保存了多年。
在周文雍英勇就义前后，省委接连派出的许多领导干部，也相继被捕牺牲。他们当中有省军委的黄锦辉，省委负责人张善铭、赵自选，省团委书记区夏民（女）等人。聂荣臻心情沉重他说：在革命低潮时，勉强地派负责干部去冒险，已经多次证明是错误的。他不止一次地向省委提出意见，均归无效。
中共“六大”以后，向忠发当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掌握实权的是李立三。李立三仍抱住他的老一套，下令香港党组织在1929年的“五·一”节搞游行活动。当时，邓发任香港市委书记，是游行总指挥。省委决定聂荣臻参与指挥。聂荣臻到现场一看，来的全是骨干，有的还是区委的负责人，大多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负责人。聂荣臻感到，一旦把游行搞起来，就全都暴露了，实在危险得很。可是，不执行党中央的游行命令，责任重大。聂荣臻决心说服邓发取消这次游行。他当即找到邓发，说：“我个人的意见，今天不能搞，如果搞，就便宜了香港帝国主义，我们会被一网打荆把你各区的党员都抓了，你还有什么？我的意见是取消这次游行。你是总指挥，你下决心。”邓发看了一下，也感到事情不对，于是通知到场的都分散返回。
人是退走了，但怎么向中央交待？聂荣臻约邓发到近处的一个茶楼里，以喝茶做掩护，研究向中央汇报的事。聂荣臻说：“你总指挥去报告吧。”邓发说：“不行，要报告由你报告。”聂荣臻立即承担下来。不久，他去上海汇报，李立三不肯跟他谈。因为聂荣臻总觉得李立三观点不对头，争执过多次。
他把经过给向忠发谈了。向忠发说：“你临阵脱逃！”给聂荣臻戴了一顶很大的帽子。他对向忠发阐述自己的观点：“作战么，总有个进攻、有个退却，这是双方力量对比决定的么，你没有力量怎么进攻呢？只进攻不退却，没有这个道理。几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力量，被一网打尽，香港帝国主义再没有比这便宜的事了。随便你们加什么帽子都可以。但如按你们的意见办，总而言之是我们党受损失。你们这个办法是全军覆没！”
由于取消了这次“左”倾冒险行动，对保存香港党组织的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广东省委军委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指导武装斗争，二是做敌军工作，往张发奎部队派干部。
这期间，聂荣臻还参与指导海陆丰地区的武装斗争及海南岛和广西的武装斗争。1927年9月份海南起义，成立红三师，以五指山、黎母岭地区为根据地，与敌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海南岛的革命红旗一直飘扬在五指山上，为日后海南岛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29年，中央派邓小平、张云逸到广西领导发动百色起义，燃起了星星之火，后来成立了红七军、红八军。百色起义以后向广西派人，开展广西工作，也是广东省委军委的重要任务。
1929年10月，聂荣臻奉命代表省委到东江特委巡视工作。他10月底自香港动身，经潮安，到达东江特委所在的丰顺大山里。这时东江红军有3个团共1000余人。他对特委讲形势，鼓斗志，部署秋收斗争，调整组织，在大山里住了一个月的草棚。此次巡视，聂荣臻在给省委的报告中提出：“东江目前的唯一中心工作，便是坚决地实行秋收斗争，只有在这秋收斗争中，才可以把东江群众发动起来，东江才是真正的斗争区域，东江的斗争才能与红军的势力汇合起来。否则东江的工作将不实际而走到失败的途上，这是目前极大的关键。”①他明确地提出了发动群众、实行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这一地区的斗争，后来由古大存等人领导，长期坚持了下来。
①《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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