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强
周恩来总理是全民爱戴、举世景仰的伟人，离开我们一晃就是十五年了。对于他，已经不需要再有什么语言或文词来加以描述，一切褒扬赞颂大约已全都是多余的了。提起笔来写一篇纪念短文，不过是抒发一点对他的心头思念，和为了表达些许长存的崇敬之意而已。
我生也晚，在工作中没赶上和总理有更多的接触，但是倒也保留着不多的、难得的记忆。例如，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四年他来观看过我参加创作的舞剧《鱼美人》及《红色娘子军》的演出。演出结束后都上台来向作者及演员们表示祝贺，并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以热情的鼓励。当年他曾对《红色娘子军》特别赞赏，亲自指定要以这个舞剧作为招待苏联总理柯西金的晚会节目。一九六五年在北京举行的这次中苏两国政府总理的会晤，是“文化大革命”前已然极为紧张的中苏关系中的一件大事。总理对柯西金在北京的全部活动日程都精心做了安排。文艺晚会的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场子比较小，尤其是舞台和乐池颇难满足这些大型舞剧的演出要求。总理请编导们设法重新处理一下舞台上演员的调度，管弦乐队则必须将编制压缩到四十人以下，使得能够进入乐池。任务紧急，我作为音乐创作集体的负责人，承担了调整总谱压缩乐队人员的工作。记得和乐队指挥李华德同志一起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抢着总算做完了这件不很好办的事情，最后终于把乐队演奏员压缩为三十九名，这样就连同指挥一共四十人，没有超过限额。晚会很成功，柯西金总理盛赞这个舞剧的创作和演出。客人离开后，周总理特意到乐他边和我们握手，告诉我们柯西金非常满意，他十分高兴地向大家表示感谢。顺便说一下，正是有了这一次在小礼堂演出的实践，才有可能随后请毛泽东主席、少奇同志及各位中央领导人在同一场所审看舞剧《红色娘子军》，并接见全体创作人员和演员的安排。至于说到周总理对这出舞剧的关心，则还应追溯到一九六四年为庆祝建国十五周年和探索芭蕾舞剧“革命化”任务提出的时刻，我记得《红色娘子军》舞剧在国庆前夕正式彩排前后，他就曾和周扬同志等，还有江青一同来看过并发表了意见。这部舞剧他先后看过多次。
我后来在工作中常常听到不少老同志谈起周总理在世时对文艺工作何等细心关注，并对此深深怀念，他们都说周总理是国家领导人中最爱好文艺的一位，他是带着对文艺巨大的兴趣来关切和支持文艺工作的。而且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懂得文艺，也理解文艺工作者，他真挚地和文艺家们交朋友，这很自然，他也就成了文艺家们最感亲切的好朋友。对中国文艺界来说，“良师益友”这四个字，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提到亲切这一点，我不能不回忆起对我而言应是非常难得的，在我青少年时代和总理及邓颖超大姐（文艺界大伙儿都这么称呼）的一次偶然的直接接触。这是周总理在我脑海中留下的最初印象，也是后来一直保持不变的印象。也许还值得写一下。
那大约是一九四六年的初春，重庆的进步音乐界为了悼念在莫斯科病故的音乐家洗星海同志逝世一周年，在旅渝江苏同乡会大厅举办了一次纪念音乐会，演出星海遗作。最后的节目是由校址远在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和讼林岗音乐干部训练班的师生，特意前来演唱星海的名作，用钢琴伴奏的全部《黄河大合唱》。这成了当时重庆进步文艺界的一次重大聚会。厅在楼上，并不太大，但来的人很多。我是一个一般中学生，知道了这件事却没能弄到票，于是和一个要好的同学一道径自到门口找熟人将我们设法带了进去。这时场内已经熙熙攘攘，没什么空座，连靠墙的走道也站满了人，还有人干脆在第一排座位前临近台口两旁边沿地上就坐了下来，好在台很低，坐在地上也还可以，而且并不会妨碍座位上听众视线。我一看正好快接近台口中间地方还有空当儿，两个人赶紧挤过去填进了这个第一排前的“地座”。在我们背后，也即是第一排差不多正中，其实还有几个空位，但有人看住了，明显是留座。我们两人坐到前面地上倒也无人干涉，我们很得意找到了这么个好地方，还往台上张望，却没有注意到背后己然有人入座。这时忽听见有个很熟的声音叫我名字，回头一看，发现是新民报记者高汾姐正坐在我的同伴后面。她的旁边即我的背后是一位身着深色中山装，黑发浓眉、气字轩昂的人物，看来却有些眼熟，啊，这不正是新闻照片上见过的，著名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吗？高汾先对我说：“你也来了。”然后向周恩来同志介绍说：“这是祖光的六弟祖强。”周恩来马上对我说：“噢，你是祖光的弟弟，你哥哥的话剧《风雪夜归人》很不错啊，你看过了吗？”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高汾接过去说：“祖强刚刚在戏里扮演了序幕中的乞儿乙。”周恩来同志爽朗地笑了起来：“是嘛！那好啊。”他侧过身去朝坐在他另一边的邓大姐说，“把糖拿来，喏，吃糖，吃糖。”他先拿了一块糖给我，又给了我的同学和高汾，自己和邓大姐也各自都剥开一块放进嘴里。记得他似乎还问了我喜不喜欢《风雪夜归人》这个戏？在哪儿读书？多少岁？有什么爱好等等。随后音乐会就开始了。说实话，我完全没想到周恩来会这样和我说话，自然也有点不知所措，倒是一吃糖，立刻就松弛了。当时我觉得，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竟如此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朴实可亲，真和一些国民党大官全然不一样。我明确意识到，周恩来是共产党大人物，也是中国的大人物，而给我的印象他却完全就是个普通人，一个和蔼又亲切的普通人！
音乐会自始至终十分热烈。最后全体起立，由李公朴先生指挥大家高唱星海的《救国军歌》离开会场，下楼出门，走上街头，群情激荡，连相互道别都没有了可能，这情景如今想起来还叫人难以平静。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等是怎么离开会场的，我一点都没有注意。
这场音乐会是我参加过的最富情感的，一直记忆犹新的音乐会之一，在这场极不一般的音乐会上，周恩来同志曾经请我吃过糖，则更成为使我终生难忘的一桩美好往事。大约三年之后，我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首都南京，地下入党。那是一九四九年初，距离“百万雄师过大江”已为时无多。我那时候有了加入共产党的觉悟，可以说主要是在解放前南京如火如茶的反蒋学生运动中经受了锻炼，也有平时所接近的一些文艺界进步人士和同志朋友们，包括大哥租光的影响。这自然不能是因为共产党的某位高级领导者曾经请我吃过糖。不过，真的也很难说，周总理当年请我吃的那颗糖果，以及在一个少年人心目中一并留下来的，虽是偶然的接触却是深深地沁入肺腑的，一位伟大共产党人所带来的党的亲切吸引力和感召力，对于我的入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产生过某种无形的、不知不觉的作用呢？
周总理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是众所周知的。即便如此，我也不可以希冀他能够记得我上面所说的这件小事，这件事的确太微不足道了。五十年代我在苏联留学时曾经见过他，六十年代前后由于舞剧音乐创作引来过少许接触已见前述，我多次聆听过他对文艺界的讲话。“文革”前他还曾陪同西哈努克亲王采访过我们中央音乐学院，有过一些见面的机会。他自然都不会，也不可能想到我就是那个曾经吃过他和邓大姐一颗糖果的，曾经坐在他和邓大姐座位前面地上听洗星海《黄河大合唱》的中学生。
但是，那个近半个世纪前的中学生却会永远记得这件事，而且记得相当清楚，这已经成了他对这位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的永不忘却的美好记忆。
一九九一年七月四日
不会忘却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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