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克官
一九五六年，一个深秋的早晨，我们一群青年人朝着西直门外的北京展览馆走去——这天，《埃及艺术展览》要开幕了。那时候，外国艺术展览不多，象埃及这样的大型展览更是少见。加上当时正处于世界正义力量反对英同侵略埃及领土的高潮中，所以，展览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记得，我这天还大着胆于特地穿了一身别人送给的西装，有点“盛装”赴会的味道呢！
将近九点，展览馆的人群沸腾起来，只听人声喧哗：“总理来了！总理来了！”要跟总理一起看展览了，同伴们内心都有一种宰福的欢悦感。
为了不影响总理参观，大家主动散开，没有人去围观。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正当我们在一条长桌前热烈讨论展览时，总理由埃及大使陪同走过来了。当时，我们这些年轻的心都很盼着能和总理多呆一会儿。总理象是看出了大家的心愿，在我们跟前站住了。总理先问我们在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我身旁一位同志告诉说大家都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这时，总理指着面前的几种图案设计，问袁浩同学知不知道是属于什么流派的？袁浩同学就个人的体会，答说是埃及民族的抽象图案。总理听后嘱咐我们要虚心学习外国的好东西。没想到，这时总理将目光转向了我，问我是学什么的？是不是也是美院的？说来也怪，看着总理平易慈样的表情，当时我的心情很平静。告诉总理我是学绘画的，刚从美院毕业到工作岗位。因工作关系，正在学画漫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漫画》月刊任编辑）。总理接着又问我画出漫画没有？我说画了，是支援埃及人民反侵略的。总理说，好哇！又问发表了没有？我说刚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张，老人家听后指着身旁的大使对我说，要是画得好，可以赠送大使一张。
总理和美院的同学谈了话，这件事马上在北京美术界传开了，那一阵，同学。朋友见了我们，都会不约而同问起这乎。
如今，时间过去三十多年了。回忆三十年前，北京文艺界的同事是经常有机会与总理在一起井聆听他的教诲的。就以展览说，总理有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参观。第二次文代大会，我做为记者有幸参加。总理在人大会堂为大会做报告那天，我特地选了二楼左侧离主席台最近的座位，为的是能最近距离看清总理。还记得总理那天穿的是短袖白衬衫。整个下午，老人家站在讲台前谈论国际国内大事和文艺政策，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回想那时自己不大本分地跑来跑去挑选“最佳”座位，确是表达了一个年轻文艺工作者对总理的感情。
还有一件事，也在这里记述一下。
那是一九六二年全国政协会期间，我到民族饭店去看望文艺界委员丰子悄先生。那天丰先生深情地对我讲述总理对他的关怀。就在大会期间，上海的委员们有一次和总理相逢，当有人介绍到丰先生时，总理说：“啊！老漫画家，久仰久仰。”也许是总理见丰先生留着飘然长髯，是位上了年纪的委员，就关心地问他这次是否把老伴带来北京了。当知道没有带来时，总理一再关照一些老先生下次都要把老伴带来，也好相互照顾。一年后——一九六三年，再开政协会时，丰先生果然遵照总理的嘱咐，把老伴带来了。待我到民族饭店看他们时，丰先生又激动地告诉我说，总理记性真好，这次与他一见面就问：“老爱人来了吗？”一九七五年，丰先生病危住院，夜间睡不着，曾向陪住的女儿一往深情地回忆周总理关怀他的这段往事。现在，每当我回忆起当年自己在北京展览馆的经历，就会自然地将丰先生在政协会上的经历联系在一起。
一九九一年六月三十日
总理和我们一起看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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