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昭遗稿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然而，在延安时期他给我的教诲，对我的关怀和帮助，我终生难忘。
当我写成了《延安访问记》不久，当时的生活伴侣就觉得我在这里受欢迎，而他却被冷淡，一定要离开延安回重庆去，我只好听从他。回到重庆后，他一时找不到工作，在自己住处设诊所，可是没有什么病人来。原来寄养在他的一个亲戚那里的一个男孩子，突然患伤寒病，没有告诉我们，也没有及时找医师，还吃错了药，竟死了，埋在了江对面的荒地里，使我们十分伤心。
本来由于这个孩子才一直下不了到延安去的决心，如今已不存在这个羁绊。再加上我第一次去延安时，革命领导人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理想令我钦敬，于是更加坚定了我再次去延安的决心。我就到八路军办事处——一般只叫办事处，找到周恩来副主席，对他说，“我还是要去延安！”周副主席听了，非常高兴，要我搬到办事处的招待所，随时准备出发。
这一次，我坐的是公家的大卡车，同车有二十多人，有的是请去的，有的是自愿去的，有女有男。没有意料到在离陕甘宁边区不远的地方——同官（现铜川市），国民党反动派的便衣警察和武装特务把我们的车扣留了，我们被赶下车，关了起来。女的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只有一张铺，两个女同伴睡了，我睡在泥地上，司机不知从哪儿想法弄到了一点干稻草铺在泥地上。这次上路前我听从周副主席的话，改了姓名和职务，还留了长发，在被扣的日子，敌人常让我们到山上站着，要我们喊拥护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我们装作听不见也不喊。他们也没法。有时，一个一个地叫去谈话，有一天晚上叫我去谈话，问我：“你们当中有个叫陈学昭，会写文章的，你讲出来，对你没有害处。”“是男还是女？”我问。“笨胚！滚！”敌人恼怒了。
敌人叫司机把车子开到西安，把我们送进集中营里关押起来。司机说他是被雇佣的，车子开到延安，还要回重庆，只管拿钱，其它什么都不管。他们也没法对付他。司机吃、住、行动都自由，他常在街上游来荡去。一天他终于遇到了一辆开往延安的卡车，他赶上去对车上押车的人说明了这里人车被扣的情况，请他迅速告诉党中央。于是党中央打电报给在重庆工作的周副主席，经过周副主席直接与蒋介石交涉，蒋只得命令胡宗南把我们释放。到延安后，才知道司机是个共产党员。
到延安，又是忙着参观、访问，然而，在这热烈艰苦奋斗的生活中，原先早就不和睦的家庭，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分道扬镳，一个女孩留下给我。从此，我得到新的生命。
一天，突然得到邓大姐的条子，告诉我沈雁冰先生的夫人孔德址托她带来东西，要我去取。我在次日上午就去了，见了邓大姐和总理，我很激动。他们当然已知道我的事。总理说：“你年轻时不识人，不是犯错误。好，不要难过！”“现在不要再去想它了！”邓大姐接了一句说。
“喏，吃这！”总理说着，伸手从手边的纸包里拿出一颗巧克力，塞到我手里，“现在吃这！”
邓大姐问到女孩的情况，我谈了常送鸡蛋给她，烧汤吃。后来，知道送鸡蛋的人更多了，幼儿院里的阿姨说，“这小女孩有这么多母亲！”
自从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到很多同志下乡，我也想下乡，领导和同志们劝我暂时下去，因为当时我身体不大好，语言也不方便，下乡去，我听不懂当地陕北话，当地人听不懂我的浙江话。
接着，我被调到《解放日报》任编辑，我没做过编辑工作，心里很不安。我分配负责第四版的工作，四版是综合版，刊登科学、医学卫生、农业、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文章。
我住在报社的一个窑洞里。
在报社工作两年，得到极好的学习，受到深刻的教育。曾经参加审干、搞大生产，我学会了纺线，边区政府召开第一次劳模大会，我被报社分配去采访劳模，写报道，在《解放日报》上登了两篇。劳模大会结束，我被分配去中央党校四部去做文化教员，并学习党的政策。
周总理知道了我调在中央党校四部学习政策，让邓大姐转告我，他觉得很好。
令我难过的是身体不好，可仍旧向往着下乡。我把这个想法跟周副主席说了，他说，以后总有机会下乡的，写作不是没有题材，可以写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怎样走上革命的道路。不是对年青人也有帮助么？还鼓励我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深刻领会《讲话》的精神。
周副主席的一席话，使我陷入深思。想起以前在法国学习的日子，为了专学法文，有一大段时间住在寄宿女学，这学校专招收外国女学生的。一个意大利同学，她常说：“Qu，ilestbeau，quandontravaille”——“工作着是美丽的”。于是我听周副主席的话，开始写起来。写了近两万字，觉得没意思，不写了。过了些时，周副主席问我，我老实相告。他要看，我送呈他和邓大姐看，他和邓大姐都鼓励我，我又继续写。后来，在行军路上，不论生活多么艰苦，行军多么累，我还是坚持写，终于写成，蒙几位领导人看过，一九四九年在大连出版，这就是《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册。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人投降了。国民党反动派用飞机轰炸延安，延安的人们立即分散到其它根据地去。
这时，周副主席曾对我说过两次：你要有准备，今后你的工作在国外。
组织上要我到哈尔滨去，有两位男同志因事要出国，可以同行，于是我上路了。到了哈尔滨，我住在一问招待所的小房间里，整天看点书和报纸，等待着动身。李富春副部长早发给了我不少黄金，为了在国外用黄金换法郎比银元方便。两位同行的男同志来告诉我明天一大早动身，他们好象是去德国，我心里不安，只怕睡得太好，误了时间。突然，半夜，十一时过，有人敲我房门，听声音象是组织部的秘书长，说：“通知你，明天早上你不动身了。”说完他就走了。
后来，还是组织部长的夫人悄悄告诉我，是一位女作家对刚从苏联回来的老同志说我出国不是为了工作，而是去看朋友。这位者同志没有调查，正好组织部在开会，就在会上提出反对我出国看朋友而被通过了，别的人员不便出声。
我住在这小房间里很安静，提笔写一点散文，就在通知不出国的这天下午，这位女作家来看我，问，“你怎么还不动身呵？”我问：“动身到哪里？”“不是出国么？”她说。“出国干么？我自己没有要求。”我说。她不出声，看我要写东西，坐一下她就走了。在哈尔滨，我请求组织上给我点工作，他们要我到报社去帮忙看些稿子。
不久，我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文代会结束后，过了两天就召开妇代会，也是第一次。在妇代会上，我见到了邓大姐，她很吃惊似的，问：“你这么快就回来了？还是没有去？”
我很激动，说：“谈起来话长！太嗜苏！有机会好好和您谈。”她说：“好！”看旁边正有好些代表站着，就没说下去。晚上，我去看望了邓大姐，周副主席出去了，不在家。我告诉了她没有出国的原因。她听了很吃惊，也不愉快。
后来听说周副主席询问了这件事，还说，派女同志出国工作，没什么不好。安慰我留在国内，仍旧要好好工作！我深深体会到周副主席的心胸豁达大度，为争取一切抗日爱国的力量，他总是想方设法团结同志。他的心投在党、祖国和人民的怀里！
我觉得总理对我比较了解，是在重庆的时日，他看到我是怎样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引诱。我不贪钱，不怕死，宁死也不跟他们走！宋美龄请人送钱给我，发请柬约我去游园、集会，我都不予理睬。
过了些时，我很想回家乡去。当时浙江还没有彻底解放，社会秩序很乱，组织上在我的请求下同意暂时回去半个月。一九四九年我回到杭州，参加了农村的民主反霸，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诞生。我曾写信给邓大姐，表达了我对祖国大好形势的欣喜心情，同时感到总理的担子更重了，希望他在百忙之中注意珍摄，劳逸结合。邓大姐后来也有信给我。不久，我调往某大学搞教育工作近一年，又到农村参加土改，直至反右斗争，我都没有断绝和邓大姐、总理的联系。当我摘除右派帽子的消息见报后，曾写信给邓大姐，她回信给我，大意是要我与省的领导互相尊敬，亲切相处，争取解决自己的组织问题。
大约是一九六二年夏天，中央文艺界组织学习政策的学习班，要我去参加。到北京后，在许可的情况下，我打了个电话给邓大姐，说我很想见见她，邓大姐和我约了时间，我如约去了。邓大姐在门口接我，免去了我在传达室登记的麻烦。她把我邀进卧室外边的一小间，不是会客室，这小间里只有一只小小的长桌子，两只清洁的木椅。我们两人并排地靠小长桌坐着，她一边削苹果给我吃，这是她准备好的，早已放在长桌上的，一边对我说：“昨晚他（指总理）忙到今早二时才睡觉，我们不去叫醒他了。”
我吃惊地“呀”了一声；说：“您要劝劝他不要这么劳累！”
她说：“唉！我自己也睡得很晚，有时帮他做一点事。”她问我的情况，还是鼓励我：争取解决组织问题。注意健康！健康第一。
我想：总理在休息，在这小问里谈天不免会打扰他，我就告辞了。没想到这次竟永远失去了与总理见面的机会！
在和总理接触当中，觉得他对我的思想，鼓励多于批评，他总是谆谆说服，以身作则。
尤其是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一想到总理对我的教诲和鼓励，就努力克制住不被人理解的感伤心理，拿起笔，继续完成《工作着是美丽的》的下册和续集的写作。
每当想起总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慈祥和蔼的神情，栩栩如生地迸现在眼前！总理，人民的好总理，您没有去，您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难忘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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