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是一场人为的灾祸。这场人祸和自然灾害的结合，给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危难之中，毛泽东多次提到周恩来和陈云。1961年至1965年的经济调整，周恩来和陈云是主要的决策者与组织者。他们相互配合与支持保证了调整的力度与持续性，使国民经济走出了低谷，恢复了元气，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文革”中，周恩来保护了陈云。他在苦撑危局中继续坚持经济调整中形成的正确的指导思想。
1958年初，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其态度之严厉、言词之激烈，使党内气氛异常紧张。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批评未作任何解释和申辩，而是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检讨。1958年1月19日，他在南宁会议上检讨；反冒进一个问题一段时间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1958年3月25日，他在成都会议上检讨：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围绕支持“大跃进”这个核心问题再次检讨：我是（反冒进）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
周恩来的检讨是违心的还是不违心的？史学家、《周恩来传》主编金冲及认为：“他有想不通的地方，但也不完全是违心的。他想不通的地方，因为当时确实发生了冒进，这是事实。据说他找主席汇报时，两人争得很厉害。”“但也不能说他完全是违心的。在总理的检讨里，第一句话就是：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我看这个话还是发自内心的。”“他可能会想，以往多少次历史经验证明，主席比他看得高，看得远。那么这一次也许是自己错了。”“当然是不是完全想通了，也未必。”〔1〕当时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范若愚曾回忆起草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稿的情景，这个发言稿的主要内容是检讨反冒进。周恩来说一句，范若愚记一句．周恩来‘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2〕
从实际效果看，周恩来的检讨维护了全党团结的大局，避免了党内分裂的灾难，缓解了党内紧张的气氛．尤其是周恩来承担了反冒进的主要责任，保护了同样反对冒进的国务院其他领导人，包括陈云同志。
但是，在批评反冒进的氛围下，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轻率地作出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万吨，粮食产量达到7000亿斤的决定，并在报纸上公布，为此发动了全国钢粮大会战的“群众运动。”“周恩来、陈云同志明知做不到，但不便出来反对。”〔3〕
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大体可分为两个回合．1958年至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为第一个回合；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至1960年“反右倾”继续“大跃进”为第二个回合。
以庐山会议为中介，对第一个回合的“大跃进”到第二个回合的“大跃进”，及其带来的困难局面，毛泽东曾讲过一句发人深思的话：“上山反‘左’，下山反‘右’，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经过两个回合“大跃进”的严重挫折，毛泽东先后肯定了陈云和周恩来坚持的既反保守也反冒进的建设方针。
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到，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经济工作还是要陈云出来搞。〔4〕毛泽东指出：“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5〕当时陈云因病休养，未能参加庐山会议。毛泽东曾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希望陈云能上庐山参加会议。“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能来则来，不能则不要来。”〔6〕
庐山会议后期至1960年的“大跃进”，带来的困难更为严重，为追求高指标，竭泽而渔，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已揭不开锅。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慨地说：“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7〕
【参考文献】
〔1〕《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第32页。
〔2〕《人物》1986年第1期。
〔3〕薛暮桥：《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者－一一陈云同志》，《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4〕梅行、陈群：《画册文宇说明》，《党的文献》1995年第2期第73页。
〔5〕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48一849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356页。
〔7〕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47页。
四、国难思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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