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8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报告会上谈国内外形势问题时，指出：“大跃进”，工作上显得“百废俱兴”，搞得很紧张．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计划上加以调整，所以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1960年8月30日至9月5日，国务院审议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国家计委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应着重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编制明年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周恩来认为对方针的提法，与其讲整顿，不如提调整，并建议增加“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八字方针的中心是“调整。”周恩来解释八字方针的具体内容是：“调整关系，巩固成果，充实内容，提高质量。”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调整的中心环节．调整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1960年下半年以来开始调整农业生产关系，纠正农村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组织开放农村集市贸易．1961年从城市动员了约1000万人下乡，加强了农业生产战线，缓和了粮食供应的压力。工业的调整是从1961年开始的．这一年较大幅度地减少了重工业的生产任务，缩小了基本建设规模，并开始努力增加日用工业品的生产。
经济调整，从一开始就是在周恩来、陈云的领导和组织下进行的。围绕着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一调整的中心环节，1961年他们密切配合主要进行了下列工作：进口粮食、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对糕点等商品实行高价政策。
1960年底，全国粮食紧张情况加剧，京、津、沪、沈等大城市粮食供应告急。周恩来和陈云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曾反复研究粮食解决办法．陈云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周恩来支持了陈云的建议．1960年12月30日，周恩来离北京前往缅甸访问。在飞机场，周恩来、陈云、叶季壮还在商量进口多少粮食的问题。当时确定的进口粮食数量是150万吨．雷任民是随周恩来出访缅甸的代表团成员之一。雷任民回忆说：“我们到昆明后，外贸部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250万吨了。我当即把这一情况报告总理，他说，这件事我不知道。随后，周总理马上打电话问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才能渡过难关。周总理了解一向精细稳重的陈云同志都主张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足以说明国内粮食紧张的程度，心里非常着急，很久没有说话。在访缅期间还多次研究进口粮食问题。在访问结束前一天周总理对我说，访问结束后，你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问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外汇支付问题？”〔1〕雷任民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去了香港，召集华润公司、中国银行等单位了解情况，进行了研究。不久，基本解决了货源、运输、外汇等问题。在助粮、运输过程中，周恩来几乎每天晚上都把雷任民叫去汇报粮食订购、运输到货、船只航行等情况．周恩来为进口粮食付出了很大的精力。1961年，我国总共从国际市场进口了500万吨粮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60年，不仅不再进口粮食，而且每年有一定数量的粮食出口。吃进口粮，这在当时是个禁区。周恩来、陈云作出进口粮食的决定是要有一定勇气的。1961年1月19日，陈云说：“进口粮食这一条，我们现在大体上已经这样做了。这样做有没有危险？我看，再咬紧牙关搞几年，对我们有利。”〔2〕四个月后，陈云还进一步阐明为什么要进口粮食；“当前只有首先抓好粮食，整个局势才能稳定，同农民的关系才能缓和，而且多种经营也才能好转。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进来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国内市场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3〕周恩来、陈云决定进口粮食的勇气是建立在对经济情况的正确认识和对人民负责的基础上的。
解决粮食紧张问题，从根本的和长时间起作用的因素看，要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工业支援农业，发挥化肥、拖拉机、排灌机械等对农业增产的作用。但是，从应急的措施看，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解决问题。进口粮食是增加供给。此外还需要减少需求，周恩来、陈云认为必不可少、非采取不可的措施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
陈云说：“如果征购数量还是那么多，农民还是吃不饱，那末，他们的积极性仍然不会高。所以，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4〕在陈云讲这番话之前，1961年4月3日，周恩来指出。“我们从去年到今年已经压缩了一部分职工，打算今年到明年再压缩一些．压缩下来的人，一部分回到农村，一部分下放，一部分转到农村。”〔5〕
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要有很大的决心。影响下这种决心的一个错误认识是：农业很快就能恢复，何必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多此一举呢？清除这种错误认识，下决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周恩来和陈云是相互呼应的。1961年5月31日，陈云说：“对于恢复农业生产的问题，周总理已经作了分析，认为不能很快。农业生产即使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水平．粮食供应依然不能维持，至少要达到一九五八年的水平才行。要达到一九五八年的水平，即使从今年起每年增产两百亿斤到三百亿斤粮食，也要三四年。增产的手段，包括化肥、排灌机械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一下子增加很多？这个问题周总理也讲过了，我也摸了一下，不可能。”〔6〕由此，结论是：不能等待农业恢复，应该现在就动员城市人口下乡。
由于粮食、农副产品紧张，有钱买不到生活消费品。为此，陈云提出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对糕点等商品实行高价政策．1961年1月19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我看，一是可以缓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点营养，三是可以回笼货币。”〔7〕陈云要求商业工作人员放大胆子，不要缩手缩脚，不要怕抢购高级糕点、高级糖果，敞开来卖，“把钞票都挂过来”,“挂得越多越好”〔8〕。周恩来十分赞成陈云的建议．他说：“我们搞点高级的，如高级糖果，价格高一点，工资高一点的或有余钱的人，要买就买高级的，反正多出几块钱。他买了以后，国家可以回笼货币，这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累。”〔9〕
在1961年调整过程中，对于煤炭、钢铁等大幅度减产问题，陈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1961年，煤由上年的3.97亿吨降到2.78亿吨，钢由1866万吨降到870万吨，原因不明。陈云经过一个月的详细调查后，要薛暮桥向周总理写报告，指出大滑坡的原因：第一，煤和钢的产量计划大大超过现有综合生产能力，陈云计算钢的综合生产能力只有1200万吨，煤只有2.5亿吨，1960年的产量都是超负荷运转逼出来的．第二，由于超负荷运转，设备不能按时检修，损坏严重，这几年需要停产检修。今后几年重工业生产不但需要“先生产，后基建”，而且需要“先维修，后生产。”第三，小高炉炼铁浪费煤炭。小高炉炼一吨铁耗焦炭二三吨，大高炉只要半吨。由于小高炉耗煤过多，使若干大高炉因缺煤而停止生产。第四，煤矿这几年只顾采煤，矿井没有掘进，坑道没有延长，几乎把所有能采煤的工作面都采完了。今后要掘进、延长，创造新的工作面，要花二三年时间，因此煤到1964年仍继续下降，1965、1966年才回升．第五，粮食和副食品减少，体力下降。因此需要酌量增加粮食和副食品供应。薛暮桥回忆道：“陈云同志的报告得到周总理的高度赞成，说这一下把原因说清楚了。”〔10〕情况明是决策的前提。陈云报告对钢铁、煤炭大滑坡原因的正确分析，对采取正确的工业调整办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1〕雷任民：《回忆周总理对外贸工作的关怀和指导》，《不尽的思念》第254页。
〔2〕《陈云文选》第三卷，第141页。
〔3〕同上，第157页，
〔4〕《陈云文选》第三卷，第161页。
〔5〕《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31页。
〔6〕《陈云文选》第三卷．第165页。
〔7〕《陈云文选》第三卷．第142页。
〔8〕同上，第144页。
〔9〕《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30一431页。
〔10〕薛暮桥：《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者―陈云同志》，《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第40页。
五、在七千人大会前的经济调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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