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6年到1957年的反冒进中，周恩来和陈云置个人荣辱毁誉于度外，讲真话、做实事、收实效，相互支持、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与理论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章。
（一）反冒进的提出
“一五”计划时期，在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而奋斗时，周恩来和陈云始终坚持了既反保守也反冒进的方针。
1953年9月8日，周恩来在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既分析了有利条件，也指出在经济遗产落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困难是不容忽视的。他说：现在开始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国际国内形势都是有利的，提出过渡时期的问题，也是适时的。但必须承认还有困难。“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另一方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在谈到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时，周恩来说：“一方面，我们反对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停止不前。现在不动将来就要痛，现在向前将来就会愉快。另一方面，急躁冒进，想一步登天，也是错误的。”〔1〕一个月前，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针对恢复与壮大国营商业阵地的问题，指出：“现在有些我们该占领的阵地没有占领，有点右倾的毛病。但是．要注意，不要来一个‘左比右好’，犯‘左’倾的毛病。”〔2〕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上，周恩来和陈云决不是只反保守不反冒进，也决不是只反冒进不反保守，而是坚持把反保守与反冒进结合起来，坚持开展反对“过”与“不及”两种倾向的斗争。但是，在一定时期内，两种错误倾向总有一种倾向是主要的。既反保守也反冒进，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要重点反对主要的错误倾向。在当时，保守与冒进的两种错误倾向中主要的是急躁冒进。特别是1955年下半年由于激烈地批评“小脚女人”和“右倾机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步伐猛烈地加快了，1"5”年初出现了三大改造的高潮，继而出现了“提前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冒进口号和冒进的举措。为此，周恩来和陈云一起进行了坚决的反冒进斗争。
1955年11月中旬，毛泽东先后在杭州和天津同14个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交换意见，归纳了《农业十七条》。12月2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通知，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1956年1月上旬，根据中央政治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商量的意见，在毛泽东主持下，对十七条进行多次补充和修改，扩展为四十条，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月25日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以草案形式公开发表。从十七条到四十条，中心的一条是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按照各地情况，由1955年的35斤（全国平均数）分别增加到60斤、80斤和100斤。从1956年开始到1967年，全国粮食产量要达到1万亿斤，棉花产量要达到1万万担。农业发展远景计划的高指标，带动了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远景计划的高指标。国务院各部纷纷修改了1955年夏季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远景计划指标。如钢的指标原汇报为1800万吨，1956年1月14日，国家计委报告改为2400万吨，增加600万吨。不少部门还把原定1967年实现．的指标改为1962年实现．远景计划的高指标又带动了年度计划、年度预算的冒进。薄一波回忆：1955年10月，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112.7亿元．比1955年的预计完成数增长30.4％，比“一五”计划中规定的1956年投资多12.4％，但是，据计委1956年1月5日报告，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已达153亿元，后又增加到180亿、200多亿元，比1955年预计完成数增加1倍多，而全年财政收入只增长9.29％．〔3〕1955年底至1956年初，周恩来和陈云对三大改造高潮推动下的生产建设高潮是高兴的，对农业十七条、四十条，在思想认识上亦处于努力跟进的状态之中。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谈到农业四十条时，还对那种认为这个草案所提出来的任务太大、农民的负担太重的担心进行了解释和说服工作。但是，1956年1月、2月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指标都很高，大大超越了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这使周恩来、陈云感到这样做不行，必须反对急躁冒进。
（二）反冒进的四个阶段
1956年11月9日，周恩来说：“在三大改造高潮之下，各部门提出的计划都是大的，从乡政府到各部的司、局都想多和快。二月的财政、计划会议是促退会议，但已不能挽回。从二月的促退会议以后到现在，国务院会议每次都在‘下马’，总是下不好，速度、质量都受了影响。”〔4〕11月19日，陈云说：“经济建设，一九五三年是小冒，今年又是小冒，比五三年冒的还大一点，暴露的问题也就更明显一些。只要我们很好地吸取今年上半年的教训，今后不再冒，商品供应就不会再这样紧张了。”〔5〕在周恩来和陈云主要负责下，1956年自2月以后一直坚持反冒进，大抵经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二月促退会议。”
所谓“促退”是指把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压下来，使之尽可能地符合客观实际。
1956年1月10日至2月7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研究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制订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计划草案考虑需要多，对国家物力、财力的可能条件研究不够，安排上要求过高过急。1月20日至2月8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厅局长、税务局长会议，着重研究了1956年地方预算，健全地方预算管理制度和有关工商业税、农业税的改革等问题。2月6日，周恩来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解决两个会议在计划指标上表现出的冒进倾向，要求把高指标压下来。经过努力，1956年度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压到147亿元。尽管这仍然是一个过高的指标，但相对于180亿、20。多亿元来说，显然初步起到了“促退”的作用。
2月8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周恩来提出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重要原则，批评了冒进倾向。他说：“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6〕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完全赞成周恩来的意见．后来，陈云多次提到了2月8日会议和国务院的决定对反冒进所起的积极作用。
第二个阶段：一届人大三次会议。
这次会议于1956年6月15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无全面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主题报告是李先念代表国务院作的《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围绕着1956年国家预算，在5月、6月国务院讨论、商定预算报告的一次次会议上，周恩来、陈云为压缩指标、反对冒进，进一步做出了种种努力。
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本月，他与国务院几位管经济的副总理交换意见，一起指导了预算报告的起草工作。6月1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他认为2月会议压缩后的基本建设投资147亿元，比1955年夏天在北戴河开会订的121亿元，仍增加过多。“增长这么大的数字不可能完成，因此要好好计算一下”。6月4日，在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会议上讨论1956年预算报告初稿时，周恩来提出了准备继续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紧缩开支的意见。会议支持周恩来的意见，并认为既然认识到预算数字不可靠就应该削减。6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了将向人大会议提出1956年预算报告的问题。会上，周恩来说：3月份通过的预算数字，现在又有出入，动用结余增加到9亿元，数字太大了。比如基本建设投资147亿元就很难完成。预算数字一定要减一减。他同意李富春和薄一波的办法，预算一律削减5％，基本建设投资减到140亿元．他指出：“对预算有两种思想：一是打得很满，让大家没法完成，一是放在可靠的基础上，争取超过。”“我们的预算应该放在可靠的基础上，争取超收。”他要求：“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7〕6月12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30次全体会议，再次讨论《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草稿）》。他特别欣赏报告中的一段话：“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他认为：“这段话是比较精炼地说出来的”，并指出：“去年十二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他再次批评预算打得太冒的做法，“其实打得太多了，无法完成，也就干脆不完成了。这不外乎是对人大会议的不负责任。”〔8〕他希望，人大开会时财政部要作详细的解释。
6月15日，李先念向人大会议作了报告。在刘少奇支持下，《人民日报》于6月16日、20日连续发表《读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两篇社论，配合宣传了报告的指导思想。大会通过了李先念的报告。这个报告反冒进的指导思想，对检查和推动政府工作，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阶段：党的八大会议。
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9月27日，大会通过了周恩来主持草拟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尽管由于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二五”计划的建议未能得到贯彻执行，但在经过曲折和磨难之后，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有感于高指标的教训曾说．“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I”然而，比较切合实际的“二五”计划建议的产生绝非一帆风顺。
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之后，周恩来立即着手抓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编制工作。这是为八大准备的一个重要文件。八大即将召开，但国家计委报送的“二五”计划指标过高过大，到1962年产粮6400亿斤、产棉7000万担、产钢1500万吨，与实际相差甚远，周恩来心里很’着急。7月3日、4日，5日，周恩来连续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计委报送的两个“二五”计划方案。周恩来、陈云等都认为“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也是“不可靠的”,“危险的。”他们一致主张把粮、棉、钢等高指标降下来，“精打细算，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会后，在周恩来负责下，计委调整“二五”计划方案，于7月下旬编出一个新方案。8月3日到16日，周恩来、陈云在北戴河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查新方案，对部分指标又作了调整。回京后又邀集张玺、薛暮桥等推敲了一遍才提交给中央。国务院最后敲定提交给中央的“二五”计划方案，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为5000亿斤，棉花产量4800万担，钢产量1050万吨到1200万吨。9月初，周恩来在阅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将别人改动后的“到1962年粮食生产5200亿斤，棉花5200万担”，更正为“到1962年要求粮食生产5000亿斤左右，棉花4800万担左右”，并写下旁注：“粮棉产量是经过多次商议并与陈云同志谈过的。”由于陈云深思熟虑，对经济问题摸得较透，在经济运筹中，周恩来向来重视陈云的意见，在反对“二五”计划指标冒进的问题上亦不例外。
尽管“二五”计划建议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冲击未能贯彻执行。但是，编制“二五”计划建议和周恩来的报告贯穿的指导思想：“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益闪烁出其真理的光辉。同时，由于在党的八大会议上，继续对12年的远景计划、1956年的年度计划的冒进倾向进行了批评和斗争，这对尽量减少1956年冒进损失，冷静地思考1957年的年度计划，无疑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第四阶段：党的八届二中全会。
这一阶段的反冒进斗争主要是围绕着编制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进行的。党的八大会议之后，周恩来和陈云转入了对1957年度计划的研究。这个计划是国家经委从1956年7月开始编制的。由于各部，各省市自治区上报的指标过高，经委编制出的计划也是冒进的。1956年10月20日到11月9日，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夕，周恩来连续召开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总结1956年计划编制与执行的经验教训，研究1957年的主要控制指标．在11月9日的会上，周恩来说：“一九五六年度各种计划指标到底怎样，我们觉得应该说冒了。虽然后来控制了一下，纠正了几项，但‘上马’就跑，而且是千军万马，齐头并进，‘下马’不那么容易。”“表面看来，预算收入三百零七亿元，支出三百零七亿元是平衡的”，必实际上赤字有二十至三十亿元。”〔9〕一笔是动用了去年的结余，实际上去年的结余已经贷出去了；一笔是今年农业贷款有19.7亿元收不回来，预算上没有，而银行已贷出去了。对制订1957年度计划，周恩来明确提出：“必须采取退的方针。”在这天会上，陈云指出：宁愿慢一点，慢个一年两年，到三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周恩来接着说：“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盲动，右了就投降。”
11月1。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作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他说：“八大以后，对明年的计划数字已经修改多次。明年是很难安排的一年。必须早一点把明年计划的方针定下来，取得全会同意。”〔10〕他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教训，批评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认为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的指标和八大建议的某些达不到的指标都可以修改，发展速度可以放慢一些。他明确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对基本建设作适当的压缩，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全会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决定按照“保证重点，适当压缩”的方针安排1957年的计划。此后，周恩来、陈云努力贯彻执行了这一方针。1957年1月，周恩来出国访问，陈云到机场送行回来，打电话给薄一波说：总理上飞机时同我讲了三次，要我转告你，基建投资不能超过100亿．薄一波听成为110亿，就按这个数作了决定。〔11〕由于贯彻八届二中全会反冒进的精神，在周恩来、陈云主持下，1957年综合平衡工作做得比较好，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
（三）反冒进的理论基础
在1956年反冒进过程中，毛泽东虽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但也没有表示赞成与支持，而是采取了保留态度。6月，《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发表前，刘少奇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只批了3个字：“不看了。”11月，对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作的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毛泽东批了10个字：“此文尚待研究，提出批评。”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批评反冒进，说反冒进扫掉了三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一个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个是促进委员会。此后，在1958年1月中央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中央成都会议，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次地批评反冒进。特别是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措辞严厉，会议气氛紧张。毛泽东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了。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是针对国务院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主要的是针对周恩来和陈云的．薄一波回忆：南宁会议期间，1月1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1月17月晚上，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谈话，又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12〕为什么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主要针对周恩来和陈云？这除了上面叙述的反冒进的四个阶段周恩来和陈云始终是主要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周恩来和陈云是批评冒进的主要理论家。
周恩来和陈云领导反冒进，绝不是盲目的、自发的行动，而是建立在清醒的正确的思想认识基础上的自觉行动。他们相互切磋、相互补充、相互支持，不仅保证了当时反冒进斗争的一步步深入，而且给历史、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冷静地分析、批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坚决反对年度计划、五年计划、远景计划中一切不合实际的高指标。
陈云在延安的时候就强调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反冒进中亦不例外。1956年11月19日，陈云说：“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13〕周恩来针对1956年冒进倾向，多次强调“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14〕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在毛泽东主持下制订的。它公布后，由于一些指标过高，助长了冒进倾向。在八大会议上，周恩来说：“在一九五三年，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在建设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到处铺开，百废俱兴、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偏向，结果，影响到国家的重点建设，并且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在一九五六年初，当《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以后，又一次发生了这样的偏向。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图把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二年内做完。”〔15〕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某些高指标要不要修改？对此，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这也是一个建议，是一个草案。在草案提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有些东西在实际执行中还要修改。实际上，某些数字已经勾掉了。草案现在执行快一年了，事实证明有些是需要重新研究的，这些并不是不可以修改的。比如扩大耕地面积，要求十二年内开垦一亿四千万亩显然是有困难的。如果每年开垦一千万亩，就要投资五亿元。这五亿元的投资，明年度无论如何也挤不出来。至于其他的组织工作、动员工作、各种条件的配合，还不去说它。”〔16〕
十二年远景规划原来设想钢产量在1967年要达到年产3000万吨，周恩来主持草拟的八大的建议，把它改为2000到2500万吨。对于钢年产3000万吨的指标，陈云曾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既然达不到，就应该允许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外再加两年．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支持陈云的意见，并进一步指出；“甚至可以设想加两年不够再增加一年。”周恩来指出，无论是八大的建议还是农业四十条，有某些达不到的指标都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了自己。”〔17〕
1956年度各种计划指标，周恩来认为是冒了，表面看来预算收入和支出是平衡的，实际上赤字有20至30亿元。对此，陈云说：“求得预算表面上的平衡并不困难，少打上一些开支就可以‘摆平’。例如今年农贷二十五亿元，没有打人预算，想靠后备款解决，这样好像就平衡了。”〔18〕陈云指出：1956年财经工作缺点错误主要表现是：在财政和信贷方面多支出了近30亿元；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都紧张。〔19〕
第二，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正确认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与发展生产、实现国家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冷静地分析三大改造的高潮，大胆地纠正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急躁冒进的错误认识。
年度计划、五年计划、远景规划的高指标与“提前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急躁冒进是由三大改造高潮推动的。本来对三大改造和工业化都强调“逐步实现”，并设想都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可是，由于1955年下半年激烈地批评“小脚女人”，反对右倾保守倾向，掀起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接着，全国手工业的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也跟着进到了高潮。据此，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说：“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20〕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和陈云经过冷静分析，缜密思考，对三大改造的过急、过热提出了批评。在周恩来支持下，陈云主持起草的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采取了适当限制的措施。1956年2月8日，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决定（草案）》时．周恩来指出，再有三年时间可以在全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只是讲大体上完成，如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都可能拖长一些。所以不论从地区或从部门看，都会有不少尾巴，彻底实行民主改革的工作也还很多，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周恩来严肃批评：“商业部、手工业合作总社、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21〕社会主义不仅表现在生产关系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生产力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主体，实现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两翼，两翼不能脱离主体。对此，周恩来深刻指出：“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行。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这次会议后的另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又指出：“生产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产来推动．一切都要靠生产，生产是主要的环节。”〔22〕
1956年6月18日，陈云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发言，高度评价了2月8日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及其决定。在庆祝三大改造获得胜利的同时，陈云说：“能否说改造中已经不存在问题了呢2能否说改造中没有缺点和错误呢？不能。”“今年二月八日，国务院作了决定，要所有私营企业和手工业在批准公私合营和合作化以后，一律照旧经营，半年不动。应该承认，这样一种广泛、迅速而缺乏经验的改变，工作中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应该说，缺点和错误是不少的，国务院的决定使我们有可能尽量地减少并且迅速地加以纠正。”〔23〕针对改造中出现的盲目合并，陈云说：“在敲锣打鼓的那些日子，许多地方有不少的工厂、手工作坊、商店纷纷合并，有些不应该合并的合并了，有些可以合并的也合并得太大了。总之，是并得过多，统一计算盈亏的单位太大。国务院二月八日的决定，停止了这种盲目合并的趋势。”陈云还进一步指出：“对于合并错了的企业，则应该有准备地逐步进行调整。”〔24〕
在上述探索和认识的基础上，1956年9月20日，陈云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发言，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的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它们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其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它的补充。与陈云这一富有创见的构想相呼应，周恩来在国务院第44次、46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太死了不行。”〔25〕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遵守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整个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法则，高度重视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纠正经济建设中不按比例、不求平衡、急躁冒进的错误认识。马克思说：“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26〕
在领导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最高决策层中，陈云是最早也是最系统地论述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问题的理论家。
1954年6月30日，陈云向中共中央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情况时提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究竟J1比几才是对的？“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陈云分析了社会生产中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重工业各部门、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的比例关系，谈到了财政、信贷和外汇收支平衡问题，阐述了保持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之间的平衡问题．陈云认为，我国经济落后，要加快发展，计划中的平衡只能是一种紧张的平衡，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27〕
1956年初，年度计划、预算、基本建设出现了冒进倾向。4月10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时，陈云针对性地阐述了按比例发展和平衡问题．陈云说，生产与基建的关系：首先决定于生产、材料，不是决定于财力，钱就是用来买材料的．如果材料买不到，钱有什么用。计划应该按比例发展，而基建和生产的比例是最重要的，如基建超过了生产就不行。以后订计划应该首先进行物资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陈云要求年度的现金平衡要搞得切实有把握。
听了陈云的发言之后，周恩来针对经济建设必须注意平衡问题高兴地说：“陈云同志已经把结论做了。”周恩来支持陈云的观点并强调指出，搞生产，搞基建，“首先就要进行很多平衡工作。”“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数量上平衡以后，还有品种和时间上的平衡问题。”〔28〕周恩来在党的八大和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都体现了“为平衡而奋斗”的指导思想。如：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周恩来要求二者保持适当的比例。“消费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妨碍人民生活的改善；积累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降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这两种情况都是对人民不利的。”〔29〕再如，在农、轻、重的关系上，周恩来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不能轻视农业和轻工业，否则，“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30〕
1957年1月18日，陈云通过总结1956年经济工作急躁冒进的教训，针对财政、信贷收支不平衡，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等问题，系统地阐述了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的经济理论。首先，陈云对什么是冒进从理论上进行了界定：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平衡）．适应还是不适应，或者说平衡还是不平衡，
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保守和冒进都妨碍建设正常发展，但冒进对平衡破坏更大、危害更大。陈云说：“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31〕其次，陈云提出，为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冒进危险，必须从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上注意以下五点：（一）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二）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应该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避免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挤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三）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四）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五）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最后，陈云再次强调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如果不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32〕对于1956年冒进所造成的不平衡，陈云主张采取三项措施予以解决：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额，有计划地控制社会购买力增长的速度．陈云说：“采取上述三项措施，就是为了既保证经济建设的一定规模，又逐步使原材料和消费品供应紧张的状况缓和下来。”〔33〕
1958年激烈地批评反冒进，直接推动了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运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一定程度上用热情代替了实事求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生产关系，严重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的觉悟程度。“大跃进”运动全民炼钢，严重脱离了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整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三面红旗所带来的挫折和失败，从反面证明了反冒进的正确性，同时也证明了周恩来和陈云所坚持的“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三大改造也要以生产来推动”、“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等等认识的真理性。
【参考文献】
〔1〕《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40.149页。
〔2〕《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96页。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31一532页。
〔4〕《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32页。
〔5〕《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8页。
〔6〕《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52页。
〔7〕《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61一262页。
〔8〕《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63一264页。
〔9〕《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32一333页。
〔10〕同上．第335页。
〔11〕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第359页。
〔1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39页。
〔13〕《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4页。
〔14〕《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51一253页。
〔15〕《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81页。
〔16〕同上，第340一341页。
〔17〕《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40一341页。
〔18〕《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7一28页。
〔19〕同上，第三卷，第49页。
〔2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7页。
〔21〕《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51页。
〔22〕同上，第252一253页。
〔23〕《陈云文选》第二卷，第310页。
〔24〕同上，第318一319页。
〔25〕《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60一351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68页。
〔27〕《陈云文选》第二卷，第241一242页。
〔28〕《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53页。
〔29〕同上，第293页。
〔30〕同上，第336页。
〔31〕《陈云文选》第三卷，第52页。
〔32〕《陈云文选》第三卷，第56页。
〔33〕同上，第52页。
三、反冒进的两位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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