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8年5月为召开全国工代会事，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报就提出：“陈云同志主要工作目前应主持东北的在将来则是全国的工业建设，同时担任全总主席，可使新民主国家的工业与工运能更好地结合起来。”建国后，陈云主管财经工作还兼任了半年重工业部部长。以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指针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实施，是在周恩来和陈云、李富春的直接领导与具体负责下进行的。
（一）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进行编制五年计划的各项准备工作。2月18日，毛泽东起草的党内通报指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1〕此后，周恩来、陈云开始考虑编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2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邵文组成6人领导小组，组织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6月，中财委汇总各大区和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试编出按部门和行业划分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7月10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人，提出：“在七月份我拟将工作中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方面。其他工作当尽量推开。”“对五年计划，当着重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2〕此后，周恩来集中精力对五年计划作了初步的综合研究，撰写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8月17日，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和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开始了对苏联为期一个多月的访问。这次访苏的主要目的是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问题。五年计划轮廓草案、总说明和报告提纲是商谈时的主要书面材料。虽然相对于五年计划的方案来说，这些书面材料还显得粗略而远为不够，但它为商谈提供了基点，为进一步编制较为完善的五年计划提供了初步基础．据代表团成员宋劭文后来回忆：抵达莫斯科以后，周恩来又将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及总说明等详细地重新审阅了一遍，逐字逐句，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凡有错误的地方，都圈圈点点做了改正。审阅当中，发现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周恩来当即在电话中，严厉地批评了代表团成员中负责计划综合工作的同志．〔3〕周恩来和陈云在苏联逗留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两次会见斯大林，在莫斯科参观了一个汽车制造厂，在斯大林格勒参观了一个拖拉机制造厂，每到一地，他们都向陪同人员详细地询问有关生产和建设情况。在同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大局定了以后．周恩来和陈云于9月22日乘飞机离莫斯科回国。李富春率领代表团继续同苏联有关部门广泛接触，征询意见，商谈苏联援助的具体项目，时间长达9个月。
1953年3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期间，抽出时间听取了李富春关于同苏方商谈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的情况汇报和意见．周恩来边听边做记录，回国后又整理成文，分送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4月中旬，宋劭文从苏联回国，周恩来专门听取了宋劭文的汇报，并详细询问了苏联方面对我国“一五”计划的全部意见。周恩来和陈云还观看了宋劭文送去的七八幅我国“一五”计划受援项目进度曲线图，从这些图上可以明了苏联援建项目的厂址选择、投资规模、开工日期、施工进度、交付日期、生产能力等概况。周恩来和陈云对这些曲线图非常满意。接着，宋劭文又带着中央的意见返回了莫斯科。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至此，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谈判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取得了圆满成功。
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至此，只能说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54年4月，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调整领导编制“一五”计划工作的班子，成立由陈云为组长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参加的8人小组，6月30日，陈云向中共中央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情况时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到现在，共编制了五次。前三次都是由中财委编的，第四次是由国家计委编的。这一次又由我接手，从今年三月开始工作直到现在。”〔4〕据薄一波回忆：1954年8月，在陈云和李富春主持下，8人小组审议国家计委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接连举行了17次会议，对草案逐章逐节地进行了讨论和修改。10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聚会广州，用一个月的时间，审议修改后的“一五”计划草案。11月，由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11天的时间，仔细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又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5〕直到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
薄一波回忆“一五”计划的编制时深情地说：“周总理经常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对计划的细节一一进行研究。陈云、富春同志，更是自始至终专心致力于这项工作，事必躬亲。”〔6〕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成功，凝聚着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的大量心血，也凝聚着他们推心置腹、密切合作的珍贵情谊。
（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是从1953年开始的，但周恩来、陈云自1952年9月下旬从苏联回国后立即着手抓了大规模建设的先行工作——地质工作。
大规模建设首先需要地质资料，需要对矿产资源的勘查与开发。在1952年8月出访苏联之前，周恩来和陈云分别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会议上阐述过地质先行的思想。195。年5月，周恩来探望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时曾说：我们的事业正在开始，不论是工业还是国防，都和地质工作分不开。地质工作要当先行。8月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9月在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反复指出，没有地质资料，这是我们要进行建设时首先遇到的困难。我们要克服困难进行建设，首先就要大力开展地质勘查工作。1951年4月，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要组织一个计划委员会，预先把各方面的建设规划一下。要有地质勘察的组织，必须大体上知道金、银、铜、铁、锡在什么地方，现在这方面的准备材料还很少。解放前全国地质系毕业的只有二百多人，可是现在需要很多。”〔7〕在这次会议上，陈云还讲了这样一段话：“在工业方面，一说办工厂，大家非常热心，但事先往往不设计。解放前，我们在太行山区修过铁路，事先没有勘察设计好，从两头修起，修到中间碰上一座大山，过不去，后来又拆掉了。有的地方开煤矿，上边的房子，机器都弄好了，但最后发现煤层很薄，只好停止开采。再如开运河，运河挖好后，放水的时候，中间的一个地方是沙底子，水漏掉了。解放后，天津盖仓库，和打仗一样，一看地形，说这个地方好，就在这里盖房子，一下雨，仓库塌下去了。”〔8〕在《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7至58页也有一段对以上事例大致相同的描述和分析。这不是巧合，而是表明了周恩来和陈云对建设必须首先掌握地质资料的共同认识，在地质资料不明的情况下，凭热情盲目建设，其结果只能是浪费国家的人力、财力。
1952年8、9月，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苏联方面也指出，中国没有提出地质资源的报告，金、银、铜、铁、锡等许多矿产储量和分布情况都不明白，这怎样建工厂呢？周恩来、陈云回国后下大力抓地质工作．11月17日至12月8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陈云于12月4日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一九五三年我国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了适应国家新的需要，明年的地质工作，也要进行一个大的转变。”“地质工作要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目前更应根据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燃料工业等建设的需要，在一定时间以内，探明一定的储量。地质事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已成了一项最重要的事业了。”〔9〕他说，1953年地质工作的工作量，要比1952年分别增加10倍至23倍，钻探增加10倍，坑探增加20倍，槽探增加23倍，普查面积增加10倍，以后几年还要逐年增多。他提出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地质工作队伍，不仅要合理地使用原有地质人才，提高原有地质工作人员的本领，而且还要用有效的办法，训练新的地质人才。陈云带方针性的讲话，同当时周恩来与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谈话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何长工回忆说：陈云同志的讲话是总理的意图。陈云同志是在同总理交换了意见后到会讲话的。“所以大发展、大转变的方针，是总理同陈云同志商量后，用来指导我国地质事业发展的”。为了保证地质先行，周恩来、陈云不仅亲自帮助解决海上勘查所需要的轮船，空中勘查所需要的飞机等问题，而且为调集、组织、造就地质科技人才付出了大量心血。当时地质部何长工副部长分管地质教育工作，他提出除办大学之外，“办16个中等技术学校，办在教育发达、师资容易找的地方。总理认为我想得比较合理，同意了。财委很快就批准了我的计划。”
“一五”计划时期由于地质工作的开拓先行，不仅重点保证了这个时期工业建设对矿产资源和地质资料的需要，而且为以后建设作了一定的准备，为更大规模的勘探和普查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指针，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而展开的。中国在不能制造一辆坦克、一架飞机、一门先进的大炮和一辆汽车的情况下，不仅国家的经济不能完全独立，而且国防力量也不能强大。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即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和化学工业，是因为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归根到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10〕同时，周恩来也强调：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不是该把一切力量都摆在重工业上，其他的都不搞了，农业不发展了，轻工业也不发展了，那是不行的。国家对工业（又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的投资比例要恰当。陈云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中专门阐述了按比例发展问题。他指出：“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但是，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11〕对于156项工程建设，周恩来、陈云和李富春都亲自过问．一个重要项目的厂址往往要有几个甚至十几个方案，经过反复踏勘比较后才能确定下来。李富春不辞劳苦，亲自率工作组下去选择厂址，周恩来和陈云也下去看过一些厂址。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使我国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五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68％，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8％。五年全国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588.4亿元，其中国家对经济和文化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530.8亿元。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到1957年底，有135个项目已经施工建设，有68个项目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在苏联援助下，我国迅速建立起过去没有的新的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重型机器、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精密仪表、新式机床、塑料、无线和有线电器材的制造等。我国中部地区，建立起一大批新的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有色金属、化工和军工企业，构成了我国工业布局的基本框架。可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中苏联的帮助及所取得的成就，周恩来和陈云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使在中苏反目的历史背景下，仍然保持着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
当时苏联尽到了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陈云曾经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了两台机器，他们一台，我们一台。”周恩来说：“关于苏联的帮助，我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苏联基本上是帮助我们的。”〔12〕
“文革”期间，人们不敢谈论“文革”前17年建设的成就，更不敢谈论“一五”计划期间在苏联援助下，我国建设所取得的成就．1970年6月8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全体代表时讲了这样一段话。20年的建设还是打下了底子的，156项工程，尽管大、洋、全，总还是有好处的，打了底子。当然，苏联的东西又笨重，用料多，消耗也大，这是浪费。但有个底子改造起来总比平地起家好一点，不要轻视这个底子。1971年6月5日，周恩来陪同外宾参观南京长江大桥时，毫不隐讳地说，武汉大桥所用的沉箱灌注法，是一个苏联专家名叫西林设计的，南京大桥也采用了这个方法。当南京大桥管理处负责人向外宾介绍有一张照片是工人工程师王超柱时，周恩来说，你们不仅要有王超柱的照片，也可以挂西林的，武汉大桥给他立了一个碑，你们可以挂照片，要公道啊，在当时“左”的氛围和中苏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能这样公开地肯定156项工程，肯定苏联的帮助，肯定苏联专家的作用，这体现了周恩来的忠诚和胆识。
1984年12月24日，陈云会见来访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时讲了这样一段话：“在五十年代制订和实施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我们彼此合作得很好。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我们的援助，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没有忘记，也是不会忘记的。”〔13〕当年，阿尔希波夫曾是来华帮助中国建设的苏联总顾问。他是周恩来和陈云的老朋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如果周恩来还健在，他此时会见阿尔希波夫也一定会说这番话的。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1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出版。
〔2〕《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74页。
〔3〕《不尽的思念》第156页。
〔4〕《陈云文选》第二卷，第235页。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88页。中共中央觉权出版社1991年版。
〔6〕同上，第289页。
〔7〕《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37页。
〔8〕同上，第131一132页。
〔9〕《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52页。
〔10〕《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77一178页。
〔11〕《陈云文选》第二卷，第242页。
〔12〕《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72页。
〔13〕《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40页。
二、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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