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中，曾规划了新中国的外交蓝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1〕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就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草案（指《共同纲领》草案）第七章中明确地规定了保障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在总纲上已明白地接受了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论述的、同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站在一起的方针。这就是我们在外交政策上的基本态度。”〔2〕
周恩来外交战略的第一步，就是“一边倒”。周恩来是中苏结盟的决策者和忠实的执行者。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上，周恩来讲：“中苏这些条约与协定的意义，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来，是特别重要的。这些条约与协定，将使中国人民感到自己是不孤立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拥护我们的条约和协定的将不仅是中苏人民，而且将是全世界的进步人类，而仇视这些条约和协定的，只是那些帝国主义者，那些战争贩子。”〔3〕在周恩来看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开辟了一个伟大的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签约之后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作报告时，对中苏结盟满怀信心，认为这是“以新的条约把中苏两国的友好与合作关系固定下来，在经济上、军事上、外交上实行密切的合作”〔4〕这外交方面的第一步是顺利地迈出去了。
第二步是努力争取亚非拉朋友，壮大自己的声势。二战的胜利，在广大亚非拉地区产生了一些新兴民族国家，它们作为一支日益重要的力量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他们与中国有类似的经历，有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中国与他们就比较容易沟通和互相理解，因此把亚非拉国家争取到中国一边是可能的。周恩来对这一点看得十分清楚。一九五一年，周恩来曾讲：“现在还被帝国主义欺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府，我们应该争取他们反对战争，赞成和平，即使是暂时的朋友，我们也要争取。一切国家，一切可以争取的政府，都应该争取，即使是中立，那怕是暂时的、在一个问题上的中立，对于人民来说也有好处。我们应该分清敌我友的界限。我们的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同盟国家、帮凶国家的反动政府。我们的朋友遍及全世界，其中包含在某一个问题上一时的朋友。这样，我们人民的力量就壮大起来了。”〔5〕
周恩来还有第三步，那就是：区别对待各帝国主义国家，分清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集中打击最主要敌人。周恩来愤怒地说：“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间始终站在中国人民的敌人方面，用一切力量帮助国民党反动派进攻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敌视有加无已。不顾苏联、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正当指摘，美国在联合国及其各个组织中间，顽固不化地阻挠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参加，并且无耻地庇护着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的席位。美国同样阻挠中国代表参加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并阴谋抛开中国和苏联缔结对日和约，以便决定重新武装日本和保留美国在日本的驻军和军事基地……美国政府由于这些疯狂横暴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已经证明了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6〕愤怒中不乏冷静，他又说：“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同我国未建交、关系又较坏的国家，不能把它们看成同美帝一样。它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应该给一些影响，使它们不过分同我敌对。”〔7〕
“一边倒”，团结亚、非、拉广大民族主义国家，区别对待各帝国主义国家、孤立美帝，缓和中美关系，是五十年代初周恩来外交构想三步曲，也是其“为中华之崛起”所设计的必由之路。
【注释】
〔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页。
〔2〕《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71页。
〔3〕1950年2月15日《人民日报》。
〔4〕周恩来在第23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50年。
〔5〕《周恩来选集》下卷，第69页。
〔6〕《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页。
〔7〕《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3页。
2007/09/10
四、中苏结盟后，周恩来对中国外交前景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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