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共与苏联在东北的接近
一九四五年下半年，从日本投降前后到马歇尔使华期间，苏美两国在远东的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尖锐的分歧：第一，执行一九四五年七月签署的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问题；第二，关于停止中国的内战和解决引发内战各种问题的方式问题；第三，在朝鲜进行和平调解的问题。尤其是美国在日本使用原子弹去对付当地的和平居民的做法，大大恶化了苏美之间的关系。苏联认为这威胁了苏联自身的安全，认为美试图在国际事务中炫耀军事优势。〔1〕按计划苏军加紧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行动。八月十五日，解放牡丹江。八月十九日，解放承德。八月二十日，解放长春、沈阳、哈尔滨。八月二十二日，解放旅顺、大连。八月二十三日，苏军宣布解放中国东三省与南库页岛全部，俘获日军五十一万人。
雅尔塔体制规定苏联在中国东北享有特殊权益，苏联出兵东北后，这一体制变成了现实。
对日战争即将结束之际，美国就反复表示有权要求苏联公开声明对中国东北遵守门户开放原则，表露出可能进入中国东北的意向。根据当时国民政府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公权的记载，在他赴东北接收前，走访美国主要官员，美方强调“美苏间绝无满洲为苏俄势力范围之默契”美国继续主张满洲门户开放”美商在满洲向有事业者必须返彼复业？美国领馆迅将重开”。〔2〕为了巩固自己在东北的势力，阻止美国势力渗入，苏联一方面公开表示苏军在东北既未与中共接触，亦不存在与中共联合的企图，希望国民党政府早日派人接收，国共两党早日达成协议，实现远东和平；另一方面则秘密指示在东北的苏军与中共协调行动，支持中共在东北壮大势力。
正是在东北，改变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中共与美苏实行等距离外交的定位，铺下了中共“一边倒”的第一块基石。夺取东北，背靠苏联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是抗战后期中共的一个重要战略设想。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总结报告中就指出：东北非常重要，“现在我们的根据地还不巩固，没有基础，有了东北，就有了基础”。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给晋察冀和山东分局的电报中，提出了与东北苏军处理关系的三个基本原则：（一）我党我军在东北的行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条约中承担的义务，苏军“将会采取放任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二）各地区派驻东北的干部和部队应立即出发，只要苏军不坚决反对，即可非正式进入东北。（三）进入东北的部队不要用八路军的名义，不要在报上发表文章，不进大城市，不勉强与苏军建立联系，不请求苏军给予援助。一切只要苏军不坚决反对者，即可放手进行。但是，苏军坚决反对者，必须予以照顾，不使苏军在法律上为难。〔3〕苏方态度如何呢？九月十四日，苏联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其代表贝鲁诺索夫中校，由已担任沈阳卫戍司令的曾克林陪同，飞抵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谈判解决双方在东北的关系问题，双方实际最终达成以下默契：苏军允许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但不能以八路军的名义活动；中共可以在东北乡村开展工作，但不得在大城市和苏占区公开活动，同意中共控制冀热辽进入东北的通道。〔4〕总之，苏方同意中共秘密进入东北，但中共在工作中，必须照顾苏联的外交关系，不使苏联在应付美、蒋方面发生不必要的困难。十月初，苏军劝告中共东北局和中共中央，应抽调二十五万至三十万部队，部署在山海关及沈阳一带，守住东北大门。为此，苏军愿向中共部队提供步枪三十万支、机枪一百挺，大炮十五门。〔5〕苏联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支持中共军队在东北发展实力，在东北形成一种遏制力量来阻止美蒋在苏军撤离后变东北为反苏基地的企图。
由于苏军支持中共在东北发展力量，蒋介石遂致电杜鲁门，声称苏联政府在东北支持中共，“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之重大威胁”，故请求美国给予“积极的协调的动作，以防止其继续恶化”〔6〕这时，斯大林告诫美国政府：“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7〕但国民党不可能在美苏之间中立而坐视中共力量壮大，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恶化势所难免。随之而来的与苏经济合作谈判更加深了国民党的不满。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苏军司令部经济顾问斯莱特考夫斯基曾约见张公权，提出苏联专家参与管理东北企业的要求；十一月二十四日，苏方正式向张公权提出中苏联合经营东北百分之八十的重工业。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在东北境内的一切敌产均归中国政府所有。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却对蒋介石说，中国政府这一声明既无根据，也无效力。于是蒋介石求助于美国。一月下旬，蒋介石接见了马歇尔，陈述了中苏经济谈判冲突情况。美国政府遂于二月九日向苏联政府提交了备忘录。声称，苏联的要求违反了门户开放原则，损害了美国利益。“在此时期进行对满洲的日本国外财产的最后处置，不论当作‘战胜品’将此种工业财产搬走，或是由俄中两国政府关于这些财产所有权的掌握问题进行协议，都似乎是最不恰当的。”〔8〕三月五日，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拒绝了苏方要求。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关系严重受损。
与此同时，国民党以接收主权为借口，连续增兵七个军。这引起了中共对美国政策的怀疑。周恩来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对此提出抗议，表示“如果美军总部仍不停止运送政府军队继续进入东北，则我方将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己有改变”〔9〕。马歇尔述职完毕回到中国后，明显地站到了国民党一边。周恩来对此予以批评：“我们希望同盟国应守杜鲁门总统声明和三国公告原则，帮助中国结束一党训政，取消独裁，坚持政协、停战、整军等协议，那就有助于中国的和平、民主、安全与统一。否则，中国人民将在国际不慎重的帮助下，受到灾害、增加混乱，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是不欢迎这样的帮助的。”〔10〕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日，周恩来代表中共指出，由于美方调处不公正，不能有最后决定权。〔11〕六月三日又讲，美国在太平洋上有这样的军事部署，在中国采取积极帮助国民党的政策，并不等待中国的民主化。美国的二重政策，很难使中国内战停止。〔12〕周恩来在一九四七年初的《评马歇尔离华声明》中，对这一时期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作了一个总结：在过去一年中，中共对去年三月以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曾不断揭发其错误。尤其对美军驻华，干涉中国内政，侵扰解放区，运送蒋军，及美政府以租借物资、剩余物资、经济借款、军舰、飞机、军事顾问、技术训练等等援助蒋介石政府军队的错误，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和深刻揭露。事实表明，美国对华政策是“美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政策”。〔13〕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刚开始，就要结束。
一九四七年一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表了《对于战后国际局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引起美方极大的注意。被美方认为是“迄今为止中共最明白的忠于苏联理论的声明”〔14〕。随之，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派魏德迈使华，大力援助蒋介石，最终介入了中国内战，中共与美国关系彻底破裂。
国共两党全面内战爆发以后，苏联对东北解放区的支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通过与东北解放区的贸易往来，向中共提供各种军民生活必需品。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苏联向东北解放区提供了石油制品、汽车、摩托车、工业设备、服装、棉纱、橡胶及其制品、各种食品等。据统计，苏联有关部门同中国东北解放区之间的贸易额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扩大了一倍以上，即从四亿一千三百八十万卢布增加到九亿一千五百九十万卢布。〔15〕（二）苏联大力帮助东北解放区的建设，发展交通运输和物资交流，为把东北解放区建成中国解放战争的稳固后方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于苏联在东北地区给予中共的援助，陈云在分析辽沈战役胜利原因时指出：“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我们党在东北的力量与其他各个根据地相比最弱。然而不到三年，却在那里打响并且打胜了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大战役。所以能够出现这么大的变化，绝不只是和战役的参加者，和战役的组织指挥以及具体战斗有关，而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首先，是由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这为我们的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改善我们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东北背靠苏联，东邻朝鲜，这对于我们在和国民党作战中的后勤补给和病号的运送、安置也是十分有利的条件。”〔16〕在中国东北问题上，中共与苏联都由于形势的变化而调整了政策，为以后新中国的向苏联的“一边倒”外交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中共也采取了与苏联减少分歧的方针，使中共在外交上的向苏联“一边倒”有了理论基础和正确的宣传方式。一九四八年夏，在苏南冲突中，中共主动站在苏共和斯大林一边，参加了对南共和铁托的批判。这大大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共自清算王明之后的怀疑。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至八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报告的基础上通过了决议。决议强调，中共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
2、米高扬秘访西柏坡
出于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出于苏联在远东地区战略的考虑，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底，秘密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米高扬在西柏坡共逗留了一星期。先后同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会谈。周恩来在西柏坡与米高扬会谈时，曾协助毛泽东解决了中苏之间许多敏感的问题。
关于旅顺问题。米高扬转述了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认为：“当中共接管全国政权之后，形势则根本不同了。届时，苏联政府将撤销这一不平等条约。一俟与日本缔约成，若美军撤出日本，则苏军也从旅顺港撤出。若中共以为立即从旅顺港撤出苏军为宜，则苏联政府准备这样做。”关于中长铁路，米高扬说：“我们不认为它是不平等条约，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利用俄国资金建筑的。我认为，或许该条约之平等原则未获彻底施行。但是，苏联方面打算同中共讨论这个问题，并以兄弟般方式妥善加以解决。”〔17〕
新疆问题也是中苏关系中的一个敏感问题。当毛泽东与米高扬谈到新疆问题时，立即引起了米高扬的高度重视。他向毛泽东声明：“我们不支持新疆人民的独立运动，而且对新疆也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我们认为，新疆将归入，也应该归入中国的版图。”〔17〕
关于外蒙古问题。当毛泽东很委婉地向米高扬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改由斯大林复电加以警告。电文称：“外蒙古的领导人主张把中国的所有的蒙古地区同外蒙联合起来，在独立的旗帜下组成一个统一的蒙古国。苏联政府表示反对这个计划。因为这要从中国分割出去一连串的地区。尽管这个计划并不威胁苏联的利益。我们不认为外蒙古会放弃自己的独立，肯在中国的版图内实现自己的自治。即使所有的蒙古地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治整体，它也是不肯的。很清楚，这件事的决定权应属于外蒙古自己。”〔18〕毛泽东摸清了斯大林对外蒙古的这一坚定态度之后，遂不提外蒙问题。米高扬在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中指出：
在西柏坡的会谈中，讨论了中共在国内战争结束阶段和结束以后的一系列对外政策问题。在对外政策上，中共领导人把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摆在中心位置。〔19〕
双方还商定：苏方接受毛泽东拟任命王稼祥为新中国首任驻苏大使的建议；苏方派科瓦廖夫作为斯大林的私人代表驻在毛泽东身边，以加强中苏两党的联系。
双方讨论了苏联政府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问题。周恩来就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随南京政府南下广州一事提出质询，请米高扬对苏方这次外交行动之动机作出解释。米高扬只是援引国际惯例，说驻外机构应与所在国政府在一起，并随该国政府迁移。米高扬还说，苏联大使馆并没有完全南迁，还留下一部分在南京，如此对我们的共同事业不仅无损，而且有益〔20〕。后来，周恩来又到米高扬住处，谈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更好地做好后勤工作，保证前方，有力地支援前线；二是新政权的组织形式与各主要部委和职责。米高扬一一谨慎地回答之后，建议周恩来，新政府一成立，先要抓好内政与外交两方面的工作。周恩来向米高扬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之状况。要求苏联方面提供反坦克武器，提供重型坦克，提供生产武器的设备和专家，包括生产错第尔炸药的设备。最后，周恩来强调，中共希望再就一些主要问题与联共（布）中央直接联系，并希望将来到莫斯科去解决这些主要问题。
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之时，中共及时地向苏方解释了自一九四四年以来，中共与美国方面的往来。代表中共方面出面进行解释的是周恩来。一九四四年，美军观察员小组来到延安是中共与美国方面正式接触的开始。周恩来强调：“在当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我们坚持这样一点，即不允许美国人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在对待马歇尔使团方面，我们仍旧坚持这种政策。比如，我们拒绝参加中美协调委员会，在该委员会中是美国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执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苏、美、英外长莫斯科会议的决议〔21〕。在和马歇尔谈判的过程中，我们识破了美国人想对我们的军队进行监控的企图。我们和美国人签约改组军队（一九四六年二月），因为这对我们有利。后来协议被破坏了，内战爆发了。于是我们的代表团便离开了南京。此后，我们对美国大大加以揭露……尽管我们中断了和美国人的关系，而他们却不止一次地通过中间人试图和我们恢复联系。但我们只是听取了美国人恢复联系的要求而已。”周恩来的解释是对中共立场的一次澄清。接着，周恩来谈到了在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间，中共士兵与美国人之间发生的不愉快事件。由于这些“小冲突”，有一些美国军事人员被击毙，一些人被中共士兵俘虏，其中还有一名美国将军。这是发生在一九四七年五月的事。当时，这位将军被关在山东某地，但他自己不承认是将军。最后，周恩来还向米高扬介绍了中共军队进入沈阳以后，对美、英、法在沈阳领事馆采取的封锁措施。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尔德及几个领馆人员被逮捕〔22〕。
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把中共与苏联在中国东北问题上亲密起来的关系又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中共“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基本确定。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正式向外界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23〕
3、《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在毛泽东宣布新中国外交“一边倒”以后，一九四九年六至八月，中共中央派出了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中共代表团到达苏联后，会见了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米高扬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共代表团提出了以下问题：关于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关于学习苏联国家机构、党的机构、社会组织和经济的学习计划〔24〕；请苏联帮助办一个培养建设管理人才的专门学校、中苏交通问题、文化交流问题、贷款和专家问题、贸易问题等等”〔25〕。通过谈判，苏联答应给中国三亿美元的贷款，按照百分之一的年利率，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商品的形式提供给中国，平均每年六千万美元，为期五年，中国将在贷款完全生效后的十年之内偿清。
关于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如何处理的问题，中共代表团提出了以下三种方案：
（一）由中国新政府宣布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
（二）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和内容上有所增减。
（三）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现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
斯大林认为，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26〕。
据称，刘少奇还代表中共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希望苏联能派空军和潜水艇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七月十一日，斯大林表示，苏联不能这样做。但又表示，将在有军人和政府部长参加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在此期间，刘少奇多次同毛泽东通话汇报情况，交换意见。随后在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刘少奇通知斯大林，中共已经同意了斯大林的观点。刘少奇在莫斯科，向苏方通报了新中国首届政府总理将是周恩来，并转达了周恩来请求苏联派专家支援中国建设的要求。总之，刘少奇访苏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但总的说来还是十分成功的。具体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刘少奇访苏是在建国前夕抱着学习的态度去苏联的。这次出访对我们建国后的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教育体制的形成有很大影响。第二，刘少奇访苏期间，苏联领导人多数都能坦诚相见，在不损害苏联本身的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能满足中共的要求就尽量满足，不能够满足的就开诚布公地谈出，双方为了共同的利益也能够互谅互让。这都为能够在五十年代中苏关系有一个蜜月期开了好头。第三，刘少奇访苏把某些重大问题留给了毛泽东访苏加以解决，为毛泽东访苏实现中苏最高层会晤做了铺垫。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毛泽东给莫斯科发了电报，指出希望能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公开出访苏联，还特别说明在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如果要签订条约，周恩来将前往莫斯科签字。〔27〕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给王稼祥的电报中也谈到：“我们已请柯瓦廖夫去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十二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28〕。在接到斯大林的欢迎电报之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从北京出发了。十二月十六日到达莫斯科，六个小时以后便与斯大林举行了正式会谈。开始，斯大林是不同意签订新约的。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致刘少奇的电文中说得很清楚：“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雅尔塔协定的缘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29〕后来，斯大林又同意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并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参加条约的谈判与拟定的具体工作。毛泽东随即向周恩来发了电报，说：“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来莫。”〔30〕一九五○年一月二十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二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等同斯大林会谈，讨论了要磋商的各种原则问题和工作方法。由于在刘少奇访苏期间双方就已经作了铺垫，所以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双方充分交换意见后即达成一致。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经过争论和谅解也达成共识。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发表了《中苏两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缔结条约与协定的公告》。
周恩来对该条约的关键词作了过细的推敲。条约中的“缔约国一方一旦受到第二国的侵略，另一方得以援助”一句中的“得以”一词，被周恩来改为“即尽全力”这反映了周恩来对国际局势之严重性的担忧，以及他的强烈的依靠苏联的心态。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附属协定基本上解决了中苏两国之间遗留的历史问题。在附属协定中规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而由中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的恢复建设费用；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国政府管辖。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国政府接收。这与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比，无疑收回了很多国家主权，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维护国家权益方面的能力与魄力，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坚持国家独立的坚强决心。所以，新条约的签订提高了新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威望，并给国内人民一个圆满的答复。在国际上，更有利于废除和处理旧中国同各帝国主义国家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有利于执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策略。周恩来在签约归来途经东北时，在东北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这次把历史上的一些悬案作了一个总的解决。这只有我们人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才能和苏联得到这样的解决。”〔31〕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在外交和防卫方面有了一个坚强的后盾。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我们的政府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签订了中苏条约。这件工作对于我们国家，有重大的意义。“我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来订这个条约的呢？就是说，我们打胜了一个敌人，就是国内的反动派，把国外反动派所扶助的蒋介石反动派打倒了。国外反动派，在我们中国境内，也把他赶出去了，基本上赶出去了。但是世界上还有反动派，就是我们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呢，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用条约把中苏两国的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一个帮手。这个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这个条约又是国际主义的条约，它是国际主义的”〔32〕。简而言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附属协定的签字，“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33〕
【注释】
〔1〕安·梅·列多夫斯基《马歇尔使华和苏、中、美关系》，见俄《历史问题》杂志1999—3，第73页。
〔2〕《张公权日记中有关东北接收交涉经过，（五）》，台湾《传记文学》第37卷，第1期，第107页。
〔3〕《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1945年8月29日。
〔4〕参见伍修权回忆录二：《到东北》，《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2辑和《中央关于东北情况及与苏军代表谈判问题的通报》,1945年9月14日。
〔5〕《东北局关于与苏军交涉经过给中共中央的汇报》，1945年10月8日。
〔6〕《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68—171页。
〔7〕FRUS,1945年Ⅵ卷，第848—850页，英文。
〔8〕《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517页。
〔9〕《周恩来1946年谈判文选》，第183页。
〔10〕《周恩来1946年谈判文选》，第211页。
〔11〕《周恩来1946年谈判文选》，第377页。
〔12〕《周恩来1946年谈判文选》，第386页。
〔13〕《周恩来1946年谈判文选》，第725页。
〔14〕FRUS1947年Ⅵ，第693—695页，英文。
〔15〕参见王进：《关于解放战争时期中苏关系的几个问题》，见黄修荣主编：《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19—520页。
〔16〕陈云：《对编写（辽沈战役）一书的意见》，见《辽沈战役》上第1—5页。
〔17〕《阿·伊·米高扬提交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1949年l—2月出访中国的报告》（绝密），《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106页，俄文版。
〔18〕《阿·伊·米高扬提交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1949年1—2月出访中国的报告》（绝密），《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107页，俄文版。
〔19〕《米高扬访华报告》，《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100页，俄文版。
〔20〕原文见：齐赫文斯基著《中国走向独立与统一之路》，1996年莫斯科俄文版。
〔21〕该会议决议之一是在最短的时期内，美苏两国的武装力量从中国撤出。
〔22〕俄联邦总统档案。全宗39，目录1，卷宗3118—第19页。引自安·列多夫斯基《马歇尔使华和苏中美关系》，俄《历史问题》杂志1999—3，第82—83页，俄文版。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2—1473页。
〔24〕《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113页。
〔2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26〕《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沈志华、丁明译自俄国《远东杂志》安·列多夫斯基的文章。译文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107页。
〔27〕原件在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转引自《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第76页。
〔2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
〔29〕裴坚章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3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206页。
〔31〕周恩来在东北干部会上的报告记录，1950年3月3日。
〔32〕《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33〕《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31页。
2007/09/10
三、“一边倒”外交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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