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一、语重心长的嘱托
面对一步一步靠近死神，周恩来当时想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殚精竭虑地以自己的影响力，为中国的未来谋划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四届人大开过之后，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经肠胃镜检查，接近肝区的大肠内有一肿瘤。一九七五年三月底，周恩来作了第三次大手术。
手术后，躺在手术床上，包扎着伤口的周恩来刚醒过来时，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问题。当医护人员看到总理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要说什么时，他们俯下身去，听到的是要找李冰。李冰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副院长，李克农的二女儿，解放战争时就是一个伤兵医院的负责人。当然周恩来非常熟悉。刚出手术室的李冰被召唤回来，侧耳俯身，她倾听周恩来艰难的吐字声音。原来周恩来要她组织人员去调查云南锡矿工人矽肺病发病的情况。“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周恩来断断续续他讲完这句话，鼻梁处已经沁出汗珠。李冰用力抿紧嘴唇，点点头，喉咙臃塞着哑声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她强忍着不让泪水在周恩来面前流出来，不敢久留，匆匆退出手术室。一到走廊，李冰再也抑制不住，放任眼眶里的泪水流淌下来。
我们的总理就是这样，心中永远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其实，早在一九七一年二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代表时，就要求李冰他们材雄心、立壮志，攻克肿瘤难关，还说：“我看，你们还是到下边去调查好。”特地提到河南林县和西北地区的食道癌多的问题。后来，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走出了高楼深院，下到农村、工矿，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他们来到林县，爬山涉水，走村串户，调查食道癌的发病情况。他们和有关部门协作，足迹踏遍了太行山周围一百八十一个县，对近五十万人口的地区进行食道癌流行病学和发病原因的研究。当这些成果在国际肿瘤会议上报告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周恩来听了调查汇报，看到防治肿瘤事业走上我国自己的道路时，是那样的高兴。科研人员绘制的我国食道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就一直留在他的办公室，他多么想肿瘤发病区一个一个地从图上抹掉。……李冰从医院回去后，马上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医务人员带着周恩来在手术中对矿工的心意，跨过万水千山来到云南锡矿。当矿工们知道这是周恩来在病中派来的医生为他们治病时，一个个热泪横流。可是我们的总理也患着癌症，既要跟病魔作斗争，又要与“人魔”作斗争。当然，他想得更多的是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健康。
周恩来的内心是那样坦然和无畏，他要抓紧时间多干些工作。病重期间，他曾经与他的侄女周秉德谈到生死问题时说、“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早在十几年前，周恩来就同邓颖超共同商定，相约死后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这回，在得知自己的病已经不能挽救时，他又一再叮嘱说，不要保留骨灰。他坚信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不灭，生息不已。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十分清楚自己责任重大，自己的一进一退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特别是在目前党和国家遭受危难之际，更是如此。党和人民迫切地需要他坚守自己的岗位，但是周恩来清楚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倍地工作，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他的这一心情不时地流露出来。五月七日，周恩来到北京医院看望谭震林等同志时，专门接见了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医务人员周尚珏、郑淑云等。他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说：“我估计还有半年。”并曾经向身边的医务人员说过：“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如实地告诉我，因为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当然，周恩来在病中总是积极配合治疗。癌症的晚期是十分痛苦的，周恩来以极大的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每当难以忍受的病痛袭来的时候，他就紧紧地握住医务人员的手，一声不吭、巨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他决意要顽强地活下去，哪怕是多坚持一天也好。
每吃一口饭，他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要多吃几口，来！给我数数。”当费力的咽下一口后，他念叫着“一！”又咽下一口：“二！”……，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癌细胞已经扩散，剧烈的疼痛常常使他晕了过去。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拧，但他始终不肯哼一声。为了减少他的痛苦，医生不得不动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
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多次约见党、国家、军队领导干部，表达了对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关心，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并且十分关注“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他确信，有着50多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必定会克服一切困难，走向光辉的未来。
周恩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后，再也没有离开病床。叶剑英经常到医院，既谈工作，也谈点别的，陪周恩来减轻病痛。即使周恩来已难以说话，叶剑英仍然来到周恩来的病榻旁，轻轻地握着周恩来的手陪着他。这对周恩来是莫大的安慰。并且，白天黑夜与吴阶平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叶剑英在我党历史上有过大功。毛泽东说他：“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周恩来与叶剑英在黄埔军校建立起来的友谊，在红军长征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并肩战斗的革命感情，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牢不可破，革命战友相濡以沫，两位战友生死离别前，再一次共同为党和国家的未来谋划着。
叶剑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秘密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和张发奎等人秘密策划，决定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名义，通知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命令贺龙、叶挺的部队到九江和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合，准备以三个军的兵力歼灭贺龙、叶挺所部。当时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换上便装，找到叶挺，将汪精卫、张发奎的阴谋报告给党组织，促发了南昌起义。
周恩来曾在一次会议上风趣地说：“剑英同志加入共产党的头一个见面礼，是向党密报了汪精卫、张发奎的一个阴谋，挽救了我党的重要武装，促发了‘八·一’起义。这个功劳值得大书特书啊！”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会师以后，叶剑英又立了一大功。当时，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闹独立，竭力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形势发展的主张。九月九日张国焘给右路军总部徐向前、陈昌浩发来密电，命令右路军南下，如毛、周、张不同意，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密电到达时，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大会。参谋长叶剑英最先看到译电员迭来的密电，他大吃一惊，连忙离开会场，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随后偕同张闻天、博古、彭德怀赶到巴西红三军团驻地，同患肝囊肿正在养病的周恩来以及王稼祥等进行研究，决定军委率中央红军连夜开拔，迅速离开巴西危险区，按中央毛儿盖会议决定的方针，继续北上，使红军避免了一次损失。
叶剑英在关键的时刻总是挺身而出，历史又一次到了紧要关头，显然周恩来与老战友是有所交待的。但是，周恩来与叶剑英谈些什么，现在已不得而知。可是有一点是无疑的，就是商谈如何对付“四人帮”。这是后来叶剑英提到的。当时叶剑英是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许多人一样寄希望于他再立新功。周恩来曾对叶剑英切切嘱咐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四人帮”手里。
事实也正是这样。在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紧要关头，叶剑英尽管已被宣布“生病”休养，但他又一次站出来，为党为人民再立一次大功。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这一天，周恩来的体温三十八点七度，但他仍然在病榻上，吊着输液瓶子约对台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按规定，只有政治局委员才可以去探望周恩来。这次周恩来要见罗青长还受到“四人帮”的阻挠，说是还要研究决定。后来邓小平说：“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这样罗青长才来到周恩来的身边。周恩来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老朋友的情况。他说：“不要忘记台湾老朋友。”谈话中两度被病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断谈话。他很抱歉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谈。”随后便昏迷过去。
我们知道，周恩来一直亲自领导对台工作小组处理对台事务。而罗青长当时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台湾来的朋友大都由他出面接待。罗青长淡过，周恩来病重时在一个有关台湾问题的批件上，歪歪斜斜地批着“托！托！托！”三个字。
据我的理解，周恩来对解决台湾的问题，认为是一件需要艰苦奋斗的事情。尽管解决台湾问题是我国的内政，但外交上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他说过尽量使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当然没有说过只用和平的方式而不使用武力。
要解决台湾问题，除了外交上的配合，主要是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和冶湾当局。周恩来曾经说过：对台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周恩来对于所有到大陆来的台湾人，只要有空，不管人数多少，总要挤出时间接见，与大家交流意见，为解放台湾做细致的工作。在他弥留之际，还关心着在台的老朋友。
我想他关心的朋友当中，第一个就是张学良将军。周恩来很钦佩他为民族作出的贡献。经常怀念“千古功臣”张将军。在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20周年、25周年时，周恩来都曾召集原东北军、西北军等各方面代表人物一起座谈，表达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怀念，并通过各种渠道与在台的张学良联系，关心张学良的生活和安全。蒋介石一直要张学良承认西安事变是与中共商量的结果。但张学良始终坚持历史事实。身处逆境的张学良能够如此，可以说是够朋友，是个真正的中国人。
另外，像陈立夫、张群等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作出过贡献的朋友，周恩来也要求我们不要忘记。还有像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为保护毛泽东安全而做出努力的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周恩来曾对罗青长和我说过，“也不要忘记他。”当然还包括主张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一中一台”的许多朋友，他都十分关心他们。
一九七五年六月，周恩来不顾医生劝阻，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他亲自为这位含冤离开人世的战友致悼词。他百感交集，一连向贺龙的遗像鞠了七次躬。他为没有保护好与自己患难与共的战友而歉疚。可是在生前能够为贺龙平反也算是一点慰藉。周恩来对自己已经置之度外了。“我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周恩来对贺龙夫人薛明这样说。但他在最后的时刻也要维持一个共和国总理的责任，他已不属于他自己。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话时，提到了他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过《水浒》这本书，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泽东有感而发了一些议论，如：《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芦荻是有关部门挑选来为毛泽东陪读的。他在向毛泽东请教关于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时，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议论。记了下来，并整理成文，转给分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
姚文元感到有文章可做，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的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转载评论文章。姚文元的信当天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同意。于是，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
姚文元拿着毛泽东手赐的“尚方宝剑”，欣喜若狂，马上组织文章。八月三十一日，当我们打开当天的《人民日报》时，看到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和第二版的整版上刊登了《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的评论》和署名“竺方明”的长篇文章《评》。短评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指示。两篇文章明显的暗示：评论《水浒》有其现实政治斗争的背景和意义。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于是，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很快成了反“投降派”的重型炮弹。在受到中央政治局批评而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后的江青借评《水浒》之机又猖狂起来。她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机会，大讲批“投降派”。
江青、姚文元一伙所指“投降派”是哪些人？所谓架空晁盖者又是谁？明白人都知道，他们极力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江青在山西昔阳由华国锋主持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要求大会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评江青“放屁，文不对题”。又说：“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这个批评是很严厉的。联系到过去的多次批评，毛泽东对江青已十分厌恶。七月份，毛泽东看到我国驻美联络处送来的《红都女皇》一书。这是肉麻吹捧江青的书。毛泽东一看此书内容荒诞无稽，招摇撞骗，自我吹嘘，不少地方还打击毛泽东抬高江青自己，丢尽了脸，还暴露了不少党内机密。顿时，毛泽东勃然大怒，提笔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当时批示转到病中的周恩来手上，周恩来沉思良久，提笔批道：“暂缓执行。”这并非周恩来不讨厌江青，主要是考虑到毛泽东的权威，一个党的领袖的妻子在那种情况下臭不可闻，将是什么结果，周恩来不能不考虑。
再说，周恩来也清楚毛泽东还是很欣赏江青在“文革”中的表现。如果毛泽东有意彻底开除江青出政治圈子，再解决也不迟。
对周恩来的这一批示，党内有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干部都很有些意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和高瞻远瞩，半年后的“刘冰事件”就是个最好的佐证。
不管怎样，如此宽容的周恩来却也为江青一伙所不容。尽管周恩来已离开了第一线，死神也已盯上了他，可江青仍穷迫不舍、污泥浊水一古脑地泼向周恩来。
当江青在大寨污蔑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再次病危。
这时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发生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污水，这是一起恶毒的大阴谋。九月二十日，北京三○五医院作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或许周恩来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那是几年前他所作的关于“伍豪事件”的讲话录音。周恩来还要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见周恩来对此事的重视。二十日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浏览了一下稿子，用颤抖的右手，提笔在首页纸的空白处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写毕交还工作人员保存。病危中的周恩来漏写了一个“前”字。在周恩来被推着往手术室走时，他突然使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周恩来的声音，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大家都明白，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伍豪”是周恩来早年所用的一个化名。“伍豪启事”一事发生于一九三二年，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一起诬蔑周恩来所谓“脱党”的事件。对此，当时在上海的秘密党中央曾设法在报上辟谣。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中央座谈会又作出了澄清。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伍豪启事”却成了江青等人企图用来整倒周恩来的“把柄”。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曾就“伍豪启事”作专题报告，并录了音，到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按毛泽东的意思，还要求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都保存一盒录音带，就是要让大家明白这段历史。但是，后来不知为何并没有下发各地收藏。这次报告周恩来用事实驳斥了敌人的谣言和诽谤。
但就在这次会后，王洪文却暗地里交待他在上海的心腹，将有关“伍豪启事”的敌伪报纸找出，另处存放，以备将来再用。由此可见当时周恩来的远见卓识。
在此之前，周恩来在医院里同有关人员的谈话中曾愤然地提到：他们那些人（指“四人帮”）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此时，周恩来又要进行大手术，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在生前，“四人帮”都敢如此污辱他；死后“四人帮”不知要怎样往他身上泼污水啊！周恩来不能不看重它，防止被“四人帮”故意以“伍豪启事”这一虚构的投降事件来诬陷，进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因此，他毅然地再一次作出维护自己政治生命的举动，把历史真相可靠地保存下来，让人民、让历史为他作证。
这时，我想起了明代于谦《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对周恩来也是多么生动的写照，但是还不够，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清自，他“一生为革命，无私作贡献，骨灰撤大地，伟绩留人间”。他留给我们多么丰富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并可以把它化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
一三二、举国同悲、追悼人民的好总理
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晚，周恩来弥留之际，突然醒过来，睁开双眼，对着吴阶平大夫说：“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管理全局，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的。”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和痛苦。我们的周总理啊，永远是舍己为人，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
这就是他留给祖国和人民的最后一句话。一月八日上午九时57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怀着许许多多造福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深的关切，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世。
周恩来的逝世，举国同悲、千山肃穆、万水呜咽。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自己的总理，以各种形式追悼总理，回忆起那悼念活动的日日夜夜，那动人心弦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令我永不忘怀。
当晚十时，我按中组部通知赶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当时问开什么会谁都不讲，我心里就有些嘀咕，想到一定是关于周恩来病情的。到大会堂河北厅时，一位同志告知我“总理已于上午逝世”。果然不出所料，因为我们对他的病情早就有所了解，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老人家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赶来开会的人都心情沉重地找地方坐下来，不像以前那样互致问候、打招呼、有说有笑。我坐在那里，脑子一片空白，但是周恩来的音容笑貌却不时浮现。
可是，在周恩来病重时，我却未能再见上他一面，聆听教诲，而现在我却永远失去了机会。当时，我多次要求见他，但是一直得不到允许。中央规定，只有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去看望。我跟随周恩来大半辈子，却不能在他的最后日子里见上一面，成了我一生中的一大遗憾！会议由中组部部长郭玉峰主持，他沉痛地告诉大家，周恩来总理已于上午九时57分逝世，并请全体起立默哀。然后他传达了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为周恩来治丧的决定，共有十个方面的内容。我查了当时的日记，主要是：一、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名义发出讣告。二、成立治丧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理日常事务。三、十日、十一日两天，在北京医院向遗体告别，拟请党和国家负责人、党政军民备方面负责人及群众代表一万人参加，并请江苏、浙江两省派代表来参加。告别后送八宝山火化，由王洪文、汪东兴及办公室工作人员、家属、生前友好护送。四、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三天时间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吊唁活动，组织四万人参加，另请各国外交使节、来华外宾、在京的兄弟党外宾吊唁。五、十五日下午三时，在人民大会堂北门内大厅举行追悼会，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致悼同，除各方面负责人外，另组织党政军民代表五千人参加。六、布置党政军民各负责人及部门、各省、市送花圈。七、十五日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讣告之日起到十五日，新华门、天安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下半旗志哀。八、不请外国派代表来参加吊唁，但可接待驻京使馆、领事馆来吊唁，九、邓颖超传达周恩来生前的意见，希望将他的骨灰撤在祖国的江河、土地上。政治局认为可尊重周恩来的意见。十、新华社负责组织安排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电影、摄影等事。
以上决定，毛泽东已批准同意。在这次会议的分工中，我被指定参加办公室秘书组的工作。
会议到下半夜二时才结束。在大会堂里我强忍着，没有哭出眼泪来。蹒跚回家后，不敢惊动紫非，悄悄上床，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我的思绪又回到那遥远的时代。一九四二年七月我在重庆时，第一次奉命在周恩来面前说了假话。当时周恩来的父亲中风逝世，而周恩来正在住院，那时他刚作了小肠疝气手术，伤口未愈，因此董老和邓大姐商量暂时把这件事瞒着，等他稍好时再告他。我和吴克坚到医院看望时，我们闭口不谈他父亲去世的事。周恩来似乎有预感，追问起来，我却骗了他，说老太爷退了烧。
回想起来，这样做是完全错的。谁没有父母？谁能不尽人子之道？但是，现在我再也不能够向周恩来认错了。
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早上我早早就打开收音机，听新闻广播。六时三十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了令人惊恐的哀乐声，广播员用低沉的音调一字一句地念着讣告。我叫醒紫非一起听着，两个人悲痛的泪水抑制不住，只有任其流淌。起床后，我和紫非一起给邓大姐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悲痛心情，并祝大姐保重身体。
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各地，每隔半小时，电台伴着哀乐，播发着讣告，人民沉浸在深深的怀念之中。统战部的同志，一见面就噙着眼泪为敬爱的周总理逝世而叹息！一月九日上午，在部里研究向遗体告别的爱国人士名单，我们提了一百九十多名，但后来报上只发表了八十八人。下午便到东交民巷十四号宾馆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大家都以极其沉重的心情紧张地工作着。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已收到全国各地群众的许许多多来函来电，要求中央保留周恩来的遗体，要求进京参加吊唁等等。当然，内心里我们多么希望能够如此，但我们要按中央的指示办，要做好解释工作。晚上十一时三十分，治丧办公室的同志都到北京医院太平间瞻仰周恩来的遗容，但还未布置好。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我看到北京饭店的朱师傅正给周恩来刮最后一次胡子。
朱师傅边刮边哭，刮在脸上，痛在心里。朱师傅元旦前，就多次要求为周恩来理个发、修修面，让周恩来光光彩彩过个新年。但是周恩来怕朱师傅看到自己的样子而难过，没有同意。想到这，朱师傅喃喃地说着，哭得更厉害……后来，我才清楚地了解到周恩来逝世时，邓大姐当即向中央报告周恩来生前提出有关身后事的几点意见：一、火葬；二、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大地上；三、葬仪从简，追悼会的规模不能高于在他之前去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四、外地的同志、朋友、亲戚，不能放下工作来北京参加追悼会，如有人一定要来，那么旅费应由私人负担；五、邓颖超同志只能以普通战友的身份参加追悼会；六、邓颖超今后的生活不能超出她本身应得到的普通中央委员的水平，不要特殊化。
中央得到这个报告后，进行了认真讨论。结果在尊重周恩来本人意愿的前提下，决定进行遗体告别和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最后，中央把拟好的有关周恩来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批准。
我们正是按治丧委员会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具体布置治丧活动。汪东兴为具体负责人。
l月十日，向周恩来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作为工作人员，我们第一批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眼望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的遗容，千头万绪，涌上心头，滚滚热泪流不尽我们心中的无限悲痛，千言万语说不完我们心中的无限哀思。
党和国家领导人，爱国民主人士和各界群众共一万多人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向周恩来总理遗体告别。其情景，至今想来阵阵揪心。世界上从没有这样深挚的哀痛。有多少人哭肿了眼，甚至哭得晕倒，群众的泪水洒湿了走过的地毯。
邓大姐带着坚定刚毅、从容镇静的神情，为周恩来守灵。她穿着已经褪了色的黑服和一双家制的布棉鞋，站在周恩来身旁。看得出，她忍着内心的极大悲痛。中央负责同志分别由治丧委员会的同志陪同，在遗体两旁轮流守灵。
奸诈狡猾的张春桥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故作姿态，与邓颖超拥抱，又长时间地拉着手说话，企图制造他是总理接班人的假象。看到的人，都觉得恶心！遗体告别活动的第一天，一直持续到十一日的零点，每一个进入北京医院告别室的人，一眼便望见遗体前面放着的邓颖超的花圈，飘带上款大字写着“悼念恩来战友”，下款写着“小超哀献”。看到这一个花圈的人没有不哭泣的。门外还有许许多多的群众要求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当时天气寒冷，雪花飘落，给大地披上了一层洁白的面纱，更增添了人们的哀悼思绪。等候瞻仰遗容的人们，彻夜排着长队，伫立街头，就是为了再见周恩来一面。人民是多么地热爱自己的总理啊！告别活动两天里，治丧委员会规定的组织一万人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人数，无论如何也打不住，不断有过去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也有不少从外省市专程赶来的各界代表，恳切要求向周恩来告别。好在我们早就估计到这一点，并和周家鼎、吴庆彤商量好，周家鼎当时是北京市委秘书长，吴庆彤是国务院副秘书长。我们并没有经过治丧办公室，用北京市的车，由李庚奇和孙岳分别组织他们集体去参加告别活动，再见周恩来一面，满足大家的怀念、哀悼之情。
十一日下午四时四十分，冬日的夜幕开始低垂。在几辆前导车的指引下，周恩来总理的灵车从北京医院开出。灵车四周挂着黑黄两色的挽幛，上面缀着白花，庄重肃穆。后面跟着邓颖超、王洪文、汪东兴和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及一些老同志坐的车辆。我坐罗青长的车，一起护送灵柩到八宝山火化。
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几十里长街上伫立着一百万的群众，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抱在怀里的小孩，很多人臂戴黑纱、胸佩白花，闻讯赶来为敬爱的周总理送行。他们在摄氏零下十多度严寒的冬日里，肃立在街道两旁，默默地等待着总理的灵车通过。随着灵车的缓缓而至，男女老少都不约而同地脱帽致哀。灵车过处，哭泣声响成一片。大家顾不得擦去腮边的泪水，虽然看不见总理的遗容，但多看几眼他的灵车，对无限的哀思也是一种最大的寄托和安慰。
当时，新华社记者报道首都人民扶老携幼、泪洒长安街，为周恩来总理灵车送行有一段文字。但却被“四人帮”全部砍去，只字不留。这一段血泪文字，记录下当年这一悲壮的情景：十一日下午，周恩来遗体要送往八宝山去火化时，灰暗的天空压着沉沉的云层，整个北京城是那样肃穆宁静。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人们伫立在几十里大街两旁，冒着严寒等候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傍晚，悲壮的哀乐送来了周恩来的灵车。人民抑制不住悲痛，在寒风中哭泣着，从心底呼喊着：“周总理啊，我们离不开您啊！”周恩来灵车在泪雨纷纷的行列中缓缓行驶。
灵车啊，你停一停，让我们再看一眼周总理亲切慈祥的面容！司机啊，你刹住车，让我们再向周总理诉一诉衷肠！夜深了，风紧了，周恩来灵车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但仁立在数十里长街两旁的人群，依然在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灵车的归来。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见过的送灵场景啊！在八宝山，邓大姐再也抑制不住离别亲人的痛苦。望着风雨几十年、共同奋斗的战友就要决别了，内心的情感迸发出来，她俯在周恩来遗体的水晶棺盖上痛哭。我们几次劝邓大姐离开现场，而她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周恩来的遗体前，久久不肯离去，在场的人无不为这种情景痛哭流涕，只是到最后邓大姐才被领到休息室。
周恩来身着他最后几年一直穿着的灰色法兰绒中山装，看上去还是那样安祥、镇定。最后大家又一次向周恩来告别，由我们几个人护送周恩来的遗体到火化炉边。当火葬场工人将周恩来遗体缓缓推入火化炉时，我不禁号陶大哭。这是我14岁死去母亲后的第一次大哭。
夜晚十时半，火化结束时由两位工人仔细地把骨灰收集起来。装入骨灰罐。然后，由西花厅支部书记、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捧着骨灰盒坐上总理的红旗车，在我们的陪同下，把骨灰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车队返城时，我们从车窗外看到沿途仍然有几万人肃穆沉痛地迎接周恩来的骨灰。
当周恩来的骨灰到达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时，邓大姐在仪仗队的哀乐声中，亲自迎接，将周恩来的骨灰接过来，抱在怀里，缓慢地、痛苦地一步步登上大殿的台阶，将骨灰安放在早已布置好的吊唁大厅里。邓大姐和工作人员一起向总理骨灰盒三鞠躬后，仍依依不舍，在同志们的劝扶下才缓缓离开。
吊唁厅又一次充满痛哭声。
吊唁大厅中央悬挂着周恩来的遗像，安放着周恩来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骨灰盒两侧的花瓶中插满鲜花。邓颖超送的花圈安放在骨灰盒下。毛泽东、党中央及党和国家领导入送的花圈，摆在大厅的周围，大厅里铺设绿色的厚地毯。
我回到家里，已是十二日凌晨二时。几天来几乎都没怎么睡觉，这时，我不禁又想起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二年在重庆给邓大姐的母亲和总理的父亲送葬的情形。一九五八年我到总理办公室不久，他让我到重庆去，把在重庆逝世的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和他父亲、大姐母亲共12人的尸体取出火化深埋，把墓平掉，周恩来率先响应中央号召实行火葬。18年后，我却护送他的遗体上八宝山火化，不禁又凄然泪下。
一月十二日早晨七时，吊唁活动开始了。第一天的吊唁活动有许多外宾。
他们穿着朴素，面色沉郁，在花圈的引导下，走向灵堂，向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贡献的周恩来表示哀悼。有的外宾甚至走到文化宫大门了还在放声痛哭。群众吊唁队伍从早晨五时多就在天安门广场排好了队，许多人的抽泣声和哭声压过了隆冬的朔风。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自动聚集起来，要求参加吊唁仪式。过去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还不断从外地来，虽未赶上告别，但都参加了文化宫的吊唁。如龙飞虎一家就是从西安专程来北京的。
吊唁活动一直持续到十四日下午。列队进入吊唁大厅的每一个人都深深地向周恩来的遗像鞠躬致哀，然后静静地离去。但是，哭泣声与丧礼的肃穆气氛夹杂在一起，很多吊唁者不能控制自己的眼泪。由于过度悲伤，以致有的人晕了过去，有的人需要由旁边的人搀扶着。更多的人用眼泪润湿透了的手帕掩面。三天下来，吊唁周恩来的人数远非治丧委员会规定的四万人，已达八万多人。主要是我们把吊唁的时间增加了一倍，当然这件事没有什么人批示同意，也没有人反对，只是大家心里明白，这是我们能为总理做的一件事，也是人民的要求。即使这样，吊唁的人群依然不断。
十四日下午五时三十分，群众吊唁活动结束。约七时，邓颖超慢步走进灵堂，手捧周恩来的骨灰盒向大家深情他说：“我现在手里捧着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所有同志表示感谢。”语音未落，全场悲声四起。接着，邓大姐捧着骨灰盒，在张树迎、高振普的搀扶下，走下了台阶，登上周恩来生前乘坐的红旗车，在我们陪同下，将骨灰盒送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暂放，准备第二天移到追悼大会上。这一安排，也是邓大姐对周恩来关心台湾工作的一点安慰。
周恩来卓越的历史贡献和伟大的人格，使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声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无限悲痛。从十二日至十四日，首都群众八万多人，在北京的外国朋友二千多人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参加了吊唁仪式。40多个国家、政党送了花围，一百三十多个国家、政党发来了唁电和唁函。到追悼活动结束时，共收到唁函、唁电一万三千多封，花圈数千个，花圈款一万余元。
“四人帮”害怕中央机关和北京市自动举行悼念活动，他们要治丧委员会办公室通知各机关，不准自设灵堂，不准戴黑纱。这个通知，倒引起许多人的反感，许多机关采取不同方式举行了悼念活动。我也不管他什么通知，和统战部办公室同志在礼堂布置了灵堂，统战部送了个花圈，我一家送两个花圈，一家人戴上了黑纱。不少同志也戴了。礼堂屋顶下了半旗。
除了中央组织的追悼活动外，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地群众均自发地举行各种仪式追悼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连日来，川流不息的群众，抬着精心制作的花圈，络绎不绝地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追悼日结束时，至少有二百万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向周总理致以最后的敬礼。来到这里的人，有的宣誓，有的高唱国际歌，有的朗诵诗词，有的表决心。一圈又一圈的致哀人群形成了一股股巨大的哀潮。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成千上万个花圈的簇拥下，形成一个巨大的花坛。纪念碑四周的长青树，全都挂满了白花，远远望去，就像大自然中的万株白菊，这象征着亿万人民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高度的颂扬和深情的怀念。一月十三日当代文豪郭沫若作的《怀念周总理》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情：“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隐翳五洲哀。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从首都到全国的每一个工厂、农村、营房、机关、学校和院落，在天津、广州、上海、南昌、武汉、重庆、延安、南京，在周恩来工作、战斗过的每一个地方，在我们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人们都在同心哀悼。
一月十五日下午要举行追悼会了。参加追悼会的五千多人名单是治丧委员会定的，当然没有紫非的名字，她一再要求参加，我也没有办法。当天上午，从陕西潼关赶来一个在重庆曾家岩周恩来公馆当收发的蓝际成，坚决要求参加追悼会。我一再解释实在没办法安排。为满足他和紫非对周恩来的感情，我只得同人民大会堂负责警卫的同志商量，在追悼会前由我带紫非和蓝际成两人到会场向周恩来遗像行三鞠躬礼。
一月十五日下午三时，五千多人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
为了谁致悼词，听说在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场争论。“四人帮”害怕邓小平亮相，与广大干部群众见面。于是举出种种理由，极力排除邓小平。江青主张由王洪文或张春桥来致悼词。张春桥自知不够格，并以为王洪文太嫩，就找到叶剑英，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致悼词不合适，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完全明白他的用意，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他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理应由他来致悼词。再说，我的心情太难过，也读不下来。”张春桥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
邓小平在追悼会上致的悼词，通过他那严肃的表情，沉痛的声调，感染了会场内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当邓小平念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时，全场都呜咽起来，一分钟后，邓小平才接着念下去。许多老一辈革命家肃穆伫立在那里，和广大听众一样，止不住泪如雨下。邓颖超在追悼会上眼泪不断地流淌，但她坚强地咬着牙，忍着悲痛没有哭出声来。晚七时，邓大姐带领我们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内的北小厅，向总理的遗像和骨灰默哀后，打开了骨灰盒。她用颤抖的双手，捧起骨灰，眼含热泪，缓缓地说道：“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实现了，你安息吧！”在场的同志听到这些话都哭了，都知道这是大姐在同总理作最后决别。
早在十二日上午，邓大姐就约西花厅党支部委员张树迎、高振普和赵炜三人谈话，讨论把周恩来的骨灰往哪里撒。她告诉他们，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她得到这个消息后才放心，因为恩来同志生前最担心的是怕她办不成这件事，现在办成了。还说她和恩来同志年轻时都做过支部工作，一直重视党支部的作用。所以这件事就依靠党支部，不要惊动更多人，也不麻烦上级组织了。并让他们到北京附近有水的地方去看一看，能不能撤骨灰。这次会议就确定了张树迎、高振普负责完成撒骨灰的任务。
我从参加治丧委员会工作后，一直与大家一起，参与了治丧的全部过程。
追悼会后，我一直在等待治丧委员会点名参加撒骨，灰仪式。可是没有让我去，只去了四个人，其实增加一个也是完全可以的。我在总理身边工作几十年，他去世前不能看望，现在也不能最后送他一程。当然我只得服从组织。
但不管如何，这又是我的一大遗憾。
尽管我没有参加，后来还是了解到撤骨灰的详情：十五日傍晚十九点五十分，几辆不起眼的车子避开记者，载着总理的骨灰，直接驶抵通县机场。执行播撤骨灰任务的空军运输团的一大队二中队已在十五日白天作好了充分准备，执行任务的飞行机组成员包括：正驾驶、副中队长胥从焕，副驾驶、飞行员唐学文，领航白海坤，通讯员、空中机械师、机务副中队长陈宝森。使用的飞机是苏联制造的安—2型飞机，编号七二二五。这是执行农业飞行任务的专用飞机，装备有整套喷撒农药的机械设备。机组成员在接受空军和国务院领导下达的任务后，就转移到机场内滑行道旁的一座独立小楼中。当天黄昏，胥从焕及机组成员登上飞机，作了一次试飞。飞机和喷撒设备的运转情况都很正常。试飞之后，空军两位领导干部都陪着机组成员守候在飞机旁。
晚八时许，治丧委员会的郭玉峰（中组部部长）、罗青长（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和总理生前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走出吉普车。他们抱着四包大约30厘米长、15厘米宽的白布口袋，在空军领导干部的护送下上了飞机。邓大姐也随车到达机场，目送飞机起飞。那天夜里，天空格外清澈，明月高悬，繁星闪烁。她望着飞机，飞出很远很远，直到看不见机影了，才上车回家。
二十点十五分，飞机起飞后，胥从焕根据随机领导的要求，在飞机经密云水库上空，高度五百米时，第一次拉了播撒把手，将一部分骨灰撒在湖泊中。
在飞经天津市塘沽上空时，第二次拉了播撒把手，又将一部分骨灰撒在周恩来青年时代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在黄河边的北镇，第三次将骨灰播撒在代表伟大的中华民族历史摇篮的黄河边的沃土上。至此，撒骨灰的任务全部完成，十五日零时四十五分，飞机安全返航，整整飞行了四个半小时。
邓颖超回到家中，空军司令员张廷发随时向她汇报了飞行情况。邓大姐的心随着飞机，越过高山峻岭、平原大地，……直到是夜子时，这些同志完成了任务，安全着陆，邓大姐才放下心来。
周恩来的逝世，全国人民陷于深深的悲痛之中，而“四人帮”却以为去掉了他们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甚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蹂躏人民的感情，践踏人民的意愿。
一月九日，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四人帮”的爪牙于会……通知文化部各单位在悼念期间不准戴黑纱、不准设灵堂，不准送花圈，并且要求文艺团体照常进行文艺演出活动。当日晚，他们竟以招待外宾为借口，强令中央乐团演出，外宾观众纷纷退票，以示抗议。他们又从音乐学院强拉师生到剧场填空。说：“一定要演出，这是一场战斗，就是剩下一个观众也要演出。”演员万分悲痛，停止演出。工人、干部无比气愤，纷纷打电话抗议，于会……等则说这是“阶级敌人的恐吓”，通知公安部门追查。
从一月九日起，姚文元作了一系列指示，控制舆论，砍杀悼念周恩来的报道。作为中央机关刊物的《红旗》杂志竟然不登讣告和悼词。
相反，一月十四日，根据姚文元的指令，《人民日报》刊登《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文章第一句话就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是强奸民意，蹂躏民心、党心。文章发出后群情激怒。许多读者气得把这张报纸撕得粉碎，纷纷打电话质问：“当前全国人民注视着的、关心的大事是周总理逝世，是悼念周总理，怎能说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的大辩论。为什么不宣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为什么不宣传周总理的丰功伟绩？登这篇文章究竟安的是什么心？”一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在刊登的一组周恩来的照片中，有一张原来是一九六四年周恩来在莫斯科回击了苏联领导人的挑拨后从苏联回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到机场迎接的照片。这是一张很有历史意义的照片，过去发表过多次的。这次发表时相片上只剩下周恩来一个人，捧着一束鲜花，而其他三个人都被裁掉。当时，我就很不满意，裁去刘少奇，那时还情有可原，但是为什么把毛泽东、朱德也裁去？我愤愤不平地问中央新闻摄影组组长杜修贤。他告诉我，这是姚文元审查决定的，姚说只能出现一张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一起的照片，已有了一张，所以要剪去其他人。这真是咄咄怪事！追悼大会开过以后，姚文元下令：“治丧报道要立即结束！”新华社原定16旧要发布的全国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的综合报道，就被姚文元一刀砍掉。姚文元的指示显然不仅仅是他的个人意见，既有“四人帮”的，也有“帮四人”的。“四人帮”就是滥用他们的职权来发泄他们对周恩来的仇恨。
然而，连日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追悼、缅怀周恩来的人群仍络绎不绝。一月十八日我同紫非也到天安门广场，同群众一道列队绕着纪念碑走了一圈，后来我还照了几张照片，把当时首都群众悼念总理的情景印记下来。一月十八日，江青一伙违背全国人民心愿，如期举办全国舞蹈调演。
一月二十八日，扣住纪录影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二月六日，内部刊物《参考资料》刊登一篇反动文章，在谈到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时，无中生有地诬陷周恩来在幕后操纵，二月十三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高路”（即梁效）写的《孔丘之忧》，大批“忧”字，把悼念周恩来的人民污蔑为“哭丧妇”，文章恶毒地写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相反，对于悼念文章却不登。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折磨和痛苦，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了。“气不打一处来”，对“四人帮”压制哀悼周恩来的憎恶、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以至否定，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以至反对终于汇成巨大的愤懑。
祖国大地在悲痛和愤怒中燃烧。
二月下旬和三月初，在福州、杭州、贵州、重庆、太原、西安、广东等地贴出《“阿斗”的呼声》、《我爱我的祖国》、《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等传单、大字报、大标语、诗歌和上书毛泽东的信，以及各种各样的指责、批判“四人帮”的文章。许多市县还出现街头演讲，人民群众向“四人帮”公开宣战，人民已不再沉默了。
三月十九日，北京市朝阳区牛坊小学红小兵，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了追悼活动结束后的第一个悼念周恩来的花圈。从此，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人流又一次首尾相接、川流不息，献给周恩来的花圈越来越多，形成了周恩来追悼会后第二次巨大的哀潮，并赋予了新的意义。
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怀念和热爱，对“四人帮”的愤慨和憎恨，激起一股爱与恨撞击的强烈怒火，就像天空中的陨石，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的磨擦，立刻变成巨大的火球，燃烧爆炸。这种爆炸的导火线，就是“四人帮”的喉舌，上海《文汇报》制造的“反周恩来事件”。
三月五日，新华社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报道，全文引用了周恩来生前为学习雷锋写下的四句题词。全国报刊大都原文转载。而《文汇报》不仅把这一消息挤到第四版，而且把周恩来的题词全部砍掉。群众对此已极为不满。可是，事过20天，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又火上浇油，在第一版上竟然刊登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恶毒咒骂：“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明眼人一看便懂，“党内那个走资派”就是含沙射影污蔑周恩来。
《文汇报》的这两支毒箭，射在亿万悲痛的人民群众的心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热爱周恩来总理的神圣感情受到了严重的挑衅。几天内，各地向《文汇报》发出抗议的信件、电报达四百多件，抗议电话二千多次。
人们纷纷指出：“反周总理的人不得人心。”责问：“《文汇报》必须向全国人民交代事件的真相！”对此，王洪义说：“删除题词是屁大的事。”张春桥说：“不要批评报纸，报纸以后还要删。”于是一个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巨大火球开始引爆了，一场伟大的群众抗议运动兴起了！这场运动从南京开始，汇总到北京。南京是周恩来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地方，南京人民对周恩来怀有深厚的感情。《文汇报》“反周恩来事件”发生后，三月二十五日晨，南京大学数学系的四百多名师生抬着周恩来的巨幅遗像和用洁白的玉兰花制成的花圈，特意绕道新街口繁华的街道，去梅园新村悼念周恩来。沿途许多工人、学生、干部和群众纷纷自动加入，汇集成为南京市民反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洪流，当时把梅园的围墙都挤垮了。
三月二十九日，南京大学三百多名学生分成二十个小组，走上街头刷写大字标语。当晚他们拥向火车站，在铁路职工的帮助下，把“谁反对周恩来就打倒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大字标语，写在火车车厢上，带往成都、上海、北京等各大城市。三十一日，在南京中山路的一幢大楼上贴出了“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大标语，受到观众的热烈鼓掌欢迎。
也就在同一时间，“四人帮”胆战心惊，开始利用当时窃据的合法权力和地位，进行反扑。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对他们安插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鲁瑛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并说：“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下令一律取缔。
然而，人民的力量是无坚不摧的。“南京事件”继续扩大。可以说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是被深深根植于亿万人民心中的深刻危机感所召唤，为了民族的安危，为了中国的光明前途，为了亿万人民的幸福，奋勇地走上全国各城市的街头，汇集于首都天安门广场。
连日来，北京集合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群众日益增多，天安门广场成了悼念周总理的祭坛。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放满了花圈花篮。数不清的悼词、传单、诗词出现在纪念碑上和花圈丛中。人们自发地朗诵诗词、发表演说、宣誓默哀，采取各种形式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痛斥“四人帮”。进入四月，斗争达到空前紧张激烈的程度。正如一首民谣所唱：“一月人民悲痛；二月人民睁开哭肿的双眼；三月人民在怒吼；四月人民投入决死的战斗。”四月一日，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秩序井然，到处是悼念周恩来的人群。
有一个巨型花圈非常引人注目，黑底上写着白字：“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有一首诗贴在纪念碑前：“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脍炙人口的诗迅速传抄到全国各地。它出自山西一位工人共青团员王立山之手，北京公安部门特把它列为“○○一号反革命案件”，进行重点追查。
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当前局势。但叶剑英、邓小平没有出席。叶剑英早就被以“生病”为由，解除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而邓小平实际上已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从周恩来追悼会后，就没有露面。会议认为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的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的活动。这个动向值得注意。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是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会后当天，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电话通知，错误地指出：“最近几天，南京出现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复盖”，并且指出：“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要追查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
四月二日，北京出现了第一支大的游行队伍。清晨，中国科学院一○九厂的职工，用四辆卡车开道，抬着四个大花圈（两个献给周总理，一个献给陈毅、一个献给杨开慧）和四块巨型诗牌，牌上写道：“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他们穿过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走进天安门广场，把诗牌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十分显眼的最高处。几乎同时，北京重型机床厂工人制作的第二个铁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巨大的诗牌，钢铁的花圈，十分引人注目。这一消息在整个北京迅速传播。
也就在这一天，北京各单位普遍传达了中央关于南京问题的电话通知。
说什么：“清明节是鬼节”，“送花圈是四旧”，“天安门有反革命分子捣乱”，要求人们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这道禁令不仅没有吓住群众，反而起了更大规模地动员群众的作用。
四月三日，天色阴沉，细雨迷蒙。无数支人流伴着渐沥的小雨，迎着蒙肮的曙光，从四面八方涌进天安门广场。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怀着深深的崇敬之情，把亲手制作的花圈敬献在纪念碑前。这一天，到天安门的群众达百万人以上。数不情的悼词、传单，犹如冲决堤坝的洪水汹涌而出，遍洒广场。我和紫非也在晚饭后，散步到天安门广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场面，并用照相机记录下来。“电话通知”怎么能把群众的心情压下去呢？人民一旦觉醒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四月四日，清明节又是星期天，天安门广场的活动达到高潮。这一天到广场的人数达两百万人次。广场上空两个气球悬挂着“怀念总理”、“革命到底”的白色飘带，十分引人注目。整个广场到处是精制的花圈，张贴的诗词，成了一片花山诗海。由纪念碑往南的两排柏树墙上，挂满了人们留下的白花。连旗杆灯柱和华表上，也吊满了条幅、花篮和花圈。“哀思念总理，誓言动天地，鬼蜮欲出笼，九天有霹雳！”一时间，卷起了哀曲和愤歌的浪潮。
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群众活动问题。作出了收缴花圈、禁止群众悼念活动的错误决定。毛远新把会议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并说“天下已定”。
在党内民主生活极端不正常的年代，邓小平、叶剑英又被排斥在政治局会议之外。而毛泽东听信了江青一伙的歪曲、欺骗。再加上当时党中央领导受“左”的错误思想支配，屈服于“四人帮”的压力，从而导致了历史的颠倒、历史的倒退。这是多么严重的历史教训啊！四月五日凌晨一时，北京出动五千民兵和三千公安人员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花圈惨遭洗劫。二百辆大汽车将花圈、条幅、诗词等运往八宝山销毁，只留下小部分放在中山公园当作“罪证”。王洪文还到“联合指挥部”小灰楼向亲信们面授机宜。广场路口和纪念碑周围被封锁，有些自愿看护花圈的人被当场抓走。
清晨，广大群众冲破封锁，陆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可是花山诗海不见了，护卫花圈的人被抓走。大家愤怒异常。有数万人围在大会堂东门口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这时，广播车奉命出动，在马路上来回行驶，广播什么：“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结束，请革命同志赶快离开天安门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等等。这种论调群众太熟悉了，于是拦住了广播车进行质问：“谁组织过我们悼念周总理？”“悼念活动何时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阶级敌人是谁？谁破坏捣乱？”一辆广播车在理屈词穷之后，接受群众的要求，喊了“周恩来万岁！”才被放行。另一辆对群众的质问置若罔闻，一再重复“要警惕阶级敌人破坏”的滥言，结果被愤怒的群众推翻在地砸扁了。
中午，群众包围了“联合指挥部”的小灰楼，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人民有悼念周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均遭拒绝。被激怒的群众同前来的民兵、警察等发生冲突。指挥部的几辆汽车在混乱中被焚毁，指挥部的小灰楼被烧。此时，张春桥、王洪文和他们的爪牙们一直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广场事态的发展，研究指挥“反击”的部署。
晚上六时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奉命出面发表广播讲话，天安门广场所有高音喇叭一齐开放，反复广播。九时三十分，联合指挥部下达了镇压的命令。突然，天安门广场照明灯全部开亮，隐蔽待命的一万名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一齐出动，从四面八方包围广场，对群众进行殴打逮捕，二百多名群众被打伤，纪念碑旁留下了斑斑血迹。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天安门事件”，后来被称为“四·五”运动。这是中国人民对“四人帮”举行的一次缺席审判。尽管这些罪犯当时还大权在握，逍遥法外，但正义的力量已经在政治上宣判了他们的死刑。
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群众运动，在“四人帮”的造谣污蔑下，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竟错误地把它当成“反革命事件”而加以镇压。而且还错误地把邓小平当成“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决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四人帮”以为这是他们的胜利。可是当他们举杯庆“胜利”时，已经为自己挖好了坟墓。正如陈毅元帅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与人民为敌的“四人帮”，仅仅过了六个月便被粉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四人帮”问题，毛泽东生前就提出要解决，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引起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深深忧虑。老一辈革命家们都在思考着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多次反复研究、商量，慎重考虑，并征得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在十月六日以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名义，由华国锋、叶剑英亲自指挥，汪东兴负责执行，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实行隔离审查，解决了毛泽东、周恩来生前想解决而来不及解决的问题。中央政治局执行了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以后，又平反了“天安门事件”，肯定了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正义行动。还推翻了“四人帮”对邓小平的诬蔑和打击，恢复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团的核心，领导全国人民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进行了公开审判，充分揭露和证实了他们累累罪行，并给予定罪量刑。亿万人民同声欢呼。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人民是永久的执刑者。“四人帮”等这群历史风云中的小丑，被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而全国人民正以高昂的斗志，满怀信心地沿着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而努力奋斗。这一切一定能够告慰周恩来的在天之灵。
一三三、世界将永远记住他
周恩来的逝世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各国首脑纷纷发表谈话，哀悼周恩来；许多人撰写文章，悼念周恩来。联合国总部得知后降半旗致哀。
安理会十二日举行会议时，主席萨利姆回顾了周恩来总理的历史形象，并请代表默哀一分钟。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声明中说：“周恩来是一位十分卓越和深受尊敬的领导人，几十年来他以极大的忠诚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对促进各国间了解和世界和平的献身精神受到了举世的公认，在当前危急的时期，世界不再能得益于他的智慧和政治家才干，这是一大损失。凡有幸会见过周恩来先生的人，无不对他产生钦佩和尊敬。”各国政府、政党、团体和无数个人纷纷给中国发来唁电、唁函，并且联系派代表到北京参加周恩来的吊唁活动。全世界几乎所有通讯社都发表社论，悼念周恩来。周恩来作为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伟大的政治家和举世闻名的外交家，他的影响已超越国界。而且，他以其丰功伟绩、超凡的工作能力和崇高的品格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和世界人民的尊敬。
在日本，九日黎明，知道周恩来逝世消息的三木武夫首相马上向报界透露，并通过驻华大使小川联系访问北京参加周恩来的葬礼。同时许多政界要人、经济界首脑和民间人士也向报界、电台或电视台发表谈话，表示哀悼，并表示争取参加周恩来的葬礼。日本要组织一个多达六百人的朝野吊唁团来华参加吊唁活动。三木武夫说：“周总理不仅是中国的伟大领导人，而且是世界的有代表性的政治家之一，失去这样一位人物不仅是中国人民而且也是世界人民的巨大损失。没有一个外国政治家，像周恩来总理那样在日本各阶层人民中间有那么多的朋友，得到那么多的尊敬。”前首相田中角荣说：“周总理是和本世纪的中国历史同时走过来的人，是积累了实践经验的人，是世界性的政治家。我认为，周恩来总理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也将被长期传颂。”日本电视台在九日早晨的新闻节目中，几乎都是报道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接着，从早到晚不断地播发，并报道周恩来一生的光辉事迹，其中特别着重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过周恩来的各界人士，发表对他的哀悼心情。
日本各通讯社都以最快的速度通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以及国内外的反响。甚至还出号外给予报道。这一天，日本六家全国最大的报纸均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和周恩来的半身遗像。各报均以大量的篇幅登载有关消息、评论、悼念文章、座谈记录和周恩来各个时期的照片。如《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用了六版的篇幅，《产经新闻》用了五版的篇幅，《日本经济新闻》和《东京新闻》用了四版的篇幅。
自一月九日起，东京的中国驻日大使馆前的吊唁者终日络绎不绝。当天从政界首脑到平民百姓各界人士带着十分悲痛的心情纷纷到中国驻日使馆吊唁，并敬献花圈，表示深切的悼念。三木酋相曾两次到使馆吊唁。大使馆还收到很多日本朋友发来的唁电以及接到许多表示哀悼的电话。后来大使馆吊唁大厅的花圈放置不下，以致使馆门口及其街上也摆满了花圈。可是吊唁人群和花圈有增无减，影响了交通。最后，只好把花圈移到附近公园里。而且，有许许多多日本人民在邮局排队拍发国际电报到北京，对周恩来的逝世表示哀悼。可见周恩来在日本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同时，日本各大报纸，还纷纷就周恩来逝世发表社论和文章悼念周恩来。
《每日新闻》九日晚登载的一篇文章说：“无论是爱中国的人或者恨中国的人都认为，他的逝世是当代最伟大的一位政治家逝世了。……像周恩来那样有许多传奇性的故事的人物是很少的。”尤其是通过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访问非洲等等，周总理的人品在国际上已有定评了。外国人得到的种种印象，恐怕用一九五五年会晤了周恩来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一句话就充分表达了，他说：“在周恩来总理面前，我不能不感到自己是野蛮人。”《读卖新闻》九日登的评论说：“周总理能一生保持他的革命生涯，是由于他有着无私而诚实的人格。他不追求最高的地位和权力，始终致力于‘党和国家的团结与统一’，晚年则致力于培养‘革命接班人’。”《公明新闻》一月十三日在读者来信栏刊登了千叶县山本忠雄的来信：“我认为，恢复在联合国的权利、美中关系正常化、恢复日中邦交，中国从过去在国际上遭到‘遏制’的状态下一跃而登上大显身手的国际政治舞台，作为其主角，周总理的贡献的确是巨大的。……中国给人的深刻印象是重信义的国家，是通情达理的国家。这多半是把通过周总理所获得的印象重合在一起了。正是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对宣扬现代中国所起的作用是伟大的。”各报刊杂志的纪念文章在日本史上，对一个外国人的赞美和数量之多堪称之最。周恩来生前会见过数千名日本朋友，从首相、大臣、议长、议员，各种友好协会的负责人、工作人员，到作家、科学家、艺术家、运动员、记者、工人、农民都曾是他的座上宾，与他亲切交谈。这些日本朋友在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推动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友好交流合作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周恩来政治家的风度和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亲耳聆听了他那富于哲理和体察入微的谈吐言论。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不同方面，从个人、团体、民间及官方等不同角度，回忆了与周总理接触、交往的情景，揭示了周恩来为发展中日友好事业和世界和平作出的贡献，再现了他的领袖风采和政治蛙力，表达了对周恩来的敬佩、信赖和亲近的感情。
亚洲其他国家对一个逝去的外国政治家的追悼活动，从没有像对周恩来逝世的悼念那样悲痛、隆重。
朝鲜一获悉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党和政府马上联合作出决定：“一、为对周恩来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党政代表团。二、把进行周恩来同志葬礼的前一天和当天定为全国志哀日。在志哀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机关、工厂、企业、学校，街道和农村都挂丧旗。进行周恩来同志葬礼之日全国停止一切歌舞。”后来，在中国谢绝外国吊唁团赴北京参加周恩来吊唁活动的情况下，金日成主席派专机向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周恩来总理灵堂送了一个大花圈。
周恩来的逝世在巴基斯坦引起了深深的悲痛。当消息九日传到巴基斯坦后，布托总理立即命令全国下半旗三天，即九日、十日和十五日。当晚布托就到中国大使馆吊唁。巴基斯坦人民充满悲痛，到处是默哀的忧郁，所有公共建筑物上的国旗都下半旗。拉瓦尔品的电讯说：“周恩来几乎成了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命运的一部分，他的逝世对大部分巴基斯坦人来说，就像失去了一位长辈。”巴基斯坦政府、政界、社会和工业以及全国其他各界的官员和知名人士都发了唁电表示悲痛。大多数乌尔都文报纸和英文报纸都显著报道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并为这一不幸的事件发表了社论。巴基斯坦政府还决定全国志哀一周。在这期间，政界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对周恩来的逝世发表哀悼的讲话，并盛赞周恩来对中国和世界的贡献以及他的品格。布托总理称：“如果世界上有完人的话，周恩来是个完人。”连日来，泰、马、菲、新、印尼、缅甸六国的报纸、电台都把有关周恩来逝世及治丧活动的消息，作为重大政治事件处理，无论从报道的规模，还是版面、时间、安排，都是空前的。
缅甸总统奈温自撰文章悼念周恩来总理，他写道：“虽然周恩来总理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但是，他同较小国家的领导人交往时，总是平等待人，在他同较小国家的关系中，在包括复杂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上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与和解精神。”在美国，也引起了震动，人们把周恩来的逝世当成世界上的一件大事。
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恐怕是30多年前罗斯福总统逝世以来，美国报刊、电台报道范围最广、时日最长的一次。美国东部时间，一月八日晚间，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到美国，反应最快的广播和电视网，不少便以“公报”的形式宣布了新华社的电讯。当晚的电视和无线电台首先报道了由白宫发表的福特总统的吊唁声明：“周恩来总理将作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长久铭记在人们的心中，他不仅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而且在世界舞台上都留下了他的印记。我们美国人特别不会忘记他在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新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确信这种关系将会在他帮助建立的谅解和合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美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哀悼。”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声明说：“周恩来总理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我尊敬他、钦佩他。”前任总统尼克松发表致哀谈话时说：“我对周总理逝世深感悲痛。”他说：“二十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上周总理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在过去的25年里，我有幸会见过的一百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人在敏锐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超过他，这些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纽约时报》九日社论说：“周恩来是二十世纪中有远见的一位政治家。”“从一九二○年以来中国历史的更大的方面来看，周恩来是仅次于毛主席的一位巨人。”“组织家、宣传家、行政家、谈判者、军事领袖、调解人，在使中国变成一个世界政治强国的循环过程中，差不多没有一种重大任务他没有担当过的。”十日的《华盛顿邮报》评论说：“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家、政策决定者和行政家，历史重要性仅次于毛泽东的周恩来，看到了中国脱离外国支配，以无比的魅力和成功处理重大贫困，确立在亚洲的卓著地位，和负起国际舞台上广泛与核心任务。他随着历史而移动，他也移动了历史。”《华盛顿明星报》记者布莱德舍尔在九日一篇很长的文章中这样说：“毛泽东是共产主义中国的思想与建筑师，50年来的关键人物周恩来，是现代中国的一位建设者。”文章又说：“在过去的25年来，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力和才智，主持中国的政务，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成一个具有世界重要性的国家，一个长期贫困的国家达到目前的繁荣。以经济成就为基础的中国军事力量，中国在世界议事厅上的重量，这一切周恩来的创造，是和毛泽东主席的创造相仿的。”在欧洲，人们对周恩来也是景仰备至的。周恩来的逝世引起了极大反响。
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各国的报刊、电台、电视无不显著报道，并有专文、专题介绍周恩来的生平和功绩。九日英国《泰晤士报》，《每日电讯》和《卫报》都刊登了讣告，占有报纸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版面。法国的《费加罗报》、《巴黎日报》、《世界报》等也是如此。西班牙五家全国性的报纸都以显著地位刊登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和介绍他的情况。
英国一家报说：“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可能比他的许多同事更能应付自如地同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尽管这个政策是由毛制定的。在四十年代末期，周曾经长期同美国进行了谈判。并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进入外交舞台。”“路透社”说：“周是中国学问造诣很深的有才学的官员，但是，却能和西方人相处得很融洽；他衣冠整齐，风度端凝，把差别很大的开通的西方世界和神秘的东方世界沟通了起来。他博得了斯大林和美国的乔治·马歇尔将军这样大不相同的人物的尊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也十分尊敬他。”西德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说：周恩来“是一位有高度教养和能洞察别人内心活动的会谈伙伴，对欧洲人来说，他简直是典型地体现了这里的人们对一位古老中国文化的代表的概念。”法国前驻华大使马纳克在十日写的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他是一个完人，他的事业充满了生活的各种困难和无数令人惊叹不已的危险与不安，但是这一冒险不是被遭受到的，而是被寻求、被选择，就像为人类的更高命运而前进，而生活一样。榜样超出了中国的边界。全世界，特别是贫穷而自豪的人们，都只能为这个朴实而情长谊深的高大影子哭泣。”除此之外，人们还交口称赞他的高尚品质和风采。西德《世界报》说：“凡同周恩来会见过的人都认为他是有魅力的、卓识的、超群的和令人神往的。”“路透社”说：“他是一位温文尔雅，通达人情，永远是对人面带笑容，彬彬有礼的人，一个有着钢和冰的性格的人。”“法新社”说：“在个人方面，这个人的性格非常高尚。他的态度和谈吐，他的与众不同、高尚、有时讥笑的态度使他具有的魅力，以及对他的国家和使命的坚定忠诚，使人不能不尊重和敬佩他。”英国《观察家报》说：“周恩来是位学识渊博的政治家；也是个和善而懂得数国语文的官员；他不爱喝酒、有幽默感和是个跳舞能手；他又爱好艺术和歌剧。他对世界局势，又了如指掌。他是中国最忙碌的人，每天大清早起来，一直工作到凌晨。”《星期日泰晤士报》说：“他虽在70高龄，还如常每天工作18小时而毫无倦色。”《巴黎时报》国际部主任十日在该报发表文章介绍周恩来的生平称：“让我们从他的生平中的最微小的、能说明一切或几乎一切的事情谈起，这就是谦逊，中国千年历史的最令人鼓舞的时刻之一正是应归功于他的一生，而且本世纪的世界也要把它最高尚的形象之一归功于他的一生。中国没有周恩来的雕像，没有发表他的语录或著作，也没有他的传记，但在无数家庭的内心中是完全有其塑像的。”另外，第三世界国家都认为周恩来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也是第三世界的巨大损失。
埃及总统萨达特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马上决定派高级政府代表团，由副总理加奈姆、副议长马泰菲和国民警卫队司令马赫将军组成，到北京去表达他个人对周恩来逝世的哀悼。埃及《今日消息》周刊发表文章赞扬周恩来在“我们东方的历史上起了杰出的作用”。
墨西哥当地时间八日晚，得到周恩来逝世消息的埃切维里亚总统便发表声明表示沉痛哀悼。全国主要报纸除了刊登消息，还分别就周恩来的逝世发表了社论和专题文章。《国民报》的社论说：周恩来总理的逝世“除了不安之外，这一消息造成的普遍情绪是深切的悲痛，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周恩来总理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尊敬”。
阿尔及利亚布特弗利卡外长九日在欢迎越南武元甲将军的大会上，提议默哀一分钟，以悼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这次大会除阿尔及利亚政府、军队、党中央高级干部外，还有越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波利萨里奥阵线和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解放运动的代表。
阿尔巴尼亚各工厂和农业社进行集会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当地时间九日凌晨许多工厂企业上班前为周恩来总理默哀一分钟。集会时，宣读讣告，介绍生平，然后，通过给中国驻阿使馆的唁电，沉痛悼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逝世。
尼泊尔加德满都对周恩来的逝世感到震惊。古里首相说：“中国总理是尼泊尔的伟大朋友和同情者。”前首相比斯塔的话概括了大家的感想，“尼泊尔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市评议会还举行了一次集会，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并通过表示深切悲痛的决议。会上全体起立默哀两分钟，祝祷故人在天之灵永远安宁。
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当地时间九日对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发表声明，她说，听到周先生的逝世的消息时，感到悲痛和深为震惊。在我个人对他的逝世感到若有所失的同时，确实可以说，斯里兰卡失去了一位一贯的、真诚的朋友。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享有最高声望的世界人物。特别是对发展中世界来说，周先生一向是鼓励它们努力摆脱外国控制的巨大鼓舞源泉。班达拉奈克夫人还宣布一月十五日为全国哀悼日，以表示对中国总理的尊敬，并下令从这天起到举行葬礼那天止，各公共建筑物下半旗。斯里兰卡政府当天也宣布，全国为中国总理周恩来志哀四天，为周恩来举行葬礼的日子为公休日，并举行哀悼。而且班达拉奈克夫人还希望去北京参加周恩来总理的葬礼。
还有，阿富汗为周恩来总理逝世下半旗二天。坦桑尼亚下半旗三天。赞比亚、肯尼亚许多官员和人民获悉消息后，打电话和到中国使馆、新华社内罗比分社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哀悼。扎伊尔、加纳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渠道表示他们的哀悼和他们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同情。
总之，几乎全世界人民，绝大多数的国家及其领导人或政治领袖，所有较为负责的国际舆论，对周恩来的逝世都同声悲悼，众口一词地赞扬他的一生。一切同周恩来有接触的人士，都对他留有良好的印象。任何对国际政治、对人类历史、对现实世界稍有认识的人，都对周恩来怀有敬意。其中一些政治领袖称赞他，并不一定是他们个人对周恩来有特殊好感，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周恩来总理以他那为国为民的崇高品格、以及大公无私的献身精神，赢得了世界人民（包括他们本国人民）的崇敬和爱戴。因此，他们不能不反映人民的意愿，至少是不违背人民的意愿。
周恩来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也永远活在国际友人的心中。
一三四、周恩来在我的心中
周恩来虽然离开我们20年了，但他那伟大的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永志不忘。
周恩来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子，顶天立地的英雄。
他从小就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他12岁读小学时，就树立了读书“为中华崛起”的雄心壮志，19岁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道理时，给同学留下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豪言壮语。从此、他终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祖国的统一和兴旺发达而英勇奋斗！他具有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他勤劳、勇敢、艰苦朴素、谦虚谨慎。他敬老、尊贤、携幼、扶贫……他把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加以发扬、提高，使它为革命事业服务。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自青年时代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后，就矢志不移，并以革命的实践为之奋斗终生。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他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坚决支持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支持人类的进步事业。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
无论是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环境，或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的艰难困苦年代，还是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包围甚至随时可能被逮捕的日子里，或解放战争中同毛泽东、任弼时被胡宗南大军包围在陕北时，他都毫不气馁、斗志昂扬、信心十足地指挥战斗，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他一生遇险十几次，都由于他的大智大勇而化险为夷。
在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挫折的时候，他坚信这是暂时的现象；他坚持人类的进步事业一定能够胜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始终要继续发展并最后取得胜利。
他临终前，仍以彻底的唯物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终生战友、伴侣邓颖超一起合唱“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周恩来生命中的最强音。
周恩来是久经考验的党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他几十年来一直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参加党的一切重大决策，又一直是站在斗争的最前线，领导革命队伍，出生入死，不屈不挠，为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英勇顽强地战斗，直到胜利。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他站在游行示威学生的前列，不畏军阀的监禁，在牢里坚持斗争。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中，他率领黄埔军校学生进行了两次东征，一直在前线指挥战斗，并取得胜利。他同蒋介石的反共阴谋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他和赵世炎等同志在上海领导工人起义，进行武装响应北伐军胜利进占上海。
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他和朱德、刘伯承、贺龙、叶挺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以革命武装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
一九三一年四月，上海党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由于周恩来事先派到国民党中统特务部门隐蔽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及时报告了消息，周恩来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果断地安全地转移了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使国民党特务一网打尽从事地下工作的党中央领导人的阴谋落空。他长期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组织工作，为党的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一九三一年冬到中央苏区后，即和毛泽东、朱德一起指挥红一方面军对敌作战。一九三二年四月，周恩来接受毛泽东东征福建漳州的意见，并由毛泽东率领红军东路军占领漳州，取得了伟大胜利。十月，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即和朱德一起在前线直接指挥战斗。一九三二年二、三月间，他和朱德抵制了临时中央要红军攻击敌人坚守的城市南丰的错误指示，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消灭了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三个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及军事顾问李德军事路线的错误，使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实行长征。
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指挥红军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于一九三五年一月渡过贵州乌江，到达遵义地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和张闻天、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会上，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指挥权。会后，周恩来和毛泽东、王稼祥受中央委托，负责指挥中央红军，在川西草地粉碎了张国焘的破坏阴谋，克服了重重困难，到达陕北苏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接着，他和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了直罗镇战役，消灭东北军两个师，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红军的第三次“围剿”。经过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和右倾逃跑错误的反复斗争，使红二、四方面军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同一方面军会台，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周恩来是统一战线工作的模范。
还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就明确地提出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动力和朋友问题，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作出了贡献。他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在黄埔军校依靠进步学生和教职员，团结了广大中间力量，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进行又团结又斗争。当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对蒋介石进行反共行为实行妥协投降时，他和毛泽东等对陈独秀进行严肃的批评。
当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以后，他在南昌争取了国民革命军中进步将领贺龙等率部和叶挺、朱德一起举行南昌起义。即在土地革命时期，周恩来也通过一些渠道，同反蒋的地方势力如西北的冯玉祥、西南的刘湘、两广的李济深、陈济棠等进行了统战工作。在城市中，实行保护工商业政策。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李济深、陈铭枢和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州建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号召抗日反蒋，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主张同他们联合，但由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反对，失去了同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结成统一战线的大好机会。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以后，周恩来一直站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最前线。他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迅速地开展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首先一九三六年二月，派李克农代表红军到洛川同张学良将军和王以哲军长谈判，打开了红军与东北军联系的大门。四月，周恩来又秘密到肤施（延安）同张学良将军会晤，取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并交换了共同逼蒋抗日的意见。接着，又加强了对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的工作，都取得很大的成绩。同时，他直接指导张子华、潘汉年等同南京国民党的谈判工作，开展对西南、两广的地方势力的统战工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赶往西安，根据中央指示，同张学良、杨虎城商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条件后放蒋回南京，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挫败了亲日派何应钦等发动内战的阴谋，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到全国，为促成国共正式谈判，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打下了基础。
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到九月，周恩来以中共全权代表或首席代表身份，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同国民党代表，主要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他坚持党的基本原则，又采取机动灵活的策略，克服种种困难，使谈判取得成功。九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第十八集团军），开赴山西抗日。随后，周恩来亲临山西同阎锡山、傅作义等进行协商，使八路军顺利到达山西前线，并取得平型关的首战胜利，使敌后抗日战争和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起来。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先后在南京、武汉、长沙、桂林，主要在重庆，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决执行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使抗日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发展。他一直代表党中央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谈判，争取蒋介石坚持抗战。
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打退了蒋介石的三次反共高潮，维护了国共合作关系，使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在这个时期，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势力等中间力量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他们响应我党的政治主张，同我党合作，一起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同时，巩固了蒋管区的地方党组织，发展了进步势力，使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周恩来付出了全部精力，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和王若飞协助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争取了《双十协定》的签订。他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民主党派，争取了有利于人民的“五项协议”。
一九四六年五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南京，团结了民主党派和广大中间力量，在维护政协协议和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中，进一步团结了中间力量，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争取了国际舆论的同情，使国民党反动派处于孤立地位。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关闭国共谈判大门，中共代表团被迫撤退后，周恩来在全力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同时，又继续领导国民党地区的党组织，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争取了国民党的大量军政人员特别是百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起义，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加速了蒋家王朝的灭亡。
周恩来的一生，广交了许多党外朋友。一九四九年，他亲自指挥组织了大量的著名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进入北平，和中共及各界群众团体、各少数民族、华侨代表一起筹备和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这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成就，也是周恩来正确进行党的统战工作的伟大贡献。
建国以后，周恩来一直担任政府总理，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开展港、澳、台和海外的统一战线工作，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周恩来仍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爱国人士免受冲击，利用时机恢复他们的政治活动和名誉。使党的统一战线得以继续和发展。
周恩来是党、军队和国家的创始人之一、卓越的领导人。他参与党中央领导几十年，从不计较自己的名誉地位。当党中央发生路线斗争时，他立场明确，态度鲜明，为了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和威望，他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地做艰苦的工作。他一直尊重毛泽东，在毛泽东受到“左”倾教条分子批判时也一样。他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都作了重大贡献，他竭尽精力和智慧协助毛泽东工作，对毛泽东的安全和健康，极为关心，经常亲自布置和检查。
他主持政府工作，坚决贯彻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重大问题都先向中央或毛泽东请示报告，保证了党中央对政府工作的绝对领导。要提交国务院会议决定及全国人大审议、批准的重要案件，都先经过中央审批再送，经批准和通过后，即坚决执行。
他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特别重视党外人士和专家的意见，重视不同的甚至反对的意见。重大建设项目，要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反复论证，才作出决定，并具体落实到部门，执行中加以严格检查，发现问题即研究解决。
他全面领导政府的工作，各方面都有重大建树，在外交工作方面尤其显著，无论在中国人民中，在国际友人以至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中，都公认他为“杰出的外交家”。
周恩来在树立和发扬我党的优良作风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一贯理论联系实际，无论在革命斗争中或经济建设中，都注意从实际出发，不说空话，说到做到。他又善于在实际工作中总结经验教训，上升到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实际。曾有人把周恩来作为“经验主义”的代表，甚至认为当了王明教条主义的俘虏，致使王明上台，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他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极为关心人民的利益，哪里的群众遭受灾害，他就设法解救，甚至亲自到现场去解决问题。
他是大家公认的自我批评的模范。从不文过饰非，犯了错误，发现后立即纠正，并以此为诫，公开检讨。所属干部犯了错误，除用与人为善的态度批评纠正外，还承担领导者的责任。
他身居高位，始终以“人民公仆”的身份出现在干部和群众之中。他一生都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坚决反对铺张浪费，特别是贪污腐化作风。
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廉洁奉公，大公无私，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是我的好老师。无论在思想、政治、文化、工作各方面，我都是在他的言传身教和耐心教导下成长、提高起来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国民党特务包围、监视下做了十多年的机要工作，保证了长江局、南方局、南京局和党中央及地方党机要通讯的畅通，保证了党的核心机密。这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结果。
总之，周恩来的一生，为中华民族、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永远值得怀念。他给党和人民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学习。
我后悔在过去学习得很不够，现在年过80，还要继续学习，最主要的是要学习他那“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伟大精神！敬爱的恩来同志万古不朽！
2007/09/10
第三十三章最后的光辉永恒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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