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七、在批林批孔的潜流中
周恩来在林彪集团覆没后，主持中央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纠“左”，国内形势有所好转。但是，由于毛泽东在理论上坚持“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观点。因此不可能从全局上改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周恩来只能带着癌症之躯，顽强地工作、斗争，在有限的范围内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而且，在工作中还不断受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
周恩来以一个革命家的雄才胆略，在病重期间。为国为民，忍辱负重，忘我操劳，鞠躬尽瘁。
一九七二年四月，卫生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北京十大医院对近五百名副部级以上老干部作了身体检查。五月，周恩来查出患有癌症。当然我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才知道的。当时，我也从江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赶到北京体检，回北京后我一方面休养，一方面参加一些学习活动，一直到一九七三年八月正式到中央统战部工作。在这期间，我们看到中央的工作在周恩来主持下，很有起色。批林整风始终贯串着纠“左”的精神。但是，这一切引起了江青、张春桥的恐慌，他们利用所掌握的舆论工具极力反抗。加上年底，毛泽东提出“批林”要批极右，致使周恩来纠“左”的努力受挫。最终导致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兴起。江青、张春桥借此兴风作浪，妄图乘机打倒周恩来。
江青、张春桥之所以能够假借“批林批孔”的旗号，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在当时还有一个错误批评周恩来的背景。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见王洪文和张春桥。当时正准备召开十大，王洪文负责党章的修改工作，张春桥负责报告的起草工作。毛泽东这次召见主要是对外交部的一期简报不满引起的，但他不找主管外交部工作的周恩来而找王、张二人，其中含义不言而明。
这期简报提到美苏合作，欺骗世人，妄图主宰世界。毛泽东不同意这种分析。他说：大家说好，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毛泽东在王、张两人面前开始批评简报中的观点，而且对着在座的外交部干部王海容、唐闻生讥讽外交部。王海容、唐闻生七十年代成了毛泽东最亲近的人。她们成为毛泽东与政治局的桥梁，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作为晚辈的两位小姐在毛泽东面前表现得无拘无束，年老体衰的毛泽东也喜欢透过她们了解国内外情况。因此，王海容、唐闻生虽然当时职务不高，但成了通天人物。毛泽东接着说，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然后，毛泽东要王、张管管外交部的事，并说：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毛泽东越谈越激烈，说：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毛泽东又强调要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尊孔，而且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一样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接着毛泽东旁征博引，即兴议论，话题广泛，有些与对外交部的批评已没有直接关系。最后，他言归正传，他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指责了主管外交部的周恩来，批评是相当重的。周恩来知道后，心情肯定不好，其中内心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但他从不向任何人发泄一点怨懑或牢骚，总是把一切埋在心里。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
这事起因于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会谈时，犯了右的错误。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的政治局批周会议上，江青幸灾乐祸地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姚文元像应声虫一样也跟着这样说。江青还当面指责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企图达到离间毛周关系和中伤周恩来的恶毒目的。
癌症在身的周恩来对这种无中生有的攻击，强忍内心的愤怒，不动声色、平静地听着江青的发言，慢慢地喝下一口苦涩的茶水。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后，分别同周恩来、王洪文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等谈话。一方面肯定十一月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认为“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另一方面批评江青的提法，“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问题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我们知道毛泽东对周恩来历来是信任和倚重的，但对周恩来的某些不满也确实由来已久。正是这种不满，客观上为“四人帮”向周恩来发动进攻提供了勇气。
早在“九·一三事件”后，清查林彪罪行时，看到他的住处墙上贴着一些孔子、孟子的言论。江青一伙犹如发现了新大陆，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联想到林彪是尊孔反法的，再者，毛泽东对批林整风纠“左”后期出现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否定不满。因此，党的十大以后，从提出评法批儒到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采取种种措施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江青一伙便借“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直接对准周恩来，掀起了三次攻击周恩来的浪潮；并凭借他们在党的十大上所窃取的权力，加紧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步伐。
面对这股汹涌的潜流，周恩来不顾病情加重，忍辱负重，忘我地工作着，并极力抵制“四人帮”的阴谋，顽强地斗争着，尽力把运动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
从一九七三年七至九月，毛泽东提出评法批儒批孔后，江青、张春桥控制的写作班子便大肆鼓噪，在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影射文章，并召开各种批孔座谈会。一九七三年《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的罗思鼎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一九七三年《学习与批判》杂志第四期发表康力的《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札记》，都是影射史学的典型。这在中国理论研究上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批林批孔运动掀起后，此类文章更多、更露骨。
我到统战部重新工作时，正是批林批孔的前奏阶段。因为参加了军代表刘友法为首，李金德和我组成的领导小组，便要照本宣科地学习中央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的文章，并领导统战系统的学习。对于报上的评法批儒的文章，可以说很不理解，而对借批“宰相”、批“折中主义”、批“复辟”，影射攻击周恩来的文章，却是看得出来的。
但还不能在军代表面前有所表现，因为他是只唯上、唯书、不唯实的。有时，只能在老同志面前交心谈论，暗中为周恩来担心。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向毛泽东写信，要求把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全国。信的全文是：主席：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觉得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
我们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现把材料呈上，妥否请主席批示。
王洪文、江青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看后，在信上批：“同意转发。”中共中央一月十八日把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第一号文件发出。实际上毛泽东批准了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从毛泽东的本意来讲，是想借“批林批孔”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防止“右倾翻案”，不允许纠“左”。他知道，“文化大革命”很多人有看法、有抵触。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这与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有类似之处，进行这场运动可以得到一次“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
把批林与批孔扯在一起，既牵强附会，也有悖情理。至于毛泽东要借此来肯定“文化大革命”，当时是看不出来的。尽管我和许多人都想不通。但不敢明说，还要照学。
江青一伙自以为拿了“尚方宝剑”，便有恃无恐地大干起来。
先是在一月二十四日，背着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召开驻军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接着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我也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表面上是由周恩来主持，但都是“四人帮”一伙在会上大嚷大叫。以后我们才知道，周恩来是临时接到“江办”的电话通知赶来开会的，事先并不知会议内容，我们看到他面无表情地坐在主席台上，眉头紧皱地翻看着材料，对“四人帮”一伙的鼓噪，泰然处之。
江青神气十足地开头炮，叫嚷要联系实际，要批“孔老二式”的人物。
会上，江青的走卒迟群、谢静宜按照他们事先商定的内容，发表了恶毒的煽动性的长篇讲话。江青、姚文元不时插话。大谈他们如何查到林彪的孔孟言论，毛泽东是怎样让他们整理材料，指示“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要反复辟、批判修正主义、反右倾回潮。他们在会上颐指气使，像迟群、谢静宜这样的小人物也竟敢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会上，郭沫若还几次被点名批判、罚站起来，实在令人气愤。迟群原是中央警卫团的一个连级干部，谢静宜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的译电员。“文化大革命”使这类投机分子装模作样地登上历史舞台，不过，他们终究成为历史的垃圾。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迟群在会上大谈联系实际时，提到意大利人拍的纪录片《中国》，他大骂这是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并说要联系起来批判。迟群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因为《中国》这部纪录片是意大利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尼经周恩来批准到中国拍的，而且拍摄的《中国》也没有什么原则问题。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会后，一边江青一伙兴高采烈，通宵达旦地整理讲稿，审查大会录音带，准备下发。另一边，周恩来忧心如焚，眼看着国家又要陷入一场混乱的运动中。他不顾一切，当机立断，让秘书连夜突击，把大会的发言整理出来。第二天，周恩来把整理稿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在他认为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划了横线，并亲自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一起由机要通信员马上送到毛泽东那里。
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毛泽东过后对江青私自召开“一·二五”大会，以及对他们的言论作了批评，并扣发了他们精心炮制的准备下发的材料。毛泽东说：“现在，形而上学猖撅，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江青一伙只好收敛了一下。但是，毛泽东并不是要取消“批林批孔”运动。一九七四年一号文件也已下发全党，批林批孔运动也就在全国开展起来。
接着，江青一伙就到处“放火烧荒”，私自用她个人的名义到处写信送材料，鼓动“批孔”，而且想方设法插手军队事务。例如，当时江青曾亲自出面对不按他们布置进行大批判的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又打又拉。她一面利用各种《内参》收集杨勇抵制“批林批孔”的材料，一面以个人的名义给杨勇寄“绝密”的亲启信。信封是用铅笔写的，是江青的亲笔字，落款写着“江青同志处”。深知江青其人的杨勇非常反感，看过之后当即吩咐秘书：“马上封好，按正常组织手续给她退回去！以后再有这类信件，不要送我，一律退回去！”江青的种种做法，不外是要加快夺权步伐。当然，最大的障碍仍然是周恩来。这也是他们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的主要原因。
一九七四年初，周恩来的癌症病情日益加重。他从那时起，只能一边治疗，一边工作。而且还要应付“四人帮”的干扰和攻击。如果周恩来不顾全大局，他完全可以离开岗位，安心养病。但是，周恩来从来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只要自己生命不止，就要奋斗不息；宁愿自己多受苦，也要多做工作，让国家尽快摆脱困境。特别是为了遏制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动乱不堪的局面，周恩来强撑着病弱之躯，靠输血打针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操劳。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到六月一日五个月中，一个七十六岁高龄的老人，除了到医院检查治疗外，总共抱病工作了一百三十九天。在这一百三十九天中，他一天工作不足十四个小时的只有九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到十八个小时的有七十四天，工作十八小时到二十四小时的共四十四天。其中不少是连续工作，没有间断。总理逝世后，当我和总理办公室的同志们每年一月八日到毛主席纪念堂在周恩来纪念室的展柜前，看到他的工作日历，看到这些统计，我们的眼中噙满了泪水。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啊！但是，江青一伙恨不得周恩来马上离开工作岗位，让他们把政权抓到手，为所欲为。
江青一伙继续利用“批林批孔”，大搞阴谋活动，并炮制了大量的黑文，利用“影射史学”，掀起攻击周恩来的第二次浪潮。
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按照江青一伙的意图写出的《孔丘其人》。文章使用了比附手法，甚至把鲁国当时根本没有的“宰相”职务硬塞在孔丘头上，用来影射周恩来。这是一篇不批林、假批孔、真批周的代表作。此后，以史喻今，影射比附的文章纷纷出笼。
二十日，《朝霞》第四期刊载史经的“故事新编”《李鸿章出洋》；五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梁效的《读（盐铁论）——西汉中期儒法两家的大论战》；十七日，《北京日报》发表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这后一篇在描绘孔子见国君的一段文字中，凭空加上“端起胳膊”四个字。文章执笔人以后承认：“这是借批孔之名，对总理搞政治陷害和人身攻击。”二十日，《学习与批判》第五期发表康力的，《林彪为什么要吹捧董仲舒》，明确宣称：矛头指向“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许多文章大批孔丘“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政治路线，影射让“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干部重新工作是“举逸民”，暗喻周恩来等人“复辟倒退”、“开历史倒车”。
江青一伙利用“批林批孔”运动为其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在全国造成了各方面的严重混乱，而且社会出现不安定局面，国民经济重新下降。面对着这一切，周恩来和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一起抵制和揭露他们的阴谋。毛泽东也不希望再度出现动乱局面。因此，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和五月十八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连续两次就“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问题作出规定。
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的《通知》主要内容是：一、“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的群众组织，也不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二、已经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不要再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三、中央希望各级党委认真加强领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使“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
五月十八日的《通知》写明毛泽东已经圈阅。规定重申：一、当前，要注意掌握政策，注意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争取“批林批孔”的更大胜利，争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胜利。二、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继续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但是，领导上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三、确定陆、海、空军的军（不含省军区、警备区、科研单位、军事院校，含野战军）以下领导机关和部队，在“批林批孔”的运动中，一律坚持正面教育。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五、我们的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好的。……各级党委应当结合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历次指示，认真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分析形势，加强领导。争取“批林批孔”运动和各项工作的新胜利。
中央的这些规走，尽管保留了“批林批孔”的提法，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基层其它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防止了“文革”初期那种混乱局面的再度出现。当然，江青一伙仍然我行我素，把中央的决定撇在一边，继续为他们夺权制造舆论，欲使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名誉扫地。即使周恩来住进医院也不放过，很快掀起了“批周”的第三次浪潮。
一九七四年四、五月间，周恩来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病情日益严重，心脏功能每况愈下。在此情况下，经中央决定，他才不得不同意住院手术治疗。
六月一日，周恩来在交待了工作，口授“六月一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后，依依不舍地离开生活、工作25年的西花厅。当天，就住进了解放军三○五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周恩来离开西花厅后，并没有停止工作，只不过把办公室移到病房罢了。
尽管还要继续忍受江青一伙的影射、攻击。但他毫不退让，极力抵制，坐阵三○五医院。
周恩来住进医院的当天，就作了第一次手术，手术非常顺利，大家很高兴，医生们对治疗抱有充分信心。大家觉得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好好休息休息，周恩来就可以恢复过来。可是江青一伙继续恶毒地攻击周恩来，对他的身心痛苦幸灾乐祸。
六月十二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梁效、唐晓文等写作班子成员并举行座谈会。江青大肆鼓吹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荒谬观点。
江青在会上说：“我的观点准备挨批，为什么要‘批林批孔’，林彪就是尊孔，就是儒。有一个批判继承问题。复辟与反复辟、前进和倒退的斗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都贯穿这个。现在还有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要抬出儒家。我们要革命，对历史上法家就要批判继承。”江青还说：“凡是儒家都是卖国主义，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十八日，《人民日报》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一文中说：“二○○○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十五日，江青等人与梁效、唐晓文等写作班子成员谈话中还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在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几天后，梁效的一个头头在迟群等人召集的一个会上说：“注意，大儒不是指刘少奇、也不是林彪、陈伯达。”弦外之音可想而知。十七日、二十八日，江青在天津工厂、农村、部队，借宣讲“儒法斗争史”、继续散布“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谬论，煽动“揪现代的大儒”。
江青在天津的一次讲话中露骨他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她还指使亲信读一份吹捧江青是“激进派”、诬蔑周恩来是“温和派”的外国电讯，并且暗示周恩来就是他们所说的“现在的大儒”。二十二日江青第一次窜到天津小靳庄时，专横地要一个叫周克芹的女社员改名为“周克周”。她说：“你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竟然明目张胆地在群众中公开宣传要“反周总理”。
江青的这些做法，在全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致使“批林整风”运动以来经过周恩来和全党同志的努力刚刚趋于稳定的政治局势，又重新动荡起来，逐渐有所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又遭到破坏。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工业生产骤然下降，与一九七三年同期相比，煤炭下降百分之六点二，铁路运输下降百分之二点五，钢下降百分之九点四，化肥下降百分之三点七，财政出现赤字，全国形势再度恶化。
当然，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周恩来也没有放弃领导权。
他极力把运动限制在意识形态范围内。从某种意义上讲，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主持通过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重申“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求“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又批评了所谓“反潮流”的歪风，指出：“那种不作阶级分析，笼统地讲什么‘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的说法，是错误的。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上班、不劳动，……继续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连，拉山头、打内战，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反潮流’的革命行动，这是对反潮流的严重歪曲。”“还有人散布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公然煽动停工停产。对于这些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对于幕后操纵者，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七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离京前，在中南海约政治局成员谈话，交待工作。
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江青一伙在会上继续唱他们的高调，指桑骂槐地大谈批“现代的儒”。不点名地指责周恩来阻碍“文化大革命”。看到江青一伙如此猖狂地攻击周恩来，政治局的其他委员大都很气愤。其中有的还义正词严地要江青把话挑明。江青尽管那样猖狂，但还是不敢公开说周恩来是大儒。他们倒想让别人自己承认。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问题。有一天，周恩来和江青等人接见外宾后，被一群中外记者围住。一个西方记者抢先提问：“尊敬的周总理，尊敬的江青女士，请允许我坦率地提一个问题：中国现在搞‘批林批孔’运动，据说还有‘批周公’，这实质究竟是什么？”周恩来默不作声，冷眼看了一下江青。
江青说：“批林么，就是批林彪，批孔么，就是批孔老二，批周公么，就是……嗯！我们没有正式提批周公嘛。”西方记者紧接着问：“那么，是否存在非正式的‘批周公’的提法呢？这个周公又是指谁呢？”江青不耐烦他说：“什么正式、非正式，这与你有什么相干？周公嘛，我想就是古代的‘周公’。”周恩来为了不把问题弄得太僵，就解围说，“就这样吧，回答已很明确了，再见吧！”江青转身走了，那个西方记者还在后边大声追问：“我们请江青女士回答问题实质！实质！”江青忿然地回过头，一甩手说：“什么实质不实质，实质是没有的。”走进客厅，传说周恩来装作开玩笑地对江青说：“没有实质，那‘批林批孔’不就成了批‘零’批‘空’了吗？”江青无言以对，只好苦笑了之。
七月十七日的会上，毛泽东看到江青一伙这样胡搅蛮缠，在研究国家大事的会议上也如此放刁撤野，因此，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你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帽子。”“你也难改呢！”毛泽东对在座的政治局委员说：“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大家都听着而不作声，只有江青回答毛泽东的问话并辩解。
后来，周恩来说有些事他也有责任，谈了“一·二五”大会没有制止，有的也是“纵”起来的。周恩来就是这样，不管是谁，尽量不把事情做绝。
但江青并不领这个情。毛泽东仍接着批评江青说：“此人一触即跳”，“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并且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四人帮”问题。而且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对“四人帮”也进行了批评，使他们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当然，他们还在等待时机，准备东山再起。但不管怎样，政治局成员对此心中有数。毛泽东对“四人帮”批评的意义重大而深远。至此，“批林批孔”运动名存实亡，再也成不了大气候了。
一九七四年八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又出现反复，为此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
为了不引起更多的猜测，造成思想混乱和情绪波动，中央决定在报纸上通报周恩来住院的消息。这一消息一公布后，人们的心头无不笼罩着一层阴影。
周恩来往院后，我曾几次打电话给邓大姐，要求到医院看他老人家。可是邓大姐无可奈何地回答我：中央规定，不能去看。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只能把眼泪往肚子里吞！所幸的是我们能从报上获悉他的一些情况。当然我还能从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中了解他的情况。知道他在医院里是怎样带病继续为党的事业、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利益操劳着。
周恩来从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起，动手术十四次，其中大手术六次，小手术八次，平均每四十天动一次手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忘我地工作着。
在医院里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一百六十一次；同中央部门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谈话五十五次；接见外宾六十三次；在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员谈话十七次；在医院中召开会议二十次，离医院外出开会二十次；外出看望或找人谈话七次。他就是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落入阴谋家的手里，当仁不让地继续担负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并最终胜利地完成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一二八、筹备并主持四届人大
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毛泽东要结束混乱局面，恢复国家生活正常秩序。但是，“四人帮”企图利用此机会“组阁”，以夺取国家的权力。在毛泽东支持下，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及时发现并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再度提出了“实现四化”的奋斗目标，开始了“全面整顿”的新阶段。
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笔伐批不倒周恩来，也曾经鸡蛋里挑骨头，制造一些事件，妄图借机打倒周恩来。比如，“无标题音乐问题”，江青一伙针对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圈阅同意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邀请友好国家的两名音乐家来华演出的报告，歪曲原意，说这份报告宣扬“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并且发起一场全国性的大批判。还有所谓“黑画展事件”。
那是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至四月五日，“四人帮”在中国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举办所谓“黑画”展，矛头指向周恩来。因为在此之前，周恩来曾指示：出口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出口和生产。又说风景画不能叫“四旧”。而“四人帮”组织展出的18名作者的二百一十五幅所谓“黑画”就是有关部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创作的作品。江青还故意拉周恩来去看画展。当然，对于“四人帮”的这种小动作，周恩来是不屑一顾的，以沉默抗击江青一伙的诬蔑。
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周恩来从不含糊。对江青一伙制造的所谓“蜗牛事件”、“风庆轮事件”则坚决予以回击。
一九七三年，为了发展全国的彩电工业，四机部向中央打报告，要求从同外引进彩电显像管生产线。周恩来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征求了江青的意见，她也在书面报告上画了圈，表示同意。这年年底，四机部派人去美国考察，选中了美国康宁公司。在和康宁公司谈判结束时，康宁公司赠给我方代表团成员每人一件玻璃制的蜗牛作为纪念。
一九七四年初，“批林批孔”一开始，四机部第十设计院有人写信给江青，诬告赴美引进彩电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接受蜗牛工艺品一事有辱国格。江青收到这封检举信后，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二月七日，江青冒着寒风，大驾光临四机部，不理睬四机部的领导，直接找到写信人，并给他一封信。信里把这件事上纲上线说，美方不怀好意，“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认为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是崇洋媚外……”；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并且拿走了一个蜗牛，还要求在场的四机部领导向美国驻华联络处提出强烈抗议。在那里，她还发了一大通的议论。江青的这个举动，无非还是冲着周恩来。
事情很快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完全清楚江青的用意。没事都要找事闹腾的江青以为抓到了对付周恩来的有效炮弹。周恩来不急于表态，他机智地指示外事部门先查清事实和该国的风俗习惯。结果说明，康宁公司并无恶意。
蜗牛在美国象征幸福、吉祥，因此常以蜗牛为题材制成工艺品和礼品。
周恩来听了汇报，了解事情的原委后，心中有数了。在随后的一次由他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完有关生产方面的问题后，周恩来严肃地要求大家讨论一下“蜗牛事件”。有关人员汇报了事实后，经过讨论，政治局决定：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不印发，不下传，已印发的收回。
江青这次无理取闹又未得逞。过后，她悄悄地把拿走的蜗牛礼品退回去，并要回自己的信。但她并不是就此罢休，一有机会就又要闹腾一番，不吵不闹就不是江青。当然，现在的吵闹已非一般，也就是要达到“倒阁”的目的，进而由她“组阁”。
一九七四年十月四日，毛泽东根据周恩来提出设第一副总理的建议，决定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这一指示是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接到并记录下来的。他马上告诉江青、张春桥；过了几天才告诉周恩来、邓小平。江青一伙多么想改变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但苦于回天无力。凑巧国产“风庆号”万吨轮远航归来。“四人帮”借机又挑起事端，猛烈攻击周恩来和国务院其他领导。
“风庆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载重量为一万三千五百吨。当时，交通部远洋局曾担心国产主机和雷达等“五大件”设备性能不适应远航，为安全起见，规定“风庆轮”跑近洋。一九七四年初，“批林批孔”时，江南造船厂提出“我们要革命，‘风庆轮’要远航”。后来周恩来也同意了这条船出海远航。但作了五点指示：一是要派工作组到船上，随船工作；二是配件要备足；三是干部、船员要配双套班子；四是要派一条技术条件好的船跟随“风庆轮”保“驾”；五是开船前要对船只进行全面检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确定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广文随船工作，李任政委，顾为政治干事。
“风庆轮”的质量确实不怎么样。在远航过程中，主机不断发生故障。
李国堂都如实记录下来。再者，“风庆轮”在毛里求斯停靠时，驻毛里求斯大使馆把样板戏《杜鹃山》影片送到船上。上映前，李国堂说了这个样板戏我看过，江青搞的样板戏都是些女英雄。其他人也对船的质量和样板戏有些议论。这在现在看来是很正常的事，在不正常的年代就是不得了了。“上海帮”的耳目，也把这些记了下来，并整理了材料。抵达上海港后，李国堂便遭了殃，挨了斗。诬蔑李、顾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十月十二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各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宣称“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说什么：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刘少奇等都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一条卖国主义路线；声称“不是国产船和国产船的主机有问题不能远航，而是有些人崇洋媚外，思想路线有问题”；又说，“历吏的经验值得注意。”江青在十月十三日《国内动态》有关“风庆轮”报道的清样上写了批语，并给政治局写信质问：“交通部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还说，“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表个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表示同意江青的意见，认为这个问题是个路线问题，要国务院、交通部和其它经济部门抓住这个事件进行所谓“路线教育”。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他们在十月十七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预谋地突然向政治局提出所谓“风庆轮事件”的崇洋媚外问题，并轮番逼着主持会议的邓小平马上表态。江青一伙的如意算盘是，如果邓小平赞同他们的观点，正好可以对准周恩来进行攻击。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如果邓小平反对，那么就可以借机整邓小平，阻止他出任第一副总理。但是邓小平就是不表态，强压怒火，反唇相讥道，“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吗，你们怎么这种态度！”后来干脆说，“我要调查，”当场进行抵制，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当夜，江青一伙紧急策划，兵分两路。一路由王洪文直飞长沙找毛泽东告状，而且商定要注意策略，拣重要的谈。另一路由江青出面找王海容、唐闻生，专门谈“风庆轮事件”，让她们向毛泽东汇报。
第二天，王洪文乘专机飞抵长沙。下午四时在毛泽东下榻的宾馆作汇报。
说是四个人开了一夜的会，商定由他来汇报。接着故弄玄虚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王洪文以此开头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接着他按照事先策划的内容，既紧张又抱着豁出去的态度一五一十和盘托出，争取达到预期的效果，让毛泽东确信北京有人在搞阴谋。他说：“最近一些天，周总理加紧了活动。这种活动，和一九七○年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要抢班夺权是同样的性质！”毛泽东让他详细说说。王洪文来劲了，他接着说：“总理虽然患有重病，但他昼夜都找人谈话！经常去周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很令人不安，恐怕跟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望着沉默不语的毛泽东，一点也不知毛泽东在想什么。可笑的是王洪文不知道毛泽东太了解周恩来了。
王洪文告完周恩来的状后，按预定程序吹捧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他说：“春桥同志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不仅有文化水平和政治修养，而且有组织能力；更可贵的是他忠于主席、忠于主席的革命路线。”讲到江青时，说她，“通过八年的文化大革命，证明是个有非凡才能的人，在协助主席处理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问题上，立下不朽功勋。她政治水平高，又有领导艺术。”他还建议在四届人大给他们作适当的安排。也顺便捧了姚文元，说他是个搞宣传工作的人才。他刻苦读书、工作认真、考虑问题周到深刻……。
王洪文使劲吹，毛泽东却越听越反感。毛泽东已经清楚王洪文是代表江青来的，一是告状，二是要权。毛泽东在王洪文一派胡言后，当即告诫他，“你们对周总理有意见，当面谈谈嘛，你回去之后，多找总理、剑英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王洪文这次长沙之行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而且暴露了“四人帮”的阴谋，还受到了警告。
王洪文去长沙时，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嘱她们报告毛泽东有关政治局讨论“风庆轮事件”与邓小平争吵的事，以及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常借工作搞串联的不正常现象，而且周恩来是后台。当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起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继续介绍情况。张春桥首先讲了国内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出现逆差的问题，说这是国务院“崇洋媚外”造成的。张春桥还侧重讲了“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文化大革命前他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并把邓小平的抵制比作“二月逆流”。
政治局对“风庆轮”的争吵，周恩来知道后，在十月十九日就约纪登奎、华国锋、李先念、邓小平等详细了解事情经过。周恩来很清楚，这是“四人帮”掀起一股“倒阁”的逆流，绝对不允许。当天，周恩来也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医院，要通过她们把自己的意见转达给毛泽东，取得毛泽东的支持。
她们到医院后，就把早些时候与江青一伙的谈话内容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完后说，“我已经知道政治局会议的情况。‘风庆轮事件’并不是像江青他们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在处理这件事上，小平同志非常克制。他们已经多次搞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忍耐了很久。”周恩来清楚地知道，这次斗争的焦点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这件事如何解决就要看毛泽东的态度了。
十月二十日，王海容、唐闻生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这几天发生的情况，把双方的意见也都谈了，并表示对江青等人的不满。毛泽东听后，批评了江青的做法并明确指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还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并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毛泽东一言九鼎，使江青等人发起的攻势还没形成就溃败下去。
同时，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认为“风庆轮事件”必须搞清楚，虽然毛泽东批评了他们，但要让大家明白是非，并把此事平息下来。因此，周恩来从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上旬，不顾病情，强打精神，分别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谈了“风庆轮事件”的问题。也找江青和王洪文谈了这个问题。
对于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周恩来分三批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风庆轮事件”的指示，让大家清楚谁是谁非。经过周恩来的一系列工作，总算把江青一伙一手制造的这一事端平息下来，击退了江青一伙的“倒阁”图谋。
一九七四年是党和国家领导权重新配置的关键时刻。为了开好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周恩来不顾自己每况愈下的身体，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任，特别是在平息了“风庆轮事件”后，开始研究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的最后情况。
事实上，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从一九七三年冬就开始了。周恩来负总责，王洪文为具体召集人。当时我已回中央统战部工作。统战部历来都要参与人大会议的筹备工作，因为人大会议牵涉到统战工作，特别是党外人士的安排。
这时徐冰部长和副部长们都被打倒还没有“解放”，由军代表主持部务。军代表对统战工作，特别是民主人士的情况不了解，所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除了军代表刘友法参加，周恩来还指定李金德和我参加。李金德是长征干部，曾在西安、武汉、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做机要工作，担任过国务院机要处长、统战部副秘书长。他比我先结合进统战部领导小组。李金德对统战工作比较熟悉，所以在筹备会上统战部提出的意见，大都由李金德发言。有一次周恩来还特地点了我的名：“童小鹏，你老坐在后面，怎么不讲话。”我说：“刚才李金德讲了，我没有什么讲了。”我想他有意点我的名，主要是他知道我“文革”前一直在统战部工作，启发我应该敢于发表意见。
“文革”爆发后，统战口（包括中央统战部、人大常委机关、全国政协机关、国家民委、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以及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中央机关）各单位大都停止了活动。除受保护的民主人士外，大多数人都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去了。筹备四届人大时，大部分人都还没有回来，只有少数机关工作人员参与了筹备工作。筹备工作之初，由王洪文召开会议，中组部军代表郭玉峰，统战系统军代表刘友法，他们对民主人士的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连最简单的党外代表的名单都提不出。因为民主人十大部分人挨批的挨批，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像荣毅仁当时在工商联扫地，华罗庚是“反动权威”。提来提去就只有十几位科学家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只好把过去的名单拿来参考，有“问题”的拿掉，最后所剩无几。后来，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侯宝林和荣毅仁。
我们就根据这一信息，从文化艺术界、工商界找出一些人来，如沈雁冰、夏衍、胡子昂、胡厥文、李烛尘等。但是还不行，毕竟人数太少。此后经过反反复复的提名——筹备组研究——周恩来把关——毛泽东批准。这样由十几个人增加到一百二十多人。最后，全部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的代表也不过二百三十七人，仅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八点八，比三届人大少了近一百五十名，而工农兵代表占百分之七十二。当然，在当时“左”倾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已十分不容易了。
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所有筹备工作即将完成。《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交给邓小平负责。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毛泽东特地指示邓小平，“总理只讲半个钟头左右”，主要是保证周恩来能够站着读完报告。我们知道过去周恩来一口气讲三个钟头不休息也没有问题，但现在无论如何不行了。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把起草小组各口写出来的草稿进行综合、浓缩成不到五千字的报告。这是政府工作报告最短的一次。
我想起了在此之前，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一件事。那是一九七三年九月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槁。
参加会议的有各部委负责人和起草小组工作人员近一百人。周恩来亲自主持一段一段地讨论、修改。讨论中有一个用词，周恩来认为不准确，要修改，并谈了他的修改意见，问大家，“这样改行不行？”还没等大家发言，一位年轻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周恩来修改后的用词也不妥当，应当如何修改。但开始周恩来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大家就这一用词开展了争论，各抒己见。这个年轻人就是总理办公室秘书纪东。经过争论，周恩来说：“好，我看小纪讲得有道理，可以按他的意见修改，你们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大家表示赞成。最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讨论问题应当提倡平等的争论，不要认为领导者的意见就百分之百的正确，其实有些问题，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年轻的同志，往往有很好的见解。他们接触实际多、框框少，所以有些意见比我高明，我们就按他的意见修改。”周恩来从来都是如此，他善于倾听和接受与自己不同的正确意见。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六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的情况，并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同时，也报告自己的身体情况，表示年底或明年初开人大，身体吃得消。最后表示：“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十二月间，周恩来在医院里继续紧张地展开四届人大的最后准备工作。他仍然事必躬亲，通宵达旦地工作，全然不像一个重病在身的人。他在审阅四届人大各界代表的名额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要增加老干部的名额。在审阅政府工作报告后，也提出修改意见。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上，周恩来更是反复考虑，煞费苦心。针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情况，周恩来多次约邓小平、李先念等人研究，交换意见，觉得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步，确定以周荣鑫为部长。
随后，他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的三个方案。
筹备工作一切就绪，但还得毛泽东的批准。周恩来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谈话时，一致认为，要由周恩来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把问题谈清楚，才能取得毛泽东的支持。当时毛泽东在长沙。为保障周恩来的飞行安全和健康，叶剑英亲自对随行的秘书、警卫、医务人员和机组成员，分别交待任务。
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决定飞赴长沙。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大便有隐血，需要进行检查治疗。叶剑英知道后，经过慎重考虑，痛苦地决定不改变计划，沉重地叮嘱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反复要求大家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周恩来离开医院，来到南苑机场。一下汽车，大家就发现，他面容消瘦，身体虚弱，两鬓已经斑白；他步履蹒跚，双手颤抖，在服务员的帮助下登上飞机。显然周恩来带着重病之躯，以超人的毅力，为国为民工作着。他完全知道自己的情况，在回答随行空军师长杨扶真的问候时说：“必须和疾病作斗争。我已经一年多没坐飞机了，八个多月都住在医院。”周恩来抱病飞抵长沙，稍事休息，晚七点半左右，与随后到达的王洪文一起去见毛泽东。接见时，王海容、唐闻生在座。一见面互相问好后，毛泽东便指着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边说边摇手。然后谈了自己的身体情况，表示不再见外宾了。话题很快转到邓小平身上，毛泽东说：“他政治思想强”，并指着王洪文说：“他没有邓小平强。”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一个“强”字。王洪文听了十分尴尬，也很紧张。
周恩来接着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谈到叶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打断周恩来的话，提出：“邓小平当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并在纸上写了“人才难”三个字，周恩来说：“人才难得。”毛泽东把笔放下。后来毛泽东还提议十届二中全会增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报告副总理名单时，念道“邓、张、李……”毛泽东又打断周恩来的话，说了一个“陈”字，即“陈锡联”。……第一天基本上是周恩来与毛泽东谈话，王洪文陪坐。周恩来和毛泽东谈得很融洽，非常顺利。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逗留几天谈谈。还对周恩来说，不要老闷在医院里，可以出来走走，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这样，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先后四次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同时，周恩来还与毛泽东单独谈了几次话，主要谈了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毛泽东表示先放在一边，以后冉说。四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一、“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说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能爬起来就好。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
二、对邓小平的评价和担任新的职务问题以及副总理人选。也就是第一天谈活的主要内容。
三、对江青的批评。毛泽东说他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还重提了他几次对江青说过的话。
四、“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毛泽东说：搞乱了，也不告诉他。周恩来说，在一、二月份，江青下达那些任务，开了那样的大会，他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毛泽东还提到，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五、谈国际形势。毛泽东认为越讲缓和越要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但要强调备战，各国人民对此事要有所准备。
周恩来把几次谈的内容归纳整理成一个提纲，准备回京后立即向政治局常委传达。至此，他才感到一身轻松。二十七日周恩来飞回北京。这次长沙之行的结果，在几天以后就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政局，而且也为未来中国的走向确立了正确的目标。
周恩来回京后，向政治局常委们传达了长沙之行的内容。并不顾病情的发展，迅速而有序地把各项工作铺开。他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和各部委的设置以及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选的报告。四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回京后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同时，提出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的文化、教育两部恢复起来，提议周荣鑫任教育部长，否定“四人帮”提名的迟群。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理论学习以及今后工作方针的重要指示。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同意毛泽东不作人民代表，不出席会议的决定。同时也同意纪登奎、汪东兴不作为人大代表。在十日晚的闭幕会上，周恩来用迟缓、沉稳的语调向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发表讲话：这次中央全会结束前，我请示主席，有什么话要我向大家转达。毛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现在，我要向大家讲的就是毛主席这句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工作，都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安定团结，把今年的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到会的许多老同志，此时此刻心情很不平静。他们眼见周恩来的病容，聆听他的嘱托，无不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好工作，同时也深深地为他的健康担忧。
一周之后，新华社才播出这次全会的消息，而且没有报道出席会议的委员、会议主持人及讲话人等。这是“四人帮”故意不让人民了解哪些被打倒的干部出来参加中央会议的卑鄙做法。但是最后一行“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却是多么的鼓舞人心。
一月十三日晚八时，北京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内灯火通明，在四届人大开幕式上，周恩来总理的声音还是那样清晰有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实现“四个现代化”一直是党和人民的愿望。十年前，周恩来在这个地方提出来。但是“文化大革命”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这项工作延缓了。今天，他又在这里重申了这个目标，不啻是拨开云层见蓝天，坚定了人们的信心，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我们的好总理这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的洪亮声音已永远保存下来。我感谢中央档案馆送给我一盒周恩来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的复制录音带。我将传之子孙，一直到祖国完全实现“四个现代化”之时。
会议期间，周恩来到天津代表团参加小组会讨论时，代表们纷纷向周恩来致以问候。面对一张张诚挚的面孔，周恩来坦然而又郑重地向大家表示：我已得了癌症，工作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作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代表们强忍着内心的痛楚，又为周恩来的精神所鼓舞。眼前的好总理啊，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是那样的消瘦，老年斑、皱纹布满脸上和手上；动作和声音显得那样疲惫。一看到这，谁不被总理忘我的操劳、为国为民的精神所激励呢？！这次会议，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人大常委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大会终于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江青一伙的“组阁”阴谋彻底破产。这为以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组织基础。
一二九、支持邓小平复出和“全面整顿”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后，花了很大力气为大量的党内外干部恢复名誉和安排工作。其中，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乃是最具有意义的一件大事。当然，这也是历史的必然。里外一把手的邓小平成了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并逐步接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病情加重，国家重担落在邓小平的身上。邓小平当机立断，运用毛泽东赋予的权力，凭着对灾难深重的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整顿。
病榻上的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以后并没有撒手不管，特别是面对“四人帮”的干扰，他毫不保留，以自己最后的生命之光，化作无形的巨大动力，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在一九七五年留下最后的辉煌。
毛泽东之所以会提起邓小平，一方面“林彪事件”促使他思考，“亲密战友”不亲密，企图加害于他，而被打倒的与自己出生入死的老干部难道都是坏人？恢复被破坏的各项工作多么需要这些战友，而邓小平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管理国家的行家里手。另一方面，先行从江西东乡红星垦殖场回京恢复工作的王震利用机会，向毛泽东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劳动的情况，并力荐早日起用邓小平。周恩来清楚这一切，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总是把握时机，恢复了一大批老干部的工作。毛泽东现在提到邓小平，这又是一个机会。
不管从哪方面来讲，周恩来都希望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与周恩来有着几十年友谊的邓小平，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均是国家栋梁之材。邓小平比周恩来年轻，身体又好；而且有胆有识，可担当起国务院的重任。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给毛泽东。这是林彪自我爆炸事件传达到基层，开展揭批林彪罪行之际。
邓小平在信中谈了对这一事件的感受，并实事求是他说，“我同林彪不很熟悉，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以揭发”，但回忆了一些林彪平时的做法及其自己的看法。邓小平在表达了自己随时准备参加批判林彪的罪行后，又谦虚地向毛泽东检查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同时，表达了自己要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重新工作的强烈愿望。他心中有种强烈的使命感。这是历史赋予他的重任，他一定要为之奋斗。邓小平在信中对毛泽东说，他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五年多了，他觉得身体还好，还可以作一些技术性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一些工作，他没有别的要求，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于八月十四日作如此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头子。整他们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最先看到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周恩来内心充满了兴奋之情，他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一起交给中央办公厅，印刷若干份，分别送中央政治局委员阅读。十五日便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这一批示，并进行讨论。
同时，周恩来马上以中央的名义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他还指示：“可以让邓小平同志搞一些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活动。”并立即把邓小平原来的公务员、秘书派到江西，协助邓小平工作，帮助照顾他的生活。年底，邓小平参观了井冈山和红都瑞金。30年前邓小平曾在这里挨过整，今天他又从这里迈向未来。
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让他们考虑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还约他们面谈这件事。之后，纪、汪根据周恩来谈话精神提出邓小平任副总理的建议信。周恩来看了后，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终于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十天以后，邓小平一家便登上了南昌到北京的快车，经过两天一夜的行程，顺利地到达北京，受到党和国家有关领导的欢迎。二十八日，周恩来、李先念等会见了邓小平。周恩来看到邓小平虽然59岁了，却满面红光，精神抖擞，他的内心充满了喜悦。第二天，周恩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开会。之后，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四月九日，周恩来专门约邓小平、卓琳谈话。安排邓小平十二日在宴请西哈努克亲王时公开亮相，正式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五月二十日，他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表示欢迎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并说对于中央恢复邓小平的职务，“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八月在党的十大会议上，邓小平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先住在钓鱼台西边的花园新村的一幢小楼里。我同紫非专门去看望了他和卓琳。他身体很好，谈笑风生。他说他去江西南昌新建时，上午监督劳动，下午即在家搞家务、种菜。他特别高兴的是，学会了做馒头，发得很松。我也向他报告了在进贤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当“猪倌”，学会了给母猪接生的情况。
邓小平复出后，开始协助周恩来工作，果然不负众望，很快便把工作局面打开。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工作，任总参谋长。还当政治局委员，并说明是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他一个人请回来的。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提议军委会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和紧急作战事项。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毛泽东同意。三月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派谁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邓小平出席。
在四月的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上，邓小平又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赢得了声誉。此后，邓小平在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与日俱增。至此，邓小平接替周恩来的格局初露端倪。四届人大之后，邓小平便全面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一九七五年一月下旬，四届人大刚结束，周恩来就连日在医院里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以及目前的工作安排。他嘱咐国务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吴庆彤转告邓小平，请他把分工列出，并说：“他不好讲，由我讲。”二月一日下午，周恩来赶到人民大会堂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除了总理和几个副总理外，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了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便开门见山他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但我还是想争取每星期和大家见一次面……。”这次会议审定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方案。周恩来最后用郑重的语气宣布：邓小平同志，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同日，周恩来又接着主持召开有国务院各部部长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语，并说，“现在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主持。”还在讲话中指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周恩来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第二天，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情况，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这一切都为邓小平开展工作开了个好头。
一九七五年四月底，毛泽东从湖南回到北京。周恩来与毛泽东商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在人大会后，就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以及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在会议上作了许多重要讲话，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很快有了明显的好转。
在邓小平雷厉风行地实行全面整顿的同时，周恩来在医院与邓小平会见、谈话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平均每周都要有一两次。病房内，两位老战友促膝谈心，共商国是，常常谈到深夜。此外，周恩来还时常找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国务院有关负责人谈话，了解各项工作情况，并要求他们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
比如，四月十六日，周恩来约请由中央派往浙江帮助整顿工作的纪登奎谈话，对当地派性严重干扰浙江省经济发展的情况表示关切。他向纪登奎提出，应按小平同志的要求，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整顿措施，解决好浙江问题。
还有，周恩来在医院里直接听取走马上任的教育部长周荣鑫的汇报，在详细了解了教育部门的现状，以及迟群等人对教育工作的干扰破坏后，明确表示支持周荣鑫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教育系统进行整顿。
五月至八月，周荣鑫在周恩来、邓小平支持下，积极着手整顿被“四人帮”搞乱的重灾区——教育部门。他多次召开部内外干部、教师座谈会、汇报会，听取意见、了解情况，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对教育的破坏，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他反复强调全面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的教育理论，重提两年前周恩来纠“左”时关于教育工作所提出的许多重要意见，还对当时教育界存在的老师挨骂、学生不读书的现象提出了严肃批评，进而尖锐地批评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讲话一时广为流传，受到广大教师和学生家长的欢迎。
周荣鑫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整顿，触及了长期由“四人帮”控制的部门。
因此，他们一直伺机反扑。其实，周荣鑫也知道自己所冒的风险。因为他所批评的就是“四人帮”长期以来所散布的种种谬论，矛头指向所谓“理论家”张春桥等人一九七一年八月一手炮制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中的大多数和17年中培养的学生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荣鑫曾经在一次会上讲：“我有些话是会刺痛那几个搞形而上学的人，他们肯定会不满的。无非是再次被打倒，即使再次被打倒，我也不怕。……要横下一条心，做小平同志讲的那种不怕被打倒的人。”周荣鑫曾经任国务院秘书长，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李琦也在总理办公室工作过。我对他们都很熟悉，周荣鑫很有工作能力和魄力。他一到教育部，就使教育部门的形势开始好转。可是“四人帮”很快找到机会进行反扑。
“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检举迟群、谢静宜的信的批示，掀起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北京市委书记亲自坐阵指挥，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清华大学先后召开了有一千三百多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和全校大会，批判周荣鑫、刘冰和教育部，把矛头对准邓小平。我在周荣鑫、李琦被无理批斗期间，曾看过他们，打过电话，我说，有错就承认，没错就不要承认，并希望他们注意身体，聊表对战友们的一片心意。后来，周荣鑫心脏病发作，他们还不放过，在被追查、批斗50多次后，于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上午昏厥在追查会上，因抢救不及时，当晚逝世。李琦也差一点被整死。这场运动最后发展成“倒邓运动”。
八月份，“四人帮”还利用毛泽东评《水浒》的讲话，批宋江、批“投降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和邓小平，说什么宋江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和宋江一类的人物，在我们国家里还掌握着大权呢！他想架空毛主席，同宋江手法一样。
面对“四人帮”的猖狂，周恩来从侧面接应邓小平。九月七日这天，周恩来不顾病情严重恶化和医生的再三劝阻，仍然坚持会见了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会谈时，维尔德茨关切地问候周恩来的身体。周恩来坦然他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接着，周恩来意味深长他说：“请维尔德茨同志代我转达对齐奥塞斯库同志的问候！经过半个世纪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中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在旁边的陪同人员小声地向维尔德茨解释说：“副总理是指邓小平。”最后周恩来充满信心他说：“具有50多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不论是风里，还是雨里，我相信这些同志都承受得了的。”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成绩显著，国民经济各项指标，短时间内由停滞下降转入迅速回升。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从下半年起，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一九七五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四千五百零四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九；国家财政收入八百一十五亿六千万元。这一切全国人民有目共睹，拍手叫好，周恩来也感到十分的欣慰。
但是，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里，“四人帮”利用刘冰的信和毛远新向毛泽东劲吹耳边风的作用，当然更主要的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加快攻击邓小平的步伐。
躺在病榻上的周恩来注视着这一切。虽然他已经不可能起来与邓小平一起跟“四人帮”斗争，可是他要表明态度，支持邓小平。一九七五年十月底，处于病危状态的周恩来，不得不施行第五次大手术。进手术室前，躺在手推车上的周恩来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询问道：“小平同志来了吗？”每次他动大手术，邓小平总是在场。这时他快步靠近手推车，俯身问候周恩来。周恩来目视着邓小平，又看看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等，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邓小平已伸过来的双手，语重千钧他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周恩来的话，在场的人都听到了。这是周恩来对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强有力支持和高度评价。
一三○、回击“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
十大以后，尽管“四人帮”都当上了政治局委员，而且张春桥还是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是他们的内心里一直十分空虚。原来军委常委里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现在又加上一个邓小平。张春桥在那里要捣乱也难。尽管如此，张春桥还是想有所作为，能把军队的思想搞乱，不让邓小平对军队的整顿奏效就是他们的胜利。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这个没有打过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向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讲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时称：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因此“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要警惕”。讲话中，张春桥还露骨地指责一九七二年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他还说：“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是如果我们把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
同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文章中，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的一段话，强调：“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在《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的社论中，按姚文元文章的口径，再次引用毛泽东的话，并说：“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更是在各种场合和张、姚一唱一和，互相呼应，大讲反“经验主义”。四月四日，她在接见工人代表的讲话时称：“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五日，她对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讲话中又提出：“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江青还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妄图挑起一场新的运动。
一九七五年三、四月，各大报和刊物发表了许多反经验主义的文章。江青一伙提出“反经验主义”是攻击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干部。当然首当其冲的是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如四月七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文中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除了大造“反经验主义”的声势外，江青、王洪文还在私下里找一些人谈话，无端指责中央某些领导人“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干业务”，以此来攻击领导整顿工作的邓小平和支持者周恩来。同时，他们还借历史上王明路线的错误，影射、诬蔑周恩来。
面对“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大肆攻击广大老干部的阴谋，邓小平首先挺身而出，同江青等人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月十八日，邓小平陪同刚从外地回京的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利用这个机会，他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情况，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毛泽东当然知道，江青一伙所说的“经验主义”指的是什么人。他不会忘记，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时，就有些人把周恩来当成“经验主义”的代表，说“经验主义是教条主义的俘虏”。在这前后，邓小平还多次到医院向周恩来通报情况。
四月二十三日，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经姚文元审阅修改后，报送毛泽东。这份报告提出把反经验主义作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项内容。毛泽东阅后，提笔在这份报告上写了一段批语：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为盼。
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四月二十七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邓小平、叶剑英等带头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四人帮”自一九七三年以来，屡次寻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的卑劣行径。提出这次的“反经验主义”是一次有计划的反周恩来的行动。“四人帮”在会上处于被批判的地位。
“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战幕刚刚拉开，便不得不收场。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晚，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都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这是毛泽东到外地休养十个月回京后第一次召集的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从三○五医院赶来。
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批“经验主义”的文章“放过了”。并就此严厉批评“四人帮”：“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毛泽东把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归纳到修正主义里去。
在谈到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再次提及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民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并对邓小平说：“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毛泽东接着重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还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下去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呀？”“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错误，还是自我批评。”毛泽东知道江青也是一个到处鼓吹“反经验主义的人”。毛泽东批评她既没有斗争经历，也不会写文章，谈不上教条主义，只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会上，江青不时插话，但并未检讨。这时毛泽东严肃地再一次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踉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人们正在回味着毛泽东的一系列严肃谈话时，毛泽东用一种缓和的语气道：“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谈话的最后，毛泽东下了指示：“由小平同志主持政治局会议，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等几位同志进行批评。”散会时，毛泽东和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一一握手造别。在与王洪文握手时，王洪文说：“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听罢用手掌作了一个翻来复去的动作，正色道：“你不要再这个样子了！”早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在医院里通过与邓小平及其他一些政治局成员谈话并反复考虑，决定把“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及个人的意见向毛泽东汇报。因此，在毛泽东回京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在医院里同正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商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需要在政治局内进一步批评“四人帮”。随即，他伏案写下书面意见，表示“同意小平意见”，支持由邓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
为了确保开好批评“四人帮”的会，周恩来认为应先在政治局内部通通气。五月二十一日，他不顾身体极度虚弱，亲笔给政治局成员以及参加政治局活动的几个人写信，提议进一步讨论吃透毛主席五月三日的讲话，尤其应搞清楚有人带头批“经验主义”的问题。
周恩来在信中说，五月三日政治局同志当面听了毛主席指示后，他提议政治局常委五人先谈一谈。五月四日、七日谈了两个晚上。王洪文对传达毛主席指示的事表示说《红旗》第五期发了文章，毛主席四月二十三日的讲话就不再下达了（这篇文章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考虑中央再发个文件，正面阐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问题，以利于学习和实践。当时张春桥说，如搞文件需一段时间。周恩来信中这段意思很明显，发个文件，可以更进一步消除张春桥“批经验主义”的影响。而张春桥认为需要时间，不外是想拖。因为起草文件是张春桥负责的事，他想不了了之。周恩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要让政治局委员们拿出意见来。
周恩来信的第二部分内容，先是说明一下《红旗》第五期文章提到在一九五九年批判彭德怀时，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在姚文元的文章中，而不是在张春桥的文章中，三月份《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反经验主义的两篇社论也是根据姚文元的文章引用的。在作此说明后，周恩来指出：邓小平向毛主席反映的是指张春桥在总政三月一日召开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信的此处加了一句注：当时还提出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在这个会上，张春桥说批林整风时，他就认为从一九五九年以后批经验主义不够，所以与周恩来商量将毛主席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小辞典》选辑重印一批发行。对张春桥的这些情况，当时认为己弄清楚，就不忙于向毛主席报告了。现在政治局正式开会讨论毛主席的批示和指示，并已请王洪文在政治局会议上将这些情况作了说明。
周恩来在信的最后提出：“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报告转呈主席一阅。”这段信的内容就是要把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一些言行提出来，在政治局内部讲明，同时报告毛泽东。
这封信在政治局委员和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中传阅，最后又传到周恩来手上。“四人帮”中最早批“经验主义”的张春桥心怀鬼胎，虽然他不反对报毛泽东，但批注：“总理的信，有些不确切”；姚文元没有表示态度；王洪文也没拿意见，让周恩来定；倒是江青表示同意，不过前面也加了一句，“许多情况不了解”的假话。
五月二十七日，周恩来面对张春桥在“批经验主义”问题上的狡辩，毫不退让，特写信给张春桥，严肃地把这个问题摊开。周恩来的信如下：春桥同志：我在五月二十五日收到洪文同志退回我的报告，要我决定是否呈主席。在你的注语中，说我信中有些话不确切。我因头上皮下神经疱疹未好，脚上皮下毛细血管病痛未止，故晚了两天才将当时认为较为确切的语言写出，请你审阅。
当时你说，由于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主席建议印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些组织，同志们读得多些和较好些，而哲学小辞典三版选辑却很少有人读，几乎没有什么反映，所以主席在批印的指示时就说：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而后，刘、林反党集团实施阴谋诡计，经验主义者就常常上当，所以你在批林整风时就提出将主席批印《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印一批发出。这次主席指示要把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搞清楚，才会防止变修正主义，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你联系到十多年的思想，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易于上反党集团的当，甚至陷进去，故你在三月一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三、四月间向政治局向总政来电反映的讨论情况。也可看出。
我这段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写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如你的低温已退，我很想在今天下午或晚上到你处一谈。
盼复周恩来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五点半当天，张春桥与周恩来通了电话，并在信上批复道：“总理，已在电话商定，不再改了。现退上，祝你健康。”这封信当天又回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当即在此信上批了五个字：呈主席批阅。
在铁的事实和周恩来的有力批驳下，张春桥不得不有所收敛。
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三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大家气很大，发言激烈，对“四人帮”进行质问和严厉批评。会上邓小平、叶剑英作了长篇发言。邓小平提了“三件事”和“一个问题”。“三件事”即“四人帮”所搞的“批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反经验主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会冒出这三件事？”“这些问题不讲明白，没有好处”。叶剑英谈了三个问题：一是反经验主义的片面性。讽刺张春桥等“有的人书读得多，不要当私有财产”。
二是要团结。三是要请示报告，严守纪律。不要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
迫于形势，王洪文不得已作了一些“检查”。张春桥一言不发，在记录本上写着：“沉默、沉默、又沉默。”江青当时则拒绝检讨，甚至还试图否认“四人帮”存在的事实。
这次政治局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事，具体情况，当时我们都不知道。
这些是粉碎“四人帮”后才知道的。但是，批评江青的消息却不胜而走，迅速在京城传开，老同志都窃窃私议，觉得出了一口气，希望把斗争进行到底。
而且有一种传说，当时邓小平严厉批评江青时，张春桥还给江青帮腔：“江青同志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有功劳的。”邓小平听了气得拍桌子，义正词严地反驳说：“她有什么功劳，不就是挑起全面内战，制造天下大乱，陷害无数无辜么！”这个传说广为流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表达了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六月二十八日，江青在没有睡好觉，苦思再三后，迫于毛泽东的明确态度，无奈写了一个书面检查：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我在五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张春桥看了江青的书面检查后，也写了一个自我表白：“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就是这样的“检讨”，当时他也没有交给政治局。那是在一九七六年逮捕他时，从其住所搜出来的。
在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的时候，虽然周恩来没有在第一线“参战”，但他十分关心这场较量。且在“战前”就与政治局常委们通气，并与邓小平、叶剑英等作好了准备。会议的进展情况，他们也不断地向病中的周恩来进行详细的汇报。
会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听后给予充分的肯定。“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反总理、反你（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毛泽东说这话，充分表露出对邓小平主持政治局批“四人帮”所持的喜悦。支持的态度。最后，他满怀期望地对邓小平提出：“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坚定地表示：“我有决心就是了。”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江青一伙，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唯一的一次。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空名也就此结束，“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被回击得丢盔弃甲，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2007/09/10
第三十二章忍辱负重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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