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四、顶住来自苏联的压力
一九五六年初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所犯的错误，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对此，毛泽东和我党中央深感痛心和担心，并在内部对他提出善意的批评，希望他改正错误。赫鲁晓夫则是我行我素，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一年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多事之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后，在苏共党内、苏联国内以及各兄弟国家中，引起了思想混乱。十月，先后发生了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联的坦克开进了华沙和布达佩斯。波匈事件的爆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和对兄弟党的颐指气使的老子党作风酿成的。
赫鲁晓夫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了摆脱危机，他想请中国共产党和世界著名的大外交家周恩来助他一臂之力。十一月，赫鲁晓夫指示苏联驻华大使尤金邀请周恩来访问苏联。
这个时候，波兰、匈牙利等国出于他们的需要，也向周恩来提出邀请。
匈牙利甚至这样说：只要周恩来接受邀请，哪怕只停留一天，也是对我们的莫大支持。
原来周恩来已计划访问阿富汗和尼泊尔等国，但从维护苏共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团结这个大局出发，周恩来决定推迟对阿富汗、尼泊尔等国的访问，先访问苏联、波兰和匈牙利。
出发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指出：“只要苏共领导内部稳定，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但还是要好好地批评赫鲁晓夫一阵。”周恩来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周恩来在贺龙、王稼祥等人陪同下，乘专机到达莫斯科。
由于赫鲁晓夫有所求，对周恩来这次来访显得格外亲热。在一次小型宴会上，赫鲁晓夫悄悄地对周恩来说：“我请刘晓大使转告你们党中央，你们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我们《真理报》已全文刊登，还将印发50万册单行本。”周恩来没有作出什么表示，他知道赫鲁晓夫的用意所在。
会谈开始后，周恩来坦率地批评赫鲁晓夫在处理斯大林问题上的错误，阐明了中共对斯大林的态度。他指出：斯大林是犯过错误，但他并不是总犯错误，评价斯大林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态度，不能抛开具体的历史背景去孤立地评价一个人。斯大林一生的功过，我们认为是三七开，功绩是主要的。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
这些话打中了赫鲁晓夫的痛处，他是不爱听的，但也得耐着性子听。在座的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等苏共领导，却很受感动。
周恩来把话题引到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态度上。他说：维护兄弟党的团结，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大国主义，特别是各国各党的内部事务，应由他们自己去处理，有意见可以商量，不能搞外部压力，干涉兄弟国家内政。
赫鲁晓夫同志，在波兰问题上，你们处理得不够好。我们认为波兰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波兰完全有能力自己解决。我们不赞成派苏联军队进驻波兰。
周恩来真诚和善意的批评，赫鲁晓夫听后按捺不住了。他不顾外交礼节，粗暴地破口大骂起东欧兄弟国家的领导人，甚至他们的夫人，说他们要了苏联的金子，还要骂苏联，同西方勾勾搭搭，是“狗屎”、“坏蛋”、“像驴一样”。周恩来当即严肃地忠告说：“赫鲁晓夫同志，对兄弟党的领导人不能这样，有什么话当面讲，不能在背后随便怀疑别人，这不利于兄弟党的团结。”赫鲁晓夫暴跳如雷，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份，瞪起眼睛对着周恩来耍起无赖：“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工人阶级，而你是资产阶级出身。”周恩来表情严肃而又巧妙地回敬了一句：“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我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尽管双方争吵了起来，周恩来却不想把事情搞僵，因为他此行的目的不是争吵，而是诚心帮助赫鲁晓夫认识和改正错误，所以他还是通过各种场合对赫鲁晓夫进行耐心的规劝。
一月十八日，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前往阿富汗进行友好访问。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送行。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周恩来劝赫鲁晓夫要拿起马克思主义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他说：“斯大林的部分错误，你们也有责任嘛！你说肃反扩大化了，你们每一级都有三人小组。赫鲁晓夫同志，你那时是乌克兰第一书记，你管这个事嘛！你怎么能只责备斯大林，而不作自我批评呢？为什么当时你们对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不提出意见呢？可见当时你们也是觉得斯大林对，你们自己也做得对。现在你们觉得错了，自己也应该作自我批评。不要只批评死人，这就不公道了嘛！”米高场坦率地说：“如果当时我们反对斯大林，除非把斯大林捉起来。”赫鲁晓夫捅了捅米高扬一下，瞪了眼对米高扬说：“你胡说，我们当时要是反对斯大林，是我们被捉起来，不是你捉了他。”赫鲁晓夫又对周恩来说：“你们那里的党好办。”周恩来说：“我们犯了错误可以自我批评，我就犯过路线错误，经过自我批评，还是一样可以得到大家的谅解，让我在工作中学习锻炼。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呢？都是马列主义政党嘛！”赫鲁晓夫说：“你们那个党可以自我批评，我要是这样搞就垮台了。我年龄大了，快70岁了。还有几年呀！还容许我作启我批评？”赫鲁晓夫有点无可奈何的样子，周恩来沉默不语。
尽管周恩来在莫斯科的几天中，苦口婆心，一片至诚，赫鲁晓夫却毫无悔改之意。更有甚者，后来他以为自己已经站稳脚跟，居然又向中国搞起大国主义，企图控制中国。
一九五八年四月，苏联提出在我国井同建设长波电台，归两国所有，由两国共同使用。同年七月，又提出苏联在远东没有不冻港，要和我国建立联合舰队，使用中国港口。这都是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大为震怒，把赫鲁晓夫这些主意一一顶了回去，周恩来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态度。
赫鲁晓夫并不死心。这年九月，他在度假地克里米亚的雅尔塔，突然召见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对刘晓说：“美国插手台湾海峡，使台湾海峡局势骤然紧张，苏联政府不能坐视不管，应当帮助中国应付这一紧张局势。美蒋的优势主要是在空军和海军方面，我们认为应该在空军方面加强这一地区的力量，以便对美蒋的海军起到威慑的作用。”刘晓仔细倾听，没有作出反映。
赫鲁晓夫亮出了底牌：“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需要而提出要求的话，苏联可派一批带有导弹的图—16轰炸机到中国，并配备苏联的飞行员，可惜用中国的领海、领空，给侵略者以致命打击。”赫鲁晓夫要刘晓把这一建议转告中国政府。
刘晓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赫鲁晓夫的谈话电告毛泽东和周恩来。
这又是一个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周恩来对赫鲁晓夫的行径深为震怒。
但他不是采取简单地顶回去的做法，而是以攻为守。图—16轰炸机战术性能比较先进，最大时速可达九百二十公里，带九吨炸弹可连续飞行七小时二十分钟，是苏联用以对付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威慑的一种重要武器。中国一直想搞自己的图—16轰炸机，并向苏联提出过技术援助的要求，但苏联迟迟不给有关资料。这次赫鲁晓夫提出这件事，正好可以顺水推舟，向苏联要资料。
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给赫鲁晓夫回电，大意是：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好意。
我们觉得，目前整个斗争的形势不宜于这样做。因为我们目前没有使用轰炸机出海作战的意图。同时，美国也在尽力约束蒋介石的空军，不许他们轰炸大陆。这样，就使图—16轰炸机没有作战的机会。相反，由于苏联空军在中国的突然出现，可能会使情况复杂起来。为了更有效地加强我国空军的作战力量，根据你的建议，我们准备提前进行图—16轰炸机的试制生产，希望贵国能提供技术资料和样机，并派技术专家来华援助。
中国政府等待着苏联的答复。
十月三十日，赫鲁晓夫给周恩来发来一封复电：苏联政府原则同意你的要求，提前供给图—16飞机技术资料和样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开始提供技术资料；作为样机，可供你们最近出厂的、在部队中使用的两架图—16飞机，可以派遣一定数量的专家去中国，可以供应目前中国还不能生产的某些部件、锻件、模压件和半成品。
十一月十日，周恩来派出一个22人组成的工作组前往莫斯科谈判图—16飞机的技术引进问题。经过谈判，中苏两国政府签定了一个协议书，规定苏联负责提供图—16轰炸机的全套技术资料一千三百四十二项。为此，中国政府付给了苏联八千二百万卢布。没有想到，这是赫鲁晓夫布置的一个骗局，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仅占协议规定的百分之三十七，而且就是这套残缺不全的资料，也是他们早已淘汰了的。
八千二百万卢布无异打水漂。赫鲁晓夫竟是这样玩弄“兄弟国家”。
一九五九年，中苏关系迅速恶化，除了意识形态分歧以外，国家关系也紧张起来，赫鲁晓夫总是挥舞着他的指挥棒，要中国按他的旨意行事，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把他顶回去。
这年九月底，赫鲁晓夫从美国戴维营同艾森豪威尔会晤后来到北京，名义上是参加中国建国十周年庆典，实际上是来吵架的。
五天的会谈，都以尖锐的言辞争吵着。
赫鲁晓夫为美国做说客，要中国释放两名美国飞行员。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不能商量的。”赫鲁晓夫指责中共炮击金门没有同他们打招呼。陈毅据实驳斥：“你问葛罗米柯，我是不是通知你们了。”葛罗米柯哑口无言。
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收留叛逃的达赖喇嘛并挑起中印边界冲突。赫鲁晓夫偏袒尼赫鲁，指责中国与印度发生冲突极不明智，把尼赫鲁推向西方。
周恩来义正辞严地驳斥道：“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是文不对题，达赖叛逃，怎能说是我们放跑了他呢？中印边界冲突，明明是印度对中国的进犯，怎么说我们不该为西藏那块‘不毛之地’和所谓中立国交火呢？”赫鲁晓夫冲着周恩来说：“你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外交家，怎么不懂得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周恩来针锋相对：“我们对尼赫鲁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而他却利用达赖反华，挑起边界事件。面对外来侵犯，我们忍无可忍，奋起自卫，这能说是不讲团结吗？”赫鲁晓夫理屈辞穷，不敢申辩，转而对毛泽东说：“一九五七年你们派周恩来给我上了一堂课。”周恩来当时申明：“我们不是给你们上课，只是给你们一个中肯的建议，而你们受不了，我们就不再说了。当时不是双方还发表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吗？”接着他指出赫鲁晓夫背后咒骂兄弟党领导人的恶劣行为。赫鲁晓夫矢口抵赖说他没说过这样的话。周恩来的俄语翻译李越然插话说：“赫鲁晓夫同志，你当时同总理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谈话时，还有卡冈诺维奇同志在场，翻译就是我，你当时确实说了那些话。”有了人证，赫鲁晓夫不好狡辩，不自在地说：“我说过吗？我记不清了。”此后，中苏关系走入了低谷。
一九六○年八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终止二百五十七个与中国的科学技术合作项目，撤走全部专家，妄图给中国科技和工业的发展造成困难。
对此，周恩来十分气愤，决心把中国的原子弹搞出来，把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搞上去。
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举行第22次代表大会，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应邀出席。在这次会上，赫鲁晓夫不但攻击阿尔巴尼亚，也低毁了中国。他说：“当我们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时，中共代表团却在发言中夸奖斯大林。我到北京的时候，还看到挂斯大林的像。这是反对我们党的。”周恩来对赫鲁晓夫的这些言论一一驳斥。他说：“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又一次反斯大林，这种做法对苏联，对国际无产阶级，都无任何好处。对斯大林，我们不过分推崇，也不故意贬低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周恩来还在大会的发言中声明：“我们认为，兄弟党、兄弟国家间如果发生争执和分歧，应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以平等和协商的原则加以解决。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的。”由于赫鲁晓夫在会上公开指责中国共产党，并含沙射影地攻击毛泽东，周恩来没等会议结束就提前回国，以示抗议。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两件事情偶然巧合，一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扬眉吐气了；二是赫鲁晓夫下台。有人说，中国选择这一天进行核爆炸，是向苏联显示实力，这纯属无根据的猜测。这颗原子弹爆炸后报道前，毛泽东还担心不实，请周恩来核实后再公布，怎么可能想炸就炸呢？由于这两件事巧合，周恩来后来曾说，中国爆炸原子弹是给赫鲁晓夫“放了送瘟神炮”。赫鲁晓夫为什么下台，苏并公开的说法是“由于年迈和健康的原因”，但人们不相信，纷纷在猜测，大体有三种看法：一是由于他内外政策失败，引起党内不满；二是由于他主观、片面、简单粗暴；三是两者兼而有之。对苏联的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将奉行什么样的政策，也猜测纷纷。大致有这三种估计：一是换汤不换药；二是汤换了药也会有所不同：三是可能比赫鲁晓夫更难打交道。要了解实际情况，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同苏联新领导接触。毛泽东一向重视同苏联的团结。他得悉赫鲁晓夫下台后便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苏联政局动向和我们应采取的对策。尽管对情况还不甚了解，但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我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毛泽东和党中央还是迅速果断地作出决策，要抓住赫鲁晓夫下台的时机，采取有力步骤，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周恩来向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负责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由毛、刘、周、朱联名给苏联新领导发贺电。接着，毛泽东提议并经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47周年。周恩来说，今年不是大庆，苏联也没来邀请，我们本可以不派代表团去，但为了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意向，寻求团结对敌的途径，我们还是决定主动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代表团由周恩来任团长，贺龙任副团长。
十一月五日，中国党政代表团乘专机飞抵莫斯科，受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欢迎，当晚下榻在列宁山苏联政府别墅。周恩来稍事休息，立即开展夜以继日的紧张活动。他拜会苏联新领导和各国代表团，了解他们的想法，阐明我们团结对敌的愿望。每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周恩来和代表团同志在我国驻苏大使馆交流情况，研究次日的活动，向中央报告请示，一直要忙到凌晨三、四点钟。七时左右他又起床开始一天的紧张活动了。
在苏联的国庆招待会上，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发生了。周恩来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大厅内同苏联领导人交谈后，便向苏联元帅们聚集的地方走去，准备和他们交谈。这时，马利诺夫斯基迎面走来，见到周恩来后便胡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周恩来立即正颜厉色地顶了他一句：“你胡说什么？”随即转身拂袖而去。然而马利诺夫斯基却像发了疯似的，在周恩来走后，还说什么“我们已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去了。”这时周恩来和他的译员已经走远，没有听到，马利诺夫斯基走到贺龙面前继续挑衅，用粗鲁的语言辱骂斯大林和毛泽东，被贺龙顶了回去。代表团的同志听说后，都极为气愤，立即离开宴会大厅。
周恩来回到我驻苏使馆后，认真听取了几位翻译的汇报，分析马利诺夫斯基挑衅的全部情况，认为决非偶然事件，这是对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及其领袖不能容忍的侮辱，是公然要推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
第二天上午，苏联新领导到我代表团驻地回拜周恩来。周恩来把马利诺夫斯基挑衅这一严重政治事件向他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对方答复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现向中国同志表示道歉。周恩来义正辞严地指出：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胡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动，而是反映苏联领导人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当众对中国党政代表团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采用过的恶劣手段。
勃列日涅夫说，我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波德戈内尔说，我们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限。这时周恩来指出：美国、英国、法国的通讯社都在八日那天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这里的权威人士透露，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于这样胡说八道？他们说，马利诺夫斯基是胡说并已道歉，这个问题已经结束。周恩来说，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
这一事件，给中苏会谈设置了严重的障碍。
从十一月五日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到九日第一次正式会谈前，周恩来多次探询赫鲁晓夫解职的政治原因，苏共新领导都守口如瓶，不愿透露。会谈开始后，周恩来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还是一味搪塞，而建议开始讨论停止公开论战问题。挑起公开论战的正是赫鲁晓夫。苏联从一九六三年起，发表攻击我们的材料何止千篇，我党过去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他们一概避不作答，这个问题如何讨论呢？周恩来没有接过勃列日涅夫的议题，而是提出关于召开国际共运会议，以便从中了解苏联新领导和赫鲁晓夫究竟有多少差别，我们同苏联新领导有无商量的余地。
勃列日涅夫在十月革命节庆祝会上讲话中也说，要召开兄弟党会议。可是他说这个会议，正是赫鲁晓夫要在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起草一个兄弟党会议文件的起草委员会。这个会议是一个预谋要反对中国党的会议。周恩来严正声明：这是一个分裂会议，我们党不参加，我们建议另辟途径，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商，开个团结的会。他们坚决不干。米高扬比较坦率，他说在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他们和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勃列日涅夫也表示了这种态度。周恩来明白，苏共新领导仍然坚持赫鲁晓夫的一套，要当老子，别人只能当儿子，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
在十一月十一日的会谈中，苏联新领导为自己破坏这次高级会谈辩解，企图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遭到周恩来的坚决驳斥。周恩来指出：第一，米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第二，你们坚持召开七月三十日通知要开的会，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第三，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把谈判气氛也破坏了。
这次周恩来访问苏联，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了解了苏联新领导的政治动向，捍卫了党和国家的尊严和独立自主的权利，也捍卫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意义十分重大。
十一月十三日，我党政代表团乘专机回国，第二天到达北京机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各界群众数千人的热烈欢迎。周恩来随同毛泽东绕场一周，向欢迎群众致意。这时欢呼声、锣鼓声响彻云霄。这是机场上少有的热闹场面。
此后，中苏关系全面紧张，苏联增兵边境，进军蒙古，边界冲突日益频繁，甚至扬言要给中国以摧毁性打击，赤裸裸暴露出社会帝国主义的嘴脸。
一九六九年三月，苏联军队越界侵入黑龙江上的珍宝岛，导致了举世皆知的流血冲突，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本来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边界谈判已经进行了多年，由于苏联坚持他们的扩张主义立场，谈判一直没有取得结果。一九六九年九月，越南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来专程到河内吊唁，有意避开同苏联领导人见面，当天即飞回国内。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到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他曾传话说希望途经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面。因中转环节耽搁了一些时间，九月十日当他回国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的首府杜尚别时才得到回音：中国总理欢迎同他会晤。于是他又转经伊尔库茨克于九月十一日上午到达北京。
周恩来也希望通过同柯西金的会谈，能在缓和中苏边境局势方面有所突破。因此中国方面欢迎柯西金前来北京。当柯西金的专机在机场降落后，周恩来即偕同李先念、乔冠华等趋前迎候，握手寒暄后即把客人引进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开始了一次长达三小时四十分钟坦率而又诚恳的会谈。后来人们把这次会谈称为“机场会见”。
会谈开始后，周恩来对柯西金说：不管争吵得怎样，来往总是要的，谈判总是要的。我们同美国还谈呢？何况我们两个邻国呢？他始终以向前看的态度，紧紧抓住中心，力争在不受任何武力威胁的条件下开始边界谈判。能解决力争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也应有效地保持边境局势的缓和。所以当柯西金讲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的话，可以讨论三个小时，周恩来说，要向前看，我认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柯西金也认为边界问题是现有问题中最主要的。双方很快就达成这一共识。接着，周恩来把我国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作了简要说明，然后说，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是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为此，他提出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三条建议。双方以此为基础展开求实的讨论。
尽管会议进行的时间很长，双方也有分歧，却能就一些重大问题取得一致看法：关于“维持边界现状”，中苏一致认为就是双方原来在哪里，还在哪里，没有人的地方谁也不去。维持边界现状的时限，应一直到边界问题全面解决为止。
关于“争议地区”的概念，讨论的时间最长。一九六四年边界谈判时，双方曾交换过一份地图。苏方地图在许多地段上违反有关条约规定把边界标在中国领土的纵深，造成许多“争议地区”。这次经过双方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说：“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关于“避免武装冲突”，除周恩来所提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外，柯西金还补充一条：在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相互联系，协商解决。此外双方还同意：边境居民原来在哪里生产，还在哪里生产；为避免误会，只要互相通知一下，便可一次达成协议。当然，这并不影响这些地区的主权归属，归属问题须待边界谈判解决。
周恩来把上述讨论的结果，归纳为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论地区脱离接触、在双方遇有争论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四条，再次征求苏方意见。柯西金当即表示：“你讲的四条我完全赞同。”周恩来接着说：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柯西金同意这种看法，并说：“周恩来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诚的愿望，我们必须也一定能够做到。”最后，双方就边界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地点、双边贸易等交换了意见。双方相约，就上述协议向各自的中央报告后，交换信件予以确认。
这次“机场会见”，是周恩来同苏联最高一层领导人的最后一次接触。
尽管边界问题的谈判此后还经历了很长时间，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但这次双方领导人会见之后，边境局势得到一定的缓和。
周恩来在加强发展中苏友谊、争取苏联援助以及抵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坚持国家的独立自主等方面的贡献，是不能磨灭的。
一二五、中美解冻举世震惊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美两国一直是对立的。
一九六九年一月尼克松当上美国总统后，虽然他也是反共的，但与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奉行的僵硬政策略有不同。他上任伊始，就给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写了一个备忘录：“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不久，法国总统戴高乐到华盛顿参加文森豪威尔的葬礼，尼克松会见戴高乐时，请戴高乐把美国有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的新政策转告中国领导人。戴高乐答应了。当时中国与法国建交已经五年，戴高乐指示五月间将出任驻北京大使的马纳克完成这项使命。两个月后，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了一次环球旅行，他们到达巴基斯但时，尼克松请叶海亚总统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一个口信：“美国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基辛格则请巴基斯但空军元帅介绍有关中国的情况。八月间，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又请齐奥塞斯库总统向中国领导人转达同样的口信。
中国领导人也并非执意跟美国政府为敌到底。早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昌接见斯特朗和美国黑人杜波依斯夫妇时，就风趣而又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到密西西比河里游泳，但我估计另外三位——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艾森豪威尔先生——可能要反对。”杜波依斯回答：“正相反。这三位很可能想见到你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尤其在河口附近游。”毛泽东笑着说：“真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便近日内动身出发。就算位旅游者好了。我不谈任何政治问题，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到医院看看杜勒斯先生。”一九六九年五月初，马纳克来到北京，在会见周恩来时转达了戴高乐要他转告尼克松的口信。周恩来心存怀疑，但是他对促进中美关系的解决还是很感兴趣的。他坦率地告诉马纳克，台湾问题是最大的障碍。马纳克是亚洲问题专家，当然知道这是关键所在。但他坦诚地说，台湾问题不只是一个“归谁所有”的法律问题，而且是一个容易动感情、难于处理的政治问题，不可能魔杖一挥就消失了。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是在道路的尽头，而不是开头。马纳克的现实主义观点，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显然是重视的，尽管四月间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还在谴责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可恶的敌人”，不可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他准备对付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争，也打核大战。五月间，他却要周恩来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进行研究，提出建议。具有战略眼光的四位老帅却认为：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陈毅还指出，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他说，这是他们“不合常规”的想法，将向周恩来口头汇报。
尼克松不仅是口头上表示要和中国改善关系，也拿出了实际行动。他下令放宽对美国六类公民（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到中国旅行，还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一百美元的中国货物，当美国方面正准备公开宣布的时候，发生了七月十六日两个美国人进入中国广东省领海的事件。基辛格决定，把宣布推迟几天，看看中国人会不会利用这次事件进行一次“反对美帝”的行动。几天过去了，中国人没有什么反应。因为周恩来过问了此事，广东省公安厅派得力干部前往调查，查了一个星期，把情况搞清楚了。这两人是暑假来香港旅游的大学生。船上没有窃听器、发报机等，不像是间谍。两人态度很好，承认是误入领海，写了字据。
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接到报告后，同意立即释放。第二天，这两个美国大学生即经过罗湖桥回到香港，这是中美之间一次奥妙的接触。
十一月间，巴基斯但传来消息，美国政府决定撤走从一九五○年朝鲜战争以来一直在台湾海峡巡逻的两艘驱逐舰，表示美国愿意缓和同中国关系的诚意。周恩来又采取了相应的步骤。当年二月，两个美国人鲍德曼和纳德，误入广东海面，一直被拘留，游艇上还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审理很费时间。全面审查后，间谍嫌疑很小，误入的可能很大。根据这些情况和政治上的需要，周恩来决定释放这两个美国人，并通过巴基斯但转告美国领导人，说明中国释放这两个美国人是对两艘驱逐舰停止巡逻的相应行动。事后，基辛格称赞周恩来是杰出的外交家，把这一阶段的试探性行动安排得如此微妙。
一九六九年秋天，通过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中国方面表示愿意恢复华沙会谈。基辛格获得这个消息，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如果在社交场合见到中国大使，请跟他接触，告诉他美国准备与中国认真会谈。十二月三日，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斯托塞尔与中国驻波兰代办雷阳不期而遇。斯托塞尔几次想接近雷阳，雷阳对斯托塞尔这种出格的做法不知所措，一再故意避开，后来竟匆匆向主人道别，迈步走出大门要上汽车。
斯托塞尔急了，追出来对他说：“美国大使有重要信息要向贵大使转达。”雷阳也置之不理。他之所以不敢跟斯托塞尔接触，原因很简单，那时“文化大革命”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到处是“打倒美帝”的声浪，谁敢和美国大使接触？后来雷阳得到国内的指示，即于十二月十一日邀请斯托塞尔到中国大使馆正式会晤。双方同意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周恩来认为，双方坐下来交换意见总是好的。几年后，周恩来在北京对基辛格提起雷阳躲避斯托塞尔的事，幽默地说：“你如果要让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找他们接触，建议举行认真的会谈就是了。”一九七○年一月八日，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华沙会谈将在一月二十日恢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宣称：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开始进行。以前从未有过哪个美国发言人用正式名称来称呼新中国，而且说了三次，这是破题儿第一遭。他的用意在于使这个信号明白无误地传到北京。
一月二十日举行的一百三十五次会谈，美方提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到北京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直接讨论一些问题。雷阳奉命表示，愿意讨论美方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两国间的会谈可以继续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级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他渠道进行。二月二十日，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在美国驻波兰大使馆举行，雷阳奉命告诉美国大使：“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总统的特使到北京探讨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愿予接待。”北京发出了新的信号。十月一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的日子里，周恩来把著名的美国记者、作家斯诺和夫人领到天安门城楼正中。
周恩来对斯诺说，“在中美两国互相隔绝的情况下，你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国庆盛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周恩来把斯诺引到毛泽东跟前，说：“主席，您看，谁来了？”毛泽东一看到斯诺，十分高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显眼位置上，出现了毛泽东与斯诺的大幅照片，这是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可以说，这是含蓄而饶有深义地向美国发出信息。可是这件事却被尼克松和基辛格忽略了。事后，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十月一日，中国国庆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而且照了像，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这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事后谈起这件事时指出：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尼克松对华沙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但他“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尼克松愿意来，我们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尼克松也进一步努力开拓通过巴基斯但和罗马尼亚与中国接触的渠道。
十月下旬，许多国家元首到美国参加联合国成立25周年纪念活动，其中也有巴基斯但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十月二十五日，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同即将访问北京的叶海亚会晤，他告诉叶海亚，美国已经决定设法使对华关系正常化，要求叶海亚作为中间人提供帮助。
第二天，尼克松在白宫南草坪热情接待齐奥塞斯库，欢迎他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下午，两国总统会谈时讨论了中国问题，其中包括派高级特使访问北京和台湾问题。引人注意的是当天晚上宴会上，尼克松在祝酒辞中指出，罗马尼亚具有同“美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良好关系的“独一无二”的地位。一位美国现任总统把中国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又是破天荒第一次。使用这种名称意味着美国政府的一项重大决策，表示了对中国政府的承认。
十一月十日，叶海亚访问北京，立即会见周恩来，传递了尼克松的口信；十三日，又与毛泽东会见。周恩来告诉叶海亚说，“我已就此事请示了毛主席”，井约定通过巴基斯坦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传递信息。
叶海亚回到伊斯兰堡后，委托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亲自负责中美联系的渠道。舒尔坦曾担任驻北京大使五年，对周恩来有很深的感情。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密，毛泽东、周恩来给尼克松、基辛格的信息，是由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亲自交给舒尔坦，再由舒尔坦用外交邮袋交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希拉里，由希拉里亲自送给白宫的基辛格。美国给中国的信息也采取这个办法。
十二月九日，一封没署名的也没有抬头，周恩来给尼克松的正式个人信件通过这个渠道传给了尼克松。周恩来信中强调，他不但代表他自己，而且也是代表毛主席说话的。还宣称：中国“一直愿意并且一直在设法通过和平方式进行谈判。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此享受到最热忱的欢迎”。“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一个国家提出建议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的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可以说，这是中美关系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基辛格在尼克松批准后草拟了回信，也是交给希拉里，回信中表示美国准备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以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互换信件的事进行几个月后，出现了一个被称为“乒乓外交”的插曲。
一九七一年四月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了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参加了这次比赛。出发以前，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是代表国家的，也是代表人民的，在比赛中就要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其中包括美国队，我们也是要跟他们接触的。”有一天，美国选手科恩练完球后，跳上了中国选手乘坐的大轿车。在车上，庄则栋和科恩亲切交谈，表示热烈欢迎，并赠送他一幅杭州织锦——黄山风景画。科恩也回赠一件带有和平标志的短衫。代表团领队异常不安，生怕惹出麻烦，遂即向国内请示。
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决定不邀请美国队访华，并联合打了报告，周恩来批“拟同意”三个字。毛泽东也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可是这份报告还是留在他的写字台上。周恩来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在三月十五日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说今后只要有正当的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白宫发言人在情况介绍会上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时说：“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行动。”而且二月底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说：“准备与北京对话。”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已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周恩来感到，不同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是不妥的。周恩来又把他的想法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也改变了原来的主意，主张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尼克松获悉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后，喜出望外，予以立刻批准。
消息传到名古屋，正如美国《时代》杂志说的：“这‘乒’的一声，全世界都听到了。”四月十日，美国乒乓球队由斯蒂霍文率领，走过罗湖桥前来北京。十四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美国乒乓球队。他和美国客人一一握手后，坐在斯蒂霍文旁边的沙发上，热情地说：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美国代表团成员热烈鼓掌。
那位在名古屋同庄则栋打过交道的科恩霍地站了起来大声提问：“总理先生，我想知道你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斯蒂霍文对科恩随便提问题打扰周恩来，以手势示意，却阻挡不住。
周恩来打量了一下科思，微笑着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啰！接着眼光转向大家说：世界的青年对现状不满，想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科恩说：“嬉皮士是一种新的思想方式，只有极少数人熟悉它，了解它。”周恩来回答：根据人类发展史，人类会找到普遍真理。我们同意青年人进行各种不同方法的尝试，但必须是寻求真理。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吗？周恩来表示出十分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并与之平等讨论问题，使科恩不禁对周恩来异常敬佩。
周恩来的这番话，第二天几乎被世界各大报和通讯社所报道。四月十六日，科恩在美国的母亲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感谢他对她的儿子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中国总理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消息传到华盛顿，尼克松找基辛格、罗杰斯作了研究，认为美国该作出反应了。通过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宣布，总统决定采取对华政策新措施：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国到美国来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的签证；允许中国动用被美国冻结的美元；取消对供应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和飞机的燃料的限制；准许挂外国旗帜的美国船只停靠在中国港口。
后来基辛格在评论这件事时说：“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的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绘得光彩夺目的表现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外交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份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乒乓外交”是周恩来外交活动中的杰作，充分展示了他的智慧和才华。
四月二十七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但渠道送来信息：“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是美国国务卿，或者甚至是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这个信息仍是巴基斯但驻美大使希拉里带到白宫来的。
这个信息使尼克松欣喜不已。尼克松觉得，基辛格是最合格的人选，但必须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准备工作。这是一个冒险的行动。
毛泽东同意建立一个对美工作小组，以便早作准备。工作小组由叶剑英负责。
果不出周恩来所料，尼克松派来的特使正是基辛格。周恩来获得这个信息后，在一封打字机打印的不署名的信中作出答复：“在研究尼克松总统的三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先行来访，进行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他可以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中国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基辛格十分喜悦地送给尼克松看，并对尼克松说：“我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两人高兴地谈论起来，谈到深夜，毫无倦意。
基辛格是七月一日出发的。在西贡、曼谷和新德里呆了一个星期之后，于七月八日抵达巴基斯坦。跟着他的记者有的已不感兴趣而离开了，只剩下三个。周恩来派了章文晋等人到巴基斯坦负责接待。叶海亚总统破格设宴欢迎。
基辛格到达巴基斯坦后，放出了空气，说是由于长途跋涉过分劳累，身体不适。巴基斯坦政府也宣布，基辛格将到纳蒂亚加利总统别墅去休息几天。
由叶海亚亲自安排，外交秘书（相当于外交部长）舒尔坦在前台指挥的被称为“遁身术”的活动在严格保密中进行了。一支乔装车队招摇过市，声言是去纳蒂亚加利，其实基辛格并未在车上，而是在总统宾馆下榻。
七月九日凌晨，一架巴航的波音七○七客机，从伊斯兰堡起飞。机上已先上去了章文晋等四个中国外交官，基辛格和他的三位助手随后上机。在这之前，周恩来为了确保这次航行的绝对安全，曾指示中国民航派人前往巴基斯坦执行领航任务。七月三日，徐柏龄和领航员、报务员等中国专机到达拉瓦尔品第。七月六日，巴航波音七○七飞机试航北京成功。
其实这次绝密飞行，也曾泄漏过天机。巴航这架专机在停机坪上时，曾在巴基斯坦外交部任职、现为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的贝格，一眼看出基辛格一行从小汽车里出来，走向舷梯登上飞机。他大吃一惊，凑近机场的负责人问：“那不是基辛格吗？”“是的，”机场负责人脱口而出。
“他去哪里？”贝格又问。
“中国。”对方回答。
贝格大为惊异，问：“他去那儿干什么？”“我不知道。”机场负责人走了。
贝格无意中得到这一重大新闻，大喜过望。据传说，他向伦敦的报社发了一条急电：“据本报驻伊斯兰堡特约记者贝格报道：记者在拉瓦尔品第机场获悉，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人已于七月九日凌晨四时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七○七飞机飞往中国。”《每日电讯报》的值班编辑看了稿子，使他吃惊得不敢相信，大骂贝格“荒唐”，最后把稿子放到废稿签上。这条震惊世界的新闻，竟成了“废品”。
飞机飞越喀喇昆仑山，正午十二时多到达北京南苑机场。前来迎接的有叶剑英和黄华等。
下午四时半，周恩来来到基辛格住的宾馆。周恩来和基辛格握手时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握手。”基辛格也说：“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要震惊。”接着，基辛格将自己的随行人员介绍给周恩来。
“约翰·霍尔德里奇。”话音刚落，周恩来马上接着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当介绍到理查德·斯迈泽时，周恩来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中国的。”温斯顿·洛德向周恩来自报姓名。周恩来握着他的手风趣地说：“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洛德的妻子包柏漪，写过小说《春月》。
后来洛德当过美国驻中国大使。
会谈开始了。基辛格念了十分钟的开场白，接着周恩来讲话：“我大致同意尼克松总统七月六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观点。总统讲到当今世界存在着‘五极’，也就是五种力量中心……”周恩来对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声明，本届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他预见到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他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和平的结构。我赞同你们总统的观点，却不赞同给中国戴上‘超级大国’的帽子，也不参与大国的这场比赛。”基辛格因在路上，没有听到他们总统的讲话，周恩来这番耐心的说明，使他深感周恩来的真诚。他说：“总理同意我们总统的观点，我很高兴。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却也能寻到一致的地方。”周恩来和基辛格在会谈中，谈到两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周恩来对美国的了解之深，使这位向来高傲的哈佛大学教授，也不能不感到这位总理学识渊博和才思敏捷。
这次会谈到晚上十一时二十分结束，没有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因为基辛格逗留北京的时间只有48小时，他心里不能不着急。
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我看，台湾问题事小，世界的局势事大。台湾问题拖一百年再谈也可以，先谈世界格局的大问题。”周恩来离开毛泽东的住地，已经下半夜两点多钟了。
第二天清早，周恩来派人把一份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讲话全文送给基辛格。基辛格十分感动。这一天上午，基辛格一行参观故宫。
下午四时，周恩来与基辛格继续会谈。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的办公室。在双方陈述对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亚洲问题、日本问题和世界形势问题等的观点，存在着严重分歧，会谈出现紧张气氛时，周恩来缓和了一下态度说：“我们不如先吃烤鸭，不然就要凉了。”饭后，周恩来态度和蔼地建议，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间为一九七二年春天。基辛格代表尼克松接受邀请。
十一日上午，两方的会谈再次进行。黄华提出联合公告草案。由于考虑得比较周到，基本上为基辛格所接受。同时也采纳了美方提出的发表公告的时间为七月十五日。周恩来与基辛格讨论了今后联系的地点和方法。双方都赞同地点为巴黎，由尼克松总统信任的美国驻法国武官沃尔斯特将军跟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接头。周恩来还提议：有时，我们不妨继续利用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中国有句老话，不能“过河拆桥”。
基辛格和助手们乘飞机抵达伊斯兰堡，舒尔坦在机场迎接他们，又陪同乘车兜了一个圈子，经过纳蒂亚加利的穆里纳，又大肆张扬地回到伊斯兰堡，好象他们并未离开过伊斯兰堡。当晚，基辛格一行乘上自己的飞机飞往巴黎。
在机上，向尼克松发了预定的代号，报告访华成功。
七月十五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了如下的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尼克松是在电视荧光屏上宣布这一《公告》的。在场的评论员也为之目瞪口呆，大为吃惊。
何止是美国，这个《公告》震动了全世界的政界和舆论界，成了最热门的话题。
十月二十日，基辛格再度访问北京，此行是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具体安排。
他提出访华日期为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或三月十六日，周恩来选择了前一个日期。
他们再次讨论世界形势和两国关心的问题，而后磋商一个声明，即后来的《上海公报》。
基辛格这次是专程代表尼克松来华谈判尼克松的访问公报的，来华前基辛格的班子起草了一份公报的初槁，经过尼克松看过并批准。
二十四日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明确地说：“毛主席已经看到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基辛格显出了不快，也以坚定的口气说：“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周恩来说：“和平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基辛格也不让步。他说：“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霍尔德里奇很不服气，说：“我方拟的公报初稿，难道就一无是处？”周恩来严肃而心平气和地说：“你们也承认中美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用外交语言掩盖了这些分歧，用公报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斯迈泽说：“我们起草的公报，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惯例。”周恩来说：“我觉得这类公报往往是放空炮。”基辛格自以为得理不让人，谈了他的观点说：“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公报又有什么用？列出双方不同的观点，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吗？”周恩来坦率地说：“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和隔绝了20多年，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有自己的观点。”看来讨论难于继续。周恩来说：“现在该吃烤鸭了。我们将在下午提出一个公报的初稿。”下午，周恩来交出我方草拟的公报草案。周恩来笑着说：“公报由双方各自阐述不同的立场观点。我方已经列了我们的观点，下面留下一些空白面，由你们阐述你们的观点，然后双方再进行讨论。”基辛格和他的助手看了，大为惊异。美方认为中方交出的公报草稿别开生面，前所未有。基辛格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这样的方案，我看，在国际上和美国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周恩来严肃地说：“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基辛格很机灵，口气松动了，说：“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周恩来接着话头说：“公开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博士，你说是吗？你们不妨再考虑一下。”休息后，基辛格和助手们商量，像有所醒悟似的，说：“公开摆明分歧，难道不会使双方的盟国和朋友放心吗？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还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公报是真诚的。”“也许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能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国方案奥妙的地方。”助手们也赞同基辛格的看法。
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基辛格提出了美方经过修改的公报草案。周恩来说：“博士，你熬了一个通宵，把我们的一个主要观点删掉了。”基辛格“哦”了一声。周恩来继续说：“坚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这是我们对世界形势的基本观点。”基辛格激动地说：“如果总统签署同意这个观点的公报，那不等于我们的总统受到屈辱？”周恩来也“哦”了一声。基辛格接着说：“我们需要删掉这些话。作为交换，我同意在美国观点部分也对等地删掉几句话，不使中国方面吃亏。”周恩来用手一挥，说：“不，博士，我们不是在做交易，你完全不用讨价还价，你只需叫我同意，告诉我在中国观点部分所用的词句确有令你为难之处就可以了。”这使基辛格很感动，他觉得周恩来很真诚，他不搞讨价还价，双方终于商定了彼此都认为合适的内容。草案中列出双方的不同观点后，也列出双方的共同立场。周恩来说：“我们虽然有巨大分歧，也有一些共同的观点，特别是关心霸权，都表示不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样，就使会谈的气氛缓和了下来。
谈到台湾问题，双方僵持了。基辛格表示美国不会背弃老朋友，不会与台湾断交。周恩来严正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个立场是不变的。基辛格申辩说：“如果我们背弃老朋友，不但别的朋友不信任我们，你们中国人也不会尊重我们。”周恩来针锋相对地说：“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是你们历届政府都承认的。而现在，是哪国的军队占领着台湾？是你们美利坚合众国。中国人有句俗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说有什么复杂原因，那也是你们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你们不但对这一现实没有任何改变，而且还继续从各方面封锁、孤立我们。”基辛格又辩解说：“我今天坐在这里，不就是说明我们在改变吗？”但他意识到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让步。他和洛德商量一会儿后，对周恩来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样？”周恩来将这一句话重复了一遍，笑着称赞说：“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妙的发明。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我方可以接受。”公报中台湾问题的措词就这样解决了。
就在这一天，第26届联合国大会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表决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两国的提案，驱逐了蒋介石的代表，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
周恩来知道了这个消息后，脸上总是笑盈盈，“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从没有这样高兴过。为了不让基辛格难堪，周恩来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基辛格一行离开北京，在飞机上才获得这个消息，大为惊讶。苦笑着说：“我说过，光是美中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洛德慨叹着：“周恩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他们的方案，而且高高兴兴，心悦诚服。”一九七二年一月三日，尼克松派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到北京来，安排他访问中国的行政事务和后勤工作。周恩来指示熊向晖与齐格勒洽谈，请美方帮助租用一个卫星。齐格勒估计租金可能需要一百万美元。他建议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只要在总统所到的地方北京、上海、杭州安置地面站，费用由美国承担。熊向晖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不要一听一百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
周恩来叫熊向晖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是北京时间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一时至二月二十八日二十四时；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以同意，中国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不作冤大头。齐格勒听后很惊讶：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租费一定很合理。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会划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更佩服你们处处维护国家的尊严。齐格勒很赞同基辛格的看法：周恩来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政治家和外交家。
一月四日，周恩来接见黑格一行，黑格带来的美方公报草稿中，有：“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这样的字句。周恩来警觉起来。
他要翻译专家查找各类辞典，弄清“Viability”一词的中文含义。他自己也查找有关资料，词义都是“生存能力”。在六日晚上的会谈中，周恩来望着黑格，目光中透出严肃：黑格先生，你们为什么要在谈话中使用‘Viability’这样的字眼呢？黑格有点紧张，作了申辩。周恩来说：“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于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不能接受。”黑格自知理亏，抱歉地说：“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个词包含有这个意思，很抱歉，总理先生，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删掉。”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乐团正在演奏美国歌曲《美丽的阿美利加》。这是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正在练习。那些年，外国歌曲在神州大地几乎都销声匿迹了。大会堂的工作人员经过这里，都驻足倾听。周恩来也来到这里，向乐团同志问候。
乐团领导汇报：“总理，‘首长’对奏这首歌有意见，认为是为美帝国主义唱赞歌。”江青不但干预奏这首歌，还说什么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向美国和全世界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
周恩来说：“我记得这是一首赞美美国风光的曲子嘛。不要太‘左’了。”说起电视播放的事，周恩来十分气愤地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宣传？”周恩来不理睬江青的无理纠缠。
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尼克松乘坐专机抵达北京机场。机场气氛并不热烈，只有一面美国星条旗和一面五星红旗并列在旗杆上，一支三百五十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军仪仗队。周恩来、叶剑英和有关人员前来迎接。
尼克松下了舷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记者们迅速抢下这一历史性镜头。
周恩来对尼克松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他和尼克松同乘一辆红旗轿车进城，前往钓鱼台国宾馆。
当尼克松到达宾馆才几分钟，周恩来便问：总统和基辛格先生现在去会见毛主席是否方便？尼克松对这种礼遇感到高兴。因为毛泽东常在外宾离开的前一天才会接见他们。这么快就安排接见，出乎尼克松意外。
在周恩来陪同下，尼克松到中南海会见毛泽东。一开始，毛泽东表示欢迎客人，并开玩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赞成这件事啊！”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幽默而富于哲理，话题涉及很多方面：台湾、日本、印度支那、反霸斗争、扩大两国交往……。尼克松说：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着这个而来的。毛泽东称赞尼克松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尼克松微笑着摇摇头，朝着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这次会谈持续了六十五分钟。
随后，周恩来和尼克松举行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招待尼克松一行。席间，周恩来指着熊猫牌香烟对尼克松夫人帕特说，“我想送给你这个。”帕特大为吃惊：“你说……烟吗？”周恩来笑着对帕特解释：“不，不是烟。我要送你们两只熊猫。”帕特惊喜地对尼克松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这个镜头通过卫星传到美国，美国人很感兴趣，到处都在议论熊猫。《华盛顿邮报》评论：“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后来，尼克松送两只麝香牛给中国。
第二天，周恩来同尼克松举行实质性的会谈。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二十三日，会谈移到尼克松住的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一下车，已看到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都站在门口迎接。握手之后，尼克松笑容可掬地走到周恩来身边，为周恩来脱掉呢子大衣。这个镜头被电视记者拍下来。美国电视观众很赞赏尼克松这一热情举动。有家报纸评论说：“在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极大好感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第四天，尼克松、罗杰斯在叶剑英陪同下，参观了长城和十三陵，二十五日尼克松等人又游览了故宫。
二十六日上午，周恩来陪同尼克松到杭州。尼克松一行乘船游览了西湖。周恩来在宾馆里同罗杰斯谈了40分钟。看来，周恩来是在弥补罗杰斯没有能会见毛泽东的遗憾。他考虑得多么周到啊！二十七日早晨，周恩来陪尼克松来到上海。
在上海，发表了震惊世界的《上海公报》。在当晚的宴会上，尼克松宣称：“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他们从上海回美国。
送走尼克松之后，周恩来也在当天乘飞机回到北京。新华社记者问：“总理，有个美国记者报道尼克松访华的结果，用乒乓球的比分来比喻中国对美国，21：二。可以报道吗？”周恩来哈哈一笑，摆了摆手说：“人家可以那么写，我们可不能那么说。
公报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要学会把眼光看到未来。”事后，中美互相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
一九七九年一月，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可惜，周恩来总理没能见到。
一二六、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为了打开中日关系的大门，周恩来真是做到了呕心沥血。
五十年代初，中日开始有极少的民间往来，官方没有接触过。一九五四年，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成立，村田省藏担任会长。当时日本经济界许多人，虽愿意同新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却害怕美国，又担心得罪蒋介石。村田为了了解新中国，希望会见周恩来总理，一九五五年一月村田来到北京。
一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会见了村田。村田提出了中苏友好条约、和平共处原则、美国和台湾等问题。周恩来针对这些问题阐述了中国的方针政策。他指出：中苏条约不会成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适用于中国同日本的关系；很难同意日本引进美国资本，美国没有尊重日本的独立；旧金山和约主要责任在美国方面，但吉田内阁也应负一定的责任。日本与台湾蒋介石集团签约，承认台湾“政府”，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愤慨。同时他也指出：中国正在一心一意搞建设，这没有和平的环境是不行的，中国需要的就是和平。试想一下，一个没有海军也没有海运的中国能侵略到别国吗？中国深知，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但日本有少数帝国主义的残渣余孽，我们担心的是他们同美国的侵略主义者勾结在一起。周恩来还说：“日美关系如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上，中国不持任何异议。
中日关系也要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日本曾经把不平等的关系强加给中国，但这已成为过去，我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对此，中国无意进行报复。最后，周恩来说：“今天我们谈得很坦率，感到很愉快，我对村田先生的态度表示敬意。虽说通过推心置腹的会谈增进了相互了解，但一次谈话恐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今后，如村田先生认为有必要，我们可以随时再谈。”这次会见进行了长达四个半小时。村田回国后，四处奔走，呼吁日本政治、经济界同中国开展经济交流。
三个多月后，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同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高碕达之助有过一次接触，原来日本外相重光葵对万隆会议持反对态度，不愿出席这次会议。美国正企盼着这次会议失败。日本政界中也有不少人认为不参加这次会议为好。鸠山首相因此有所顾忌，对高碕说：“虽然应由我出席，但还是你去吧。”高碕比较开明，率领日本政府代表团来到万隆。五月十八日，万隆会议开幕，各国代表团团长在饭店大厅门口迎候东道国印尼总统苏加诺，高碕正站在周恩来身边，他向周恩来问候，这个情节被记者看到，作了渲染性报道。当时日本被美国占领，高碕不敢公开和周恩来会见。但通过廖承志，周恩来和高碕先后两次进行了秘密会见，周恩来和高碕的谈话内容非常广泛，谈到他在日本留学时期的情况；两国应该进行文化交流、贸易问题等。
高碕谈到，“因为日本还被美国占领着，日本政府在恢复日中邦交问题上，未必能满足贵国政府的希望。”周恩来说，可以在维持日美关系的前提下，建立日中友好关系。谈话中有一个小插曲。高碕的翻译冈田晃把“日本被美国占领”误译为“被美国领导”，廖承志马上用日语指出：“刚才企划厅长官说的是‘被占领’啊。”翻译向高碕进行解释，周恩来听懂他们用日语交谈，马上说：“我明白了，我想，日本国民要求独立的心情将对政府产生影响，日本一定会从半占领的状态下摆脱出来。”多年以后这位翻译回顾这件事情时说：“周恩来有意避开了敏感的‘被美国占领’的谈话，含混地说：‘日本处在半占领状态’。从周总理这巧妙的含混用词中，可以看出他照顾日本情绪的良苦用心，也表现出他那准确的判断力，他清楚地看到日本的将来。”周恩来和高碕的会谈是战后中日政府间的第一次接触，开辟了中日贸易乃至邦交正常化的道路。这次会谈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周恩来和村田、高碕的会晤，开辟了中日关系的新篇章。一九五五年春天，村田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签订了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秋季，又邀请中国展览团在东京和大贩举办了中国商品展览会。日本各界人士为了了解新中国的情况，争先恐后前往参观，32天中参观者达一百九十万人。
一九五六年新春，周恩来写信给村田会长和山本副会长，向他们祝贺新年，对中国商品展览会取得巨大成功表示感谢。并说，日后在中国举行的日本商品展览会一定会取得巨大成功。后来日本在北京和上海都举行了商品展览会。由于通商产业相石桥湛山的支持，巴黎统筹委员会限制的商品也参加展出，又拨款资助。展品摆满了北京展览馆二万平方米的会场。中国方面鼎力相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前往参观。在50天的展出期间，中国官方和民间来参观的有二百九十万人。周恩来在会场逗留了两个来小时，同日本展览团的人员交谈，对这次展览给予很高的评价。中日双方的贸易获得迅速的发展。
中日的民间贸易在一九五八年以后，曾经徘徊不前。这是由于日本政府的错误态度造成的。为了打开局面，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和松村谦三相继访华，都同周恩来举行过会谈。在这前后，周恩来提出政治三原则：不敌视中国、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妨碍中日邦交正常化。进而提出贸易三原则：今后的中日贸易协定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即使没有政府间协定也要与日本的友好商社和企业做买卖，还要与处境困难的小商社和小企业做买卖。一九六二年，周恩来邀请松村谦三多次访华，进行商谈。随后中、日双方在对方首都成立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双方的贸易又有所发展。有一次，我还代表周总理到机场迎接高碕来访。
一九七一年春天，中美的“乒乓外交”开展后，周恩来于这年八月派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等到日本，参加松村谦三的葬礼，日本反应强烈，刮起了“王旋风”；中日关系出现了新的形势。尼克松访华之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松动。一九七二年七月，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对中日关系采取新姿态，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第一次会见新闻记者时就表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我要认真地处理这一历史性课题。”大平正芳就任外相后，也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新内阁首相或外相需要前往访问中国。”对日本新内阁的友好表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讲话说：“田中内阁宣布要在外交方面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这时上海舞剧团正在日本访问，剧团去日本时是途经香港飞抵日本的，由于藤山爱一郎的精心安排，剧团将乘日本包机直接回到上海。负责人孙平化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通过电话向国内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舞剧团回国的包机问题，早就安排好了，是否还要包机直飞国内，兴师动众，我个人看似乎无此必要。”周恩来看到孙平化的电话记录后，作出指示：“不对，很有必要，这是政治。”他还专门指示上海：为此做好准备，对孙率舞剧团回到上海给予盛大欢迎，对日方机组的招待不能低于美机组。于是上海舞剧团在虹桥机场受到热烈欢迎。这不单是欢迎舞剧团，当时田中首相已决定访华，这次直飞，实际上是周恩来为田中访华安排的试航。
九月二十五日，田中角荣首相偕大平正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等启程访华。专机到达北京机场时，周恩来亲往迎接。随后两国政府首脑举行会谈。
周恩来日理万机，经常在夜间工作直到黎明，而田中角荣有早睡早起的习惯。
为此周恩来在这些天里一般工作不超过午夜十二时，以便第二天上午参加会谈，这种尊重对方的态度，田中角荣知道后深为感动。
在第一次会谈中，田中提出坚持日美安全体制。他说：“要是对日美关系有巨大损害的话，日中关系就不能正常化，坚持日美安全条约是大前提，日美安全条约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是绝对必要的。”田中接着说：“这是在中苏友好条约之后建立起来的，这一点也请理解。……今天，希望中国不要认为它是威胁，尼克松既然访问了北京，美国也应理解了。”周恩来回答说：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如何，那是日美之间的事情，日美安全条约对日本非常重要，日本当然可以坚持。他对此表示理解。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欢迎宴会，在祝酒词中他说：“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一八九四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他还说：“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田中首相就任以后，毅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立场，作出了积极的响应。……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田中起立致答词。他称赞“两国千年来有丰富多采的交流”。但是当他讲到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遭受严重苦难时，却轻描淡写地说什么，“过去几十年，很遗憾地有了不幸的经过，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多麻烦。对此，我再次表明深刻的反省。”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人民遭到的苦难岂是“添麻烦”一语可以一笔带过的。单是南京大屠杀，中国就死去了30万人。周恩来列举日军侵华的大量罪行后，问田中：“你是怎么想的呢？”田中没有反驳，只是默默地听着。
周恩来严肃地说：添了麻烦，不过是在街上弄脏了女人的裙子时道歉的话，只是对小过失的道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用“添麻烦”来表达，在中国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而且会引起强烈的反感。
田中承认周恩来讲的是事实，不容辩驳。他说：“添麻烦这句话所包含的内容并不那么简单。请原谅这句话是我满怀诚意地如实表达了对不起中国的心情。这是日本人未加粉饰地自然发出的呼声。添了麻烦的是我们，因此，我认为前来赔礼道歉是理所当然的。在自民党内尽管有人反对，但我还是这么干了，我访问了北京。”听了田中一席话后，周恩来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他说：“明白了，别再抓活把儿了。现在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谈，还是赶快谈这些问题吧。”在以后的会谈中，周恩来和田中进入实质问题的会谈。
与此同时，姬鹏飞与大平正芳举行两国外长会谈。在第一次外长会谈时，日方条约局局长高岛说明日本政府的见解。关于对中国的战争状态，高岛说：这已由“日华和平条约”宣告结束了，因此“联合声明”不应再使用“战争状态”结束的字样。如果中国一定要用，可由中国单方面宣布战争状态结束。
关于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的问题，他认为也由“日华条约”解决了，因此“请求权”的问题日方难以接受。
所谓“日华和平条约”，即一九五二年日本与台湾国民党在美国策划下签订的“条约”，我国并不承认。高岛提这个见解，无疑为会谈布下阴霾。
二十六日下午的首脑会谈中，周恩来以严厉的口气谴责日方的态度，他说：听到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情况，高岛条约局长是不是来破坏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法律问题，是政治问题。高岛局长的主张是师爷的发言。高岛局长的意见不是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的真意吧！在谈到日方提及的蒋介石已放弃要求战争赔偿时，周恩来指出：这使我们感到惊讶和愤慨。
蒋介石政权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他在和日本签订所谓“和约”时宣布不要赔偿是慷他人之慨，而我们是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出发，为的是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才宣布放弃索取赔偿要求的。他还讲述了中国人民过去因赔偿负担而深受其苦的历史。、周恩来和田中在会谈中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广泛交换意见，并就联合声明问题进行多次磋商。在联合声明中，日方对日本侵略战争问题终于用了“痛感负有责任”、“要深刻反省”等词，表示了日本的歉意。多年后，田中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不拘泥于一件事情，而是抓住大局，高瞻远瞩，推进谈判，仅此一点就不能不使我感动，周恩来这个人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应田中的要求，周恩来写了“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字。
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庄严而隆重的中日两同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周恩来、田中角荣、姬鹏飞、大平正芳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
终生为中日友好做出重大贡献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诗人郭沫若，高兴地作了《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一词：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堪回首，两千年友谊，不等寻常。岂容战犯猖狂，八十载风雷激大洋。喜雾霁云开，渠成水到，秋高气爽，菊茂花香。公报飞传，邦交恢复，一片欢声起四方。从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万邦。
2007/09/10
第三十一章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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