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时起，到周恩来逝世为止，我在他的身边或在他领导下工作了近40年。很早以前，我就想把自己在40年间亲历、亲见、亲闻写出来，以便让后人更加了解这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但周恩来在世时，从不赞成宣传他，龙飞虎同志曾写过一本《跟随周副主席十年》，受到他的批评，因此我的愿望只能埋藏在心中。
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我曾写一篇介绍周恩来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情况的文章，送到一家大报。该报编辑部说，奉“宣传口”负责人指示，不要以个人名义写纪念周总理的文章。稿件被退回了。这不但没有打消我写文章纪念周总理的念头，相反地更激发了我写一本有关周恩来的书的决心，把我所了解的情况反映出来，使更多的人学习周恩来，研究周恩来，也为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贡献一点力量。当时我在中央统战部担任副部长，繁忙的工作使我抽不出时间来做这件事。
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加强党史工作，为此，先后成立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并在全国备省、市、自治区建立党史征集、研究机构，负责征集、研究和出版党史资料及有关著作。一九八二年，中央决定由我兼任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因为我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参加过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长江局、南方局和南京局工作，于是分工要我负责征集和编辑出版上述三个中央局的党史资料。这些资料是整个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亟需出版，以供党史界研究。周恩来是长江局副书记、南方局、南京局的书记，所以这三个中央局同周恩来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些资料为我写作周恩来的书提供了可靠的根据。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一九八二年，我向中央请求从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专门从事党史工作，得到中央的批准。在中征委领导下，成立了南方局党史征集小组，孔原任组长，我和许涤新、郑伯克、徐迈进任副组长，在四川、重庆和南方有关省、市党史部门的支持下，编辑出版了《南方局党史资料》六册二百余万字，后来又在中央和地方有关党史部门的支持合作下，出版了《抗战初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南京局》。在这些工作还正进行中，我向陈云和杨尚昆同志报告要撰写回忆周恩来的书，书名为《雨四十年》。他们都表示支持。陈云同志欣然命笔，为该书题写书名，杨尚昆同志也惠允作序。我也向邓颖超大姐谈了我的打算，她很赞成。后来我每次见到她，她总要问我：“你的‘四十年’怎样了？”由于上述党史资料出版工作没有最后完成，我还不能着手撰写，只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和杨村、田俊江、紫非四人到福州座谈了一个时期，并由杨村整理出一个撰写提纲。
为了摆脱在北京的各种活动，专心致志地投入撰写工作，我向中央写了报告，打算回原籍福建，定居于漳州。经中央和福建省委批准，一九九○年底，我与老伴、战友紫非来到漳州。在福建省委、漳州市委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我的生活很快安定下来了，紫非不顾年老多病，全部负起家务和接待工作，使我开始了撰写工作。
有关周恩来的资料浩如烟海，单是我了解的情况，内容也是够丰富的。
要在纷繁的头绪中理出一根红线，并非易事。由于我在一九八一年患过心肌梗塞，而且年事已高，不能过于劳累。如果全书都由我亲自执笔，既力不从心，也会迁延时日。我邀请原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陈清泉同志给予协助。他欣然同意，在我提供资料和口述材料的基础上，起草了第一部将近一半的章节。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胡康民、赵权壁和红岩纪念馆王明湘、王弘、刘英等同志，起草了开创大后方工作、皖南事变、隐蔽精干蓄积力量、重开国共谈判大门四章的初稿，由陈清泉作了修改补充。第一部的初稿完成后，我认真作了修订，再由陈清泉作文字修饰。
原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方提出了不少意见，我的秘书戴学平、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叶平霞，也做了不少辅助工作。
一九九三年九月下旬，中央文献出版社社长李庚奇同志，副总编辑镡德山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廖心文同志，应邀来漳州进行审稿，他们对稿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作为该书责任编辑的镡德山、廖心文，在核对资料、调整结构以及文字加工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
《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这不是周恩来的传记，也不是单纯个人的回忆，而是以我的亲历、亲见、亲闻为主，参酌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和档案资料、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提供的情况和许多同志研究的成果而写成的。它不可能全面反映周恩来前半生的丰功伟绩，只是着重介绍建国以前我在他身边和直接领导下工作时所经历的事情，他所遭遇到的风风雨雨。这里大量的是他的业绩，也直书了出现的失误。
使我感到遗憾的是，一直关心我写这本书的邓大姐，未能看到《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的出版，已于一九九二年去世。老伴紫非也于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四日去世，不能和我分享夙愿实现的喜悦。我只能在她遗像之前放置一册，让她在九泉之下得到告慰。
一九九三年十月初，我正准备着手撰写《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内容是建国以后的事情。不料因劳累过度我再次发生心肌梗塞。医生告诫我必须静养配合治疗，不能继续紧张地进行写作。中共漳州市委书记曹德淦同志、市长韩玉琳同志、秘书长杨琼等同志对我非常关心，十分支持我完成第二部的创作。于是由组织出面，邀请原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方等几位同志组成编写组，协助我整理资料，列出编写章节，根据我的口述和有关资料撰写初稿。并指定原漳州市委副秘书长李栓义同志负责有关写作的后勤工作。陈清泉同志仍负责起草了重要章节和统稿工作。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第二部的初稿已基本完成。其中：召开新政协、创立新中国和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两章，由肖林执笔；统一战线和为台湾回归奋斗部分，由熊展威执笔；知识分子工作部分，由陈方执笔；经济和外交两部分，由陈清泉执笔。有关国防建设的章节，由曾担任总理军事秘书的周家鼎执笔后由曾一石稍作增删，原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同志作了重要补充。“文化大革命”部分，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三年这一段，由巩玉闽执笔，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至周恩来逝世这段，由阮黄南执笔。“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已靠边站，在五七干校劳动，周恩来如何处理这一事件，我不了解，但事后听到传达，听过参加当时工作的纪登奎等同志的叙述，特别是当时担任警卫工作的高振普同志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最后一章“周恩来在我的心中”，则是我自己执笔的。
第二部的初稿基本完成后，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中旬在漳州举行了审稿会。
我的老战友、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同志和周家鼎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镡德山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熊华源同志，福建省委党支研究室主任毛祥瑞、副主任。林强同志，都参加了这次审稿会，并对本书内容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罗青长、周家鼎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他们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使本书增色不少。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顾明同志、周总理外事秘书马列同志，以及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研究周恩来的专家力平同志，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李青同志、王仁同志，看过部分稿件，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此外，在第二部编写期间，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张湘、朱汝宁、苏滨英、叶平霞、陈振煌等同志，也做了许多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周恩来总理的工作是全面的政府工作，而《风雨四十年》第二部没有包括诸如内政、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工作，只是写我所了解和接触较多的方面的事情，所以是很不全面的。其中也不乏疏漏或错误，希望读者指正。
《风雨四十年》一书是中共福建省委特别是漳州市委和上述许多同志的鼎力支持的结果。在第二部出版之际，我特向所有支持本书的编写、出版的单位和个人，致以衷心的感谢。
童小鹏一九九五年三月
2007/09/10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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