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三、反冒进及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
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后不久，在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问题上，党的领导人中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在实践中使我国的经济建设走了弯路，甚至遭到严重的挫折，这就是一九五六年出现的冒进，以周恩来为主几位领导经济工作的同志的反冒进和毛泽东进行的反反冒进。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毛泽东接连不断批评邓子恢“小脚女人”的右倾保守思想，全国出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随后，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也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毛泽东的注意力开始从社会主义改造转向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他一再批评领导机关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实际，批判右倾保守，这对经济建设各个领域以至科学、文教、卫生等事业，都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当时周恩来以及其他领导人，对于来势迅猛的生产建设高潮也是欢欣鼓舞的，他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各方面工作都是认识落后于实际的批评。他念了新编的一副对联，表示对毛泽东批评的体会。上联是：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是：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他还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一九五五年夏季，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讨论编制15年（一九五三至一九六七年）远景规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各部汇报了自己的设想。按各部提出的数字综合，一九六七年全国粮食产量六千亿斤，棉花五千六百万担，钢一千八百万吨，煤炭二亿八千万吨。工农业产值平均年增长速度：“一五”百分之八点六，“二五”百分之九点九，“三五”百分之十点一，15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九点五。国家计委汇总报告中央。毛泽东对这个设想是不满意的。他认为指标偏低。这年十一月中旬，毛泽东先后在杭州、天津召开一些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展望农业发展的远景，归纳了《农业十七条》，最主要的内容是一九六七年粮食产量要达到四、五、八，即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地区每亩年产四百斤，黄河淮河之间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八百斤。同一地区棉花分别达到六十、八十、一百斤。从一九五六年起15年内，开荒一亿四千万亩，到一九六七年全国耕地达到18亿亩左右。按照估计中的耕地面积和单位产量计算，一九六七年粮食产量应是一万零六百二十三亿八千万斤，超出原设想指标百分之八十；棉花产量应是一万二千万担，超出一倍多。
毛泽东的思路是，当时国际形势趋于缓和，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取得成果，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影响日益增强，估计可能出现十年到12年的和平时期。我们要利用这个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党准备在一九五六年召开“八大”，毛泽东提出这次大会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
与此同时，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泽东采纳周恩来、薄一波、李富春的建议，提出了经济建设“要快、要好、要多、要省”的意见。一九五六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把多、快、好、省正式公布，这篇社论虽然鼓舞人心，却充满着形势逼人的气息。
一九五六年一月初，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对《农业十七条》作了补充修改，扩展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月二十五日，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以草案形式公布。它的主要内容除前面谈的棉粮指标和增加耕地面积指标外，还有七到12年内消灭普通水、旱灾和水上冲刷灾害；在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病虫害，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五年、七年或12年内基本消灭老鼠、麻雀（后来才知道麻雀是益鸟，改为臭虫）、苍蝇、蚊子；五年或七年内基本消灭文盲。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言提出，《纲要（草案）》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形势。
于是各行各业都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已经不能按照原来的设想工作，都要加快速度和扩大内容，指标都定得很高。
一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部讲到：美国那点东西，一亿吨钢，几百个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他，第一步是接近他。二月中，各部委汇报工作时，他又说：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建设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其实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工业的增长速度在百分之十三点二到百分之十九点二之间，已经不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增长速度是百分之十八，已经很高。毛泽东这些话传达之后，必然起到鼓励冒进的作用；而按照已有经验和客观可能实事求是地测算发展速度的思想，就被称作“右倾保守思想”而加以批判。这种缺乏科学根据的冒进情绪，在一九五六年的国务院各部召开的专业会议上集中表现出来了，他们纷纷要求把12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的12年或八年的任务，提前在五年甚至三年内完成。
毛泽东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和各部门制定的指标越来越高，使周恩来深为不安。他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感到这种冒进的倾向应当遏制。高指标完不成，国务院不能辞其咎，反冒进的主要责任自然就落到国家的总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肩上。
从一九五六年一月下旬起，周恩来感到要防止急躁冒进问题，对此，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投资，因为基本建设过多，需要的物资大大增加，必然造成各方面紧张，控制基建的速度，才能遏制这种冒进倾向。他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说：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在一月三十日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中，他又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二月六日，周恩来和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研究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压缩指标的问题。周恩来指出：现在各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既然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计委、财政部就要压一压。
经过两个会议的努力，一九五六年度的基本建设投资从一百七十亿元压到一百四十七亿元。
在这个月里，周恩来又多次谈到做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问题，认为这是一个重要原则。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各部门订计划，不管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四月十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搞计划要实事求是”，“搞生产要联系平衡”。他指定薄一波和计委副主任张玺负责平衡工作。由于不少地方劳动力增加和批判“右倾保守”，下面普遍要求多生产，多建设，而上面都不敢将物资紧张情况向群众交底，因此工作很被动。为了扭转这种被动状况，周恩来根据多次平衡测算的结果，提出一九五六年物资供应计划按钢材四百九十二万吨、水泥六百四十七万吨执行，并下达到各部门和地区。国务院发文后各部门和地区，要求建设高潮要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相结合，特别是同物资供应计划相结合。如果只看到施工力量的增长，而没有注意到设计、设备和材料的供应情况，采取全面铺开和齐头并进的作法，就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停工、窝工现象，并且会使我们的计划有部分落空的危险。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又说：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
五月，刘少奇要求中宣部就反对“两个倾向”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六月一日，中宣部长陆定一在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宣布：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高唱入云，有必要再提一个反对急躁冒进。中央要我们写篇社论，把两个倾向反一反。
六月一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关于压缩一九五六年计划指标和编制一九五七年计划问题，他认为当年基建投资一百四十七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八，仍然是冒进的指标，数字这么大不可能完成。因为一百四十七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需要增加相应的钢材、水泥，而钢材只增长百分之四十五，水泥是负增长，即使有钱，缺乏原材料，如何去完成计划呢？薄一波、李先念提出“剃一次平头”，大家都减百分之五，总投资额降为一百四十亿元。这个意见被周恩来所接受。当时全国人大即将召开，要在会上报告国家预算。在六月五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预算应该放在可靠的基础上，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在六月十二日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强调应加强计划性，先是搞生产计划，然后搞人力、物力计划的平衡，最后搞财政预算，有人不同意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李先念在一次报告中说：“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只能招致损失。”周恩来对这个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如果冒进继续下去，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
中宣部起草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脱稿后，陆定一、刘少奇、胡乔木都作了修改。陆定一删去颂扬反保守主义的几句话；在“农村的扫盲工作也是突出的例子”这句话中，在“也是”后面加了“急躁冒进的”五个字。刘少奇作了四处文字修改，都是加重语气，揭示冒进的危害性。胡乔木在修改加工时，补充了几个急躁冒进的例子。其中之一是双轮双铧犁的计划定的太高，没有考虑到南方水田的条件，以致在南方许多地方造成积压。社论提出：急躁冒进所以造成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仅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刘少奇改定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接到此稿后，批了“不看了”三个字。社论于六月二十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地位刊出。后来大家才知道，毛泽东批“不看了”三字，本意是他不赞成这篇社论。
双轮双铧犁和扫盲两个例子，在当时都是比较敏感的事情，因为都是毛泽东在《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的要求。为了推广双轮双铧犁这一新式农具，曾生产一百七十多万部，却只销出80多万部，还退回15万部，不退回的也有很大部分被搁置不用。规定七年扫除文盲，有的地方变成五年或四年，甚至三年和二年，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即使《纲要（草案）》规定的七年扫盲也是冒进的。直到现在，我国也远没有实现扫盲。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对冒进，盲目冒进的势头被遏制了。据统计，一九五六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二，是“一五”期间增长最高的一年。可是，出现赤字18亿多元。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四位主管财政经济的领导人都认为这一年冒进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党召开“八大”。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初步总结了几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强调“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
一九五七年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在国际上，波兰由于波茨南事件引起的动乱已经平息，匈牙利事件也在军队的镇压中恢复了平静。在国内，“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生产建设出现了蓬勃的气象。毛泽东的注意力由国际方面转向国内方面，原来他对于反冒进是有意见的，这时他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认为反冒进给群众中高涨起来的生产热情泼了冷水，放慢了建设速度。九、十月间，在北京召开八届三中全会，会上开始批评反冒进。
毛泽东在会上说，一九五五年来了一个高涨，一九五六年，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主要是扫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是促进委员会。共产党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并提出要“复辟”被扫掉的这三个东西。
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尖锐批评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把跃进看成“冒进”。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和政治局讨论的社论，批评反冒进是“刮起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反冒进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一九五八年一月初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会议上，尖锐批评“右倾保守”，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周恩来等政府领导人。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南宁会议，这次会议把批评反冒进推向高潮。由于二月份要召开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周恩来建议先讨论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年度计划，毛泽东同意，因此，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几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也来参加。
会议印发了一批文件，其中包括李先念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五日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一九五六年六月二O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周恩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度计划的报告》的讲话节录。以上文件都是作为被批评的材料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的。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批评说，反冒进首先没有把指头弄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就只讲一个长疮的指头，十个指头的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到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后来又多次谈到反冒进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就是这样。
当天晚上，毛泽东讲话对反冒进提得更高，说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日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三个东西。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问题。对《人民日报》六月二十日的社论，他的批评更是尖锐，说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上重点是反冒进的。认为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他还对这篇社论批道：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时，对柯庆施非常赞赏。柯在一九五七年上海市党代会上作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毛泽东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毛泽东接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使这次会议开得很紧张，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不知所措。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在十九日晚上作了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促进方针相反的方针，并表示他对错误负主要责任。
南宁会议以后，对反冒进的批评并没有结束。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批评反冒进。他说：如果说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而反冒进是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变了样子，把搞得少叫马克思主义，搞得多的不叫马克思主义。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并针对周恩来等同志说：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们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但他又说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会上，陈云、李先念、薄一波都进行了自我批评。
率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归来的周恩来，参加了二十三日最后一天的会议自然也不会好受。
三月间，毛泽东在成都召开了成都会议，又接连谈到反冒进问题。三月九日，毛泽东说，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南宁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三月二十五日他又说：关于反冒进以后不要谈了。事实上批评反冒进还有余波。在这年五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作党中央工作报告时，又提到反冒进问题，报告说：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一九五七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毛泽东修改工作报告时，加了一段：“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经过几个月的批评，对反冒进负有责任的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又再次作了自我批评，这时批评反冒进问题才告一段落。
进行了几个月的对反冒进的批评，事实证明它是起了消极作用的。首先，毛泽东把冒进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而反冒进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政治问题而不是业务问题，又称反冒进的同志是“促退派”、“观潮派”、“像蜗牛一样爬行”、“跟右派相距不远了”等等，上纲上线，对于冒进不能再提什么意见，这就助长了“左”的思想的发展，对于党内的民主生活也发生了很坏的影响。在党内生活和实际工作中，右倾保守和冒进都是可能发生的，只能反右不能反“左”，就造成了党内、各部门中许多人调子越唱越高，越“左”越好，订计划时指标层层加码，这就为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开辟了道路，导致了后来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国家遭到严重的困难。其次，这次批评反冒进，被批评的都是党中央和国务院中职位很高的领导同志。由于毛泽东在党内有崇高的威信，大家敬仰他，尽管他的批评有许多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周恩来等高级干部也要按照他定的调子跟着走，几乎不容许进行说明和申述，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自我批评、写检讨，甚至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党内高级干部都不能申述自己的看法，这还谈什么党内民主，只能造成党内的“一言堂”。有些同志深有感触地说，南宁会议前后，党内气氛逐渐紧张，毛泽东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难像已往那样经常同政治局的同志在一起平等地商讨问题，党内生活开始不正常了。我认为这是符合事实的。
一九五八年四月，我从中央统战部调到国务院担任总理办公室主任时，看到中央党校教授兼总理办公室理论秘书范若愚正在为周恩来起草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检讨，其中谈到反冒进是十分错误的。他的思想确实“右倾保守”，“离右派差五十米远”等等。使我吓了一跳。我想，周恩来对毛泽东是紧跟的，重要的事都请示主席和中央，为什么犯这么大的错误。我很不理解。这个检讨稿送给邓小平征求意见，邓小平说，写这么多干什么，他把“离右派差五十米远”划去了。后来事实证明周恩来等同志反冒进是正确的，他一再自我批评，写检讨。我觉得这不是他的本意，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而在强大压力下作出的违心的行动。
一一四、从农业开始的“大跃进”
在批评反冒进中孕育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推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一九五八年四月，毛泽东又说，“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
“跃进”这个词原是周恩来的发明。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的报告中，批评右派所谓“全面冒进”的攻击，肯定一九五六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看到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明最早使用“跃进”一词从此开始。毛泽东当即写了封信，表彰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实际上，周恩来使用“跃进”一词比《人民日报》社论早一百四十多天。
二十六日，彭真把周恩来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在上面写道：“主席：‘跃进’一词，在这个报告中已用了。”周恩来在当夜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一九五六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
“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修改后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公开发表。毛泽东要求五年间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年达到二千斤。他认为，现在一人三亩地太多，将来只用几分地种粮就够吃了。十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的社论，提出“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通过报纸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全国各地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首先兴修水利，一亿人投入农田水利建设，深翻土地，从一尺五寸达到几尺。最突出的表现是放“高产卫星”，最早放出的是河南遂平县放出的亩产小麦二千一百零五斤的“卫星”，接着江西贵溪县放出水稻亩产二千三百四十斤的“卫星”。于是“卫星”几乎天天放，而且越来越大，最大的小麦“卫星”是青海蹇什克农场亩产八千五百八十五斤；最大的水稻“卫星”是广西环江红旗农业社的亩产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这简直如《天方夜谭》中的神话，使许多人瞠目结舌，迷惑不解。实际上这些离奇的丰产典型，大都是采用“并田”方法假造出来的，把许多块即将成熟的庄稼全并到一块田里，计算出它的产量。甚至那个数字压根儿就是假造的。许多同志都还记得，当时《人民日报》曾发表一张照片，一个小孩坐在卫星田的稻穗上。这些夸大的宣传，当时就有许多同志不相信，但是因为怕戴“右倾保守”帽子不敢公开说罢了。老实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时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弄虚作假风达到惊人的地步。脱离实际，唯意志论的提法层出不穷，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有人甚至说，我国粮食产量再提高，“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也够用”。“高产卫星”起了鼓励与迷惑的作用，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决定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指标为八千亿至一万亿斤，棉花产量指标是九千万至一亿担。而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只有四千亿斤，棉花只有三千九百三十八万担。要它们分别增加一倍至一点五倍，根本达不到。
刚刚被批判“右倾保守”的周恩来，面对农业的“大跃进”局面，虽然表现沉默，但他仍以冷静的头脑观察这个问题。一九五八年七月，我随他坐飞机到郑州视察黄河水灾时，参观了一个农业展览馆，馆内陈列了几个“亩产三千斤”、“亩产四千斤”小麦的“卫星”，他当即问陪同的负责同志，这是否确实？弄得那个负责同志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农业的“大跃迸”促进了工业的“大跃进”。工业的“大跃进”是从钢铁开始的，最具典型的是“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当时苏联提出，在15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也提出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于是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成为工业“大跃进”的重要口号。
和农业一样，钢铁产量离谱的指标出现了。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两个报告，其中关于钢铁工业的发展提出，我国的钢铁工业“苦战三年超过八大指标（一千零七十万吨至一千一百五十万吨），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毛泽东对两个报告非常欣赏，称它是“一首抒情诗”。据此，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明确宣布：“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他把这篇文章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同志时，还写了一封信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五月份，八大二次会议开会，钢铁产量指标又被提高了。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再次提出了速度超过苏联的问题，他认为苏联是20年加半年把钢铁产量从四百万吨（一九一三年）搞到一千八百万吨。一九五七年是五千一百万吨。我们搞到五千一百万吨，不需要这么多时间。我们的底子是90万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六二年将搞到三千万吨，可能是三千五百万吨，也许是四千万吨。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可能只要15年就能搞到五千一百万吨。他还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毛泽东的雄伟气魄，使许多人包括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头脑都热起来。
六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开会，听取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五九年设想的汇报。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除毛泽东外，其他常委都参加了。会上估计一九五八年钢产量将达到九百万吨以上，一九五九年指标应为二千万吨或者更高一些。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的口号，毛泽东在薄一波的《汇报提要》中批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一九五九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钢，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毛泽东的讲话、批示都只在内部进行，公布出去的是一九五八年产钢一千零七十万吨。
当时实际生产能力怎样呢？一到七月份，累计只生产钢三百八十万吨，和指标相比还差七百万吨。八月十六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开幕，毛泽东感到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决定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光靠“洋炉子”是完不成任务的，决定土法上马，发动群众大搞“小土群”，主要是发动农民就地大炼钢铁。于是，一场全民夺钢保钢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最多的时候，有六千万农村劳动力投入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这年年底，钢产量完成一千一百零八万吨，在一九五七年五百三十五万吨的基础上翻了一番。煤产量由一亿三千一百吨增加到二亿七千万吨。
但是这个指标的完成是以极大的代价换取的，甚至是虚假的。首先是产品质量低，许多地方小高炉炼出来的铁是含硫量很高的“烧结铁”，不能炼钢。用于浇铸，也因铸件发脆太硬而不能加工，成了一堆废物。经以后核实一九五八年钢产量为八百万吨。而国家的矿产资源被破坏，森林被大量砍伐，连群众做饭的锅也被砸光。群众反映，“这是吃祖宗的饭，遗祸子孙”。其次，造成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一五”计划期间我国的积累率平均为百分之二十四点二，一九五八年却一下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三点九，过高的积累，严重挤掉了消费，使人民的基本生活资料得不到保证。同时，重工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也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使国民经济得不到均衡的发展。
十月以后，毛泽东也发现了“大跃进”中的问题。在十一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他开始降温了，承认包括他自己，犯了“冒失”的错误，认识了只讲多快不讲比例是不行的。但他仍然认为批评反冒进是正确的。
在反反冒进中被批评的周恩来，对于国家的这种现象是忧心仲忡的。但他不可能再来一下反冒进，只能不去添柴加火，使这股热焰烧得更旺，而是在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尽量避免国家遭到损失。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一九五九年钢的指标降下来了，为一千八百万吨。周恩来、邓小平要计委交换一下情况。
陈云认为完成这个任务恐怕有问题。周恩来心中是有数的。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五日，党中央先后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薄一波写信给毛泽东，谈了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并就轧钢机安排不落实作了检讨。二十六日，薄一波在会上作了第一季度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报告。毛泽东借题发挥，批评了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以及工交各部门的工作是大少爷办工业，现在要出“秦始皇”，老讲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提出一千多个基建项目中要削减五百项或六百项。这时周恩来机智而又风趣地插话：要有决心，头上要沾点血。毛泽东说，根本不要决心，干掉就完了。周恩来说，这句话就是决心。在这次会上，邓小平提出一千五百万吨钢材也可能完不成，把计划放在一千一百万吨钢材的基础上，宁肯超过，大家心情舒畅。毛泽东、周恩来都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四月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讨论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周恩来讲了三条经验，一定要有保险系数，统统打满不好，要留有余地，藏一点。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步步退却，就是因为不落实；逐步提高定额，超额完成；实事求是。这反映了周恩来对于经济建设要稳扎稳打的思想。
“大跃进”在工业生产方面“以钢为纲，带动一切”，赶上英国的主要标志是钢铁产量，钢铁生产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周恩来决心深入了解钢铁生产的情况，五月十七日，周恩来写了《关于总理和八个副总理分别到九个产铁重点地区去视察的报告》，请邓小平批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彭真核阅。报告说：根据我在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和主席处的报告，为了了解目前各地钢铁，主要是地方生铁的生产情况和问题，为六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提供这方面的材料，我已征求陈毅等八个副总理的同意，我们于本月二十日前后分别出发到九个产铁重点地区去视察，于六月十五日左右回京。
分工视察的地区是：周恩来——河北；陈毅——山西，可能时再去内蒙；谭震林——山东（主要是注意农业，并研究生铁生产）；习仲勋——河南，可能时再去陕西；贺龙——四川，可能时再去云南；罗瑞卿——湖南，可能时再去湖北；陆定一——江苏，可能时再去上海；聂荣臻——安徽；乌兰夫——包头。
视察的内容，主要是生铁的质量和数量问题，为此，拟到产铁产煤基地，对矿石、煤炭、洗煤、炼焦、耐火材料、炼铁、炼钢、设备、运输、劳动力分配和成本核算等一系列的具体问题做具体了解，以求实现中央财经小组的要求，先保质量，后争数量。
中央批准周恩来提出的报告，总理和副总理们分头出发了。他们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例如陆定一在山东枣庄调查时，了解到去年大炼钢铁中，“小土群”问题很多。大批农民上山炼铁，在地里挖个坑，睡在里面，棉被都是湿的，这怎么能持久呢？炼出来的铁含硫量很高，大都是不能用的废品。一九五八年是丰收年景，秋收时农村的壮劳力都去大炼钢铁了，庄稼成熟了却没人收，农民编了顺口溜说：高粱站了哨（成熟后无人收割），棉花吊了孝（棉絮从棉桃中垂下来），大豆放了炮（豆荚成熟后在地里爆开）。农民粮食缺乏，大都吃不饱。他们到了上海，柯庆施和分管工业的书记马天水都没来见他们，只派一个干部来说大话，说上海要达到年产一千万吨的生产能力。陆定一问，生产一千万吨钢，矿石、电力、运输的问题能解决吗？这个干部不能作具体的回答。陆定一和陪同他来视察的冶金部总工程师陆达一计算，这个指标根本完不成。他们回到北京后，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表情极其严肃，一言不发。他已经看到完成任务不容易和大搞群众运动的种种弊端。
我是随同罗瑞卿去湖南视察的。罗瑞卿因为未管过工业生产，他特别从冶金部要来两个专家随行。从五月二十三日到六月二十四日一个月时间，跑了十几个县，既看了涟沅、湘钢等大中型钢铁厂，也看了遍地开花的“小土群”、“小洋群”炼铁厂，还看了煤矿、铁矿基地。最后在长沙做了总结并起草了一个书面报告报周恩来。总的印象是：像涟沅、湘钢等大中钢铁厂，因为有铁矿、煤矿、石灰矿等原料的来源，有比较先进的炼铁炉和炼钢炉设备，又有必要的技术人员，问题虽然不少，但经过一些整顿和加强领导，是有发展前途的。但靠运动轰起来的“小土群”、“小洋群”，除个别的生产了一些含硫高的生铁外，大多数都不能维持生产，不得不停产，但已浪费了许多煤炭和木材（“小土群”主要是用大木头去烧的）。至于人才和粮食的浪费，则是无法计算的。所以建议国务院要迅速研究并解决钢铁计划和生产问题。
其他副总理也向周恩来马上书面报告，总的情况是差不多的。
周恩来根据自己的调查和各位副总理的报告，在国务院会议进行研究后，即向中央写了报告。主张迅速调整钢、铁和钢材的生产指标。
由于“大跃进”，钢铁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各方面给它让路，轻工业被挤掉，农业丰产没有丰收，粮食和副食品严重匮乏，工作被动，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主张降低钢铁生产的指标，中央书记处决定，一九五九年产钢一千三百万吨，铁一千九百万吨，钢材九百万吨。各部门才得以对严重失调的现象进行调整。周恩来思想上的压力也有所减轻了。
一一五、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郑州会议的纠“左”和钢铁生产指标的降低，开始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对待经济建设。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和李富春都指出了“大跃进”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重视不够。周恩来说：在跃进中间，综合平衡抓得不够，抓了这个方面，其他方面忽视了；企业内部的综合平衡，几个方面的综合平衡都抓得不够。毛泽东说：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横直是一样，就是高炉、平炉、小高炉、小转炉，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会转弯，为了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研究一些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中央决定在七月初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俗称的庐山会议。
毛泽东这个时候心情是比较舒畅的。他六月二十四日由武汉乘专列火车到达长沙，恰巧罗瑞卿和我参观了韶山回到长沙。下午二时半，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告诉罗瑞卿，说毛主席已到长沙，邀罗和我一道到火车站迎接。我们立即去火车站，上了专列，见到毛泽东。专列随即开到城外的黑石铺机场专用线的车站停靠。毛泽东即乘汽车到湘江边准备下湘江游泳。这时省公安厅已准备了救生船只和游泳水手。毛泽东在游泳水手保护下顺江往下游。罗瑞卿和我虽然也会游泳，但没有在大江中游过，就各套了一个救生圈跟着顺流下游。大约经过40分钟，到了长沙的橘子洲头，毛泽东上了岸，大家也跟着上去。橘子洲是毛泽东风华正茂时和同学少年常来“中流击水”的地方，故地重游，所以他今天特别高兴。他一上岸，就被一群小学生认出来了。在小学生们“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中，游人也都围拢来向毛主席问好。毛泽东穿上睡衣，举手向群众致意。接着，在周小舟、罗瑞卿等陪同下，毛泽东到省委招待所住下。
二十五日上午，毛泽东和我们一行人从长沙乘汽车来到他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下午，约了一些老人座谈、照像，同他们吃家乡菜。晚上就写出那脍炙人口的诗篇《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谁也没有想到，二十六日清早，毛泽东就起了床，他告诉贴身警卫员要上山给父母亲扫墓。警卫员叫起罗瑞卿和我，我一骨碌下了床，立即背起徕卡照像机跑到毛泽东前面，爬上了山坡，拍下了毛泽东折松枝代花向父母墓前献上并行鞠躬礼的镜头。摄影记者侯波是女同志，比我落后一步赶了上来。
二十七日毛泽东在韶山，曾到毛家祠堂谒祖，参观了韶山学校，在水库游泳，又接见了许多乡亲。二十八日返长沙乘专列到武汉，改乘轮船到九江，于七月一日上庐山。当晚他又兴致勃勃地写了一首《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刘少奇和朱德是六月三十日上山的。周恩来带秘书顾明、李岩等于七月一日由北京乘专机到武汉，然后经九江上山的。我陪罗瑞卿从长沙到武汉经黄石港上船到九江，于七月一日到庐山。
陈云本来上了庐山，因庐山海拔高（五老峰一千四百米，会场和住地一千二百米），他身体不适应，中央决定他下山休养，没有参加会议。
邓小平因会前打台球滑倒伤了腿骨，在北京治疗，没有上山。所以书记处由彭真负责，但许多事情他找周恩来商量。为了工作方便，周恩来和彭真、杨尚昆以及中央办公厅的同志都住在庐山交际处的一幢大楼里。周恩来除了要我和顾明、李岩分别参加大区的小组会，将小组会的重要意见向他汇报外，还要我帮助办公厅编会议简报。小组的简报由各组长签字后交会议科印发。
会前，已传出毛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即“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大家听了认为这次会议要好好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克服缺点错误，对前途是有信心的。
庐山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要讨论读书、形势、今年的任务、明年的任务、综合平衡等18个问题。周恩来提出增加国际问题。共是19个问题。七月二日中央开了常委会，把会议要讨论的19个问题确定下来。七只三日，会议分六个组，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我列席中南组。组长陶铸传达了中央常委会确定的19个问题。从口气上看，主要是毛泽东的讲话。主要内容如下：一、读书。由于许多领导同志不懂得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中央、省市、地委一级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卷。这本书总结了苏联经验，但有缺点，如和平过渡，通过议会斗争夺取革命胜利之类。当时都认为革命必须通过武装斗争。山东、河北建议，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一本《好人好事》，在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不谎报、不浮夸的例子。如河北王国藩，山东菏泽一个队。一本《坏人坏事》，犯错误的，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各省找几个例子。一本从去年到现在中央各种指示文件。三本书十万字左右，十天读完，还要考试。公社领导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使大家冷一下，做冷锅上的蚂蚁，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
二、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
八大二次会议方针政策对不对？要坚持。总的来说，湖南省委有三句话，他们说得巧妙：成绩很大，经验丰富（实际是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去年一年经验，主要是综合平衡，群众路线，统一领导，注意质量。最重要的是综合平衡。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产品都要有）。
农业12项，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特。工业有轻有重。过去“两小无猜”，把精力搞小高炉、小转炉，其他都丢了。去年大丰收，今年又大春荒。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去年许多事是一条腿走路，不是两条腿。我们曾批评过斯大林一条腿走路，自己提出过要两条腿，反而一条腿了。“大跃进”中包含某些错误与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些问题，但包含积极因素。去年情况本来很好，但带来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一面，没想到困难一面。现在形势好转，盲目性少了。何时能彻底好转？争取明年五一节。去年脑子发热，但热情宝贵。有些问题还没完全弄清楚，为何粮紧，缺肉？似乎促进派腰杆不硬了。总之，怪话不少，要让人说。
三、任务（或分成两个问题，即今年任务，四年任务）。工、农、轻、重、商、交各方面，过去是两条腿，去年丢掉一条，是挤掉了农、轻，也挤掉了商。如果当时重视一下农、轻就好了。今年钢是否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不能超就算了。钢明年只能增四百万吨，达到一千七百万吨（或六、七、八三个数，一千六百万、一千七百万、一千八百万）。以后几年也是年增四百万吨，二千三百万吨就超过英国。定要确保质量，不要追求太多数量了。今后应由中央确走方针，移交业务部门算帐。粮食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三成，即一千亿斤。六四年搞到一万亿斤。恢复农业四十条。指标比原定的稍高一点，还是12年达到。两个口号不变。15年内主要产品赶超英国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人的脑子逐渐实际，要让下面去超过。
去年做了件蠢事，好几年的指标要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指标，恐怕要四年才能达到。过去安排是重、轻、农，现在是否改为农、轻、重。这样提，不会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衣食住行安排好了，就不会造反，这是六亿七千万人安定不安定的问题。日子过得舒服，才利于建设，便于积累。农业问题，一是机械，二是化肥，三是饲料。农、轻、重，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它四年（准备犯四年错误）。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化肥，农用钢材，这次会议定一下。
有两种积极性：盲目性和实事求是。还是要讲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搞一平二调）。总的看，十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真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是多数）是权利归他是共产主义，否则是资本主义。山东有的地方发现抢粮之事，这很好，可引起注意。搞社会主义是会坚持到底的，不会一日或忘的。美国如打来，我们最坏退到延安，但还会回来的。
四、体制。有些半无政府主义。人、财、商、工四权下放了，现在要适当收回；对下要适当控制，要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强调集权，统一领导。统得不可不死，不可过死。
五、食堂。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约归己。在这几个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能保持百分之三十也是好的，形式可多种多样。太分散的户不办，吃饭基本要钱，一部分不要钱。四川是基本不要钱。湖北是半供给制。供给部分要小，三七、四六。供给制不要否定。食堂与供给制是两回事。按月发工资，大部分办不到。
六、学会过日子。湖北农民批评干部：一不懂生产，二不会过日子。要留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总要增产节约。今年不管增产多少，粮食按四千八百亿斤标准过日子。去年湖北的错误，是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了，放过卫星的县过得最差。
七、恢复三定：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增产部分征四留六。自留地不增税。
八、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九、综合平衡，大教训之一。三种平衡：农业本身（农、林、牧、副、渔等）；工业内部；工业与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新的基础上的综合平衡。无综合平衡，即无群众路线。
十、生产小队改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的问题在于原高级社小，现叫生产队。生产、生活的核算放在一起好，否则浪费很大，反正归管理区。一改，怕影响生产，弄个“半”字。
十一、农村党团作用。党不管党，都由生产队长包办代替了。无支委会，无组织领导作用。
十二、宣传问题。去年浮夸，怎样说法？一九五九年的四大指标定高了，现在陷于被动。上海会议时，即有人提出利用人代会议改。失了点时机，找个适当时机改过来，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
十三、质量问题。争取一二年内解决。煤炭的含硫量超过了允许的标准（百分之零点零七），出口退货，名誉不好。
十四、对去年的估计：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要等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出来。看出问题，才能鼓起劲来。跃进公路，修了这么多也没垮台。秦朝、隋朝很快就垮台了。
十五、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十六、全国协作关系。破坏了原来协作关系。协作区搞些调查研究。计委的派出机关（大区搞体系，公社工业化，工厂综合化）。
十七、团结问题。统一思想。河南一百二十万基层干部，40万犯错误，三千六百人受处分，是个分裂。
十八、国际问题（列了个题目）。对资产阶级不易一次认清，界限要分清。同蒋介石打了十年，讲统一战线，一切都忘了。
这18个问题中，如第三个问题分为两个问题：今明年任务和四年任务，则为19个问题。这19个问题，虽然其中还有不少“左”的东西，但总算是抓到了“大跃进”产生的种种错误，如果真正头脑冷却下来总结经验教训，这场灾难不至于继续发展，而是能及时得到纠正。会议开始时，大家都轻松愉快，称这次会议为“神仙会”。周恩来也谈到大家初上庐山的心情时说：“那时候，是本着一年来党的总路线的执行情况，跃进了一年，大家都很忙，找到庐山来把经验总结总结。主席说了，也带一点休息的意思。这一年的大跃进成绩伟大，有些问题，逐步在解决，已经解决了不少，剩下的还在解决中，在认识上前途是光明的。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意思上山的。”庐山会议是本着解决“大跃进”的问题、争取一九五九年继续“跃进”而召开的，起初大家的心情是舒畅的。
在庐山，周恩来最关心的是经济问题，除了参加常委会外，在七月二十三日以前，他多次找国务院各部门负责同志开会，讨论形势与任务。李富春、李先念都参加。有时刘少奇也参加。七月十二日，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他认为：一九五八年是一次新的革命，当然问题不少，突破了旧的平衡，要解决新的平衡。北戴河会议到现在将近一年，应如何认识将措施过程缩短。他说，这次在庐山比以前认识多了一些，如财政赤字，是否即通货膨胀？物价只少数有变化。过去陈云同志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要略有节余。去年全冲乱了。主要是货币与财政不一致，银行的货币多发行了。他将工业、农业、商业分头算了细帐，单生铁，国家即补贴25亿元。商业透支了50亿，用于赊销和预付款。今年上半年银行支出，工业有30亿不正常，摊子铺大了，一机部等生产任务多变动，品种不齐，不能配套，质量下降，次铁退货等。冶金部今年24亿投资，上半年已用去19亿。
他认为，继续跃进，过分紧张，综合平衡工作没做好，特别是三材（钢材、木材、水泥）太不平衡，不能这样过日子。国家一定要把帐算清楚，要收权，去年四权分给省市，要收到中央与省市两级。上下纳入计划。要归口管理，不能一个人四个口袋，流动资金不能当基建使用。最后，要号召增产节约，解决商品与货币比例的正常化。大家采取积极态度，不要隐瞒问题，也不要埋怨和推诿。
李富春、李先念也都发了言。主要也是谈经济问题和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十七日和十八日的小组会，组长传达了十六日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讲话，可能是他们在常委会上的发言。大家认为刘少奇讲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鼓足干劲”，可以解决问题；只有把成绩讲够了，才能把缺点讲透，周恩来讲话中算了一笔帐，虽然大炼钢铁补贴了40亿，但是取得了经验，争取了时间，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钢铁生产的设备能力，而且大大缩短了投入生产的时间。“小土群”为“小洋群”作了准备，小高炉为大高炉作了准备。“两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铁资源。钢铁帐要算，但既要算经济帐，也要算政治帐；既要算现在的盈亏帐；也要算将来的盈亏帐。只能两条腿走路，不能一条腿走路。许多人认为，总理的说法有说服力。周恩来的讲话是持平之论，他考虑的主要是如何解决问题。
十六日，毛泽东把彭德怀给他的信批给中央办公厅印发给到会同志，并加了一个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当时我正和杨尚昆等在一起，看到信后，我们都觉得彭德怀首先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又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指出大炼钢铁“有失有得”，都是有道理的。“大跃进”造成的比例失调，确实给国家带来了严重困难。信中批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认为是对的。我还特别指出，徐水的县委书记提出“奋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根本做不到。没有想到此后几天中，庐山气氛逐渐紧张，阴云密布，一场暴雨即将到来。
这时，周恩来还在召开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提出的今明两年的计划安排，落实各项主要指标。有一天晚上举行舞会时，李锐正在周恩来旁边，有意地问道：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周恩来回答：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当时对彭德怀的信已经议论纷纷，有直截了当表示赞同的，也有提出种种非难的。
七月十九日，周恩来参加小组会发言时，没有提到彭德怀信的事情，只是说，他同意毛主席讲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和少奇同志讲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问题不少”这句话，两头是一致的。他还说：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更足，更踏实。当时毛泽东指定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吴冷西和李锐七人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论定记录》，写了12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会议的总结性文件。周恩来讲了同意其中讲的三条缺点，并补充了以下几条：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二、比例失调；三、一九五九年计划指标过大。头一条起了主导作用，后两条与之有联系。周恩来还没有意识到彭德怀的信将会引起轩然大波。
七月二十三日，早饭后，毛泽东吃了三次安眠药还睡不着，他就要机要秘书告诉办公厅会议科立即通知大家开大会，他要讲话。大家当然以最快速度赶到“庐山大会堂”（三十年代蒋介石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时盖的两层楼，楼下是戏院，楼上是会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两种话都要听。
我劝这些同志要听坏话。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垮台，就是因为修长城。
现在我们修天安门，一塌糊涂，要垮台了。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有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外结合。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句名词。我对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
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30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
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
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浪中不坚定。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要基本正确。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是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重复56年下半年、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
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就是怕讲得不妥受整。这叫明哲保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
毛泽东的这个长篇讲话，措词的严厉，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主要是针对彭德怀以及那些“离右派差三十公里”的“动摇分子”。如果说前几天是阴云密布，这次讲话就是一声惊雷了。
毛泽东为了证明党内外出现了“右派猖狂进攻”的形势，七月二十六日，他又批示印发了《李云仲的一封信》，并写下了《对于一封信的评论》。评论说：“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评论》号召那些“得失相当”论的中间派不要再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评论》最后说：“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还说，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
当天，各小组还传达了毛泽东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这样毛泽东已经把彭德怀的问题定性为“右倾活动”、“猖狂进攻”。
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形势突变，各小组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张闻天。
一些“左派”更加劲头十足，彭德怀被罗织的“罪状”很多，有历史的，有现实的。揭发批判彭德怀等“罪状”的小组会简报，每天有好几期，都印发给全体到会者。
在这种情况下，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周恩来专门向北京来的各部委负责同志作了一个长篇讲话，苦口婆心地关照他们：要接受这个突然发生的连他也没有料到的严峻形势，怎样度过今后难关——既要反右倾，又要把工作做好。他在讲话中说：谈政治方向与工作态度两个问题。弄清政治方向，划清界线。在政治疗向上，绝不能动摇和否定党的总路线；如果对总路线有怀疑，就是根本立场问题。但是，在工作上，应该采取积极态度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这两者间有联系，又有区别。会议形势的发展，事先我也无思想准备。也许有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许多人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一个时期会议的发展，大家慢慢懂得了。不是两年的经验总结，而发现是方向问题，是一场政治斗争。党内思想动态不能不反映党外思想动态。到了时机成熟时，主席才讲明这个问题。主席一开始就讲过“得失论”。
去年是一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革命。总路线为群众所掌握，九千万人上山，食堂遍及全国。怀疑者认为得不偿失。党内有天津干部、江西党校的议论和东北李仲云的信。会内也有人怀疑总路线。左、中、右，站在哪一方，彭总的信是右的代表。
主席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提出了多快好省，已经奠定了总路线的基础。
不能单算经济帐，还要算政治帐。去年绝非得不偿失、得失各半，而是得多失少。
是投身于群众运动的热潮，还是对之泼冷水？每一个单位炼钢、炼铁得不偿失，都登报，行不行？算总帐，划得来。说“右”了，实际是说“左”的人右了。
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总路线是否正确？补贴几十亿划不划得来？这是先念提出来的。先念是不怀疑总路线的。
落实指标，落实到可靠的程度，是否机会主义？大家“焦头烂额”，“精疲力竭”，算了四礼拜的帐，是否机会主义（会议期间，周恩来一直抓计委和工交部门算细帐，落实一九五九、一九六○年的主要指标）。
落实指标以后继续前进，决不是机会主义。这就是政治态度。泄气思想是动摇总路线，我们只是去掉一部分虚气。
动摇总路线有两种表现：基本肯定，得失各半，都是泄了气，没有看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另一种偏向是，尽说空话，看到许多问题不去解决，熟视无睹，放心得下。这同样是右倾。表面积极，总责备下面，光说空话，这实际是帮助了怀疑派。否认失调，否认紧张。这也是一类工作态度。
到底是否有赤字？是否通货膨胀？会议初期要回答这些问题。会议中期，许多意见提出来了；怀疑、动摇出现了。中央领导同志中也出现了。引起了大家注意。
二十三日毛主席讲话之后，会议进入第三阶段。究竟站在什么方向。还是采取批评、团结方针。彭总在主席处讲过匈牙利事件。个别地方可能出现，但整个国家决不会出现，出了偏差，中央马上纠正了。
执行总路线过程中发生的偏差，不是路线问题。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主观客观相结合。今年八百五十万吨钢材，最后算帐只七百万吨。也不要彼此吓倒，不要沉溺在小洋群中，两条腿要走稳当，如意算盘不能打得太多，不要拍王鹤寿的桌子，各部是否有这类事？有错误，也不能动摇总路线，问题只是偏差与不力。有的人一碰到问题，就怀疑一番；只看到个别现象，忘记了全局和真理。我心焦如焚，置身其中。
另一种态度，是站在局外指手划脚，做旁观者，中间派。尽管有的指责是对的，但根本问题是方向，包括立场与目的。两种目的，两种态度。定要弄清政治方向，才能划清界线。各人按自己的思想情况作回答，北京来的人占一半多，当此紧急关头，要表态。
第二个问题讲工作态度。要正确算帐，把帐算清楚。地平线上出现了右派进攻，还不到猖狂程度。公布了落实的指标，最高国务会议、人大常委会开后，必定议论纷纷，会发生各种怀疑，甚至反对总路线。郑州会议后，纠正了许多偏向，局部地区还有夏荒问题。
六月十三日分配了八百五十万吨钢材，加进口52万吨。但国内实际只有七百万吨，将影响各方面的工作。对这些问题，应当采取既严肃又积极的态度，不要被吓倒了。
财政信贷、物资、劳动三平衡。即货币总发行数同商品总额相除，这是公式，不是教条。一切要同中国实际结合。面对客观事实，提出解决办法。
商品跟货币流通的矛盾，承认商品、市场的紧张。去年不仅吃多了，也用多了。因而要大力提倡节约。
我不安了半年，并非对总路线动摇。但决不可盲目乐观。钢材订货，找不到厂长，心里着实难过的。总之，积极负责，不说空话，面对铁的事实。
从武昌会议至今已八个月了。大家在小组会上要作适当自我批评。不要怪地方。
今年基建用材要减百分之三十二，共二百五十万吨。生产用材减52万吨，减百分之九点二。
从不切实际到切实际。对远景，要增强信心，要保持“二五”跃进速度。
实干、苦干、巧干。落实各项指标与措施。大家想办法，同心同德，不埋怨，不畏难。
周恩来是大管家，在庐山自始至终务实。他知道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着急的是今年指标如何落实，怎样完成任务。正如他自己说的，对此是“忧心如焚”。这篇讲话的言词之间，也显出了他内心的矛盾。在当时对彭德怀等批判升级的情况下，周恩来一方面要坚持和维护总路线这面旗帜，遵从毛泽东的指示和意图，对彭德怀有所指责；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工作正常进行，完成各项计划指标。既要务虚，又要务实；既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又不能为困难所吓倒。他已感到即将出现他不愿意看到的巨大风暴，又谆谆告诫大家站稳脚跟，努力把工作做好。真是煞费苦心呵！二十三日毛泽东讲话之后，各小组都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
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不作检讨更是不行的。聂荣臻、叶剑英两个老帅也抱着关心老战友的热忱劝彭德怀作认真检讨，这样对党有利。
彭德怀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内心痛苦的煎熬，不得不于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在小组会上作了违心的检讨，承认思想方法有片面性，信中对如何肯定“大跃进”的成绩，以及研究经验教训的方法，是有错误的。关于他写信的动机，“是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能够深刻地研究和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使我们的建设工作搞得更好一些。”“我感谢主席的严正批评，纠正了我的错误。”他坚持说：这封信，“当时考虑只是供主席参考用的”。
这样的检讨，当然是过不了关的。
因为七月二十三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等几人到黄克诚住处闲聊，又碰到彭德怀，因为他们在小组会上发表过类似的意见，又都是湖南人，此事一传出，就变成有组织的“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了，一下子都把他们挂上了“纲”和“线”。
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六个大区组长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实际上中央委员都已上庐山。接着，召开大会。毛泽东讲话，主要内容是：商量召开中央全会的事。
庐山会议已经一个月了，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想做两件事：一、叫改指标。武昌会议定了指标，上海会议改了，现在看来改得不彻底。武昌定的指标是达不到的，但在八大会上通过了，要改指标，应由八中全会决定，向人大常委会建议通过。去年的事情，全世界都议论纷纷。
二、路线问题。究竟是采取哪一条路线，大家扯了很多，再开全会扯几天，方法是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词令，横竖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当面不扯，背后又有意见，那不好办事。
此外，还有业务问题，由国务院搞文件。
有些同志发表议论，说民主不够，谈得不充分，想把民主搞够一点。因此，八月上旬开中央全会。全会的方式，分大会、小组会两种。
七月三十日，我听到周恩来向彭真、李富春、杨尚昆等书记处同志打招呼时，说清楚了毛泽东的想法。周恩来说，常委考虑对彭德怀进行批判时，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就事论事，只批他的《意见书》和对总路线、大跃进的错误；一是连他在历史上犯的错误一起清算。主席主张后一种办法。听了周恩来的话，这时我想，毛泽东拿定主意以后，林彪当然是坚决拥护的，但是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好再表示了，就是有所表示也是没有用的。
一场十分激烈的党内斗争，在毛泽东亲自挂帅下，开展起来。
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由毛泽东主持，连续开了两天的中央常委会，约14小时。参加会议的人除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外，有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旁听。会场是在毛泽东住的“美庐”（原蒋介石的行宫）。大部分时间都是毛泽东讲话，彭德怀有许多对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间插话。
毛泽东的讲话主要内容有：关于“得失论”。九千万人上阵炼钢，有一点损失，我也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从根本上论，是得多于失。没有失，哪来的得？总是失小得大。
彭德怀过去几次路线斗争都动摇。立三路线、王明两次路线错误。抗战时期闹独立性，听王明的。由于犯错误挨了整，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说彭德怀和他（毛泽东）的关系，31年来是三七开，合作三成，不合作七成（彭德怀承认：他是是非各半的人，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
彭德怀在过去多次重要时期都不写信，这次为什么上万言书？写信的目的是希望发表的（彭德怀说，他写信只给主席作参考，没准备发表），目的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有野心，有右倾活动。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信中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是指中央领导机关，锋芒是攻击党中央，反对中央。
彭德怀的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不懂马列主义理论。党性、组织观念和纪律性差，等等。
毛泽东批评张闻天时说，洛甫的马克思主义哪里去了？你们要瓦解党，这回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
刘少奇说，长征中，过金沙江后会理会议前，彭德怀批评军委领导，不守纪律。彭德怀表面讲的不是真心话，要检查记仇记恨的事。
朱德发言比较温和，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没有上纲上线，当然没有“击中要害”。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他抬起腿来，用手指抓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朱德只得停止了发言。会议快结束时，朱德对彭德怀说，要投降无产阶级，彻底改正错误，永远跟毛主席走。
周恩来在会中，问过彭德怀一件事，他们一起同斯大林说话后，出门时，斯同他讲过什么话。周也批评彭德怀，他写信的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锋芒对着总路线。希望彭交心。要一改二帮。
林彪是七月二十九日才上山的，情况都没有搞清楚，但他看清了毛泽东的面色。他声色俱厉地批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看风使舵，老奸巨滑，攻击毛主席。他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彭德怀不要打这个主意。
这两次常委会，已把彭德怀定性为野心家、伪君子，组织“军事俱乐部”。
反对总路线、党中央、毛主席，历史上是同毛泽东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等等。
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周恩来的心情是复杂的。八月一日晚上，他召集大家开了个短会，宣布将在八月二日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由毛主席讲话。他还说：彭德怀、张闻天的《意见书》出来后，“问题不少”已出现了右倾思想，怀疑和动摇总路线，会议动态逐渐明朗。
八月二日上午九时，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大会堂举行。主席台设在舞台下面，就坐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围着主席台摆有三排藤椅，大家散着坐。我是总理办公室主任，到会旁听，同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同志一起坐在边上。
八届中委共一百九十一人，到会一百四十七人，列席15人。
毛泽东主持井讲话。他说，这次会议讨论两个问题：修改指标和路线问题。
修改一九五九年生产指标问题。他说：武昌六中全会决定的今年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时有人主张改，多数人不同意。那次改也改不彻底。今年还有五个月，改了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高指标成为一种负担，改了就轻松了。
自己立的菩萨自己拜，现在还得自己打破。
关于路线问题。他说，这是此次中央全会的主题，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竟对不对？上山后，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讲话不自由。后来才了解，他们要攻击、破坏总路线，要有批评总路线的自由。庐山会议已开了一个月，今天开全会。新来的同志莫名其妙。开几天小组会，再开大会，最后作出决议。
开会的方法，他说，历来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中央全会是分裂，还是团结？关系到中国之命运，社会主义之命运。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倾向。对犯错误的同志，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
毛泽东讲到过去同王明路线斗争的经过。他说，从遵义会议到七大，十年时间。中间经过四年整风，经过长时间等待，有的人才改正过来。他特别点洛甫（张闻天）的名说，经过十年很必要，有材料才能说服。洛甫这次旧病复发，打摆子，疟原虫在体内作怪，潜伏下来，有机会就出来。
最后他特别强调，现在是反右倾，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领导机关，向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的问题。
为了彻底揭发张闻天的“旧病复发”，毛泽东在当天又写了封《给张闻天的信》，并立即印发给大会。信中正式提出了“军事俱乐部”这个名称。
信的开头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信的结尾又说：“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统统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壁，相得益彰。”毛泽东的这封信，把会议推向揭批“军事俱乐部”有组织、有准备向党猖狂进攻的高潮。
毛泽东又连续批了许多材料并亲自加上批语，向会议提供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攻的武器，而且把问题说的很严重，使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
大会、小会、“机关枪”、“迫击炮”不停地向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轰击。
经过几天小组会的批斗争后，八月十一日下午开大会，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主要清算彭德怀的所谓历史旧帐。说彭德怀30几年来阶级立场没有转过来，还是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宇宙观。
十三日上午起开大会，张闻天作检查，下午彭德怀作检查，十四日上午黄克诚作检查。这里，特别说一下十三日大会情况。
彭德怀首先表示：一个月来的批判，“对我有极深刻的教育意义，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他检讨了在土地革命时期历史上犯过的几次“路线错误”，也承认了过去对毛主席的主张不理解，不赞同，贯彻不力，等等。他还着重检讨了这次在庐山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彭德怀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对于彭德怀的这次检讨，不少人点头称赞，我听了甚感钦佩，受到教育。
可是仍有很多人表示不满。
周小舟是在小组会上被斗争的，没有在大会上检讨。
这次大会，斗争火力之猛烈，许多老同志都从来没有经历过。有些人推开藤椅站起来对彭德怀指着鼻子批，许多坐在后排的人，就站起来看。刘少奇当主席，还站起来当面批，并拍了桌子。很多人都吃惊地站起来看。我恰恰这次会上带了照相机，立即拍了一张斗争场面的照片。这张照片已经收入我的影集《历史的脚印》。李锐著的《庐山会议实录》也采用了。这是一个历史的瘢痕！八月十六日上午，八中全会最后一次大会。刘少奇主持，议程是：一、彭德怀讲话。他简单地表态，承认错误，接受全会的决议。
二、通过决议：①通过《八届八中全会公报》；②通过《关于增产节约的决议》；③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④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⑤通过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三、毛泽东同志讲话。
八月十七日，还开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中央委员都到了会。毛泽东主持会议。这次会议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军委委员的职务；撤销黄克诚的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林彪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贺龙，聂荣臻为军委第二、第三副主席；任命罗瑞卿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撤销了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保留省委委员。
开了40多天的庐山会议，就在热烈的掌声中闭幕了。
但是，事实是无情的。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助长了“左”的发展，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轻工业急剧下降，许多日用品十分缺乏。遭到破坏最大的是农业，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只有三千四百亿斤，比一九五八年的四千亿斤减少了六百亿斤。一九六○年又下降到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一年的二千八百七十四亿斤还低。
在三年困难时期，城市人民因缺乏粮食和副食品，普遍发生浮肿病，饿死不少人。各地向国务院要粮食的电报像雪片飞来，堆满周恩来的办公桌，使他难于应付。他只好要粮食部和铁道部准备好几列装着粮食的火车，哪里急需火车就往哪里开。有一次，上海库存粮食只够供应三天，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一旦缺粮，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周恩来就用这个办法解决了上海的燃眉之急。“大跃进”和庐山会议的错误，给国家造成多么深重的灾难呀！历史是公正的。经过22年后的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发生在庐山的这场斗争。《决议》中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是多么深重的教训啊！
一一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
“大跃进”和“反右倾”使我国国民经济陷入极度困难之中，主要表现在农业和畜牧业产品大量减产，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危机；生产性基本建设规模膨胀，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国家财政收不抵支，出现赤字，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一九六○年初，党中央并未就这一严重情况达成统一的认识，一月七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九六○年的计划草案，钢的指标仍定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指标是六千亿斤。四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钢的指标未变，粮食指标减至五千九百四十亿斤，仍是一个跃进的态势。
为了完成计划，投资要增加，各部门的工作被打乱，产量上下去，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十分紧张。由于日用品供应困难，群众意见很大，主管国家计划和生产的李富春、薄一波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为了扭转一九六○年第二季度主要产品产量下降，必须削基建、保生产，集中力量把钢、铁、煤、运输搞上去。
中央同意这样做，并且指出，可供调运的煤炭、生铁资源减少，要求调入煤炭、生铁的省份，如果经过努力仍不能实现原定钢铁生产指标，那就应当实事求是，降低钢产量。这时李富春建议一九六一年的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八月底至九月五日，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审议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提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压缩重工业生产指标，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周恩来和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都赞成这些设想。周恩来认为，对方针的提法，与其讲整顿，不如提调整，因为调整二字，比整顿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并建议增加“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后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八字方针”作了较为详细具体的解释。他说，中共中央在一九六○年下半年，对国民经济工作提出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个方针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主要的是，要适当地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相互关系，生产和基本建设的相互关系，经济事业和文教事业、国防事业的相互关系，积累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以及财政、信贷和物资的相互关系。各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的内部，也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他还指出调整的具体工作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一个中心环节。我国国民经济出现的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下降的影响最大，没有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工业的发展规模，绝不能超过农业提供商品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可能性，也绝不能挤掉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要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重工业必须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各种农具、农业机构、化学肥料、木材、燃料等等，来不断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农业能够为工业和城市提供越来越多的粮食、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轻工业必须尽可能为农村提供越来越多的日用品。此外，调整工作还包括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减少粮食征调数量，一九六一年进口五百万吨粮食；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等。
“八字方针”提出以后，实施时并不一帆风顺。大家都受“大跃进”思想的束缚，计划指标仍是偏高。虽然毛泽东在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且是挤了农业，挤了农业的人力、物力，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广。这三年都是指标高了后来退下来了。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后从九月份开始大搞，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又大搞，一九六○年又一年，这三年大炼钢铁，挤了农业。他还说：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要那么十分急，过急了办不成，越急越办不成，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要搞几年慢腾腾，要搞扎实一点，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今年、明年、后年要做巩固工作。但在经济工作的实际运行中一九六一年计划指标仍然不低，钢调低到一千九百万吨，煤却上升到四亿三千六百万吨，粮食调高到四千一百亿斤，而这一年第一季度重要工业产品除个别的外，都比上年第四季度下降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全年的计划执行情况也是大多数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仍很困难。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所谓“七千人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参加，共七千一百一十八人，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周恩来说这次会议有两个高潮，一是从开幕到一月九日上午，主要是围绕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进行讨论和提出修改意见。出席的人提出话还没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于是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商量，决定延长会议时间，让大家“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畅所欲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于是出现第二个高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他还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泽东不仅作了自我批评，而且带头承担了所犯错误的责任，体现了党的领袖的广阔胸怀，使与会同志深受教育并大为感动。
刘少奇在会上把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引用湖南农民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他认为不能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到处这样套”。这种敢于直言的精神是很可贵的。
周恩来较为详细具体地谈了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和解决困难的办法。他说一九五八年以来的错误已经停止，正在改正，或大部分已经改正。对于工作中的错误，他也主动地承担了责任，他一再说：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计划上的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他还检查了自己所犯的两个错误：一是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即规定农业每年增产超过百分之十是跃进，超过百分之十五是大跃进，超过百分之二十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超过百分之二十是跃进，超过百分之二十五是大跃进，超过百分之三十是特大跃进）。二是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主持起草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百分之九十八点五、重工业下放百分之七十六的文件。他认为这是“权力下放过多过散”，“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他声明对于这些问题，要在三日举行的人大、政协会议上作适当的解释，这是我的帐，要交代。毛泽东插话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二月三日，周恩来在福建组的会议上讲话，强调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批评浮夸和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行事，又指出要大家说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强调要发扬民主，反对强迫命令。
会上，也有人唱出不同的调子。“大跃进”以来一直以“左”的面貌出现的柯庆施，对《书面报告》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不要？多少年解决吃穿用？15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并且说《书面报告》“越看越没劲”。
林彪的发言也与众不同，他说最近几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林彪的讲话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在一月十八日召开的《书面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这时邓小平插话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却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百分之十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错误都担起来了？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帐，从毛主席到支部书记。第二天，大奸似忠的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对此，彭真不得不进行解释：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彭真这种实事求是敢于直言的精神，确是难能可贵的。陈伯达何许人也，“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貌似忠心”，正掩盖着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了自己的缺点错误。
“七千人大会”对于“大跃进”以来犯错误的原因，归纳起来有这几个方面：一、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二、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强迫命令，瞎指挥成风，听不得不同意见；三、分散主义严重泛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自行其是，各搞一套；四、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和作风；五、只反右不反“左”，只反保守不反冒进。总的来说，“七千人大会”对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
“七千人大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正视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国民经济的困难情况，但是人们还没有从“左”的指导思想中摆脱出来，对困难估计不足。钢产量、基本建设投资虽然大加压缩，仍然较高，当年财政收支仍然出现30亿元的赤字。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于二月二十一日举行三天的扩大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对“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形势进行深入的分析，提出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周恩来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大家同意这一建议，认为只有压缩某些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要求，使经济逐步恢复正常秩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陈云作了重要讲话，谈了当时严峻的经济形势在五个方面的表现和克服困难的六条措施，都是切中时弊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在讲话中，要求大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充分估计困难，扎扎实实地工作，把经济调整好。他们特别指出，如果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又不积极采取措施克服困难，那是真正的右倾。在以后中央的有关会议上，周恩来多次提出我们的经济生活要来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使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个大改组。这个事情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的决心。他和陈云都强调压缩工业战线的必要性，主张一九六二年的计划还需大调整，“要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
调整工作收到了实效，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下降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钢从七百五十万吨降为六百万吨，划拨75万吨生产农具和维修农业机械。工厂保住一批，关掉一批，缩小一批，合并一批，并且改变一批工厂的生产任务，把生产任务集中到消耗少、成本低、质量好、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从而降低了成本，减少亏损、增加利润。农业中产方面粮食产量虽比一九五七年减少八百五十亿斤，但比一九六一年略有增加，安排较多的原材料增加日用品生产，商品比原计划增加19亿元，通货膨胀受到抑制，出卖高价糖、烟、酒等食品和手表、缝纫机等日用品回笼货币。全国的财政收入，一九六一年赤字十亿九千万，一九六二年转为结余八亿三千万。
在调整工作继续进行初见成效的时候，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党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一股“左”风又冒出来了，会议原定计划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八月五日，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会议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毛泽东把“七千人大会”后接着开的西楼会议和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对形势和困难的实事求是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说这两年讲困难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有的负责同志在发言中也批评说：农业恢复的时间越说越长，工业指标也越讲越少，我们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还有什么搞头？有人说：现在是越低越好，越少越好，越慢越好，越黑暗越好，把大跃进说得越不像话越好，越松劲、越单干越好。两次会开过为到半年，在领导中出现这样大的分歧。原因是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有不同看法。毛泽东同意进行调整，但他的前提是必须肯定一九五八年以来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对“三面红旗”不能有丝毫损伤。西楼会议和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使调整工作大大深入一步，在某些方面却触动了这个前提。他甚至认为讲困难讲黑暗就是压他。在这次会上，邓子恢主张“包产到户”受到批判，彭德怀则成为批“翻案风”的靶子，《刘志丹》被诬为“利用小说反党”。阶级斗争又一次被扩大化、绝对化，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大会就讲”。毛泽东还一再讲了怎样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这次会议使国内的政治方向发生逆转，使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又变成了反右。由于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经济工作受的冲击不大，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终于能在一九六五年基本完成。
2007/09/10
第二十八章“大跃进”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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