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新中国的勤政典范
周恩来是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的人民总理。他主持政务院（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四年八月）和国务院（一九五四年九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工作近27年之久，身居高位，仍一直遵循和身体力行“为人民服务”，这一最高准则，最完整、最突出地体现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辈子做人民的真正公仆。毛泽东、朱德曾经亲切地称周恩来是人民的“好管家”，邓小平也称赞周恩来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政务院成立之后，这部国家机器就全方位地开始运转起来。身为总理的周恩来非常繁忙，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当时他的施政重点放在恢复和建设经济方面。因为我们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收过来的只是一个烂摊子，百废待兴，必须在“废墟”上建设新中国。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就号召“恢复生产，建设中国”。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他在全同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作报告，明确地指出经济建设“是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又提出关于“农业是基础，工业是领导”的论点，使我们第一次明确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基础与领导的关系。周恩来这一论点，反映厂他从中国国情出发所提出来的恢复经济、建设经济的指导原则。
为了迅速恢复和建设国民经济，周恩来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先后主持一百二十多次政务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工业、农业、交通，财经、民族、卫生、教育、文化艺术问题，还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出席相应的会议并作了专题报告。他的工作像十指弹钢琴一样的全面有序又有节奏地协调进行。一九五二年七月，成（成都）渝（重庆）铁路全线通车，他高兴地作了“修建铁路，巩固国防，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题词。一九五三年，他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十九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报告，也说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任务，“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们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以上这些充分说明，在建国初期，周恩来主政思想的最高原则，就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剪善和提高人民生活。他的这一主政思想贯彻终生。
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周恩来以勤政作为最高的行动准则，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勤勤恳恳地做人民的公仆。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就曾经讲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进行党性修养的核心。共产党员就应当像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一九四三年在重庆红岩村整风学习时，他还为自己制定了《我的修养要则》，其中第六条写道：“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建国后，他不止一次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像春蚕那样吐出最后一根丝。”二十多年中，作为大国总理的周恩来，正是以“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准则，并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终生遵循不渝。有些老同志议论说，一九四八年是解放战争的武装斗争高潮，取得古今中外的光辉战绩；一九四九年，创建新中国，开创新纪元，各族人民空前大团结；一九五○年，国家形势的发展振奋人心，国内党心民心一致，国际地位提高。这阶段，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对于此说，我也颇具同感。这里凝聚着周恩来的多少心血啊！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更是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的现代化而奋斗。早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会作报告时，就第一次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在我国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光荣任务，指明了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与会代表听过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受到亲切的鼓励和巨大的鼓舞。一九五五年七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所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在五年内，全国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总额达四百二十七亿元。用这样巨量的投资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为了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周恩来殚精竭虑、废寝忘餐地工作。他除了抓经济工作以外，还腾出手抓政治、军事，外交、教育和文化等全面工作。不管怎样忙，也要分身同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谈议国事，到各民族地区同各级干部、工人、农民谈话，调动他们争取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积极性。一九五七年终，尽管我国受到对私改造过急、过粗和农业急躁冒进的影响，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还是提前实现了，初步建立了工业体系，工农业生产较快地发展，国力增强，人民生活也得到改善。六十年代初期，尽管我国遭遇自然灾害、苏联单方面取消合同以及大炼钢铁耗去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困难，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周恩来参与制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渡过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取得辉煌的胜利。周恩来担任总理职务期间，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哪里人民遇到困难，诸如发生旱涝、风雪、地震等重大灾害或事故，他经常亲临现场指挥，带领人民去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一九五一年，北京复兴门外一家小化工厂失火，他知道后就立即驱车前去了解情况，指挥灭火。他到达一些时间后，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才赶到。周恩来立即在现场决定，为保障首都安全，在城内和城边的化工厂要搬到郊外。北京市政府执行了这一决定，以后再没有发生此类事件。一九五八年夏，黄河中下游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灾。黄河这条地上河，在历史上改道过20多次，发生过水灾几千次。这次洪灾降临，黄河花园口洪峰流量达每秒二万二千三百立方米，浊浪排空的洪流异常凶猛，把郑州的黄河大铁桥冲断了两孔。七月十八日上午，正在上海开会的周恩来接到报告，立即宣布停会，找部队派来一架飞机立即飞抵郑州视察灾情，果断地作出了不分洪战胜洪水的决定。当晚十时，他又到邙山脚下的黄河岸边，察看洪水和抢修大铁桥的情况，并冒着雨淋在广场上给铁路职工讲话，鼓励大家同暴风雨、大洪水作斗争。总理办公室李岩等同志看见周恩来的衣服被雨淋湿，忙撑起雨伞来。他却不让撑，说：“你看大家不都是一样在雨里淋着的吗？！”这一天，他一直工作了18个小时。到八月一日，黄河大铁桥修复，南北运输大动脉畅通。
周恩来于五日再次专程从北京去视察黄河大铁桥。他称赞了修桥工人发扬连续作战精神，迅速的高质量的修复了大铁桥的壮举。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晚上，邢台地区发生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地震。当晚，周恩来闻报，立即吩咐秘书周家鼎通知空军司令部准备直升飞机出航去视察灾区，还让周家鼎通知总参谋部命令邢台驻军马上开赴现场，进行救死扶伤。第二天一早，周恩来赶到邢台，没有落脚休息，立即到震中重灾区视察。那时，余震未止，但他一个村一个村地查看灾情，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慰问伤员，并立即下达命令，以最快的速度从各地调运物资，抽调医护人员，让伤员及时得到救治，让没饭吃的群众尽快吃上热饭，没往处的群众往上新搭盖的帐篷。他每到一地，都与县社干部一起研究如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问题。在巨鹿县何家寨公社灾区视察，周恩来迎着漫天风沙向干部、群众讲话，鼓励大家“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他讲了一句，群众跟着喊一句，场面激动不已！这一天，周恩来从早晨五点至晚上九点，连续视察灾区，一口饭没吃，一刻钟没停，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
周恩来视察隆尧县白家寨大队，踩着震后的碎砖破瓦，穿过残墙断壁，走遍了整个村落。每见到一个人，他总是亲切地问：“家里损失怎样？锅碗瓢勺有没有？能不能吃上饭？”他在街上看见一个女孩站在倒塌屋的门口，就急步上前将她抱起来，深情地问她爸爸妈妈呢？当女孩回答爸妈都在时，他才放心地把她放下。周恩来到宁晋县东汪公社临时医院的简易病房慰问伤员，挨铺挨铺地查看，与伤员一一握手，还为骨盆严重折伤的贫农贺全胜仔细察看伤情。贺全胜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亲人解放军把我救出来。
您整天操劳国家大事，工作挺忙，还亲自来看大伙，不知怎么报答您的恩情！”周恩来亲切他说：“为人民服务应该！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不论何时何地；总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天职。
周恩来是新中国的勤政典范。他尽毕生精力，勤勤恳恳，不知疲倦为实现富强、繁荣的新中国而奋斗着，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信任和爱戴。
在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连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全国人大第四届第一次大会在北京举行，重病在身的周恩来还亲自到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代表党中央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向全国人民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勤勤恳恳做人民公仆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和敬佩，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八、言行处处见高风
周恩来身居总理要职，地位显赫，在国内外都有根高的威望，但他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善于走群众路线，大扬民主之风、调查之风、科学态度之风，遇事同群众商量，倾听意见，服从真理。
五十年代初期，周恩来每星期召开一次政务会议，讨论工作，征求意见。
在国务院会议上，他总是热诚地启发每个人发表意见，共商国家大事。他认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就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他还说：“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他提倡对他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和肯定。
他认为，天下没有“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百分之百地正确这种事情。
周恩来召集各部部长开会，十分尊重党外的部长的意见。傅作义是水利部部长，每次到来开会，他总是挚诚地听取意见。水利部由李葆华任党组书记，周恩来要李葆华邀请傅作义列席水利部党组会议，共商水利大计。这既体现党的领导，又体现党外部长有职有权，他最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上人士进行协商合作。他主持政务会议时，都注意让党与非党的委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些党外人士年纪大，讲话慢，说出不同意见，周恩来就一句一句地记下来。他作结论时，对政务委员发言之取舍，从来不以是否中共党员来划线、而是唯真理是从，所以，党外的政务委员和各部负责人都很高兴参加政务会议，聆听周恩来的讲话。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件事：政务委员罗隆基住院治疗，而每逢周恩来主持政务会议，他总要向医院请假赶来参加，而且发表自己的意见，从不中途退席，直到周恩来的结论讲话讲完才离开。罗隆基说，总理的结论“他中有我”，从“我”中出而又无数倍地高于“我”。周恩来把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导入化境，使人们打从心底里悦服了。
一九五六年秋天，全国妇联召开工商业者及工商业家属代表会议期间，周恩来请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吃便饭，并征询她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她们谈得坦率诚恳，说女同志的衣服颜色单调，男女一个式样；花布、棉毛衫没解放前的质量好。全国妇联两位女同志听后，认为提意见的代表的态度和语气都不太友好。周恩来当场批评了她俩，说：“你们在解放区长期受党的教育，在艰苦的农村环境里受到了锻炼，进城后仍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这是应该的。”他又说：“刚才几位大姐提的意见，反映了妇女、儿童关心的问题，指出了我们政府工作中的缺点，有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这很好，应该欢迎嘛！”他教育全国妇联同志对妇女、儿童关心的问题不能漠然视之，不能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处理问题，应该经常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向政府反映。这说明周恩来时时刻刻注意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工作缺点一点也不放过。
五十年代，我党提出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时候，周恩来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知识分子，但他从来不以自己是留洋的大知识分子自居。相反，他常常说：“我是个中学生。”在各种会议上常常讲他“当总理是毛驴子当马骑啊！”他过谦他说：“当总理我是不够格的，只要有比我强的人，我马上下来让他当。”他还讲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后来，这几句话成为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口头语。
在一九六一年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在讨论手工业产值的计算口径和方法时产生不完全一致的意见。周恩来让与会同志发言讨论。杨波代表国家统计局讲了一些不同意财政部意见的意见。周恩来听了双方发言，表示基本同意财政部的意见，并对杨波的意见略有批评之意，但未作最后的结论。于是，杨波又起立发言，再申述不完全同意财政部的意见。
会议结束后，杨波心情有点不安，认为总理讲话后不应该再起立发言，有不够尊重总理之歉疚。周恩来知道后对他鼓励说：“你敢于讲不同的意见，这好嘛！我们讨论问题就是要听不同意见，不然还讨论什么？有不同意的争论，就可以把要决定的问题考虑得更周到些。”杨波十分感动，深为总理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所感动。
周恩来在工作中十分重视调查研究，经常亲临现场了解情况，和群众商量，听取意见，然后作出决策。他认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实事求是地决定方针政策，正确处理问题，都是七分重要的。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他利用参加成都会议的间隙时间，亲临成都市西郊金牛坝乡友谊农业社视察，详细询问该社的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社员收入的情况，要陪同视察的负责同志把这些帐算给他听。这位负责同志汇报了一笔笔的“老实帐”。周恩来边仔细听边叫秘书详细记录。他说，把调查带回去研究，从中找出办好农业的规律性东西。这次视察，《四川日报》女记者沈志钧始终跟在周恩来身边，拍摄了友谊社的许多照片。
三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收到沈志钧寄送的采访友谊社时拍摄的照片集，非常高兴，忘记了近一个月成都会议的繁忙劳累，当夜复信：沈志钧同志：谢谢你送我的照相册。
我很想知道友谊合作社的生产情况，特别是他们改建住屋的情况。如你能在业余的时候，每一个月给我写一封信，告诉我关于友谊社的生产和建筑情况，那对我将是很大的帮助。
如果忙不过来，或者下乡去参加生产，也可停止。
如你不感觉为难，请将情况的报道函寄北京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转我。专恳，即致敬礼周恩来三月二十六日这封信说明，周恩来为了更多地了解农村情况，要沈志钧作“特约通讯员”。过后，沈志钧便遵照周恩来的托咐，每月都深入友谊社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并及时写出调研材料寄到北京。周恩来每次收到来信都认真阅读，并委托我（时为总理办公室主任）予以函复。
一九五九年，我去四川搞调查，周恩来还嘱托我一定要去看看沈志钧，并进一步了解友谊社的情况。我遵嘱，一下火车就给沈打电话，转达总理对她的关心和问候。她听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还关怀着自己，非常高兴地陪我去参观友谊社，又作了一次前进中的友谊社的调查。当时，该社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和改善社员居住条件，正在把分散在耕地中的居房拆了集中盖楼房。我照了许多照片，回京后向总理汇报了情况，给他看了照片，他很高兴。
一九六一年春调整农村政策时，周恩来派出工作组到河北邯郸地区调查，随后又亲自到武安县伯延公社蹲点，调查进行了五天，他从早到晚访问社员，与社员和干部座谈，与群众交朋友，深入了解群众中的实情。他善于寓调查研究于工作、活动和各种交往之中，获取真实信息比许多专门人员都来得快、来得多、来得准。周恩来调查后，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了调查实况，特别提到“大办食堂”问题。他指出，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要求解散食堂。
周恩来把亲自调查实况和派员去各地调查所得的材料综合后，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停办农村食堂的正确意见。后来，中央决定取消农村食堂。
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四川省委因为根据虚报数字征了“过头粮”，又多运粮食支援外地，以致川北发生饿死人现象，周恩来便立即下令停运。那时候，周恩来派我到南充市火花公社蹲点搞调查。南充地区是黄土丘陵地带，大办食堂，砍树烧柴，下雨又多，农民走远路去食堂打饭很麻烦，大食堂粮食很少，主要喝青菜汤，我看到小孩子个个肚子大，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孩子们说：“吃菜喝大汤，肚子就大了。”群众要求解散大食堂，自己做饭省柴又方便。我回北京就报告周恩来，他很注意听这些真实情况。第二年，周恩来在回顾武安调查时又向我们强调“要搞好调查研究工作”。他说，刮了五年浮夸风，假话满天飞，群众开始不敢讲真话，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你要摆官架子，群众有嘴就不讲心里话。周恩来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搞好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一九六○年春，我从广东从化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结束回福建长汀老家，打算带上老母亲去北京住一段日子。在长江，看见农民在大食堂吃不饱，修路民工以青菜充饥，我回京向周恩来汇报龙岩地区有“每人每月分配30斤谷子”的虚报现象。他要我写信向福建省委反映。我如实写了信。那时候，东北、四川等地，也发生缺粮现象。周恩来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还是实事求是地积极想办法予以解决。一九六二年他到东北视察，发现缺粮，回到北京就与苏联谈判，从远东地区借了20亿斤粮食支援东北地区。
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了一条一切为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建国以后，周恩来在政务活动和日常生活中，都率先坚持党的这条群众路线，广泛地联系群众，千方百计地为群众排忧解难。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常批评那种“下了山忘了山”、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这种官僚主义是领导者尤其是高级领导者必须警惕的。”他认为，犯官僚主义，一方面由于自己脱离群众忙于事务，另一方面是别人把领导者封锁起来。他告诫各级领导干部不要把自己置于群众之外，不要被“封锁”。周恩来就很反对“封锁”他自己。
一九五五年，周恩来在昆明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集会，公安保卫部门为了保卫总理的安全，连夜把已经搭好的主席台向后挪了30米。周恩来十分生气，严厉批评有关同志：“我们来参加五一节，就是为了和云南各族人民一起欢度节日，也是借此机会同群众见见面，表达党中央、毛主席对云南各族人民的关怀。可你们把主席台往后挪，这扩大了我们和群众的距离。共产党要相信群众嘛。你们可不要让我们脱离群众啊！”周恩来在20多年主政期间，足迹踏遍祖国的广阔大地，都是轻车简从，每到一地，就是深入机关、学校或是工厂、农村，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与群众接触。一九五八年，他在一钢铁厂视察，迎面遇到一个满身污垢，双手油腻的轧钢工人，便主动上前谈话、握手。那位工人犹豫，忙说：“总理，我手太脏！”周恩来紧紧握住工人的手说：“不，工人的手最干净。”一九六二、一九六三、一九六六年，周总理三次视察大庆，共视察了29个基层单位，同许多工人、干部和家属直接谈话，还到丰收村同正在地头劳动的家属话家常，访问生产和生活情况。一九六二年，他到铁岭县平顶堡公社地运新大队视察，一个七、八岁大小的男孩认出总理，瞪着大眼睛说：“我认识你，您是周总理！”总理爽朗地哈哈大笑，连声说：“对！对！这回我也认识你啦！”社员们边笑边说：“咱们周总理和庄稼院的大人小孩都不见外呀！”周恩来所到之处，都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在京的全体中央委员参加了十三陵水库的劳动。没几天，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信，报告他要同政府高级干部一起前往十三陵工地劳动一周。六月十五日，周恩来当“劳动大队长”，率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长、主任、司局长五百多人，乘车到水库工地。他同大家一起住在一所学校里，与水库建设者同吃、同住、同劳动。
工地指挥说：“我们欢迎首长们！”周恩来纠正说：“这里没有首长，没有总理、部长、司局长的职务，在这里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坐在总理身边的王震风趣地对工地负责同志说：“现在你是首长，我们都是你的部下。”周恩来在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主要是运石料。他又是推车，又是拉车，又是挑筐，又是搬石头。有一天搬石头，大家排成长队传递。周恩来边传接边风趣他说：“来了一个‘大西瓜’，又来了一个‘大西瓜’。”顿时，指石头为“大西瓜”的劳动口号声，就在搬石队的队员口中相传开来。周恩来在工地劳动了五天才回京开会。之前，一天晚饭后，周恩来把各部委的同志集合起来，动员那些年纪大、身体弱的老同志在家休息。李德全部长站起来对周恩来说：“我不同意，你不让我们去，你怎么还去？”后来，大家都上了工地，以总理为榜样，没有一个人退下“战场”。
周恩来认为深入实际是一把认识客观真理的钥匙，是获得一切真知的源泉。他总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劳动，深入实际，接触群众，了解情况，为国家建设开处方，为群众疾苦排忧愁。他心中所装的是人民，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民公社化那段日子，因为工作有过失误，给群众造成了困难，周恩来承担了责任。他自我批评说：“我是总理，是有责任的。”他呼吁各级政府不要加重人民的负担，要让群众有粮吃。一九六一年，他为全国人民的吃粮问题日夜操劳着。
有一次，他患病在服药，还在办公桌前打算盘，哪个省有多少粮食？哪个省可以调出多少？给哪个省调入多少？邓大姐心疼地对他说：“你掉到粮食堆里出不来了。”另一次是核实粮食定量，周恩来在这一天已经连续工作17小时了，一进卧室便戴起老花镜聚精会神地计算起来。保健护士郑淑云前去送药，心疼地忙向总理建议说：“像这样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周恩来严肃他说：“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问题。”又说：“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作为一国总理，那怎么行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嘛，所以都应该为人民着想。”周恩来就是这样苦思焦虑和辛劳操持，带领全国人民渡过难关。郑淑云感动得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周恩来为了几亿人吃粮问题，他抓住一切机会进行调查研究，依靠群众，共同想办法来渡过难关。一九六二年六月的一天晚上，周总理住在大连宾馆。人们入睡时，他还和送水来的服务员小刘拉家常，问她多大年纪、家中几口人、粮食够不够吃？小刘一一回答。她说到家中的粮食基本够吃时，对总理讲：“听老人说，若是在旧社会，遇上这么大的灾害，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目前虽有些困难，但有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困难也是暂时的。”周恩来对她说：“你说得很对。”接着说：“现在城乡人民生活都有困难，农村就更艰苦些，口粮标准低，目前正是大忙季节，社员每天起早贪黑，农活很重，又吃不饱。‘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实在不易呀！”周恩来同小刘商量起克服眼前困难的事儿来：“那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国家现在有困难，拿不出更多的粮食调往农村，请城市的同志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食支援夏锄，您看行不行？”总理交代小刘就此问题与家里人和周围同志商量一下，然后反映真实情况，但不要说是总理给的任务。过了两天，小刘向总理汇报说，城里人一天一口节约三钱多米都能办得到。因为夏锄搞好了，可以迎来千车万担的丰收粮。
周恩来心实了，再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才找旅大市委负责同志商量说：“要把困难情况如实他讲给人民，相信和依靠群众，大家共同努力渡过难关。”还指示市委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酝酿一下关于节约粮食，支援夏锄的问题。他要求这一工作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搞一刀切，对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和家庭人口多的粮食困难户不能动员。旅大市委向各级党组织做了传达，并向东北局写了报告。东北局把报告转批东北三省，全区各个城市很快地掀起一个自力更生、挖掘潜力、解决农村夏锄口粮不足的群众性节粮热潮，解决了一件焦灼的大事。这件事，生动他说明周恩来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胜利。
周恩来在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中，又善于从实际出发，统筹兼顾地解决问题。三年困难时期，因为粮食不足，不论到哪里都要交粮票才能吃饭。但是对乘坐飞机、轮船、火车的旅客，实行粮票供饭就发生困难，因为外国人、归国华侨没有粮票。此事反映到管粮食的副总理李先念那里，有人建议免票供应，但一年要三千五百万斤粮食，李先念不敢决定，报告了周总理，经国务院会议讨论，决定从国外一年进口三千五百万斤粮食免票供应旅客，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周恩来主持政府工作期间，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工作态度。他认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科学态度，是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须认真坚持。大跃进年代，各省、市都搞计划外的基建，还盖了许多楼、堂、馆，所，使农村的劳动力超计划地大量拥入城市，以致造成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和粮食供应“三突破”，影响国家计划的实行，发生财政赤字。面对这些困难，他总是实事求是地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给予解决。周恩来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后，报告中央并经中央决定，停止建设计划外的楼、堂、馆、所，并果断地决定压缩城市人口回农村参加生产。从一九六○年起。分批从城市压缩二千万人口回农村，还决定由杨尚昆负责，有关部门负责人员参加，成立领导小组抓这件大事，周恩来指定我也参加这个小组。那时候，我们工作挺忙，天天有个“上报表”要向他报告。经过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的共同努力，到一九六三年，从城市压缩二千万人口回农村去，既增加了农村的劳动力，又解决了城市的困难。在当时，这种做法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在工作中坚持科学态度，对于周恩来也是有口皆碑的。解放后，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建工作。有一次，在扩建北海大桥时，遇到北海团城是保留还是拆除的问题。团城与它的北面琼岛同建于金代，元初在岛上建造“仪天殿”，明代修茸改名“承光殿”，改筑砖城为今之团城“它与北海诸建筑构成一个严整的古代建筑群，且自成一体，有着很高的建筑艺术价值，把它拆掉是很可惜的。如果不拆，南面马路狭窄，影响交通。因此，当时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一九五四年炎夏的一天，周恩来冒着火辣辣的烈日到团城察勘足足两小时，然后跟陪同者和专家商量，又征询文物工作者的意见，最后他坚持科学态度和“取其主、舍其次”的科学决策方法，决定保留团城，让南面的中南海院墙后移，马路向南扩展。这样，既解决交通问题，又保存了有价值的古建筑。
记得一九五八年六月，周恩来刚刚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不顾疲劳，乘吉普车向密云县潮白河滩疾驶，为即将修建的密云水库选勘坝址。他和干部、技术人员一起踏过滚烫的沙滩察看河道、地形，并同大家一起研究坝址方案。经过反复论证，进行优化对比，在科学上站稳脚跟，他才同意了潮河主坝与九松山副坝的规划坝址。按这个规划，比原来的设计方案可多蓄二亿多立方米水，而工程量却减少20O多万立方米，使北京人至今还舒享着密云水库的增蓄淡水。
一九五八年，尽管周恩来因为正确地提出反对急躁冒进而受到毛泽东批评，甚至考虑变换他的国务院总理职务，但周恩来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不计较个人进退，依然忠心耿耿地、日夜操劳抓首都建设工作。为了纪念建国十周年，周恩来召集国务院会议反复研究，根据当时财力、物力的可能，报经党中央批准，确定了振奋人心的“十大建筑”项目，即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北京火车站。他说，北京是祖国的首都，应该有个“门面”，但外地其它城市不能模仿。对北京“十大建筑”，他殚精竭虑，费尽心机，参与设计，作出科学决策。
在确定建设面积30万平方米（超过故宫建筑面积）的人民大会堂时，周恩来指出人民大会堂应该包括能够容纳万人的人礼堂。可是设计的专家感到为难：大礼堂要容纳万人，体积必须十倍于普通的礼堂和剧场，空间这么大，如果处理手法不当，人坐在里面就会感到渺小和压抑。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专家们意见纷纷，有人主张做成歌剧院式的，有人主张压低礼堂的高度，这些方案各有弊病。周恩来了解情况后，在一次论证会上，给到会的同志反复宣传建设万人大礼堂的政治意义，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建筑必须“以人为主，物为人用”，使享用它的人民感到心情舒畅，自己是建筑物的主人。所以，他提出了“水天一色”的设计思想，还随手用粉笔画出一个不规则的扁圆形顶棚图，启发设计师们把礼堂的内部设计成“水天一色”的形状，顶棚与墙面圆角相交，成个窟窿形象，从顶棚到墙面，上下圆曲浑然一体，使人们感觉既不压抑又不空旷。他的设计思想使搞过几十年设计的老专家折服，敬佩他善于利用视错党的科学方法应用在建筑设计上。专家们根据周恩来的科学设计思路制订缜密方案，经过十个月的紧张施工，人民大会堂胜利竣工，万人大礼堂屋顶用一百五十吨重的钢梁牢固横跨，顶棚作三圈水波形暗灯槽，纵横密排着近五百个灯孔，电灯如满天星斗，中心为红色的五角星，圈以镏金的向日葵花图案，寓意全国人民心向共产党。整个礼堂的构造、装饰和色彩有机结合，形成了朴素，明朗、大方的气氛。那幅“江山如此多娇”画，周恩来出点子要有个红太阳。人们称赞周恩来是人民大会堂的“总设计师和艺术指挥家。
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我国第一艘远洋货轮“跃进号”在驶往日本途中沉没。
为什么沉船？交通部部长王首道也搞不清楚。周恩来接到沉船报告，知道“跃进号”船长曾报告沉船前发生轰隆两声，怕有外国潜艇破坏。他听了汇报后，不排除敌人搞破坏的可能性，但他作过分析，当时日本、韩国和台湾尚未有潜艇，“破坏”之因可疑。为了查明沉船原因，周恩来带着王首道和总参杨成武到上海召开调查“跃进号”失事原因的情况汇报会议，又同远洋轮船公司干部与专家研究，还派出海军潜水员到沉船处作为期14个昼夜的实地侦察，以求取实际证据。事前，对潜水员作了训练，下海作深水作业时，因潜水员要潜水几十米深必须加压，周恩来不放心，亲自和水底通话，问潜水员的身体适应不适应？最后，经过训练的潜水员胜利地完成任务，取得科学证据，否定了“跃进号”属破坏沉没的说法。于是，周恩来作出了该轮系触礁（海图标名“苏岩”礁）下沉的正确结论。他在工作中所坚持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作风，受到人们敬佩！
一○九、勤俭治国的总管家
周恩来是全国人民爱戴和敬仰的艰苦奋斗、勤俭治国的楷模。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周恩来被任命兼外交部部长。十一月八日下午，他在副外长李克农陪同下前往外交部部长办公室。办公室铺有地毯，安放一只红木雕花的大办公桌和四把太师椅、四个红木书橱，还有一套沙发。周恩来看过后说：“我不是说过嘛，一切因陋就简，为什么要搞得这样豪华？！”李克农解释道：“这些东西都是北洋政府外交部的，已经存放在这房子里30多年了。”周恩来扫视了一下办公室，郑重又严肃他说：“我今天告诉你们，在我当外交部长的时候，不得建造新的外交大楼，也不许增添更多的房子和办公用具。这些就很好嘛！一定要勤俭办外交。”说实的，外交部大楼是北洋政府时代建造的，房屋不够用，从工作需要出发来说，是应该盖新的，但为了勤俭办外交，节约经费，减少基建支出，周恩来、陈毅都一直坚持不盖大楼。
周恩来健步走进外交部东楼大厅，与全体干部见面。李克农说：“请周总理讲话！”周恩来却说：“我是外交部长，今天到外交部来，你们应称我‘周外长’，不要称我‘周总理’嘛！”接着，他说：“关于外交工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的。抗战以来十多年，我们当然是有些对外斗争经验的……”“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他最后要求每一个同志要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再报告。这是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后第一次发表的重要讲话。这次讲话，对开展人民外交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指导原则，这给缺乏外交工作经验的同志是巨大的鼓舞！周恩来讲完话，已是用餐时间，他便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陪同下来到楼下食堂，同工作人员一道排队，买了一盘豆腐汤、一碗米饭，随便找个位子，坐下就用起餐来。一个大国总理，一个大国外长，这样平易为人，毫不特殊，给外交部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筹备建国十周年的北京“十大建筑”过程中，有关部门提出修建政府办公大楼的计划，并制作了在府右街西侧、从西安门大街到两长安街之间修建政府大楼的设计图纸。周恩来看到盖大楼方案之后，不批，还批评了有关同志。
国务院会议厅是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常务会议的地方。但是这个会议厅是老式旧平房，面积狭小，开会时非常拥挤，且光线阴暗。早在五十年代中期，有关方面就建议改建和扩大，周恩来不同意。为了解决开会时的拥挤问题，曾经打掉室内间隔，稍加修理，多添一些会议桌椅。周恩来看到后非常满意，说：“这不是很好嘛！”后来，义有人建议盖一座政府大楼，把国务院开会用的会议厅和办公室一起都解决。周恩来坚决不赞成。他对薄一波讲，连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花厅、西花厅，办事的大员只有四五个人，他们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几个人。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讲排场，只要我当一天总理，我就不盖政府大楼。
不久有关部门再次提起修建政府大楼的事，且呈出了设计图纸。周恩来依然不同意。一天晚上，他把国务院主管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秘书长高登榜找去了解要盖大楼的情况。周恩来严肃他说：“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他还征求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意见。习仲勋说：“人民大会党是人民代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筑。中南海这个地方，过去袁世凯、段淇瑞他们办过公，我们拾掇一下就可以办公了，不一定要盖办公大楼。如果要盖办公大楼，不是府右街一片民房都要拆掉？！”周恩来说：“你的意见很好，和我的想法一样，国务院不需要盖办公大楼。”他又一次宣布：“在我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绝对不盖政府办公大楼。”他郑重地把国务院办公大楼这项建筑计划撤消了。周恩来这样做，为的是要国务院成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表率，集中更多资金投到国民经济的建设中去。
往后，周恩来一有机会就以有人建议修建国务院办公大楼问题为例，在国务院会议上公开告诫大家要警惕和反对贪大、铺张和讲究徘场的思想作风，进行勤俭建国再教育。水电部因为水利工作有些成绩，一九五九年在密云水库附近修造一座水利展览馆。周总理追问水利部负责人后，摇摇头表示反对，并说：“没有想到你们会做这样的事。”这位负责同志感到辜负了总理关于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一贯教导，内疚地把展览馆移交给其他单位改为研究所。
六十年代初期，国务院行政部门未经总理批准，便派工人动手将国务院的小礼堂拆去一角，打算扩建。周恩来路过此地，立即吩咐有关同志停止扩建。随后，只好把拆掉的地方按原样造起来。
也是一九五九年，还发生一起抢修西花厅受批评的事儿：那年，周恩来离京视察前，有关部门再次提出，西花厅年久失修，需要适当修缮，他同意做一般维修，以保护建筑物。因为周恩来进城后一直住在中南海西花厅的老式旧平房里，这栋旧平房多年失修，墙砖出现斑痕，墙皮出现碱印，柱上油漆部分脱落，有的柱子已经糟朽，地面大方砖每到夏天就泛潮，房屋潮湿，总理常闹腿病；房里窗子又裂着大缝，冬天还要用纸糊住，天花板也很陈旧。国务院总务部门多次提出要修缮总理的办公室和住房。可是，周恩来就是不同意修，说：“这个条件比起延安的窑洞好多了。我们经济还困难，怎么能为了我花这个钱，你们想都不该这么想！”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主管的同志这样做，是出于爱护他的健康，方便工作。实际上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周恩来从外地回京，一进门发现房间里新添的地板、地毯、窗帘、沙发，便立即退了出去，找主管同志严肃询问：“我是怎么交待你的？为什么搞这样铺张？国家正在困难时期，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他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出去。否则，我不进去！”说后，总理便住到他经常办公和接见外宾的钓鱼台去，直到将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和灯具等，凡是能搬的都搬走，恢复了原来的旧东西，他才搬回家住。此后，他的房间再也没大修过。
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我和行政秘书何谦同志说：“你们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你们为什么不想到……”我和何谦当即作了检讨。
为了修缮西花厅一事，周恩来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多次作自我批评说：“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总理这样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件修房的事，教育了大家要坚持勤俭节约，不能铺张排场。那时候，我在总理办公室做负责工作，从这件事中所受到的教育特别深刻。事过35个年头，仍然深记我的心中。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担负起大国总理的重任，成为中国人民的“总管家”。他忠心耿耿，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管起了新中国这个“大家庭”。他始终保持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经常教育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发扬延安精神，不要“下了山忘了山、进了城忘了乡”，要继续艰苦奋斗，在个人身上节约，为国家增加积累，把国家建设好。一九五九年八月中旬，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他于这月二十四日在第17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报告，谈到当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的情况时，提出了厉行增产节约的任务。二十六日，他又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三月，他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时，特别强调要抓紧完成增产节约、精兵简政、稳定市场、改善供应这几方面的任务。他的三次报告，都十分重视在抓好增产同时抓好节约，把厉行节约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提到贯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方针的高度上来。建国初期，对于必须进口的军事装备和物资，他根据勤俭原则和节约精神都要亲自审查。对一些重要订货还按品名逐项批注，并一再指示总后勤机关“要严格审查，尽可能少订，能造者一定自己造。”有一次，总后要求从国外订购一万辆自行车。总理没同意，在报告上批示：“津沪均出产自行车，何以必须外购？”他以自力更生和购用国货的自尊自重精神教育干部，对于一些必须使用的经费和物资，在审查批准时，也提出“精打细算，尽量节省”的要求。一九五二年六月，他在批准总后关于筹购一些防疫药品时批示：一、控制药品器材的种类和数目，疫苗如保存过多，易失时效，如分配过多，则转成浪费；消毒药品如易保存并能作其他用处的，可照此数制购。否则，应减少数量：二、其他经费亦应尽量节省。一九五三年初，总后请求给沿海边防部队修建营房，追加一笔预算。总理批示同意，但要求应将单价再行核算一下，力求节省。把追加数目控制在总预算内。如不可能，则须提请中央决定。
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中，也坚持“勤俭办外交”的方针。他多次指出：“友好重在精神，不在物质，尤其不在排场。”一九五一年，随着外宾来访的增多，政务院有关部门草拟了《关于接待工作今后的改进办法》报告总理审核。总理遂即批示：同意。一切招待必须是国贵，必须节约朴索，切忌铺张华丽，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还对《办法》中的每一项批示了具体意见，如一律用国产水果“以少为好，不要多”，中餐西吃的国产菜“数量亦小不宜大”，用餐时“酒不要多”，“汽水亦需国产”，等等。他把艰苦奋斗作风和爱国主义思想都溶入了《办法》之中。
那时候，有的单位安排外宾到农村参观，从北京带去高级餐具，还从大城市订做饭菜去设宴招待。周恩来知道后，表示不同意这种作法，他认为要用当地的土特产，按当地的习俗，就地做农村风味的饭菜招待。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大同参观访问。周恩来设宴招待，他和法国客人一同吃了具有地方风味的煮玉茭、高粱米粥，又吃了当地产的鸡蛋和土豆片，宾主都很高兴。总理宴请蓬皮杜，既重于友好招待，又不失革命精神和俭朴作风，收到很好的效果。
周恩来把收旧利废、变无用为有用的做法，视作贯彻“勤俭建国”方针的重要内容。一九五八年七月六日，他在广东新会县参观废物利用商店和废物利用展览会。新会县的废物重新利用，一年可创七百多万元产值。在展览会上，周恩来对每一种物品的利用，如桔皮、橙皮、稻秆、果核、葵叶、野生淀粉和野生油果利用，都逐一详细询问。他对新会县开展废物利用的经验十分赞赏，称赞新会县人民“懂得辩证法”，还对该县领导说：“商业工作也要破除迷信。过去有人认为商业工作不过是做买卖、交换、分配，只为生产服务，不能生产价值，要改变这个观念。你们组织收购废物，变废物为有用，这证明打破常规，商业也能增加财富。”他离开新会时，还亲笔为废物利用工作写下了光辉题词：“全国商业部门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应该向新会学习，抓紧废物利用这一环节，实行收购废品，变无用为有用，扩大加工，变一用为多用，勤俭节约；变破旧为崭新，把工农商学兵联成一片，密切协作，为全面地发展生产服务，以便更好地实现勤俭建国、改造社会的任务。”由于总理题词倡导和号召，全国掀起废物利用的清仓热潮，变无用之物为有用，为国家增加了千千万万财富。
周恩来为了国家的建设和人民的幸福，大倡勤俭朴素、厉行节约、艰苦奋斗的好风尚。他在个人生活上，表里如一地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确实是一个艰苦朴素的模范。他虽然身居高位，住的是老式旧平房，吃的也简单；他的衣服，一穿就是好几年，有一套睡衣、睡裤和一双皮凉鞋，穿了20年；一只用了多年的手表也是国产的“上海牌”；使用的餐具和端饭用的木盘也用了20多年不换；穿破的袜子也舍不得丢，修补后再穿。他个人节约得叫人们敬佩又心疼。在困难时期，他每月粮食只15斤（邓大姐13斤），又不吃肉、鱼、蛋。一九六二年五、六月间，为了贯彻党中央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他和邓大姐在东北工作了一个月。一到住地，他就对管生活的同志来个“约法三章”：“有几样东西不能吃，鱼、肉、蛋，肉制品也不行。”他说：“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他在东北，每顿饭只有两盘素菜加一个汤。他在东北日夜操劳，伙食又很普通，同志们非常心疼，便想着法子让总理吃点肉食。一次，管理员偷偷地买了点香肠，切成碎末拌在咸菜里。总理发现后，马上叫邓大姐去厨房说服大家今后再不要买了，还把剩下的香肠分给了工作人员。周恩来对主管生活的同志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憋着一口气战胜困难，你给我弄好的吃，我怎么能咽得下去呢？！”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在生活上严格地以身作则，同全国人民一起共渡难关。他和邓大姐有时留朋友或过去在身边工作的同志吃饭，饭菜都以素食居多。有同志对总理说，你俩都是老人了，日夜操劳，应该注意点营养。
国家再困难，也不能没有首长吃得稍好的一些时候呀！邓大姐接过话茬说：“今天的生活水平比起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我们很满意了。”周恩来也说：“为了战胜经济困难，毛主席提出不吃猪肉，不吃鸡蛋，不吃好米，我们应该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周恩来外出工作，与工人、农民一起啃窝窝头、吃红薯、喝小米粥、用苞米做饭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他到河北省安国县五仁桥公社视察，到社员家，还和社员一起吃红薯。一九五九年，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抽空去看望江西省歌舞团和赣剧团演员，和他们围在一起吃甫瓜。他边吃边讲：“南瓜好哇！我们红军在井冈山吃的就是红米饭，南瓜汤。”周恩来和蔼可亲的态度，亲切风趣的话语，把演员们都逗乐了。他就是这样善于把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贯串于细小的吃食间。
周恩来对待高级干部，同样是以节俭为原则。国务院开常务会议、全体会议或扩大会议，因为时间较长需要准备用餐，他只允许用工作餐，主食是大米饭、馒头或窝窝头、烙饼，副食是一大盆粉丝熬白菜汤加一些肉片，四小碟子咸菜。吃后，每个同志还必须交钱、交粮票。一九五四年，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到北京参加国务院召集的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周恩来请大家吃饭，餐桌上除馒头、煎饼和一大盆粉丝、白菜加肉片的大杂烩外，别无其他菜肴。
周恩来笑着说：“吃吧，没有什么好的招待同志们！”他说着，拿起馒头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过后，方志纯写文章赞誉说：周总理给我们树立了艰苦奋斗的楷模！
一一○、廉洁奉公正己率下
周恩来是一国总理，但他始终视自己是人民中的一员，坚持廉洁奉公，从不占公家一丝一毫便宜，有时公私分明到了令人不可理解。他常说：“正己率下。”正因为他的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和模范行动，教育和感召了千千万万干部和群众，去为建设现代化祖国这个“大公”事业而奋斗。
我在总理办公室工作八年间，耳濡目染到周恩来廉洁奉公、公私分明、公而忘私的动人事迹太多了。例如：严守党中央规定，拒收任何馈赠礼物；坐公车办私事，自己掏钱交车费；看戏、上公园，他自己花钱买票；赠送外宾的礼物，只要是以他个人名义相赠，即自己讨款，绝不占公家的便宜，等等。看来好像事非宏巨，但在细微处却可见周恩来的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正如人们常说的“一滴水可以反映一个太阳”那样。一九五六年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在北京中国照像馆照了像，准备出国时送外国元首，要照像馆再多印几张。照像馆职工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特意精心印制了四张12寸照片赠送总理。几天后，周恩来要工作人员前去结账，硬要照像馆开两张单子，一张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钱，另一张是总理自己留下的几张照片连同照像馆赠送的那四张，由总理个人付钱。
另有一天，周恩来要接见外宾，乘车由中南海西花厅先去北京饭店理发刮脸。他再三提醒司机老杨要记账交费。他说：“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这里（北京饭店）到人民大会堂才是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了。”周恩来总是这样公私分明地处事，把饭店理发、剧院看戏、公园散步、医院看病友以及私人访友，都算做私人用车，坚持自费，绝不占公家的分毫便宜，更不揩公家的半点油。
一九六四年初秋蜜桔收获季节，发生了一件感人事情。有一天，外交部礼宾司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要给柬埔寨王后送一些蜜桔。礼宾司建议以周恩来个人名义签字赠送，周恩来表示同意，并交代这次赠礼费用由他个人负担，不能向公家报销。礼宾司认为赠礼，不管是以国务院总理名义或以周恩来个人名义，都应由公家报销。周恩来公私分明，礼宾司只好服从照办。那个时候，总理的银行存折只有四百元，怎么担负得起昂贵的远程航运费呢！后来，礼宾司同志想出办法，把蜜桔托便人带到柬埔寨。王后接到礼物，非常感动。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中共中央曾经发出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周恩来是执行《通知》的典范。一九五八年，中央举行成都会议时，各地负责同志看到四川省委在成都郊区金牛坝修几栋小楼、一栋大楼，为中央在这里开会时使用。于是，大家竟相效尤，争着在建设计划外拨款拨材料，依照四川办法在其省城盖起五栋小楼（供五位中央领导人住）、一栋大楼（供各省同志和秘书、工作人员住）和一个礼堂（供会议用）。有些地方还盖了大宾馆。周恩来知道后提到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由中央和国务院下令禁止各地盖计划外的楼堂馆所。一九六二年，周恩来到东北调查抵大连时，市委书记郭述申要求他住到新盖在海滨风景区棒糙岛的宾馆去。周恩来不仅坚决不去，而且当面批评了大连市委未经批准擅自盖宾馆。他却住在过去日本人修建的旧旅馆内。到哈尔滨时，又拒绝住在黑龙江省委新盖的宾馆，跟工作人员一起住大招待所内。
一九七三年九月，周恩来陪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十六日中午，他同随行人员到“楼外楼”饭店吃便餐，有他喜欢吃的绍兴霉干菜、豆芽菜等家常菜，另有一盘西湖醋鱼。对这顿便餐，省里要报销，周恩来不同意，自己付了整整30元。饭店核过菜单，知道总理多付了，随后把饭菜清单开好，连同多余的钱一并寄给总理办公室。
周恩来从来不接受下面赠礼送物，给成都同志退银耳羹，给南京同志退活鱼，给江西同志退柑桔，批评淮安同志送礼品，曾在国务院机关传开。一九六一年春节前夕，周恩来故乡淮安县委托便人带了一点当地的土特产给周恩来和邓大姐。一月十六日，总理办公室代总理写回信邮寄淮安。信中说：“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信中还说明从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薪水中拿出一百元，寄去作为偿讨藕粉暨工艺品等物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待以后有便人再带上送还。附信还寄去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周恩来亲笔在这份文件上写了批示，要江苏省委、淮阴地委和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坚决按照《通知》的精神办。
周恩来拒收赠礼，我还亲历过一件事：那是一九六一年，龙飞虎在福州军区任后勤部长，他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多年，为了使周恩来和邓大姐的衣物不被虫蛀，就把部队工厂生产的樟木相经火车运了两只到北京，一只送给周总理，一只给我，以便保存呢料衣服。老战友送来樟木箱，我接受下来。可是，周恩来看到樟木箱，批评龙飞虎不该送礼，要把它退回去。我建议说，既然运来了，退回去麻烦，是否可按市价付款。他不同意，我只好遵命把两只樟木箱托运回福州、并写信告诉龙飞虎以后再不要送东西。这件事，给我的教育十分深刻，一生不忘。
周恩来经常在各个部门讲话或作报告，有很多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
按照报社、杂志社规定给稿酬。但总理从来不收稿费。一次，报刊发表了他一篇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来寄来了一笔稿费。有一位同志收下，存入银行，过了几年，那位同志把钱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提出将钱全部退回。可是，已经过了好几年，机构已经变动了，无处可退，大家为难了。对这种情况，我们就出了个主意：“把这笔钱作为咱们办公室的文体活动经费。”过后，就用总理分文不取的这笔稿费买了一批文化用品和体育器材。
一九六一年，青海省委知道党中央机关的生活艰苦，就从青海湖打捞了二千多斤的蝗鱼运到中央办公厅。周恩来知道后，下令不准收，要退回去。但因路途遥远，退回去要腐烂，他才同意作价汇款去。为此事，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发了通报，要各省、市以此为诫，不准再送东西给中央机关。
周恩来一生为人民的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受到广大人民的衷心爱戴。
江苏省淮安县委总想把周恩来出生的地方修成纪念馆，对后辈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一九五三年，周恩来听说此事，就让一位送他婶母回老家的同志口头转告淮安县委，对他家的老屋，有坏的地方修理一下便罢了，但不能建什么纪念馆。如果当地要办医院、托儿所，可以把那些老屋和院子让出来给公家用。
一八九八年，周恩来出生在淮安县红光西巷（原名驸马巷）内的一座旧式普通小院，并在这里生活了12年。解放后，亲属们到北京看望周恩来，曾问及三间房子快倒了，要不要修理一下？他不饲意修。尔后，他和到京开会的淮安县委负责同志商量说，能不能把旧房子拆掉，拆掉了可以盖工厂。县委没有照办。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周恩来给淮安县委写了亲笔信，请求万不要拿这所房屋作纪念馆，引人参观。信中特别强调，“无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
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淮安县委专门作了研究，并向江苏省作了报告，考虑到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爱戴，一直没有拆掉周家故居，还在一九五九年做了必要的修缮。周总理得知后，立即从自己的工资中支付了全部修理费用，而后又多次督促淮安县委将修好的房屋让没房子的群众住，不要空着。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总理办公室还四次打电话给淮安县委，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一、不要让人去参观；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从对待故居一事，可以看到周恩来的伟大胸怀中，装的是群众，而没有自己。同时，也反映了总理谦虚的高尚品德。
一九六○年，周恩来观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演出的苏联名剧《以革命的名义》。演出结束，他高兴地上台同演员们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并一起合影留念。摄影时，出于对领导人的尊敬，大家请周恩来和扮演列宁、捷尔任斯基的演员到中间落座。周恩来笑着摆摆手说，列宁是他的导师，他只是列宁的一个小学生。说着，他就坐在扮演“别佳”的演员身旁照像。周恩来就是这样时时处处表现出自己的谦虚品德。
周恩来有着伟大的功勋，但他严格地告诫所有同志：“不能吹我！”六十年代，龙飞虎写了一本回忆录《跟随周副主席十年》，周恩来知道后批评了龙飞虎。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到怀柔水库视察，发现他亲笔题书的“怀柔水库”四个字，被放大后用汉白玉镌嵌在大坝的外坡上。为这事，他专门把县委负责同志找去作了严肃批评，并要他们把那个字碑挖掉。一九五九年，又以国务院的名义下达命令，把建造在天津南开中学内的“周恩来纪念室”撤了他说：“个人是渺小的，只有党和毛主席伟大。”周恩来是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八一电影制片厂多次准备用纪录片、故事片形式反映和歌颂这一光辉史绩。周恩来不同意，拍摄计划一次又一次取消。因为周恩来反对突出宣传他。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八日，他在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的陪同下参观“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参观时，他十分严肃地指出：“不要突出宣传我！”他说，八一起义“是党中央决定的，首先是中央决定的正确。是我和朱老总、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共同组织的”。他这种谦虚的品德和求实作风，使随行人员非常敬仰。
周恩来从来不讲他历史上做出的贡献，绝少答应外国记者报道他个人的历史。正如法国总统德斯但所称：周恩来是一个“从来不希望为他自己树立纪念碑的人”。一九六一年，周恩来和陈毅在上海同白杨等同志谈话时，有人建议总理写一本书。他说：“如果我写书，我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要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一九六五年元旦，文艺界同志请总理看话剧《八一风暴》，他微笑反问：“听说那个戏还涉及到我？你们为什么不写我的错误呢？没有和农民运动结合嘛！”他又说：“我那次领导失败了，你们又不批评我，我就不看。”周恩来常说：“要有点自知之明，我只能做毛主席的助手，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他心悦诚服地甘当“第二提琴手”，时时处处对毛泽东都十分尊敬。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前夕，人民大会堂竣工。九月九日凌晨，他请毛泽东亲临视察，并请主席正式命名为“人民大会堂”。一九五八年，周恩来到河北平山岗南水库工地视察，知道水库蓄水后要淹没西柏坡村。他对河北省委负责同志说：“毛主席在西柏坡村住过，在这里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一定要把毛主席住过的地方迁移好，把毛主席住过的地方保留好就行了，这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好阵地。至于我住的地方，不要保留。”在周恩来的字典里只有“奉献”，没有“索取”，只有“人民”，没有“自己”。他为了中华的振兴、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坚贞不移，终生奋斗。周恩来把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的智慧和美德集于一身。他，不愧是一个伟大又平凡的人民好儿子。
一一一、不许亲属有丝毫特殊
周恩来对待自己的亲属从来不沾一点私字。他对亲属的要求再严格不过了，决不允许由于他的关系而有一丝一毫的特殊。五十年代，有一次，周恩来的亲属从外地到北京探亲，按“家规”往招待所。因为周恩来在建国后给自己的亲属定出了“家规”：来北京一律往机关招待所，在食堂排队买饭菜，没工作的由他代讨伙食费；不许用公家汽车；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位亲属按“家规”住下来，但他返回时，卫土长成元功向国务院机关互助会借钱买了车票，周恩来过问：“车票是怎么买的？”成元功说是向机关借钱的。他说：“公家的钱怎么可以随便借！职工有了困难怎么办？”等到成元功解释是向机关职工互助基金会借来时，周恩来才说：“这就好！”周恩来的六伯周嵩尧，一九四九年已经76高龄。
全国解放了，他从淮安老家到北京找侄儿“大驾”（周恩来的幼名）。周恩来热情接待了阔别20多年的六伯，便按“家规”把老人家安顿在招待所。一九五二年八月，六伯80大寿。周恩来特地把他的六伯接到西花厅做寿。说是做寿，其实也就是邀在北京的弟弟周同字和侄儿女周华章、周秉德、周秉宜等一起吃了一顿饭。周恩来和邓大姐出席了十个人的祝寿家宴。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日，周嵩尧老先生病逝，二日在西城嘉兴寺内举行入殓仪式，周恩来出面给逝去的六伯含殓，并带着周家亲属向长辈三鞠躬告别，仪式很简朴。
一九五六年十月下旬，周恩来的婶母在淮安患重病，县人民医院写信向周总理汇报。他立即回信淮安县人民委员会，信中除表示感谢外，说他婶母的病是无法治疗的，不要到外地转治。其一切后事也请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他还汇寄人民币二百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又嘱咐说：“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隔年四月十九日，周恩来致信县人委时，寄还婶母安葬费所尾欠的垫款25元。信中还说：“我伯母家现在还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接济，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照顾。”周恩来就是这样公私分明的处事，从细微处反映出他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
周恩来有个胞弟叫周同宇。早在二十年代曾经投入大革命洪流。解放后，在中央工业部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后来，因为患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知道此事，在政务院的一次会上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会后，他对内各部长曾山说：“同宇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应该按有关规定办理因病退休手续。如果他因此在生活上发生困难，我个人给予补贴。”后来，周同宇提前办了病退手续，周恩来逐月给他补贴钱。
周恩来还有一个堂兄，在抗战时期帮助我党建立了秘密电台，解放后仍留在铁路系统工作，一九五三年，他因历史问题及经济问题被判刑劳改。有关部门想给予照顾，周恩来却不让，说他的堂兄有旧思想，犯上律条，就应该在劳动中好好锻炼、改造，重新做人。他真是依律行事、铁面无私，对自己的亲属也不例外。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毛泽东提出“死人应该给活人让路”并带头签字提倡死后火葬，周恩来坚决执行。未提倡火葬之前，北京逝者都土葬。五十年代初期，任弼时、张澜逝世都是在八宝山墓地土葬，后逝秆也是土葬，占地很多。提倡火葬后，只有东郊一个小火葬场，很不方便。后来，周恩来批准北京市进口先进的大火化炉，便解决了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周恩来派我去重庆，将抗战时期八路军办事处建在沙坪坝的“红岩公墓”平掉还耕，挖出周恩来父亲、邓大姐母亲和黄文杰、李少石等同志以及小孩13个棺木火化，把骨灰入罐深埋在地下。一九八四年，我再去重庆，经市委同意，又把这些骨灰罐移往红岩纪念馆，深埋在红岩公墓。
周恩来的早逝祖父母、母亲和婶母等11个亲属，都葬在淮安乍郊的上·块普通坟地里，他考虑到坟地占用耕地，影响农业生产，多次提出平掉祖坟，坟地交公。但是这样做，不光群众通不过，县委一班人也想不开。难道淮安县增产增收，就差那么小小的一点坟地？县委说不能平，吃批评也心甘。一九六四年，周恩来特地派他的侄子周尔萃专程回淮安处理这件事。后来，当地干部和群众深为周恩来“坟地交公”的革命精神所感动，答应按周总理的指示办。
旧历除夕，他们连日动工，把全部棺木深埋到一米以下，平掉坟头，使它不影响拖拉机耕作和土地深翻。另外，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也把远在绍兴祖籍的曾祖父周樵水的坟墓平掉，通通叫“死人给活人让路”了。
提倡火葬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都签了名。周恩来也和邓大姐商量约定，身后不留遗灰，把骨灰撤到祖国大地江河。周恩来、邓大姐先后逝世，经中央批准同意，根据他俩的遗愿，在火化后将骨灰撒落祖国江河大地。周恩来率先提倡并完成丧事的改革，这种彻底革命精神，深刻地教育了我和紫非。
我们两口子也约定身后火化，把骨灰一半撒入嘉陵江，一半埋在红岩公墓。
一九九三年七月，紫非不幸先我而去。一九九四年三月，我带上她的骨灰到重庆，遵照她生前约定，一半撒进嘉陵江，一半深埋到我俩共同战斗和生活过（相爱、结婚、生子也在这里）的红岩。在重庆，我当众宣市，身后也照此办理，以实现向周总理、邓大姐学习的夙愿。
一九五五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的侄子周华章到西花厅来吃成元功的结婚喜糖。邓大姐当知道华章有了女朋友侯云珍时，高兴地对他说：“那很好嘛，不过不要过早地结婚，还可以再等几年嘛，你看成元功就是28岁才结婚的。”周华章听他七妈的话，到一九五八年29岁时才登记结婚，实行了晚婚。
华章结婚后，周恩来和邓大姐约定周华章夫妻去西花厅吃一顿饭，对新郎新娘热情祝福。饭后，邓大姐给侄媳妇侯云珍送了一块柬埔寨的红格细布，这就是一件极有意义的结婚礼品了。
一九六#年七月三日，周恩来的侄儿尔辉在北京结婚，婚礼是在伯伯的西花厅家里举行的。周恩来和邓大姐两位老人家准备的礼物很简单：一床周恩来用过的床单，一件周恩来穿过的短袖衬衫，一条周恩来穿过的毛料裤子，没有置办新的东西。周恩来笑着对两个年轻人说：“不要嫌不好。当年我们结婚比这还简朴，也没有请客，也没有买新衣服，条件比现在艰苦多了！艰苦朴素光荣嘛！”周尔辉就穿着伯伯穿过的衣服举行婚礼，感到很光荣。结婚后，新郎回钢铁学院工作，新娘回淮安县工作，一对牛郎织女。当钢铁学院知道了周尔辉和总理是亲属关系后，为了照顾新婚夫妇在一起，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亲自动员侄儿侄媳一起在淮安工作，对他们夫妇说：“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大量压缩城市人口，国务院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周恩来又说服钢铁学院领导同志。最后，尔辉夫妻很快回到淮安县，同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直到一九七六年周恩来逝世后，周尔辉和他的妻子仍在淮安中学当教师。
周恩来和邓大姐没有儿女，但对侄子、侄女等晚辈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从小教育他们长大后到农村。基层去当农民、工人，做普通劳动者，鼓励他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告诫他们“不能利用亲属的职权搞特殊化”，周恩来另一个侄儿周荣庆，在我国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制度时，就让他由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他说：“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鼓励荣庆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周荣庆很听总理的话，在农村积极劳动。后来当了拖拉机手，还在农村成了家。一九六四年夏天，周恩来对来京的亲属特意讲了一番殷切寄望的话：“对周家的年轻一代，我是希望你们跟着我背叛封建家庭，走一条革命的道路。”周恩来侄女周秉建，一九六八年中学毕业后，报名奔赴内蒙古大草原。在离京前夜，周恩来对她说：“秉建，我坚决支持你上山下乡，到内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户。我要求你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永远走下去，一定要迎着困难上，决不能当逃兵。”他又吩咐说，“你去的是牧区，是少数民族地区，要很好注意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邓大姐还给侄女讲了红军长征经过少数民族地区的故事。最后，周恩来要求秉建到牧区后锻炼吃牛羊肉，过好生活关。因为她在家里不吃牛羊肉，所以特地交代她到牧区要锻炼吃，尊重当地风俗。一九七○年十二月，周秉逢参加了解放军。周恩来不同意，立即派秘书到部队了解她入伍的经过。后来，秉建向部队组织要求重返牧区，并获得批准。周恩来高兴地对她说：“你回去以后，还要住蒙古包，住到生产队去。”又说：“我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这来路。”过些年，周秉建回京探亲，周恩来吃饭时慈祥和蔼地对她说：“要在当地找一个蒙古族青年，在内蒙古安家。”“王昭君就是匈奴的媳妇嘛！你可以向她学习，做个蒙古族的媳妇，也是加强民族团结的一种体现。”后来，周秉建完全实践了周恩来对她的嘱咐和教育。经过20多年，她已经做了蒙古族人的妻子和蒙古族孩子的母亲，正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振兴内蒙古的建设事业中，为建设伟大祖国的边疆贡献自己的力量。
周恩来严格要求亲属的模范行动，影响和教育了一大批党外朋友，使他们以总理为榜样在自己的亲属中实行起来。在湖南长沙率部起义的陈明仁将军多次受过毛主席、周恩来的接见，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他有一个最小的孙子上山下乡，一九七○年找了爷爷，要他搞个当兵名额，通过关系参军入伍。当时陈明仁当大军区副司令员，想让孙子当兵并不困难。但他对孙子说：“要求参军是好事，但你的户口在临安，应该到当地去报名应征，我不能给你特殊照顾。周总理都这样对待家人，我们要学习。这个后门不能开。”后来，陈明仁的孙子继续在农村安心劳动，入了团，当上小队会计，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
周恩来这样以身作则地、毫不徇私地教育和培养自己的亲属子女。他也要求党内领导干部正确对待自己的子女，不要叫他们变成“八旗子弟”、纨绔公子。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他呼吁领导干部（包括他在内的四百零七名总理、副总理及国务院七十三个直属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应该做出一点表率，不要造出一批少爷”。中南海的武成殿的院子里，立了一块石碑，是乾隆皇帝告诫皇家子弟不要过腐朽生活的。周恩来有机会就对人说：封建皇帝都注意教育子弟，我们共产党干部更要加强对后代的教育。
一次，周恩来到上海开会，当了解到有些领导干部带着夫人、孩子来到地方，所有住宿、伙食、交通费用皆由地方政府支付时，很是生气。回到北京，他在全国第三次交际接待工作会议上恳切地告诉各省来的同志：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责，都要给他本人出具帐单，包括交通费在内，由各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周恩来这种严肃态度，正是他从党、国家、人民利益出发考虑的一种大公无私的伟大思想的体现。
一一二、西花厅的日日夜夜
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常委、军委副主席、政协主席，又是一国总理，所以，他的国内外事务特别紧张繁忙。因此设立了总理办公室，配备了一些秘书，协助他分摊点事务工作，节省他一些时间。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一直在国民党地区领导地下党和统战工作，除了有一个警卫副官外，没有专门的秘书，警卫副官是保卫部门配给的。解放战争时期，他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都是依靠总参谋部、社会部、城工部和有关部门，也没有专门的秘书。
建国后，周恩来日理万机，没有专门办事机构就不行了，这样就开始建立总理办公室。当时政务院秘书长是李维汉，齐燕铭任副秘书长，分工领导政务院秘书厅、总理办公室等工作。至于总理办公室的干部配备、审查和调整，都是齐燕铭通过中央组织部进行的。周恩来只是根据工作需要提出要求，从来不提具体名单。
总理办公室一九五六年人员最多，有20多人。那时候负责周恩来、陈云，陈毅、习仲勋四位正、副总理和秘书长的事，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兼办公室主任，下设综合组、财经组、外事组、秘书组、行政组。一九五七年，办公室作过一次压缩，人员精简，近半数同志调出去支援各条战线。自此，办公室就只管周恩来的事了。办公室留下的包括正、副主任，还有九位秘书，“分兵”联系有关部门。另外，还有一个机要秘书和几名干事，负责收发电报文件，并且日夜轮流在值班室值班。为了及时处置紧急公务，国务院下属各部、委、局，根据总理指示，也相应地建立起24小时值班制度，并随时掌握部长、副部长的去向，以便“随叫随到”。
一九五八年三月间，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分管总理办公室工作，感到总理办公室缺少一个熟悉统战工作的干部，他就向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徐冰和我分别征求意见。齐燕铭说，周总理除管党、政、军大事外，他还兼全国政协主席，分管统战工作，经常要和党外人士联系，需要一个熟悉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到总理办公室去。童小鹏抗战时期就随同周总理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又在中央统战部工作多年，调他去比较适当。李维汉提出调走童小鹏，但要调一个秘书长还统战部。徐冰认为我去总理办公室，可以使统战部同周恩来的联系更密切，更便于请示报告。我自己则表示，总理办公室的工作很重要，我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不能胜任，如果组织决定要我去，我一定服从并努力把工作做好。齐燕铭又同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商量，安子文完全赞成，并答应可以物色一个秘书长给统战部，这时，齐燕铭才把商量的经过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说，既然组织部和统战部都同意，我也同意。经中央组织部办手续后，我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二日到总理办公室上班。
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秘书、警卫等，进进出出的前后不下百把人，他们都是为工作的需要而来，又为工作的需要而去。都不是周总理自己提名要来的。周恩来选用身边工作人员，可概括为一句话：完全依靠组织，从不任人唯亲，只有大公无私。就这点来说，也反映出他高贵的品德，特别值得各级领导同志学习。
周恩来工作之繁忙、辛苦，那是在红墙之外的人所鲜知的。他的忙碌，连外国朋友也说他是时间最不够派用、睡眠时间最短的一位总理。由于他管的事多面广，所以办公室每天收到的各方送来的请示报告、文件资料、情况简报、统计报表等，多得不可胜数。秘书们便充当第一道的“过滤器”，首先把材料过滤，该写摘要的写摘要，该拟提纲的拟提纲，等待周恩来夜里回办公室审阅和批示。周恩来的活动日程，白天忙于参加或主持各种会议，接待外宾，会见各种专业会议代表，约人谈工作，还不时要挤出时间去看望与我党长期合作共事的党外人士。白天忙过，晚间九、十点钟以后才能够批阅文件（当然对于急件或电话传来的汇报请示，随时批办）。他的工作有条不紊，属于只需过目的文件资料，由秘书们分门别类放入标名的文件夹内，陈列案头供随时翻阅；对需要审批的，秘书当面呈送。周恩来审批文件很仔细，连用错的标点符号也亲加改正；属于工作请示，要求批准的，他会作出明确的答复；对于从电话传递上来的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情况，在专门印制的汇报表格上随记随送，随时批办。批示的内容，只要秘书和对方经办人员记录在案，核对无误，即可执行，无需再有什么文件往来。毛泽东对这种工作方法曾经称赞过，认为效率高，重要情况在短时间内即可使有关同志知道，并且减少了文犊主义毛病。
周恩来对每位秘书的工作都是直线联系的，有外交、政法、军事、经济、财政、文教、统战等等。他交代的繁多事项，秘书们从不疏忽、从不遗误，虽然工作很忙，但大家心情愉快，精神焕发。周恩来办公桌有一个抽屉，安有直通各个秘书办公室的电铃，像钢琴音键一样排列着，遇有交办的事情，就按铃招呼前去。每位秘书除手中积压的等待总理阅批的文件外，需要口头请示汇报的问题也是接连不断。晚间，周恩来在家，秘书即抓到他几分钟时间，争取办几件事。所以，周恩来回西花厅有时用餐、洗澡或在卫生间，也得处理公务。很多紧急事情是在他起床后上厕所的时间处理的。所以，秘书们开玩笑说，总理的卫生间是“第一办公室”。
周恩来的确太忙，睡眠时间实在太少，常常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邓颖超大姐为了减少他的一些工作负担，曾经鼓励秘书们发挥集体智慧，把有把握的事代他答复，事后报告。可是，周恩来还是未能添点睡眠时间。后来，秘书们商量出一个轮流值夜班制度，每晚有一两人值班，不值班的人把任务交代下来。这样，每晚只有一两个秘书陪总理，不必大家都等着。
值班办公的效果虽然不错，但也出现另一个问题。一天，负责水利的李岩值班，周恩来戴着老花镜翻阅外交部送来的一些非洲国家的材料。他按铃招呼李岩进去，提了好几个问题。可李岩不了解外交的事，不敢随便回答。
周恩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是铁路警察啊，各管一段，那怎么行啊！在我办公室值班，我就得找你，你就要能够回答，办公室就是你们七个人，不能回答我的问题怎么行？你们商量一下看怎么办吧。”李岩回到办公室，给我留了一个条子，把周恩来的意见转告我。我见过条子，觉得过去为解决夜间秘书太多太乱，才实行值班制。可是，值班秘书顾了那头又顾不了这头，李岩碰到的事情就是一例。过后，我请秘书们开会，商量怎么办好。大家一合计，决定以后办公室秘书每周聚两次会，相互通气，把自己分管的这几天周恩来交代的大事通报一下，做到每个人心中有数，知道目前在抓什么问题，周恩来还没有办完什么事。开会时，也把搞机要的同志请来听听情况交流。这样，周恩来问起来，值班的秘书就不会卡壳。我们做秘书的工作，就是要适应他的工作而不断变化。
总理办公室工作复杂，我这个主任也很难当。为了帮助我做好工作，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五日深夜，周恩来在一个信封的背面给我亲笔写下一个批示信：童主任：我批办各件，请你于每日在家时上午十二时前，晚间十一时左右来办公室看一次，以便熟悉全局，利于检查、联系和协调各口的工作。
此件请给各秘书同志一看，并对值班干事规定几条守则。
周恩来十二·五我按照周恩来的批示信办，熟悉了全局，工作就好做了。他的这个批示信，我一直保存至今。这份我唯一保存下来的珍贵资料，已经成为一件革命文物了。
周恩来的工作一丝不苟，非常细致，对计划项目，数字要详细审查，亲自笔算。开会讨论经济工作。秘书要用计算尺（当时还没有计算机）随时计算回答他提问的百分比。遇有审查国家计划、财政预决算时，还得从计委借来一架手摇计算机，搬到周恩来对面的办公桌上，帮助计算多种数据。他十分重视数字和百分比的准确性，不允许人家回答“估计”、“大约”、“差不多”的字眼，更不允许不懂装懂。他对秘书工作的要求是严格的，秘书们感到紧张、有压力，但大家心情舒畅、愉快，深深感到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是一种幸福，可以学到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和严谨作风。
在总理办公室工作，深感周恩来对毛泽东十分尊重。他对呈送毛主席的文件和附件都要亲自过细地检查，连字迹写不清的也要改正后才送去。公安部、调查部的文件写得清晰，受了表扬。有时，毛泽东有事找周恩来，总是随叫随到。有一次，已是深夜三点过了，主席办公室打电话找他。主席的秘书问：“总理是否休息了？”值班的李岩回话说：“总理已上床睡了。”毛泽东听说周恩来已睡，就让秘书通话说：“那就算了，不要叫了。”第二天，李岩向周恩来汇报这件事，周恩来一听就不高兴，说：“那怎么行呢？主席来找，即使我睡了，也要把我叫醒。”他随即到办公室找我来了，要我转告全体工作人员说，以后凡毛主席找他，即使睡下，也要把他唤醒。因为主席夜间找他，必有急事，误不得。从此，周恩来立下一个规矩，只要主席叫，不管睡没睡，都要马上报告。
周恩来对下面的工作人员、秘书们的工作要求十分严格。他经常说，对身边工作人员“亲者疏之”，在他那里工作别想当官，只有实实在在地做人民的公仆。但他对大家十分关怀和爱护，从不对那一个人作整体性的批评和评价，有个别同志犯了大一点的错误也不做全面的评价，他批评人一般是就事说事，说到为止，启发你自觉地检查。同志们受了批评，都不感到有压力，反而得到改进工作的动力。
我在西花厅八年，由于兢兢业业地工作，几乎未受过周恩来的批评，仅有一次例外。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大约是一九六二年的夏天，总理腹股沟患了湿疹，坐卧不宁，要躺在床上休息，但仍照样地批阅许多文件。卞志强大夫向我反映，希望他多休息，少看文件，争取早日痊愈。我同意大夫的意见，就一起劝他多休息，少看文件。他当时有点不高兴，随便说了一句“你们不关心政治”。我听了觉得很冤枉，我认为关心他的健康就是关心政治，反而受了批评。但我依然用心照顾他的休息，没有吭声。以后，我为此对他提了意见，他对我表示歉意，反而使我后悔，不应该提意见。周恩来的虚心态度，更深深地感动了我。
周恩来身居高位，但平易近人，关怀干部生活。有时候，也挤出时间到秘书家串门子，关心地问问近况，看看家属，逗逗孩子。有时，他和邓大姐利用春节或中秋节抽空放电影或赏月，就欢迎秘书们带爱人和孩子一同到西花厅过节，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既亲切又热闹。一九六五年初，因为一位领导同志的秘书在外事工作上出了点差错，耽误了一件大事。这桩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不高兴的说了一句“秘书太多会误事”。周恩来认为“秘书最多的当然是我这里了”。一九六六年四、五月间（我当时正在江西上饶参加“四清”工作），他果断地决定撤消总理办公室，改为总理值班室。当时许多同志提出意见，说总理事多，秘书不能太少。他仍坚持己见，把大部分秘书调走了，只留下周家鼎和两个机要干事，又新调入钱嘉东管外事。总理办公室撤消时，周恩来说：“既然解散了，咱们就一块吃顿饭，照个相吧！”这次离别会餐，周恩来请秘书们吃饭，都是很简单的菜，特殊的就是有一瓶茅台酒，饭桌上的气氛很好，西花厅洋溢着浓浓的同志情。周恩来对前来参加会餐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说：“从我这里离开的同志，你一定要给予很好的安排。在没有安排之前，没走的，仍是我这里的人。”事后，周荣鑫同中央组织部商量，出去的人都作了适当安排。我同许明没有调走，留在国务院专任副秘书长职务。
总理办公室撤消，改为总理值班室，秘书少了，只有周家鼎管内政，钱嘉东管外交。但周恩来的工作还是那么多，两个秘书忙不过来，周恩来常常自己拨电话，联系工作，工作更忙了。
这里也要说一下，总理办公室也曾经出过两件事：一是五十年代，某部起草一封电报送请总理批发，一个机要秘书收下后，竟然把它忘记了。过后一发现，不敢如实报告，还假冒周恩来签名送到机要局发，译电员看出来不像周总理亲笔字，一下就查出来了。这个同志也就调离总理办公室。还有一桩是伪造周恩来批示的诈骗案：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下午五时左右，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给中国人民银行值班室送去一信，信封的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信的主要内容说：“主席办公室来电指示，今晚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摄制纪录影片，需要现款十五至二十万元。”信上还假冒总理批示：“拨二十万，限当晚七时送交民族饭店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人民银行秘书见此“急件”，即找发行局和计划研究局、会计发行局研究送款。七时，人民银行派三人将20万现款送到民族饭店交给“赵全一”。二十一日，银行询问总理办公室这笔款怎样报帐，总理办公室答复不知此事，要求将“总理批示”送去查对。这才发现是一起伪造总理批示的诈骗案。公安部党组决定由杨奇清副部长亲自抓这个案件的侦破工作。不久，查明作案都是外贸部的科员王倬。这个诈骗犯终受法律制裁。
我在总理办公室工作八年，深切受到周恩来的教诲，终身不忘。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我携带儿子、孙子到西花厅参观，要他们学习周恩来、邓大姐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作贡献。到了西花厅，我思绪萦绕，心中泛现出周恩来为党和国家日夜操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身影。一九四九年九月，周恩来和邓大姐迁入西花厅办公和住宿后，近27年如一日，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鞠躬尽瘁，为中国的繁荣和昌盛作出伟大的贡献。西花厅是周恩来、邓大姐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历史见证。它是我国人民纪念周恩来、邓大姐的一个好场所，学习他俩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的一个好课堂，也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历史文物。我们希望，将西花厅按原貌保护下来，作为周恩来、邓颖超故居向外开放，供人瞻仰、学习。这将是纪念周恩来的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2007/09/10
第二十七章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