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七、周恩来的“救火队”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现在来回顾“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来介绍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当时，我任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负责会议的准备工作。记得林彪当时正在外地养病，打电报来要求请假，我们将情况反映到主席那里，主席不同意，坚持让林彪来开十一中全会。萧华是中央委员，患有肝病正在青岛疗养，他也请假，起先并没有催他非来开会不可，会议开始后又催着他来开会，他没有思想准备，对于林彪当接班人的问题暂不表态，后来竟成为一大罪状。这次会议还发生一件怪事，在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在贵州最早造反的李再含都不是中央委员，康生、陈伯达却提出要让他们参加会议，还让他们在会上讲话。
会议原订议程有四项：一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是讨论和通过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际、国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是通过会议公报，四是对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中央人事变动的决定补行批准手续。
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针对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会议的议程，会上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揭发和批判；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实际上抹掉了八大选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副主席名义。
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些错误决定，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文化大革命”对于周恩来来说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被动地卷入这场狂风暴雨中。
一九六六年春天，北方大旱。周恩来忙于八个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他亲自兼任河北和北京抗旱工作组的组长，深入各地推动抗旱。三月，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赶到灾区。正当他在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灾情时，突然又发生五级以上地震，房屋剧烈摇晃，泥土刷刷地往下掉。
大家急切他说：“总理，离开这里吧！”但是周恩来拒绝了。他在灾区工作了四个多小时，第二天又一个窝棚一个窝棚地慰问受灾群众。从灾区回来后，他又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到外地参观访问。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贴出所谓“第一张”大字报，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级党委。周恩来批评了这张大字报。但是康生背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把大字报底稿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大字报于是在电台播出了。之后，周恩来率领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但，回国后，又忙于接待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外事工作告一段落时，毛泽东批评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派工作组到各单位领导“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在中央的会议上，仍对这件事承担了责任。他说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同时保护性他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周恩来和陶铸商量并经毛泽东同意后，删掉了原槁中的“黑帮”、“黑线”一类提法，加入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等。直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周恩来还指示新华社：文字上不要用“黑帮”、“黑线”的提法。
为了进一步地全面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于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林彪还在接见红卫兵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赞扬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号召他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动，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毛泽东的接见与林彪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红卫兵起来造反的“士气”。
他们自以为肩负着保卫“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历史重任，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奔走呼号，四处冲杀，到处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一些红卫兵失去理智，疯狂破坏，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文化大革命”之火燃烧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其破坏程度如此严重，完全出乎周恩来的意料之外。他作为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对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必须贯彻执行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要干什么？怎么搞法？将来的发展是个什么结局？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样设想的？所有这些，周恩来当时也搞不清楚。他在思想上没有作长期搞“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这从下面两件事中可以看出。
一是面对当时红卫兵大串连之风席卷全国，各地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渴望得到毛主席接见一事。周恩来请示毛泽东：红卫兵到北京串连最好是有个计划，有组织的分批到北京，人员要控制在一百万或一百五十万。毛泽东一听说，不行，起码二百五十万。毛泽东的口一开，红卫兵到京串连人数最后达到一千一百多万。
另一件事是，“文革”开始后，中央机关、中南海也有许多造反派起来造反，中央、国家机关的工作一乱，势必影响全国。周恩来对此十分着急。
他向毛泽东请示，并得到批准，立即向中央、国家机关提出：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到一九六六年十月中旬告一段落。
可见，毛泽东是想以红卫兵为“文革”的主要力量，达到“天下大乱”，所以，他不能同意周恩来关于红卫兵串连应有组织、有计划、有数量控制的意见。周恩来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相差甚远，足以看出周恩来对毛泽东发动红卫兵串连运动的深层想法是不理解的。至于“文革”时间长短，实际上毛泽东本人也未经过深思熟虑，为此，他就同意周恩来关于十月中旬告一段落的意见。
正因为周恩来是在这种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很不自觉的情况下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去的，所以在当时许多场合下，周恩来总是说：对“文革”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他尽可能地从积极方面、从好的前途上去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多次反复地讲道：“要加深理解”、“跟上形势”、“在运动中紧跟主席思想，紧跟、紧学、紧改、紧赶”。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林彪在国庆17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中旬，毛泽东也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于这一提法，周恩来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为此，他专门找了毛泽东，说明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佯的提法。由于毛泽东坚持，这一提法未做修改。
于是，周恩来在后来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了“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随着局势的发展，全国混乱局面日见严重，周恩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认为，周恩来所能做到的就是：凭着强烈的责任感去“救火”，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尽可能地控制全国混乱的局面。
所谓的“救火”，主要是救干部、救档案。而这当中贯穿的主要工作则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与红卫兵讲道理，劝阻并制止他们的一些过火行为。
周恩来的“救火队”有我、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许明（国务院副秘书长），我曾经说过：“我们是光荣的救火队员。”当时，周恩来要我们救的干部主要有中央部长级领导和地方省委书记。
只要红卫兵把部长们抓去批斗，周恩来立即派我们出面与红卫兵讲道理，办交涉。他让我们掌握一条原则，不准红卫兵揪斗部长出去游街，不许打骂体罚部长们，他们有错误、有问题可以写揭发材料，将揭发材料送交周恩来；凡是已住在中南海要揪出去批斗的领导干部，都要报请周恩来审批，而且要写明时间，按时送回。
地方省委领导被揪斗，周恩来就让我们打电话劝阻。记得四川省红卫兵揪斗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从成都揪起，押送北京。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叫我沿途打电话加以劝阻，但劝阻无效。李井泉、廖志高一到北京后，我们立即将他们保护在中直招待所，对红卫兵说：要让他们在招待所里好好写检讨。名义上写检讨，实际上将他们保护起来。“文革”后，廖志高见到我时，还提起这件事，对周恩来和我这个“救火队员”充满着感激之情。
早在八月下旬，红卫兵在大中学校兴起，并逐渐联合起来。由于观点不同，大学分成第一司令部和第二司令部，还有以蒯大富为首成立的第三司令部。他们分头派人到各机关、学校以至企业、工厂去串连，组织红卫兵联合造反。为了便于联系和诱导，周恩来指示周荣鑫和北京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随时同他们保持联系，及时解决他们的合理要求。并给三个司令部各安排一个办公室、一辆吉普车。但对他们的错误行为，也随时加以批评、帮助。
十月十八日，部分红卫兵在林彪、江青一伙人蛊惑下，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当天下午，清华大学也出现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周恩来知道后，立即要周荣鑫和我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向红卫兵做说服工作。我和周荣鑫乘坐一辆小汽车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文化宫前挤满了人，一片嘈杂，我们的车子无法开过，刚一停下即被拥挤的人流包围，车轮都被挤扁了。进了文化宫找到红卫兵头头们，我们便开始耐心地与他们讲道理。我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周总理指示，不能随便贴他的大字报，你们把大字报贴在天安门，对国内国际影响都不好。”经过我和周荣鑫的反复劝阻，虽然还有人反对，但多数人赞成，他们终于把“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从观礼台上撕下来。
有一天，外贸部的“造反派”要把部长李强拉去游街批斗，遭到另一派反对，相持不下，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要我马上到外贸部向“造反派”做工作，说明李强还要代表国家对外搞贸易，不能游街，有问题可送揭发材料。我赶到外贸部，两派正争论不下，我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使李强免遭游街批斗之苦。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晚，一大批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准备冲入故宫，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当晚作出“关闭故宫”的决定，并通知卫戍区作好保卫工作。十九日上午，红卫兵再次来到故宫门前，叫喊着要冲故宫。故宫的工作人员因事前接到周恩来的指示，他们理直气壮地对红卫兵说：“我们按总理的指示，关闭故宫，现在，故宫一律不对外开放。要完整地保护故宫文物。请你们回去。”红卫兵听到是周恩来的指示，不敢强行冲进故宫，陆续退回。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象征——故宫，就这样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免遭一场劫难，完整地保护下来。
保护党和国家机密档案也是我们当时“救火队”的主要任务。在一片造反声中，红卫兵疯狂地冲向党政机关。机要、保密、档案等要害部门也不断受到红卫兵的冲击。中央调查部有许多绝密文件，孔原部长事先曾同我商量，秘密转移了一部分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局，但该部“造反派”以查“黑材料”为名要冲进档案室。周恩来高度警惕着上述部门被冲击的情况，他说：这是最高机密的档案，绝对不能抢。他立即通知我去制止，我正在对另一些红卫兵作工作，没办法脱身，周恩来马上派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机要局局长李质忠去劝阻。李去后被狂热的“造反派”扣住，他坚持在那儿与红卫兵反复说道理，总理办公室也打电话去制止。终于保住了该部的档案。
陈云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中南海外的北长街。为保护陈云的健康和安全，经周恩来安排到西郊安全地方休息。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竟唆使红卫兵，冲进陈云家里要“破四旧”，警卫团长张耀祠得悉后去劝阻无效。红卫兵把大门冲破后进到办公室要砸档案柜，由于警卫同志坚持，他们不敢动手。陈云很喜欢听苏州的评弹，家中收存一些评弹的唱片、录音等，红卫兵说评弹是“四旧”，是封资修的毒草，要全部查抄出去毁掉，而实际目的是要抢机密档案。我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火速赶到现场交涉。我对红卫兵们说：周总理有指示，陈云同志是中央常委，他的档案不是一般的档案，而是党和国家的机要档案，任何人不准动。至于评弹是苏州一带的文化艺术，不能作“四旧”破。你们破门进来，是错误的。
希望你们立即撤出去。但是因为他们有后台，是受文革小组指挥的，几个小时过去了，硬是不撤。我只得打电话给文革小组的戚本禹，郑重地把周恩来的指示告诉他，让他通知红卫兵头头火速撤离。这样陈云的档案才得以安全地保护下来，此后迅速转移到别处。
为了制止红卫兵到处冲击、乱抢档案的做法，周恩来指示我和周荣鑫等人起草了中央文件，下发各地。文件指出：革命学生组织不要限制原工作组或学校当局和上级党政机关正常工作，使他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机密、要害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不应干涉机关内部革命或妨碍机关正常工作，不应率领群众进出机关办公室，进驻或封闭机关，搜查机关文件，或要求设联络站，特别是不许进入机关中的机要、通讯和技术保密部门。这个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文件下发后，对红卫兵的四处冲击，乱抢文件、档案起到一定遏制作用，局面暂时得到控制。
“文革”初期，周恩来为了稳定全国局势，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做“红卫兵小将”的工作。对于红卫兵的破坏，周恩来非常痛心，但对这些“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还不能训斥、压制，只能谆谆劝说，耐心引导。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到十二月中旬的三个月时间里，周恩来召开红卫兵座谈会40多次，有些会一次长达四、五个小时，有的会甚至通宵达旦。他唇焦舌燥，反复讲解党的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要随便抓人、抄家、砸毁文物，对建国17年来党和政府的工作要分清主流与支流，对干部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说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说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干部也不等于是“黑帮”等等。周恩来对红卫兵的生活很关心，北京天气寒冷，从南方来的红卫兵有的穿草鞋，有的打赤脚，周恩来怕他们冻着了，让我们的招待部门去买棉衣，解放鞋，发给红卫兵。有一次，周恩来得知有一批红卫兵上井冈山，遇上下雪，粮食运不上去，他急得很，当即指示我们打电话到江西省委，派直升飞机运粮食到井冈山。
周总理不仅要花大量时间去做红卫兵的说服教育工作，还要做好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准备工作。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一百万人次红卫兵和广大师生。毛泽东的这一重大步骤使北京人员流量猛增，大量繁重复杂、琐碎细致的工作都落在周恩来头上。他要负责从各路进京的铁路交通安排，红卫兵在北京的食宿，组织接见检阅，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等等。周总理依靠党政军各级组织，充分发挥他那卓越超群的行政组织能力，保证了毛泽东八次检阅都没有出事故。
周恩来力挽狂澜于既倒的作为，使江青一伙感到十分恼火。九月底，江青让陈伯达送给周恩来一份所谓几个院校群众组织的汇报材料，攻击周恩来“和稀泥”。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社论中，提到反对“折衷主义”。清华大学大字报也指责“周总理有折衷主义”。
林彪、江青一伙还公然指责周恩来是“救火队长”。我认为：坏人唆使“红卫兵”乱放火，周恩来救火，这个“火”救得对，救得好，如果不救，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是光荣的“救火队员”。
林彪、江青等人直接找周恩来的岔子找不着，就绕道整周恩来。其手段之一是先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许明被迫自杀事件就是例证。
许明是个有才华有能力的女同志，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分管文教工作。在延安社会部工作时就受过表扬。“文革”前，江青曾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审查电影时要许明去参加。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及讨论其他影片时，许明同江青有不同的看法，江青又怀疑许明在周恩来面前讲她的坏话，所以一直怀恨在心。
“文革”开始后，中央政治局的许多权利逐步被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毛泽东要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和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并决定“文革”和党、政、军的许多重大问题。那时刘、邓、陶相继被打倒，政治局委员参加碰头会的只有周恩来与叶帅、徐帅和李先念。有时林彪也来参加，他一来就贯彻他那套极“左”的方针。因会前、会中和会后都有许多具体事务要做，周恩来就要周荣鑫和我在会上协助汪东兴工作。
有一次开碰头会前，我碰到江青，她板着一副凶恶的面孔问我：“许明是彭真安插在总理身边的‘钉子’。你知不知道？”我如实回答：“我不知道。”我说，许明调到总理办公室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她原来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进城后在海关总署当办公室主任。她是由中央组织部按正常的调动程序调入总理办公室的。她分工管文教，与彭真没有直接往来。当然，彭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有时开会，总理派许明去旁听。许明回来要向总理汇报。
这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我看不出是彭真安的‘钉子’。”因为话不投机，江青很不高兴，气呼呼地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个红小鬼啊。”说完，扭头就走，从此不再理睬我。当时，我觉得好笑，心想：正因为我是红小鬼，就应该说老实话，想让我拍你江青的马屁，做不到。江青一伙罗织许明的“罪证”，说许明是彭真安插在周恩来身边的“钉子”，实际上是想把彭真与周恩来联系起来，因为彭真当时是中央点名的反党集团首要分子，其用心十分险恶。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后，周恩来让许明到西安门国务院接待站去负责搞接待工作。陈伯达、戚本禹经常到接待站来，向红卫兵宣传他们那一套。
当时在红卫兵中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诗：“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戚本禹听了很高兴，但许多红卫兵听了不同意，说是“唯成分论”，两派的红卫兵因此在接待站展开辩论。戚本禹就将打油诗进行改动，并告诉许明是陈伯达改的。当红卫兵质问：为何改动打油诗时，许明告诉他们是陈伯达改的。这下许明闯了大祸，陈伯达知道后十分不满，以陈伯达到接待站，许明不热情接待为由，向江青告了许明一状，江青又将此事告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此人（指许明）不适合做接待工作。许明知道主席指示后，心里害怕极了。加上当时她的丈夫孔原在调查部被揪斗，被监视、关押，一个儿子因参加“西纠”，被打成保皇派，也被抓走，家中的老母亲亦被红卫兵抓去，一个家被搞得支离破碎。
许明精神压力本来就很大，江青状告她后，思想负担更重，终于被迫选择了自杀道路。她吃安眠药之前，还与我通了最后一次电话。我告诉她：“在主席、总理面前没有说不清的事情，延安抢救运动你也是参加了的，最后，不都是甄别了吗？”然而，她还是含恨地离开人间，临死前留下遗书：我是无罪的，孔原与两个儿子是无罪的。
这样一个有能力有才华的妇女干部，没有死在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之中，却在极“左”路线的迫害下悲惨地死去。
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他当然是积极参加“救火”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和汪东兴一起把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的人民来访接待站加以扩大，加强领导，以适应人民上访特别是红卫兵来访的需要。汪东兴从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接待站工作。本来这是不干文革小组的事，但江青、陈伯达、王力、戚本禹等人，认为事先没同他们商量，很不高兴，因为他们想把接待工作控制在自己手里，就借口红卫兵对接待站有意见，所谓支持某一派，压制某一派，不及时把群众意见反映到中央和文革小组等等。就由王力出面，组织中南海的“造反派”和北京、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开会，名为提意见，实际上是斗争大会，主要矛头对着周荣鑫，对汪东兴也顺带批了一下，我也是被批判的对象。会开了三天，最后由王力代表文革小组宣布：汪东兴在主席身边工作很忙，他顾不了那么多，应原谅他。
童小鹏有一定责任，要检查，可继续工作。周荣鑫问题严重，要好好检讨，要负责把接待工作搞好。王力把周荣鑫的问题说得很严重，更助长了某些“造反派”对周荣鑫的不满。散会后，王力就走了，忽然天津的一批红卫兵要把周荣鑫揪到天津去批判。我当即出来制止，我说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红卫兵”不能在中南海内抓人，有什么意见可以报告周总理。同时，我对国务院的“造反派”说，你们有责任保护周荣鑫，不能让外面的人揪走。天津的红卫兵无理以对，只得撤退。但此后，周荣鑫就再也不能对外进行工作，只好靠边站了。
“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无法无天，文革小组的王力，就可以到国务院里头召开批斗国务院秘书长的会议并给他随便戴上政治帽子。
江青等人始终没有放过遵照周恩来指示勤恳工作的周荣鑫。一九七五年，周荣鑫在教育部当部长，曾任过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李琦当副部长。就在“四人帮”掀起“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风浪中，周荣鑫因坚持周恩来的有关指示被江青的爪牙迟群等揪去批斗，心脏病复发仍不停止，也不及时抢救，因而含冤死去。李琦得以幸存至今，也许是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吧！我这个“救火队员”，虽然救了别人，可是最后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我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在“文化大革命”风浪初起时到中央办公厅任第一副主任兼秘书局局长的。事前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都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中央决定后，周恩来找我谈话才知道。大约六月四日，周恩来对我说：中央决定调你到中央办公厅当第一副主任。稍停一下又说：我认为你不一定能搞好，但是，中央既决定了，你就服从吧。这个决定真使我感到突然，但又不能不表态。我说：“我知道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很繁重，我是不能胜任的。你说，中央已经决定，我只有坚决服从，尽力把工作做好。”我感到他有难言之隐，但我不能问明，过两天我就去中办上班了。其实，我调中央办公厅是汪东兴的主意。
“文革”前，中央免了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任主任，他把机要局长李质忠调来当副主任，帮他清理、整顿办公厅。“文革”一开始，汪忙于在毛泽东和文革小组之间的工作，就先报经毛泽东批准把我调到中办，因为毛泽东已先批准，所以周恩来就不好不同意了。
我到办公厅后，就按分工尽量做好自己的工作。不久，“红卫兵”运动兴起，不论白天、晚上，都有许多批“红卫兵”到中南海西门来要求见中央领导同志，或者揪部长来向中央告状，秘书局副局长出面不行，只得我出面做工作。有两次甚至不听警卫劝阻，爬过铁门冲到大门里头，我只得协同警卫团副团长出面劝阻，最后报周恩来命令他们退出。常常忙得精疲力竭。
可是，刚成立几个月由江青的爪牙戚本禹（他当时还挂名秘书局副局长）所指挥的“中南海红色造反团”，就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开始批斗我。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造反团”居然得到汪东兴的批准，在庄严的怀仁堂召开大会批斗我和另一秘书局副局长曹全夫，会上散发经过汪东兴批准去机要局印刷厂印刷的《告中央办公厅革命同志书》和《中南海红色造反团通令》。《通令》不仅揭发我的“罪状”，更猖狂地骂朱德为“黑司令”。
当时朱德同志还是党中央政治局党委、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他正住在怀仁堂南边的一幢小楼里。
现在引用《通令》中的两条，让大家作为奇文共赏吧！“二、撤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童小鹏的党内外一切职权，监督劳动，勒令其交代自己的罪行。
三、撤销追随童小鹏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曹全夫的一切职权，监督工作，责令其检查交代自己的罪过，揭发朱德等人的罪恶事实。”（按：曹全夫曾任朱德的秘书13年，与我同时调中办秘书局的。）“造反有理”，《通令》一宣布，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委任我的职权，就一下子夺走了！还有两个副局长曹幼民、赖奎，则要认真检讨，改正错误，继续工作。
当天晚上，中办主任汪东兴接见了“造反团”头头，承认他们的“全部行动”，并表扬他们对四个局级干部“区别对待”的政策。
这是在中共中央的办公厅里发生的事情。
从此，我就在“造反派”的监督下，每天打扫秘书局三层楼的六个卫生间，看《毛泽东选集》，背“老三篇”，不时还被揪去批斗，一呆就十个月。
接着就以“在重庆工作时可能被国民党特务突击”为由，在审查、批斗“杨尚昆死党”的“训练班”隔离审查一年多。一九六九年一月，下放到江西进贤“中办五七学校”监督劳动改造（当猪倌）三年。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后才恢复我的党的生活，调到校部生产组任副组长。可是改造三年后还不让我回北京，要我到江西南昌齿轮厂去当副厂长。我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要求回北京搬家和检查身体。当我准备去南昌时，中央组织部通知等一等，一等又是一年半。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央组织部通知我回中央统战部工作，参加以军代表为主的三人领导小组。不久，中央办公厅党委正式通知，我的历史已查清楚，没有问题。至此，算是“落实政策”了。
我这一个“救火队员”还能活到现在，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还有一件怪事情。一九七二年三月我准备去江西南昌时，向周恩来、邓颖超辞行，周恩来未表态，但突然问我一句：“你是怎样调到总理办公室的。”他说：“有人反映，童小鹏调到总理办公室是周恩来提名的。”我心里很清楚，周恩来用人历来是靠组织安排，从未私自提出要调与自己关系好的同志到身边工作。一定是江青等人在背后指责周恩来任用私人，罗织他的罪名。于是，我便将如何调往总理办公室一事详细向总理述说一遍：我是一九五八年四月调到总理办公室的。在此之前，我在中央统战部任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张唯一年纪大了，齐燕铭兼主任。齐认为要由一个熟悉周恩来情况的同志来任办公室主任，于是想到我，因我过去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情况熟悉。
我调到总理办公室，并非周恩来提名，更不是想用私人，而是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调进去的。
当时周恩来虽然没有向我透露是谁在背后造他的谣，但我也猜出八九不离十是江青一伙。因为他历来不把闲言碎语放在心上，为何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专门向我了解组织调动的全过程呢？可见造此谣言的人不是一般的人，他才会这么重视。周恩来的“救火队”，在“文革”初期所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救火队长”和他的队员们一再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诬蔑、指责、迫害。然而，周恩来并不因此而停止“救火”。后来，救火队员都被夺权，靠边站，眼见“救火队”就要散了，他又想了一个办法，设“联络员办公室”。联络员办公室成立于一九六七年，人员随着工作量逐步增加，军队调师级干部，大约后来扩大到四五十人。哪里出乱子，两派打架，周恩来就派一名与造反派熟悉的人去当“联络员”，实际上也是去“救火”。如让刘西尧去当科学院的联络员，指定胡立教去当财政部的联络员，情况直接向周恩来反映，并收集信息。经过周恩来艰辛的努力，全国混乱的局面一度有所稳定。
“文革”之前，因有人向毛主席反映周恩来秘书太多。毛主席讲了一句“不要什么事都靠秘书”。他知道后就撤销了总理办公室，改称总理值班室，只剩下两个秘书、三个干事。“文化大革命”一来，周恩来更忙了，中央机关和地方的“造反派”常用保密机直接给总理值班室打电话。周恩来与外界联系的电话一天到晚不断，中南海总机人员建议：你们的电话太多，很难打进来，是否可以换一个号码。周恩来听后不同意，他生气地说：现在人民群众只有通过这架电话才能找到我，换了号码，他们怎么与我联系。因此，直至“文革”结束，这架机子的号码也没有换。总理的日程表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他逝世后，秘书整理27本台历交给党中央，那27本台历上密密麻麻的记录下周恩来的日程安排，几乎没有什么时间是属于他自己的。中央领导看后都掉下眼泪。
江青等人还想着法儿累垮周恩来，最后搞的周恩来不得不把总理值班室也撤了，只留下一个秘书。
总理值班室是怎样被撤销的呢？那是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当时，凡是省革委会成立之前，要先开会，由中央文革、中央军委联合召开，会议代表有当地党政领导、军队方面代表、造反派几派的代表，开完会后，由中央文革办事组起草一个会议记录，送到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那里传阅，尔后，再由中央形成文件。
有一次，四川、云南成立革委会的会议汇报记录先送毛、林看过后，送到总理值班室，周恩来签阅后顺手将这份文件放在两份文件中，用曲别针别住，放进他办公时常用的皮夹子里。中办来催讨文件时，秘书周家鼎怎么也找不到这份文件，一天多过去了，没有及时向他汇报。因为周家鼎认为文件的收发是秘书的职责，没有必要惊动周恩来，他更没想到这份材料会放在周恩来的皮夹子里。后来，文件找到了。周家鼎赶紧把文件送还中办。没想到这件事惹恼了江青，大骂总理值班室的秘书是干什么的，眼中根本没有中央文革，看不起江青，等等。江青将这份材料送到毛、林那里，林彪别有用心地在材料上写了一大段话，大意是要尊重中央文革的意见，不能拖延时间等。
这份文件又一次转回总理值班室。周家鼎一看给总理捅了一个漏子，心情很紧张，也很沉重。当周恩来忙了一天，半夜回到办公室，周家鼎把文件拿给他看，并说：“总理，我们犯了大错误了。”周恩来看了文件后，没有吭气，到了天亮才对周家鼎讲了一句话：家鼎呵，你们顶不住，告诉我，我写几句话，由我来负责。周恩来的意思是：当时找不到文件，可以报告他，由他出面去向中央文革解释。
事情并没有了结。江青等人抓住这件事情，在钓鱼台17楼几次与周恩来胡搅蛮缠，说总理值班室的秘书眼中没有中央文革，要解散等。此后不久，在一次国务院办公会上，周恩来宣布，值班室撤销，周家鼎等人都下去锻炼，只留下钱嘉东。周家鼎走前向他辞行。周恩来对他做了三条指示：一、到最基层去；二、不担任任何领导工作；三、改个名字。当时，周家鼎不理解为什么要让他改名，就说：总理，为什么要改名字呢？“四清”时不是有人改名受批评了。周恩来不吭气。这时，邓大姐穿着一件睡衣走过来说：叫你改你就改嘛！你就叫“贾汀”吧。周家鼎后来才知道，周恩来考虑是家鼎已得罪了江青，怕江青又找家鼎的麻烦，还是躲着她点；再一个考虑就是避免别人说总理又把自己人派到什么地方去了。谈话后，周家鼎就改名贾汀，到二七机车厂去蹲了几年。周恩来真是煞费苦心来保护他们啊！还有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遭过江青迫害。江青造谣说成元功不让她到周恩来开会的地方去，当面骂成元功是“狗”，并为整成而同周恩来胡闹。
结果，成元功被调到“五七学校”，一去就是九年。
一一八、“吃掉”江青的“车马炮”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操纵，国内局势出现了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最混乱的局面。
这一年七月，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武汉“七·二○”事件。事件经过是这样的。一九六七年春夏，武汉地区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斗争日趋激化，武斗时有发生，规模不断扩大升级。为了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于七月十四日亲临武汉，谢富治和王力也由重庆赶到武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武汉军区和地区支左负责人的会议，听取汇报，作思想工作。十八日下午，他作了总结讲话。主要指出：武汉军区支左有错误，建议军区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主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工总头头朱鸿霞等人，“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当晚，毛泽东接见陈再道和钟汉华。毛泽东讲，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嘱咐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做通了，再开会协商。工作要做好，慢慢来，不要着急。并要谢富治和王力，专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但在十八日晚周恩来飞返北京后，十九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马上驱车去“工人总部”派的一个据点，在那里发表有明显倾向性的演说，接受并佩带该派袖标，宣称要同他们“团结战斗在一起”。他们还说对立面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人总部”派为此十分高兴，立即出动广播车到处播放王力的讲话录音。这样就激起了“百万雄师”的群众和支持该派的军区部分指战员的极大愤慨。
七月二十日晨，“百万雄师”的一些群众和部分战士涌进谢富治、王力的驻地，要求接见，被拒绝。于是，一些愤怒的群众便冲进去，把王力揪到武汉军区大院，在群众集会上进行质问和批斗。数十万“百万雄师”派的群众涌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工人、农民和驻汉部队指战员，浩浩荡荡进行示威游行。他们张贴标语，高喊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欢迎周总理到武汉！”正直勇敢的武汉人民以为，这样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一定能够引起中央的重视，从而采取正确方针解决武汉问题。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样的做法，恰恰是林彪、江青等人所希望的。
已返回北京的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责令武汉军区负责人保证王力的人身安全。不久，王力即被救出，转移到驻军第二十九师师部。鉴于武汉局势十分混乱，周恩来决定重返武汉，保护毛主席安全离开武汉。
七月二十日下午三点54分，周恩来乘飞机从北京起飞。飞行途中，吴法宪造谣欺骗，说王家墩机场不能降落，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机场，要劫持周恩来，同时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说：“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机场，要劫总理，武汉军区有鬼。”吴法宪把周恩来坐的飞机调到离武汉60公里的山坡机场降落。周恩来下飞机时，林彪和吴法宪指使别人以反“兵变”为名，紧急调动空降部队占领机场，机场一片刀光剑影。周恩来根本就不相信陈再道等人会搞什么“兵变”。他把秘书和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同志以及两个中队的警卫部队留在山坡机场，仅带两名卫士，即乘车赶往武汉。此时，毛泽东已离开武汉前往上海。知道毛泽东已安全离开武汉，周恩来提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七·二○”事件本来是一件由许多因素所促发而成的事件，其中，作为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王力本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林彪、江青却各怀不可告人的目的，借此大作文章，向武汉军区领导人和“百万雄师”施以高压手段；与此同时，没有什么名气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也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了“正确处理”武汉问题的“光荣的中央代表”、“七·二○事件的英雄”。
林彪、江青等为王力大肆吹嘘，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几十万人的欢迎大会，发文章，播放电视，拍摄新闻影片，大造声势，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王力返回北京后，在林彪、江青等人吹捧下，俨然以“功臣”自居，更加积极为江青一伙效劳。不久，王力又将黑手伸向外交部，在外交部“夺权”等问题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八月七日，因武汉“七·二○”事件受伤的王力拖着伤腿召见外交部“造反派”，听取他们关于外交部运动情况的汇报。
当汇报到外交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真正打倒，业务工作还是由原来的班子抓时，王力突然发出一连串提问：“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不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总理不是讲过老、中、青三结合吗？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造反派答道：“有人批评外交部夺权过头，说业务大权是属于中央的。”王力显得异常激动地说：这话不对！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嘛！我看你们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有点实权才有威风。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对那些不革命的，不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管他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要统统打倒！有人不赞成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外交部竟出现这类怪现象，令人深思。
王力并且信誓旦旦地对造反派说，“你们有什么过火？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自然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以上就是后来被称为“王八七”讲话的主要内容。王力的一番话，对那些几个月来一直想夺外交部大权的“造反派”，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在“王八七”讲话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不顾周恩来的一次次批评、警告，于八月十六日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并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的大权。接着，“造反派”又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姬鹏飞、乔冠华等部领导白天均被关入地下室写检讨，直至晚间八时才放出地下室，向“造反派”汇报，由此，整个外交工作陷于一片混乱，一直由毛泽东、周恩来掌握的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
有恃无恐的“造反派”在夺了外交部大权之后，又制造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围攻苏联驻华使馆等一系列严重的涉外事件。
八月二十二日晚，被极左的狂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红卫兵，突破卫戍区人员的防线，开始冲击英代办处围墙。随即，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率先突入西墙。二十二时四十分，大批群众组织冲击代办处正门；十分钟后，一些高校红卫兵又越过北墙。不多时，从三面进入英代办处院内的群众已达数百人。
造反派突入英代办处东、西两院后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及七辆汽车均被大火吞噬；西院楼内三个卧室、档案室及二辆汽车也都被烧毁。混乱中，英代办处的多名外交人员从大火中撤出，少数人逃离代办处到附近使馆和公寓避难。经赶来救火的卫戍区消防人员奋力扑救，大火于零时许熄灭。
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焚烧，是建国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涉外事件，给我国的国际声誉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害，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冰点”。
周恩来对这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行径表示了极大气愤，他决定以此事件为契机，抓出“操纵群众运动”和“破坏我们对外关系”的坏人，中央文革中那几个江青的车、马、炮——王力、关锋、戚本禹，果断地对他们采取处置。
八月二十三日凌晨，大火刚被扑灭两个多钟头，周恩来立即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三、封副部长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在已不能控制局势，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尽管现在批评你们，对于这些天外交工作上的失误，还需要由中央负责，这个责任，我是不会推的，要报告主席，我们犯了错误，没有领导好。
就在这次召见中，有些造反派头头仍显得很不服气，他们甚至公开顶撞、打断周恩来的讲话，竟有人抬出“王八七”讲话，极力为自己的极端行为辩解、打掩护。
狂热中的造反派当然还不知道，一项经周恩来反复考虑制定的解决王力、关锋、戚本禹问题的重大决策已经酝酿成熟。周恩来将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关锋伙同王力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有关材料，报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在上面批了五个大字：“大、大、大毒草！”还说：王力的这些讲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二人实行隔离审查，对戚本禹则视其表现，再作处理。
八月三十日，曾经不可一世的王力、关锋在钓鱼台（当时为中央文革驻地）同时被宣布隔离审查，随即又被送入秦城监狱。一九六八年一月，戚本禹也被宣布隔离审查。
仅仅三四个月，中央文革就折了三员大将，江青等人对周恩来虽然从骨子里势不两立，恨得咬牙切齿，但无奈毛泽东已经发了话，王力、关锋他们又闯下了如此大祸。在周恩来一次次强有力的反击面前，江青一伙摇身一变，随声附和，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王力被审查后，江青、康生还给他加上“国民党特务”的罪名，同时诬告其妻王平权的家里是“一窝黑货”。
火烧英代办处事件发生后，在中央文革王力等人的鼓动下，又一批红卫兵把苏联驻华大使馆包围起来。当时情况十分紧急，什么人去劝都没有用，周恩来叫周家鼎去找红卫兵的总指挥，而他自己则亲自到东城圆恩寺一家电影院坐等。总指挥终于找到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总指挥竟然是个16岁的女孩子，扎着羊角辫，满脸稚气，透出一股聪明劲。她把随身带来的地图铺开，那是一张围攻及如何撤退使馆的路线图，与周恩来侃侃而谈，说既然可以火烧英代办处，为什么不能围攻苏联大使馆，苏联反华，是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反对他们等等。连周恩来都觉得这个女孩子嘴巴有点厉害。他耐心地听完女孩子的意见后，便给她做思想工作，他先肯定女孩子所说要反修防修是对的，同时充分肯定苏联好的一面，指出用围攻苏联使馆这种办法不对，希望他们赶快撤退。因周恩来在红卫兵中威信很高，说话算数。女孩子马上答应下令撤退。并且是很快就有秩序地撤退了。这又一次说明，只要领导亲自耐心地做工作，大多数红卫兵也能听得进道理。
就这样，周恩来在国内局势几乎失去控制，党和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当机立断，下决心采取措施，重新控制局势，使之成为“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中局势转换的枢纽，其历史贡献永不可没。
一一九、“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一）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扫清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丧心病狂地迫害大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干部，以及高级知识分子、著名的民主人士。周恩来在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与林彪、“四人帮”展开巧妙的斗争。他以过人的智慧，高超的斗争艺术，使相当一批人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可以说，在那阴霾蔽日的年代里，周恩来是云层中透出来的亮光，是许多人寄托希望与寻求慰藉的参天大树，正如邓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所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那么，周恩来又是怎样保护这“相当一批人”呢？在江青等中央文革一伙十分得逞，红得发紫的日子里，正面冲突，公开为这相当的一批人开“绿灯”，是行不通的，周恩来为此费尽心机，殚精竭虑，采取了许多办法，以智斗取胜。
“文革”刚开始，许多老同志与周恩来一样，觉得很不理解，很不得力。
随着运动发展到出现打、砸、抢，到处夺权，一片混乱时，一些部长级的老同志意见越来越大，他们有时也会到总理值班室发牢骚，讲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话，这些话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很焦急，生怕这些老同志发牢骚会带来麻烦，他就很难保他们了。所以，他多次对老同志们说：“你们说话时一定要小心，如果你们再这样讲，发牢骚，我也没法保护你们了。”他让周家鼎传他的三句话给老同志：心中无它，积极革命；实事求是地检查；特别是不要承认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还说：“文革”好像洗脸。洗过脸特别精神嘛，一定要正确对待等。
不久，周恩来亲自写了一封信给老帅、副总理、部长们，让周家鼎送去给这些老同志看，并让他们签名后带回。信的大意是：你们一定要十分注意你们的言行，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增加“文革”的困难，不要节外生枝，不要叫人抓住把柄等。总之是要他们一定谨慎言行、小心处事。
周家鼎拿着信先后到过陈老总、李先念、李富春、贺老总、余秋里、谭震林等人那里，他们看了信后都很感动，认为这是周恩来对他们最大的关怀与爱护。当周家鼎拿回那封签有老帅们名字的信退给周恩来时，周恩来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随即就把那封信销毁了。中南海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办公地点，也是许多中央领导人居住的地方。在那高大而坚实的红墙内，是一幢幢以平房为主的古代宫廷建筑和大片的绿化带。
它的正门是南门，又称新华门，朝向长安街，还有西门、西北门、北门、东门，出东门穿过北长街，就是故宫博物院。“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后，这块令许多人向往的神圣之地也不平静了，随时有被冲击的危险。
尽管如此，它仍然是老帅、将军和部长们得以暂时避难的港湾。这是因为有周恩来总理在那里顶着。当时，国务院各部的部长们几乎都成了红卫兵、群众组织的“靶子”，随时可把他们揪出去批斗一番。这一大批部长级的干部，既要坚持工作，又要参加劳动，还要接受批判，许多人精神上体力上难以支撑。周恩来怕这些部长们承受不了，曾经心痛地说：“他们在外面根本休息不了啊！应该把他们接进中南海休息。”但是，对外又不能公开讲，只好让秘书发通知，以开会的名义，轮番请这批部长们住进中南海，这样进来几天，休息一下，再出去挨斗，而且规定时间送回来，我们称之为“倒班出去”。
余秋里是国家计委副主任，谷牧是国家经委副主任。他们都是直接为国务院联系各经济部门抓经济工作的，每天都要把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的具体材料送到周恩来那里。虽然他们工作很忙，可是还要受到“造反派”的揪斗，以致影响工作的进行。为了使经济工作照常进行，周恩来就以“小计委”（经毛泽东批准的，由余秋里、谷牧、林乎加组成）搬进国务院工作的名义，将余秋里、谷牧、林乎加三人调到中南海居住和办公。但“造反派”到中南海北门贴大字报、用高音喇叭喊，要揪他们出去批斗，“交代罪行”，为了不同“造反派”顶牛，周恩来派人同“造反派”谈判，约好时间分别让他们出去接受群众的批判，并作必要的检查交代。所以，他们既坚持了工作，又免受了过多的批斗。
廖承志是外交和侨委两个“造反派”夹攻的对象。他的秘书在“造反派”威胁、利诱下起来“反戈一击”，造了他许多谣言，弄得他没法在家里呆。
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周恩来要他住在中南海外办的办公室里不要出去。“造反派”要揪去批判，须经周恩来批准并按规定时间送回来，所以他就老老实实呆在外办看书报。有一天晚上，我从家里偷偷地跑到外办去看他。他感到惊讶，问我为什么敢来看他？我说：“为什么不敢，我们是老战友嘛！”自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认识，日寇向南京进逼时，在十一月我们和叶剑英、李克农等一起从南京撤退到武汉，又是难友。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庆，廖承志经中共代表团营救出狱后，我们就一起在代表团工作。建国后，他兼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经常在一起开会，现在都“靠边站”，怎能不互相关心？我们两人都以“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的乐观精神促膝畅谈，但又不能不防“造反派”知道后追问我们的“秘密活动”，于是就商量了一个共同的“口供”，只谈了他家里的秘密文件已安全转移到中办秘书局的档案处一事，我就回到家里。
中南海内国务院的宿舍楼，便是部长们的“避难所”。周恩来让一些被批斗得厉害的部长、副部长们到里面来“写检讨”，实际上是让他们来休息一下，同时冷静地写必要的检讨材料。我见过的有钱之光（纺织部）、钱正英（水电部）、王诤（四机部）、黄树则（卫生部）、萧望东（文化部）、陈正人（农机部）等。因为楼内还住有国务院内的“造反派”，所以我只能利用晚上去看他们，谈完后，都要约定一致的“口供”，来谈了什么，准备“造反派”追问时好交代。有一次，我看了王诤，谈到“文革”前我同他协同中央组织部，为一个建立党的电台有功的涂作潮摘掉“反党”帽子问题，还谈了其他问题，如所谓“杨尚昆搞窃听器”等问题。我们约定“口供”，只承认谈涂作潮问题。果然，不久后四机部的“造反派”知道了我同王诤见了面，就分别派人追问王诤和我，问我们进行了什么秘密活动？幸亏我们事先约好了“口供”，都只承认谈了涂作潮问题，就应付过去了。
一九六七年国庆节到了，还住在国务院宿舍里的一批部长、副部长们不能回家团聚。过去，部长都是白天上天安门城楼上，副部长在城楼下红观礼台观礼，晚上又去看焰火的，我是以工作人员名义上天安门城楼的。这一天，大家都没有资格去天安门了，晚上，只得自己带上椅子坐在中海边上“隔岸观焰火”了。因为有“海水”的倒映，比在天安门只看到空中一面，别有一番风味。我就利用此机会照了一张“空海相映辉”的照片，已收入了我的影集《历史的脚印》，成为有意义的纪念品了。
写到这里，我不由地又想起周恩来。因为有他的一句话，保护了我的照相机和照片资料，“文革”一开始，“红卫兵”到处搞串连，为保持中南海内的安静工作环境，周恩来下令：中南海内的“造反派”不准同中南海外的红卫兵串连，不能把红卫兵引进中南海来。因中南海内的“造反团”势力不大，也不敢闹得太厉害，没有来抄我的家。有一次有几个“造反派”到我家里来，要把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杨尚昆、李维汉……等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照片剪掉或打×。我和紫非同他们据理力争。我们说，这些是历史资料，不能随便毁掉，而且不能根据大字报来做结论，不同意剪掉或打×。我说，不能毁掉，但可以全部封起来搬到秘书局楼上保存，将来请示中央领导决定处理办法。他们没有法子，只好同意，搬到秘书局加封保管。
一九七三年我恢复工作后，全部收回来了，幸免了浩劫！如果外面的红卫兵串连到中南海来，那就要遭殃了。如果我还在中央统战部门的话，那就一定会像李维汉、徐冰、许涤新等一样，照片都被烧掉，连照相机也抢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千方百计地关怀他们保护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大家要批斗刘少奇、邓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陶铸不发言。
九月，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红卫兵万人大会上，周恩来正在讲话时，会场的一角突然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他听到后，立刻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表示反对。直到会场平静下来，才继续讲话。他说：“即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十一月中旬，北京政法学院群众组织要开会批斗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目的是想从李雪峰身上追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马上通知新华社：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中央已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人去参加这样的会。周恩来还特意交代刘少奇、邓小平，要他们不出中南海。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无视周恩来的劝阻，继续掀起揪斗刘少奇、邓小平的狂潮。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南海各门外一片喧嚣，北京的“造反派”高喊着要揪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出中南海批斗，遭到周恩来的断然拒绝。
我们看到平日笑容可掬的周恩来，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怒目冷对，严厉地制止了那些造反派的无理狂妄要求。终于逼使他们撤离中南海。
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没有达到揪刘少奇的目的，一月六日，就采取造谣的伎俩把王光美骗出去，他们打电话给王光美说，她的女儿被车撞伤了，现在已送到医院，要她赶快去看。王光美信以为真，就急忙坐车出中南海到某医院，结果被“红卫兵”挟持到清华大学去开大会批斗。周恩来知道了，立即派人去交涉，把王光美救回来，并批评王光美为什么不报告就出去了。
江青、康生等人眼看一次冲不进中南海，就煽动群众组织再次去冲中南海。七月，他们趁毛主席不在北京之机，策划了一百多个群众组织，共五千多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大有非冲进去不可之势。几百个高声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被狂热冲昏头脑的红卫兵、群众振臂高呼，非冲进中南海不可，局势相当严重。
周恩来临危不惧，独撑危局。他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头头：“你们如要冲进中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一连说了三个“错误的”，可见气愤之极与坚决不让步的决心。面对那些高音喇叭和无数“造反派”的狂呼滥叫，周恩来坚定地说：“就是大炮轰，我也不离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那时局势相当混乱，我们担心周恩来的安全，几次劝他离开，到安全的地方去，他严肃地说：只要我在这里，高音喇叭就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若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内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在中南海被围困的50多天里，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拼着一身，保护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躲藏在中南海内的领导干部。
贺龙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不朽的贡献。然而，却被林彪一伙视为夺取更大权力的障碍。文革开始不久，林彪以为时机已到，先发制人，指使康生等人罗织贺龙的罪名。
一九六六年初，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北京军区为卫戍区组建一个团，准备担负民兵训练任务，因一时找不到营房，而当时北京各大学都有部分师生在农村搞“四清”，空出一些房子，卫戍区便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联系借房，用来暂住军队。部队借房搞训练属正常军务所需，康生等人却将“借房”一事与搞“兵变”联系在一起，诬陷贺龙“私自调军队搞二月兵变”，还无中生有地制造了贺龙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要搞兵变等骇人听闻的消息。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去造贺龙的反。于是，贺龙家被抄，一家人日夜被包围在“坚决揪斗贺龙”的巨大声浪中。
在贺龙一家被迫害时，周恩来挺身而出，尽最大的努力保护贺龙。他多次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不能见群众，有什么事我顶着。”还亲自打电话给群众组织头头做说服工作，劝他们撤离贺龙的住处，反复阐明不许围攻贺龙的道理。为了让贺龙能正常休息，周恩来把贺龙和夫人薛明接到中南海西花厅来往，暂避风头。
贺龙年事已高，身体又有病，住进中南海西花厅后，总觉得住在周恩来家，会给添麻烦，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寂寞与愁思交织，心情仍然很沉重。
周恩来就耐心地安慰他，经常讲些让他开心的话，再忙再累也要去看贺龙，有时就端着饭碗到贺龙住的房间，与他促膝谈心。在那段时间里，总理给贺龙多么大的安慰啊。然而，好景不长，中南海也有两派，戚本禹就是其中的造反派头头。他在背后捣鬼，风声很紧，周恩来不得不把贺龙转移到北京西山象鼻子沟（国务院的战备办公室）保护起来。但后来林彪等人侦知贺龙藏身之处，把他作了转移，周恩来再也找不到他了。直到林彪死后，周恩来才得知贺龙已去世，派人专程接回贺龙夫人薛明和她失散五年的孩子团聚。
中南海有知，中南海有情。那些曾经躲藏在中南海内的老同志，当然更不会忘记敬爱的周总理，他曾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代价，保护他们渡过难关。
“文革”一开始，周恩来就十分注意北京卫戍区的警卫工作。他多次指示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要加强警卫工作，提高警惕，严防有人乘乱抓走和乱整、乱打老干部，他不仅做指示，交任务，还教如何保护老干部脱离险境的具体办法，想的十分周到。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展开，周恩来觉察到“中央文革”在打彭老总的主意，嘱咐我们要密切注意成都方面的动态，有情况随时汇报。他深知彭老总的性格，刚直不阿，宁折不弯，若是与“造反派”硬顶，怕要吃亏。十二月下旬，他获悉彭老总已被北京去的红卫兵抓走，即将送北京，十分着急，指示周家鼎告诉成都军区司令员、政委按中央三条指示对待彭总：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车站等候，指定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亲自去接，由卫戍区安排食宿，不准任何一派红卫兵插手。
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时许，火车抵达北京后，傅崇碧按周恩来指示亲自去接。但情况并不妙，北京各路造反派已闻讯云集车站，人山人海，排开阵势，准备抢人，各派互不相让。此时，周恩来正在与中央文革小组开碰头会，听到戚本禹眉飞色舞地向“文革”小组成员通报：彭德怀已抓到北京车站的消息，立即站起来说：此事由我来处理，随后离开会场，亲自去找红卫兵头头，批评他们，同意他们派人与卫戍区共同管理，并约法三章：对彭老总不许游斗，不准武斗，不准搞逼供信。这样，彭总暂时被“监护”起来，从一九六五年底到一九六七年七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与摧残。
震惊中外的武汉“七·二○”事件后，毛泽东、周恩来通知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到北京谈问题，并把他们安排到京西宾馆，实际上将他们保护起来。可是，林彪、江青一伙蒙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开群众大会，组织示威游行，并冲击京西宾馆。
有一天，七千多人突破京西宾馆的警卫线，有几百人冲到楼上，情况非常紧急。周恩来立即指示傅崇碧与卫戍区另一位领导赶到现场，按事先商定的方案，采取紧急保护措施。让陈再道等同志躲进一个不常用的电梯，让电梯在九层与八层之间停下来，告诉电梯内的同志只有听到指定人给的信号才能出来。同时，让卫戍区的同志，反复做冲击宾馆的群众的工作，劝他们退出去。但是，由于戚本禹等人在背后捣乱，这些人一直不退。周恩来就把戚本禹找去，责令他“退兵”。并严肃地说：人要是被抓走了，你必须向主席交代。迫使他们最后退兵。在周恩来的亲自布置下，卫戍区保护了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的安全，打破了林彪、江青一伙要把陈再道、钟汉华等置于死地的阴谋。
彭真的职务被撤销后，周恩来通知卫戍区照样派警卫在他住地（台基厂）保护。有一次，江青指使一批“红卫兵”，不顾警卫部队阻止，爬墙进去把彭真抓走，不知去向。周恩来知道后，立即命令卫戍区四处寻找，同时要文革小组也经过“红卫兵”系统查找，都无下落。后来，有人说叶向真听说过彭真的拘留处，周恩来立即派人找叶向真调查，才找到地址，并派部队把彭真找回来保护起来。
有一次，由陈毅主持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周恩来担心有人会趁机到北京饭店劫走陈毅，提前指示卫戍区一定要保护好陈老总的安全。警卫人员按他的指示，提高警惕，车子开到北京饭店后，果然发现形迹可疑的人，警卫人员便将陈毅的车子停在正门，未等招待会结束，就先将车子开走，将那些要揪陈毅的人引向另一个方向，待会议结束后，用另外准备的车子从另一个门，把陈毅安全送回中南海。
为了做好几位老帅的安全保卫工作，周恩来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卫戍区的领导亲自到几位老帅家的住处，一一察看那里的警卫工作。
一九六七年“八一”建军节前，周恩来通知卫戍区，徐向前同志必须去参加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路上不出事。卫戍区为此采取措施，协同有关部门，在送徐帅回去的路上，用三辆警车跟着徐向前，并兜了个大圈子，把徐向前安全送回家中。
卫戍区的干部、战士在周恩来的言传身教下，都自觉地提高警惕，加强对老同志的保护工作。有一段时间，宋任穷住在京西宾馆，林彪、江青一伙指使辽宁的造反派带人去抓宋任穷。他们事先进行过侦察活动，于夜间突然闯入宋任穷的住处，他们不敢把宋从楼道送出来，便企图将宋绑起来从窗口吊送到地面。楼房那么高，宋任穷年纪又大，万一有个闪失，就会粉身碎骨。
由于警卫部队警惕性很高，迅速赶到现场，制止了造反派的作法，将宋任穷解救下来。事后，卫戍区把事情经过向周恩来汇报，总理充分肯定卫戍区作法，并鼓励他们进一步搞好安全保护工作。
一九六七年夏天，住在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几位老同志，先后被人抓走游斗。卫戍区将这些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由此联想到王任重等20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同志也住在中直招待所，为了避免这20多位负责人被揪走，他要卫戍部队立即将这些同志送到卫戍区里一个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并嘱咐部队要严格保密。
江青一伙一听到找不到这些同志，当着周恩来的面责问卫戍区司令：把人弄到哪里去了。接连吵了两天，周恩来不理睬江青，傅崇碧也不吭声，江青等人追问急了，傅崇碧就说：上面知道。几天后，傅崇碧见到毛泽东，向他报告了对这些同志的保护措施，主席赞同地说：总理做得好，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事后，江青一伙又来拍着桌子问，傅崇碧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去问主席吧。江青一伙听了，不敢追问了。当傅崇碧把向主席汇报的情况报告周恩来后，他爽朗地大笑了。那20多位省、市委的负责同志被保护在卫戍区营房后，周恩来还专门指派一位同志，每隔一天去探望一次，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送文件给他们看，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为了保护被揪斗的老干部，周恩来经常与卫戍部队领导商量，事先怎样准备好部队，怎样准备好汽车，甚至连怎样准备好直升飞机都想到了，随时准备抢救被揪斗的老同志。
卫戍区司令按周恩来指示，在“文革”初期带领卫戍区官兵为保护老干部做了大量工作，贡献很大。然而他却成了林彪、江青眼中的钉子。一九六八年三月，林、江反革命集团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他们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并且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毛泽东听信了林彪、江青等人的捏造，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等职务；撤销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等职务，并妄加叛徒罪名，逮捕法办；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
傅崇碧遭迫害离开北京时，周恩来心情十分难过，眼见这位在“文革”最混乱阶段，帮助大家保护老干部的司令员横遭祸端，自己却无力保他，因为这些决定都是毛泽东批的。周恩来当时处境十分艰难，仍抽出时间，陪傅崇碧在人民大会堂吃饭，给他送行。分别时，周恩来紧握傅崇碧的手，鼓励他把身体搞好，经得起考验。并嘱咐有关部门要安排好傅的生活。在以后很长时间里，周恩来为傅崇碧平反事情做了许多工作，终于在一九七四年，使得这位“文革”中保护许多老干部的有功之臣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一九七四年五一劳动节，我和紫非带孩子到颐和园游园，恰恰在湖边碰到傅崇碧，我对他的“解放”表示祝贺。旁边一个老同志不认识傅，我向他介绍，这是“文革”中保护了许多老同志的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同志。傅崇碧即自豪地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曾被人打倒的“杨、余、傅’的傅崇碧。”引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在法律受到严重践踏的“文革”中，一些利令智昏的人无视人格的尊严，无视法律的神圣，随意揪斗打骂、变相体罚老干部，周恩来为了制止这些作法，想了许多办法。陪斗，则是他在大批斗高潮中挺身保护干部的一种作法。
周恩来陪陈毅挨斗的次数最多了，陈毅性格爽朗，为人正派，敢于坚持真理，对“文革”中的许多做法看不惯，直言不讳发表过不同看法和意见。
他看不起暴发起家的林彪，曾经说过：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过去他是我的部下。林彪为此对他怀恨在心，他们挑动学生和外交部的造反派不停地向陈毅进攻。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外事口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批斗陈毅大会，为了保护陈毅，周恩来亲自要求参加这场大会。这实际上是陪着陈老总挨斗。会上，造反派用大喊大叫的形式，批了陈毅三个多小时，然后要陈毅做检查。陈毅从容大度，按当时惯例先拿出“红宝书”，并说请大家翻开第二百七十一页，然后，高声颂道：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会场上的造反派懵了一刹那，随即哄然而起，因为《毛主席语录》上没有这句话，眼看造反派就要对陈毅加倍攻击。周恩来站起来，证实毛主席确实说过此话，骚动的人群才平静下来。
陈毅的风趣、幽默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人们对他油然产生敬重的感情。
林彪、江青则是恨上加恨，批斗在逐步升级。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文革”再次策动外交部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批斗陈毅的大会。
周恩来再次亲赴批斗会场，并且坐在陈毅的身边，为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分担着屈辱。批斗会前，他已再三声明，不许在会上喊打倒陈毅，不许挂打倒陈毅的大标语，不许对陈毅同志进行武斗。然而，造反派无视声明，于开会中间，突然从二楼悬下一幅“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几个彪形大汉还准备上台对陈毅动武，周恩来怒不可遏，当场严肃地批评造反派“说话不算数”。
责令立即撤去这条大标语，并指示有关人员保护好陈毅安全离开会场，尔后他自己愤然退出会场。
林彪、江青一伙知道周恩来一直在保陈毅，于是便挑唆造反派围攻他，要周恩来同意他们揪斗陈毅。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围攻周恩来，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要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揪斗陈毅，致使周恩来18个小时不能吃饭、睡觉，猝发了心脏病。他气愤地表示：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由于周恩来的坚决反对，造反派才未能得逞。
对于周恩来的陪斗，挺身而出的保护，陈老总十分感动，刚正不阿，性格爽朗，不轻易掉泪的陈老总，在总理的一片真情下，流下激动的泪水。
陪斗，对周恩来来说是相当痛苦的，要耐着性子陪听那些泼向被批斗对象的流言秽语，要忍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他的攻击，还要随时警惕批斗现场中的突发事件，有时还必须说几句违心的话，好让被斗者尽快过关。每次陪斗结束，都痛苦之极，疲惫不堪。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国家利益，他抛弃了个人得失荣辱。在文革中，周恩来反复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陪斗，或许可以看作他入地狱、入苦海、入虎穴之举吧。
一二○、“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二）
“文革”之初，薄一波是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时，他一直同刘少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林彪、江青、康生决意要通过薄一波等人上追刘少奇。为此，他们制造了“61人叛徒集团案”，妄图以此作为最终定刘少奇案的证据。
所谓“61人叛徒集团案”党中央领导人一直都很清楚，在延安时早就做了结论。林彪、江青、康生等却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把已有正确结论的事重新提出来。康生责令“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并伙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和谢富治等人到处支持某些学校的红卫兵揪斗这批党员，把61人的事情透露到社会上。周恩来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党的基本原则，一再申明，所谓“61人叛徒”问题党中央是清楚的。
当周恩来得知红卫兵因这件事揪斗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的消息后，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给毛泽东写信，并亲拟了《中央对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批复》一并送往毛泽东那儿。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他说：“这一集体自首案牵涉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批准了请示后，周恩来即于十一月三O日亲自写电报给西北局、吉林师范大学，重申刘澜涛、赵林等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指出：“希望你们按照中央上述电示执行，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发传单，涂写标语。”薄一波在这个重大冤案中横遭迫害，幸亏有了周恩来对他的暗中保护。
薄一波患有美尼尔氏症，容易头晕，在这一年的八月底，一天早晨起来，摔倒在浴室里，只得卧床养病。他向周恩来请了几个星期的假，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薄休养六个月。”实际上是要让薄一波避开红卫兵对他的揪斗，摆脱林彪、康生设置的罗网。薄一波夫妇匆忙动身去广州，暂时躲开康生等人的魔爪。
康生等人知道薄一波去广州的消息后，又策动国家经委造反派赶赴广州揪回薄一波。赵紫阳当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将造反派要抓回薄一波的事报告给中央办公厅，周恩来立即做出指示：“应由军区派队伍按接送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安全送回北京。”一九六七年元旦，薄一波夫人胡明参加老朋友们举行的一次聚会。薄一波没有去参加，大约在中午时分，赵紫阳来到他的住处，告诉薄一波，有60多个红卫兵已到广州，现在正要来抓你，要薄一波赶快准备一下。
赵紫阳一走，薄一波马上把他带来的所有文件和材料塞进一个卷宗，转交给了住在同一个大院内的代主席董必武。很快，气势汹汹的造反派咆哮着向薄一波扑来，他们夫妇俩很快被押上回京的火车。在火车上，造反派对薄一波夫妇百般刁难，胡明不堪忍受如此屈辱与折磨，含恨自杀。
薄一波被押回北京时，家已被抄得乱七八糟。他被监禁在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座监狱，备受折磨。后来，在周恩来的多次关照下，薄一波被安排住进医院治疗，“四人帮”垮台之后，薄一波曾对友人说：“如果没有总理的关怀，我薄一波早已被林彪、江青折磨死了。”在“文革”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深知对毛泽东支持的一些错误决定，公开正面地硬顶是顶不过去的，他不得不采取一种特殊的解决方法，跟着违心表态赞同，说些违心的话，多做检讨，在毛泽东火气头上，顺着他，尔后采取其它方法补救或修正。因为他看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保存尽可能多的中坚力量。这在保护“二月抗争”中的老帅们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林彪、江青一伙掀起“打倒一切”的狂风恶浪席卷全国后，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群众无不为国家的前途担忧。特别是中央领导中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家，再也忍耐不住，奋起抗争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在由周恩来主持于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有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中央碰头会议上，几个副总理和老帅们与中央文革那些极“左”的人唇枪舌剑，展开激烈的斗争。这就是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二月抗争”。
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会上提出三个重大原则问题：（一）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二）老干部应该不应该统统打倒；（三）要不要稳定军队。会议围绕三个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
谭震林义正词严地对张春桥等人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
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越说越气，怒从心底起，气愤地喊道：“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跟你们斗到底！”他说完，站起来就要走。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叶剑英说，“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聂荣臻说：“不能为了打倒老干部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在会上责问康生，《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提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发表前，为什么不送审，不叫我们看看。
会后，谭震林又写了一封信，表示对江青一伙罪行已“忍无可忍”，决心准备牺牲，斗争下去，拼下去。
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常的，是合乎组织原则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颠倒是非，强加罪名。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在二月十六日夜里私自核对整理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并与江青密谋后，由江青安排他们向毛主席告了三老四帅的状，林彪还将谭震林的信转送毛泽东，更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毛泽东错误地听信他们的汇报，认为这是一件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的大会，决定对三老四帅进行严厉指责。
二月十八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一改平日谈笑风生态度，面带怒容，语气严厉地指责三老四帅：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联合起来，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发难，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看过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呢？三老四帅据理力争，向毛泽东解释。然而，正在火气头上的毛泽东根本听不进去。他粗暴地打断三老四帅的话，继续气冲冲地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的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
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他用一种愤怒的目光扫向三老四帅：你们想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办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指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几位老帅和几位副总理惊愕地望着满脸怒气的毛主席，他们与毛主席患难与共几十年，彼此肝胆相照，实在难以相信这是毛主席亲口说出来的话，在他们眼前，毛主席变了，变的那样陌生，那样令人难以说话，那样令人难以理解。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心情十分沉重，毛主席发这么大的火，一定是听了江青一伙的诬告。而心地坦然的三老四帅没有在毛泽东的盛怒面前胆怯、退让，却是针锋相对，反唇相讥，使事态越发严重了。周恩来心里十分明白，毛泽东已经直接“参战”了，明显支持林彪、江青，不认清这个变化了的形势，一个劲地往前冲，就等于与毛泽东短兵相接，这样做正中林彪、江青等人的下怀，不能走这着凶多吉少的险棋，保存实力，保护三老四帅过关的唯一良策，就是要先顺从毛泽东，检讨过关。于是他巧妙地出来打圆场，诚恳地对毛泽东说：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
毛泽东采取了对周恩来宽容的态度，但对三老四帅毫不让步，他依旧生气地说：他们根本不认错嘛，恩来同志，我建议这件事要认真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毛泽东起身退场。
会后，周恩来立即与三老四帅商量，提出三条建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三老四帅被周恩来的一片良苦用心深深感动，同意他的意见，主动要求找主席作检查。得到毛泽东的谅解后，周恩来又趁热打铁，拿出“五一”节联欢晚会让三老四帅出席的名单，毛泽东十分爽快地在名单上签了“同意”二字，周恩来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一批共和国元勋就这样保护下来了。
我们党有一个原则，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可以说，周恩来是党内高层领导中做检讨最多的人。“文革”之初，他觉得自己思想跟不上主席，老作检讨，这是由衷之言。后来，随着“文革”发展越来越离谱，林彪、江青一伙趁“文革”之机搞乱国家，篡党夺权野心越来越暴露时，他也越加意识到要讲究斗争艺术。为此，凡是领导干部受冲击、批斗，他总是要他们先做一个象样的检讨，以取得群众组织的谅解，并以此在毛泽东面前为他们开脱，这样一来，不仅可使受冲击的干部尽快过关，更重要的是可以继续工作，守住阵地，维护国家机器和国民经济运转，制止动乱局面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具有绝对权威，林彪、江青一伙经常利用毛泽东的权威，把他的指示当作“尚方宝剑”去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但是毛泽东的“大乱天下”与林彪、江青一伙的“大乱天下”有区别。毛泽东不完全同意林彪、江青越乱越好的极左做法，他主张“乱中求治”，“又乱又治”，为此，毛泽东是希望乱得不行时有人来治乱，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为此，周恩来也努力争取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同样把毛泽东治乱的指示，同样当作“尚方宝剑”来威慑林彪、江青一伙，使他们有所收敛。
《周恩来选集》下卷收录的历史文献《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就是周恩来充分利用毛泽东指示为“尚方宝剑”，为保护一批知名人士作出的不朽贡献。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夜间，红卫兵闯入章士钊的住宅。他们手持红宝书，向章士钊全家读毛主席语录，随即，开始了抄家的“革命行动”，直至发现了毛泽东与章士钊合影及写给章士钊的信札后，才稍稍停止。
章士钊在这场惊吓之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红卫兵来抄家的粗暴情景，恳求毛泽东在“可能的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章士钊同毛泽东的友情深厚，早在共产党成立前夕他们就相识相知。一九二○年六月，毛泽东为组织革命活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批数额较大的款项，在上海找章士钊帮助。章士钊当即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章士钊对他从事革命活动作过的帮助。一九六三年，毛泽东曾经对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说，“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他一笔帐没有还呢。”毛泽东指的“一笔帐”就是章士钊筹集的两万银元。从一九六三年起，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必派秘书送二千元，一直到一九七二年送满累计两万元。毛泽东还说：“这个钱是给行老的补助，从一九七三年开始还‘利息’，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收到章上钊的信，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由此联想到大批党内外干部和统战朋友，他们一定也处于随时被冲击、抄家的危险之中，于是他“借题发挥”，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利用毛泽东“应当予以保护”的“尚方宝剑”，对一批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采取了多种形式的保护措施。
周恩来考虑到这些同志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性格倔强，不堪受辱，若在家中，万一红卫兵冲击时发生意外，会给党带来很坏的影响。因此，他委托可靠的同志去做说服工作，动员这些人暂时离家避一避；同时，通知三○一医院准备接受这批人住院，对他们加以保护。在医院里，他派部队同志作警卫，安排医务人员照顾他们的生活。为了防止红卫兵追踪而来，他特别嘱咐秘密护送。总理值班室的同志到被保护人家中接人时，不告诉其家属到什么地方，只允许一名秘书跟随照顾，并要求被保护人改用假名字。对张治中、程潜、章士钊、李宗仁采取了这种保护办法，对郭沫若则采取相同措施送到外地，直至形势好转才将他们送回家中。
对思想不通或因其他原因不肯离家的人，周恩来改换方式加以保护，派解放军战士或公安人员身着便装，臂带红袖章，到被保护人家中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同时，与当地派出所和所在机关的同志取得联系，请他们予以协助。对傅作义、邵力子、蔡廷锴、蒋光鼐、沙千里等都采取了这种保护措施。使他们较为安全地度过红卫兵运动的高潮。
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曾经是“文革”中一个时期十分时髦的口号，周恩来为了保护老同志免遭揪斗之苦，想出了让老干部也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主意。
一九六七年各省、市区的党政负责人均被夺权揪斗，不少人被揪来北京，周恩来为了保护这批老干部，就把他们分散到毛泽东亲自抓的“点”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毛泽东亲自抓的“点”就是“六厂二校”，即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进驻这些厂校的是中央警卫团和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因为这些工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点，军宣队又是毛泽东派去的，可以“通天”，造反派不敢到那里找事，更不敢轻举妄动，随便进去抓人。周恩来把各省市区被揪来北京的党政军负责人送去那里“接受再教育”，真是再保险不过了。
每下去一批老干部，周恩来就把军宣队的负责人找来，嘱咐他们要好好地照顾这些老同志，保证他们的安全和健康，并让军宣队拿出最好的房子（专家招待所），给他们单独开伙食；根据每个老干部的身体状况做些轻微的、力所能及的劳动，厂里订有报刊杂志供老干部每日阅读，晚上有军宣队值班警卫，保护他们的安全，节假日还可以探亲访友。尽管这些老干部在生活上的条件比在位时降低了许多，但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总算有了安身之处，不受揪斗和惊忧。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党内外干部、民主人士、科学家，乃至一般的知识分子、普通群众的事例举不胜举。他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很多人过关，他在惊心动魄的风浪中，使很多人得到安全。尽管周恩来做了种种努力，但是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夺了党政军的极大权力，许多优秀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仍受到残酷的迫害，周恩来不可能一一做到，顾到的也不可能一一如愿，他在“文革”中保护了党和国家的元气，保护了相当一部分人，这一历史功绩永不可没。
2007/09/10
第二十九章挽狂澜于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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