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三、关注解放军的“三化”
周恩来是我党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杰出活动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先驱，卓越的无产阶级战略家、军事家，同时也是我军实现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的主要设计者和组织者。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除长期担任政府总理、中共中央副上席等职务外，还曾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即使一九五二年不再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一九五四年九月以后不再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但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仍然分管国防事务，仍是毛泽东主席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有关军队方面的许多事情仍需经过周恩来之手。周恩来对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仍一如战争年代一样的关心，倾注大量心血。建国初期，周恩来就指出：“中国百多年来的历史特别是近二十几年的历史表明：中国一直是帝国主义侵略盗匪的重要目标，因此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不可能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护自己。我们必须及时地加强我们的国防建设，并且随时警惕地注视着帝国主义敌人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从全国解放直至七十年代中期，周恩来长期主管我国的国防建设事业，和老帅们一起时刻关注人民解放军的“三化”建设，将单一步兵逐渐转变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铸造了一支捍卫我国国防的钢铁长城。
一九五○年六月，人民解放军的总人数达五百四十万人，但军队的构成，基本上还是单一的步兵，而且当时军费支出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三十八点八，很不适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国家机构所需经费要大量节减”的指示，并决定：“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要有步骤地大量减少军队数量。”根据全会的精神，周恩来具体抓了军队统一编制、裁减兵员、寓兵于民的工作，他当即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确定：缩小陆军步兵部队，加强海空军及其他特种兵建设，做到复员工作与军队建设并重。拟分两期将五百四十万军队、裁减为三百万人左右，第一期于一九五○年复员一百四十万人，第二期于一九五一年视情况再复员整编一百万到一百二十万人，力争将全军的定额压缩为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人，这是我军第一次大规模的裁军。为了保证这一艰巨任务的顺利进行，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各级复员委员会（后改称转业建设委员会），中央复员委员会主任由周恩来亲自担任，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任副主任，委员17人，全面领导军队的复员转业和地方安置工作。
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中央复员委员会拟定了复员工作大纲，颁布了复员工作条例，对每个复员战士做到妥善安置，各得其所，并注意解决他们的困难。对一些年纪较大、体质较弱的老战士，离队后生活上确有困难，就采取有的转业，有的便留在部队做一些生产管理、看守仓库等工作。在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党对复员军人的关怀和负责精神。后来由于爆发朝鲜战争，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由毛泽东、周恩来共同签署的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一九五○年复员工作的决定》，对军队复员计划又作了重大调整，去弱留强，保留战斗骨干，为日后人民志愿军的组建和后备兵源的准备作出了有远见的决策。
在组织实施军队精简复员工作的同时，周恩来还主持和领导了统一全军的编制和海、空军以及其他特种兵的组建工作。当时参考了许多国家军队的编制，并依据我军的现实情况，确定的方案是：以师为基本独立单位，保持军的指挥机构，撤销兵团和野战军的机构。将野战军指挥机关改为大军区，兵团机构一部分作为建立海军、空军的领导机关。整编后的军、师统归各大军区直接指挥。军、师、团、营、连步兵部队的建制都实行三三制，即个军三个帅，一个师三个团，以此类推。对步兵师的总人数，当时规定，有解放台湾任务的部队，人员编多些，其他师一律编一万人左右。全国统一成立省军区、军分区、县（市）人民武装部，负责领导地方武装和民兵工作。
周恩来一直很关注作为武装力量体系之一的人民武装的巩固与发展。解放初期，他多次参加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他指出：“民兵工作做好了，我们的根基就巩固了。”还强调：“民兵是进行人民战争的基本力量”，要为建设一支以复员军人作骨干与我国民兵制度相结合的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而奋斗。他要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都要特别重视民兵工作的建设，因此，从军委到县区均建立了人民武装部，专职负责领导全国的民兵和兵役工作。
五六十年代，周恩来还格外关怀全国人防工作的规划和人防工程的建设。他经常强调指出，“我们的战备是全民的战备，人防是全民战备的一部分。”可以说，我国边海防和人防建设的每一项重大成就，都凝聚着周恩来的大量心血。
与部队精简整编工作同步，周恩来领导了我军从单一步兵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的建设。建国初，我军除陆军力所能及地加强了一些火炮、坦克等特种兵部队以外，最早建立的是空军。它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以14兵团机关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首任司令员是刘亚楼，政治委员是萧华。海军是一九五○年四月以12兵团部分机构为基础在北京组建的，首任司令员是萧劲光。之后，从一九五○年八月至一九五○年十二月，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工程兵等兵种的领导机关也相继建立起来。周恩来作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对诸军、兵种及其领导机关的建立、确定体制、编制以及人员、物资的调配等等工作，都亲自过问，有的还参与组织实施，如对空军的建设，从指挥机构的组建、飞行人员的培训、购买飞机、修建机场、解决燃料等等，他都作出详尽的指示，并亲自筹划谈判定货、检查落实。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我国空军发展很快，到一九五○年空军总人数已达几万人，飞机数百架。一九五一年后，为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空军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我空军飞机型号还比较杂，性能也比较落后，飞行员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比较低。
但飞行员大都是从陆军指战员中挑选的，政治素质很好，作战非常勇敢，他们凭着高度的爱国主义觉悟和大无畏的勇敢精神，用落后的装备，同世界空军强国——美国空军交战，并一再创造出辉煌的战绩，涌现出空中优秀指挥员王海，空军战斗英雄张积慧、韩德彩，空中神炮手罗沧海等一批威震长空的英雄人物和立功集体。如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张积慧将美国空军“特别勇敢善战”的“空中英雄”、王牌飞行员乔治·阿·戴维斯少校驾驶的飞机及其僚机击落，令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都非常惊讶！一九五三年以后，中央决定加快海军建设的步伐，周恩来又多次前往海军视察，对海军建设的长远规划和近期任务都作了重要指示，诸如购买舰艇、基地港口建设、人员培训、团结改造起义过来的人员等等，与海军领导同志，政务院有关负责同志作过多次研究安排。对新组建的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工程兵、铁道兵建设规划，周恩来也都作过具体指导和审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我军便由几乎是单一的步兵，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并在抗美援朝战争和保卫边海防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早日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从一九四九年起，全军就为开展正规化训练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并大办院校，加速对军队干部的培训。
一九五○年七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研究了军队学校的建设问题。会议确定在战争年代原有学校的基础上，改建和新建一批适应现代化战争条件下的各类正规学校，各军兵种要新建一批各级专业学校；全军要创办一所综合性的陆军大学（后根据刘伯承的建议，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刘伯承奉命进京，主持军事学院的筹建工作。
当刘伯承一抵京后，周恩来就约见了他。并先后三次同刘伯承和陆军大学筹委会的成员，就成立陆大的重要意义、办学方针、校名、校址、学校的编制、领导干部的配备、临时党委的组成和聘请苏联专家、启用旧军官任教等一系列办校的具体问题，进行详尽的研究。
大家都知道，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对办军校很有经验。为了适应我军干部文化低这个历史造成的状况，他特别强调要搞好文化和科学知识的基础教育。他指出：陆军大学的办校方针仍应遵循毛泽东主席确定的延安抗大总校的教育方针；要注意在人民解放军传统的基础上，总结我军的经验，学习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要重视实践，我军高级指挥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要叫他们“献宝”，把好的经验谈出来；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教学活动，要多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不要用灌注式的方法。周恩来还提出，在五年内，把全军的帅以上干部轮训一遍。
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正式成立。随后，根据周恩来主持制定，经毛泽东批准的增建院校方案，又先后组建了军事工程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并将各战略区的军政大学、军政干校和各部队的随营学校，改建为五所高级步兵学校、24所初级步兵学校和一批专业技术学校。从而使全军院校形成了具有初、中、高级相衔接，诸军兵种院校齐全的、完整的培训军官体系。为了选拔优秀人才进军事院校学习，在周恩来主持下，政务院发出关于各种军事干部学校招收学生的决定。规定军委所属各种军事学校，可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招收一批学生和青年工人入学，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分期选送八万四千七百名学生和六千三百名青年工人入军事院校学习。
周恩来还十分重视部队的训练，他坚决贯彻毛泽东关于“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胜仗”的指示，强调要从实战需要出发，严格训练部队。在他的关心下，全军从一九五三年六月起，开展了统一的正规训练。周恩来虽然工作极其繁忙，但仍抽出时间视察部队的训练，鼓励广大指战员像战争年代一样，吃大苦、耐大劳，攻克训练中的新课题，攀登新高峰。一九五八年夏，华北地区连降暴雨，洪水冲垮了郑州黄河铁路大桥。周恩来为了在实践中检验和锻炼部队，命令工程兵部队开赴现场，架设浮桥。他自己也冒着酷暑，蹚着齐腰深的水，带领部队的负责同志察看地形，指挥架桥。因为部队平时训练机械地搬用苏军的经验，严重脱离实际，第一次架桥未能成功。干部战士心情沉重。正在这时，周恩来又第二次赶到现场。深夜了还在河边召开现场会议，同大家一起分析架桥失败的原因，研究改进的方法。他意味深长地说：解放战争时期一夜之间，我们百万大军就渡过长江；第二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在黄河上也架过桥，而且是两座，坦克也过去了，为什么过去能架，军队装备现代化了，反而架不起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装备到训练都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学习的教材是外国的，装备也是从外国进口的，不是根据中国江河特点设计的。经验告诉我们：部队训练一定要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会害死人的。他鼓励大家不要泄气，要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从实践中锻炼提高，并具体提出克服困难的方法：首先将黄河水性摸熟，要求教于长年生活在水上的老艄公；要发动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多开几次诸葛亮会；只要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在实践中练兵、实验，就一定会战胜黄河。周总理铿锵有力的声音，使指战员的思想豁然开朗，增强了战胜水患的勇气和信心。终于群策群力，用土办法，在波浪汹涌的黄河上架起了一座木结构浮桥。在大家欢庆胜利的时刻，周恩来第三次来到现场，兴奋地带领大家从桥上走过，并叮嘱大家要好好总结经验。
一九六三年，我国自制的第一艘万吨级的远洋货轮“跃进号”在驶往日本途中，于韩国济州岛以南海域沉没。当时不少人，包括脱险的船员都认为是敌人水雷炸沉的。周恩来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后，初步判断：“我看是一起责任事故，但也不排除敌人破坏的可能。”为了弄清事实真象，锻炼部队，决定由海军组织一次深海潜水实地勘察。当时，日本与韩国同我均无外交关系，而韩国对我仍持敌对状态。我海军成立后，也从未进行过深海水下作业。周恩来亲临东海舰队某部，组织指挥这一艰巨的海上执勤任务。他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多次审查作业方案，反复检查各项准备工作，对每一个细小环节都不放过。从敌情、友情的分析和军事、外交以及航海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到出海力量的配备、指挥干部的选择、通信联络、水下作业、后勤保障，都作了周密安排。并亲临潜水员在增减压试验舱中演练的现场，直到有了十分把握后，才批准出海。作业期间，随时听取前方的报告，直至胜利完成调查任务。结果证明：周恩来的判断是正确的。“跃进号”货轮是触“苏岩礁”沉没的。这次出海调查，对海军是一次极有意义的锻炼和提高。同一年，他在接见空军作战有功人员时，强调“飞行员要多飞、多练”。他说：“飞行像打乒乓球一样，像写字一样，像骑自行车一样，不经常练，技术就会生疏起来。”一九六六年六月，周恩来视察第二炮兵某发射场，要求二炮领导干部要很好地学习，尽快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带领部队在各种气候、各种环境条件下，从实、从严、从难训练部队，切实注意培养技术骨干。这些指示，在当时对端正部队训练方向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为了加速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周恩来非常重视军队各种条令、条例的制定。他曾形象地说：“解放军像一部大机器，这个齿轮和那个齿轮必须准确地运行，才能真正地协同动作。条令、条例就是保证正规化的根本条件之一。”在他的领导下，从一九五○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开始着手军队各种条令、条例的制定下作。到一九五五年，我军相继颁布并实行了暂行步兵操典、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兵役法、军官服役条例、军衔条例等等。对这些条令、条例的编写，周恩来都格外关心，并亲自审定，督促尽快颁布实行。在贯彻实施中，他还抓住典型事例，加以引导，推动部队正规化建设。
那是五十年代的一天，周恩来到西郊机场欢送外国元首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高级将领。当时恰巧有场足球赛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是中国队对印尼队。而这些高级将领中有不少球迷，当外国元首刚刚走进机舱，早已心痒痒的“球迷”们，便有人迫不及待地往机场门口走。
周恩来发现了这一情况后，不喊不叫，只让秘书到门口，吩咐警卫不许放人走，并招呼“球迷”们都回去。
待飞机起飞在机场上空绕一圈后离去，周恩来与前来送行的外交使节告别后，才对这些将领们说：“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他严厉地批评说：“你们颁布的条令，自己就不遵守，迎宾工作尚未结束。我还没有离开，你们一个个就懒散地走了，这样影响多不好，军队还要条令干嘛？”通过这一事例，许多高级将领都深有体会，都说周总理是执行条令、条例的模范，因此，军队干部也都能身体力行，我军各项条令、条例很快得到贯彻和实施，部队很快走上正规化轨道。
在抓好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同时，周恩来时时关注着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针对当时部队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陆海空军军官大会上。作了《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的重要讲话。讲话指出：如果丧失了对敌人的警惕，就不能成为一个军人，尤其不能成为一个革命军人。军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要使它成为一支既有高度军事素养，又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保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对国家建设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措施都应该关心，有的要争取直接参加，我们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应该保持与发扬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工作、打仗要强调按级服从，平时互相交往应该有同志式的友爱，像兄弟一样，不必过分拘泥于形式。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完全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子弟兵，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军队要参加工厂和农村的生产劳动，帮助人民群众生产，进一步加强劳动观念和群众观念，使人民看到今天的解放军还是当年的子弟兵，还是抗美援朝时期“最可爱的人”，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讲话，在30多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仍倍感亲切，深受教育。它对新时期加强我军的革命化建没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在今后仍具有带根本性的长远的指导意义。周恩来非常重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军，要求全军指战员要联系自己思想和工作实际，很好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他很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热情地赞扬我军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号召全军学习雷锋“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以提高全军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
周恩来不仅经常教育我军官兵，要关心和参加国家建设，关心爱护和保卫人民群众利益，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不能脱离群众，而且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一九五一年三月，黄河河套一带冰凌泛滥，为50年来最大的一次，周恩来亲自召开会议，命令空军派飞机炸冰，使米仓、包头、萨拉齐等地区的群众和一百多万亩农田免遭冰凌洪水危害。一九五六年一月，渤海遭到百年罕见的寒流，海湾结冰，冰层从岸边逐渐扩展到山东、辽东半岛之间，天津港外一百多艘国内外商船被冰层围困，耸立在海上的石油井架随时有被撞塌的危险。周恩来马上约集有关部门汇报研究，将这项紧急的破冰抢险、打通渤海航道的任务交给海军去完成。海军立即出动，派出北海舰队所属的拖轮和海上救生船以及其他特种船只参加抢救。经过海军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化险为夷，完成周恩来交待的任务。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夜，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
周恩来立即命令当地驻军连夜出动，赶赴灾区救死扶伤，抢险救灾。第二天拂晓，他不顾频繁的余震，亲自赶到重灾区，逐村察看灾情，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慰问伤员。情真意切，关怀备至，感动得灾区的父老乡亲们痛哭流涕。
他一边察看灾情，一边下达命令，以最快速度从各地调运物资，抽调医务人员，让伤员及时得到救治，让没饭吃的群众立即吃上饭，没住处的群众住上帐篷。每到一地，与县、社干部一起研究如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问题。
随后，指定部队组织了万人宣传队深入灾区，慰问灾民，帮助当地政府和群众战胜灾害，恢复生产。周恩来生前视察陕北时，看到群众至今仍赶着毛驴到很远的地方驮水吃，心情非常沉重，指示部队一定要找到地下水，切实帮助老区人民解决吃水的困难。解放军某部为实现周总理的遗愿，转战27个市县，经过八年的努力，初步查清了陕北一万多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地下水资源，为人民群众打井二百五十二眼，总涌水量每日达七万五千吨。陕北老区的人民深情地感谢党的关怀和子弟兵的帮助。他们说：当年毛主席、朱总司令带领中央和总部机关工作人员为我们开凿幸福渠，今天周总理又派解放军帮助我们打出幸福井！周总理如能看到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他会含笑九泉的。周恩来就是这样，通过一些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例，依靠军队，教育军队，在实现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进程中，不断地提高部队政治素质和加强部队革命化的建设，同时也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
九十四、和平解放西藏
正当我军向全国胜利进军，国民党反动派即将覆灭的时候，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西藏的阳谋活动。他们策动西藏上层以达扎摄政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中的少数亲帝分裂分子，与英属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黎卡逊（英国人）暗中勾结，趁人民解放军尚未到来，而国民党政权又面临崩溃之时，积极策划“西藏独立”，妄图使西藏脱离祖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针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和西藏民族特点，党中央决定：对西藏实行和平解放的方针。中央人民政府发出通知：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与此同时，同意康、藏、青海等地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在藏族人民中有崇高威望的宗教界人士格达活佛、夏日仑活佛等人前往拉萨，斡旋和平，并责成我第二野战军一部作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而西藏地方政府错误估计形势，坚持其分裂、反共立场，玩弄“真备战、假和谈”的花招。一方面增设和加强其应变机构，指使它派出的和谈代表滞留国外；同时，策动“驱汉事件”，组织什么“亲善使团”向帝国主义表演要求独立的傀儡剧；杀害满怀赤诚劝和的格达活佛，软禁了夏日仑活佛等人。另一方面，西藏地方政府加紧从英、美购买武器，扩充军队，将藏军14个代本（相当于团）扩充为17个代本，并将其主力八个代本四千五百人及民兵三千五百人部署于以昌都为中心的金沙江一线，妄图扼住我军进藏的咽喉，凭借金沙江天险，以武力阻挡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军西藏。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是我们伟大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绝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略。针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行径，毛泽东主席在出访苏联途经满洲里时，作出了“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的决策。党中央决定：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配合下，于一九五○年四月开始组织向西藏进军。一九五○年春，第二野战军第18军的先遣支队，开始了向西藏进军。中共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和初步掌握的康藏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政策，包括人民解放军入藏之后，保护西藏全体僧侣人民的生命财产；保障西藏全体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帮助西藏人民开展教育和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对于西藏现代政治制度及军事制度不予变更等主要内容。这十项政策既是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也是和平谈判的基本条件。
进藏部队坚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西南局的十项政策行事，增进了汉藏民族间的团结，他们称赞人民解放军为“新汉人”。但西藏反动当局对以上情况视而不见，决心以武力阻挠解放军进藏。我军被迫于一九五○年十月六日发起昌都战役，经过18天的急行军，英勇作战，一举歼灭了藏军三个代本全部、四个代本大部，争取一个代本起义，共歼敌五千七百三十八人，于十月十九日解放康藏重镇昌都。昌都战役的胜利，使西藏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妄图发动一场旨在分裂祖国的所谓国际性的宗教民族战争的阴谋成为泡影，西藏上层集团也急剧分化。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派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举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党中央十分重视和关心这场谈判，毛泽东亲自接见西藏全体代表，周恩来设宴欢迎，与李维汉一道自始至终组织主持了这场谈判，终于圆满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根据协议，我军于一九五一年底前进驻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和阿里地区，将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上。
九十五、抗美援朝的后方总指挥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半岛战争骤然爆发。接着，美军公然入侵朝鲜，并派美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六月二十六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军参加朝鲜作战；七月二日，在釜山登陆。七月七日，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以美军为主有16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军”，扩大侵略战争。朝鲜和中国毗邻，只隔着鸭绿江和图门江。美国对朝鲜的侵略，无疑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七月七日，中央军委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保卫国防的会议。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和成立东北边防军，以加强东北边防，准备万一时出国作战的指示。随后，提出了东北边防军所辖部队人数、指挥机构、指挥人选、部署调整、车运计划、后勤保证，以及到达鸭绿江附近集结时间的初步方案。经过与会人员酝酿讨论，大家一致拥护成立东北边防军和屯兵鸭绿江畔的战略决策，并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八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从总参作战局了解到美军有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的企图，认为这是朝鲜战局最关键性的问题，很值得重视，立即报告毛泽东，引起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召集了第二次保卫国防会议。根据朝鲜局势的发展，他着重指出：朝鲜战争已经成了世界、至少是东方局势的焦点。经过两个月作战，证明朝方原来设想一鼓而下，把美李（承晚）军赶下海去，很快解放朝鲜半岛是不可能了。根据多方面情况判断，美军很可能要在仁川登陆，如果实现，在洛东江前线的朝鲜人民军势必要向后撤，要准备在长期战争中进行复杂艰苦的斗争。现在看来，最后歼灭入侵美军的任务，势必要落在我们肩上。我们东北边防军必须在九月底以前做好一切作战准备。会后，我东北边防军指挥机关，根据会议精神，加紧了各项准备工作，做到一声令下，立即出动。
果然不出所料，九月十五日凌晨六时，美军在麦克阿瑟亲自指挥下，集中陆海空军精锐七万余人，在仁川登陆。会同正面进攻的美李伪军疯狂北犯。
为了阻止战争扩大化的危险，周恩来于九月三十日再次严正指出：“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为了引起美方重视，十月三日凌晨，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印度政府转告美国：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但美国军队首脑却把我国的严正声明视为恫吓，置若罔闻，美李军于十月上旬先后越过三八线，加速向北推进。
一九五○年国庆节后，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和军委扩大会议，反复征求各方面意见，反复权衡各方面的利害得失。当时大家都看到：我们建国不久，国内尚有上百万残匪有待肃清；台湾、西藏尚未解放；经济上更是百废待兴，亟需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而且从民心来说，也希望和平；从中美双方的力量对比看，美军处于优势，我处于劣势。这都是我们参战的不利条件，而已在社会上、党内都有害怕出兵、反对出兵的意见。如林彪就不赞成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计，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周恩来在会上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出兵朝鲜的方针，严肃地批评了林彪。
他说：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逼着我们非打不可。中朝两国是长期友好邻邦，本世纪初，日本侵占了朝鲜以后，许多朝鲜革命者来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并肩战斗。解放战争期间，有数万在华的朝鲜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革命政权曾给予我国东北解放区以多方面的帮助。的确如毛主席讲的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五星红旗上，染有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现在朝鲜面临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无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从军事上说，积极进攻是更好的防御……我们鸭绿江一千多里防线，需要多少部队防守……?既然早晚要打，我看还是早打为好；既然美国决定从朝鲜、台湾和越南三个主要方向进攻中国，那我看，我们还是选择朝鲜为好，理由是朝鲜北方多山地，对美军机械化行动不利，便于我军打运动战，而且朝鲜与苏联接壤，也便于我们获得苏联的援助。
十月四日，从西北匆忙赶来的彭德怀，在会上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可是，如让美军占领朝鲜半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毛泽东针对在出兵问题上持不同意见者，强调指出：我国和朝鲜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唇亡齿寒，不论就国际主义来说，还是就爱国主义来说，我们都不能见死不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有个光荣传统和美德，就是“见义勇为”，“舍己救人”，我们应该发扬它。进一步统一思想后，会上决定：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中同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准备出兵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十月八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助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这天，应斯大林之邀，党中央派周恩来秘密去苏联，商谈出兵和援助问题，希望得到苏联方面的空中掩护及武器弹药方面的援助。
十月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在彭德怀统率下，从安东（现丹东）、长甸河口、辑安等地跨过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战场，与朝鲜军民一道同侵略者作战。
为了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周恩来又像战争年代一样，挑起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这次战争的重任。建国之初，中共中央还没有设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是领导核心，书记大权总揽。毛泽东主要抓中心问题，具体事务全交周恩来负责处理。从志愿军的编组、干部配备、武器装备调拨、兵员补充，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保障、争取外援、新闻报道等等，他都要亲自过问，亲自组织安排。在那段时间里，每天经过他批阅的文电就有一二百份，而且所有前方来电都是首先由周恩来审阅定夺。遇有重大情况，他要亲自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分析形势，掌握战况，为毛泽东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并根据中央的决策，起草和部署前线部队的军事行动。而耗费他精力最多的，是组织指挥和维护战区的交通运输和后勤保障，在敌机疯狂轰炸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克服重重困难，及时把朝鲜战场所需要的大量物资和兵员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保证了战争的急需。
与此同时，还要解决当时国内存在的崇美、恐美的思想；与民主人士谈话，通报情况，统一思想，合力对敌。周恩来就是这样整天忙个不停，西花厅总理办公室许多高级官员进进出出，周恩来每天都接待很多人，毛泽东也说：“你那里是轴心。”后来，朝鲜战争进入一面打一面谈判阶段。党中央派富有谈判经验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驻开城与北京热线联系。上午谈判，下午将谈判情况汇总，报到北京，北京当天研究第二天的发言及斗争策略，由当时政务院总理办公室起草发言稿，交周恩来连夜审阅修改呈毛泽东审定后转发开城。李克农接到后，组织负责谈判人员领会精神，指挥前台进行谈判。在什么问题上据理力争，在什么问题上可以妥协让步，都是按着周恩来的指示进行的。周恩来经常要和第一线通电话，了解最新情况，作出最新指示。那时的电话线路不好，又没扩音设备，不易听清，周恩来扯破嗓子喊，每次打完电话都累得一身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恩来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长和指导谈判的决策人。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前方是彭德怀总指挥，后方具体事宜是周恩来总揽一切。谁也说不清花费了他多少心血和精力。周恩来因劳累过度，曾一度患病，仍不肯休息。毛泽东知道后，要他离京休息一段时间。他到大连仅休息了很短时间，又回北京投入紧张的工作了。
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党中央确定志愿军出国作战，要自力更生，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周恩来坚决贯彻了这一方针。一九五一年一月，东北军区召开后勤会议，研究志愿军后勤保障问题。周恩来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一道赶赴沈阳，听取汇报，解决问题。在会议上，周恩来特别强调战争的持久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为了保障作战物资源源供给，周恩来亲自过问铁路安全和公路、车站、码头等安全问题，要求在漫长的运输线上，普遍建立交通岗、防空哨，部署高炮部队和机动抢修力量，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根据作战部队反映，我军被服不适于爬山、钻林子，周恩来当即指示：将大盖帽改换解放帽，将棉衣轧上绗线。当了解到前线战士因敌机轰炸和战斗频繁吃不上饭时，他立即责成政务院向一些省、市布置，发动群众炒面、炒米供应前线。中央和北京市的各机关都分担了任务。周恩来回到北京后，他还亲自到北京市的一些基层单位视察，同大家一起动手炒面。为了鼓舞士气，勉励后方人民参军、参战，举国上下开展了大规模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活动。从而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爱国主义思想，掀起了支援前线和大生产的热潮。后方军民的热情支援，极大地激励了前方将士杀敌立功、报效祖国的决心和斗志。
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正义之师，在朝鲜军民的全力支持下，从一九五○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六月，接连发起五次战役，将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军及其帮凶的军队，从鸭绿江边打回三八线以南地域，歼敌20余万，缴获和击毁飞机、大炮、坦克等一大批重型武器，大长了中朝人民的志气，大煞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美国侵略者被迫同意在开城举行停战谈判，周恩来亲自掌握淡判的进行。本着“能战方能言和”的思想，“争取和平，但也不怕战争，立足于打，以打促谈”的谈判方针，采取了“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谋略，粉碎了美国种种破坏谈判的阴谋。谈判开始后，美方代表无理提出将军事分界线划在我军阵地的后方，妄图不战而获取朝鲜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当遭到我严词驳斥后，竟又狂妄叫嚣“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的军事威胁。接着，对我发动了所谓有限目的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我军坚决还击，在夏、秋两季防御作战中，歼敌十五万七千余人，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迫敌不得不于十月二十五日恢复停战谈判。而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为取得谈判的有利地位，以大量航空兵对朝鲜北部铁路干线及交通枢纽实施长时期的“绞杀战”和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中朝军民于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向敌发起全线性的战术反击作战。十月十四日，举行了闻名中外的上甘岭战役。经过43天的激战，共歼敌二万五千余人，创造了我军依托坚固阵地——坑道工事进行坚守防御战役的光辉范例。
一九五三年六月中旬，停战谈判各项协议均已达成，正待签字之际，李承晚集团无理扣留我方战俘，并叫嚣要单独干下去，继续北进，公开反对实现停战。我志愿军为狠狠教训李承晚集团，密切配合停战谈判，打掉敌人伸向三八线的突出部，拉直金城以南战线。于七月十日发起了金城战役，歼敌七万八千余人，收复土地一百七十八平方公里，迫使敌人向我方作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
朝鲜的停战谈判历时两年之久，就这样经过谈谈停停，边打边谈的较量，最后以敌人的失败告终。美帝国主义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板门店正式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至此，朝鲜战争宣告结束。从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的37个月里。中朝军队共歼敌一百零九万三千万余人（其中美军三十九万七千余人）；击落击伤和缴获敌机一万二千二百二十四架，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坦克三千零六十四辆，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各种炮七千六百九十五门，击沉击伤敌军舰艇二百五十七艘。美军几易其帅；开支战费八百三十亿美元。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承认：“美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朝鲜停战后，中朝方面一再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但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一九五八年二月五日，朝鲜政府再次发表声明，要求从南北朝鲜同时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志愿军总部于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日发表声明：决定于一九五八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说到做到，我人民志愿军从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五日至十月二十六日，分三批全部撤离朝鲜回国。
当杨勇上将和王平上将率领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周恩来怀着喜悦的心情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当时我刚刚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陪着周恩来到火车站去。看到他非常激动，大步走向杨勇，说：“你为抗美援朝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原来，正当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全部协议，准备签字时，李承晚竟公然破坏协议，叫嚣要单独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于是我志愿军决定严惩一下李承晚。这时，毛泽东在沉思让谁去朝鲜唱“末台戏”呢？周恩来提出：“让杨勇去，让‘三杨，开台（三羊开泰）嘛！”由于种种原因，杨得志、杨成武先期赴朝“开台”，而杨勇未能如愿。
这时经周恩来一提，毛泽东当即决定调任杨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一日，杨勇赴朝任职。杨勇一上任，便冒着敌炮火，深入前沿了解地形、敌情，在志愿军总部的指导下，精心制定了“金城战役”计划。这一仗，是杨勇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促使美李军在停战协议上正式签字。因此，周恩来说杨勇画了个完美的句号。
为庆贺抗美援朝的胜利，为表示欢迎和慰问志愿军将士们凯旋归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志愿军指战员的代表。那天，周恩来特别高兴，一开始他就满怀激情地说，“今天我们都很高兴，要请大家喝庆功酒。要动真格的，喝我国的名酒——贵州茅台。”是啊，抗美援朝终于胜利结束了，志愿军都凯旋而归，和过去打败过蒋介石，打败过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老战友在一起，周恩来怎么能不高兴呢？于是他频频举杯，欢庆中朝人民的伟大胜利。那天，谁也没数周恩来喝了多少杯酒，反正出席宴会的所有志愿军代表，都和他碰过杯。在这样的场合，我和卫士长成元功虽然担心总理喝醉，但谁都不敢也不应该去劝阻他，只有在旁边注视着他，也分亨他的欢乐。当总理高兴地喝完最后一杯酒想回到座位上时，我看他的身子有点摇晃，我和卫士们赶上前去；知道他醉了，赶快扶他到休息室。代表们都满足了，高兴了，周恩来把欢乐送给了大家，自己却醉卧了一天。尽管酒后他自责影响了工作，但大家都觉得周恩来更可亲，更可敬，更可爱，他是真正有情、有义、有最丰富感情的人。在我的经历中，看过周恩来醉酒，这是一次。还有一次是一九三八年在武汉，那时国共关系比较融洽，国民党有一些高级官员、将领和周恩来很熟，部分留学苏俄的国民党人士如邵力子、张冲、康泽等以“留俄同学会”名义请王明、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喝酒。那次周恩来高兴也喝醉了，当晚就住在郭沫若家，没回长江局住处。就这事，邓大姐还批评他违反纪律。周恩来也作了检讨。周恩来喝酒不是在什么场合都乱喝的，决没有像有的人写的那样和他的下级随便斗酒。
九十六、指挥金门炮战，加强边、海、空防
一九五八年，我调任总理办公室主任不久，总理办公室又骤然繁忙紧张起来。原来，周恩来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亲自组织领导了一场中外奇观的战争——金门炮战。
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同主义一直在策划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一九五○年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美国就以武力侵占台湾，使台湾问题复杂化。后来又同蒋介石集团签定了《共同防御条约》，企图把台湾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固定化。
当然，中国人民不会让美国的阴谋得逞。为了在国际上戳破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严正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当时，党中央的斗争方针是：一要斗争，二要讲策略。中央军委采取了“既慎重，又不示弱”的斗争态度，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因此，确保了既不扩大战争，又达到了预期的战略目的。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尼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曾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提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迫使美国不得不同意用谈判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但是由于美方缺乏诚意，谈了三年，毫无结果。一九五七年底，谈判中断。
这顶示着美国准备进一步在该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对中同的和平建设形成严重威胁。在这之后，毛泽东一直在寻找机会，使台湾问题引起世界关注，逼美回到谈判桌上来。
机会终于来了。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伊拉克人民发动革命，推翻旧统治集团。而美国却悍然出兵黎巴嫩，苏联也作出强烈反映。中东局势骤然紧张，一时成为世界矛盾的新焦点。世界进步舆论都在声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又于七月十五日，宣布其远东地区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并积极支持蒋介石向大陆沿海地区骚扰，以加剧远东紧张局势。这时，毛泽东抓住了这个时机，提出台湾问题，把台湾问题同支持中东人民反美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两个地区的斗争，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为后盾。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同我国恢复谈判。为了促进事态的发展，在军事上，我们还考虑再次给蒋军以痛击，造成声势，引美入瓮，并选择了靠近大陆不足十公里的金门岛为目标。
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炮击金门，是有奥妙在其中的，它的用意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即针对美国划峡而治、分裂中国的阴谋，我们用炮火把台、澎、金、马与大陆联在一起，“帮助蒋介石守好金门”，以加深美蒋之间的矛盾，共同维护一个中国的局面，以备今后解决台湾问题。
炮击金门，是毛泽东决策、周恩来指挥的。毛泽东后来也谈到：“金、马局势那么严重，每个环节都是我和总理搞的。”从一九五八年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毛泽东和周恩来为打金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常常为了如何打击美国的侵略，惩罚台湾当局，频繁地与周恩来商讨。而周恩来则为具体指挥这一战役，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在短短的一个月里，他和总参谋部完成了空军六个歼击机团和一艘舰艇的紧急转场，调一个炮兵师和一个坦克团入闽集结，并迅速展开，待机而动，约见了许多高级将领，讨论战局的实施细节。
一切准备完毕。八月二十三日，即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讨论通过阿拉伯各国要求美国从中东撤军提案的第二天，毛泽东下令：对金门实施大规模炮击。
二十三日十七时三十分，我福建前线部队近五百门大炮一起开火，不到一个小时打了两万多发炮弹，岛上蒋军遭此突然袭击，损失惨重。金门和澎湖防区的蒋军三名中将副司令赵家嚷、吉星文、刘明奎在隆隆的炮声中被击毙，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头部和手臂也被炸伤。这次炮战还击沉、击伤敌大型运输舰各一艘，使台湾对金门的海运一度中断。在我军炮击和封锁金门十天之后，毛泽东又命令停止炮击三天，以观各方动态。
原来，这是毛泽东匠心独运的体现。因为美国从中东撤军的提案通过后，中东局势将缓和下来，这样国际关注的热点就会转向台湾地区，有助于中国人民的斗争。果然不出所料，炮击金门后，美国政府摸不清我军的意图，表现十分惶恐，立即从地中海、日本、菲律宾等地调遣舰队和飞机集结于台湾海峡。四天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居然说美国将不放弃他已经承担的、以武力阻止解放台湾的责任，并授权同务卿杜勒斯于九月四日发表声明，公开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列岛。但是，杜勒斯的声明除获得韩国李承晚集团响应外，几乎所有国家都不赞成美国的做法。美国内舆论反映冷淡，甚至像赫尔利那样敌视中国的人都认为美国政府在执行一种“自杀”政策。这就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慎重考虑中国的政策。据杜勒斯九月一日发表声明后的备忘录中透露：期望中共不会真的打起来，如要打，国民党可以自己同中共作战，美国负责保护海上运输，美国不放弃和平谈判的希望。这就表明美国不想与我直接交战。正如周恩来所料：打炮就是试验他，这回试验出来了，美国不想与我直接交战的底牌，由杜勒斯打出来了。
根据新的情况，党中央决定采取“以打促谈”的方针，逼美重新回到谈判桌旁。具体做法是，一面继续炮击金门，并向全世界正式宣告，中国领海的宽度为12海里，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舰船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领空；一面敦促恢复中美谈判。九月六日，周恩来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他在强烈谴责美国侵略行径的同时，代表中国政府公开倡议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谋求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和缓和消除。
这时，金门守军的海上补给线被我炮火封锁，美国军舰掩护蒋军补给船队进入我领海线，福建前线请示中央要不要开炮，毛泽东指示，坚决打击。但是叮嘱“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出乎前线指挥员意料的是，我一打炮，美国军舰丢下蒋军舰只向外海逃遁，充分表明美国在确保其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对我国在战略上取守势。美国在金门、马祖问题上实行的是“脱身”政策，这更增加了我“以打促谈”方针取胜的信心。
九月十五日，在炮击金门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大使级的谈判，在华沙复会。
周恩来亲自领导了这次谈判，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指示我方代表王炳南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即在美方不正面回答我方提案，而主张停火的情况下，立即提出要求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停止向中国领海、领空的一切军事挑衅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以和缓和消除目前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建议。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十分兴奋地写信给周恩来，指出：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
至此，我炮击和封锁金门的目的己基本达到。从军事上说，当时解放金门、马祖列岛已不成问题。但是，如不能同时解放台湾，国共之间的距离将拉大，接触会更加困难。同时，国民党当局失去在大陆沿海最后象征性的据点，更有利它制造“台独”或“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阴谋。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关于在目前形势下对金门的作战方针，仍以“打而不登，封而不死，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为妥”的建议。十月五日，中央向党内外发出了关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明确指出：把解放金马和解放台湾统一来解决的长远利益比较起来，则不如暂缓解放金马，仍由蒋军占据似乎较为有利。次日，毛泽东起草了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声明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并建议举行和平谈判。从十月六日起，金门海域的炮声沉寂下来。随后，因美国要求实现永久停火，台湾当局又拒绝和谈，中央决定不能结束战争状态。十月三十一日，宣布实行战争史上罕见的戏剧性的安排：对金门只单日打炮，双日则不打炮。以后，又要求打炮时尽量不打死人。国民党方面虽然摆出一付顽固拒谈的姿态，事实上，也接受了这种象征性的战争安排，仅在单日偶尔发炮还击，自一九五九年初起，双方的炮击都打到海滩无人地带，蒋军拦截大陆商船和派飞机进入大陆领空骚扰的行动也基本停止。海峡两岸关系出现转机后，毛泽东立即抓住时机对台湾回归祖国问题提出许多重要的原则。后来根据这些思想，周恩来把它归纳、概括为“一纲四目”。这个问题在本书“为了台湾早日回归祖国”这一章中详细谈了。这是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祖国统一大业绘制的一幅蓝图。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央军委又规定停止实弹射击，只打宣传弹。随后，蒋军也照此办理。国共之间这种象征性的炮击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正式结束。
在我军胜利地进行祖国领土、领海、领空斗争中，周恩来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他直接领导下，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制定了一系列边防、海防、空防斗争的具体政策、处置守则和实施办法。由于边、海，空防的斗争极其敏感，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涉及到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情况瞬息万变，错综复杂，为争取主动、及时掌握情况，作出正确决断，周恩来经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常对外事、公安、情报、总参等有关部门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的办公室是全天候的，一天24小时值班、全球发生的重大情况或边、海、空防发生的突然事件，不管他在做什么事情，或已经休息，都要及时向他报告。并且规定了边、海、空防发生的涉外事件，事无大小一律要请示报告，统一由中央处理。他亲自掌握斗争原则和策略的具体运用，重大问题报请毛泽东批准后执行，从而保证了每一次斗争做到既教训了敌人，又锻炼了部队，同时，还着眼于有利边境的长期稳定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比如一九五三年七月，当时朝鲜战场敌人调集部队，对我战役反击部队进行反攻，台湾国民党军和法、越军在我沿海、沿边也有作战活动。周恩来判断，这一行动似由美帝国主义统一布置，下一步有可能继续对我华东、中南沿海某些岛屿和西南边境进行窜扰活动。为提高警惕，加强战备，粉碎敌人可能的进犯，他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并发出加强海边防战备指示，要求有关军区拟制和完善具体作战方案。对岛屿防御，区分坚守和机动两类。对坚守的要求切实搞好各种作战保障，对不利于坚守、不便于增援的岛屿，不必派部队控制。要求守岛部队搞好通信联络，确保不间断指挥。对作战计划、部队训练要求都应注意防伞兵的保障。
在三年困难时期，蒋介石认为大陆会内乱，这是反攻大陆的好机会，于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组织了几十股武装特务，在东南沿海伺机登陆骚扰破坏。对此，周恩来责成公安部、总参谋部部署前沿驻军和公安部队予以及时打击、歼灭。对被俘的特务分子集中由公安部门加以教育改造。又如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台湾当局的两艘军舰袭扰我福建崇武以东海域。当时正值深夜，周恩来得到报告后，亲自听取总参谋部的汇报，并且直接指挥了这场反袭扰斗争。当我海军舰艇向敌接近时，他指示：发扬我军近战、夜战、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集中兵力先打一条。我东海舰队遵照总理指示，击沉敌炮舰“永昌号”，另一艘敌大型猎潜舰“永太号”受重创逃走，取得了这次海战的胜利。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庆典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国民党二架U—2高空侦察机窜入大陆，直向北京飞来，我刚组建十个月的地空导弹营，遵照周恩来的命令，以三枚导弹全部命中目标，开创世界防空史上以导弹击落高空敌机的先例。在此基础上，我防空导弹部队不断总结经验，刻苦学习和掌握现代化科学技术和战术，从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九年共击落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十余架。
九十七、组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关于周恩来参与组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这段历史，我是比较熟悉的，它是平定西藏叛乱后发生在我国西部边境的又一大事件，周总理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打击地区霸权主义，解决边界争端作出了重大贡献。
众所周知，中国与印度是近邻，在历史上有着长期交往和传统友谊。两国边界全长二千公里，分东、中、西三段。中印边界线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
但根据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线”。过去中印两国的地图均系按照“传统习惯线”标画边界，两国人民亦遵守这条“传统习惯线”，只是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了印度以后，英驻印度当局以印度为基地，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国的西藏和新疆地区，从而埋下了争执的种子。正如周恩来指出的：英国企国抹煞中印之间长期形成的传统习惯线。用割裂中国领土、扩大英属印度领土的办法，来达到它的帝国主义侵略目的。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对待与邻国的边界问题的方针，一贯主张既照顾到过去的历史背景，也要照顾到已形成的现实情况，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求得对双方都有利的公平、合理的解决。
根据这一方针，中国同缅甸、尼泊尔、不丹等国顺利地解决了边界问题。鉴于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在宗教及商业上的密切关系，中国政府争取印度的友好合作是极其重要的。一九六○年四月，周恩来同外交部长陈毅出访印度，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也是本着以上方针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但是，由于尼赫鲁刚愎自用，错误估计形势，他以为充当反华急先锋和南亚霸主，就会得到美国和苏联等国的援助和赏识；以为中苏分裂加深，世界掀起反华高潮，中国孤立无援；以为当时中国经济困难，已严重到不可克服的程度；以为美国支持台湾同民党当局企图窜犯我东南沿海，牵制了我主要兵力，西南地区防务空虚，我无力还击。加上一九五九年由英印策动和支持的西藏农奴主的叛乱遭到失败，对中国西藏实行扩张主义的梦幻破灭后，尼赫鲁公然抛弃中印友好的旗帜，对中国争取公平合理地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真诚努力，视为软弱可欺，进而得寸进尺，对中国步步进逼。尼赫鲁的扩张主义的逻辑是：“我已经侵占的地方是我的，我想要侵占的地方也是我的。”对尼赫鲁来说，中国如果不按照他的意图行事，他就要实行“前进政策”，直到采取战争手段解决边界问题。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印度采取加强边境兵力，增设边防哨所，不断越境武装挑衅。到一九六二年十月这段时间里，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了43个军事据点，侵占我国领土四千余平方公里；在东段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入侵西藏克节朗河谷地区；进攻我边防哨所和巡逻队；杀害我边民，打死、打伤我边防干部、战士47人；印空军飞机频繁侵犯我国领空。当时，印度宣称，在中印边境东段已将中国军队赶回两英里；在西段全线向前推进；欢呼并祝贺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在这种情况下，尼赫鲁得意忘形，一再拒绝中国政府提出的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办法，决心诉诸武力，以武力实现其领土野心。
为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充分暴露印度政府扩张侵略的面目，揭穿它捏造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对印军不断入侵挑衅和蚕食我国领土的行径，我始终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单方面执行在“实际控制线”本侧30公里地区不打枪、不巡逻、不狩猎、不越出边卡活动警戒线的规定，采取一系列避免武装冲突的措施。同时，坚决执行党中央“对印军的入侵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和“必须作好两手准备，力争好，准备坏”的指示。我西藏边防军作了应付印军进攻的各项准备工作，严阵以待。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日，利令智昏的尼赫鲁在新德里发表战争演说，声称：印度政府决心以武力对付中国。十二日，他公开下令：要把中同军队从印军入侵的中国领土上全部清除掉。十四日，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叫嚣：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条枪。随即，印军在东线大举增兵。17、十八日，入侵印军在东西两线同时向我边防部队展开猛烈炮击，挑起了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我西藏和新疆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从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进行了两个阶段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作战的目的是为了使印度政府接受谈判，从政治上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一次紧密服从政治、外交的军事行动。周恩来义不容辞，受毛泽东的委托，全面负责指挥此次边境自卫反击战。当时提出：“打是为了和，不打不能和；打不赢不能和，打过火也影响和”的斗争策略，作为反击作战的指导方针。
这次反击战是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主脉南侧地区进行的。该地区地势险峻，高寒缺氧，人烟稀少，道路崎岖，补给困难，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对作战行动有严重的影响，作战的艰苦性是罕见的。由于周恩来和总参一起精心安排、具体指导、保证供应，使前方作战部队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第一阶段自卫反击战从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印军投入的兵力有四个旅21个步兵营，约二万余人。我军投入五个团的兵力一万余人，战斗结果，东段全歼印军第七旅及其他守备部队一部，俘虏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共歼印军一千九百余人，我收复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全部领土；西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部分入侵的印军。第一阶段战役结束后，我国政府于十月二十四日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境问题三项建议。其最主要点是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建议提出后，遭到印度政府拒绝。十一月四日，周恩来再次致函尼赫鲁，指出：三项建议对双方来说是对等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平等的，而不是屈辱的；是相互尊重的，而不是欺凌一方的；是友好协商的，而不是强加于人的。再次表明中国的和平诚意，博得了国际舆论的赞扬和支持。而印度政府蛮不讲理，悍然要求我军单方面后撤，恢复到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以前印军侵占的我国大片领土的边界状态。恶毒攻击中国的三项建议是“骗局”。在国内进一步掀起反华浪潮，加紧战争动员，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成立了战时内阁，公开撕掉“不结盟”的外衣，伸手向美、英等西方国家乞求军事援助；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到十一月中旬，印军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增加了二个师九个旅及炮兵、装甲兵各一部，总兵力增到三万人，于十一月十四日到十六日，又一次向我军发动猛烈进攻，决心扩大边境武装冲突，鉴于此，毛泽东指出：“尼赫鲁欺侮我们无能力，看来需要再教训他一下。”周恩来下达命令，再次反击入侵的印军。我边防部队于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发起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我以四个师13个团的兵力展开全线反击。经过五天的激烈战斗，全歼印军三个旅，重创五个旅，共歼印军准将旅长豪尔·辛格以下官兵近七千人。我东线部队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传统习惯线”附近，逼近印度阿萨姆邦重镇斯提普尔。西线我军清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据点，歼敌一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历时一个月，战斗中共歼印军八千九百余人，缴获飞机五架，坦克20辆，火炮40余门，各种枪六千三百余支（挺），汽车四百余辆，以及大批粮秣、弹药等军用物资。在反击战中，我军伤亡二千四百余人，涌现出大批战斗英雄和功臣模范。
此次作战我边防部队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仇敌忾，英勇战斗，驱逐了入侵印军，维护了中国领土和主权，打击了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嚣张气焰，打出了国威、军威，在我军光辉的战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考虑到当时国际形势和斗争的需要，为了高举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旗帜，中央认为：“打了不撤也有理，撤了更有理，撤了还要准备再打。”决定打破国际惯例，由我方实行单方面停火和撤军。
周恩来亲自部署了这次撤军工作。我中央人民政府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发布了我国边防部队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的声明。声明宣告：从本声明发布之日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分批撤回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我侧20公里以内。
我参战部队在停火到撤军期间，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一面清剿溃散的印军，一面就地宣传发动群众。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宣传中印边境冲突的事实真象和我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主张；宣传我军的性质和宗旨，解除群众的顾虑。
部队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尊重当地群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住民房，不进寺庙，不支差役，广泛开展为群众做好事活动，帮助群众重建家园、修桥补路、医治伤病，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当地的群众称赞我军是“亲人”、“救星”、“门巴的好兄弟”，主动地向我们报告敌情，协同搜捕逃散的印军，支援粮菜。许多头人和群众表示，你们走了，我们的心是不会变的，我们决不做不利于祖国的事。对毙伤俘的印军采取了宽大政策，对伤者予以医治；对死者按印度的礼仪予以火化或掩埋；对被俘人员给予人道主义的优待，发给棉衣、路费，分批释放；对被俘的26名校以上军官，组织他们到中国内地参观、游览，让他们亲眼目睹中国人民是多么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多么渴望中印友好，而后经昆明礼送出境。最出人意料的是，中央命令前线部队，把缴获印军的飞机、坦克、枪炮、弹药、车辆擦拭干净，登记造册，让印方打着绿旗前来接收，开创了中外古今战史的先例。为什么让印方打绿旗呢？这就是周恩来的高超想法了。因为打白旗意味着投降，打绿旗则意味着和平。而蕴藏着更深的含义是：战争是你桃起来的，是你入侵了我国领土，我们被迫自卫反击，现在举起绿旗，表明我们还应像以往一样友好相处，这是为对方设了一个台阶。这样做，充分体现了我军自卫反击战的正义性，以及同邻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诚意，对稳定中印边境局势具有深远的影响。
九十八、援越抗美，再举义师
五六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摆下了一个以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印度支那三路向心迂回的阵势，冲着中国而来。为了策应朝鲜战场，盘踞在中越边境一线的法国殖民军同越南的反动势力以及逃窜越南的国民党残匪相勾结，而后美国直接出兵，向越南、老挝大举进攻，严重威胁邻国和我国南部边疆的安全。
早在一九五○年七月，我国政府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就派出由陈赓、韦国清等率领的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人民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四年的越南抗法斗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十一万六千多支（挺），火炮四百二十门，以及大批配套的弹药和器材等。特别是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到五月协助越南人民牵组织指挥了奠边府战役，一举歼灭法军和越伪军一万六千二百人，把法国侵略者赶出了越南。
一九五四年七月，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签订后，法国殖民主义正式从越南撤退，美帝国主义接踵而来，插足对越南南方和老挝进行直接的武装侵略。从一九六一年起，美国在南越不宣而战，发动了一场“特种战争”，大批屠杀越南人民。在这种情况下，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再次要求中国援助。
当时，我曾几次跟随周恩来总理，参加中越等国党的会议，商议东南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目睹了周总理关心和支持东南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殖民统治的感人情景。
一九六三年九月下旬，我随周总理到广东省从化县，出席中国、越南、老挝、印尼四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当时参加会谈的有周恩来、胡志明、黎笋、十菊、凯山、阮志清、艾地。会议就东南亚的现状与将出现的局势进行全面的估计。周恩来以军事家的韬略和远见，指出美国很想在越南和老挝直接参战，但它在世界各地比兵太多，犹如十个手指头捉十个跳蚤，动都动不得。
因此，只要美国发动战争，等待它的只能是失败。东南亚各国只要树立必胜的信心，一定可以打败美帝国主义。他说，东南亚是世界主要矛盾集中的地区之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插足很深，反动统治既薄弱又残暴。但这里的人民已经觉醒，而且富有斗争经验，共产党都有一定阵地，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有争取革命领导权并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范例。东南亚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本主义，而要实现这一任务，首先要争取群众，扩大统一战线；其次要深入农村，准备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再是要加强党的力量和对各方面的领导。东南亚各国共产党要加强联系，互相支持。中国作为东南亚革命运动的大后方，我们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我们会以最大努力来支持东南亚各国的反帝斗争。
周恩来还就反对美国的“特种战争”，提出了具体的战略战术。
#指出要做好长期战争的打算。至于援助问题，中国将是可靠的、值得信赖的大后方，我们会同仇敌忾，把美帝国主义者赶出东南亚。
一九六四年七月，周恩来又率代表团到越南河内，出席有中国、越南、老挝三个国家党的领导人参加的三国党的会议。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当时中国代表团有周恩来、陈毅、伍修权、杨成武等同志，越南方面有胡志明、黎笋、长征、武元甲、范文同、黄文欢、文进勇、阮志清，老挝方面有苏发努冯、凯山、诺哈、富米·冯维希等。会上，越南、老挝党的领导人就北越、南越、老挝各方面的情况作了介绍，特别谈到美国如何把南越作为进攻社会主义的基地、防止社会主义发展的基地，作为“特种战争”的试验场等等情况。周恩来在听取了东南亚局势的介绍后，指出：东南亚是世界矛盾最集中，斗争最尖锐，革命条件最成熟的地区，美国企图把南越、老挝、泰国作为一条战线，以“特种战争”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拿经济利诱和政治颠覆的手段企图破坏缅甸、柬埔寨的中立政策，但美国的这一阴谋不断受到挫折，而且面临彻底失败的危险。然而，美国对东南亚的侵略并不会罢手，当前美国军事形势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强化“特种战争”；二是把“特种战争”扩大为局部战争，美国在南越和老挝直接出兵，轰炸或进攻北越。但不管美国采取哪一种办法，中国人民必将出面支持东南亚人民的斗争。
周恩来在会上深刻地分析了形势，同时又详尽而具体地指出斗争的任务，建议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准备长期的艰巨的斗争，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将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密切结合起来。政治上应坚持两次日内瓦协议，不断揭露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并利用美国与法国的矛盾，广泛建立统一战线；军事上要积极加强，搞好军队，巩固根据地，打歼灭战，一个一个地砍敌人的手指头，诱敌深入，然后聚而歼之，争取三五年或更长时间，在不断胜利中解决问题。我们的斗争方针是，尽一切可能把战争限制在目前范围之内，同时积极准备应付第二种可能的情况。对第二种可能的方针是，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
周恩来在三国党的会议上所作的讲话，给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和人民增强了抗美的信心，也为我党中央决策抗美援越，保卫祖国南疆安全起了很大作用。
正如周恩来所料到的那样，一九六四年八月初，美国突然出兵袭击越南民主共和国，跨过战争边缘，扩大印支战争。一九六五年三月，美国把大批导弹部队、海军陆战队、战略轰炸机以及一些雇佣军调入越南南方，加紧侵略战争，并在一个月内四次突袭越南民主共和国，战火也有扩大到整个东南亚之势。
鉴于如上形势，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
周恩来是中国人民抗美援越斗争的组织者和决策者之一，他时刻关注东南亚局势的发展。当美国加速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步伐，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要求我国给以支援时，周恩来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建议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同越南人民和越南人民军一起抗击美国空军的袭击，帮助越南进行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后，他即负责领导这一艰巨任务的实施。
自一九六五年三月美国派大批战斗部队开进越南南方，并扩大侵略战争到北方，至是年八月，在南越的美军激增至十二万五千人，在此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数次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表明立场，他指出：中国是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签字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随后，中国人民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反抗侵略，直到根据越南人民的需要派出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并肩作战，赶走美国侵略者。
从一九六五年十月开始，中国分批派出支援部队。进入越南的中国援越筑路部队前后达八万人，在三年中修建公路一千二百多公里，修桥三百多座，铁路工程一百多公里。在修路中抗击美机轰炸的对空作战一千一百二十二次，击落击伤美机近七百架，超标准地完成了中越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无偿援助越南修建公路的协定和协议书规定的公路数量和质量。
由于美国侵略者不断出动飞机轰炸，修建公路出现很大困难。为了保障前线的供给，周恩来还批准和组织修建了一条从我国的云南边界到越南南方的隐蔽的林中小路，可用自行车、人力车运送武器弹药上前线，美国飞机不易发现，这条小道被称为“胡志明小道”，在援越抗美的斗争中起到积极作用。
周恩来不但参加中国人民抗美援越的军事决策，还多次接见越南党政军领导同志，共商抗美大计，甚至精心策划派人护送越南的军政干部安全返回前线。一九六六年，周恩来就曾派人秘密护送越南南方的一批领导成员从河内返回南越游击根据地。为了保证安全，周恩来仔细研究了返回路线，决定出奇制胜，从海上走。行前，还派一个调查小组，把路先趟了一遍，周恩来亲自听取小组汇报，一个个细节都问得清清楚楚，然后决定由中联部副部长许立陪同，用专机将这批越南南方领导成员从河内接到广州，再转乘我国远洋货轮直送到南越一个叫鹦鹉嘴的地方，最后安全送到南方司令部。确如胡志明主席多次满怀深情讲过的：“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八年，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抗美援越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周恩来仍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排除干扰，坚持抗美援越。15年来，我国援越武器、物资折价达二百多亿美元，在援越斗争中，伤亡达六千多人，尽了最大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支援部队是一九七○年完成任务后，奉命全部撤回国内的。
九十九、托举两弹一星的巨人
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中国人民托举“两弹一星”的总指挥。从五十年代开始，这两位巨人就为发展我国军事工业和突破国防尖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特别是周恩来，他深刻认识到武器装备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是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因此，他对我国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从无到有，从开采铀矿到核武器的研制成功，从导弹的研制到卫星上天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及其实施，都要亲自过问。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进口和仿制苏式武器的同时，便着手尖端武器的研制和常规武器的改进工作。一九五四年秋，周恩来获悉地质部一支勘探队在广西发现了铀矿，非常重视，立即要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带着样品向他汇报，随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听了汇报并看了样品后，感慨地说：“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被发现嘛！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从此，周恩来就一直负责这一伟大事业的领导工作。
经过周恩来的安排，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研制核武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周恩来在此之前邀请原子能科学家钱三强和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地质部的李四光、刘杰到总理办公室开会，讨论核反应堆和核武器的基础理论，他还通知他们参加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不断提醒科学家们汇报更多的细节，详尽地介绍核物理和铀地质学。毛泽东听得入迷，他说：“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特别兴奋。随后他们还和科学家们一起吃饭，周恩来特地交待拿茅台酒来。毛泽东向大家祝酒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干杯！”号召科学家们“尽自己的努力发展中国的核事业”。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正式决走发展我国原子能工业，并着手制定研制核武器的规划。
一九五五年一月决策后，中央政治局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三人协助周恩来具体负责这项工作。这年十月，空气动力专家钱学森由美回国，周恩来对此十分关心，并委以重任，他亲自交代钱学森起草《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钱学森是美国最早进行火箭技术研究的六个成员之一，他因受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面见美国海军部次长金布尔，要求返回祖国。金布尔曾声称：“我宁愿枪毙他，也不愿放他回中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值五个师。”而把钱学森拘禁起来。后来，经过周恩来、陈毅多方交涉，才得以离开美国，经华沙回到北京。一九五六年四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委托当时军委分工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装备的聂荣臻牵头，黄克诚、赵尔陆作为副手，着手抓导弹研制工作。
一九五六年十月，当时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曾征求聂荣臻是否接替陈毅的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领导，继续负责国防工业和武器计划，或出任北京市长？聂荣臻说：“我宁愿负责科学项目，也不愿意当市长。”后来聂成了上千位科学家和17位苏联顾问正在进行的12年规划的领导人，成了周恩来在科学技术政策制定方面的主要助手。
聂荣臻接受任务后，很快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制工作的初步意见。经周恩来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商定，在军委讨论通过。会上，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国导弹研制的方针，应当采取集中力量，突破一点的办法进行。决定从国内外凡是可以吸收来做这项工作的专门人材，都应当设法吸收和招聘。委托宋任穷专门组织一个小组，从各工业部门、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军队系统选调优秀的科技人员，从事这项工作。并责成军队起模范带头作用，要人、要钱首先拿出来。在这之后，在周恩来关怀下，我国的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电子元件和器件研究设计院、航空研究设计院以及其他武器装备的研究机构和试验基地相继建立。从而大大推动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一九五六年一月，周恩来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明确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指出：“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应该掌握最先进的科学以便能保证我们拥有坚不可摧的国防。因此，有一批知识分子把他们的知识和青春献给了核武器计划的发展。一九五六年初，中国的战略导弹计划也开始形成，党中央把决定发展导弹和发展原子能，作为中国国防现代化的两个关键项目，把战略导弹、核燃料产品工厂的建设、原子弹的发展放在优先发展的重要地位。
要建立原子能工业和导弹航空工业，需要掌握许多先进技术，研制许多先进材料、仪器和设备。而这些，在世界上是保密的，完全靠我们自己研制，则需要较长的时间。为此，我国政府抓住中苏关系良好的时机，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努力争取苏联援助我国建立核工业。一九五七年夏，根据苏联在对华新技术援助方面出现松动的迹象，由聂荣臻出面，通过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向苏联政府提出在尖端武器研制方面给予技术援助的希望。同年十月十五日，中苏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联在火箭、原子弹和航空等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简称十月十五日协定）。在签约后两年内，尽管苏联政府只是向我们提供了几种过了时的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相应的技术资料和设备，派来一些技术专家，但毕竟使我们这样一个科学技术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在尖端武器研制方面由无到有，打下了个底子，赢得了宝贵时间，为日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拿导弹来说，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近程地地导弹，正在自行设计中、远程地地导弹，并且进行了若干关键部件的研究试验工作。在原子弹研制方面，我们已查明的铀矿储量，可以满足第一套金属铀冶炼设备生产的需要。从选矿到核燃料生产厂的大部分设备基本具备，对几个短缺的关键设备也正在国内安排试制。在原子弹研究设计方面，对些关键技术问题，已经摸索了一段时间，有的已经突破，有的正在攻关。而苏联的援助没有维持多久，由于我党拒绝了赫鲁晓夫提出的侵犯我国主权、企图控制中国的要求；同时，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苏联在执行《一O月十五日协定》上也随之越来越后退了。一九五九年六月，赫鲁晓夫以种种借口拒绝交付原子弹教学模型。从一九六○年七月开始，苏联单方面撕毁所有中苏经济技术合同，而原子能工业首当其冲。苏联停运各种设备器材，拒绝交付技术资料，继则全部撤走技术专家，想把中国初生的原子能工业扼杀在襁褓里。
由于赫鲁晓夫破坏中苏关系，撕毁条约，使我们更加认识到自力更生的重要性，这就是必须把我国国防科学研究，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的研究工作的立足点，完全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才能攻克各种难关，扎实稳步地向前发展。早在一九五八年六月，毛泽东就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当时，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是严峻的。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封锁和苏联的限制；国内“大跃进”的失误；加上接连发生的天灾，使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了三年困难时期。但是，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被任何困难压倒，从不对任何压力屈服。一九六○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说过一句话：幸好赫鲁晓夫没有给我们什么尖端技术援助，否则的话，对我们来说，要还这个债是很困难的。
与此同时，周恩来召集彭德怀、聂荣臻和国防科委负责人参加紧急会议，研究苏联断绝火箭燃料供应后的对策。周总理坚定地说：“苏联想用卡燃料的方法，把我们的火箭事业扼杀在摇篮里，那是办不到的。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将导弹送上天。”果然不久，即一九六○年九月十日，在苏联专家撤走的第17天，在中国的国土上，用国产燃料发射了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十一月五日，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傲然竖立在发射台上，上午九时，发射成功。当天下午，在庆祝会上，聂荣臻激动地举杯祝酒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接着，周恩来要求在执行紧急任务时，要“摸着石头过河”，要求有关负责干部应该以有条不紊的渐进方式拿出核武器发展的具体计划来。邓小平也对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说：“有关路线、原则和政策已经确定。现在，一切都依赖于你们的工作，放心大胆地前进吧！如果取得了成功，荣誉归于你们，如果发生了失误，责任由中央书记处来负。”为了有力贯彻中央决议和指示精神，中央派邓小平、彭真、陈毅、张爱萍视察了兰州和其它核能工厂，并传达周恩来关于用自己的双手在八年时间内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来的指示。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六日，党中央发出了加速发展原子弹计划的号召。当时，赫鲁晓夫既不希望也不相信中国能够掌握核武器，他曾嘲笑我们说：“有些人不愿意参加核保护伞，要自己搞，我看不仅得不到原子弹，到头来恐怕连裤子都穿不上。”外交部长陈毅听了这番话，主张不惜代价发展战略武器计划，“为此目的，就是卖掉裤子也值得。”他还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根据情况的变化，一九六二年周恩来又亲自主持制定了我国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的十年规划，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部署了尖端武器研制的规划。为加强对两弹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和更好地组织全国大协作，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经党中央批准，成立由周恩来任主任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成员包括贺龙、李宫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罗瑞卿、陆定—七位副总理和赵尔陆、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张爱萍七位工业部门主要负责人。同年十二月，专委会讨论和批准了第二机械工业部提出的《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简称两年规划），主要内容是生产和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他着重指出：我们发展尖端事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要发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组织全国大力协同，从科研一开始就组织协作，要发扬风格，不要门户之见，要拧成一股绳，有关工业部门应当分别组织联合设计。他要求“二机部的工作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在实践中，要做到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要求大家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接着、他进一步阐明，实事求是既是思想方法，又是指导原则，要认识客观规律，不能怕失败。在科学实验中，有时必须经过失败，甚至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成功。工业中要循序渐进，想超越阶段跳过去也是不行的。要坚持不懈，做任何事情不能总是突击，只能在有一定可能性时才能突击。无论成功或失败都要戒骄戒躁，略有所成就，就骄傲起来，固然不好，急躁也容易犯错误。我们大可在现有的工业基础上“自力更生，立足于全国”，搞出一点名堂来。这次专委会的精神，后来成为我国国防尖端事业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在研制两弹过程中，当时曾组织上百个部、委、局单位，26个省、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院、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联合攻关，全国落实了大量科研课题和新材料、新设备的成套研制任务。在头两年里，周恩来在西花厅亲自主持了这个委员会的会议达九次之多。周恩来作为“总调度”，举凡中央专委决定的事，哪怕一个零部件的生产，当场拍板，由主管的部长保质、保量、限时完成，中间他还要不断督促检查。就这样，直到我国自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一九六四年，准备原子弹爆炸成了科技城和整个试验基地压倒一切的任务。
一九六四年上半年，各项准备工作就绪，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条件已经成熟。八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首次核试验党委会，张爱萍将军任党委书记，领导实施第一次核试验。周恩来指示张爱萍要不断与15人专门委员会联系，报告试验基地的情况，特别是要确保原子弹在组装、运送和爆炸时的安全。
经过慎重研究，核试验党委决定十月十六日十五时为核爆的零时。国防科委立即派人把这项决定送周恩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主席后同意按选择的零时实施核爆试验。从这天起，周总理办公室同罗布泊试验场开通了电话专线，一天24小时保持畅通。同时，刘杰也一直坐在电话机旁同前线张爱萍直接联系。
十六日上午，聂荣臻来到周总理办公室。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也都来到那架连着罗布泊试验场的专线电话机旁静静地坐着。试验开始的时候，周恩来决定刘杰负责和在前方的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保持密切的联系。那场面是多么感人啊！当张爱萍在电话中用激动的声音向刘杰说：“请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了。”周恩来听到了后，声音也有些激动，说：“你们能不能肯定是核爆炸？”刘杰说：“张爱萍同志报告说我们的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蘑菇云已见到了。”周恩来说：“好，我立即报告毛主席。”毛泽东听了后也两次要周恩来核实是不是核爆炸。几分钟后，周恩来对刘杰说：“毛主席指示我们再一次证实它是否确定是核爆炸，以便使外国人相信！”刘杰又立即把毛主席的命令传达给张爱萍。经过各种测量，数据证实是核爆炸无疑。周恩来如释重负，随即拿起话筒再次向毛泽东报告。这时，坐在一旁的邓颖超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几个小时后，毛泽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出人员时，周恩来庄严宣布：“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刚开始，听众鸦雀无声，甚至不知所措，接着热烈欢呼起来，长时间地响起了暴风雨般的鼓掌声，与会人员无不激动万分，尽情地欢跳，热烈庆祝我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的原子弹首次试验成功的伟大胜利。周恩来也激动地高声说：“你们愿意怎样庆祝就怎样庆祝，但是，可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啊！”这天晚上，中央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消息。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名义，也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郑重声明：“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证中国人民免受美国核威胁。”“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声明，庄严地宣告了中国对于核武器问题的原则立场。不久，在全国人大三届首次会议上，周恩来又说了如下一段话：“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地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这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都是有人怀疑的。但是，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现在应当是扫清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世界上的事情有些就那么凑巧：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天，恰恰又是不相信中国人能自己制造原子弹的赫鲁晓夫在同一天垮台！那一天，我同孔原、邓典桃正在江西上饶市地区招待所和我们带去参加“四清”的工作队同志一起学习。大家听到上面两个爆炸性的新闻后，都高兴得跳起来。晚上，“四清”工作队和地委的一些同志在招待所开联欢会，庆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也欢呼破坏中苏关系的赫鲁晓夫垮台，全体同志都尽情歌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孔原情不自禁地赤膊上阵表演独特的“双肩摇摆舞”。我就领头扭起陕北大秧歌。
在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根据毛泽东“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周恩来要求各国防工业部门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再接再厉，一鼓作气，立即抓紧加强型原子弹和氢弹、导弹的研制，特别是提出将两弹结合试验作为下一步的重点。同时，他要求总参谋部抓紧第二炮兵的组建。一九六六年五月进行的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前夕，周恩来对试验工作作了“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他不仅这样要求，而且身体力行，对每一次核试验、导弹试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他总要等现场指挥报告了专家、操作人员和主管部门领导三结合的研究结果后，仔细询问可能影响成败的各个关键环节，认真检查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才决定是否进行试验。他还要求各主管部门，把各种不利或意外因素都要考虑到，采取最可靠的保险措施。他不仅要求核试验本身万无一失，而且要求核试验的放射性烟尘，不仅对我国人民，也不应对邻国人民造成损害。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情都要精打细算，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负担。”“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青海省代号“二二一”工厂（专门从事制造核武器的工厂）的负责人，给刘杰打来了电话，报告在氢弹零部件的加工过程中，发现某一部件有擦痕。刘杰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到西花厅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指示，派刘杰乘专机立刻赶去青海调查此事。事关重大，但刘杰一想自己仅是个部级干部，就说：不必坐专机。周恩来回答：“坐专机，就是为了检查工作用的，你们就是要利用争取时间。”刘杰到青海后，经过同专家一起调查，那个部件的擦痕要用放大镜才能发现，是加工过程中留下的痕迹，不是人为用刀刻的，不影响质量。刘杰立刻把这个结论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才放了心。
一九六七年二月，为赶在法国之前，国防科委对氢弹提前试验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决定把首次氢弹试验提前到一九六七年第二季度进行。不久，28个参试单位的几千人进驻核试验基地，试验准备工作全面展开。
经过反复研究，确定六月十七日为氢弹试验的零日。六月十二日，周恩来总理听取了关于氢弹试验准备情况的汇报，告诫参试人员要实事求是，尤其要搞好人民群众的安全转移工作，落实好意外情况下的安全措施。周恩来还指定聂荣臻亲赴现场领导这次试验。
六月十七日，天气晴朗，高空只有一片卷云。驾驶七二六号轰—6飞机的徐克江机组，携带我国的第一颗氢弹起飞了。由于心情紧张，投弹时驾驶员动作失常，氢弹未能在晨八时准时投下。这时，驾驶舱里传来了周恩来的声音，鼓励徐克江机组“保持镇静，果断行动”。20分钟后，飞机绕了一圈又回到投弹区上空。这次一切正常，降落伞准时张开。八点二十分，氢弹降落在预定高度，准时起爆。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科技工作者用实际行动实现了抢在法国之前的誓言。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爆炸，苏联用了四年，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而我国则用了两年零八个月。正是由于贯彻了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我国的原子弹、氢弹试验和外国相比，事故最少，成功率最高，耗资也是最少的。
为了打破核垄断，我国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就把下一步的目标瞄准导弹核武器。一九六四年六至七月，我国连续发射三枚中程运载火箭成功。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当改进型运载火箭进行考核飞行试验时，周恩来来到火箭发射试验基地。他一下飞机，就详细询问基地的情况，接着，他不顾旅途疲劳，来到发射基地观看了火箭发射试验。这年九月，当我国“两弹结合”试验的工作准备就绪，周恩来又亲自过问试验工作的细节。十月十九日，“两弹结合”试验前夕，周恩来在与二机部、七机部负责人以及一部分科学家开会时，激动地说，“赫鲁晓夫不是说中国十年内搞不出原子弹吗？可我们只用了四年就搞出来了。这是争气弹、争光弹。核爆炸成功后，有人嘲笑我们有弹无枪，无非是说我们光有原子弹，没有运载工具。我们要用导弹把原子弹打出去，用行动来回答舆论的挑战！”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实施要求。二十七日凌晨，“两弹结合”试验成功。毛泽东、周恩来都十分高兴，立即向试验场地传达他们的祝贺。周恩来对我国国防尖端和战略武器的研制与发展事业，真可谓是呕心沥血啊！一九七○年初到一九七四年，特别是后两年，周恩来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一方面，“四人帮”对他的迫害越来越疯狂；另一方面，癌症对他的折磨，也日益加重。周恩来以超人的毅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支撑着极为繁重的内政、外交重负，同时，也从未放松过对我国国防尖端和战略武器的研制。
他对奋力为发展我国尖端事业的科学技术专家和行政领导干部，极尽其保护的责任。对主要厂、矿、企业较早地实行了军管，避免混乱造成的破坏。对林彪提出的重点工厂向大三线搬迁的主张，周恩来坚决顶住了。在这段极其艰难的时间里，他亲自主持召开了20多次专委会议，对我国国防尖端各个领域的发展，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性的指示和部署。在我国中远程火箭的技术攻关取得新进展后，一九六五年，钱学森等上书中央，希望早日把人造卫星列入国家任务。周恩来报告毛泽东，采纳了钱学森的建议，并把我国第一颗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
发射人造卫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卫星本体的研制，地面跟踪系统设备的研制，以及发射试验场的建设等要齐头并进。为此，周恩来部署搞“全国大协作”，并极力排除“文革”的影响，要求全国上下通力合作，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委还发出“特别公函”，要物给物，要人给人，全力以赴，研制卫星。一九七○年春，“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装完毕，四月一日运抵发射场。卫星地面测控系统第一期工程也如期交付使用。四月十四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刚从发射基地返京的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戚发韧等关于卫星、火箭在发射场测试情况的汇报。四月十六日深夜，他给国防科委负责人打电话说：“中央同意你们的发射计划。
卫星和运载火箭运到发射地后一定要认真地、仔细地、一丝不苟地进行测试检查。从今天起，测试情况每天向我报告。”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卫星发射场风和日丽，指挥部决定把发射时间定在晚上九点三十分。下午三点五十分，周总理电告国防科委，毛泽东主席已批准这次发射，希望大家鼓足干劲，过细地做好工作，要一次发射成功。九点三十五分，我国第一颗卫星徐徐升空入轨。十点整，国防科委向总理报告卫星入轨了！周恩来听到卫星入轨的报告后，高兴地说：“准备庆贺！”他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喜讯，而毛泽东在书房里已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从卫星上发来的清晰洪亮的《东方红》乐曲！毛泽东、周恩来可以说是中国人民托举“两弹一星”的总指挥。
接着，我国自力更生建造核潜艇，二机部负责建造核潜艇动力堆。一九七○年七月，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中央专委在对模式堆启动提升功率问题进行讨论时，周恩来着重审查了启动运行的安全问题。并在会上指出：这是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的基础。在各部门的大力协同下，我国终于建成第一艘核潜艇。在同年的一次专委会上，周恩来听取上海市研制核电站问题汇报时，重申“二机部不能只是个爆炸部，除了生产核弹外，还要搞核电站”。并明确了：我国发展核电，应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从此，我国原子能工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建设核电站，和平利用核能。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是周恩来生前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专委会议。审查批准了上海核电站工程，即今天已投入运转的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方案。也许他已预感到参加专委会的机会不多了，在这次会议上，他忍着病痛作了长篇讲话，对我国尖端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他指出：建设核电站要绝对安全可靠。有关部门要选派好的设计人员支援上海，通过这个工程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二机部、七机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总结经验，要有专人抓这件事；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要想到21、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等等。与会人员眼含热泪记下了他最后的嘱托。
我国的国防科研和尖端工业，在帝国主义封锁和苏联霸权主义卡我们的情况下，没有被窒息瘫痪，在遭受“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下，没有被中断。反而能够独立自主地继续发展，并为大规模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是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周恩来高超的组织能力和丝不苟的作风的结果。正是由于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我国在发展国防尖端科学和改进常规武器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从而保障了建国后几次卫国的局部战争的胜利，使我国在国际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今天，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军建设的指导思想正经历着一个战略性的转变。我国的国防力量日臻巩固和发展，航空、航天工业、原子工业及核武器的生产，均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永远也不会忘记周恩来总理在这方面伟大的历史功绩！我们应当继承周恩来的遗志，进一步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创建新的业绩。
2007/09/10
第二十四章建设强大的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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