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识分子的益友良师
一九五一年八月，周恩来曾在一次会议上说：人才缺乏，已是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不论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在巩固政权方面，我们都需要人才。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国家建设的重任使他比别的领导人更早、更充分地认识到：“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实际生活促使他十分重视培养人才，扩大知识分子队伍和充分动员与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不断总结经验，探索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周恩来是党内联系知识分子最广泛的一位领导人。从五四时期的天津“觉悟社”，至旅欧的中国少年共产党，以至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他都联系着一批爱国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一九二四年他在欧洲出版的《赤光》杂志第二期《革命救国论》一文中，即称赞中国知识界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之一；又指出其中尤以青年学生最能无忌惮地反对列强、反对军阀。就以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知识分子”这个词来说，在建党初期的党内文件或领导人讲话中，一般皆称“知识阶级”或“知识界”，周恩来在一九二五年六月的一篇文章中，正式指出“知识阶级”这个称呼不对，应说是“知识分子”或“知识界”。
同年十二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讲到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他们两人先后使用了“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事前是否有过什么联系，我们还不清楚，但是，说他们不约而同地使用这个称呼，应该是可以的。
一九二八年党的六大以后，在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之时，曾经针对当时党内一股反知识分子的“左”倾思想，在党内文件《告全体同志书》中为知识分子讲过公道话：“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这是很错误的。”文告中在分析大革命失败后的情况时，指出：“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动摇的，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初期，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领寻的公开身份，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爱国反美统一战线而进行艰苦复杂的斗争，更是团结、领导和影响着大半个中国的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群。其中最令人感动的，如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后，他安排在重庆、桂林的文化界人士转移疏散到延安、香港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保护了欧阳山、茅盾、章泯、夏衍、艾青等一批人免遭顽固派迫害。同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又指示廖承志、潘汉年等人，将避居香港的文化界人土、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梁漱溟等八百多人安全转移到重庆、东江、桂林、韶关等地。
他把爱国知识分子看成国家的宝贝，尊重爱护，广泛联系，爱国知识分子则把他视为自己的知心朋友、益友良师，敬佩爱戴。
在新中国诞生之前，他已经开始千方百计地争取国民党政府管辖下的一批知识分子留在大陆工作，如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专家孙越崎、钱昌照等在他和党组织的工作、影响之下都留在大陆，连曾任过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也不跟蒋介石到台湾，一九五一年从法国回到北京，为新中国服务。建国以后，他更注意争取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工作或讲学，先后把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请回来了，其中包括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老舍和冰心等著名科学家和作家，众多事实说明我党在这阶段的知识分子工作是做得很有成效的。
老教育家张柏苓是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的创办人，是周恩来的老师，抗日时期曾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以后还当过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在周恩来和我党的感召下，一九四九年拒绝蒋介石邀他飞往台湾之请，留在重庆迎接解放，后转到天津定居。
北京解放前夕，周恩来派田汉以毛泽东和他的名义秘密拜访知名画家、时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希望徐不要离开北平，尽可能在文化界多为共产党做些工作。徐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公开赞扬抗日解放区的木刻艺术，又拒绝为蒋介石画像，不愿加入国民党。周恩来对他早有了解，一九四六年徐悲鸿受命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时，不少朋友劝他不要去担任这个职务。正好周恩来在南京见到他，却鼓励他去北平就任。这次徐悲鸿从田汉那里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受到巨大的鼓舞。当傅作义在起义前夕召开北平的学者名流征询意见时，他第一个表态，希望军事当局要顾全大局，顺从民意，使古都和平解放。原来，齐白石老人不了解党的政策，想举家到香港“避风”，经过他的劝阻后同他一起留下迎接古都解放。解放后，徐悲鸿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当选全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创作了《奔马图》等名画，为新中国培养人才、发展美术文化事业做了有益的工作。
作家老舍，新中国成立时正在美国讲学，是郭沫若等人用周恩来名义请他回国。老舍一回到北京，便埋头创作，不久便创作出《龙须沟》剧作。一九五一年春，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特意在怀仁堂观看，《龙须沟》一时风靡全国。周恩来主张年轻一代看老舍名作《茶馆》，让他们知道在旧中国社会的种种腐败、黑暗现象。一九五五年当他第二次看《茶馆》时，散场后把老舍和演员请到一起，重提教育青年人的问题，说从近代史上选择什么事件为典型搬上舞台，还值得好好研究，希望者舍仔细推敲斟酌一下。后来，老舍写《春华秋实》，周恩来看完排演，亲自打电话提醒老舍有几处值得推敲，向老舍详尽解释有关政策，使老舍深受感动。
对于争取李四光回国工作，周恩来更是花了一番心血。李四光是湖北人，比周大九岁，一九○五年在日本留学时参加同盟会，后回国参加辛亥革命。一九一三年又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攻地质采矿，五四运动后即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长期从事古生物学、冰川学和地质力学的教学研究工作。抗战时期在重庆，曾两次同周恩来会面，周将中共的政治主张介绍给他，他对周有深刻印象，对人说过：“我从周恩来先生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一九四八年他以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身份，到伦敦出席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后，一直旅居国外。一九四九年九月李四光被推选为新政协的委员，十月又被任命为新中国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其时他尚在国外，闻讯后，即拒绝随蒋介石前往台湾的命令，冒着被国民党特务扣留或暗杀的危险，辗转几个月才回到北京。当时中央打算召开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周恩来认为新中国的地质工作要有个挂帅的，一定要等李四光回来再开地质会议。有人说李四光不会回来了，周恩来不信，非等待不可。
一九五○年五月李四光回到北京，一住下就找人商谈全国地质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周恩来特意到住处去看望他，一见面就说：“你终于回来了，欢迎、欢迎！祖国需要你呀！”李四光也直截了当地向总理汇报情况。周恩来听完说：“不论工业还是国防，都和地质分不开，地质要先行。开地质会议一定要等你回来，你回来晚了，一定是路上有困难耽搁了。”周恩来对他的了解和信任，使李四光很受感动，本来他想辞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务，这时也难于启齿了。周又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地质构造特点、地质力学理论和国外科学发展情况等等，并称赞他创建了自己的地质力学。一个关于新中国地质工作发展的轮廓，就在这么一次老友重逢式的谈话中出现，李四光又一次从周恩来和共产党人身上看到新中国的希望，不久，他又接任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部长。
一九五七年春季，周恩来趁陪外宾到杭州参观的机会，去医院看望正在杭州疗养的李四光。他向李四光征求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意见，又作为老朋友了解李四光对入党的想法。李四光早有入党的愿望，但他又感到自己年纪大、身体不好，怕入党不够条件，对要不要申请入党老是犹豫不决。周恩来友好诚挚地告诉李四光：现时很需要知识分子为党工作，入党后可以更直接受到党的教育和领导，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他要李四光好好考虑，找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地质部党组织领导谈谈，这无疑对李四光是一番重要的鼓励。过后，医院诊断李四光患恶性肿瘤，周恩来又三次到医院看他，每次都在病榻边同他谈入党问题。次年十二月，70岁的地质学家李四光被批准入党，终于完成夙愿找到自己的政治归宿。李四光运用他的地质力学理论，指导我国地质界研究地壳运动和油气聚集规律，提出我国东部新华夏构造体系的三个沉降地带具有广阔的含油前景。根据这个研究结果，国家有关部门经过勘察、钻探，相继发现了大庆、大港、胜利等油田，随后组织开发，到一九六三年我国便结束了所谓“贫油国”的历史。一九六六年邢台地震之后，周恩来召开会议讨论地震能否预报，到会许多部门领导干部和科学专家都感到没有把握，李四光经过慎重思考后当场表态说，可以预见。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发生有个过程，会有一定规律。预报是可能的，但要做大量的探索工作。
周恩来赞同他的意见。指示有关部门组织探索，不久之后，我国的地震预报工作便不断取得成果，进入世界的先进行列。
钱学森的回国，周恩来则是慷慨大方的付出“代价”的。原来钱是研究尖端科学的喷气专家，他不计个人待遇、享受，决意回国报效祖国和人民。
而当时尚坚持要包围、封锁、扼制新中国的美国当局，竟不惜剥下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美丽外衣，赤裸裸地露出“世界警察”的野蛮本质，强行扣留了钱学森等一批中国留美学人的护照，并且把他们监视起来。一九五五年六月，钱学森经过外国朋友，向我国政府请求帮助回国，周恩来即指示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会谈的王炳南，通知美方说我们将提前释放11名美国战俘（飞行员），要求美国当局取消对钱学森等中国侨民的强迫羁留。尽管美国军方一些人还在叫嚣“宁可把这家伙（指钱学森）枪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
他的威力抵得上五个师（军队）”。但在美国和世界舆论面前，美国当局不得已也只好让钱学森在同年底回国了。
对原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周恩来都十分爱护、信任、尊重，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深厚友谊，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起来了。革命胜利后，周恩来对郭沫若非常推崇，并委以重任。一九四九年春，世界和平大会邀请中国解放区派代表团参加，这是未来的红色中国首次在国际上亮相，周恩来亲自推荐郭沫若任团长，马寅初、刘宁一任副团长。他于三月二十七日在北京饭店接见全体代表40名，并发表讲话说：在中国只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根除它的战争政策，才能真正实现彻底的和平。这样将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的一大贡献。据说代表团在大会上受到热烈欢迎，并同各国代表共同倡议，掀起世界范围的反对侵略战争的和平浪潮。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周恩来提名推荐郭沫若等为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果不负众望，长期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社会、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职务，都能尽职尽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建国初期，在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百废待兴，而又各方人才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周恩来对知识分子工作采取了两点对策：一是要“人尽其才”，充分动员和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同心协力建设国家；二是要“后有来者”。
因为不论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巩固政权等方面，都需要人才。人才缺乏，已成为各项建设中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因此，大量培养知识分子，尤其是工业技术、科学研究和教育师资，已经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重要条件，必须马上着手进行。在一九五○年全国高教会议之后，周恩来又对教育工作倾注大量心血。
一九五○年政务院作出决定，在全国举办工农速成中学，让各地选送数以万计的工农革命干部（包括一部分老同志、老将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新型的知识分子。一九五一年又按国家需要，改革全国的教育体制，使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师范教育和各类技术学校、补习学校、工农速成中学等都得到适当的安徘，以大量训练、培养各类人材。
对于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周恩来不仅时刻操心、孜孜不倦地告诫有关人员，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做出榜样。单从他在水利战线做知识分子工作的事迹，也不难看出这一点。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的一个来月，他在接见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部分代表时，针对当时水电和灌溉远远落后于可能开发的水利资源的状况，热情洋溢地鼓励与会专家和代表们说，这是大大地荒废了自然界所赋予我们的资源。
假如能够把全部水利资源都利用起来，那将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业！以自然界来说，要为人民服务，还有比这更直接的吗！他认为新中国的人民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首先必须治理危害人民的水患，解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吃饭问题，因此，大力治水，发挥水利专家的作用，重视举办水利教育，培养水利人才，正是人民政府不同于国民党政府的本质表现之一。在这个会上，他称赞我国近代史上的水利科学先驱李仪祉，以李仪祉一九一五年留德回国，为水利而任教、办学，组织兴修关中水利，虽经多年惨淡经营，终因政府官僚的漠视和压制而难以为继的事实，说明新中国为科学和科学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前景，勉励大家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又要大力培养青年专家，做到后继有人。第二年夏天，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上，他进一步鼓励科学家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他说，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成绩。他对科技工作者的关怀、信任和谆谆教导，给人留下良好印象。在以后治理淮河、黄河、新安江、密云水库等工地现场，他又经常向专家询问请教，支持专家工作，帮助解决问题，有时还把专家请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听取汇报，共商治水大计，水利专家们都把他视为知己。如黄河三门峡水库在建设时对泥沙淤集量估计不足，以致建成后不久泥沙淤积过多需要开洞排沙，周恩来亲自和水利部、清华大学水利专家钱正英、张含英、张光斗等研究方案，最后解决了问题。五十年代，周恩来在水利部副部长李锐陪同下视察了浙江新安江水电站工地。当了解到这个电站是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的情况后，感到很满意，就挥笔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给水利建设的专家们以极大的鼓励。可以这样说，周恩来是我们党内最善于做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人，凡是同他接触过的知识分子无不为他的精神、能力和风度所感动，许多人以后还留下真诚美好的记忆。
建国初期，周恩来在知识分子中影响最大要数他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在怀仁堂向京、津两地教授、研究人员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这次报告是应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和北大教师学习会的邀请，向高等教育界人士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报告的主题是讲知识分子为了适应新社会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改革的需要，必须清除旧社会的旧意识影响，树立为人民服务思想。党和政府在给解放前的知识分子安排适当工作的基础上，还要帮助知识分子通过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社会实践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民主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同时也谈到教育问题，说人民教师是新后代的培养者，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应当尊重他们，以提高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热忱。他主张：我们对教育工作者要循循善诱，使人心悦诚服，要用这种精神来团结全国教育工作者。这次报告的特点，是他从自己的家庭、身世讲到受旧教育、以后参加革命的经历体会，认为知识分子要从爱国主义立场发展到人民立场、共产主义立场，必须过好民族关、阶级关、家庭关。他一气讲了七个小时，其中讲到批评与自我批评，比喻患病不能讳疾忌医，鼓励大家要以革命为归宿。这个报告循循善诱，感人至深。
事后两个月左右，北京、天津两地的高等学校组织知识分子学习，联系思想，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改造，自觉清除崇美、恐美思想，树立民族自信，以后又逐步发展到全国各地的教育界、文化界以至整个知识界，形成一个思想改造运动，前后经历一年多的时间。这次报告对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的调整和教学改革，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一九五六年清华大学一批老知识分子入党时，还提起周恩来在怀仁堂这次报告对自己的重要影响。听过这次报告的老知识分子周培源对周恩来从自己的家庭出身和走上革命道路的实际经历，讲到在新社会必须自觉改造思想的道理印象极深，感到报告“内容感人肺腑”。
一○一、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次年一月召开一次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大型会议。会前，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经济文化建设中迫切需要人才，而知识分子工作中又存在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建议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解决。毛泽东把周恩来的建议提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大家同意开会并指定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十位同志进行筹备，由周恩来负总责。周恩来是我们党内同知识分子保持最广泛联系，又最理解知识分子的领导人，由他负责筹备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推动了他十分认真地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和制定党的有关政策。
当时，一方面是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中同必须迎头赶上，而国内正在发展的各项建设事业又都迫切需要解决人才问题；另一方面虽然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已经有了重大变化，队伍也在扩大，但党内还存在着“左”的倾向，严重妨碍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中央领导人都感到情况已经基本清楚，只有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才能适应国内建设的需要，追赶世界科技发展进程。因此，必须切实加强和改进党对知识分子工作和整个科学、教育、文化工作的领导，动员全党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周恩来果然不负众望，自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成员和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确定由他负筹备总责之后，次日，他便在出席中央对私营企业改造会议的各省、市党委书记中吹风，布置调查研究，同日，又召集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布置这项工作。
周恩来在中央十人筹备小组紧张进行调查研究的同时，亲自对我国科技现状同世界先进水平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对比研究，最后又主持起草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开幕，大会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领导人都出席了，参加会议的有省、市党委和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负责人。还有部分党内知识分子代表，共一千二百七十七人。
大会开幕式十分隆重，刘少奇主持，周恩来代表中央做报告，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诸位领导都在主席台上就座。报告主题是讲知识分子问题，实际上已经把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同充分发展科学，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联系起来，正式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号召科技文化界奋起直追，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个报告很有特色，第一，强调“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第二，“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我最早听到的关于多快好省的提法）。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其中特别指出“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他们“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成为“国家的宝贝”。“宝贝”这个提法，就我所记忆的，当年在抗日战争期间的重庆，作为中共南方局领导人的周恩来，就曾经向我们这些南方局的工作人员说过，“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贝，十几年后，到了新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他再次确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沿用中国民间最熟悉的形象语言称赞知识分子。第三，正确分析了知识分子的现状和阶级属性，这在当时也算是开创性的新闻。
他说，旧时代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还有新培养出来的大量知识分子，中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把已经多年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看成工人阶级自己的队伍，这对周恩来和党内部分同志来说，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早在一九四九年夏季，在新中国建立前的全国文代会上，他也曾说过，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虽然报告所指都是实情，但在当时那样的场合提出，没有相当的政治、理论勇气是不行的。因为当时在党内负责同志中也还有人认为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报告还分析、批评了当时存在的歧视和排斥知识分子的“左”倾情绪，提出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安排、了解、信任和支持知识分子工作，解决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与待遇以及在政治上关心和帮助知识分子进步等措施，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
找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一起，参加了这次大会。分组讨论时，我和统战部几位同志作为大会工作人员，去调查收集资料，然后向以周恩来为首的大会临时党组汇报。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到会讲话，指出：现在搞文化革命、技术革命，要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知识分子是可以改变的，党要加强领导，促进他们的改变。又勉励大家说，我们国家人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成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
这次会议的震动很大，不少知名知识分子反映，周总理的报告说出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里话，指出了他们今后应当遵循的方向。很多专家表示今后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加强自觉改造，积骰进行科学技术和理论研究，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最大的力量。老知识分子、哲学史专家冯友兰表示拥护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愿意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增添一份力量，并提出了给知识分子创造有利工作条件的几点建议。年轻数学专家谷超豪也表示，一定不辜负党所赋予的艰巨使命，要在导师（苏步青教授）指引下发挥集体的力量，开辟新课题，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做出成绩。
一九五六年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要求进一步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部门的议事日程上，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个《指示》下达后，知识分子工作大有改善。早先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统战部对知识分子工作的看法有些不一致，中宣部有些同志认为建国以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都应由统战部管。中央统战部不同意。统战部有个知识分子处，只管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中央指示之后，知识分子工作加强了，但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有人还不以为然，在实际工作中，不时还有所反映。
总的说来，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各级党政机关按照中央指示，对知识分子工作的认识都有明显提高，低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进步，低估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积极性等“左”倾宗派主义倾向，逐步受到批评和有所纠正。
各级党组织在加强和改善知识分子工作中，多数能够逐步克服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等“六不”现象，使大多数知识分子感到“春天来了”，人人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发展我国的经济、科技、教育、文艺等事业而辛勤劳动，献策献力，并且对未来充满信心。
大会之前，轻工部等五个单位作过一次调查，高级知识分子安排不当，用非所学的约占十分之一。周恩来认为这是严重的浪费，要求把专门人才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关于为知识分子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帮助知识分子解决居住、医疗、休息等具体问题，周恩来说，解决好行政管理人员照顾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差不多解决一半。他本人对这方面的工作，都是以身垂范，躬亲力行的。一九五六年他亲自给《知识就是力量》科普杂志题写刊名。一九五七年春节为天津南开中学青年题词：努力学习，积极劳动，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树立艰苦朴素作风，准备做一个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和农民，准备做一个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知识分子。
除了在工作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以外，周恩来非常注意在政治上关心知识分子的进步。他亲自教育、培养程砚秋、李四光入党，是从政治上关心知识分子，认真执行中央有关决议的典范。
程砚秋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日本军队侵占北平古都时，他因拒绝为侵略者义演捐献飞机而遭搜捕迫害，甘愿在京郊务农为生，保持了高尚的爱国民族气节。北平刚解放，周恩来便登门拜访他，适他外出而留条致意。中央知识分子会议以后，周恩来亲自关心程砚秋入党的事。有一回宋庆龄送几只螃蟹给周恩来，周恩来利用请吃螃蟹的机会，约请程砚秋和程最敬佩的贺龙元帅一起长谈，教育提高程砚秋对党的认识，后来他和贺老总两人做为程砚秋的入党介绍人。他在程的入党志愿书上认真写了意见和希望，并且将这些内容亲笔抄送程砚秋。当时那封信写道：砚秋同志：我在你的入党志愿书上，写了这样一段意见：程砚秋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他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就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他的入党申请，如得到党组织批准，今后对他的要求，就应该更加严格。我曾经对他说，在他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期间，他应该努力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活，力图与劳动群众相结合，好继续克服个人主义思想作风，并且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以便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
现在把它抄送给你，作为我这个介绍人对你的认识和希望的表示。
周恩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初，程砚秋给周恩来回信表示：请放心吧，我永久忠诚遵守党的一切，有信心为人民去工作，不会使您失望的。
一九五八年初，程砚秋在入党三个月后不幸逝世，周恩来在程生前关怀其事业、进步，以后对其遗属也仍经常关心。一九六○年全国地方戏表演艺术家到北京开会，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借机请常香玉、红线女、袁雪芬等和程砚秋夫人果素英到西花厅吃饭，以聚餐的形式为程夫人散心，吃完午饭还陪客散步漫谈，客人们看总理对文艺界朋友遗属这么体贴入微，都感到党的温暖可亲，心中异常宽慰。
对于知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周恩来很关心和大力支持。对从工人中成长起来的土专家，解放后培养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关怀备至，热情支持。
如东北的四平植物油厂工程师李川江，是一位在工作岗位上自学、钻研成才的知识化青年工人，一九五二年当他才20多岁的时候，总结研究了大豆出油技术，每担大豆可产油12斤多，比当时别人的产油率高出百分之十几。第二年他又把每担大豆的产油量提高到14斤，带动了东北地区油脂生产取得良好的效益。在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全国群英会上，周恩来亲自把他介绍给毛泽东。李川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鼓励，积极性创造性更加发挥起来，一年多以后，又把出油率提高到百分之十七，光吉林全省推广他的经验——浸出机械化，每年即可增产油一千四百万斤。周恩来在第二次全国群英会上，亲手授给他“油脂工业的旗帜”锦旗一面，同行工人自豪地说：“油脂工人不种田，也要增产万石粮。”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关怀、示范和督促下，全国大多数地区和部门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工作条件、生活状况，在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这两年间，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善，比如：知识分子入党的人数增加了，参加非业务性会议和行政事务方面的时间减少了。当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要保证专业人员有六分之五时间用在业务上，对解决科技文化战线上一大严重问题——专业人员参加非业务性活动和行政事务太多，妨碍正常业务和生活，有所缓解。科研人员需要参阅必要图书、查找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解决住宿、医疗以至配备助手的事，也都不同程度得到解决。周恩来在这段时间里，根据群众建议和国外科学文化发展经验，还提出：按照知识分子贡献大小相适应的调整工资，消除平均主义；修改不合理的升级制度，建立学位、学衔、荣誉称号，奖励发明创作和优秀著作等主张，并在部分地区和部门进行小范围的试行和探索。在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工作采取一系列改善、加强的举措之后，经济、科研、文化战线不断传来喜讯，比如水稻杂交育种、推广针刺麻醉、人工合成胰岛素晶体成功等等，其中许多项目都渗透着周恩来倾注的心血。
在向现代科学进军方面，各方的看法比较一致，发展也比较顺利。知识分子问题大会之后，全国出现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中央明确指出：要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的科学和文化的落后状况，力求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在12年内（至一九六七年）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其中，并把大力培养知识分子的新生力量，提高知识分子业务水平，作为制定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一项，要求作出全面规划。一九五六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又批准成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从事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科技发展规划。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由陈毅、郭沫若、李四光、薄一波等组成，陈毅当主任（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陈毅因病休养，改由聂荣臻担任）。中央对这件事非常重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领导人特地在怀仁堂听吴有训、竺可桢、严济慈等专家的科学专题报告。国务院召集了各种门类学科的科学家、高级技术人员七百五十七人，又聘请近百名苏联专家参加编制规划的实际工作，请16名苏联著名科学家来华讲学，历时八个多月，即把规划纲要草案编成。经过征求意见，修改定案，次年十二月又派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率中国访苏科技代表团赴苏洽谈确定一百二十二个科技合作项目。郭沫若在十一月初参加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参加苏联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后，留在莫斯科带领中国科技代表团活动。
周恩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编制这个12年规划提出明确的指寻思想：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短缺又是国家建设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补足起来，使12年后我国的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大国，一次，他在听规划委员会负责人汇报后，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尽量瞄准当代世界的新兴科学技术，采用世界的先进技术，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根据我国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我们在选择和确定科研项目上，要重点发展，避免分散力量。按照“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原则，规划委员会最后选定57项，六百多个课题，其中重点一百二十二个课题。这些项目主要包括：原子能和平利用、电子半导体、计算机、遥控技术、喷气技术、生产流程自动化、精密仪器、石油资源勘探、新的合金、冶金技术、燃料综合利用、新的大型动力机械，黄河与长江综合开发、农业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几种主要疾病防治和自然科学中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等。对于理论问题，他还特别说明：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他对规划过程的及时指导，对正确制定规划和组织实施起了重要作用。
通过制定和执行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把知识分子工作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结合起来，并且在执行中不断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可以说这是周恩来高瞻远瞩的一个创举。他把群众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重大难题的研究解决，给科学家们提出任务，作为研究课题，比如：北京石化的烟柱、地下水资源、云南锡矿工人的肺癌、新疆维吾尔农民的甲状腺肿、东北伊春林区工人气管炎防治等，请广大科技工作者朝着一个又一个的目标去奋斗，切切实实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实际问题，走向广阔天地。在科技专家做出成绩时，他便指示有关部门，推广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从而促使知识分子工作、生活条件的进一步改善。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光斗，是美国哈佛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周恩来对他关怀信任。在一九五六年全国民进生产工作者会上，他热情地鼓励张教授不断前进。张光斗在建设密云水库，特别是处理当时的抗洪蓄水方面搞得很出色，在举行建国十周年的国宴时，他又把张光斗排到第一桌，向张敬酒，此举不仅是对某个有成就专家的表彰，更重要的是为众多的水利专家的工作开拓道路。比如采纳专家意见，在制定下达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中，水利计划先于其它计划下达，这对水利专家和整个水利工作都是很有益的。
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把周恩来称为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事业的领导者，他说周恩来领导和部署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成功经验，将继续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把知识分子工作搞得更好，一九五六年五月，国务院成立了专家局，由副秘书长齐燕铭兼局长，主管国内专家工作的管理协调、检查、督促等。对于国外专家，早些时候已经有了国外专家局，为外国来华专家提供优待和服务。国内专家局成立以后，国务院各部门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有专门机构经常过问，问题的解决相对就会快些或好些。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把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同发展国家经济文化建设联系起来，着重谈论了加速科学技术进步，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问题，对文化艺术方面的工作涉及不多，但会议关于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政治状况分析和方针，政策，同样给文艺界人士带来春天的气息。
由于工作关系，周恩来在建国前就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为了努力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朋友，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建立新中国，他对文艺界的朋友总是十分尊重、爱护和以礼相待，不论年老、年轻，也不论哪个流派，只要这人愿意为社会进步和中国人民效力，他都给予鼓励和帮助。抗日战争时期，他同有名的言情小说家张恨水的交往是个生动的例子，张恨水是游离于政治党派之外的文人。周恩来并不因他当时有鸳鸯蝴蝶派之称而嫌弃疏远他，而是同样真诚地向他宣传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道理，终于使他有感于全民族抗日的现实，撰写了揭露国民党官场腐败的《八十一梦》，连载于一九三九年重庆的《新民报》上。周恩来对他的爱国心和正义感给予肯定和鼓励，当一九四四年六月张恨水50寿辰的时候，《新华日报》特意发表短评，指出张的章回小说“在主题上尽管迂回而曲折，而题材却是最接近于现实的”。“他的作品也无不以同情弱小，反抗强暴为主要的题目”。公正评述张恨水从游离政治走向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争取团结了一个作家，影响了一批读者。解放初张恨水病逝，周恩来还致电哀悼。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仍尽可能地关心和联系一大批文艺界的知识分子，比如：关心辛亥革命过来的老诗人、“南社”社长柳亚子的治病，祝贺老画家齐白石90寿辰获得文化部授予“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称号，支持举办徐悲鸿遗作展览和建徐悲鸿故居纪念馆等。这些事情都得到文艺界知识分子的赞赏。
一九五三年九月，全国第二次文代会请他作报告，他号召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创作有正确思想内容的优秀文艺作品，给予《谁是最可爱的人》以高度评价，说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将士，还请作者魏巍站起来，让代表们认识一下。
一九五六年春天，梅兰芳受命带京剧代表团访日。梅兰芳对赴日演出思想育疙瘩，情绪不高。周恩来得知这个情况后，亲自向梅兰芳讲赴日演出与发展中日民间友谊的道理，终于帮梅兰芳解开思想扣子，使演出成功，全团安全归来。
一九五七年春天，周恩来陪外宾到杭州，京剧艺术家盖叫天去看望过他，他即刻抽时间回访。在一个雨天，周恩来撑着伞步行到盖叫天家里，称赞盖叫天勤学苦练，关心盖叫天的健康和工作，盖叫天感动得热泪盈眶，双手颤动。
周恩来在上海时接见了书法家沈尹默。沈尹默高度近视，进了宾馆的房间还看不清迎上来的人就是周恩来，误以为是宾馆的接待人员，顺手把脱下来的大衣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接过大衣自然大方地挂到衣架上。一开始交谈，沈尹默便发觉自己失礼，连忙表示抱歉，周恩来反而劝慰他不要放在心上。沈尹默专门抄写了毛泽东《沁园春》词送周恩来，后来发现写错了一个字，又重写了一幅，我把有错字的那一幅留了下来，成为纪念周恩来和沈尹默两位名人的纪念品了。老电影工作者陈荒煤说：周总理对文艺工作的关怀、支持和要求，更根本的一点，还是他那时时刻刻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的表现。
这个时候，全国各级和各部门的党政领导，在中央有关指示下，绝大多数都注意加强和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确实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励，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亲密团结，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发展顺利，捷报频传，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胜利完成。
文化、艺术战线的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鼓舞下，已逐步呈现出繁荣兴盛的景象，在小说、散文、诗词、电影等方面出了许多好作品。
周恩来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他把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民的劳动成果、发明创造，看作党和国家的光荣。一九五六年出访缅甸时，特地让研制水稻插秧机得到初步成功的中国农科院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的倪已雄随行，在缅甸搞操作表演，让友邻国家人民了解我国知识分子在解决农民兄弟世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所做的努力，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和赞赏。
可惜的是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宽松祥和、和谐兴盛的气氛保持的时间不长，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使党为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进程踏步不前，甚至出现了较大的回流。
周恩来在这年年初出访欧亚11国回来，又忙于领导华北抗旱，他对于发动全党整风，是十分诚恳的。三月间，利用公余在杭州看望住院治病的李四光时，还诚心征求李的意见，希望李帮助党整风。后来，整风转入反右派，他对局势的估计还是清醒的。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的国务院53次会议上，他批评了政府部门中一些知识分子的错误言论，但总认为这些人中反社会主义的还是极少数。不论是政治斗争或是思想斗争，绝大多数尽管见解不同，还是好意，这是主要的方向。
当时也有人对他在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进行攻击，但他仍坚持报告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反右扩大化的冲击之下，他在八月八日的外交部干部会上，仍然坚持知识分子的两点论、两面性。不搞赶时髦的一边倒。当时有人要把马寅初划为“右派分子”，中央统战部领导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事，周恩来明确表示说：“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这才使得马寅初免遭厄运。
周恩来在反右运动中想减轻“左”的冲击，曾作过一些努力，比如规定全国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要划右派，须报国务院批准，对国外有影响的人（包括知名知识分子）要划右派须把材料报给他看，虽也保护了一些人，但“运动”还是超越了这些规定，如得过国际和平奖的党员作家丁玲，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照样成了“有派”，连最早建议参照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孙冶方等都受了错误的批判。倒是他在一九五七年九月间亲自审定下达的中央关于自然科学部门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提出自然科学方面的反右派斗争，应该按照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这对一定范围内的知识分子是起过保护作用的。
年底，在中央决定处理右派分子时，周恩来是主张“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他曾亲自同大专院校、文艺、教育、民主党派等方面的知识分子交谈过，征询各界对右派分子处理的意见，主张对犯错误者只要有悔改表现，处理就要从宽，并且强调在科学、教育、出版方面还能做工作的，在艺术上还能登台表演的，只要态度好，还要注意使用他们。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在南宁召开的工作会上，毛泽东严厉批判反冒进者是“促退派”，“距离右派只差50米”，是导致资产阶级进攻，跟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一起来的一股风。这时周恩来对右派分子的处理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即使说了也无济于事，只好尽其所能，采取一些不同的方式多保护一些人，如对萧乾、乔冠华等的保护，更多的人他虽想保，最终也未能保住。
当时他对许多老朋友、老部下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事，内心虽有迟疑，但也无法干预改变，只能采取适当方式略表安慰而已。老作家冰心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已旅居日本几年。一九五二年是周恩来派人同她联系，使她同丈夫吴文藻教授自愿回来为新中国效力的。当年夏天，周恩来接见他们夫妇，长谈到午夜，还留客共进晚餐。哪料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浪潮把吴文藻也打成了右派，他们夫妇两人尤其是吴教授百思不得其解，总认为自己情愿放弃定居外国的优裕生活，为建设新生的古老中国尽心效劳，绝不是为了“反党反人民”。
一九五八年四月间，周恩来同邓颖超特地把冰心接到西花厅，劝解冰心说，这时最能帮助吴教授的人，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你要劝他思想别太窄。当冰心向其丈夫转达了总理夫妇对他的关怀时，吴文藻得到极大鼓励，尽管心里还感到委屈和苦闷，却坚信事情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后来一九五九年吴文藻被摘掉“右派”帽子，一九七九年终于得到平反。一九五八年初，当周恩来得知诗人艾青被打成“右派”后，感到非常惋惜，接连说：“怪我知道得太晚了，太晚了！”艾青是一九四○年在重庆由组织介绍到延安的，周恩来对他的工作和思想有所了解。一九五七年他写了一篇散文《养花人的梦》，意思说月季花虽然俏丽，受园丁的宠爱，但一花独开，再多再好也只是一种，于是盼望各种花于迎春前来相会。这篇散文仅是寓言而已，但当时却被扣上对抗百花齐放的罪名，戴上“右派”帽子，好在不久王震将军把艾青收为“衣垦尖兵”，在那样的日子里，相比是好受一点。
一○二、脱帽加冕风波
党内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有过几次反复，周恩来总是按照党的八大和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想方设法贯彻始终，尽量减少“左”倾错误对党的事业和知识分子的伤害。一九五七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在改变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时，有人断言，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一九五八年五月，在“大跃进”声中提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的八大二次会议，接受毛泽东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的思想，宣布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农民是为两个劳动阶级。照这个主张，知识分子实际上被视同资产阶级相似的剥削阶级。在当时所谓高举“三面红旗”的时刻，到处有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同“插红旗、拔白旗”的组织措施相结合，知识分子受到了压抑，不能不跟着这股风转，处境自然十分困难。
那时，周恩来在需要表态的时刻，总是检讨自己“保守多一点”，“我是唱低调的”。但当他得悉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信陆定一，建议“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的情况后，即召集中央意识形态部门的负责人到西花厅开会，以贯彻毛主席指示为题，从带头检讨工作中的问题入手，批评当时“左”的作法，要求与会同志保持清醒头脑，要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注意纠正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偏向。
次年四月，他又约集在京开会的文艺界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谈话，分析“大跃进”中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倡“两条腿走路”，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和改善知识分子处境继续呼吁。可是当时全国正处在继续“跃进”的热潮之中，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忠言，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挑战书，周恩来的意见“讲了以后得不到反映”，也被打入“冷宫”。
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请周恩来于六月十九日到会讲话。他在事前调阅了大批文字资料，又同部分代表亲切交谈，听取了代表们的意见。开会当天，他让我随行，参加会议并做简要记录。
在这次会上，他讲了七点意见，主题是提倡民主作风，反对“一言堂”。
他说：我们要造成民主作风，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作风；要改造干部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他批评了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对了。其中也讲到：精神生产有自己规律，不能限制时间和数量，强求一致。对于阶级斗争要具体分析，不要把对反革命的警惕性和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造混同起来。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造是长期任务，是自我改造，互相改造，要和风细雨，不要“五子登科”。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达出来，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讲的都很精辟，特别是提到：中心问题在于领导，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起来一句话：要实行调查研究。更是切中时弊。他不断抓住时机，为广大知识分子排忧解难，仗义执言，多数与会的同志多次用喜悦的眼神和热烈的掌声向他表达内心的尊敬。
七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周恩来表态支持并发表“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的意见。会议通过这个《14条》，在批发该件时加上按语：“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以端正方向，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中央文件的下达和周恩来的不断呼吁，为改善一九五七年以来知识分子处境，鼓励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起到良好作用。广大文艺工作者以至大多数知识分子，所以尊敬、爱戴周恩来，把他视为知己，一方面固然因为他深刻了解文艺发展规律，更重要一方面是看他作为一个领导者，能够切实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始终如一地身体力行。比如，他同电影界的老行家赵丹，对《达吉和她的父亲》的小说、电影孰优孰劣问题有过争论。赵丹认为小说写得比电影好，他不同意赵丹的意见，认为《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和电影都是一样的好作品，而电影能够运用特有的手法，比小说表现得更好。但是在电影中，由于导演不敢放开手，处理达吉父女相会不敢让哭出来，有美中不足之感。赵丹#执意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一次郊游的路上，始终不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后来周恩来对赵丹说，你我的意见都是一家之言，还可以继续讨论嘛！事后，赵丹对人说：“我怕部长、书记，不怕总理。”总理讲民主作风，同一些领导人习惯用行政权力决断学术是非，甚至把学术探讨上升为政治思想斗争问题，大不相同。
戏曲艺术大师梅兰芳一九六一年八月间在北京逝世的时候，周恩来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有关部门建议一切从简。
周接到请示电话后，即命我通知有关部门，要简仆、隆重开好追悼会，他和陆定一、郭沫若、周扬、茅盾等61人参加治丧委员会，亲自到人民剧院追悼梅兰芳，以此进一步团结鼓励文艺战线上的广大知识分子。有些文化界知名人士去世，如柳亚子，周恩来不仅参加执绋、主祭，而且指示革命博物馆，收集珍藏他的遗物、资料、诗文手稿六千多件，让老诗人获得崇高荣誉。
一九六一年秋，在台湾的画家张大千的前妻杨婉君把张的临摹画二百六十幅献给政府，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奖给杨婉君四万元，并嘱其将其中二万元做为张大千日后到内地探亲旅游之用。
同年冬，电影演员舒绣文心脏病发作，周恩来工作到将近午夜还抽时间去看她，劝她一定要注意休息，他说：“你要明白，你的身体不单是你的，而且是党和人民的。人民需要你，你一定要战胜病魔。”次日，邓大姐又去看她，而且带了治病的药和自己种的黄瓜。类似的事例不止一起，豫剧名演员常香玉回忆，她于一九五九年发过癌病，病情紧急，也是周总理发话，让人限时送到北京医院，请肿瘤医院院长吴桓兴亲自诊治，邓大姐也去看过，当时她还不知道是总理亲自过问，事后听老同志讲了才知道的。女歌唱家张权，是留美回国的音乐文学硕士，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东北劳动，丈夫也去世了。一九六二年她应邀参加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张权在会上唱《绣荷包》，受到热烈赞赏。张权问总理：“犯了右派错误的人，改好了，还能成为左派？”周恩来明确答复：“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周恩来在广州为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文化部、剧协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剧本创作座谈会共同组织的大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取得出人意外的轰动效应。周恩来同陈毅到广州，本来是想向这两个会议代表传达党中央七千人会议精神，继续端正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向，以调动科技、文艺等部门知识分子积极性，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科学、文经教育事业服务的。他们听了会议领导人聂荣臻、郭沫若等的汇报后，约见出席两会的党员负责人座谈，包括当地党委领导陶铸等人都说近年内下达的《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十条》等条例，使知识分子的工作环境有了恢复，但大家最关切的是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有没有变化，也就是知识分子到底是属于工人阶级，还是属于资产阶级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周恩来再次按照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观点，明确重申：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他说，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中。
列宁在对“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的说明中包括了知识分子，我们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这就恢复了一九五六年中央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报告在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后，指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能够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逐步成为爱国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
中国知识分子有两重性：一方面是脑力劳动者，可以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党和国家有必要与可能对他们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知识分子也有必要与可能摆脱旧社会的影响，成为适应新社会需要的知识分子。所以说，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也是知识分子本身的根本任务。
周恩来还有针对性地指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是必要的，但这决不会动摇我们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决不会改变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
他因国事繁忙，讲完话先回北京，委托同行的陈毅在三月五日再向两会代表讲话。陈毅快人快语，他说经过建国后12年的考验，尤其是那几年严重困难的考验，证明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爱国的，相信共产党，跟党和人民同甘共苦的。十年、12年，如果还不能鉴别一个人，那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力了。
他幽默地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向到会代表脱帽行礼，引起全场的欢腾轰动。此举引起了全国的热烈反应。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长时期在知识分子中留下极深印象。广州会议的消息传来，大多数干部、群众都欢欣鼓舞，但也有不赞同的。在党中央内部也有个别高级干部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周、陈在广州的讲话，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表明态度，毛泽东不置可否，过半年之后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便再次出现大反复。
三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事先经过党中央讨论批准，其中在总结“大跃进”以来的政府工作的问题时，也谈到几年来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强调团结他们一道工作的重要性。再次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尊重。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我们应当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周在报告中还谈到我国阶级斗争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如果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或者短期内可以结束，是不对的，同样，如果认为阶级斗争不是向着缓和方向发展，而是不断尖锐化，也是不对的。报告不仅得到大会的批准，而且在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六十年代初期，我国文学、艺术、科技、教育都出过一批好作品，成果显著，与党的调整、改善知识分子政策有极大关系，这当中，周恩来总是党内坚持正确主张的领导人之一，他坚持和发展了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理论的正确思想观点，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极力克服阶级斗争扩大化在这个问题上所带来的偏差。
周恩来这次在广州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同他一九五一年九月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和一九五六年代表中央在北京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立论正确、精辟，观点互相贯通，是党在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
历史的发展总不会笔直上升，一帆风顺的。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所以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会上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黑暗风”。当时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曾建议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甄别平反的试点，也被指责为“猖狂之至”而给打下去了。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的中心组会上，也讨论了知识分子“摘帽”问题；有人批评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没有阶级观点，陈毅在广州会上讲话是“上当”等等。
毛泽东在会上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人阳魂过来了，但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当时许多同志都感到很紧张，周恩来心情很不愉快，后来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终于对别人的批评指责作了辩解说明：对广州会议《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不能说没有阶级观点。在列宁的著作和刘少奇关于宪法的报告都是这样提的。会上，总书记邓小平以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是中央批准的为理由，赞成对知识分子总的提法，“一切按总理在人大报告所说，把那一段话再印一下，统一语言。”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的内容，当时只传达到高级干部，没有详细向下传达，虽然“左”倾错误的气氛又逐渐趋向严重，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毕竟还有点“内紧外松”。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暂时还糊着一层薄纸没有捅破，有点扑朔迷离，到了“文革”开始之后，终于公开排上“臭老九”了。周恩来不管别人舆论造得多凶，仍然坚持按党的正确政策，注意关心和保护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上海参加各界人士春节座谈会上，他以宽松祥和的笔触，为会议题词：百家争鸣薄古厚今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各党各派长期共存同心同德自力更生次日，他应邀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题为《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他说：“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次会议有一项内容，是要制订十年科技发展规划，周恩来就实现科技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提出四点原则建议，实事求是，循序前进，互相促进，迎头赶上。同时对如何实现科技现代化的要求，又具体指出科委和政府有关部门，既要加强思想工作，组织科技力量，调整各方面的关系，还要适当改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对实验室、原材料、图书资料、配备助手、技术工人以及科学家的生活、居住问题，都要帮助解决，让科学家们少在专业以外的事情上花时间。
作家冰心在这一年把她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三年问参观访问、读书看报、和朋友交谈的点滴体会和深刻印象都记下来，编成《拾穗小札》出版。周恩来看了很高兴，在人民大会堂同她会见时说：“冰心同志，你又在写文章了，好嘛！从作品里看出来，你是爱国、爱人民的，要继续写下去，常常写。”冰心感到总理的话像春天的细雨，不论是参天乔木或一针新碧都得到了滋润。
一九六三年六月，周恩来到苏州看望在那里休养的陈云同志，得悉解放前有鸳鸯蝴蝶派之称的著名作家周瘦鹃，解放后潜心园艺，搞出许多好盆景，但写作却很少。周恩来特地到他家里看望，鼓励他边搞园艺边写作，希望他写出好作品，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坛作出努力。
七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应邀向北京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作报告，题目是《全面发展，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殷切地告诉青年们：“党和国家对你们的要录，就是要你们为劳动人民服务，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也在一九六三年，全国评选优秀剧作，青岛工人高思国创作的《柜台》被评上了，照规定该让作者到北京颁奖大会上领奖，可是当时有人讲高思国家庭出身有问题，让来不让来？问题反映到总理那里，总理说：“要尊重人家劳动，主要应看本人表现。”高思国才得以到京领奖。
周恩来对生产第一线的专家、知识分子更是推心置腹，热情关怀，很多科技专家都把他视为知心人。以水利工程而言，他多次在长江、黄河等工地现场，向林一山、王化云等专家询问治水规划，工程设计、施工进程，亲临现场支持专家工作，帮助解决问题，有时还把专家请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听汇报，共商治水大计。为水利专家铺垫道路，目标就是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作为共和国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他有时下工地竟亲自过问移民安置，对移民对象以工代赈等事，对工程技术人员的不同意见，他都能认真考虑，包括支持黄河放淤试验。
钱正英是三十年代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她四十年代参加革命，在解放区做水利工作，一九五二年任水利部副部长。周恩来对她是信任、关怀又严格要求的。有一回，周恩来曾向国际友人介绍钱正英的情况说：“她原是大学生，学工程的。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到了解放区后参加水利工作，很快当了副部长。女同志当副部长。不容易。”一九五九年水电部曾计划修建水利展览馆，展出水利工作成就，周恩来不赞成这种做法。当他知道钱正英同意建这个馆后，对她说，“没想到你会做这件事！”她接受总理批评，立即停止筹建。一九六五年华北干旱时候，当时有人主张密云水库要分水保50万亩水稻，钱正英认为要从最坏处作准备，不要再分水灌田了。周同意水库水要留有余地，主要应发动城乡节约用水。结果这样做是对的。在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时，青年技术人员温善章，不同意规划的部分内容，主张“打洞排沙”，可是他的建议当时没被采纳。几年之后，三门峡水库积沙问题严重，最后还得打洞排沙，花时费力，耗费也大。周恩来想起当初提建议的青年技术员，一时没找到温善章，即指示有关人员要登报声明，说明他对了，而包括周本人的领导、专家都错了，“为他恢复名誉”。
一九六五年在全国青联四届二次会上，有位少数民族青联委员莫德格玛，对我国出国文艺演出中只演旧戏，不演反映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节目提出批评。
周恩来从会议简报上看到这条意见，很快派人把莫德格玛接到中南海，并把外交部、对外文委和演出公司等部门的负责人一起请去，由莫陈述意见，要各部门加以研究，立即改进。此事促进了现代节目的演出，产生了好影响。
这年夏天，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当飞机经过帕米尔和喀喇昆仑山交界的、海拔四千三百公尺的红其拉甫导航站时，他向寻航站的同志发出一简短电报说：你们在高山上辛勤工作，不畏艰险，克服了重重困难，望你们继续努力。作为一国总理，在出访途中的飞机上，能想起边界高山上导航站人员的艰苦生活，并发电致意，恐怕也只有周恩来会这么做了。
周恩来对本国知识分子是如此尊重、关怀，对来华的外国专家也是非常尊重和关怀的。比如，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就曾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写了大量文章，做了大量工作，一九五八年来北京定居。一九六五年斯特朗80寿辰时，周为其“40公岁”祝寿，祝她永远年轻，继续写出大量文章。斯特朗及到会宾客对此都深感愉快。
也是一九六五年四月，我国请日本女排教练大松博文来中国任教一个月。大松在上海训练中国女排，把他训练日本女排冠军贝塚队的办法部无保留地拿出来，训练非常艰苦，但卓有成效，其间也有人对大松在训练中体罚打骂运动员持批评态度。这年“五一”，周恩来请大松赴京参加五一庆祝活动，当面感谢他在任教中的负责态度，又说服他不要打骂运动员。大松很受感动地说：有这样的总理，中国女排一定会比日本强。
对居住在国外的华人知识分子，周恩来也时常关心，注意团结和发挥他们的爱国积极性。一九五七年，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当他们在瑞典首都领奖的时候，周恩来派出的代表，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张文裕专程赶到斯德哥尔摩向他#们表示祝贺。张文裕是李政道、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候的老师，他受总理委托，去瑞典之前已去看过杨、李的亲属，带着两家亲人的情谊上路。
张文裕比李政道、杨振宁先到斯德哥尔摩，当李政道和杨振宁乘坐的飞机到达时，张文裕也去迎接。李、杨被前来欢迎的人和记者们团团围住了，张文裕挤都挤不进层层人圈。“杨振宁！李政道！”张文裕教授急中生智，干脆用中国话大声呼唤。杨振宁、李政道惊奇地听到有人喊他的中国姓名，马上循声寻人，终于见到了张文裕。不约而同地问道：“张老师，你怎么来了？！”“周总理派我来的。”张文裕代表新中国总理，祝贺他们在科学领域取得可喜的成就，使这两位科学家非常感动。
一九七二年十月，李政道同夫人秦慧■一起回国，周恩来与郭沫若会见了他们，同他们谈论到优秀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报考大学，不必先劳动几年再考。周恩来还采纳了杨、李等科学家的建议，指示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要加强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特别关照要把高能物理列为主要项目之一。
杨振宁、李政道多次回国讲学，指导科学研究。为了帮助祖国培养物理科技人才，他们为选拔、推荐赴美国深造的留学生、研究生提供方便。
尽管周恩来和党内外许多同志不断为加强和改善知识分子工作而努力，可是在当时全国“左”倾错误气氛越来越浓的情况下，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处境却是每况愈下，甚至灾难深重。周恩来想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心愿，只有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能变成现实。但是周恩来对我国教育、科技、文化和知识分子的理论和实践，却继续在发挥积极的影响，有“中国导弹之父”之称的钱学森说：周总理为中国大规模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成功的经验，而且是结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电影界知名人士陈荒煤说：“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和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将永远闪耀着周恩来文艺思想的光芒！”作家冰心称赞“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付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邓小平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自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开始的一场风波，有了公正的结论，周恩来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和工作，为开创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工作创造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2007/09/10
第二十五章“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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