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七、开拓政协工作的广阔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呕心沥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他不仅是我党统一战线的坚定执行者，而且也是统战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他有许多有关统战思想的精辟论述，有极为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与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有密切的联系，尽管担任了政务院总理的重要职务，中央仍决定他兼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实际工作）和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并主管党的统战工作。周恩来终生关心党的统战工作，一直到他弥留之际。
周恩来在长期从事人民政协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他正确地贯彻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各项统一战线政策，充分发挥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为人民政协树立了好传统，为做好政协工作开拓出一条广阔的道路。
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期间，共召开了四次会议，常务委员共开会60余次，进行了许多重大活动。在这期间，建立了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制定了全国委员会工作条例；通过了关于国庆纪念日的决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推动土改运动的全面开展。随后经过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抗美援朝《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发起并支持了全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斗争；通过了《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决议》，继续推动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发展；通过了《支持世界和平大会各项要求的决议》。此外，全国政协还协商讨论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协助人民政府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协助政府贯彻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推动工商业者积极参加“三反”、“五反”运动，组织各界人士学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推动各界民主人士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且组织、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和人大会议的筹备工作。通过这些活动，发挥了政协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开创了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的光辉历史。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政协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后人民政协职能的变化，也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继续发展和加强。在二届政协会议召开之前，中共中央讨论了今后人民政协的工作，明确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主要任务；人民政协的组织原则等。
这次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宋庆龄、董必武、李济深、张澜、郭沫若、彭真、沈钧儒、黄炎培、何香凝、李维汉、李四光、陈叔通、章伯钧、陈嘉庚、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包尔汉为副主席，邢西萍（徐冰）为秘书长。
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议的召开，实现了由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向统一战线组织的转变。为今后历届人民政协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成为开展人民政协工作的一个里程碑。
为了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基本职能，政协全国委员会每年在人大开幕前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并列席人大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决算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在组织机构上，设立国际问题、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工商、华侨、宗教、社会福利等八个工作组，后又增设了医药卫生组、民族和妇女组；设立工作会议；学习座谈会干事会改称学习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地方政协上作的调查研究和经验推广，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七日召开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地方工作委员会。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仿照中国共产党高级党校办法举办社会主义学院，当时人们称这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高级党校。政胁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设立学习委员会和它的办公机构。周恩来在政协会上讲到成立社会主义学院的目的时指出：它在于帮助各党各派和各方面人士提高认识，接受新的知识，改造世界观，得到共同进步。
社会主义学院开办初期，参加者有全国政协委员、省市政协副主席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一百六十多人，他们绝大多数都在50岁以上，其中有知名人士黄炎培、章伯钧、李德全、王绍鏊、黄琪翔、翁文频、郑洞国、卫立煌等。黄炎培老先生已79岁，选学一门哲学。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大的年纪还来学习，他回答：“我要追求真理。”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对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推动作用。
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政协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和开展了视察工作的活动。周恩来很重视调查研究，提出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多到农村和城市调查研究和开展学术讨论，形成提案、意见和建议提交有关机关去考虑，以利于选择更好的方案来执行。这是参政议政的一种重要形式。
视察是政协委员参加协商和监督的主要步骤。经过实践，政协委员视察工作形成了一项制度，经常进行，起到了参政议政的作用。
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正确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方针，“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极大地鼓舞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给人民政协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彭真、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李维汉、李四光、陈叔通，陈嘉庚、包尔汉、陈毅、康生、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席，徐冰为秘书长。
会议闭幕那天，周恩来主席举行茶话会，招待60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号召他们把亲身经历和见闻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为了搞好这项工作，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二日全国政协三届常务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走增设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同时决定增设联络委员会。此后，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协也相继设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还先后出版了文史资料选辑，由各界知名人士就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对重要人物的情况撰写资料。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为中国的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大批有价值的史料。从一九五九年起，一批在押的战犯陆续得到特赦，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参观和劳动之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一部分安排为政协文史专员。他们除亲自撰写了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史资料外，还对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稿件进行订正、校阅，使文史资料在实事求是和真实可靠性方面进了一步。
周恩来时刻关心着文史资料工作的发展，每辑《文史资料选辑》出版后，他都仔细阅读。一九六五年四月，他在第四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常委会上，专门就文史资料工作讲话，明确指出：“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头，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研究文史资料要有个方向，要用历史知识启发教育后代”，“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
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全国共征集了约一亿字资料。由于撰稿人层次比较高，态度认真，所以质量一般都比较高。“文革”前全国政协出版了《文史资料选辑》55辑，计四百九十三篇，约八百六十万字；《辛亥革命回忆录》六辑，约二百五十万字，还有十几个地方政协出版了文史资料，受到历史学家和社会的重视。
一九六二年春天，周恩来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作了《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新发展和新任务，为实现统一战线工作和人民政协工作的重点转移作了精辟的阐述，因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统战工作者和政协委员及民主人士，使人民政协工作有了新的发展，迈开了人民政协工作进入新阶段的步伐。
从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虽然共产党内“左”的思想重新抬头，犯了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但在人民政协工作方面，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贯彻执行，人民政协仍然有了新的发展。
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经过继续调整，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了，国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鼎盛的时期。祖国的强大，统一战线的正确，吸引了许多原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台湾空军人员返回祖国大陆。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回归祖国大陆。这是经过周恩来近十年的争取工作，才使得李宗仁终于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七日回到祖国怀抱。此举对台湾当局震动很大，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正当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出现好势头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使人民政协工作受到严重挫折，几乎陷于瘫痪。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疯狂破坏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全面否定17年来的光辉成就，否定人民政协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统战部被打成“修正主义司令部”，全国统战、政协、民族、宗教工作部门被扣上了“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有不少统战、政协干部遭到残酷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大批政协委员、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原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被抄家、被揪斗、被关押，几乎无一幸免，不少人被迫害致死。人民政协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各项工作都处于停滞不前状态。
面对党的统战政策遭到破坏的严重局面，中央统战部的大多数干部万分焦急，忧心如焚，每天都收集统战对象被斗被抄家的情况，写成报告报到部里，希望部领导转告当时党中央主管统战部的负责人李富春同志。当时统战部负责人之一张经武见到富春时，曾经把这种混乱情况向富春同志作了口头汇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又把收集到的情况及时报告富春同志和我。一九六六年八月底和九月初的几天，红卫兵闹得特别凶，事态不断扩大。金城焦急地打电话问我：“你是否将我的报告转报总理？”我告诉他说，我已及时报告总理了，并说，“总理对你们的工作已有指示——中央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疯狂肆虐的时期，周恩来为保护政协委员和党外民主人士及其家庭免遭劫难，做出了极大努力。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夜间，大约30名北京大学的红卫兵查抄了著名民主人士，原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章士钊的住宅。三十日清晨，章士钊在红卫兵离去后，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请求毛主席在“可能范围内稍梢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当天，毛泽东收到了章的信，阅后立即在信上作了重要指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也就在当天，章士钊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送到了周恩来总理手中。周恩来阅后，严厉地批评了那些抄家的人，并当即部署了对章士钊采取的三条保护性措施：一、责令把抄走的东西立即全部送还给章士钊；二、派两名警卫部队的解放军同志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三、要秘密地将章士钊送到解放军三○一医院，保护起来。
由章士钊的家被抄，周恩来想到了其他政协委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他当即开出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这些人是：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同时，周恩来又划出了一个应予保护的人员的范围：（一）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二）部长、副部长（三）政副（四）国副（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六）两高。周恩来还指示三○一医院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错、李宗仁等入院，对他们加以保护。
为了保护好宋庆龄，周恩来恳切地劝她从上海迁到北京居住。宋庆龄到北京后，为了确保她的安全，周恩来特别指示杨德中主管宋宅的各项工作，在部队执行警卫任务的同时，由公安部、市公安局、当地派出所三方面协同警卫。周恩来还亲自找红卫兵谈话，做说服教育工作。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周恩来特地对首都红卫兵讲话，他说：“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国外，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周恩来专门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杨明轩、程潜、张治中、周建人，人大常委会委员贝时璋、卢汉、史良、庄希泉、许广平、华罗庚、严济慈、邵力子、王昆仑、茅以升、罗叔章、季方、胡子昂、胡厥文、胡愈之、章士钊、梅龚彬、蔡廷锴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全国政协副主席沈雁冰、许德衍、李德全；国务院各部委的党外正副部长和主任刘文辉、蒋光鼐、朱学范、沙千里、张奚若等；还有著名爱国人士、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参加国庆观礼，对他们采取了一次在国庆观礼台上露面的保护性措施。在国庆盛典开始前，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东休息厅开座谈会，向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高级民主人士认真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还针对个别人的情况，提出了保护的办法。为使民主党派领导人免遭批斗，周恩来于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致函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负责人丁江，信中说：“派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不知已否派去？如已派去，可与他们谈谈政策，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干部的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在“文革”中，周恩来对政协委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保护和关怀，还体现在他那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之中。一九七三年五月，针对中央统战部组织爱国民主人士外出参观安排中的一些问题，周恩床指出，爱国民主人士年纪大了，各方面应有所照顾，可让他们带秘书或家属，一个人住一间房，要组织服务人员拿行李、搀扶，饭菜要软，菜要适应老年人的口味，参观座谈不要安排得太紧。
一九七四年国庆前夕，周恩来病重在医院里，就参加国庆宴会人员名单，写信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及中央政治局。信中讲到：“昨晚你交我国庆节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并告我已经主席——听过，主席当即提出要加肖华、李力群、侯宝林三人，又问及商震是否列入。经政治局昨晚讨论，你告我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一人。昨夜我匆匆看过名单，便想到齐燕铭。
今晚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在第十七类爱国人士方面，据统战部提出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因吕案解案被禁多年，去年已无罪释放）五人。我看，四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不小。至于张学铭，则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故邀张学铭出席有此必要。”屈武曾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副主任，“文革”时，被“四人帮”关押在秦城监狱。在一九七四年参加国庆25周年的国宴名单上，周恩来加上了屈武、孙起孟、齐燕铭等十人，径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批示“可”。于是，便将屈武从监狱接到人大会堂，阶下囚变为座上客。
在“文革”中，周恩来对一些下落不明的人士多方打听，加以营救。直到他病危躺在床上时，还在询问：“朱学范哪儿去了？”当周恩来得知朱学范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七年，又被强制送到武汉郊区农村劳动的情况后，他非常愤怒，指示身边的同志：“赶紧把朱学范请回来！”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朱学范才回到了北京。对于那些患病的老先生则积极组织力量治疗和抢救；去世后妥善安排后事，对家属关怀备至，把党的温暖送到了每一个家庭。
正是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保护了大批政协委员和民主人士，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使人民政协工作在十年浩劫中没有被完全摧毁。
使许多党外朋友理解和谅解我们党所出现的失误，增强了对我们党的同情和信任，更加坚定了和我们党站在一起的决心。
周恩来为人民政协工作开拓出一条广阔的道路，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十分丰富和宝贵的。从政协的筹建开始到历届全国委员会，周恩来都十分重视发挥政协组织的民主协商作用。有关国家大政方针，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调整等等，都事先在政协中酝酿协商。当时作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经常指示所属部委，凡是拟订重要法令草案在报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公布实施之前，一般都先提到政协常委会和全国委员会各工作组进行协商征求意见。政协机关的秘书长会议、党派“双周座谈会”等，也都依照这个精神办事。
周恩来一贯保持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发扬民主的优良作风。每次政协会议，周恩来都要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尽量采纳并付诸实施。在统战工作中，他大力提倡发扬民主，提倡民主协商，指出民主协商是做好统战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他不追求多数表决通过和形式上的一致，而强调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党外朋友的各种意见，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和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
周恩来在自己的工作中，始终不渝地恪守协商的原则。他虽然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仍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同各方面代表人物经常接触，通报情况，听取意见，协商对话，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推动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顺利实施。
就在周恩来晚年病重的时候，仍然念念不忘协商的原则，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还对中央统战部《关于组织爱国人士外出参观的请示报告》作了如下批示：“此类参观人员，如尚未与他们协商就突然宣布，似仍应分别约他们座谈一次，取得他们同意后再定，以示我们历来主张的民主协商精神。”周恩来认为，参加人民政协的成员要有广泛的代表性，把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它真正成为各阶级、各党派的政治联盟。
针对有人批评政协名单里面什么人都有时，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二届政协筹备情况时指出：“我觉得好处就在这里。政协不是一盆清水，如果是一盆清水就没有意思了。政协就是要团结各个方面的人，只要他们拥护宪法，立场站过来，我们就欢迎。”我们要吸收不同意见的人，这样政治协商会议才能前进，才能有利于国家建设。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人民政协的成员不断扩大。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一百八十人，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五百五十九人，较上届增加两倍，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一千零七十一人，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一千一百九十九人。这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协的代表性和团结面的广泛，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高度重视，也表明我国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统一战线更加扩大，从高举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到高举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两面旗帜，只要赞成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就是团结的对象。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九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缩小，而是应该扩大。它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还要为促进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今天人民政协取得了重大成就，是和周恩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分不开的。
八十八、与民主人士的真挚友谊
坚持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是周恩来一贯的战略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周恩来对我党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合作的方针，又进一步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在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既然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都能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共同合作，团结在一起，那么，怎么能够设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不能同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继续合作下去呢？这是说不出道理的。”民主党派究竟存在多长时间呢？周恩来在上述讲话中坚定地回答说：“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可同年同月同日死，说共产党可以多活几年，是错误的。
周恩来鼓励政协中的中共党员要发扬民主，广交朋友，多交党外朋友，交诤友，交畏友，多交换意见，多谈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决不要把自己局限起来。共产党要“严于责己，宽于待人”，也要帮助党外朋友在思想作风方面进步。一九六一年，有一天周恩来曾要我当面转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徐冰，对党外政协委员余心情、唐生明等，不要只同他们吃喝玩乐，同时要关心他们的政治学习，使其不断地取得思想上的进步。
建国后，为了推动各民主党派与我党的团结合作，共同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服务，周恩来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学说，在实践上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在他的思想、品格、修养、作风和待人等方面都具体、生动、形象地展现出他是全党的楷模。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交友最广的一位领导人，他在国内外都有难于数计的朋友，并在朋友中享有极大的信任和极高的威信。他认为，广交朋友是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广大群众一道前进、争取革命胜利的需要。他将我党与民主党派关系所遵循的方针，具体体现在与民主人士的交往中。他一生为革命事业结交了无数国内外朋友，而且十分珍视友情，他不忘老朋友，又广交新朋友。他特别注意听取党外朋友的意见和批评，强调党外各界人士对共产党的监督作用，从不以权势压人。他与一些长期联系的革命朋友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国内外广大朋友中受到极大的尊敬和爱戴，他们把他当作自己的良师挚友和引路人。这对中国共产党建国后继续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起了很大作用。甚至当中国共产党发生“左”的错误，党外人士受到严重伤害的时候，许多党外朋友由于对周恩来的深切信任，而对党给予谅解，仍不变初衷，继续与共产党合作。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我在这里只能讲几个有代表性的。
周恩来和张治中（文白）是老朋友。他们的友谊始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二十年代。长期以来，他们确实做到相互谅解、相互支持、患难相济、亲密合作，道义相砒硕，生死亦可托。他们的友谊经过数十年时间的考验证明是非常真诚的。他们在交往中，彼此都是以诤友相待的。
建国初期，张治中向周恩来提出过关于外交方针方面的重要意见。他主张通过中国的缓冲，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主张同各国，特别是工业发达的国家发展贸易往来，不能像过去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要吸收外国好的经验。在国号、国徽、国旗的选择上、在抗美援朝战争问题上、在大力支援老根据地建设问题上、在制定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是否为国家元首等问题上，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向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提出，供决策时参考。他每次外出参观和视察，都要把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用书面向毛泽东或周恩来报告。
在解决新疆的民族关系问题以及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中，张治中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一九五四年国庆五周年时，毛泽东举行授勋典礼，亲自授子张治中一级解放勋章。张治中还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治中无限感慨地说：“是毛主席、周总理挽救了我的生命，唤醒了我的灵魂，怎能不叫我刻骨铭心地感谢共产党，永世不忘呢？”周恩来知道张治中患有神经性腿痛症，因此，每次从国外回来都带一些如虎骨胶、燕窝等珍贵药品送给他。邓颖超大姐还亲函致候。
一九六○年，有一次，周恩来和张治中同机飞广州，张忽然想起：一九二五年，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在广州“太平餐室”举行结婚仪式的，便笑着对周说：你们结婚35年了，应该在“太平餐室”请我们吃餐饭，纪念纪念。周恩来听后会心地笑了，后来，他真的请张治中在老地方聚会了一次，请他吃了当年结婚时吃的烤乳鸽。
建国以后，周恩来日理万机，废寝忘食，张治中的社会活动也频繁紧张，两人除公务上的接触以外，从一九五四年起，张治中每年必邀请周恩来聚会一次，周从不失约。“文革”前的一次是在颐和园的介寿堂，张还邀请陈赓和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等20多位经过教育改造的黄埔学生作陪，师生共叙往事，展望将来，气氛十分融洽。
张治中很关心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如何发挥我国在国际上的作用，有他自己的见解。一九六四年夏，我和罗青长奉周恩来命去北戴河见张治中。张治中曾说过：“看样子，我们还是要参加联合国，不然对我们不方便，也不能发挥我国的作用。”事后，张的机要秘书余湛邦向我和罗青长解释说：“张老不是主张现在就参加联合国，而是认为条件成熟时应该参加。”当然，当时驱逐台湾出联合国的条件还没具备，但张治中当年就有这种设想，可见他的政治敏感性是很强的。
“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闹得很凶。当时张治中还在北戴河。周恩来为了让张有个思想准备，特地通知中央统战部派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跟张打招呼，解释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周恩来自己的处境也十分困难，为了保护张治中，除了在“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上开列了张治中的姓名外，并指示北京卫戍区派了一个连队和营部驻在张家附近。战士们身着便装，佩带红袖章与前来的红卫兵周旋。红卫兵先后到过张家五次，由于事前做了准备，采取了保护性的措施，所以他们没敢动手。后来周恩来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中说：你们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的故事吗？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你们不要再去了。由于这些红卫兵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唆使，三番五次还要揪张。周恩来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就指示周荣鑫找一位负责同志把张治中秘密送到三○一医院保护起来。
一九六七年在全国揪叛徒高潮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从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康生造谣说：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团，他们同张治中勾结隐瞒了叛变历史，回到延安潜伏下来，是一批定时炸弹。康生之流明明知道这件事是周恩来出面委托张治中办的，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利用这件事整周恩来。周恩来再次在红卫兵的集会上讲话时指出：新疆那批同志出狱是党中央提出来，我向张治中要求，由张治中先生的部下送回延安的。这批同志没有问题，党中央是做了结论的，张治中是做了一件好事。他还提到：朱总司令曾亲笔写信感激张治中先生，并赠送了延安的羊皮筒子和毛线。至此，这件事才平息下去。
以后，周恩来还派人代表他到三○一医院看望张治中，自己也常抽出时间去和他谈心。张治中看到国家这个样子表示十分忧虑时，周恩来总是劝慰他“这种日子不会长久的”。在张治中病危时，周恩来经过努力使张得以在病逝前与家人团聚。
张治中逝世时正是“四人帮”最嚣张的时候，周恩来仍然为张设立了灵堂，亲临八宝山主持遗体告别仪式并致悼词，还特意叮嘱张夫人洪希厚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找我的联络员告诉我。”之后不久，洪希厚也病了，周恩来知道后，多次派人前去探望，周恩来了解张治中一生廉洁奉公，没有留下什么遗产，更没有积蓄，就特地嘱咐办公室的同志送去一笔钱。周恩来还交代我和国务院吴庆彤，专门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一个党内外副部长以上的遗孀生活补贴标准（党外高于党内），经他批准后实行。
张治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和迫害，但他毫无怨言，对共产党忠诚如故。临终时念念不忘的是台湾的回归，没有半句谈及私事。他在晚年所写《我与共产党》一书中，他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最后总结：“由近望到远，我已接受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一革命路线的领导，我当然以无限的忠诚跟着共产党走，走向建成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到世界大同的大道。我虽年已七十，仍不敢妄自菲薄，自当更加努力，不愧作为一个红色老人，不愧做一个共产党的朋友，‘共产党的好朋友’！”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到了北京东城东总布胡同的一所住宅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轮椅上，忍不住老泪纵横，放声大哭。他表示一定要参加吊唁，家属们劝他不要去了，要走路，又要长时间站立，他虚弱的身体怕支持不了。他年过半百的儿子，强压住自己的悲伤，婉言劝说爸爸：“我们很理解您的心情，可您已90多岁了，下肢瘫痪，行动很不方便，再说您近日又患病，小便十分频繁，去那样庄严肃穆的场合，恐怕不太适宜。”万没有想到，这一劝说激怒了老人，一甩手打在儿子身上，他激动地说：“我死了，也要去！”他流着眼泪哭诉着周总理对他的恩情，就像大海一样深。
这位老人就是94岁高龄中国共产党的诤友、坚强不屈的民主战士，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
一九五一年九月，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的马寅初，在北大发起了一个以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马寅初请周恩来到北大做报告，听讲对象后来扩大到京津地区高等学校教师。大会在怀仁堂召开。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他从自己的家庭、身世讲起，讲到后来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革命胜利后又如何正确处理个人、家庭和革命的关系，指出知识分子要过好民族关、阶级关、家庭关。最后亲切地鼓励大家要从爱国的立场发展到人民的立场，发展到共产主义的立场，这才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应有的归宿。马寅初仔细聆听，认真做笔记，周总理报告完后，他兴奋地对大家说：“周恩来的这次报告，对于推动我们的政治学习太重要了！特别令人钦佩的是，周总理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率说出自己的社会关系，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的。用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它不仅启发了知识分子学习政治的要求，而且还巩固了学习者的信心，提高了学习者的情绪，推动了学习改造的过程。”马寅初从心中佩服周恩来总理的演讲风度、口才和技巧，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他还常常对人提起这次演讲。
一九五五年，马寅初根据浙江、上海等地的调查材料，写了一份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准备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事先，他将发言稿交浙江人大代表小组征求意见。由于当时盛行苏联新人口观点，认为人多力量大，谈控制人口是不受欢迎的，除少数人表示赞同马寅初的观点外，多数人不表示意见，也有一些人表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他的观点同马尔萨斯一样，甚至有些人还打算对马寅初进行批判，后来由于周恩来的阻止才未能实现。马寅初看到这种情况，认识到现在谈论这个问题还不是时候，于是将发言稿收回。但是他并不灰心，继续进行着他的调查研究。他还找竺可桢、柳亚子、马叙伦、陈达、潘序伦等专家学者谈话，征询他们的意见。
马寅初在同潘序伦谈及他的人日理论时说：“我的人口论，既不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不是马克思的人口论，而是我马寅初的人口论。”他还风趣地自诩说：“我这个马寅初的马，不是马尔萨斯的马，而是马克思的马。”一九五七年春天，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会上听取了马寅初《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发言。
马寅初说：“人口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我们只要研究一下中国人口的增长情况，就会感到人口问题十分严重。”“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经济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计划经济。”马寅初的发言结束以后，整个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即对他的发言表示赞同。
毛泽东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六月，他将这次报告稿加工整理，先写成书面发言稿，作为一项提案，提交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然后义在七月五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就是马寅初著名的《新人口论》。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警告说：“控制人门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政府对人口若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将来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和不满”。
同年，报刊上发表了不点名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如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文章，康生、陈伯达等人曾主张把马寅初定为右派。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许涤新为此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总理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由于周恩来出面制止，马寅初才得幸免。
十年浩劫开始后，一天，马寅初居住地区的派出所所长来到马家，高兴地对他说：“马老，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周总理指示，你的住宅不准任何人侵入，抄家，你的住宅受到我们的保护，以后家里如遇有事时，可及时告诉我们。”由于周恩来的关怀，在“文革”中，马寅初的家才免遭查抄和浩劫，马寅初本人也未受大规模的批斗和皮肉之苦。
一九七二年四月，经多方诊断，马寅初患了直肠癌。周恩来在一份为马老手术治疗的报告上做了如下批示：“本人有动手术的要求，家属又坚持手术，医院应当从手术着想，组织会诊，议后望告。”卫生部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当晚就转告北京医院再请金显宅和王德元大夫到京会诊。参加会诊的有国务院和卫生部的代表、北京医院有关领导和医生、天津人民医院的医生，马寅初家属也列席了会诊会。当有的同志转告了周总理的批示后，与会同志莫不为周总理对老朋友的关怀，感到惊讶和敬佩。
手术前，马寅初激动地说：“我不怕手术，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有总理的支持，我身体素质又好，我要和病魔作坚决的斗争！”五月三十日，马老作了第一次手术，情况良好。两周后，在作第二次手术前一天，总理办公室来了电话，口头通知了总理的三点指示：手术前要作好充分准备；术中要慎重细致；术后要严防一切不良后果。主持手术的几位医生听到周总理的指示更增添了作好第二次手术的信心。六月十四日，手术成功的消息传到了西花厅，周恩来又关照要注意手术后的护理工作。
马寅初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病魔，身体渐渐康复起来，一次，他的一位老友来看望他，马寅初含着泪花说，“周总理是我的救命恩人。解放前曾在重庆救我一次。这次手术又救了我呀！”一九七五年，病势日重的周恩来，在病榻上仍关怀惦念着马寅初的身体。特派他身边的两位保健大夫——北京医院吴蔚然副院长和卞志强大夫专程来到马家，代表总理看望马老。马老惊喜交集，感动得老泪纵横。两位大夫嘘寒问暖，从马老手术后的身体状况到饮食起居、家庭成员、困难请求，逐一详问，并仔细检查了马老的身体，作了完整详细的记录。两位大夫再次代表总理向马老致慰问之意后，才告辞离去。
半小时以后，吴蔚然大夫从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告诉马老家属说：“总理听得很仔细，我们尽所知道的都汇报了。万没想到总理问我们马老吃什么药？唉，刚才什么都问到了，偏偏在这一点上疏忽了，总理要我们立即打电话问清楚，我们只好又来麻烦你们啦。”马老听了家属的述说后，眼睛湿润了。半晌他才深沉地说出四个字：“总理无私。”往事一幕幕从脑海中掠过，马老百感交集，久久不能平静。他对夫人王仲贞说：“周总理对我恩重如山，情深似海，可惜他先我而走了。他为人民耗尽了心血，但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千古不灭，万世长垂！我们全家要永远记住他，崇敬他！”向周总理遗体告别时，老人执意要向周恩来总理遗体行礼，他的儿孙们只好费劲地扶起他，用手按低他的头，点了三次，然后坐着轮椅围遗体缓缓绕了一圈，马老不肯离去，一定要再绕一圈，绕完刚要出去，马老又说他要鞠躬，直至儿孙们扶着他向周总理遗体行了三鞠躬礼，才离开了告别厅。老人泪眼朦胧，极力想扭头再望一眼……周恩来广交朋友，也善于交朋友。他广交的各界朋友不仅有进步的、中间的，而且有落后的，甚至有社会影响的旧政权中的当权派也主动和他们交往，向他们做工作，身体力行地做到了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周恩来与曾任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朱启钤的交往中，结下了真挚的友情，被世人传为佳话。
朱启铃先生生于一八七二年。晚清时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津浦铁路局北段督办。北洋政府时代，曾任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以后，在津沪一带经营实业，经办中兴煤矿公司（今山东枣庄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并在北京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建筑的研究，是个经历十分复杂的人物。在他的晚年能够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祖国和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与周恩来的关怀和信任是分不开的。
解放前夕，朱启钤居住上海。当时章士钊也住在上海。朱启钤和章士钊交往密切。一九四九年章士钊第二次到北平参加国共和谈时，周恩来曾请章写信给朱启钤，劝说他留下来，不要去香港或台湾，章士钊两次写信，交由金山派人送到上海。朱启钤说只收到一封。后来听金山说，第一次派去送信的人中途牺牲了，未能送到。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朱启钤留了下来。
上海解放后，周恩来派章文晋（朱启钤的外孙）到上海将朱启钤接到北京，定居在东四八条住宅中，与章士钊同住前后院。
朱启钤来到北京后，对人民政府的各项措施颇有好感。他是中兴轮船公司的董事长，与公司的常务董事张叔诚、黎绍基、周叔廉、唐伯文商量后，决定把已经开到香港的十几条轮船召回大陆支援国内海运。后来，除被台湾当局扣留的几条轮船和仍留香港暂营客运的“中兴号”客轮外，其余九条货轮全部召回。同时，朱启钤又将他珍藏的岐阳王世家文物共56件捐献给政府。
周恩来对朱启钤十分关怀。朱来京后，周恩来请他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还先后安排他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因为他对古建筑研究有素，又让他兼任古代建筑修整所的顾问。
五十年代初期，人民政府决定扩建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征求朱启钤的意见。当时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薛子正派人请朱启钤参加市政府在旧司法部街老司法部内召开的座谈会。
一九五七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周总理来到东四八条章士钊先生住处，看望了章老并向他了解香港的一些情况。然后，在章老的陪同下，周恩来又去看望朱启钤，坐下寒暄一阵后，周恩来说他在北戴河看到一通碑文，上面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问朱启钤知不知道？朱说：“民国二年，我任内务部总长，举办县知事训练班时，他是我的门生，当时他正在临榆县知事任内（北戴河属于临榆县治）。”周恩来打趣地说：“那你比我大两辈，我和章文晋同辈了。”把话题扯开后，周恩来详细地询问了朱启钤的起居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又问：“送给你的《参考消息》收到了役有？”朱启钤说：“他们每天都拿给我看，字太小，没法看清楚。”周恩来说：“这些是专治我们老年人的，叫我们看不见。”他当即指示秘书，转告新华社，以后给老年人专门印了一种大字的《参考消息》。
朱启钤的长子朱泽农和周恩来握手时说：“我也是南开的学生。”周恩来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朱沛（他谱名朱沛，字泽农）。”周恩来马上说：“五班的。”当听说他们兄弟子侄等多就读于南开中学时，周恩来便同他们谈起了南开时代的一些往事。周恩来还同在场的朱老的女婿共叙南开时代的往事，大家欢声笑语，谈得十分畅快。
朱启钤请周总理抽烟时，周说不吸烟，只是在同马歇尔谈判时偶尔吸过一些，因为太费脑筋。但他又爽快地告诉朱老先生：我爱喝酒，茅台酒能喝一瓶。朱启钤出于待客的礼节和对总理这样一位贵客的敬意，执意要家人上茶。总理随行的保卫人员为了执行当时的安全规定，便向朱启钤的家人摆手，示意不必送茶。出于对总理一片敬意，家人只得将茶杯和糖果放到了中间的桌子上。朱启钤眼花耳聋，没有看清以上的情形，仍在不断催促家人“上茶”、“上茶”。朱启钤家人理解保卫人员的职责也理解朱老的心情，正在左右为难，没想到这时总理却亲自走过去，端起茶杯，呷了一口，然后将茶杯放到了自己身旁的茶几上，并且还吃了送上来的糖果。
在周恩来讲话时，朱老因耳聋而经常打断周的话，他的家人直向他摆手，示意不要打断总理的活。周恩来看到后说：“不要阻止他，让老先生说么！”朱启钤对文字改革有些不理解，他说：“是不是改革以后，我们这些老头子都成文盲啦？”周恩来听罢大笑，指着在座的章士钊说：“他参加了会嘛！情况他都了解，以后请他详细介绍介绍。”朱启钤担心死后被火化。他对总理说：“国家不是说人民信仰自由吗？我不愿意火葬。我死了，把我埋在北戴河，那里有我继室于夫人的茔地。我怕将来办不到，所以才和你说，请你帮我办吧！”家人忙去阻拦，但是周恩来又一次制止了他们。等朱启钤说完后，周恩来对着他的助听器话筒说：“我一定帮你办到，请相信我，放心吧！”朱启钤听到总理的回答，连连点头，脸上露出欣慰的神色。
周总理告别离去时，朱启钤全家送到门口，他和他们一家人及工友等一一握手，并幽默地说：“你们朱家可以组成一个仪仗队了。”一九六一年朱启钤90岁生日时，周恩来派人送给他一个大花篮祝贺。几天后他又在政协二楼小礼堂为朱启钤举行一次小型祝寿宴会。参加宴会的除朱启钤和家属外，还有章士钊和张学铭（朱老的女婿），其他应邀作陪的都是70岁以上的在京全国政协委员。祝酒时，周恩来说：“今天在座的都是70以上的老人，我是个小弟弟（总理当时63岁）。我们今天不只是给朱桂老（朱启钤号桂辛）祝寿，而且也是给在座的各位老人祝寿。”在朱启钤家属集体向总理敬酒时，周恩来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什么时候请我们吃饭？听说你们朱家的菜很好吃。”朱启钤说：“好呀！那就请总理定个日子吧！”宴罢都尽欢而散。
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政协副秘书长张执一和我三人，因工作关系参加了宴会，散场时都以看到了“三朝总理”（朱启钤，北洋政府代总理；翁文灏，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周恩来，人民政府总理）欢聚一堂而高兴。以后传为统一战线的佳话。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周恩来约定到朱启钤家作客。朱老全家兴高采烈。
特地从北京饭店订了两桌菜，家里又做了几样有贵州风味的家乡菜，另外还做了总理喜欢吃的“狮子头”。
饭后，周恩来、邓颖超和朱启钤全家合影留念。朱启钤十分高兴，他将手书的“松寿”缂丝小条幅，亲手装裱，通过中央统战部送给周恩来作为纪念。
朱启钤先生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六日逝世。临终前，还时时惦念远行国外的周总理。朱启钤生前鉴于火葬日益普及，而北戴河茔地又划作禁区，因此又在京郊万安公墓买了寿穴。他去世后，全国政协征求他的家属意见，是否仍照他的遗愿葬在北戴河茔地。家属们考虑后说：“老人生前已另有准备”，没有坚持葬在北戴河。后来经周总理批准，朱启钤的遗体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后，在嘉兴寺举行了追悼会，总理送了一个用鲜茉莉花做成的花圈。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代表周总理主持了追悼会。李维汉在同朱启钤继夫人许曼颐谈话时，一再表示了总理对朱启钤丧葬事宜的关怀。
由于党和周恩来的关怀，朱启钤家的生活一直受到很好的照顾。十年动乱中，朱家受到冲击，朱启钤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墓碑被“造反派”砸碎。
周恩来知道后，指示中央统战部很快给他们落实了政策，并重新修复了朱启钤的墓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朱海北到中央文史研究馆任馆员，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又把朱启钤生前居住的东四八条住宅，定为“朱启钤先生故居”，列入文物保护单位。
八十九、在和平改造的道路上
一九五○年春，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周恩来两次作报告，对有的同志在发言中反映出来的“左”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和教育。他指出：“今天我们中心的问题，不是什么推翻资产阶级，而是如何同他们合作。”周恩来在报告中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说明它的两面性是长期的，“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员，是我们的朋友”。
中国的猪鬃大王、四川的猪鬃出口商古耕虞，从抗战前后，就与周恩来交往。在对国共两党的关系上，他是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不偏不倚保持中立；二是“一推一拉”，即国民党把他向外推，共产党把他向里拉：三是拿定主意拥护共产党。古耕虞认识到，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民族资本，是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
古耕虞说，“中国资本家不会喜欢‘共产’，但都喜欢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资本家是要剥削劳动人民的，但在反帝爱国上，却与无产阶级有共同的语言，也有共同的要求，因为“两者在这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古耕虞一向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本来是中间的，但由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强迫民间交纳金银外汇，甚至以坐牢、杀头相威胁，于是一下子就把这个阶级“推”到共产党这边来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四日，徐冰陪古耕虞到周恩来家，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在座的还有乔冠华。周恩来用商量的口气对古耕虞说：“我们准备把猪鬃公司交给你全权负责，你的意见怎样？”周恩来还说，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就知道你，同你多次谈过桐油、猪鬃问题。那时，我们共产党不是执政党，所以只能空口支持你，现在我们执政了，相信你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好。古耕虞说：“我参加中国猪鬃公司工作之后，现在的四川畜产公司和公司的一批人怎么办？”周恩来说：“你说怎么办？”古耕虞说：“我想把四川畜产公司全部交给国家。”周恩来说：“这事要从长计议，我还没有考虑，以后由主管部门具体研究，但请你先把猪鬃公司的事情定下来，以便我通知中央贸易部长叶季壮。”周恩来请古耕虞一起吃晚饭。饭后继续谈话，周恩来再次向古耕虞提出全权负责猪鬃公司的事，并且勉励他把事情办好。古耕虞最后向周恩来表示：“我一定努力办好。但我先要出去看一看，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再向你汇报。至于我个人，政府要怎样用我就怎样用好了。请你转告叶老（叶季壮）。”古耕虞与人民政府签订了协议后，便把他的四川畜产公司改为国营公司的组成部分，受国营公司领导。一九五○年六月，古耕虞奉命到美国推销猪鬃，同时从美国进口我国所需要的物资，如重型卡车轮胎、五金机械、橡胶等。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由于军需，美国政府大量购进中国猪鬃。一九五○年，我国猪鬃出口创历史最高记录。
抗美援朝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冻结中国大陆在美资金。当时，四川畜产公司在美资金达五百多万美元，加上国内其他公司委托的输美物资，达七百多万美元。并指定为“特别冻结户”，非经美国总统批准，不得解冻。
因为四川畜产公司有“特殊嫌疑”，他们估计香港的四川畜产公司是与中共合作的。
后来，古耕虞通过各种努力，终于使美国政府同意解冻那笔资金。古把解冻后的款项全部汇回国内，并把在香港的子女也送回北京上学。有关部门向他了解在美资金解冻经过时，古耕虞写了一封信，报告了他在港、在美的工作情况，并叙述了他与周恩来交往的经过，尤其是周恩来对他的关怀和信任。他以深切的感激之情，在信上说：“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一九五六年，古耕虞担任了中国畜产公司经理，以后又担任了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对外经济贸易部顾问。
“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古耕虞得到了公司党委、街道居民、派出所公安干警的保护。
古耕虞激动地说：“经外贸部党组审核批准，我作为新中国的国家干部的工龄，是从一九五○年四月（现在按规定改为从一九四七年）算起。我认为从那时开始，我就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干部，不再是资本家了。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光辉成果，也是与周总理对我的相遇又相知、引导和启发教育密切相关的，周总理等中共领导人是我的挚友、相知。”黄炎培，是一个前清举人出身的著名教育家，他与周恩来在近30年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知无不言的挚友和诤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十月十一日晚，周恩来到黄炎培寓所，长谈两小时动员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职务。黄炎培一向表示不做官，周恩来动员他做“官”。经过两个多钟头的恳谈，黄炎培被周恩来说服了，表示决定接受这个职务。
黄炎培毕生从事职业教育事业，为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培养了上万的技术人才，所以，他和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周恩来对他殷切的期望，使他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带领民主建国会的全体成员，在民族工商业者中发挥模范、带头和桥梁作用，将是他晚年的一项光荣的历史使命。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后，周恩来特邀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座谈。当时，不少资本家在“五反”运动中，受到批评教育，对我们党和政府有疑虑、有牢骚。有些人参加开会时不敢讲话，有些则想抓住某些地方人民政府工作上的一些缺点泄愤。他们对私营工商业者的前途有些丧失信心。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向他们作了恳切的谈话，他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留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他预言：“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参加座谈会的代表听了周恩来的谈话后都感到满意和兴奋。普遍认为不但解决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问题，而且解除了将来进入社会主义的顾虑，并对国家和自己的前途增加了信心。胡子昂表示由衷地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并积极带头贯彻，努力加速自己的改造过程，决心不辜负周恩来等党的领导同志对他的教诲，不辜负党对他的关怀和信任。周恩来的讲话在工商界广为传播，使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很大的鼓舞，安定了他们的情绪，坚定了他们今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信心，使我国今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比较顺利。
一九五三年开始，全面开展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央责成中央统战部分管这方面的工作。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中央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下设第六办公室，一九五四年改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兼任中财委副主任、国务院八办主任，统战部副部长许涤新为副主任，协助周恩来、陈云主持这方面工作。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遇到各个方面的阻力和不同形式的反抗。个少工商业者对政府的政策有疑虑，普遍感到不安，有的甚至惊呼“上了贼船”。有的大财团资本家，为保存其资本主义阵地，宁愿拿出一个企业抵债而不愿实行合营，说“宁砍一指，勿伤九指”。少数人则以“三停”（停工、停伙、停薪）、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等手段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党中央分析了这一阶段斗争新形势，决定自上而下地，有领导有计划地在全国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在工商业界要广泛深入宣传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和平改造的方针政策，使它深入人心，做到家喻户晓。
一九五三年，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黄炎培自告奋勇，要求去上海向工商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意义。临行前，还去请示了周恩来。周恩来认为，黄任老（黄炎培字任之）不顾年迈到上海去宣讲总路线的精神很好，并说黄任老在上海很有影响，请在宣传的时候，要注意结合实际，把总路线解释清楚。
黄炎培不仅能以模范的行动来带动大多数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还领导民建会的同志作广泛的调查研究，不断把他所了解的情况和意见向党中央报告。
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至十一日，全国政协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邀请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参加。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报告和《社会主义改造与国家资本主义》的总结发言。他针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思想上的疑虑和不安，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前途等问题。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黄炎培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说，民建会一定要负责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三种任务：一、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教育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结合企业的改造，进行个人改造；二、密切联系民族资产阶级，了解、研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推动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三、协助政府宣传、推行国家的政策法令，并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
通过一系列对总路线的学习、宣传和教育工作，大大减少了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的疑虑，提高了认识，表示拥护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
盛丕华对资本家现在有利润可得、将来有工作可做，表示满意。黄炎培形容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针是“同登彼岸，花团锦簇”，并说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只要接受改造，将是“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到社会主义都有一份工作，有饭吃”。博得了许多代表的赞赏。许多人感到“牡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有的则提出要“积极经营，争取利用，不犯五毒，接受限制，加强学习，欢迎改造”。
一九五四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作取得很大进展。规模较大的重要工业合营了，剩下大量分散落后的中小企业生产上发生了困难，在加工订货分配上，只管国营和公私合营，不顾私营企业，以至造成部分私营企业停工、停薪、停伙，甚至关门、失业。许多地方党委纷纷向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发电报，要求小厂也应得到生产任务，也应使工人得到工资。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坐着不管，看看各地党委如何解决工人的要求。八办副主任许涤新向周恩来、陈云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汇报之后，明确地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国营工厂的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私营工厂的工人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谁也不能说私营工厂的工人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成员吧。”周恩来还说：“我们的加工订货必须统筹兼顾，既要一视同仁，又要有所不同。”周恩来还要陈云给干部做一次报告，说明加工订货必须贯彻统筹兼顾的原则。
当时主管八办工作的陈毅也向周恩来写信，批评国营主管部门缺乏统一安排的“左”的倾向，指出：“改造速度太猛，孤军独进，不与各方打招呼。”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把全行业公私合营推向高潮。这时，黄炎培正因病住院动手术，但他念念不忘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大事。当他读到了党中央的上述决议时，兴奋地立刻在病榻上写信给毛泽东说：“我准备这副老机器活动力完全恢复以后，将发挥新的精神，重新投入战斗部队，为光荣地执行主席又一次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珍贵指示努力。”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黄炎培和民主党派负责人一起被邀请列席大会，并应邀在主席台就坐，受到了一次最生动的教育。随后，民主建国会举行了一届二中全会，黄炎培在会上号召工商界和民建以亲密的伙伴关系，帮助、团结、教育民族工商业者，认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当时大家都赞成，但时间多长？意见并不一致。周恩来是赞成总路线的，但认为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不能搞得太快。如果搞得太快，对国家、对国民经济并不利。如果按照周恩来的意见，要实现这个历史任务，15年可能不够，还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可惜的是，由于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当时在起主导作用，从一九五三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到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高潮，前后还不到四年！以致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一九五六年二月，国务院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周恩来在会上严肃地告诫各部门：“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行。”一九五七年五月，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在全国展开，要求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黄炎培从上海回到北京，以《帮助共产党种牛痘》为题，把存在的问题坦率他讲了出来，当时主持会议的李维汉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反右派运动是当年六月八日正式发动的，而在三天之前的六月五日，周恩来就专程去看望了黄炎培，向他通报了鸣放的情况和鸣放中的问题，使黄炎培心中有数。可见，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对黄炎培是爱护备至的。但是，黄炎培仍然正直不阿地在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就表示不满，提出不同意见。他在六月十五日就向党表示：“不要树敌过多，要把可能拉过来的人拉过来，不要把这样的人推到反党的那一派里去。
黄炎培87岁高龄住院手术治疗时，周恩来对手术方案作了认真的研究，对主治大夫作了妥善的安排，这使黄炎培非常感动。
陈叔通对周恩来非常钦敬，认为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宰辅之才。他说，周总理对他非常尊重，一点没有总理的架子。一九五二年在成立全国工商联合会筹委会时，拟请陈叔老出任主任委员，陈老感到突然，他向周恩来诚恳表示：“我是清朝的翰林，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怎么能把我变成工商界的头子呢？”周恩来向他解释悦：“你不是资本家，我明白，但是，你同资本家，特别是江浙帮的企业家、银行家，关系密切。大可做好工作。
而且你是一位爱国老人。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党相信你，才请你出来挑这一担子。”后来，陈叔老担任了主任委员。这位以俭朴闻名的陈叔老，长期穿布长衫。周恩来在开国大典过后，立即要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陈叔老做一套中山装。他接过周恩来送来的中山装都舍不得穿，直到逝世后退回国家，不仅反映他的俭朴精神，而且反映了他对周恩来的感激之情。有一次，周总理到他家，总理说：“叔老家里清静，可以谈谈。”也有一次周恩来突然到他家，说在他家吃饭，谈话的时间可以多些，同时又说，司机和警卫的饭他已安排好，请叔老不要操心。周恩来对人总是推心置腹的。叔老称赞党的统战工作，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礼待人”，说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统战工作真是“做到家了”。
作为党的诤友的陈叔通，对党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坦诚直率的提出来，在一九五七年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陈叔通提出：“‘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都是金科玉律，值得怀疑，希望领导上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的损失大？”在反右扩大化时，叔老又说：“不能因对党提了意见，就作为右派。”在讨论第一部宪法时，叔老说：“我们应以法治国，宪法以外还应有各种单行法规。”这些意见都是很好的，很值得我们深思。
现任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是当年中国民族工商业界的“少壮派”（按：荣毅仁是荣德生最小的儿子，他掌管荣家的产业，上海人称他“少壮派”）。
每当回忆他与周恩来的交往时，可以从他眼里和面部表情看出他对周总理深厚的敬爱。在那非常的年代，他和他的家属的命运，同周恩来的关怀是密不可分的。
荣毅仁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五○年五月全国政协召开一届二次会议前夕，毛泽东邀请部分参加会议的党外人士吃晚饭时，周恩来热情地拉着荣毅仁的手说：“噢！荣先生，少壮派。”他们第一次见面，给荣毅仁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
一九五九年荣毅仁到北京工作以后，有一天，荣毅仁到北京饭店理发碰巧遇到周恩来也去理发，周恩来主动同他打招呼说：“你来啦，很好。”又说：“你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荣毅仁明白周总理的意思，怕他不习惯北京生活，他立即表示：“到北京就在北京工作，不必半年在这里，半年在上海。”周恩来关切地问：“你夫人来了没有？”荣回答：“准备过了国庆节把家搬来。”总理听了高兴地说：“好！”后来，周恩来了解到荣毅仁夫人杨鉴清还没有工作时，便亲切地征求她是否愿意参加工作的意见，她当即表示愿意。在周恩来亲自关怀下，中央统战部很快安排杨鉴清到全国工商联家属委员会工作，后来她又当了全国政协委员。
一九六三年春天，荣毅仁身体不好，回到上海休息。那时，周恩来到上海开会。会后，荣毅仁邀请周总理到他家吃饭，周恩来很痛快地答应说：“那好呀，明天去！”第二天中午，周恩来、邓颖超和我，还有上海市委几位同志来到一座有花园的荣家。席间，总理和他们在谈家常，总理问起荣毅仁的子女时，荣说：“我的四个女儿都在楼上，她们刚才还躲在上面看你！”周恩来笑笑说：“叫她们都下来嘛。”孩子们高兴地跑下楼来，总理逐一问她们的名字、年龄和上学的情况。孩子们看到总理那么和蔼可亲，很快消除了拘束紧张的情绪，认真地回答了总理的问话，荣毅仁说，孩子们同周总理在一起的短暂时刻，成为她们终生难忘的记忆。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在不便于同荣讲话的处境下，便让邓颖超来找荣说：“总理托人带过口信给你，希望你一定要经得起考验！”这时，荣毅仁才知道周总理曾托人带信给他的事。邓颖超关切地询问了荣毅仁夫妇的健康情况，并说总理很关心他们。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想了许多办法保护了荣毅仁夫妇。荣毅仁激动地说：“要是没有总理的关怀爱护，我早就完了！”对于资本主义改造，周恩来主张把它的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改造结合在一起进行，既要改变企业的所有制，又要把这个阶级的成员从剥削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同时，还将他们对企业的生产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经验利用起来为国家服务。
在定息问题上，周恩来明确地指出这就是赎买政策。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要算经济帐，而且要算政治帐。定息原定七年，从一九五六年算起，到一九六三年就要结束。后来，周恩来同陈云商量后，认为对定息期限有必要重新考虑。他叫许涤新去汇报情况时，再三询问资产阶级这一层人的生活和政治思想状况。经过反复深思，周恩来认为在一九六三年之后，还有必要把定息延长三年。他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并向中央和毛泽东作了建议，得到了中央和毛泽东的同意。到一九六二年，周恩来再次考虑工商界的实际情况，认为到一九六六年结束定息的条件还未成熟，还有必要再予延长，于是又向中央建议再延长三年。后来经毛泽东批准再延长二年。然而，这一计划却被“文化大革命”冲垮了。
“文革”开始后几个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召开各部部长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好几个月，是否再搞下去，中央要考虑。但是，无论如何，党和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还是要执行下去，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们交朋友，还要继续下去的。一九五六年他们把企业交出来，但他们还是在祖国大地上生活着，还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党的统战政策要求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今天要你们来参加会议，就是要提醒你们决不可因为运动，而放弃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统战政策和任务。
十年浩劫，民族资产阶级大多数人和各界人士一样，虽经历了苦难，但仍做到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经过20多年的和平改造的道路之后，在各得其所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庄严宣告：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了。历史的进程已经作出证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前途正如周恩来所预言的那样：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阶级消灭，个人愉快！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伟大成功！
九十、心系少数民族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5个少数民族。如何处理民族问题，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曾多次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和处理各种民族问题，多次发表讲话，其中《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是一九五七年他根据我国民族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从理论上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和原则，成为指导我国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周恩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我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所取得的实践经验，及时作了总结，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型平等的民族关系，为我们拥有56个民族（包括汉族）的多民族国家能够统一、团结、稳定、发展和共同繁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为了逐步清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加强各族人民之间的亲密团结，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周恩来的关怀和主持下，先后组织了中央、中南、西南、西北、东北五个民族访问团，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送党和政府对全国少数民族的亲切关怀，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每次访问团下去前，周恩来都亲自讲话作指示，勉励大家要大力宣传，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把党和政府对各少数民族的关怀带给全国各族人民，为增进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多做工作。同时，周恩来又亲笔写了关于民族政策的指示，指出全国各民族要一律平等，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人民公敌，要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政策；要使我国成为各民族团结发展、互助合作的大家庭等等。访问结束后，周恩来在百忙中又耐心听取了各访问团的汇报，对一些重要情节亲自作了记录，还对今后的民族工作作了进一步的指示。此外，还派出大批民族工作队和医疗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了解和检查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帮助少数民族解决遇到的困难，传送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同时，又先后组织了几百个少数民族参观团、代表团到首都北京和全国各地城市、农村参观访问，加深少数民族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汉族人民的了解。这些代表团在京期间，差不多都受到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恩来还多次亲自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视察工作。这些活动对沟通民族感情，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增进各民族间的互相了解，增进各民族大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我国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都是同周恩来的操劳分不开的。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先后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计有内蒙吉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等五个自治区，31个自治州，82个自治县（旗），在少数民族散居杂居地区建立了三百三十三个民族乡。
这些民族自治区的建立，周恩来都给予了亲切的关怀和具体指导。
一九四七年，在成立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时，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电报中作了明确指示。电文中，除表示同意建立内蒙古统一的民族自治区政府外，对内蒙古自治区与各解放区的关系、党的工作、政权建设、军事斗争，以及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其他问题，都做了明确指示。历史已经证明，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这一电报指示，为后来不断充实完善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奠定了基础。周恩来被誉为这一基本政策的奠基者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酝酿筹建过程中，周恩来从建立这两个自治区方案的提出，到组织实施，都亲自出面做工作。他亲自主持全国政协常委会，讨论和协商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问题，既充分发扬了民主，让各种不同意见都充分说出来，又反复讨论和协商，耐心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干部，最后达到认识上的一致。由于周恩来亲自做工作，解决了一些棘手问题，这两个自治区才得以顺利地建立起来。
对于西藏的解放和发展，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以及少数民族爱国人士的关心、爱护，周恩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班禅大师率领堪布会议厅（班禅属下的办事机构）的僧俗官员45人到达北京，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隆重欢迎。当晚，周恩来宴请班禅，为他接风洗尘。这是班禅第一次到北京，也是第一次参加重要的政务活动。他当时年仅13岁。
为了表达崇敬之心，班禅向周恩来献了一条质地极好的洁白哈达。然后，周恩来和班禅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谈话内容十分广泛，从中国革命的胜利，到西藏的前途；从即将开始的和平谈判，到班禅在京期间的活动、食宿安排；从藏汉两个兄弟民族的团结，到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都谈到了，连最细小的生活琐事，也没有忽略。周恩来的真诚、慈祥、热情、周到给班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谈话结束，周恩来陪班禅步入宴会厅。到了门口，周恩来请班禅大师先行；班禅则双手合十，微微弯腰低头，十分恭敬地请总理先行。两人互相谦让一会儿后，周恩来挽着班禅的右臂，并肩进入宴会厅。席间，总理不断地给班禅夹菜，介绍各种菜的味道和特点，偶尔还讲一点烹调技术。整个宴会洋溢着亲切欢快的气氛。
周恩来会见班禅之后，指示有关领导，在谈判时，要十分尊重并充分听取班禅和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员的意见。
当时阿沛·阿旺晋美已率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经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共同努力，加上班禅和堪厅方面的积极配合，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终于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和谈期间，周恩来和李维汉对消除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和堪厅的官员之间的隔阂，促进双方互相理解、谅解和团结，做了大量工作。
早在和谈开始之前，中央已经在慎重考虑并认真准备护送十世班禅回藏问题。根据中央的指示，西北局和西北军区任命范明为西北军政委员会驻堪厅代表，牙含章为助理代表；任命梁选贤为堪厅副秘书氏，共同负责护送班禅返藏事宜。
一九五一年初，中央电召西北局统战部部长汪锋和范明、牙含章到北京，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由李维汉具体负责，对班掸返藏的组织领导、交通运输、物资供应、安全保卫等方面，都认真进行了研究并作了周到的安排。
临行前，班禅致电毛泽东，表示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达赖紧密团结，为西藏的解放和建设而奋斗的决心。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复电班禅：“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并祝你顺利地到达目的地。”班禅一行离开西宁，经过四个多月的行程，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平安抵达拉萨，受到拉萨市各族各界僧俗百姓和驻藏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拜会了达赖喇嘛，并进行了长时间亲切的交谈。他们之间的这次会见，标志着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两位活佛时期形成的长达29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已告结束，重新恢复了他们昔日之间的友好关系，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从而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为了进一步加强西藏建设，一九五五年三月九日，国务院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专门讨论了西藏的工作。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并决定由达赖任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为第二副主任委员。会议还通过了《国务院对于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批复》。这一协议的通过，使噶厦和堪厅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
党中央、国务院对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非常重视，决定派遣以陈毅副总理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指导工作。代表团的组成人选、指导方针、日程安排、安全保卫、卫生保健、车辆分配、物资供应、礼品馈赠、文艺演出以及有关文件的起草、翻译等等，事无巨细，周恩来都亲自过问，监督检查，严格要求，一再指示只能做好，不能做坏。
周恩来再三叮嘱陈毅和其他领导同志，到了西藏，一定要尊重达赖和班禅，尊重在藏工作的同志，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懂的要学，向人家请教，不要以为自己是中央去的，以钦差大臣自居，指手划脚，评头论足。
周恩来又对张经武和汪锋说：你们是代表团的副团长，要切实负起责任，协助陈毅做好工作，不要有什么顾虑，不要考虑什么地位、职务，一切以工作为重。论打仗，陈毅是内行，我们都不如他：做民族工作、西藏工作，你们是专家，是老师，我们都要当你们的学生。
陈毅风趣地说：“当小学生没有问题，我就是爱放炮，你们多管着点。
放错了，及时纠正。”周恩来还派自己的秘书韦明跟陈毅去，协助工作。
中央代表团决定于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六日离京赴藏，代表团离京前一天，周恩来再次到代表团驻地检查工作。检查到送给达赖和班禅及筹委会的礼品时，周恩来表示满意。然后又要了礼单看，发现礼单上没有藏文，周恩来问：“藏文的礼单在哪里？”工作人员回答说，没有藏文的。周恩来的神态马上变得严峻起来，说：“送给西藏的礼品，怎么能没有藏文？实行区域自治，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是一个重要内容。”周恩来立即指示，所有礼单都要用藏、汉两种文字印，而且要把藏文排在前面。同志们都为周恩来工作的细致而感动。
这时，礼单已全部印好，代表团很快就要出发。怎么办？中央民委当即决定，连夜翻译，突击赶印，过去印好的全部作废。
周恩来离开代表团驻地时，同汪锋等人一一握手，并表示歉意，说：“对不起啦，本来是为你们送行的，却给你们添了麻烦。”送走了周恩来，陈毅深感内疚地说：“像礼单这样的小事，都要总理操心，太不应该了。这都怪我，工作太粗，应该打我的屁股。”代表团共有成员57人，包括17个民族成分。各自治区、国务院各有关部、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全国工、青、妇、科学、文教、工商等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都派出了代表，连同随团的文艺团体和工作人员，共有八百来人。
这样高规格、大规模的代表团前来祝贺，在西藏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在中国民族工作的历史上也属罕见。这充分显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代表团于四月十七日到达拉萨。
四月二十二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拉萨隆重开幕。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中央有关部门分别打电报表示祝贺。陈毅、达赖和班禅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这次会议开得圆满成功，标志着西藏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陈毅和代表团全体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是陈毅因高原缺氧引发了心脏病。
早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在中国内地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金沙江以东，包括川、滇、甘、青的广大藏族地区，就开始实行民主改革。但是，遇到了巨大阻力。改革尚未开始，就相继发生了叛乱，起初是局部的，后来规模越来越大，几乎波及广大藏族地区，同时影响到外界，叛乱分子受到美国政府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他们空投武器弹药，派遣武装特务。由于他们的参与，使事件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奉命进行了平叛斗争。
叛乱武装不断被剿灭、被平息。不少叛乱分子支持不住，纷纷西渡金沙江，逃到西藏自治区境内。
江东发生的事件，震动了西藏，尤其使上层集团感到震惊和恐慌。他们担心革命会革到他们头上，使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于是本能地起来反对改革，同情和支持江东藏区的叛乱活动。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九日深夜，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全面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十九日深夜，叛乱分子向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奉命讨伐，经过两天多的战斗，彻底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乱。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指出：“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外，特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职务。”三月二十九日，班禅致电毛主席、周总理，说他个人，并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命令。
班禅大师等西藏代表于四月十四日到达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周恩来等亲自到车站迎接。当晚，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举行欢迎班禅大师的宴会。周恩来发表了讲话，指出：西藏反动分子自甘暴弃，选择了背叛西藏人民、背叛祖国的道路。他们这样自取灭亡，实际上反而替西藏的民主化造成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我们相信，从此，西藏人民将逐步摆脱贫苦落后的黑暗生活，走上繁荣进步的光明大道。在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班禅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正当西藏的民主改革深入发展的时候，国民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左”的错误，同样影响到西藏。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一年，班禅作为副委员长，不但领导西藏工作，还到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地区视察。他把自己视察中发现的问题，向周恩来和李维汉口头汇报后，又写成书面材料，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
班禅大师认为，最好是通过周总理向中央反映。经过反复斟酌，最后拟定了这样一个题目：《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
汉译稿正在打印时，周恩来要到东北视察，就于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会见班禅，先听汇报。在座的有乌兰夫、习仲勋、李维汉等中央领导和张经武、张国华、阿沛、帕巴拉、王其梅等西藏党政领导。班禅概述了材料的主要内容，因为同西藏的其他领导同志存在较大的分歧，所以当场发生了争论。
周恩来听取了汇报后说：“从反帝、爱国、建设社会主义三点上说，我们不仅是同胞，而且是同志。”“但不是说你说错的，统统要听。说错了的要给你指出来，不这样就不是同志式的态度，也不是真正对你的爱护。”周恩来还说：“你的汇报稿写好后，我看一下，我们回来再谈。”六月上旬，班禅大师把打印好的这份材料送交中央的同时，会见了周恩来和彭真、乌兰夫、李维汉、习仲勋等领导同志，面陈了自己的意见。后来，毛泽东也专门为此事接见了班禅。
这份材料比较系统、全面地批评了民族工作、尤其西藏工作中“左”的错误，提出了如何纠正错误，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的建议。
班禅的汇报材料上报中央后，中央非常重视，责成李维汉、习仲勋同志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讨论，提出改进西藏工作的意见，最后形成了四个文件，并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
周恩来从外地视察回来后于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接见了班禅、张经武等在京的西藏领导人。周恩来说：“相隔两个月，产生了四个文件，你们做了件大的工作。我们把阶级、民族、爱国和人民的立场统一起来了。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有叛必平。”“平叛、改革是真正挽救了宗教和民族的危亡。……在现在的条件下，如何着手搞好农业、牧业、商业，希望你们提出一个办法。要注意解决贫苦的那部分群众的生活。”周恩来又说：“我们完全相信，班禅、阿沛、帕巴拉、计晋美同志都是反帝爱国、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你们也要相信工委的同志是要把西藏搞好，不是去消灭民族、消灭宗教的。”班禅非常满意，也十分感谢周总理对自己的理解和支持，感谢周总理对西藏人民的关怀，他认为西藏工作从此会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一九六二年夏天，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谈了阶级斗争的问题，随后又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他点名批评李维汉说：统战部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随后，班禅受到批判。
后来班禅才知道，在批评处理他的整个过程中，周恩来总理作了很大努力来保护他。为了使班禅免于遭受更大的冲击和迫害，为了尽量削弱批判的锋芒，周恩来有时不得不讲一些违心的话，对班禅进行“批评教育”。对于周总理的困难处境和一片苦心，班禅大师后来才有了充分理解，因此，他也更加爱戴和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一九六四年底，周恩来担心班禅大师在西藏会发生意外，在他亲自关照下，让班禅离开拉萨，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常住北京，生活上仍然给予很好的照顾。
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西藏民族学院等院校的红卫兵来到北京串连，同中央民族学院等首都高校的红卫兵联合揪斗班禅。
周恩来对班禅极力进行了保护。他一再劝阻红卫兵，说对乌兰夫、班禅这样的少数民族领袖人物要加以保护，他们有问题，可以写揭发材料，交给中央；也可以进行背靠背的批判，但不能揪斗。
内蒙古大学的“红卫兵”曾结队到北京，有一天到中南海西门来，要求揪斗乌兰夫和他的夫人云丽文，我接见他们的头头，转述了周恩来的指示：乌兰夫对内蒙人民的解放事业是有功的，是民族领袖，不能揪斗。有揭发的材料，可送给中央。经说服他们退回去了。
八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少数红卫兵违背周总理指示，翻墙而入，擅自闯进班禅住处，抢走班禅，用卡车拉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
周恩来指示统战部部长徐冰和副部长刘述周：共产党员应该坚守岗位，在任何时候也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即使你们自己受到揪斗，也要把班禅保护好。
徐冰、刘述周同周恩来的联络员、卫戍区的解放军一起赶到中央民族学院劝阻红卫兵，徐冰当部长的时间不长，学生们没有认出来，他和解放军一起，将班禅转移走了。刘述周即被红卫兵揪住，说他是“李、徐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干将”、“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在校园里四处游斗，后来又转移到民族印刷厂批斗。为了保护班禅，刘述周吃了不少苦头。
十年动乱期间，周恩来日理万机，昼夜辛劳，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占领导地位，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周恩来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加之他的健康日益恶化，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经常惦念和关怀着班禅。不但想方设法保护班禅的安全，而且设法使他恢复自由，重新工作。
“九·一三”事件之后，一大批老干部相继被解放，重新出来工作，周恩来就曾考虑给班禅安排工作，但因遇到各种阻力，未能实现。一九七四年三月，科威特国民议会议长哈立德·萨利赫·古奈姆和夫人来我国访问，已身患癌症的周总理，听说阿沛·阿旺晋美将陪同他会见科威特客人，特意通知阿沛提前到人大会堂，商议班禅问题。周总理提出，应该让班禅出来工作，阿沛当即表示非常赞同，并表示愿意帮助班禅认错过关，尽早出来工作。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国内政治形势和周总理的健廉情况，都在日益恶化，周总理的意图再次受阻，未能贯彻。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总理与世长辞。
班禅大师于一九七七年十月获释。
班禅出狱后，每逢周恩来的忌日，都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或者在家里祈祷祝福，表现了班禅大师对周恩来的无限敬仰和深切怀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陆续为班禅落实政策，安排工作。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班禅被增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一九八○年又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一九八八年四月四日，班禅大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发言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顾这段历史时，满怀激情地说：“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总理的恩情。”写到这里，使我又想起一九七五年八月底，周恩来病重时，仍关心西藏工作的感人事迹。当年九月九日，是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党中央、国务院派副总理华国锋率中央代表团到拉萨参加庆祝活动。八月二十九日晚上，已过十二点了，周恩来在医院里接见了华国锋。当面嘱咐他说：你们到了西藏，要多加鼓励在那里工作的各族干部、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他们很辛苦，这几年的工作搞得不错嘛，是很有成绩的。告诉在那里工作的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养民族干部，使大批民族干部尽快成长起来，要搞统一，搞民族大团结，军政、军民和各民族之间，要互相支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只有增强团结，才能安定，才能发展经济，才能改善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条件。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自然资源，要造福于我们子孙后代。华国锋告别周恩来回到家里，又接到周恩来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他说：“我看了一部科教片，叫《养蜂促农》，你把它带到西藏去，给那里的同志们看看，让他们多养蜂。不要说是我周恩来送的，就说是国务院送的。”我是代表团秘书长，我们听到这一消息时，都十分感动，深受教育。
周恩来和国务院很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在五十年代初，国务院就批准在北京建立中央民族学院，在西安建立西北民族学院，在武汉建立中南民族学院，在成都建立西南民族学院，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各种干部，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发挥了重大作用。
九十一、关心宗教工作，关怀宗教界人士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就和著名的宗教界爱国人士有密切的联系。建国以后，周恩来一直把宗教问题视为扩大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曾多次与宗教界人士谈话，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阐明我党的宗教政策，对宗教事业和宗教界人士给予极大的关怀，寄予殷切的希望。周恩来与许多宗教人士交朋友并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从与他们的交往中，充分体现了党的宗教政策。
吴耀宗先生是我国宗教界一位知名人士，在信仰基督教的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周恩来与他有过多次交往，并积极团结他为人民的事业而共同工作。
早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吴耀宗因公到武汉第一次与周恩来会晤，这一次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周恩来向吴耀宗分析了抗战形势，论述了国共合作和中国革命问题，而且还向他谈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信仰的态度。周恩来着重指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意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初次见面，周恩来给吴耀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吴耀宗从上海到四川讲学，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再次见到周恩来。当时，抗日战争正在进入最紧张的时期，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周恩来在和吴耀宗谈话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他指出：抗战已经进行了四年多，只要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团结起来，就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接着又详细阐述了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这次谈话，使吴耀宗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是民族解放的希望。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吴耀宗在重庆曾家岩第三次见到了周恩来，这次谈话的时间很长，会见持续了将近一整天。谈话中，周恩来除了详细地分析了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外，再次谈到了宗教问题。
吴耀宗认为，马列主义和基督教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共同点，尽管在根本问题上有分歧，但无关紧要，最后是可以一致的。周恩来听后，坦率地表示，他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并重申了党的宗教政策。他说：“不同的世界观并不妨碍我们为了争取和平、民主而共同努力。你多年来为抗日和民主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在目前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对每个人都是考验，希望我们能继续合作，在即将到来的新时期中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不同意见的交换，不仅没有妨碍党和宗教人士的关系，反而加深了互相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中午，周恩来留吴耀宗一起共进午餐。饭后，周恩来亲切地对他说：“我知道你身体不好，你是否愿意略事休息，再继续谈下去？”征得吴先生同意后，就在会客室里，临时搭起了一个铺让他小憩一会儿。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吴耀宗十分感动。
下午，继续长谈时，周恩来详细回顾了党的历史，诚恳地对吴耀宗说：“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的认识也有个发展的过程。共产党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但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得到进步。但愿我们的朋友，不要看到一些问题，就对党丧失信心。”周恩来的热诚、恳切，使吴耀宗深受教育。
这次会见临别时，董必武应吴耀宗的要求，开了一张马列主义的书单给他，一共五、六本，包括《共产党宣言》、《列宁传》。此后多年，他一直珍藏着这张书单和这些革命书籍。
解放后，周恩来对宗教事业和宗教人士更加关怀。建国初期，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制定了党对宗教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它包括：确定宗教信仰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思想意识问题，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切实保障公民信教的自由权利，坚决摒弃用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消灭宗教的错误想法和做法；清除宗教内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政治势力，支持天主教和基督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反帝爱国行动，支持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等民主改革行动。
吴耀宗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十年间，曾14次出国参加世界和平会议。
每次出国前，周恩来都在中南海紫光阁亲切接见他，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复杂问题做出判断，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些重要指示成了吴耀宗国外活动的指导原则。
一九五○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基督教问题座谈会，周恩来亲自找吴耀宗等宗教界人士到中南海作了三次长时间的谈话。周恩来听取了反映各地执行宗教政策中的一些问题的汇报，还针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发表了诚恳的意见。
五月二日座谈会上，女青年会总干事邓裕志谈到女青年会已加入妇联，今秋在印度举行一个六周的训练会，她已被邀去讲两个题目，一为女青年会劳动部的经验，一为新中国的女青年会，能否前往，她希望周恩来作决定。
周恩来表示可以。
男青年会总干事涂羽卿谈到健康教育，从事集体性的游戏时，周恩来指示应注意滑翔及游泳。
男青年会事工组主任刘良模说，我们很认真地帮助大家学习。
周恩来说，教学只可学新民主主义，不要学辩证法唯物论，只有新民主主义是讲得通的，再深了，可以自己研究，不要成为讲座。
周恩来除了在谈话中即席答复一些问题外，最后还作了总结。他指出，中国不是政教合一国家，宗教问题不如欧洲各国那样严重。基督教是靠了不平等条约而来的。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因此，中国人民是反对的。
谈到中国的宗教团体应该怎么办时，周恩来指出：把民族反帝的决心坚持推广下去，让宗教还它的本来面目。宗教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唯心唯物，不同就是不同，不必隐瞒。我们只要求宗教团体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我们不搞反宗教运动。宗教团体本身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这样，基督教会就变成中国的基督教会了。
五月六日第二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在谈话中指出：中国基督教会要成为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依照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精神，提高民族自觉，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宗教界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各宗教之间和各教派之间就应该加强团结，联合起来，研究怎样服务于中国人民。一个宗教团体，对新中国有无益处，要以爱国与民主两个条件来鉴别。
五月十三日的座谈会上，周恩来在谈话中指出：你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无意在这里同诸位展开有神无神的争论。我们认为，唯物论者同唯心论者，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应该相互尊重。我们之间有合作之道。这是我们衷心的希望。我们同宗教界朋友的长期合作是有基础的，这一点我们毫不怀疑。我们希望宗教界朋友也有这个信心。这便是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当然，我们也不隐讳我们之间的不同点。但是，我们可以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行合作，这是我们一致同意的。谁要企图人为地把宗教消灭，那是不可能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它还是有宗教的。
我们主张，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信教的、不信教的可以共存。我们要团结和照顾各种社会力量，使大家各得其所，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安定，稳步前进。
在座谈会上，周恩来对吴耀宗等所拟文件的基本方针是同意的。但对一些问题的提法有些不同意见，他都逐条提出同他们商量，使文件写得更准确。
在这次座谈会上，最后周恩来说，我们是不提倡宗教的，但与宗教合作是符合政策的。人民的认识，是要慢慢地改，我们能不能找出几个解决的典型例子，来示范一下，不是折中，而是正确，应当实事求是，如找出解决房屋占用的办法。一切为了真理，我们把一切都说了，诸位好好再研究一下，大家团结起来，争取主动，解决问题。
关于今后努力的途径，文件将作文字上的修正后，再行公布。
五月二十日，周恩来召集中共中央、政务院有关单位负责人对于宗教问题作解释，并通过吴耀宗第五次修正的宣言，将一个字不改地照样发表。
周恩来指出，大家要一致，团结多数，争取中间分子，打击极少反动的，但也不能过早。要不疲倦地工作下去，只有懒惰的人感到束手无策或推卸责任。
由于周恩来的启发和教育，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国基督教发起了一个“三自（自治、自养、自传）革新”运动，他们将《革新宣言》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宣布坚决割断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为掩护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宣言》得到了十几万人的签名。中国基督教事业从此得到了新生。事后，吴耀宗回忆说，“周恩来是中国人民尊严和自豪的象征。”“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无不感到一种伟大和平凡浑然溶成一体的魅力。”“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能够代表共产党人的一切最优秀的品质。”周恩来不仅在国内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在国际场合也向世界人民阐述新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一九五五年四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有人误解了我国政府的宗教政策，歪曲说我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周恩来在大会发表讲话中列举许多事实说，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欢迎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实地考察，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作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肩负重任，然而在释迦牟尼像的发型如何设计这样细微的事情上，仍然模范地体现党的宗教政策和国际交往的友好精神。
一九五六年，杭州灵隐寺重新修建。负责设计释迦牟尼像的华东美术学院将佛家祖师的发型弄成波浪式。灵隐寺的方丈性空和尚根据他的渊博知识，认为佛祖的发型应当是螺旋式的。美院的理由足波浪式具有曲线美，性空和尚的理由则是螺旋式才符合真实和佛教的传统。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周恩来知道此事后，毅然支持性空和尚，说：“应当尊重佛教界人士的意见。”事情才算一锤定音。
周恩来不仅在政治上关心宗教界人士，而且在生活问题上也十分关心他们。
赵朴初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九四九年他从上海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时，周恩来请大家吃饭。他拿到请帖后，想到这是许多人参加的宴会，不可能照顾个人的饮食习惯，自己是个佛教徒，只好准备吃“肉边菜”了。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出席宴会签到时，一位工作人员对他说：“赵朴初先生，给您准备了素菜。”周恩来对别人如此细致入微的关心和照顾，使赵朴初十分感动。
赵朴初在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他的诗词是很有名气的。有一次，周恩来在众人面前指着赵朴初对中国作协负责人说：“作家协会应当吸收他为会员。”过了些日子，在一次宴会上，周恩来一见到赵朴初就问：“你现在参加作协没有？”赵朴初回答：“还没有。”周恩来当即对在场的有关同志说：“你们拿表来，我作介绍人。”事后，夏衍曾羡慕地说：“赵朴初同志很光荣，是总理亲自介绍他参加作协的。”说起诗词，赵朴初回忆说：“写个人的词，我写得最多的是周总理。总理生前身后我都为他写过不少诗词，第一首是在一九六七年，有一张大字报转载王力针对总理的讲话，我看后十分气愤，也很难过，当时就发作了心绞痛。
病情稍缓，我就写了‘河满子’词。以后又写了一些诗词，使我安慰的是，这些为总理写的作品，都经过邓大姐送给总理看了，而且在不能公开发表的情况下得到广泛传抄。总理逝世，我先后写了几首悼念的诗词。周年时，我写的‘金缕曲’，曾被文艺界以书写和演唱的形式表达哀思。”周恩来曾对廖承志说过，赵朴初是个难得的人才。但当别人问及这方面的情况时，赵朴初却缄口不谈，只是笼统地说：“我受过总理的批评，也受过总理的鼓励。无论他对我的批评或鼓励，我都是衷心感谢的。周总理每逢称赞一个人时，总是表现出由衷的高兴，仿佛是他自己的得意之作。由此可见周总理的崇高品德。”赵朴初深有感触地说：“周总理值得怀念的事情太多了！父母之丧三年，留在人们心中的对于周总理的忆念是终身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赵朴初从日本参加一次国际活动回来，周恩来同他谈话时对他说的一段话，至今还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周恩来说，同人交往，尽量不要面红耳赤，要做到以情理动人。这是针对当时一些“左”的倾向而言的。赵朴老说，这对他是一个重要的教导。
对于宗教方面的工作，朴老说，周总理是很关心支持的。日理万机的总理，为了宗教政策问题，曾约基督教吴耀宗先生等人谈过三个整夜。他们每次都是晚上走进周总理的办公室，出来时天已经亮了。很多外国宗教界人士来华访问，都受到总理亲自会见。佛牙两次出国，受到缅甸、锡兰两国人民倾城出迎。当时，在我国首都北京和云南傣族地区也都展开了盛大的活动。
这些活动都是在周总理高瞻远瞩的伟大气魄支持下进行的。
帕巴拉·格列郎杰是两藏僧俗的领袖人物之一。他从一九五六年十月到一九七五年一月，曾20多次见到过周恩来，并多次直接得到周恩来对他苦口婆心的教育，使他万分感动，牢记终生。
一九七二年春天，帕巴拉到北京治病。有一次到人民大会堂听传达文件报告，坐在会场旁边。传达报告结束后，周恩来看见他，走过来亲切地拉着他的手问道：“你什么时候来的？身体怎么样？有没有事情？”周恩来在百忙中关心着他，使帕巴拉万分感激，急忙回答说：“我一切都好，请总理放心。”尽管他什么困难都没有向周恩来提，但周恩来还是细心地想到了他不懂汉语，在以后几次传达文件时，周恩来要主管部门派翻译人员坐在他和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旁边，为他们翻译传达的内容。
从周恩来同志身上，宗教界人士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看到了党对宗教人士的尊重和关怀，因此，他们也更加尊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尊重和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九十二、华侨、侨眷的贴心人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对海外侨胞、归侨和侨眷一直非常关怀，他满腔热情地关心他们，处处从他们的长远利益和切身问题出发，一个一个地解决侨务政策中的问题。他始终亲自过问侨务工作，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
我国建国初期，据不完全统计，居住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侨约有一千多万人；他们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在当地出生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都存在着双重国籍的问题，即既有所在国的国籍，又保留着中国国籍。新中国的成立，引起帝国主义和反华势力对我国的仇视，他们想利用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来挑拨华侨所在国与我国的关系，对我国产生疑虑，以便孤立我们，而使华侨受到歧视和迫害。对于华侨这种困难的处境，周恩来总理十分关怀，决心要解决这一邻国之间历史留下来的问题。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华侨的国籍问题是中国过去反动政府始终不加解决的问题，这就使华侨处于困难的境地，并且在过去常常引起中国同有关国家的不和，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我们准备解决这个问题。”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到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国访问的时候，都阐明我国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精神：我们不主张双重国籍；赞成华侨自愿参加当地国籍，成为居住国的公民，希望他们为居住国作出贡献，并为增进中国人民和居住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周恩来一九五六年在缅甸华侨欢迎会上说，有些侨胞居留的年代久了，长期生活在这里，取得当地的国籍，就成为缅甸公民了，好不好呢？好。他还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这好象女儿出嫁或男儿给人招赘，彼此还是亲戚。他又说，这样对侨居国来说，是给他们添丁；对中国来说，是增加一门亲戚，有什么不好呢？他又语重心长地勉励华侨说，凡是自愿保留中国国籍的就应该遵守侨民的地位，做一个好侨民，做一个守法的侨民。他还在一些场合多次声明对自愿保留中国国籍的侨民，我国政府保护他们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对周恩来这些话，华侨和中国血统的外籍人普遍认为合情合理，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这样做，说明中国对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的政策是光明磊落的，是符合实际情况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两国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签订了中、印（尼）两国政府关于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一九五六年，新加坡前首席部长戴维·马歇尔参加新加坡工商考察团来中国访问，十月九日，周恩来单独接见了他。马歇尔对周恩来说，新加坡准备独立，但新加坡的华人占新加坡人百分之七十多，关于中国政府对双重国籍问题的态度，人们还有些疑虑。他还指出，这次来中国访问，其中重要问题之一，是要了解中国政府对解决华侨双重国籍的政策。周恩来向他详细说明了中国政府对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原则。马歇尔听后表示赞赏。接见后发表了会谈公报，使新加坡政府和华人了解了中国政府对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政策，消除了他们的疑虑。
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努力下，我国已先后同许多国家谈判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五十年代，周恩来在国内外多次接见华侨代表，要求华侨尊重侨居国的法律和风俗习惯，不参加所在国的政治活动，搞好同侨居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关系。他语重心长地叮嘱华侨：“在海外要注意团结，不仅团结侨胞，还要跟所在国家人民团结在一起，跟他们友好相处。要尊重他们。要得到人家尊重，首先要尊重人家。……要提倡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如果发生了一些困难和纠纷，我们应该首先批评自己，这样就会更加团结，就会得到所在国政府和人民的尊重。”周恩来再三鼓励华侨学习侨居地语言，同当地人民往来，互相学习。加强友好关系。他说，祖国的国际地位越高，侨胞越应该谦虚，他还经常用毛主席的教导教育华侨不要骄傲，不要犯大国主义的错误，他劝导华侨工商业者要搞正当的业务，不要讨不该讨的便宜，不要赚不该赚的钱，以免对不住朋友，对不住亲戚。
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在万隆市，华侨们倾城出动热烈欢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得到了华侨们的关怀和保护，华侨们采取了一切措施保护代表团的安全。在万隆华侨欢迎会上，周恩来勉励华侨要巩固和扩大爱国团结，他说，应该把蒋介石分子和受蒋介石欺骗蒙蔽的侨胞分开，对个别蒋介石派来的分子当然应该警惕，但对侨胞中少数受骗者不要一律视为“蒋匪帮”，不要怀疑他们，要向他们耐心说服，蒋介石是没有前途的，受骗的侨胞是会逐渐认清事实的。他希望华侨能多做工作，打破界限，巩固和扩大侨胞的团结，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
建国后不久，很快就在全国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为贯彻保护华侨、归侨、侨眷合法利益的既定政策，制定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处理的优待办法，周恩来做了很细致的调查研究，分别找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侨领和华侨集中的广东、福建两省的叶剑英、张鼎丞等负责同志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
一九五○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周恩来要廖承志、李初梨和彭光涵去研究修改《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草案）》。周恩来听完他们的汇报后说，土地改革是一场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大革命。大多数华侨是由于在旧中国不堪忍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无法生活才背井离乡，出走异国的，或者被当作“猪仔”贩到国外的。大多数华侨眷属在土改中会得到好处，他们大多数人会拥护土改的。但估计还有百分之二至四的华侨地主，他们的土地要被没收分配，这些人是不会满意的。如果我们在华侨地主的房屋问题上给以照顾，就会波而不动，这对我们团结国外华侨有好处，而且他们的房子大都是用寄回的侨汇盖的，不是封建剥削得来的，要把这些情况向干部和农民讲清楚。一九五○年十一月六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讨论通过并公布了这个政策。后因“左”的思潮干扰，有些地方没有得到认真贯彻，遗留的问题很多，直至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才重新按周恩来总理审批的《土地改革中对华侨的土地财产处理办法》进行落实，并把没收错了的华侨房子退还原主。
周恩来还非常关心华侨赡家汇款问题，亲自主持制定了正确的侨汇政策。
由于历史原因，解放初期，在广东、福建两省约有六七百万侨眷的家庭生活来源主要依靠海外寄来的侨汇，解放后，允不允许他们靠侨汇生活，这是关系到数百万侨眷的切身问题。有一些受“左”倾思想影响的人，认为归侨和侨眷接受海外亲属的汇款是不劳而获，不允许他们接受侨汇，或者以各种名义侵占他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周恩来知道这些情况后很生气，立即责成中侨委草拟一个保护侨汇的命令，坚决保护侨眷对侨汇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准任何人侵犯。由于当时货币还不稳定，为了不使华侨吃亏，周恩来采纳了陈嘉庚先生的建议，指示中国银行对华侨赡家汇款可根据自愿原则采取原币存款，取用时按当时汇率取出人民币。这样就保证了侨汇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美国政府下令禁止华侨汇款赡养中国大陆的眷属，其它国家也受美国的影响而限制侨汇金额。为了解决侨眷由于断汇带来的生活困难，周恩来一方面指示财政部拨出专款解救他们的困境；另一方面指示中侨委调动一切可行通道，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沟通侨汇。在国内外有关各界通力合作下，迅速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封锁，沟通了侨汇通道，解决了侨眷的困难。
全国实行统购统销后，居住在农村的侨眷由于靠生产队分配的粮、油、肉、布的标准比别人少，纷纷要求国外亲属寄粮、油、布、食品等。如何解决这个新问题呢？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根据侨眷的侨汇多少发给侨汇证，按证卖给一定数量的粮、油、肉、布等生活用品；另一种意见则反对发侨汇证；要求中央增拨统购统销物资统筹解决。两种意见报告总理后，周恩来认为管理侨汇是经济工作，必须用经济办法去解决。他立即批准采取发侨汇证的办法，并责成财政和有关部门制定办法和调拨物资。这样，不但解决了侨眷的实际困难，而且也调动了华侨寄侨汇的积极性，减少华侨向国内寄食品的麻烦，方便了华侨，又增加了国家的外汇收入。
在某些国家发生大规模排华逆流时，周恩来下决心派船把无法生活的华侨接运回国并妥善给予安置。他特别指示侨委和有关省政府，要把华侨农场办好。一九六○年二月，他和一些部长在广州从化学习《政治经济学》后，曾率我们几个人到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参观，鼓励归侨为发展橡胶、胡椒、咖啡、油棕等热带作物多做贡献。在五六十年代，华侨热爱祖国，送子女回国升学，为了使华侨子女能及时考入大学，周恩来指示中侨委大力兴办华侨补习学校。
周恩来很信任广大华侨，也很信任广大归侨。对归侨的所谓“海外关系”，总是具体分析，正确对待。他一再强调对归侨要“一视同仁”，不仅从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在政治上也给予亲切的关怀。周恩来与华侨和归侨民主人士交往中，结识了许多朋友，数十年来，他们亲密无间，互相尊重，互相信赖，成了真正的诤友。华侨领袖陈嘉庚和司徒美堂便是其中的代表。
被毛泽东称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把一生献给爱国兴学，献给救亡大业，献给振兴中华，成为华侨的一代领袖和楷模。
一九四○年初，陈嘉庚先生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发起号召南洋各筹赈会选派代表，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全国抗日军民。七月二十一日，陈嘉庚在重庆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虽然他们只见过一面，但周恩来的美名和业绩很早就在侨胞中传颂，周恩来的形象早就深深印在陈嘉庚的心中，他们互相敬重和关怀，都在为挽救危亡而奋斗，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党中央发表“五一”口号后，五月四日，华侨首领陈嘉庚代表新加坡一百二十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电请陈嘉庚先生回国共商国是。六月四日，陈斋庚和庄明理、王雨亭等华侨民主人十到达北平。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到火车站欢迎。七日晚，周恩来到北京饭店看望陈嘉庚并准备陪他去见毛泽东。一见面周恩来就说：“嘉庚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当年在西安，国民党不让我们见面，后来我们在重庆还是见到了，不过那时候有特务盯梢。一别十年，现在天下是我们的了。嘉庚先生十年来为抗日所作的贡献、所受的磨难我是知道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陈嘉庚说：“不要让毛主席久等，我们还是早点去吧！”周恩来便陪同陈嘉庚前往香山，和毛泽东、刘少奇一起畅谈。毛泽东对陈嘉庚说：“全国基本解放了，我们要成立新政协，请您来参加，”陈嘉庚说：“我不懂政治，也不会讲话，我不敢接受。”周恩来说：“华侨的首席代表您不当，能请谁来当呢？您德高望重，这又是建国大事。您不懂普通话不要紧，有庄先生翻译嘛！”周恩来对他说，语言不通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翻译来解决，最要紧的是大家的心能够相通。例如我们同蒋介石谈话，语言是完全通的，可是彼此的心不相通，所以双方过去谈判了那么多年，总谈不拢来；我们同世界各国人民，语言很多也不相通，只要有共同目的，彼此心连心，那就什么事情也好讨论协商。大家亲切地交换意见直到深夜。周恩来这些话，使陈嘉庚十分感动，终于打消了自己的顾虑。
六月十五日，新政协筹备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陈嘉庚在会上代表华侨致辞。二十二日以后历时两个多月，陈嘉庚前往东北、内蒙等地参观，回到北京后，向周恩来兴奋地谈了他的观后感，他得出了“从东北看中国，国家建设的前途是一片光明”的结论。
九月七日，周恩来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向政协代表作报告时谈到：“陈嘉庚先生这次到东北参观，同时也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他回来后说现在内蒙的汉、蒙二族合作得很好，犹如兄弟一样。这消息我们听了非常高兴，这足以证明我们的民族政策的成功。”九月二十一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怀仁堂隆重开幕，陈嘉庚代表华侨在会上讲话，并当选为第一届常委。后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十月一日，他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
陈嘉庚于一九五○年五月回国，周恩来热情挽留他定居北京，陈嘉庚却惦记着遭受美蒋飞机轰炸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需要尽快修复，婉言谢绝了周恩来的好意，于九月五日到厦门集美定居。
陈嘉庚十分关心我国的建设，每次到全国各地参观视察回来后，都把发现的问题和应该如何纠正的建议写成书面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仔细阅读，并认真作出批复和处理，凡是有利于国家的事，陈嘉庚同周恩来总是推心置腹，无所不谈。
为了保证集美学校的办学经费，陈嘉庚把自己在上海、厦门和香港开设的集友银行所有股息和红利都全部捐献作为集美学校的校产。一九五○年八月，陈嘉庚对上海集友银行的邱方坤说：“我这次在北京开会，曾向周总理表示，我不懂政治，不会做政府的工作，不能有所贡献。总理说，今后我们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外汇资金，他希望我号召华侨多寄侨汇，帮助祖国建设，这就是最好的贡献。我一定按照总理的指示去做，号召华侨多寄侨汇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能够尽力做到的。但要号召别人多寄侨汇，先要从自己做起。我正好打算修复集美学校的校舍和扩建厦门大学的规模，需要很多资金，这主要靠海外亲友筹集，争取侨汇既有利学校建设，又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一举两得。”说着，他拿出一张电报稿，叫邱方坤马上发给他在香港的次子陈厥祥，叫他汇一大笔港币到厦门。
一九五四年，集友银行由于存款偏多，放款偏少，外汇业务下降，经营上略有亏损，陈嘉庚知道后很着急，于十二月十三日写信给周恩来请求帮助。不久即接到周恩来复电：“厦门、上海集友银行事，仍继续经营，业务上由国家银行帮助，多分配一部分侨汇与放贷业务，保证集友银行有利可图，不使亏损，多余人员可安置在国家银行。”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厦门、上海集友银行业务蒸蒸日上，年年盈利，集美学校的经费从而有了保证。陈嘉庚对周恩来的关怀和帮助十分感激。
一九五八年，集美遭受台风袭击，学校百分之八十的校舍受损，陈嘉庚察看了校园，痛心不已，正在为修复校舍发愁时，突然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对集美学校遭灾表示慰问，并告诉陈嘉庚说国务院已决定拨专款80万元修复校舍，对周恩来总理那种雪中送炭般的关怀，又一次使陈嘉庚感动不已。
早在一九五○年赴京参加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时陈嘉庚就提出：福建全省无铁路，交通落后状况急待解决。这一问题受到国家的重视。但因正在进行抗美援朝，一时还无法着手修建。后来陈嘉庚一再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要求尽快修建福建铁路。中央曾派王震、彭德怀等先后到厦门实地考察，华东区领导陈毅也大力支持。周恩来为铁路选线等问题多次与陈嘉庚交换意见。一九五三年七月三十日，周恩来还写信给陈嘉庚说，关于选线问题，中央铁道部提出三个方案中，拟采用第三方案（即采纳了陈嘉庚跨集美海峡到厦门的方案），征求陈嘉庚的意见。当陈嘉庚得知国家打算修建福建铁路，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时，高兴万分，急着马上要到北京去见周总理。
一九五四年春，陈嘉庚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又催问此事，毛主席、周总理当面告诉他，已经作出决定，即将动工兴建。在中央的重视和领导下，经过筑路大军的共同努力，福建省第一条铁路鹰厦铁路提前一年竣工，于一九五六年正式通车。这条铁路的建成，对福建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五五年一月下旬，台湾国民党飞机轰炸福州市，烧毁店堂住宅四千多间，陈嘉庚闻讯后，立即发电报给周恩来，要求规划重建福州市，周恩来采纳了陈先生废木屋建新式街巷的建议，为建设现代化的新福州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对陈嘉庚不仅在政治上和事业上给予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在安全和生活上也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一九五二年，新华社福建分社给总社一份电报中说，美蒋特务最近计划谋害陈嘉庚，以嫁祸于我，破坏“五反”运动。毛主席在电报上批示：“周总理：请指示福建当局加强对陈嘉庚的保护工作，或劝陈来京，如何，请酌处。”周恩来立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作了布置，他再次请陈嘉庚来京定居，但是陈嘉庚为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建设，再次婉言谢绝了周恩来的好意。于是，周恩来便指示福建省和厦门市政府要绝对保证嘉老的安全，并派驻军协助。
一九五二年，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两校都在建设，当时，集美海堤还未修建，陈嘉庚每天都要乘坐小木船来回两个工地督促检查，对于一个78岁高龄的老人来说，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周恩来知道后，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拨一艘小交通艇和一辆小轿车给嘉老，嘉老考虑到当时国家还很困难，一直不要，直到一九五七年几经劝说，才只收下小轿车。
五十年代，嘉老患眼疾住进上海华东医院，周恩来亲往医院探望。在周恩来的关照下，一九五九年，嘉老来京治病，周恩来为他选择了圆恩寺一座清静幽雅、宽敞明亮的四合院，很适合养病。
一九六一年三月，陈嘉庚因脑溢血病危，周恩来、彭真等先后到嘉老在北京圆恩寺的寓所探视，指示在场的医护人员采取一切措施抢救和精心护理，并关切地询问陈嘉庚身边的同志：“嘉老病前有什么交代吗？”庄明理这时向总理汇报了陈嘉庚先生这次发病前跟他谈的几件事：一、死后希望运回集美安葬。二、人总要死，死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国家前途。国民党过去做尽坏事，现在逃到台湾去了，还在捣乱，我们应当尽早解放台湾，台湾必须回归祖国。三、集美学校一定要继续办下去。香港集友银行是集美学校校产，每年都有股息和红利。厦门。上海两所集友银行也是校产，它们赚钱不多，只要不亏本就可以，学校要继续办下去。周恩来听完汇报后，立即按照嘉老的心愿相应作了三条指示，庄明理把总理的指示告诉了他，他显露出一丝宽慰的笑容。
六月二十三日，陈嘉庚病情突然恶化，周恩来闻讯前来探望，只见他双目紧闭，不能说话。周恩来立即召来负责为陈嘉庚治疗的医务人员，指示他们全力抢救。
八月十二日，陈嘉庚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八月十五日，首都各界举行隆重公祭。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宋庆龄副主席、董必武副主席等送了花圈。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看到陈嘉庚先生的面部因癌症的侵蚀有些地方变形，就请来整容专家马燕龙为陈嘉庚先生精心整容。周总理与朱德委员长两人亲自为陈嘉庚先生执绋起灵。
陈嘉庚生前曾想盖一所房子供海外归来的子孙居住。但因“集美故乡规划未完成，不能先私后公”而一直没有兴建。周恩来对这位开创华侨兴学先河但却自奉甚俭的爱国老人怀着深深的敬意。为了实现嘉老的遗愿，他指示有关部门拨出专款，于一九六二年在陈嘉庚陵墓鳌园的斜对面修了一座“归来堂”，供海外赤子归来居住。
美洲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先生，自一九四二年一月在重庆与周恩来晤面后，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经过多年的交往，结下了真挚的情谊。美老从周恩来的身上看到了对海外侨胞关怀在心的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他毅然与蒋介石决裂，拒绝参加伪“国大”，拥护中国共产党，表示“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
一九四九年九月，司徒美堂先生应邀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考虑美老年高足跛，行路不便，指示大会秘书处特制藤椅，由工作人员抬着他走。美老匆忙自美归来，衣物不足，周恩来又派人带他到前门大栅栏瑞蚨祥，特制水獭领狐皮大衣一件相赠。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使美老引为殊荣，十分感动。在人事安排过程中，周恩来注意照顾到华侨与致公党的代表人物。致公党的陈其尤、陈演生先生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司徒美堂先生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陈演生当选为政法委员会委员。
政协会议后，经周恩来极力挽留，美老结束了69年的侨居生活，定居北京，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度过了幸福的晚年。
周恩来领导制定和执行的各项侨务政策，解决了许多华侨、归侨和侨眷的实际困难，维护了他们的正当权益，团结了广大海内外华侨，使许多华侨心向祖国，调动了他们参加或支持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发展了人民民主的爱国统一战线。
2007/09/10
第二十三章致力于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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