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三、制定方针指挥第二战场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从南京返回延安，在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同时，领导着国统区地下党的工作和人民的爱国运动。当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他预见到中国政局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凭借自己二十多年来同国民党较量、周旋的丰富经验，开展着多种形式的斗争，包括学生运动、职工运动，发展统一战线和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工作、农村武装斗争。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通过《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会上周恩来分析了国统区的人民民主运动，指出这是“第二战场”，第一次把蒋管区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提高到同第一战场——解放战争相配合的战略地位。
为了加强和统一党对国统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于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改组中央城市工作部，周恩来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齐燕铭为秘书长，我任秘书处长。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罗青长兼任副处长。城工部的任务是在中央领导下，统管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并负责训练干部。中央又规定在解放区的中央局、分局和有关区党委，均设立城工部，进行国统区的工作。周恩来还领导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部长是康生，副部长李克农。一九四六年六月，康生参加解放区的土改，后来由李克农任部长。社会部主要负责国民党党政军情报工作，争取军队起义，也配合地下党进行统战工作。同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蒋管区党的斗争方针的指示》中，进一步强调，要“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随后，周恩来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完整地提出蒋管区工作的总方针：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发动斗争，推动高潮，配合反攻形势，发动第二战场，准备里应外合，争取全国胜利。斗争的策略是：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第二战场与解放战争相辅相成，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新中国的建立，起了巨大的作用。
以学生运动为先锋的第二战场的斗争，早在一九四五年昆明“一二·一”反内战，反独裁运动就开始了。这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六千余人，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邀请几位赞成和平、民主的教授演讲。
云南国民党当局竟出动大批军警包围学校，开枪恫吓学生，并在学校周围戒严。二十六日，南方局领导下的中共云南工委决定，全市30余所大中学校三万余名学生联合罢课，并成立昆明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制止内战，要求和平等四项要求。学生上街演讲，抨击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云南国民党当局竟对学生下了毒手，指令军警特务于十二月一日攻打西南联大等院校，南菁中学教员于再和西南联大学校学生共四人惨遭杀害。惨案发生后，国统区各大城市学生纷纷抗议和示威游行，掀起了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在国统区引起很大的震动。
一九四六年底，内战已全面爆发，国民党当局需要美国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给予援助，不惜丧权辱国，让美国扩张在华势力。美军在中国领土上横冲直撞，作恶多端。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美军在平、津、京、沪、青五个城市制造暴行达三千多起。人民群众无不发指。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美军一士兵公然在北平东单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愤慨。十二月三十日，北大、清华、燕京等高等学校学生一万人在北平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召开了群众大会，控诉美军侵华罪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外交政策。周恩来清楚地看到在这场爱国运动中，蕴藏着巨大潜在力量和光明前途。十二月三十一日，他起草了《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对当时还在国统区的董必武、吴玉章、张友渔、叶剑英、刘晓等同志指出：北平学生因美军强奸女学生事，已造成有力的爱国运动。上海、天律闻亦将响应。希望平、津、沪、渝、蓉、昆、港、杭等城市党组织及海外华侨发动游行声援，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外卖国及“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务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为了使运动向纵深发展，周恩来又提出斗争的要求和口号：由中国法庭审判犯罪的美国兵，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出卖军火、借款助蒋打内战，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一九四七年一月，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开封、重庆、昆明、武汉、广州甚至台北等城市，共50多万学生相继举行抗议罢课和示威游行。学生们围绕“美军退出中国”的主题，打出“抗议媚外外交”、“要求和平民主”的口号，获得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和声援，也打击了美国助蒋内战企图使中国沦为殖民地的对华政策，迫使美国政府撤退部分驻华军队，又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看清国民党政府内战独裁卖国的面目。三月八日，“全国学生抗暴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以推动斗争向前发展。这次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标志着国统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为了适应国统区斗争的形势，配合解放区人民的自卫战争，准备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一九四七年一月，经中共中央决定并由周恩来起草了致董必武等同志的电报，对蒋管区党的组织系统作了调整，主要是：南京局由董必武主持，直接管理上海工委、重庆分局、香港分局及一部分统战关系中的党员；另设上海分局，将刘晓、钱瑛两处领导的秘密组织统一管理，惟下层仍不打通；上海分局由刘晓、钱瑛、张明（刘少文）等组成，负责领导与发展蒋管区秘密工作。香港分局由方方、林平、潘汉年、刘宁一、梁广、章汉夫、夏衍、连贯组成，管理南方工作。这个调整方案初步理顺了抗战胜利以来地方党组织与中央局之间的关系，形成上下严密健全的组织网络，便于贯彻党中央的指示。
当时中央对国统区工作的重大决策，用电报直发上海局、香港分局和华北局等，具体工作则由城工部与上海、香港和华北局的城工部联系。华北局城工部设在河北沧州附近的泊头镇，部长刘仁，直接领导北平、天津地下党的工作。平、津的学生运动，分属北平市委和上海局联系的党组织领导，简称北系和南系两个部分。两个系统在组织上不打通关系，但工作上配合得很好。
当时因为内战扩大，国民党军事失利，经济崩溃加剧，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越来越困难，加上三月七日国民党驱逐中共南京、上海办事处和重庆联络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群众对于蒋介石国民党彻底与共产党决裂异常愤慨。学生对此尤为敏感，都按捺不住要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时周恩来指示蒋管区城市民主爱国运动“应暂保持平静态度，不作过于刺激过于突出的进攻性的发动，而多作防御性的合法形式的呼吁和声诉。一切带全国性的政治斗争，应从参加这一斗争的群众本身的生存问题上着想，有计划地转移到带地方性的经济斗争中去，以深入和巩固群众斗争的基础。”同时，对蒋介石的白色恐怖，“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周恩来的这种斗争策略，既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又能发展斗争力量，保护了群众。
上海分局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向各地党组织布置，把抗议美军暴行这一爱国政治运动引向与群众有切身利害关系和最迫切要求解决的经济斗争方面。斗争的要求和方式是：公教人员和各业职工要求公平配给，解冻生活指数，开展各种形式的怠工、罢工。学生以增加公费、保障学业、改善生活和学习杀件为突破口，发展到反对借外债打内战，增加教育经费，职业学生（国民党特务）退出学校。这些斗争的特点是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提出合理的要求和采取合法的形式。上海分局从这些分散的经济斗争的发生和发展分析，向中央汇报时推断：“抗暴运动以后第二十高潮又将很快到来，辰月可能是这一新高潮的开始”。周恩来了解到群众爱国运动这种新形势，要求蒋管区党组织及时抓任行将成熟的斗争时机，坚持我党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在斗争中既要坚定勇敢，又要机智谨慎。党的组织要严守“精干隐蔽，平行组织，单线领导，不转关系，城乡分开，上下分开，公开与秘密分开”等原则。这些指示，为掀起一次影响更大的学生运动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奠定了基础。
这时中共中央决定，上海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由刘晓、刘长胜、钱瑛、张明组成，刘晓为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管辖范围包括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上海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听取各地党组织汇报情况后，决定在南京首先发动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以中央大学为主的南京学生提出了增加教育经费、学生公费等口号，打出“反饥饿、反内战”的旗帜。
五月十五日，中央大学等校学生三千人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提出反对饥饿、增加伙食费等要求，并支持中大教授会提出的增加教育经费等五项要求。学生们质问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国家的钱哪儿去了？”“国家财政有困难，为什么还要打内战？”南京学生的斗争，迅速得到各地学生的响应与声援。学生们提出“向炮口要饭吃”等口号。十八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面对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怒潮，蒋介石发表谈话，以高压手段对学生进行威胁，说：“国家何贵乎有如此之学校，亦何惜乎如此恣肆暴戾之青年？”宣布要对学生“采取紧急之处置，作有效之制裁。”各地学生并不被蒋介石的恫吓所吓倒，而是更被激怒起来。五月十九日，上海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竟派警察局马队阻拦并冲散游行队伍。北平，天津等地学生也行动起来。五月二十日，上海、苏州、杭州等城市派代表到南京，和南京学生一起举行示威游行，并上书蒋介石，表明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正义立场。国民党当局派军警马队进行镇压，以水龙头向游行队伍喷射。有百余学生被打伤，血染南京街头。“五·二○”惨案发生后，各地群众对反动政权以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表示愤激。上海局决定组织全国学生总罢课，抗议当局的暴行并向社会揭露真相，争取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当时正是陕北战局紧张的时刻，敌众我寡，我方还处于不利地位。在戎马倥偬之际，周恩来仍非常关注国统区的斗争。五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上海局的《关于蒋管区党的斗争方针的指示》。《指示》首先肯定这次学生运动的发展“完全循着我党的指导方针前进。望即坚持此项方针，并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要求上海局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尽管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的斗争，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
各地学生的斗争一直坚持着，国民党政府的镇压手段也变本加厉。六月一日，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宪特冲进武汉大学，开枪打死陈如丰等三名学生，受伤的数十人。这一血案更加激起了各地学生的义愤，学生的斗争誓不罢休。
国民党政府进行大迫害，在上海、北平、天津、重庆、成都、开封、青岛等地逮捕学生、教师、记者约三千人。“六·一”惨案发生后，周恩来发出指示，要各地党组织成立“营救被捕学生委员会”，派代表向政府交涉，被捕学生家长、教授也赴京请愿。许多有正义感的知名人士挺身而出，进行营救工作。如在上海的唐文治、张元济两位清朝的翰林、进士陈叔通也和其他几位有社会地位的名人联名写信给上海市长吴国桢，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由于各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陆续释放被捕人员，表示要增加学生公费，解冻生活指数。
这次“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反对美蒋的学生运动，持续了一个多月，遍及60多个城市，在全国震动很大。这次运动是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和上海局有组织有计划的须导下逐步展开的。周恩来一向对各地党组织强调要注意斗争的策略，要从实际出发，掌握斗争的灵活性。早在“五·二○”运动发生以前，他就提出在斗争中“须根据不同地点、时间与条件；因时因地制宜”；要“掌握一切斗争形势与组织形式，并懂得从一个形式去替换另一种形式。”指出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在敌人疯狂镇压的不利条件下，要“避免硬碰”，以免遭到屠杀。指出“这不是保守，而是领导群众变换方式，绕过暗礁”，以“保存力量，利于今后的新斗争”，“五·二○”运动后，平津两地部分学生激于义愤，曾以“华北学联”名义公开宣布六月二日为“反内战日”，号召全国总罢工、罢课、罢教、罢市，这无疑是极不策略的。地下党根据周恩来“避免硬碰”的精神，说服了学生，及时作了改变。六月三日，周恩来在复上海局电中，肯定了平津学生停止上街游行，改在学校开会的办法“是对的”。指出：这样“便于集中要求可能实现的条件（如释放被捕学生、教员……等），然后再改变斗争形式，继续进行要和平、要饭吃、要自由的运动。”对于周恩来“第二战场”的战略思想和一九四七年以来的两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毛泽东作了充分的肯定。他在这年五月三十日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第二战场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尽管国民党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先后发布过《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清除匪谍安定社会秩序四项注意》等法西斯法令，下了勘乱令，设立特种刑事法庭，实行大逮捕等，企图操刀一割，斩草除根，学生运动仍然此起彼伏。国民党中央社在显然缩小的统计数字中，也承认：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共发生学潮一百零九次，五百零六天。惊呼：“学潮”与中共的“一切号召和要求是完全密切呼应，若台符节”，“此伏彼起，层出不穷”，“公然在政府后方开辟所谓第二战场”，“反饥饿运动”已“变质为反征兵、反征粮、反内战的叛乱运动”，“严重性已达到危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全，非彻底肃清不可。”广大人民的群众运动，是国民党反动派所“肃清”不了的。第二战场的学生运动，以其排山倒海之势，震撼着蒋家王朝。这个胜利的取得，是周恩来对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他那炉火纯青的正确指导，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后，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工人店员以及一般市民，生活尤其困难，他们纷纷起来同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给各地党组织的指示中指出：由于“财经危机，人民既忍受不了”，“蒋管区群众斗争。固然要经过一些迂迴起伏，但总的趋势必然会继长增高，问题就要看我们领导的斗争策略如何，组织力量如何，以决定群众斗争增长的快慢与可否避免一些挫折。”当时一些大城市不断发生小规模的罢工斗争。“五·二○”运动中，职工对学生也表示支持，并罢工声援。学生运动对职工运动又起了推动的作用。
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上海百货业职工在劝工大楼举行爱用国货运动，矛头是指向国民党政府让美国货充斥市场，损害民族工业的利益。国民党特务对参加的人大打出手，打死了永安公司职员梁仁达，打伤多人。参加会议的郭沫若、邓初民等知名人士，由群众保护才从窗外走脱。梁仁达烈士牺牲后，群情愤激，百货业职工要抬棺在南京路游行。上海局及上海市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敌情动态，按照周恩来“避免硬碰”的精神，说服职工不采取抬棺游行的做法，而采取扩大同情运动、吊唁等方式进行斗争，使国民党政府准备大肆逮捕镇压的计划未能得逞，陷于各界人民谴责、抗议的窘境。
一九四七年底，武汉被服厂工人斗争中，发生了“一一·七”惨案，曾引起武汉工人的罢工示威。东北等地也发生小规模的罢工斗争事件。影响最大的则是一九四八年一月底发生的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的罢工斗争。这次斗争起初只是提出一些经济上的要求，如要求补发配给品和被扣工资以及按生活指数发给年偿等。二月二日，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特务，武装包围申新九厂，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亲自指挥军警向工人进攻，甚至动用装甲车攻入厂内，结果三名工人被打死，60多人受伤，百余人被捕。惨案发生后，上海各业工人在上海市委领导下，组织“申九惨案后援会”，开展广泛的抗议活动，国民党政府才被迫释放大部分被捕工人。此后工人罢工斗争仍有发生，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在垂死挣扎中，疯狂镇压人民也更加严重。
鉴于这种情况，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党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对目前蒋管区斗争策略的指示》，强调指出：蒋近已决心撕破伪装民主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因此，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并且指出：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地说，一般地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这是最失策的事。当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张承宗回忆说：“恩来同志根据黎明之前一段黑暗的形势，对地下党必须坚持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作了精辟的论述，使上海地下党避免冒险倾向，深入隐蔽，发动群众，最后配合解放军的进攻，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同年九月，上海局根据中央指示，由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在党内作报告说：当前上海地区我党的中心是，积极发展革命力量，依靠群众，团结大多数，为彻底解放京沪，准备接管而斗争，围绕这一中心，开展反对国民党屠杀，反出卖，反搬迁，以及开展保厂、保校、保业、保命的斗争，以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与接管上海。上海局改变了斗争的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解放前夕，上海地下党组织了人民保安队约六万人，其中职员、工人、教师、学生约二万人为骨干，保护工厂、机关、学校，进行反屠杀、反破坏、反搬迁的斗争，配合解放军完成了接管上海的光荣任务。许多大城市在解放前夕，也是执行了这个方针，才避免了国民党政府的疯狂镇压，保存了我们的力量和国家财产免受严重损失。
六十四、关心与保护民主人士
统一战线是第二战场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周恩来得心应手的工作。在南京、武汉、重庆时期以及抗战胜利后，又回到南京、上海，他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辉煌的业绩。解放战争期间，他仍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尽力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国民党反动派。伪国大召开时，民盟以及有的无党派人士拒绝参加，这对国民党孤立共产党的阴谋是一个重大打击，周恩来对这些人的行动一直表示赞赏，引为朋友。但是第三方面人士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表现出动摇是难免的，必然的。也有不少人仍幻想走“第三条道路”，对他们，国民党是诱、骗、吓、打，力图分化他们，把他们拉过去，孤立我们。
而周恩来则在坚持对敌斗争的同时，在统一战线内部，坚持了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对非原则问题善于妥协，照顾同盟者的利益，以维护团结；原则问题则揭示本质，晓以利害，善意批评，并依靠进步分子去帮助他们，使他们坚定进步立场，求得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正如他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离开南京前给郭沫若、于立群的信中所说的：“民主斗争艰难曲折，居中间者，动摇到底，我们亦争取到底。”对卖身投靠蒋介石的，他则立场鲜明，不惜决裂，以教育、争取大多数。
有几件事情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伪国大召开前夕，第三方面背着我们给蒋介石写信，建议“国大”延至十二月召开，还以“弟等先交名单”作为建议的第一条。周恩来当即指出这是“自投火坑”！本来有些人签名时就有犹豫，听了周恩来的指点，当即抹去自己的名字。
翌日，周恩来出席第三方面人士会议。有人说出了给蒋介石写信的内情，青年党的左舜生、陈启天大为恼火，说什么：“甚矣哉！尾巴之不能当也”，“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极尽挑拨之能事，把矛头指向中共。周恩来当即痛斥他们：“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造福人类；鸡最可耻，只知抢粮食吃。
共产党就是要俯首甘为孺子牛。”经过反复斗争，阵线已经分明。伪国大召开前夕，民盟主席张澜宣布：民盟不参加一党国大。青年党、民社党和一些“社会贤达”则投靠蒋介石，参加一党国大，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分化出去了。当国民党召开的一党国大通过所谓“民主宪法”时，民盟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如张澜、罗隆基、谭平山、李济深、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分别在不同时间、地点或发表声明、谈话，或联名通电致书国民党当局，不承认“违背了政协决议的程序”的国民大会及其“人民无权，独夫集权”的宪法。这对共产党是很有力的支持。
在解放战争期间，许多爱国民主人士投身于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中。
周恩来返回延安后，留给郭沫若的信中还说：“孤立那反动独裁者，需要里应外合的斗争，你正站在里应那一面，需要民主爱国阵线的建立和扩大，你正站在阵线的前头。”“我们这一面，再有一年半载，你可看到量变质的跃进。那时我们或者又携手并进，或者就演那里应外合的雄壮史剧。”词意恳切，充满激情，表达了希望郭沫若能为巩固和扩大民主阵营不懈努力的殷切期望。
国民党因为军事失败和经济崩溃，加上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被搞得焦头烂额，对民主运动的镇压日益严厉，在许多城市宣布戒严，实行宵禁。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联合晚报》三家民营报纸被封闭。下黑名单到处抓共产党，民主人士也是他们要迫害的对象。周恩来对蒋管区民主人士的安全非常关心，多次打电报给地下党转告他们作长期打算，“已取得社会地位的进步人士（如郭、马）只有暂时韬晦。民主人士只要坚持原来立场不参加政府，其作用自大。……各种民主爱国团体，利于分散团结，暂勿作大规模活动。”一九四七年十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下令解散。民主人士在蒋管区难以立足，这是周恩来意料之中的事，他早就指示香港分局连贯作好安置来港民主人士的准备工作。张澜、罗隆基、章伯钧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周恩来也致电地下党转告他们转移。十一月起，郭沫若、沈钧儒、茅盾等都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香港。一九四八年八月起，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在输送解放区城市工作所需的科技、工程、医务等干部约二千余人以后，也尽力保护民主人士的安全，将马寅初隐蔽起来，送黄炎培离沪赴港。十二月，接中央通知，护送张志让、叶圣陶、郑振铎等32人去香港，转赴解放区。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中共中央电告刘晓、潘汉年，设法将毛泽东、周恩来给宋庆龄的信妥送上海面交，并安排宋北上。由于她决定留在上海未去。
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也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到解放区的。朱学范在重庆时即和我党有过合作，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受到排挤。当朱学范就世界工会大会一事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建议由劳协组织包括解放区工会代表在内的联合代表团参加大会，派邓发作为代表团成员。邓发遇难后，周恩来派刘宁一继续与朱学范保持联系，终于使朱学范毅然与国民党分道扬镳。一九四八年朱学范抵达哈尔滨出席第六次劳动大会时，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称：“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行动，表示热烈欢迎。”这给朱学范以极大的鼓舞和安慰。
一九四八年五月“五一”口号发表后，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周恩来亲自拟定代表名单，征求蒋管区地下党意见，安排护送代表来解放区的路线，并派钱之光到香港接应。十一月三日，周恩来致电东北局高岗、李富春：“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的中间偏右乃至本来与统治阶级有联系而现在可能影响他拥护联合政府的分子，以扩大统战面。”在香港分局和上海局同志的通力合作下，开辟了一条香港至大连的航线。鉴于香港环境复杂，有国民党特务在活动，海上又有国民党军舰巡弋，有不少风险。周恩来一再指示，对民主人士的接送要绝对保密，确保万无一失。香港分局把行动计划向周恩来作详细汇报，经同意后进行，共分四批70余位参加新政协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一九四九年春安全护送至解放区。
一九四八年秋，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对进步人士的迫害更加疯狂。周恩来对文化界人士的安全也关怀备至，许多文化、新闻、电影、戏剧界人士，经他的指示后撤离蒋管区。于伶、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张骏祥、柯灵、曹禺、张瑞芳、舒绣文、欧阳予倩、白杨等，先后来到香港。对党员与非党同志，他都一视同仁。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政府胁迫上海知名人士到台湾，地下党委托著名剧作家。戏剧教育家熊佛西同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周信芳恳谈，这两位具有爱国赤诚的大师对蒋政权的腐败和卑劣行径早已深恶痛绝，毅然决定留在上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由于中国共产党深受全国人民的拥护，党中央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视，加上周恩来与各界人士肝胆相照，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蒋管区中许多杰出的人物都留在大陆，跟着国民党去台湾的是极少数。这些进步人士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六十五、精心指导争取敌军工作
周恩来对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一贯十分重视。他认为国民党不是铁板一块，统治阶级中可能分化出一些人来，和我们站在一边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解放战争中，双方的消长使得我们由劣势变为优势。到一九四八年，我方取得决定性胜利、蒋介石国民党必将彻底失败的形势已经十分清楚。蒋军中一部分人已经不愿再为蒋介石卖命，而要争取一个光明的前途；或者在解放军兵临城下他们除了被消灭而外别无可以选择的出路。周恩来惮精竭虑，派人通过各种渠道，做国民党军官的工作，策动他们弃暗投明，为解放战争减少阻力，人民的生命财产少受损失。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
早在抗战期间，周恩来就和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建立良好关系，又派人和龙云联络，一九四九年他们或起义或从香港来到解放区，都是周恩来、董必武及南方局其他同志长期做工作的结果。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周恩来对于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始终没有间断。这项工作是极为机密的，稍一不慎，就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由于他缜密思考，措施适宜，往往取得成功。一九四六年九月，他和进驻海南岛的国民党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联系。韩本来思想进步，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排斥异己深为不满。当周恩来提出要韩从实际出发，以个人的影响和权力尽可能保护正处于困难之中的琼崖党组织和游击队。韩练成接受这个任务，终于使琼崖党组织和游击队免遭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后来韩练成在莱芜战役中起义，对莱芜战役的胜利起了配合作用，他也成了我党的高级干部。
张克侠、何基沣的起义，是解放战争中引人注目的事件。张克侠原是冯玉祥的旧部，西北军的高级将领，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他在西北军中早就秘密参加共产党。何基沣曾是二十九军旅长，芦沟桥事变时曾指挥部队奋勇抗战。后来秘密到延安，一九三八年参加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他也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一九四六年夏天，周恩来在南京时，约见张克侠。国民党高级将领要和周恩来见面，在什么地方见是煞费苦心的事。最后决定在往中山陵路上的汽车中见，周恩来指示他多向蒋军官兵做工作，指明出路，要争取策动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这样可以造成更大的声势，瓦解敌人的土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淮海战役刚刚开始，张克侠、何基沣率领三个半师二万三千人在贾汪、台儿庄驻地起义，对淮海战役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
策反国民军三十六军的起义，又是另一种方式。一九四六年夏天，经冯玉祥、李济深、章伯钧搭桥，周恩来与三十六军军长吴化文建立了联系。周恩来通过章伯钧告诉吴化文，欢迎吴先生站到人民方面来。随即密电陈毅与吴化文取得联系。争取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起义，往往不是很顺利的，既要时机成熟，又要他解除了疑虑，常常要长期做工作，耐心等待。一九四八年秋，济南战役开始后，吴化文摆脱王耀武的指挥，率三个旅二万余人起义，为解放济南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初，战场上捷报频传，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平津战役拉开战幕，国民党军队大有招架不住之势，官兵都厌战怕战。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提出重开和谈。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谈的八项条件。周恩来致电上海局潘汉年、吴克坚：毛泽东对时局声明意在揭穿美蒋和平阴谋，望把声明印送各方，注意收集反应意见。指出这一阶段的工作重心在于分化国民党上层人物。重庆号巡洋舰是英国政府赠给国民党政府的，是国民党海军中最大的巡洋舰。为策反重庆号起义，周恩来专门给上海局负责情报工作的张明打电报指示：对重庆舰策反对象，要派人与之进行工作。在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下，经上海局多方面的努力，重庆舰成立“士兵解放委员会”，争取到舰长邓兆祥的支持。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五日，邓兆祥率领重庆舰五百官兵，在上海吴淞口宣布起义，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拦，开抵解放区海港烟台。这不仅削弱和动摇了国民党凭借长江天险建立的军事防线，甚至为我军后来的海军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九四九年渡江战役前后，国民党已临末日，士气已经瓦解。上海局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要求打入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地下党员加紧行动，尽力做动摇，瓦解京、沪等城市和其他地区驻军的工作。许多国民党军官面临严峻的形势，也受我党政策威力的影响，不少人弃暗投明。首都警卫师师长王晏清率部（蒋介石警卫团、陈诚警卫团）起义；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在解放军兵临上海城下时投诚。湖南程潜、陈明仁的起义影响最大，湖南是国民党政府粮源、兵源的主要基地之一，一九四九年证兵配额达25万人。能争取到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陈明仁起义，对解放军渡江之后解放湘、粤、桂等省会起重要作用。中共湖南省工委通过程潜的亲属、部下做工作，起初程潜顾虑重重。当周恩来了解到程潜派人到香港和我党联系，立即致电在香港的乔冠华，要认真进行争取程潜、陈明仁、李默庵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经过地下党和各方面耐心细致的工作，程潜终于下定起义的决心，向党中央、毛泽东递交和平起义备忘录，很快收到毛泽东复电勉励。八月十四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起义通电。次日，湖南耆宿唐生智、仇鳌等百余人通电响应。我军在湖南境内，避免了一场恶战。
周恩来也曾经派一些人在国民党军队中做秘密工作。如熊向晖在武汉时期就受周恩来、董心武派遣到胡宗南部任机要秘书，受到胡的信任，胡宗南部队的一举一动，我们都了如指掌。一九四六年夏天，熊向晖来南京向周恩来请示工作，周恩来派我秘密到他家把他带到梅园新村，面授机宜。
在解放战争中，我军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特别是先后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之后，全国军事、政治形势出现根本变化之时，经我军、地下党组织和情报部门的联系和工作，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纷纷起义。民革的李济深、朱蕴山等也进行了一些有效的工作。据统计，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陆海空军中师以上重大起义事件多达60余起，15个整师、一千多名将领、72艘舰艇、26架飞机，官兵有数十万人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这对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减轻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招商局、中国银行香港分行，都在香港宣布起义。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驻港员工也宣告脱离国民党政府，还有一些国民党外交官也投向人民政府，都受到党和政府的欢迎。这些成就的取得，党的威力和毛泽东的决策起了关键作用，周恩来为此倾注了多少心血，真是难以计数。
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有不可胜数的同志在白区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革命先烈，有的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在死亡的威胁下保持革命气节；有的钻进敌人心脏，沉着机智，勇敢地获取情报，使我方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有的历尽艰辛，建立地下电台，根据党的需要，长期秘密工作。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任劳任怨，艰苦奋斗，周恩来常常提起他们的功劳。有一次他在讲话中谈到毛泽东对党的白区工作的评价时说：董老从重庆回到延安，专门向毛主席汇报南方局的工作，主席听了汇报后说：“这次听了董老汇报，茅塞顿开，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很艰苦，很努力，有很大的成绩。”在解放战争期间，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路线更加成熟了，取得的成就也更加巨大。这一方面是这些同志的努力，也是周恩来正确领导的结果。
六十六、推动蒋管区农村武装斗争
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是由北向南的，因为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首先调动大批兵力进攻北方的解放区。全面进攻受挫后，改变为对山东和陕北的重点进攻。同时以大批精锐部队在东北和我争夺。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国民党军队的分布是南线一百五十七个旅，北线70个旅，在后方的只有21个旅，兵力分散，数量少，又要对付各地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这就显得后方空虚，顾此失彼。一九四七年三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晓转曾镜冰、华东局的电报，指出蒋管区后方的许多省份只有保安团，没有正规军，东南各省更是如此。如果蒋介石政府在前线不断失利，有些地方连保安团也会抽赴前线，而财政经济愈破产，人民生活会愈艰难，不论城市乡村群众的斗争情绪和要求将会高涨。周恩来认为，在蒋管区发动与组织农民武装斗争的客观条件与时间已经完全具备。为了有利于群众斗争，提出的斗争口号应多从人民为生存着想。对于斗争的策略，他也作了具体的指示，指出：斗争的口号应多从人民为生存着想，在斗争形式和组织上，先从合法斗争形式上建立群众基础，先从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地方发动武装斗争，求得存在和发展。尤其在组织上，开始不要铺张门面，过份刺激敌人，反易招致敌人过早过大的打击。
上海局、香港分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分别向华南、西南以及江浙地区党组织作了部署，各省区选择有一定群众斗争基础、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首先发动群众进行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斗争，并在条件较好的地方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游击根据地，然后逐步向外发展，以点带面，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
由于抗战胜利后我们和国民党签订的《停战协定》、《整军方案》和在谈判中规定，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抗日游击队大都北撤，现在要恢复武装斗争，需要一个过程。但是许多地方的星星之火已经点燃起来了。一九四八年，四川农村普遍开展了抗丁、抗粮、抗税的“三抗”运动，这年八月，在华蓥山地区发动联合武装起义，全省都受到震动。由于国民党军警的镇压，起义失败，只好化整为零，进行潜伏活动。川东党组织吸收教训，改变了策略，以武工队，游击战的灵活形式进行斗争。川西地区建立川西边游击纵队，利用国民党政府公布的“二五减租条例”，在大邑发动农民进行武装减租斗争，沉重打击了反动政权以及刘文彩这样的恶霸地主。
湖南省工委也根据上海局的意见，对湘南的武装斗争作了周密布置，游击队广泛出击，给退守湖南的白崇禧部队很大的威胁。湘西、湘中、湘南也分别建立人民武装。一九四九年五月，全省游击武装已发展到四万人，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部队一万余人。攻占或协同解放军解放20余座城镇。
浙东地区一九四七年有三百余武装人员，活动地区从四明山区、天台山区伸延到浙赣铁路以西。许多农村展开了以反抽丁为主的群众斗争。这支武装到解放前夕已发展到六个支队，连同地方党员干部近万人。后来它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第二游击纵队，有力配合华东野战军解放浙东各城镇。
广东东江纵队抗战胜利后曾大部北撤，中共广东区委遵照中央和香港分局恢复华南武装斗争的指示，以东江纵队留下的人员为基础，组织游击队、武工队，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袭击或摧毁乡村政权武装，建立游击点。一九四七年五月，周恩来曾两次发出对华南工作的指示，指出华南一带国民党军队几乎都调往前线，闽粤赣、赣南、湘南各地尚存在分散的游击力量，有利于组织农民进行游击战。要求这些地区“于闽粤赣边区党委外，建立粤桂边，粤桂湘边、粤赣湘边三个工委”。又致电华东局选派二三十位可以到广东、闽西、赣南做军事工作的粤赣干部回内地领导农村武装斗争。此后，广东这些边区武装斗争积极开展起来。海南岛琼崖纵队也非常活跃，解放区不断扩大。中南解放军渡海作战时，他们动员了大量船只、船工配合作战。
坚持在闽粤赣边的党组织，是抗战时期以方方为首的南方工作委员会所依托的基点，20年红旗不倒，一九四七年夏季按中央指示成立闽粤赣边总队，在香港分局具体领导下，广泛开展农村游击战争，支持农民反抗征兵、征粮、征税。一九四九年初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纵队，到同年底边纵所属武装队伍已发展到三万余人，并以解放粤东、闽西南的30座县城的战果迎接南下大军，为解放闽粤赣边区和华南作出自己的贡献。
周恩来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时，很重视云南的工作，云南的农村武装力量也有一定的基础。一九四七年十月，上海局指示云南工委在全省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滇东南最先举行武装起义，很快发展成一支一千五百人枪的队伍，组成“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并向桂西发展。后来云南四面八方游击队都非常活跃，打击了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权，并联合各少数民族并肩战斗。滇、桂、黔三省的人民武装，曾牵制国民党五个军的兵力，活动地区达90几个县，解放军解放云南时，它是一支重要的配合力量。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英明决策下，周恩来对南方各地农村武装斗争进行具体的指示，使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为配合解放军实行里应外合的作战方针，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7/09/10
第十八章领导蒋管区的第二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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