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七、从双塔村到城南庄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胡乔木、师哲等率部分干部，带上电台，乘车离开双塔村到兴县蔡家崖晋绥分局和军区驻地。他们在这里住了九天，听取了贺龙、李井泉等关于晋绥边区的军事、土改、整党、工农业生产、工商政策和支前工作等汇报；召开了贫农团代表、土改工作团和地方干部的座谈会。
四月一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四月二日，毛泽东又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发表了重要谈话，给《晋绥日报》指明了办报的方向，直到现在，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月四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行离开兴县，乘车继续东进。因太原、忻县有阎锡山部队，就绕道晋北解放区的苛岚、五寨、神池，经雁门关、代县到五台山。山上正值大雪，公路不好走，晋察冀中央局派保卫部部长杜理卿（建国后改名许建国）、秘书长周荣鑫来迎接，并动员群众扫雪，疏通公路。周恩来也亲自察看行车路线。四月九日，车队通过二千八百米高的五台山公路最高点鸿门崖，于十三日到达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驻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受到聂荣臻、萧克等领导同志的热情欢迎。
当时，邓颖超正在阜平参加土改和整党试点工作，她和周恩来自去年三月从延安分别后，已经一年多没有见面了，周恩来的老战友聂荣臻当然知道她的心情，很快让她和周恩来见面，并安排在一个窑洞里，让他们畅叙别情。
这一对革命战友和伴侣，为了工作和战斗的需要，经常分开而各在一方。但这一年多岁月里，他们是在激烈的战争环境里度过的，虽然有过书信来往，却总想早日见面。两人见到彼此身体健康，特别高兴。连毛泽东看到他们那样高兴的情景，也不禁对邓颖超开起玩笑来，批评她这个“后勤部长”不到陕北来慰问周恩来。可是工作紧张，那里有时间让他们多谈心呢？第二天，又各自忙自己的工作去了。
周恩来在城南庄住了十天，他忙于参加座谈会，搞调查研究，同聂荣臻等研究工作，还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批准徐向前关于夺取临汾的战斗计划等。
中央原来决定毛泽东到苏联去一次，在城南庄住下来休养身体和做准备工作。周恩来、任弼时就于四月二十三日率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到平山（原叫建屏）县西柏坡，同刘少奇、朱德等会合。从此，结束了从延安撤退一年多来行动多变的战时生活。
五月一日，中央宣布在西柏坡开始办公。中央前委、中央工委和后委即告结束。
毛泽东在城南庄期间，除同聂荣臻等研究晋察冀边区的各项工作以外，着重考虑解放全中国建立全国政权等重大问题。四月二十五日，他打电报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要他们在西柏坡讨论若干问题，然后到城南庄商定。主要问题是：邀请平，沪、港等地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代表到解放区商量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今冬召开二中全会；酌减人民负担和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取消某些无政府状态和缩小地方权力；区、乡、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大纲草案；陈粟兵团的行动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在西柏坡就上述问题交换了意见，于四月三十日一同到城南庄。中央另通知了陈毅、粟裕、李先念、薄一波也到城南庄来。
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七日，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举行了几天会议，除了五个书记外，陈毅、粟裕、薄一波、聂荣臻等也参加。三十日的会议上首先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五一”劳动节口号，共二十三条。第二条中，明确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第四条：“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于当日由新华社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这个“五一”口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五月五日，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鳌、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人民，认为中共“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通电国内外各界及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这时全国解放战争发展很快，毛泽东不宜离开国内，中央决定他暂不去苏联。由于国民党暗藏特务的告密，五月十八日，毛泽东住地曾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幸亏警卫人员保护及时让他转入防空洞，才只受了一场虚惊，平安无事。当晚，聂荣臻请他移住到比较隐蔽的花山村居住。在西柏坡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闻讯后，都很关心毛泽东的安全，即发电慰问，并嘱聂荣臻要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周恩来于十八日专程乘车去城南庄，了解情况，并到花山村去看望了毛泽东。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二十五日为中央起草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二十六日，即离开城南庄到达西柏坡。朱德同毛泽东一见面，就谈起敌机轰炸城南庄时，他们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的事。毛泽东诙谐地说：“我倒是觉得好玩，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飞机在我头上丢炸弹呢。”
六十八、五大书记运筹西柏坡
中央五个书记在西柏坡集中办公后，就在这“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数百万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完成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历史任务！西柏坡是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风景美丽的山村，在太行山东麓，村后有柏坡岭，滹沱河从村前流过，村两岸土地肥沃，一年稻麦两熟。80来户经过土改获得土地的贫下中农，积极参军、支前，发展生产，是抗日老根据地。
向东走五里有个郭苏镇，是太行山区和冀中平原的交界处，有一些商店和手工业作坊，五天一集，相当热闹。周围有大小自然村多个。东经平山县到石家庄90公里，可通汽车，交通相当方便，的确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农村指挥所。
五月初，中央即在西柏坡定居下来，先借群众住房，后一边办公并筹备土地会议，一边组织人力物力，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帮助下，在柏坡岭下建起了几十栋和当地群众一样的土平房，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办公地址。如果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是“运筹窑洞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话，那么，到了西柏坡后，便是“运筹土房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了。
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对解放战争作出战略决战，为此，事先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准备在华北和中原进行战略决战的需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五月九日作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决定》。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两个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两个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以刘少奇兼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聂荣臻为华北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董必武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原中央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并宣布：中共中央已与中央工委合并，中央工委即行撤销。
五月十五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通报了中央和军委的部分机构和人事任命，其中较重要的是：中央成立财经部，董必武兼部长。这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各解放区财经统一领导的需要。周恩来因要集中精力抓总参谋部工作，不再兼中央城工部部长，由李维汉担任。杨尚昆为中央副秘书长，仍兼军委秘书长；李涛为军委作战部部长；杨立三为军委后勤部部长；苏井观为军委卫生部部长；傅钟为军委政治工作研究室主任。这是为了准备大规模进行战略决战的需要。
东北形势的发展，需要与它相适应的机构，六月四日，周恩来就东北党政军机构的设置及分工问题，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热河分局并各中央局、各前委电：（一）东北局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洛甫、林枫为常委，林彪为书记，罗、高、陈为副书记，高兼秘书长；军委会分会以林彪为主席，罗荣桓为副主席。（二）林枫、张学思（按：张学良的弟弟、中共党员）、高崇民（民主人士）仍为东北政委会正副主席；政委会下财经委员会，以陈云为主任，陈兼政府党委会书记。（三）热河分局以黄克诚为书记。
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为党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原局电：为便于了解和决定各项重大问题，中原局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张际春，李雪峰为常委。邓子恢任中原军区第一副政委、张际春任第二副政委。中原野战军分为两个兵团，李先念为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锡联为第一副司令员，陈再道为第二副司令员，苏振华为副政委；陈赓为第三兵团司令员，谢富治为政委。同时，为中央起草致西北局电：西北局以贺龙、林伯渠、习仲勋、马明方、王维舟、贾拓夫、马文瑞、李井泉为常委，以习仲勋为书记，马明方为副书记。
为了培养干部，五月，中央决定创办华北军事政治大学，由叶剑英担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任华北中央局委员；副校长萧克，副政委朱良才。校址设在石家庄。七月，中央决定在华北创办高级党校，仍沿用延安马列学院的校名，刘少奇兼任院长。马列学院于十一月八日在平山县李家沟口开学。同时，中央又决定创办华北大学，以吸收新解放城市和北平、天津的青年学生，经过学习后再分配工作。校址设在河北省正定县，校长吴玉章，副校长成仿吾，教育长钱俊瑞。当时吴玉章住在李家庄城工部，周恩来特地写了一封信要我转给吴老，征求他的意见，并约请吴老到西柏坡面谈，嘱咐我派吉普车送他去。吴老到西柏坡同周恩来谈话后，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为党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
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仍是周恩来的主要工作。先期到达西柏坡的李涛、叶剑英、杨尚昆商量，为适应指挥重大战役的需要，在靠近朱德、周恩来的院内，由行政部门建了一栋五间宽的军委作战室。这是中央和军委机关的最大的办公室。由于前委、工委、后委的参谋人员十来人都集中了，作战部就分为作战、情报、战史资料等科，都围着几张大木桌，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四周墙上挂满了各个战场的军用地图，值班参谋将每天敌我军的位置用蓝色和红色的小旗子插在地图上，朱德、周恩来、杨尚昆（叶剑英到石家庄办军校去了）经常到这里向参谋们了解敌情和战况，同他们研究作战方案。这里虽然还是世界上最小的总司令部，但比起转战陕北时，无论在人力物力、通信联络以及交通运输方面，都要强得多。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军委作战部的同志们，以严肃、紧张、准确、有效的工作作风完成了任务，他除了每天将战况用书面报告毛泽东外，还经常到毛泽东的平房里当面报告，商谈。毛泽东有时也走到周恩来的小办公室里商谈战局。一九四九年一月的一天，我到西柏坡向周恩来报告政协筹备工作情况，在周恩来那间挂满作战地图的办公室里，恰好碰到毛泽东同他坐在沙发上开怀畅谈，我立即拿起徕克照相机把这个场面拍了下来。后来西柏坡纪念馆的原馆长白占基拿去，现在放成大幅照片陈列在西柏坡纪念馆的进口处，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了。
从毛泽东五月二十六日到西柏坡以后，到九月辽沈战役前，为了把解放战争进一步推进到蒋管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中央军委指挥了几个较重大的战役。在这个时期，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许多重要电报，策划各友军配合作战，指导战役的顺利进行。他还经常关心各野战军兵员的补充和弹药、给养的供应。
中央到西柏坡后，周恩来还负责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和解放战争后勤供应工作。他经常在晚上先把军事电报处理完后，约杨立三、薛暮桥（中央财经委员会秘书长）等有关同志到办公室研究财经和后勤供应问题。为了解决西北的财经困难，他和刘少奇约了负责西北财经工作的贾拓夫当面来讨论。并向毛泽东报告，提出把西北财经工作统一于华北财经体系的方案，得到了中央批准，使西北财经困难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周恩来身在西柏坡，就考虑到全国胜利后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六月十一日，他和董必武联名致电在香港的许涤新，询问我党在上海、香港的经济研究机关和工作情况。并指出：“我们需要全国资源、银行、交通、工厂、矿产、贸易、农林畜牧及财政收支、官僚资本活动等等有系统的调查统计材料，有些材料应利用在官方工作的朋友代为搜集，并指定若干有研究兴趣的同志长期作经济研究工作，暂时不做政治活动，保证材料不受损失。”这个电报既是为了摸清国家财政经济的家底，也为培养经济研究工作的干部作了准备。周恩来历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和各种统计资料，一九四二年在重庆的时候，他领导南方局各部门和各级党委，根据中央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动员党员和进步朋友，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方面进行了一次大范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将材料整理出来送到延安，给中央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
六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写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纲，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是反对旧民主主义或旧资本主义的经济方针的”，“也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经济方针的”。提纲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旧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区别，工业与商业的区别，金融斗争，税收政策，公营、私营与合作社三种经济，国家权利如何运用以及工业的科学管理等问题，都提出了大略的设想。这表现了周恩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由于华北、华东、晋绥、西北几个解放区已经联成一片，为了逐步统一货币和有利于支援战争，中央决定，原由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逐渐通用。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致各有关中央局、分局电：华北、华东两区固定比值后通用。华北、晋绥、西北三区货币也应采取同样办法，通用开始日期为八月十五日。后来因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央又通知推迟通用时间。
早在五月间，在刘少奇、周恩来的指导下，华北局召开了一次金融贸易会议，会上通过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今后的经济建设，不但要发展农业，而且要发展工业，不但要建设乡村，而且要建设城市。我们有可能和必要从分散的地方经济逐渐发展到统一的国民经济。货币发行，首先保证生产建设，其次保证战争供给，同时要掌握发行数量，避免物价急剧上涨。必须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所有权、经营自由权以及正当的营业利润，慎重处理工商业中的劳资关系。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七月三十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了致华北、华东、西北中央局、晋绥分局并转各政府党团和各财办电，转发了这个报告。
这个时期，周恩来还多次致电香港分局及潘汉年，迅速将香港各民主党派对“五一”口号的反映报中央。又派钱之光到香港协助香港分局、潘汉年等，妥善地将民主人士护送到解放区来参加政协筹备工作，并直接指导中央城工部及时了解情况报告中央，同时准备接待民主人士的工作。
六十九、历史性大决战的前夜
解放战争进行两年以来，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必须根据解放战争己转入总反攻的新形势规定党的战时方针和任务，党中央于九月八日至十三日，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等七人；中央委员贺龙、徐向前、聂荣臻、滕代远、曾山、薄一波、叶剑英、邓小平、饶漱石、陆定一等十人，候补中央委员邓颖超、廖承志、陈伯达、刘澜涛等四人。重要负责人员李维汉、杨尚昆、胡乔木、傅钟、李涛、安子文、李克农、冯文彬、黄敬、胡耀邦等列席了会议。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为了充分了解情况和交流经验，会前先开了11天的预备会议。当时物质条件较差，这样的重要会议是在中央机关食堂开的，开会时就把饭桌拼在一起当会议桌，散会后又就在这里就餐。当时形势一派大好，参加的人心情都非常舒畅。
九月八日，毛泽东做了报告，报告中提出大约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任务。为完成这任务，需要建军五百万，并再次强调他在五月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三条要求。
会议围绕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作了重要发言，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以五年左右时间根本打倒国民党的计划，是根据两年来的经验作出的谨慎的估计，很有实现的可能，如果给蒋介石的打击很严重，加上他财政的崩溃，内部倾轧，蒋介石可能垮得早些，胜利来得快，我们也应有此准备。但也有可能遇到曲折，时间就会长一些。我们要估计到这些，不要因胜利太快而没有准备，也不要因胜利推迟而不耐心。当然，今天主要还是争取五年胜利。他详细地报告了第三年军事计划的要点。他说，要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加之于敌。
他特别提出：“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并说：“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加。”他还说：在第三年的作战计划中，全国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线，各战场上的战役协同增加了，战争的计划性更增加了。为了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周恩来对人民解放军提出，军事组织要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人民解放军要统一建制，今后成立新的部队要报告，不准擅自增编，番号要全国统一排列起来；要建立若干正规制度；要向建立特种部队的方向努力，特别是要建立炮兵。要把部队后勤工作同地方的财经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要保证前线供应，但要力求节约，前线缴获要归公。
毛泽东最后作了总结发言。他详细论证了中央作出用五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根据，分析了国际和国内的有利条件，充分肯定了能够实现这个任务的可能性。同时又指出，对困难也要充分估计，要有克服各种困难的精神准备。
这次会议，使全党在国内局势发生大变动的前夕明确了前进的方向，统一了行动的步调。
毛泽东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主要情况，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于十月十日发至全党。通知中指出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两年作战中，人民解放军歼敌二百六十四万人，其中俘敌一百六十三万，缴获枪炮近百万件，解放军由一百二十万人增至二百八十万人。解放区面积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百分之二十四点五；有人口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三十五点三；现有县以上城市五百八十六座，占全国城市百分之二十九。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会议认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歼敌正规军共五百个旅（师）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七百五十万人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通知还指出，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将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团结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我党周围。组织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央通知发出后，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和行动。中央九月会议为组织伟大的战略决战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党中央、中央军委认为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即连续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当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及任弼时都住在西柏坡的一个院子里。在那指挥战略决战的紧急时刻，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集中在毛泽东的小平房或在小院前讨论战局、作出决策，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而周恩来除参与决策外，还要为贯彻军委决策进行许多组织工作，随时了解和研究各方面的战况并及时加以指导，给各战场提供准确的敌情通报，组织后勤供应等，更是紧张和繁忙。
由于解放战争的第二年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进攻，取得了歼敌94个师一百五十二万人的伟大胜利，迫使蒋介石放弃“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的计划，而采取所谓“重点防御”，企图以他们现有的兵力和工事，固守重要的战略城市和交通要道。一九四八年八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他在讲话时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的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讽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他把两年来在军事上的惨败，完全归咎于战场指挥官的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指挥无能。会议决定，以精锐部队为核心，将兵力集中，修筑工事，组成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等五个战略集团，想使人民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
人民解放军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同敌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决战。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经过考虑，首先指示华东野战军攻取了具有坚固设防和重兵把守的济南，接着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济南是蒋介石反动集团支撑华北残局的一个战略要点，由他的嫡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以11万重兵防守，并设置了坚固的防御体系，蒋介石妄想凭借济南，阻挡我解放军南下。但是济南已在解放区包围之中，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采取“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以七个纵队共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以八个纵队共18万人，布置在济宁、滕县、兖州地区，准备阻击和歼灭来援的敌人。战役于九月十六日开始，在我军强大火力的攻击下，敌西守备区总指挥、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于十九日夜，率领所属三个旅约两万人举行战场起义，使我军迅速进入他的防区，动摇了整个防线。经过我军八天八夜的激烈攻击，于二十四日攻克了济南城，共毙伤俘敌八万余人，起义二万余人，生俘了守敌司令官王耀武。
济南战役的胜利，严重打击了蒋介石“重点防御”计划，动摇了国民党固守大城市进行顽强抵抗的信心。同时，锻炼和加强了人民解放军的攻坚力量和信心。济南的攻克，山东全境基本解放，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联成一片，解放区后方更加巩固，为伟大的战略决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九月二十九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人民解放军的贺电：庆祝你们解放济南歼敌十万的伟大胜利。你们这一勇猛果敢敏捷的行动，并争取了吴化文将军所率九十六军的起义，证明人民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济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七十、在三大战役指挥中枢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组织和指挥的。首先，以东北战场为初战的方向。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们很有利，在敌军方面，它虽有四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共55万人，但被我分割于长春、沈阳和锦州及周围的据点里，且地区狭小，补给困难。在我军方面，野战部队已有12个纵队，还有炮兵纵队，铁道兵纵队，共70余万人，地方兵团有33万人，共计一百零三万人。这是在兵力数量上超过敌军的唯一战场。还有广大解放区已联成一片，土改完成，群众条件好等优越条件，是敌人无法比拟的。
但是在东北战场上的作战方针上，究竟是先打长春或先打锦州更有利于战局的发展呢？军委的意图是先集中力量于北宁线并攻下锦州，以达到“关门打狗”的目的。但林彪主张先打长春，强调南下作战的困难。经过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批评、督促后，林彪纠正了错误，九月三日作出主力南下作战的计划，使战役得以顺利发展。
九月七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明确提出：必须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十月十日军委明确电示东北野战军：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占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的都未达到，只要攻下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为确保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阻止关内敌人向关外增援，军委命令华北野战军二、三兵团于九月十四日发起察哈尔、绥远战役，歼敌二万一千余人。华东野战军攻占济南，也给东北战场以有力支援。
东北野战军于九月十二日发起辽沈战役，以大军先向北宁线开展猛攻，包围了锦州，经过七昼夜的攻坚战斗，于十月十五日解放了锦州，包括外围战斗，共歼敌13万人，生俘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以下九万人。同时，在塔山的六昼夜的英勇阻击战中，歼灭敌人六万多人，有力地保证了锦州战役的胜利。在我大军包围长春、锦州解放的大好形势下，固守长春的敌六十军，在军长曾泽生的领导下，率领一个军部和三个师共二万六千人，于十月十七日起义，当即将阵地交给我围城部队，使我军控制了长春城内的东部地区。周恩来即向毛泽东建议，困守长春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系黄埔一期学生，可争取。毛泽东同意由周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指出：“郑现已动摇，可努力争取之。”十八日，周恩来给郑洞国写信，促其起义。信中说：“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倾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郑洞国因不肯同蒋介石决裂，没有接受起义要求，但愿意和平交出长春。他于十九日上午，率领所部第一兵团直属机关第七军军部及四个师，共八万余人向我投诚。长春市又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在蒋介石亲自督促下，由廖耀湘率领蒋军主力新一军、新六军等12个师，共十余万人，沿北宁路西进，企图夺回锦州，打开向西逃跑的通路。又以另一部沿中长路南下，占领鞍山、海城、营口、企图控制海港，保持从海上逃跑的通路。我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先采取诱敌深入至黑山地区进行阻击，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予以围歼。十月二十八日，在辽西地区，将敌全部消灭。兵团司令廖耀湘和他的军长李涛、向凤武、郑庭笈等一起被活捉。
十一月二日，我军解放沈阳，敌“剿总”司令部、第八兵团、两个军部、十一个师以及技术兵种等十三万守敌，全部被歼。
十一月九日，锦西、葫芦岛敌人乘船逃往天津、上海。东北全境解放。
辽沈战役历时52天，我军以六万九千余人的伤亡，歼灭国民党军队36个师，共47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决战阶段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大战役。十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满怀喜悦地致电各中央局、各前委指出：九、十两个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已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估计再有一年左右就可以完成了。
正当东北解放军在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的紧急时刻，蒋介石气急败坏，于十月下旬飞到北平，乘我华北野战军主力在察哈尔、绥远作战石家庄兵力空虚的时候，同傅作义策划了一个袭击石家庄及西柏坡党中央驻地的大阴谋。傅作义接受任务后，于十月二十三日命令他的嫡系鄂友三的骑兵十二旅和郑廷铎的九十四军等组成突击部队，配备四百辆汽车和大量炸药，限四天集结保定，而后向石家庄和西柏坡袭击。同时蒋还命令山西阎锡山从太原出兵配合行动。妄图制造一个“惊人消息”，挽回他已经丧失的军心民心。
可是，当傅作义刚开始布置的时候，二十五日晚上，周恩来就获得了蒋介石所策划的全部计划。这是华北局城工部所领导的北平地下工作者《益世报》采访主任刘时平，从他的同乡、同学鄂友三那里得到的确实情报，华北城工部部长刘仁以特急绝密的电报发给中央的。当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院子里看电影。周恩来收到电报后没有惊动别人，只把作战部长李涛找到办公室，迅速作出粉碎敌人偷袭计划的周密布置，并报毛泽东批准。主要措施是：一、电令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立即命令各地方部队和民兵，紧急动员，准备就地阻击敌人进攻；二、急电在内蒙作战的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杨成武部，日夜兼程回冀中，准备歼灭敌军主力；三、中央和军委所属机关立即做好转移准备工作。先将老弱病员转至安全地带。在十月二十七日凌晨四时半至七时两个半小时内，他连续三次用书面向毛泽东报告布置情况。军委决定，在军事上积极准备的同时，通过新华社揭露蒋介石、傅作义的阴谋，并号召军民动员起来，沿途阻击敌军，准备诱敌深入，予以歼灭！敌军一出保定，就受到解放区军民的阻击，损失二千多人，才知道我有充分准备，躲在北平圆恩寺行邸的蒋介石，只好下令将部队撤回保定。一场梦想，就告破灭！济南战役后，敌刘峙集团纠集了79个师共七O万人置于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企图阻止我华东野战军南下；以23万人置于平汉铁路南段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牵制我中原野战军。
为粉碎敌人的企图，早在十月十一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就提出准备以一个半月至二个月的时间，分三个阶段完成淮海战役。并明确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中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十一月六日，中央军委决定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及地方部队60万人，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江苏海州，西至河南商丘，北到山东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发动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刘峙、杜聿明集团的主力于长江以北。
为了统一指挥，中央军委于十一月十六日决定成立由中原和华东两个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和谭震林组成的淮海战役总前委，以邓小平为书记，并有“临机处理一切”的权力。
为了在战役第一阶段中歼灭盘踞在徐州以东陇海路要地新安镇的黄百韬兵团，攻占宿县，孤立徐州。十一月六日我军开始进攻。八日，防守徐州东北面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均系中共秘密党员），率第五十九军两个师，第七十七军一个半师共二万三千余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立即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动摇了敌军的阵线。在我军强大兵力进攻下，黄百韬率部向西逃窜，企图向徐州集中，十一日，被我军包围于碾庄地区，经过11天的激烈战斗，共歼敌十个师，约十万人。敌军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被击毙。与此同时，中原解放军于十一月十五日，攻占了徐州以南的重镇宿县，切断了敌人南逃的道路，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第一阶段的战斗，共歼敌十七万八千余人，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黄百韬兵团被歼后，蒋介石于十一月二十四日电召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到南京开会，决定三路会攻宿县，打通徐（州）、蚌（埠）联系，企图把困守徐州的三个兵团撤出，退守淮南。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阴谋，中央军委批准了总前委的第二阶段作战目标是：粉碎敌人三路会师宿县，打通徐蚌联系计划，包围杜聿明集团，歼灭黄维的第十二兵团。作战方针是：中间围歼，两头堵击。黄维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部队，武器装备精良，有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共12万余人。他奉蒋介石命经蒙城向宿县前进，十一月二十五日进至我预设的包围圈内，我将其包围于宿县西南的双堆集狭小区域内。蒋介石尽了一切办法去挽救。他怕黄维兵团军心不稳，慌忙地将该兵团副司令胡琏用小飞机从南京送到双堆集，协助黄维指挥，以稳定军心，并带去大批签有“蒋中正”三个字的“总统嘉慰令”，鼓励“固守待援”，说：“现在李延年兵团正在协同你们作战，……杜聿明副司令率领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沿津浦路南下，三路大军会师的时间不远了……”同时，用运输飞机空投了一些烧饼、馒头。但是都无济于事，在我军炮火猛攻和战地政治宣传攻势有力配合下，敌人更加动摇，自动投诚的日益增多，军心更加涣散，部队濒于瓦解了。
十二月六日，总前委下令发动总攻，经过十天的艰苦战斗，十六日清晨，红旗飘扬在双堆集上，全歼了黄维兵团。除副司令胡琏乘坦克只身逃脱外，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关绍周，均被我军从企图逃跑的坦克里活捉出来。人民解放军又取得了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伟大胜利！正在黄维兵团被困的时候，蒋介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电召杜聿明去南京，决定由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放弃徐州，向西经永城南下，企图袭击包围黄维兵团的我军侧后，以解黄维之围，然后共同南撤。十二月一日，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及“剿总”直属机关部队等30多万人，还有一万多辆卡车及其他车辆、马匹、物资，撤离徐州经肖县向永城方向狼狈逃窜。当天，我华东野战军解放徐州后即紧紧尾追敌军，给予堵击、侧击，打得敌人十分惊慌和混乱。我军从四面向敌军压缩包围圈，将杜聿明集团包围于肖县、永城之间的陈官庄、李石林、青龙集狭小的地区内。六日，孙元良兵团妄图突围，大部被我歼灭，孙元良化装只身潜逃。
黄维兵团很快被歼，杜聿明集团已陷于外无援兵，内缺粮弹的困境，本来可以集中大军将其歼灭。由于平津战役已提前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为了不使蒋介石迅速决定从塘沽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并给被围困的杜聿明集团造成更大困难以利歼灭。中央军委决定对杜聿明集团暂时围而不打，令淮海前线部队从十二月十六日起进行20天的战场休整。在休整中，进行政治教育和敌前练兵，补充弹药、粮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对敌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毛泽东亲自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了一个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于十二月十七日由新华社广播电台和前线广播站广播，并用各种办法散发到杜聿明集团的队伍中。投降书号召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学习长春郑洞国、孙良诚（国民党第一百零七军军长，十一月十三日率领该军军部和一个师共五千多人于江苏睢宁西北投诚）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杜聿明和他的高级军官虽然坚决顽抗不肯投降，但他们的许多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看到“投降书”及其他宣传品后，军心更加动摇，不断成群结队地向解放军投诚。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傍晚，我军发起总攻，经过四天四夜的激烈战斗，十日上午，将杜聿明集团全部歼灭，俘虏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只有李弥化装成士兵只身潜逃，至此，战役第三阶段完成，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
淮海战役历时66天。敌人先后投入总兵力达80万人，出动飞机二千多架次。我军总兵力60万人，少于敌军。由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和总前委的正确指挥，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正确方针，加以鲁、苏、豫、皖、冀五省五百多万民工的直接支援，我军以13万人的伤亡，取得了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人的伟大胜利，基本上歼灭了敌人南线的精锐部队，解放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直接威胁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和上海，为平津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平津战役是在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已取得第一阶段胜利的时候进行的。中央军委原来预定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拉开战幕，因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时间，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东北野战军不待休整，提前隐蔽入关，配合华北野战军及地方武装力量，提前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发动平津战役。
辽沈战役的巨大胜利，淮海战役的顺利发展，使蒋介石的战略防御体系濒于瓦解。这时在华北，蒋介石、傅作义两系军队共有四个兵团12个军，约55万人，收缩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东起山海关、秦皇岛、唐山、塘沽，西至宣化、张家口的千余里铁路线上，陷于孤立无援境地。他们预感到下一步，我东北和华北野战军又将联合消灭他们，因而恐慌万状。当时，美蒋和傅作义各有打算，因而对平、津是守是撤，是南逃或是西窜，陷于举棋不定的矛盾之中。美帝国主义企图从塘沽直接援助傅作义，使他固守平津、牵制人民解放军南下，以掩护蒋介石在长江以南布防。蒋介石企图以东南行政长官的职务引诱傅作义南撤，以增强江南防务，保持半壁江山。傅作义自知非蒋嫡系，如南撤，必将受到排挤，部队被分化瓦解，拟西撤到绥远老巢，保持实力。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蒋介石和傅作义在南京开会研究平津地区防务问题。
他们没有估计到东北人民解放军会那么快入关，平津战役会那么快发动，就确定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蒋介石要傅作义把兵力集中于平、津、塘三角地区，控制塘沽海口，维持平绥交通，并准备南撤，但是傅作义只把蒋系的24个师布代在北平、天津、塘沽三个地方，而把自己的16个师布置在北平、张家口之线，准备西撤的后路。
中央军委从全国战局出发，认为无论傅作义集团南撤或西逃，都对解放全中国的战局不利。十一月十七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指示电说：“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24个师及傅系步骑16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于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为此，中央军委电示东北野战军似两个纵队组成先遣兵团向北平附近前进，威胁北平。指示华北野战军停止攻击归绥，将其三个纵队驻于绥东地区，阻止傅作义部队向绥远逃跑。又令华北野战军停止攻击太原，以免刺激傅作义下决心逃跑。军委于十一月十六日到十八日，连续电示东北野战军火速隐蔽入关，出敌不意地与华北野战军一起对平津塘一带之敌实行战略包围。十一月二十七日，军委命令东北先遣兵团及华北第二兵团的三个纵队，三兵团的三个纵队包围宣化、张家口等敌，切断北平、张家口联系，以抓住傅系，拖住蒋系并掩护东北野战军顺利切断平津、津塘诸敌的联系，为开展战局作准备。为统一指挥东北80万、华北20万共一百万大军的行动，中央军委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为书记。
十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为了防止敌从海上逃跑，对西线之敌“围而不打”，对东线之敌“隔而不围”。由西向东逐个将敌人合围，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再予以各个歼灭。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到三十一日，是平津战役的第三阶段，即争取北平的和平解放。
北平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有世界闻名的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古代建筑，有北大、清华、燕京等著名高等学府，市民共二百万。如果守敌顽固抵抗，人民解放军只有采取武力进攻办法来夺取，必将使文物古迹和人民受到很大损失。一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在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电报特别明确提出，要“积极准备攻城”，但是又指出此次攻城，必须作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
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定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占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和解的方法使其缴械……。要使每一个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解说，人手一份，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指战员听到传达后，都坚决拥护。并提出口号：“要坚决把北平打下来，但不能打坏。”“要让枪炮也长眼睛。”在积极准备打的同时，尽量争取傅作义放下武器或起义。估计到傅作义是爱国将领。一九三三年参加过长城抗战，一九三六年他坚决抵抗日寇和伪蒙军对绥远的进攻，受到全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称赞。一九三七年在山西抗日前线，同八路军协同作战，建立了友谊关系。在解放军大军兵临北平城下外逃无路的形势下，是有可能争取和平起义的。在刘仁领导下的华北局城工部，根据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为此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一方面动员地下党组织迎接解放军攻城的指挥部，为解放军送情报、提供敌军的目标，并在机关、工厂、学校成立纠察队，开展护厂、护校的斗争，保护文物古迹和档案资料等。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对傅作义进行统战工作，对他晓以大义，争取和平解决。一九四八年春，北平地下党就对傅作义周围的上层人物开展工作。如傅的至交密友、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爱国将领，抗战时曾几次到延安，同毛泽东、朱德见过面）以及他的老师、拜把兄弟、同乡等人对傅进行了工作。十月，地下党又派人与傅作义进行接触，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但是傅作义当时对美国和蒋介石还有幻想，手下有50多万军队，还不想谈判。
十一月二日辽沈战役结束以后、傅作义迫于形势，才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希望我党派南汉宸去秘密商谈。十二月三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致香港潘汉年电，指示可请冀朝鼎（著名经济学家）应傅之邀北上任“华北经委会”副主任，以便做傅的工作，“动摇傅之抵抗决心”，并影响华北产业界人士乃至某些外资代表“坚留华北”，“反对南迁”，“尽一切努力保全华北经济系统中的各种生产设备、科学器材及专门人才，以利我军入城后的接收”。十二月中，傅作义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采访部主任李炳泉（地下党员）到我军驻地，和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见面，试探我军态度，提出恢复抗战时期的合作关系。刘亚楼向他们表明了我党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放北平的愿望，劝傅作义将军早下决心。他们留下了电台联络办法和密码，开始建立了秘密联系。
在我军迅速完成对平、津分割包围，特别是傅作义在新保安、张家口的部队被歼以后，傅焦急万分，坐卧不安，思想斗争激烈。恰在此关键时刻，刘仁根据聂荣臻的指示，将在天津《大公报》工作的傅作义的大女儿傅冬菊（地下党员）调到北平，直接对傅作义进行争取工作。当傅冬菊出现在傅作义面前亲昵地叫声“爸爸”时，使傅发生惊疑。傅作义对爱女直截了当地问：“你是军统还是共产党？”傅冬菊毫不含糊地答：“共产党。”“你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毛泽东派来的。”“派你来干什么？”“劝您停止抵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这是一场很不寻常的父女之间的对话。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短促的对话后，父女平静地坐下来，傅冬菊详细地分析形势，宣传党的政策，解除他的疑虑，明确告诉傅作义，全国胜利的局势已定，跟蒋介石走只是死路一条，如果举行起义，使北平古都和平解放，就是立了大功，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傅冬菊一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谈话，起了别人不能起的作用。傅冬菊（建国后改名傅冬）不愧是个好党员。
在各种因素促成下，傅作义下决心同中共谈判。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傅作义请他的老友周北峰（抗战时期周曾代表傅到延安与我商谈山西合作抗日问题）和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代他谈判。他们于八日到达蓟县我军前线总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同他们进行了几次谈判，讲明只要傅率部队起义，一律可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所有在张家口、新保安、怀来等地被俘的军官，不咎既往，一律释放，对傅先生和他的高级干部，一律给予适当的安排。他们共同整理了《会谈纪要》后，交周北峰、张东荪带回北平给傅作义看。但傅作义仍在动摇中，不肯下决心。
一月十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傅作义从陆上南逃的路被切断。十四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宣布了八项和平条件。十五日，天津解放，守军全部歼灭。这一切，打破了傅作义企图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幻想。为促使傅作义早下决心，十六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向傅作义发出了最后通牒，提出了和平解放北平的两项办法：一是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以及公文档案，我军则保证他们生命财产安全；二是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通牒最后规定，必须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午夜十二点前答复，如果坚决抵抗到底，将实行攻城。“攻城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这时，傅作义派全权代表邓宝珊来了，傅作义表示接受第二项办法，商定了协议，双方代表签了字。邓宝珊回去后，傅作义最后下了决心全部接受我方的条件，同意我方派代表进城，谈判和平接收北平的办法。我方派了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进城谈判具体实施办法，就双方交接过渡期间的问题达成协议，成立了以叶剑英为主任的联合办事处，负责处理过渡时期的一切军政事宜。谈判的整个过程，一直是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进行的。
傅作义于一月二十一日宣布北平城内的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并将协议内容经通讯社公布全国。北平守军两个兵团部、八个军、25个师共20多万人，于一月二十二日开始履行协议开出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一月三十一日，将北平防务全部移交完毕，当天下午，北平所有城门，军政机关和要地，都换上了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守卫。规模巨大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二月三日，我军举行了盛大而庄严的入城式，步兵、炮兵、骑兵、机械化部队，雄纠纠气昂昂地经前门进入北平城，受到北平各界人士和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都为北平古都不放一枪就回到人民手中而欢欣鼓舞。三大战役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历时四个月零19天，歼灭敌人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旅），非正规军29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人，给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毁灭性打击，蒋介石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主力部队基本被消灭了。为我军南渡长江解放全国，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三大战役所取得的伟大战略决战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也是毛泽东军事指挥才能的充分体现。作为毛泽东主要助手的周恩来，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和组织才能也得到充分发挥。据当时任军委作战部参谋刘长明的回忆说：“对解放战争的全面指导，对重大战役的组织指挥，毛主席承担着最主要的任务”，“周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是毛主席最得力的助手，为贯彻毛主席的战略意图，为协助毛主席实施战略战术的指导，进行了卓越的工作。”我们在中央机关工作的许多同志都知道，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特别是三大战役中，做了极其繁重的工作。他不断掌握敌我情况变化，及时向毛泽东报告，提出分析意见，使毛泽东对战况了如指掌；他参预了一切战略决策和战役的制定，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许多重要的作战命令和指示。在三大战役中起草的重要电报就有20多份，对于兵力部署、作战指挥和兵员物资补充等问题，都要作详细的指示。我每次送中央城工部收发的重要电报给周恩来批阅时，常常都看到他在起草作战电报或同作战部长李涛及作战参谋研究敌情、核算敌我军队数量和了解其他情况。除特别紧急的事外，我总要等到他写完军事电报后才能挤得进去办我的事。
七十一、擘划万里长征又一步
中共中央“一月政治局会议”文件曾经指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一九四九年一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淮海战役也以我方获得全胜而告终。逐鹿中原胜利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已是饮马长江，准备解放全中国。中共中央决定尽速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二月底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西柏坡。
周恩来为筹备这次会议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准备有关的材料外，连警卫工作都是他在管。当时华北的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西柏坡百里之外便有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为了保证会议绝对安全，周恩来找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要他汇报准备情况，并详细询问警卫力量的分布，警卫点的设置，出现情况的处理方案等等。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他考虑非常周密，不仅想到敌人从地上来，而且想到如果来了空降部队，怎么办。因为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对敌人已经不是秘密了。周恩来对方志纯等负责警卫工作的人员说：“这次警卫任务很重要”，因此，“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又不要神秘。”并且帮助他们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周恩来还从前方调来了几门高射炮，布置在西柏坡四面山坡上。我们从李家庄去西柏坡时，就要经过东柏坡的一个高炮阵地的旁边。
七届二中全会于三月五日下午三时半开幕。会场设在西柏坡中央机关食堂里。会场正面，挂有毛泽东、朱德画像，两边是以镰刀斧头为标志，写有“中国共产党”字样的红旗。毛泽东主持会议，宣布开幕。接着周恩来报告会议日程，到会人数等事项。共计到会的中委34人，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林彪、董必武、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康生、张云逸、贺龙、陈毅、周恩来、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陈绍禹（王明）、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中委中有十人因工作离不开岗位不能到会。候补中委19人：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谭政、程子华、王震、张际春、云泽（乌兰夫）、赵振声（李葆华）、王维舟、万毅、古大存、马明方、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候补中委也有九人未到会。列席人员11人：李井泉、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李维汉、高文华、陈刚、刘少文、李涛、傅钟、杨立三。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是这次全会通过由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的。开幕当天，毛泽东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这个报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保证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会议还及时地向全党提出了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等问题。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勉励全党同志戒骄戒躁继续前进。会议开幕时，我和电影摄影师程默，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批准，进行会场拍照。程默拍了不少照片。我当时正收到在香港工作的龚饮冰同志送我的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就忙着摄电影。因当时无法冲洗，进北平以后冲洗了又不知搁到哪里去了，真是个损失！在这次会议上，批准了由我党发起，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周恩来是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即三月十三日，才在会上发言。他说：三年多来，党中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大家非常团结，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党的发展，不是突然而来的，而是斗争中发展的。我们党内过去有错误，但我们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他强调在工作中，原则性和灵活性要结合，离开原则会出乱子；原则性太强，则会变得生硬、急躁。周恩来的这一主张，他自己确是身体力行的，在各项工作中都表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
当时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稳操胜券的。已往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既有中央的统一领导，也存在着各个地区因地制宜分散独立领导的情况，现在存在着分散与统一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说：现在我们正处于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走向完全打倒国民党的过渡时期，正在由分散到统一。这不是几个月而是要几年才能走完的。过渡时期是特点，我们要抓住这一特点，不然会犯错误。由于地区的不平衡，因而又产生了区域性的问题，分权的问题。
中国不是联邦，但是带区域性的。这么大的中国，如果过分强调集中，会办不好事。所以组织形式上不能一下子都集权，一定要授权地方，才能发挥积极性，但中央必须成为掌握政策的司令部。根据过渡时期的特点，统一的方针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有步骤有重点地走向统一。
在谈到战争和生产的关系时，周恩来说：现在是前方打仗前进，后方搞生产。后方生产，第一是要恢复，支援前方，争取全国胜利。今天还不是转入建设。现在一百一十万野战军南下，加上民伕超过三百万，后方一定要指定地区支援前线：以华北的大部支援西北野战军，以东北与中原支持东北野战军，以华东与华北加上一点东北支援华东野战军。中央的作法是：抓住华北，依靠东北，支援前方。这样中央也坐稳了。他还对金融、交通、工业、城市接收、兵工生产等各方面都提出了系统的意见。他的重要发言，为统一与分散问题，战争与生产及支前问题，进城以后经济等方面的某些方针政策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
会议最后由毛泽东作总结。他谈到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时说：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许多曾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都一致认为，周恩来确是担任总理的最合适的人选。博大精深的学识，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统战等多方面的丰富经验，在国内外的崇高威望，这一重要职务确是非他莫属了。在此的一个多月前，斯大林派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了解中国的情况和听取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意见，曾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进行了三次会谈，又和周恩来单独谈过一次。这次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讨论了战后的经济建设、交通运输等恢复工作；成立新政府的总体规划与设想；对外关系问题，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开展与管理；发展或建立各种社会组织、群众团体和对它们力量的运用与发挥；在中国有多党存在，它们的作用和意义等。这些正是周恩来为之朝思夕虑精心探索的问题，他勾划出了新中国的一幅蓝图，给米高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对人说：“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真是所见略同。
三月二十三日，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人员乘汽车离开西柏坡。开车前，毛泽东对机关干部和警卫部队讲话，他说：我们就要进北京了，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北京，是要继续于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这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心情都非常舒畅，谈起笑话来。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汽车离开西柏坡，沿着山间公路向东北方向驰去。这个车队共有11辆小汽车和十辆十轮大卡车，卡车里坐的是警卫战士和少数机关工作人员。当晚住宿在唐县附近的淑闾村，二十四日到涿县，从涿县火车站乘上专列向北平进发，二十五日上午，到达北平清华园车站，受到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党政领导和从香港、上海来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柳亚子等人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检阅了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走完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从此，开始了迎接全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
2007/09/10
第十九章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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