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九、组织中央机关撤离延安
一九四七年八月，党中央正式决定周恩来兼军委总参谋长。他以其丰富的指挥经验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参与重大战略决策和战役的制定与指挥，成为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的主要助手。
自一九四六年六月到一九四七年二月，我各解放区军民浴血奋战、八个月内共歼敌67个旅，71万人，平均每个月歼敌八个旅，战局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变化。敌人虽占领了我一百零五座城市，等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蒋介石能用于第一线进攻的兵力，从一九四六年十月最高峰的一百一十七个旅降为85个旅。一九四七年三月起，被迫放弃全面进攻的战略，采取“重点进攻”的方针，他集中了90多个旅，近70万人的兵力，以陕北和山东为其“重点进攻”的目标，妄图先占领我陕北和山东两翼，然后进攻华北解放区，将我军各个击破。
为了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中央军委决定继续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一面在山东、陕北采用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术，逐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组织其他战场的我军，寻机各个歼灭敌人，配合山东、陕北作战，以粉碎蒋介石的阴谋。
当时陕北的形势是很严重的。蒋介石除以其嫡系胡宗南装备精良的20个旅担任对延安的主攻外，还调集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部的12个旅、榆林邓宝珊的两个旅共23万人，向陕甘宁边区全面进攻。当时我西北战场，仅有四个旅，一万五千人，加上后来从晋绥调来的两个旅，共六个旅，二万人，而且装备较差，弹药缺乏，供给困难。加上在延安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边区政府机关和各种学校几千人，需要疏散，更增加了运输和供给的困难。
蒋介石早就知道这种情况，所以就下决心先夺取延安，以壮士气。二月二十八日，蒋介有在南京召见胡宗南，要他立即部署向延安进攻。胡字南气势汹汹地叫嚣，要“三天占领延安”，摧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等首脑机关，三十月内聚歼我军于陕北地区，或逼迫我军东渡黄河，“解决陕北问题”。
在这样紧急情况下，党中央决定撤退我党在上海、南京、重庆的办事机构和北平军调部人员后，立即组织延安保卫战和紧急疏散延安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周恩来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组织实施中央决定的各项任务。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我随同董必武回到延安，一下飞机，见到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和许多战友们来迎接，自然无比兴奋，同时也思绪万千。回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党中央应张学良先生的要求，派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去西安商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我有幸随周恩来就在这个机场上，乘张学良的专机飞往西安，后来即一直在蒋管区西安、南京、武汉、桂林、重庆等地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六年五月又随中共代表团到南京局工作，在国民党特务包围下工作共十年又三个多月，今天平安地回到党中央的怀抱来，是多么艰难又光荣的一段经历啊！十多年内，虽然无大建树，但完成了党支给我的任务，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无愧于党，也无愧于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和培养！等全部走下飞机后，我们一批人便随着齐燕铭到杨家岭中央城市工作部。齐燕铭说，中央决定，城市工作部是专管蒋管区工作的，部长周恩来兼，副部长是李维汉，他是秘书长，我是秘书处长，仍主管秘书，机要工作，周子健（原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是副处长，主管行政工作。我当然表示服从党的分配。可是心里总有点嘀咕，在重庆时，许多同志都回到延安马列学院或党校、抗大学习过，我也于一九三九年要求回延安学习，并经过周恩来批准。后来因为需要一批干部坚持工作和斗争，我留在了重庆，失去了学习机会。这次回延安，本想提出学习的要求，可是一听说胡宗南就要进攻延安，中央机关要紧急疏散，不能再提出这个要求了。回到延安，我的工作尚未开始，就要和中央机关一起撤退了。
关于中央的撤退工作，周恩来早就开始抓了。还在二月十八日胡宗南部队分五路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的时候，他就召集了专门会议做了布置，确定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实行坚壁清野，党、政、军、民、学各口负责同志亲自动员、布置、检查、落实。要做到不给胡宗南留下一个群众、一匹牲口、一袋粮食和片纸只字。当时运输力量主要是靠骡马和毛驴，有少数胶轮大车，除机关自己的外，由边区政府动员群众支援，有计划有组织地先把重要文件。
物资和老弱病员、幼儿转移到延安东北百余里外的瓦窑堡、永坪一带，除党中央、中央军委、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留下少数干部坚持到最后撤退以外，其余机关、团体、学校等，都分批转移到瓦窑堡一带，然后再东渡黄河到晋绥地区工作。
周恩来除统一指挥、布置和检查各方面的撤退工作外，他还亲自抓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指定专人将党中央、军委的重要档案文件，特别是毛泽东的文件、手稿，提前转运、妥善保管。指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曾三负责带队，将中央档案运过黄河到晋绥分局，交贺龙负责安排隐蔽。他还亲自检查是否彻底清理和转运。
二、同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副总编辑范长江等研究确定，新华社广播电台分几个步骤转移，采取接力的办法，以保证党中央的声音不间断地传到人民中去。第一步，立即派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带上一套发电机和收讯台、广播台到瓦窑堡山沟里准备好，当延安紧急，新华社广播电台随中央撤离时，瓦窑堡广播台即刻用“陕北新华社”电台接着广播。第二步，中央即通知晋冀鲁豫中央局太行山根据地选择一个地形和条件好的地方，组织新华社的临时总社，配备电台和干部，准备在瓦窑堡广播台转移时，太行山即继续以“陕北新华社”名义广播，重要稿件，由中央直接发给他们。第三步，由廖承志率领总社大部人员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到太行山根据地与临时总社合并，最后移到哪里，看战争形势的发展再定。由范长江带精干的小班子和一部电台组成一个工作队坚持在延安，随中央行动。经过周密的安排，延安广播台于三月十八日随中央撤离延安后停止广播，十九日设在瓦窑堡好坪沟口一个小庙里的广播台立即开始播发文字新闻，口语广播则在迁移中停止了。三月二十五日，周恩来还亲自到好坪沟新华社广播电台看望了工作人员。由于晋冀鲁豫中央局的重视，及时在大行山区涉县建立了新华社临时总社，四月一日就正式接替了陕北的广播。国民党反动派曾用地面和空中的各种手段侦察新华社广播电台的确实地址，想以空军轰炸破坏，可是始终摸不清楚，一九四八年春，在党中央到达晋察冀根据地平山县西柏坡之前，新华社又在西柏坡附近建立了广播台。五月，新华总社移至西柏坡同中央会合后，即由西柏坡电台广播。因在解放战争中缴获了更大功率的发电设备和电器材料，新华社广播电台，就以更强大的声音，用几种语言和文字，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播放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以及蒋管区人民的斗争情况，成为鼓舞人民斗志和震撼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强大武器。周恩来在这方面是付出了不少心血的！三、布置负责蒋管区工作的中央城市工作部和负责收集蒋管区党、政、军各种情报的社会部的转移，因为这两个部门每天都要保持和蒋管区地下组织的秘密无线电台的联系，他指定我和社会部的秘书长罗青长，组织一个联合秘书处，我任处长，罗任副处长，从中央机要处拨一个译电科，从军委三局拨两部电台，于三月九日晚上开始独立行动，每天保持同蒋管区电台的密切联系，将中央指示及时传达有关党组织，将蒋管区的情况，及时转报中央。
我七日才从南京回延安，八日下午参加了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会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伯渠都到会，并讲了话。晚上，周恩来找罗青长和我当面交代任务。他要中央办公厅和军委三局给我们派的机要科和电台都来报到。我们九日准备了一天，集中了队伍，中央机要处派邹群科长带了十来个译电员，军委三局派刘富龙台长带了报务、机务员十来人。我们用一辆骡马大车拉上电台设备和一些被褥。我自己当时没有什么东西，除一床夹被单外，衣服都已穿在身上，两架照相机也自己背上，唯一的宝贝是从南京带回来的照片和底片，临时用木板钉了一个箱子，放在大车上，我们一行于九日晚动身，按计划经过瓦窑堡、绥德，经碛口东渡黄河，到山西临县的三交镇。因为我们沿途要按时架设电台通报，所以行动比大队伍慢一些。我们这个小分队，除了我和一个炊事员年纪超过30以外，其余都是20左右的青年，所以走起路来轻松愉快，有说有笑，还不时唱上几句陕北的“信天游”小调或“白毛女”歌剧，一天走七八十里路也不觉得累，大约经过半个月，干三月下旬到达临县三交镇附近的后委驻地双塔村，了解到各自机关的具体地点后，就各自归队，恢复正常工作。当时中央机要处和三局驻在孙家沟，城工部驻在王家沟，社会部驻在刘云沟。全部是窑洞，工作方便，更是防空的好地方。
四、考虑到进入大城市和全国解放后需要外事干部，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军委驻地王家坪召集从北平、南京回来的外事人员开会，并决定编成一个小队，队长薛子正，副队长黄华，支部书记王炳南，还有柯柏年、章文晋、陈浩、王光美等十余人，配备了行政人员和一些牲口，过黄河到三交地区。后来就成后委的外事组，由杨尚昆直接领导，驻双塔村。
由于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加以西北野战军的有力阻击，当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胡宗南带上十几万大军趾高气扬地占领延安时，只得到一座空城和许多空窑洞，只有延河里混着许多泥沙的水照样流着，可供胡宗南的人马食用。
六十、转战在陕北高原
三月八日，中央机关按计划有秩序地向瓦窑堡方向转移。十日，中央军委得到隐藏在胡宗南处的熊向晖的情报，胡宗南已将他的主力15个旅14万人在洛川、宜川之线集结完毕，拟即向延安进攻，并准备用伞兵袭击延安。
周恩来即起草电报命令刚在陇东西华池结束战斗向延安前进的新四旅，要在两天之内赶到延安附近，保卫党中央和延安，他们如期到达，周恩来交代旅首长，立即研究歼灭敌人伞兵的作战方案，一定要确保延安飞机场不被伞兵占领。并要他们告诉指战员，伞兵并不可怕，他们刚从飞机跳下来，方向都摸不清，只要沉着应战，是可以把他们歼灭的，大概因为敌人害怕伞兵跳到延安山沟里被消灭，没有实行这个计划。三月十一日上午，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刚乘飞机撤离，下午，美国支援国民党的轰炸机就开始对延安施行狂轰乱炸。
三月十三日，胡宗南指挥他的主力在空军的掩护下，从洛川、宜川向延安大举进攻。十六日，我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司令员、习仲勋副政治委员率领六个旅，二万六千多人，抗击胡宗南的进攻。经过六天六夜的阻击，歼敌二千多人。十八日下午，敌人已进到三十里铺附近，延安已听到炮声了。毛泽东还在王家坪接见保卫延安的新四旅团以上干部。他说，将来人们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决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背上了包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就要倒霉了。要告诉大家，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一定要回到延安来的。
周恩来针对一些干部和战士对撤离延安想不通，也进行耐心的解释工作。他对警卫部队说，毛主席和我们都不愿意离开延安，但是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我们暂时离开延安是为了保卫延安，现在走是为了将来不走。十七日，他给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写信说：“目前国内外形势，日益向有利于人民的方面发展。”“倘以边区现有之力，能箝制与削弱胡之主力于此区，则对于争取全国胜利将帮助甚大。故现时边区正以全力进行此长期战争，并不望敌人退出也。”毛泽东、周恩来的伟大预见，正逐渐变成现实。
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等在炮声中从容地吃了晚饭，经彭德怀的一再催促，七时左右，才坐上吉普车出了王家坪，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住了十年的古城延安，沿延、榆公路向东北驶去，边走还边回头看看巍峨的宝塔山。
此时，延安城除作战部队外，机关人员和群众已全部撤离。
三月十九日，西北野战兵团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撤退任务后，主动从延安撤退。为吸引敌人主力北去，以两个营的兵力佯装主力，边打边往安塞方面转移，将主力隐蔽在延安东北青化砭地区，待机歼敌。
胡宗南主力占领延安空城后，他一方面误认我军主力已向安塞“逃窜”，集中五十旅往北追击。并立即向蒋介石“报喜”，谎报战绩，吹嘘“匪军不堪一击，已仓皇北窜”。蒋介石发电报给胡宗南说：“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陕西省主席祝绍周还在西安挂国旗、放鞭炮，庆祝“陕北大捷”。南京国防部大吹大擂，要组织上海、南京的中外记者到延安参观访问。胡宗南为宣传他的“战绩”，亲自在延安假设“战俘管理处”，要一些士兵化装“共俘”，还搞“战绩陈列室”欺骗记者。
可是蒋介石、胡宗南笑得大早了！正在他们宣传“陕北大捷”的时候，我西北野战兵团于三月二十五日利用敌三十一旅在拐岇补充了粮食，进入青化砭地区我预设的袋形阵地后，以五个旅的兵力四面夹攻，不到两个小时，将三十一旅旅部及所率一个团近三千人，全部消灭，敌旅长李纪云及副旅长、参谋长、团长都被活捉，给了蒋介石、胡宗南当头一棒！胡宗南以近三千官兵、二千多支枪、三十万发子弹，作为占领延安后的第一个见面礼。我解放区军民和蒋管区人民听到此消息，都很高兴，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为主要目标”的正确方针。
党中央、军委撤出延安后，即朝东北方向隐蔽行动，于三月二十八日到达清涧县的枣林沟。因已知道国民党有测量电台位置的测向台设备，毛泽东、周恩来决定中央的电台在转移中停止工作三天，使敌人摸不清中央的去向。周恩来还起草中央军委致各野战军负责人电：“蒋敌现有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但对小电台因电波弱，不易辨别。因此，愿你们在作战前部署期间及作战中，均不用无线电传达，或将司令部原属之大电台移开，改用小电台，转拍至大电台代转，以迷惑敌人。”由于中央军委和各野战军采取了这些措施，使敌人始终摸不清楚党中央和各野战军司令部的确切地址。
为使中央军委便于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又使中央机关能在安全地区进行正常工作，党中央在枣林沟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坚持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书记，东渡黄河，到华北解放区，进行中央所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等组成后方委员会，叶剑英为书记，到晋西北解放区负责后方工作。
中央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紧张地进行一系列的组织工作。
首先，组织一个短小精悍、机动灵活的支队，为中央和军委工作。为了保密，毛泽东命名为昆仑支队，由任弼时任司令员，化名史林；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长，主管宣传工作）任政治委员，化名郑位；叶子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任参谋长，汪东兴任副参谋长，廖志高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下分四个大队：一大队就是司令部作战机关，除首长外，包括军事组，有五六个作战参谋；机要科十几个人。龙飞虎是大队长，负责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的警卫工作。二大队是军委二局部分工作人员，负责情报工作。三大队是军委三局的电台工作人员（有三部电台）和电话排。
四大队是新华社，负责新闻宣传工作。总共只三百来人。警卫部队是中央警卫团的四个连（一个手枪连、两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共四百来人）。组成支队后，周恩来还亲自进行动员工作，特别嘱咐叶子龙、汪东兴、龙飞虎等同志，一定要负责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朱德也对警卫部队讲了话，把负责毛主席安全的重任托咐给他们。
为了具体布置中央工委的转移和中央后委的工作，周恩来带着两个警卫员骑马经绥德，在军渡过黄河，于四月二日到达三交同朱德、刘少奇、叶剑英、杨尚昆等会合。详细研究了中央工委的行动路线，确定经过晋绥边区的兴县、岢岚、神池等地，再经过晋察冀解放区的代县、阜平到平山地区，由晋察冀中央局负责安置。后委即分布在三交附近的村庄。周恩来向中央机关负责干部传达了中央枣林沟会议的决定，当宣布毛主席、任弼时和他三人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坚持在陕北与敌周旋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时，一些同志都感到惊讶，纷纷议论，担心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周恩来解释毛主席和党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伟大意义，说明陕北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完全有保障，请大家放心。并宣布了中央工委将到晋察冀边区平山地区工作，首先是筹备和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后委即在三交附近工作。
中央工委在三交附近稍事休息后，即由朱德、刘少奇率领往晋察冀边区转移，所属机关有组织部、宣传部、政治部、党校、解放日报社、工青妇委、中央办公厅和卫生部、供给部一部分。周恩来亲自交代伍云甫要做好工委机关的行政管理工作，对朱德、刘少奇、董必武的生活要适当照顾。伍云甫开始对做行政管理工作思想有些不通，经周恩来说服后，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不仅保证了中央工委的工作和生活需要，也为一九四八年中央机关全部到达西柏坡做了充分准备。
中央后委驻三交附近的双塔村。所属单位有社会部、城工部、中央办公厅、外事组、军委作战部、军委二局和三局、中央机要处、供给部等共三千多人。周恩来对后委的工作做了布置。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负责招待了一些老人如吴玉章、谢觉哉等，周恩来亲自交代处长金城，要特别注意他们的安全与健康。周恩来对城工部的工作作了更具体的交代。除了及时向蒋管区的党组织传达中央精神，及时将蒋管区的报告转报中央并提出意见外，要分组对抗战以来蒋管区的党的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群众斗争和武装斗争等进行研究、总结，对当前蒋管区的人民斗争提出意见。
接着，周恩来又到临县晋绥分局驻地同贺龙（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兼晋绥军区司令）、李井泉（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等见了面，请他们注意掩护中央工委安全转移到晋察冀边区，帮助解决中央后委机关的粮食供应。他对晋绥边区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倾向，进行了批评，要晋绥分局注意纠正。
周恩来为了赶回中央，只带两个警卫员西渡黄河，经过几天后于四月十日到靖边的青阳岔和毛泽东会台。第二天，他就为中央起草电报，把中央机关分为三部分的决定和工委、后委的负责人名单通知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
四月十二日，昆仑支队转移到安塞县一个小山沟里的王家湾。这个村子很小，只一20孔窑洞，有的破烂得连门窗也没有，交通不便，给养也困难。但是老苏区群众很好，保密条件也好。党中央就在这个困难的环境中，停留了56天，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战争。
刚到王家湾的第三天，即四月十四日，西北野战兵团以四个旅的兵力，在瓦窑堡以南的丰马河围歼了孤军深入的敌一三五旅四千七百余人，首创西北战场我军全歼敌人一个整旅的范例，给蒋介石、胡宗南又一次严重打击。毛泽东向各战区通报这一战役胜利时指出：“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毛泽东四月十五日给彭德怀的电报说：“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羊马河我军告捷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中共中央及其主力在绥德附近集结”，要胡宗南主力九个旅自蟠龙、永坪向绥德迅速北进，并要榆林的邓宝珊部向南策应，企图南北夹击，将我一举消灭。
可是蒋介石得的是假情报，我中共中央不在绥德，而在绥德以西百多公里的王家湾，我军主力则在瓦窑堡附近待机歼敌。正当胡宗南主力九个旅在绥德一带武装大游行，拖得疲劳不堪时，我西北野战军于五月四日集中优势兵力，向孤立踞守在蟠龙补给站的敌一六七旅及地方部队进攻，将敌六千七百多人全部歼灭，俘敌旅长李昆岗，缴获大量粮食和军用物资，军服四万多套，子弹百万余发。这是胡宗南运输大队长的“伟大贡献”！等胡宗南下令九个旅由绥德回援蟠龙时，蟠龙的物资已搬得一空，搞得他们既疲劳又缺粮。而我两北野战军已转移至安塞附近休整了。
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的40多天中，我军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三大战役的胜利，军民斗志昂扬，而胡宗南虽然占了几座空城，但损兵折将两万多，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到处扑空、挨打。
五月九日，新华社播发了经过周恩来修改的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辛辣地指出：“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牌胡宗南，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又指出，不到两个月，丧失三十旅，“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西北野战兵团接连取得三次大捷以后，下一步如何行动？五月十日，周恩来从王家湾出发赶到安塞县马家沟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同彭德怀、习仲勋、王震等开会，分析了西北战场的敌我形势，确定了下一步出击陇东的作战计划，并电告毛泽东。为了壮我军志气，灭敌人威风，决定五月十四日在真武洞召开陕甘宁边区军民庆祝大会，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出席讲话。
真武洞，在延安以北90华里。召开祝捷大会的消息一传出，周围几十里的群众都赶来了。野战军则穿上刚从蟠龙缴来的新军衣，背上美制新式武器和饱满的子弹袋，雄纠纠地进入会场。为防止敌机空袭，大会在下午四时举行。但群众在三时前就来了，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兴高采烈地站满了会场，会场容不下，就坐在会场外围的山坡上，真是人山人海。主席台上有彭德怀、习仲勋、林伯渠等领导同志。当台下群众发现周恩来副主席时，特别兴奋，都议论纷纷，猜想毛主席一定也还在陕北。彭德怀宣布大会开始后，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说：我代表中共中央祝贺你们，代表中国人民感谢你们。他用宏亮的声音宣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自从撤离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同边区的全体军民共同奋斗。热烈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动了山谷。周恩来又说：蒋介石、胡宗南梦想赶走中共中央、消灭西北解放军，征服边区人民，但是，一件也没有做到。他介绍了全国各战场都取得了很大胜利的情况，号召边区军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团结一致，下定决心，坚持斗争，彻底消灭胡宗南，早日收复延安，解放全西北，解放全中国！这次大会，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斗志。
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后，恼羞成怒，责怪他的忠实走狗胡宗南无能，不仅没有“消灭共军”，反而连吃三次败仗；又怪情报机关和空军，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一直在陕北，总是弄不清楚他们在那里。根据周恩来在真武洞出现的情况，他们判断中共中央在青阳岔、王家湾一带，又梦想要一举消灭中共中央和我西北野战军。胡宗南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刘勘，率四个半旅人马，在空军掩护下，由延安、蟠龙一带气势汹汹地向青阳岔、王家湾扑来。
毛主席和党中央早就估计了敌人这一手，派周恩来到真武洞出面，就是要把敌人主力吸引到陕北的深山沟里来，拖得他们精疲力竭，以便我西北野战军能顺利进行陇东战役。毛泽东估计敌人此次行动有三个企图：一是把我消灭在王家湾一带；二是逼我们过黄河；三是把我们赶到北边沙漠地带困死、饿死。可是敌人连遭三次失败后胆小如鼠，又怕遭到我主力伏击被歼，所以只敢大集团的并行前进。他们那里知道，毛泽东在这里布置了一个“空城计”。
西北野战军已于五月二十一日按计划西进，到了离王家湾几百里地的陇东。党中央机关的警卫部队只四个连。六月八日，敌人先头部队已到离王家湾五里远的山头上，警卫部队一面加强警戒，一面帮助地方干部动员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后全部转移。听到枪声时，周恩来还亲自检查住的窑洞是否遗留有片纸只字，然后才同毛泽东冒着大雨率领昆仑支队离开了住了50多天的王家湾。为了迷惑敌人，毛泽东、周恩来商量留下警卫团团长刘辉山指定一个连长带一个步兵排，配一挺机枪，在王家湾、小河一带吸引敌人。周恩来还亲自交代了任务和办法。这个排灵活地采用了毛泽东的“蘑菰”战术，到东边放几枪，引着敌人往东走；又到西边放几枪，引着敌人往西走，拖得敌人疲劳不堪，又找不到粮食，只得往南退去。我中央机关就在敌人的旁边安全转移。六月十七日，昆仑支队就在离王家湾几十里路的小河村（均属靖边县）安然地住下来，又开始“运筹窑洞之中，决战千里之外”了。同志们都称赞毛主席不仅“用兵如神”，而且也“料敌如神”。
蒋介石、胡宗南既未达到“消灭共军主力”的目的，又未实现“把毛泽东赶过黄河”的梦想，只有自欺欺人的要“中央社”广播什么“共军已从陕北溃散”，“毛泽东已离开陕北，到达山西兴县”等鬼话。
党中央在指挥西北战场的同时，粉碎了蒋军对山东战场的进攻。
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的不断胜利，使得蒋介石的“重点进攻”遭到惨重的失败！由于蒋介石的大部分主力部队被吸引并牵制在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就为其他解放区的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各个战场上，都捷报频传。晋冀鲁豫解放军在四、五月间对敌发动了攻势，全歼蒋介石的第二快速纵队和暂编第三纵队，共四万五千多人，解放了豫北、冀南大片土地，控制了平汉铁路三百多公里，破坏了敌人在山东、陕北两个战场之间的联系，为下一步刘邓大军南下创造了有利条件。
六十一、小河会议决定战略反攻
小河，是陕西西北边城靖边县的一个小山沟，一条用几块石头摆成跳石桥的小河，日夜不停地向东流入大理河，到绥德汇人无定河再流入黄河。小河西边和山坡上有30几个窑洞，住了30来户人家。中央机关就挤在群众让出来的一些窑洞，各大队分别在附近的小村里。
中央住在小河村时，解放战争即将进到第二个年头。解放战争第一年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需要加以总结，第二年里人民解放军作战的基本任务应该加以确定。为此，中央决定要在这里召开一次会议。
早在王家湾的时候，毛泽东根据战局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我的形势，就开始了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伟大部署。毛泽东五月八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的电报，指示刘、邓所部争取于六月一日前休整完毕，六月十日前渡过黄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陈、粟所部准备于六月十日以后配合刘、邓大军大举出击。六月三十日晚，刘、邓大军四个纵队约13万人，在山东济南和河南开封之间宽约三百里间的八个渡河点，一举强渡成功，蒋介石鼓吹黄河能抵40万大军的神话，完全破产，他的中原防线也被冲破。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把这件事当作“六卅事件”，说“六卅事件决非好兆”。
刘、邓大军过河后，利用敌人张皇失措的时机，立即发动了鲁西南战役，经过28天的连续作战，全歼敌人四个师部和九个半旅，共六万余人，俘虏敌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等一批高级将领。这一胜利，揭开了全国大反攻的序幕，打开了跃进大别山的通路，迫使亲自到开封坐镇指挥的蒋介石心焦如焚，除在河南地区调兵遣将外，还从陕北、山东等地抽调了11个师，这给敌人的重点进攻以沉重打击，打乱了敌人在南线的战略部署。
这一胜利，为中央小河会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为了小河会议的召开，周恩来事前做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他打电报给各野战司令部，把从去年七月到今年六月一年中，消灭了敌人的多少个师、旅、团、营的建制，消灭人数和缴获的武器弹药详细地报军委，以便统计向中央报告。他对张清化、张明等参谋人员说，我们的战报一定要确实，不能虚报、假报，假报对敌人无损失，只能欺骗自己，失掉群众的信任。什么叫消灭敌人呢？就是要整连、整营、整团、整旅、整师地全部消灭。打垮的不能算。
因为我们提倡歼灭战，歼灭他一个团，他就少了一个团，如果只把他打垮，他回去一整理又来了。对我军一年来的损失和增长的数目也要如实统计。五六个参谋人员就为统计一年战果和在地图上标记等，忙了一阵子。参谋人员统计后，周恩来还要自己核算，有些不准确的，还得打电报去问清楚。在准确的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周恩来又亲自起草在中央会议上的发言提纲。会场的布置也是他亲自主持的。为了便于当面商量问题，毛泽东已从半山坡的窑洞里搬到河摊边周恩来、任弼时住的窑洞旁边，窑洞前面有一个小院子，周恩来要警卫部队用杨树枝搭了个凉棚，凉棚下摆上两张从群众家里借来的桌子和几条长板凳。到会首长的住宿、伙食等也作了具体指示。小河是一个小村庄，供给困难，所以专门派人到靖边去采购食物。
当时蒋介石命令特务机关加紧侦察中共中央和新华社广播电台的具体位置，在陕北各地布置了测向台，准备派空军和地面部队进攻。在北平、西安、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也布置测向台，企图发现我地下电台后加以破坏。为研究对策，周恩来电告中央后委，要军委二局局长戴镜元、三局局长王诤、中央机要处长李质忠和主管蒋管区秘密电台的罗青长和我，于七月中从三交过黄河到小河参加机要工作会议。我们按时到达，因周恩来忙于准备中央会议，我们只能等到中央会议开完后才正式开会。我恰好带上了徕克照相机，所以得有机会拍下了有历史意义的小河会议的照片。
中央军委原定要陈赓、谢富治所率领的山西太岳纵队在六月底或七月初西渡黄河，加强陕北军事力量，与西北野战兵团在内线歼灭胡宗南主力，夺取大西北的任务。由于刘、邓大军己南渡黄河，情况发生了变化，又考虑陕北地区人口稀少，供应困难，而豫西地区在胡宗南部大部调到陕北后，兵力空虚，如把陈、谢纵队使用到这个地区，不仅必将迫使胡宗南分兵救援，有利于西北野战兵团各个歼敌，而且对刘、邓大军的南下可起到配合作用。军委为此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征求意见，同时通知陈赓先到小河面谈。七月十九日，陈赓由河东来到小河村。毛泽东、周恩来同陈赓商议后，决定将陈谢纵队改为南渡黄河向豫西挺进。
陈赓对于党中央和军委的命令，从来都是坚决服从的，他是革命乐观主义者，不怕任何困难。这一次接受了新的任务特别高兴。因为他可以在敌人薄弱的豫西地区大显身手了。二十日一清早陈赓就起来了，一下子窜到我和叶子龙住的小窑洞里来，把我们的被子掀起要我们起床。我们睁开睡眼一看是他，就开玩笑他说，你睡足了，我们还没有睡够呢，不要捣乱。他郑重其事他说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不来陕北吃小米，要到河南去吃白面、大米了。我和叶子龙听后也为他接受了打出去的光荣任务而高兴，并说祝贺陈赓胡子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可是不要忘记我们这些还在吃小米的人啊！他作个鬼脸一笑就走了。
小河会议于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开了三天。到会的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外，还有彭德怀、习仲勋、贺龙、王震、陈赓等由前方回来的将领。他们就坐在凉棚下的几条木板凳上讨论关系全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战略问题。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并先讲话，他说，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但还未到绝对孤立。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解决。看过去这一年的战绩，是有可能的。原来计划陈赓和边区部队集中打，现在决定分开打，从战略上和粮食供应上看都有利。边区在军事上、财政上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贺龙统一领导这两个解放区的地方工作。
周恩来在会上，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取得的成绩，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趋势。他说，过去一年内蒋军有了极大的变化，敌正规军原有二百四十八个旅，已被歼灭三分之一弱，我缴获枪支70万支，占总数三分之一强；从质量说，不止降低三分之一。敌军在去年七月至十月，占领了解放区一百零四座城市，兵力更分散了；十一月至今年二月，敌军逐渐集中兵力，但在此期间我歼敌最多，城市则得失相当；三月至六月，敌军攻势己成强弩之末。除山东、陕北外，我均转入反攻，得城市62座。预计明年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还将在数量上超过敌人。今后发展必须求之于新区，主力的发展则求之于地方部队的升级。
会议一致同意中央军委提出的实行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将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的方针。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邓、陈、粟、谭和华东局的电报，建议刘邓所部“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陈粟谭率鲁中兵力并在刘邓到大别山后指挥陈（士榘）唐（亮）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陈谢集团至豫西后，受刘邓指挥作战。”会议结束后，前线将领立刻回到指挥部去执行中央决定。全国性的战略大反攻，就要开始了。周恩来向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作了报告。他说：去年的作战方针是战略上防御，把敌人引到解放区来消灭，现在我们已消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我们只有实行打出去的方针，才能取得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彻底摧毁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他又找我们开了机要电台保密会议，会后，我们就离开小河回到山西三交地区各自执行任务去了。
七月三十一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电：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下辖三个纵队另两个野战旅，共约五万人。
中共中央不等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不等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超过敌人，就下决心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力主要突击方向，实行中央突破，转入外线作战，直插敌人的战略后方，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从而改变整个战争的态势。这个战略决策是十分英明果敢的。战争的形势，就是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伟大预见发展的。
当时，对于我军的战略进攻行动，毛泽东曾做了生动的比喻：蒋介石把他的主力集中于陕北、山东，搞“重点进攻”，好比他把两个拳头同时伸出去，他的胸膛就暴露出来了。蒋介石的兵力部署很像一个哑铃，两头粗，中间细，两头力量强，还有攻势，中间薄弱，处于防御。我们就攻其薄弱部分，从中央突破，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胸膛。
发动全面内战的蒋介石和他的主子美帝国主义，做梦也想不到就在陕北的小河村子里的凉棚下，决定了他们彻底失败的命运。
为了实现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中央军委做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周密布置。“三军配合”是刘邓大军实施中间突破，直趋大别山；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并指挥晋冀鲁豫第十一纵队为左路，在山东西渡过黄河，挺进豫皖苏地区；陈赓、谢富治率领大岳兵团两个纵队和三十八军为右路军，自晋南豫北交界处强渡黄河，挺进豫西，三军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相配合，机动歼敌。“两翼配合”是：以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主力围攻榆林，调动陕北敌人北上，将敌人的“左拳”拉到沙漠边缘；以山东内线部队在胶东展开攻势，调动山东敌人主力向东，将敌人的“右拳”拉到渤海之滨。这样，就使敌人更加分散，更加“胸膛袒露”，便于南下三路大军之行动。
为了靠近西北野战军总部，便于商定彻底粉碎胡宗南的进攻，中央机关由小河时的“三支队”改为“九支队”，由周恩来兼任司令员和政委，于八月一日离开小河村，沿大理河向东转移，经过19天的艰苦行军，于八月二十日到达米脂县的梁家岔才停下来。这里离西北野战军的总部住地东原村只有20里。
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于八月六日开始围攻长城边塞榆林城。
胡宗南果然又一次“听从”毛泽东的“调遣”，迅速抽调了十个半旅六万三千多人，分几路北上，妄想先解榆林之围，再寻找我党中央和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歼灭我军于榆林、葭县、米脂三角间的狭小地带，或逼我过黄河。西北野战军果断地撤出榆林战斗，于八月十二日将主力隐蔽集中于米脂县沙家店地区，待机歼敌。以小部队佯做东渡黄河。胡宗南根据电台测向和空军的侦察报告，误以为我党中央和西北野战军主力要东渡黄河，下定“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的决心，并狂言“一战结束陕北问题”，急令各路敌军迅速追击。胡宗南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五个旅，由绥德北进；令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率两个旅，从榆林南下镇川堡。西北野战军随即以一部兵力阻击刘勘，集中六个旅于沙家店地区，准备歼敌。钟松的三十六师，是胡宗南主力，他解了榆林之围得到胡宗南表扬。现在又急于立功，远离主力，进入西北野战军的伏击区。八月二十日，西北野战军发动攻击，经过一天激战，全歼三十六师师部和一个旅，并在常高山以南歼灭该师的另一个旅，共六千余人，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被俘。这是西北战场上一次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它改变了整个西北战局，打破了蒋介石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使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进攻。同时把胡宗南主力拖在陕北，也有力地配合了陈谢集团挺进豫西的行动。
沙家店战役的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同彭德怀等开会。毛泽东称赞这一仗打得好。他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
陕北战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西北野战军手中了。
沙家店战役后，陈赓、谢富治指挥太岳兵团于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分两路南渡黄河，进人豫西，威逼陕南。胡宗南急令刘戡、董钊率领陷在绥德以北的八个旅，撤回延安以南。因怕被我各个击破，采取了密集行军、交替掩护办法南撤，沿途受到我军追击、侧击，恐慌万状，走了一个月才到延安地区集结。我军乘胜追击，到九月中，收复了葭县、吴堡、靖边、子洲、横山、吴旗、安塞、志丹等县城，接着收复延川、延长。十月十一日，攻克清涧县城，全歼敌整编七十六师八千多人，活捉师长廖昂，迫使胡宗南放弃延安以北的据点。
西北战场已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但是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不过黄河，仍在困难情况下坚持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由梁家岔转移到葭县的朱官寨。
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在朱官寨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指示总结了第一年作战的伟大胜利后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这个指示，为我军打到国民党区域指明了胜利的方向。
这时全国各战场都出现了大反攻的形势。
刘邓大军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英勇行动，战胜了黄泛区泥泞道路和强大敌人阻击等困难，解放了23座县城，迅速地在大别山区站稳了脚跟。陈谢兵团强渡黄河进入豫西地区后，歼敌四万多人，有力地支援了陕北、大别山地区作战，占了县城19座，建立了八个军分区和21个县级政权，成立了豫陕鄂军区和行政公署，根据地初步形成。陈粟华东野战军主力越陇海路南下，解放县城24座，完成在豫皖苏边区的展开。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大地，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把蒋介石的战略防御体系完全打乱了。这是对战争发展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东北民主联军于九月十四日发动了秋季攻势，歼敌六万九千余人，占领城市17座，迫使敌军退守到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及其附近地区，陷入被动局面。
华东野战军留在山东进行内线作战的山东兵团，发起了胶河战役，击败敌人11个旅，歼敌一万二千多人，我军转入反攻。
晋冀察野战军，自九月起进行外线作战。在清风店战役中，歼敌两万多人，生俘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在朱德总司令的直接指导下，他们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攻占了华北重镇石家庄，歼敌二万四千余人，开创了人民解放军攻占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先例。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当时驻在平山西柏坡的中央工委和各解放区打通了直接联系。
为了便于同各方面联系和解决供养问题，中央机关于九月二十一日离开朱官寨，二十三日到达葭县（现佳县）西南15里的神泉堡。神泉堡是比较大的一个乡村，在一个山坡上，地势险要，从悬崖边上有一条小路进村，村口的隘路上，用条石砌了一座堡垒式的大门，门上方刻有“神泉堡”三个大字。村内有一家地主的大院，大门口有一对精刻的石鼓，鼓上面还有一个小狮子。大院内有一排石拱窑洞。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住在这里，这是从延安撤退后半年以来居住条件较好的一个地方。加以敌人已向南撤退，也是很安全的地方。这里离葭县近，给养没问题，从葭县过黄河，就是山西的临县，到中央后委住地三交的双塔村也不远。因此，中央就在这里工作了两个月。
这时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都已打到蒋管区，彻底打破了蒋介石的防御体系。但是，困难还很多：蒋介石拼命从各方面抽调兵力对我军阻击、追击；我军远离后方，长途行军、作战，损失不少；新区群众对我还不了解，人生地疏，语言不通；给养困难，生活艰苦，部队出现一些思想问题等等。
这些，都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无时不关心的问题。为了及时同前线保持无线电通信，周恩来在部队离开朱官寨前一天，就要三大队先派出电台到神泉堡同各路大军沟通电台联络，部队一到就可以收发电报。当中共机关到神泉堡时，前方就发来电报，使中央及时了解前方的情况。周恩来规定，电台和机要科都要24小时值班，电报随收随译随送，绝不耽误。收报译好后即送周恩来，凡十万火急以上的急电，不管他睡了觉，也要叫他起来看。但当毛泽东休息后，除非特别紧急的立即送给他看外，一般都要等他醒来后才送，好让他多休息一会儿。毛泽东常常是彻夜不眠的，当他将要休息时，常常习惯性地自己到机要科去问有没有电报，如有电报正在翻译，他就等到看完电报甚至起草了回电才去睡觉。他常常一起来就叫叶子龙科长要电报看，如没有电报，也会自己到机要科去。当时，我正在神泉堡参加机要工作会议。有一天早晨，毛泽东刚从机要科窑洞里出来时，我立即抓拍了一张照片。有一个上午，他看到前方打胜仗的电报很高兴，坐在窑洞门口的石阶上，和机要科全体同志照了个合影，这是我摄影史上的光荣一页。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在小小的窑洞里靠电报了如指掌地及时了解和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周恩来刚到神泉堡几天，得悉在北平和我地下情报系统有工作关系的民主人士余心清等二人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情报系统一个地下电台也被国民党特务测向台发现而被破坏，周恩来立即电告主管部门采取紧急措施防止破坏的扩大和设法营救余心情，同时通知戴镜元、李质忠、罗青长和我迅速赶到神泉堡去开机要工作会议。我们四人从三交骑了两天的马于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到达，正好听到了周恩来当天下午向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做的形势报告。周恩来报告的主题是“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他对当前的战争形势做了详细的分析，他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后，党的方针是要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但蒋介石不要和平，动员了三百万军队进攻我们，经过一年自卫战争，被我们消灭了一百一十多万。我们胜利的原因是：一、人民拥护我们作战，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做事的；二、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是人民的子弟兵；三、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得好。过去一年，我们是战略防御，战术进攻，现在我们在战略上也是进攻，提出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是适当的。
蒋介石有三个弱点：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人民反对。我们则充分具备了大反攻的条件，首先是我军愈战愈强，第二是土地革命，第三是扩大了解放区。
战争的第二年是要打出去。我们的方针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我们打倒蒋介石是有把握的，当然不是说再打一年就能解决问题，要到第三年，可能到第四年。我们要解放全中国，整个形势的发展是定了的。报告结束时，他举手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全场一致跟着高呼，并热烈鼓掌。
这是一个十分鼓舞人心的报告。我们听了报告后，都增加了胜利的信心，也增加了做好本职工作的责任感。
九月三十日，周恩来、任弼时召集我们开机要工作会议。针对国民党特务在美国情报局的大力支持下要侦破我在蒋管区的地下组织和秘密电台，用测向台多方侦测我党中央、各野战军司令部电台，并妄图破译我核心密码的种种阴谋。他们在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百忙中，抽出时间听我们的工作汇报，同我们研究对付敌人空中侦测、地下破坏、密码破译等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
周恩来特别强调这是一条秘密战线的对敌斗争，只能胜利，不能夫败。这是关系到解放战争胜利与失败的严重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因为他们很忙，不能每天同我们一起开会，只能抽空来参加，所以要我们就此先进行研究。首先是密码的编制、使用、保管的问题，要做到万无一失。对公开、秘密电台如何避开敌人测向，如何迷惑敌人，也要总结经验教训，订出一套可行办法来。经过我们反复研究和不断得到周恩来、任弼时的多次指示，会议前后开了20多天，取得了完满的结果。会议最后，周恩来对我们在机要战线上同国民党的斗争性质，做了极为重要的科学分析。他说，这种斗争，是政治与技术相结合的斗争。我们在技术上落后于国民党，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可以进步，总有一天能赶上他们；但在政治上，我们是先进的，我们的人员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严格的制度，这是他们永远赶不上的。他们虽然有技术，但政治上是腐朽的，官僚主义，官官相护，上下相欺，制度不执行，有许多漏洞我们可以利用。只要我们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严格执行制度，又注意技术进步，就一定能战胜他们。这是对机要战线上斗争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这次会议，对于加强我党机要通信工作，保障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为建国后加强党的机要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会议期间，周恩来、任弼时还抽空高兴地带我们一道走到黄河边的一个白云山上，参观了历史悠久的白云观，参加了庙会，并摄影留念。晚上还一起点起蜡烛打扑克。十月底，除戴镜元继续留下领导二大队工作外，我和李质忠、罗青长都高兴地回到三交自己的机关，立即采取措施贯彻会议的决定。
毛泽东领导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期间，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召开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会议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林伯渠、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等组成的主席团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机关的负责同志和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冀热辽、陕甘宁、晋绥等解放区代表共一百零七人。
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会后，中央工委即向中央报告了会议情况并将《中国土地法大纲》报中央审批。党中央在神泉堡讨论了中央工委的报告，于十月十日做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连同《中国土地法大纲》经新华社向全国宣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以后，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老区已经得到土地的农民欢欣鼓舞，认为他们得到的土地有法律保障，得到党中央的正式批准，从而更加努力生产和支援解放战争。在前方作战的子弟兵，也更加勇敢地为保卫家乡已得到的土地而战斗。新区的农民，也渴望能够根据土地法大纲得到土地，更积极帮助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武装，建立民主政权。
这时，刘邓大军虽然已初步完成在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建立了17个县的民主政权，但是蒋介石深恶痛绝地要拔出插到他胸膛的这把尖刀，拼命调集大军妄图把刘邓大军消灭在大别山区。
毛泽东和周恩来身在神泉堡，心系大别山，每天都关心刘邓大军能否扎下根来。除随时提供敌情给以指示外，做出了给他们增加兵力的决策。经过同晋冀鲁豫中央局商量后，决定将留在内线作战的第十、第十二两个纵队，带上一批新战士和伤愈、病愈归队的指战员，运送大批弹药、药品和银元，南下中原。这两个纵队经过长途跋涉和沿途作战，按照军委计划达到指定地区，加强了中原野战军的力量，提高了粉碎敌人围攻和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信心。刘怕承司令员说，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中原野战军的“雪里送炭”。
十月间，蒋介石集中在大别山北部的兵力六个多师，妄图合击光山、新县地区的我军主力。我军以一部分兵力牵制和迷惑敌人，主力转到外地寻机歼敌。首先在皖西六安县东南的张家店，把在运动中的敌人八十八师六十二旅全部消灭，创造了我军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消灭敌人正规旅的新纪录。
接着，又于十月二十六日，在湖北蕲春县的高山铺地区，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将钻进我埋伏圈的蒋军四十师师部和两个半旅共一万二千多人，全部歼灭。当武汉敌机到高山铺上空投下馒头、烧饼时，我军毫不客气地收下了。
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当刘邓大军把他们的胜利消息报到神泉堡中央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十分高兴。毛泽东得到刘邓胜利的消息后，兴奋得没有睡好觉。当天晚上，他就给刘邓发了祝贺电报，第二天一清早，他要叶子龙通知周恩来、任弼时，放假一星期，不开会，搬到白云山下的一个村子里去休息，除了紧急的电报外，不要送文件给他看。叶子龙一面报告周恩来和任弼时，一面通知汪东兴派人到前面打前站，准备毛泽东休息的地方。吃完早饭后，毛泽东带着警卫人员往白云山走。神泉堡到白云山只十来华里，饲养员给他牵来马，他只骑了一段就下了马，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走路，一路有说有笑地走着，不多久就到了白云山下的一个村子里，前站人员已经向群众借好了几孔窑洞请毛泽东休息。他只稍微休息一会儿，喝了几口茶，又精神抖擞地沿着石阶爬到白三山顶的白云观参观游览。白云观是唐代始建的古迹，当每年庙会时，黄河两岸都有许多群众来参加。山上有不少苍松古柏，山的东面是滔滔的黄河，河东是山西临县。这是陕北难得的一个风景点。
当我和罗青长得到毛泽东游白云山消息后，也赶去参观，正要上到山顶时，毛泽东已从山上往下走，要我给他照个“背靠黄河”的相。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我立即把徕克镜头对着他，以黄河为背景连照了两张，他高兴地下山了，我也跟着下山。
从这天起，毛泽东就在白云山下住了一星期，白天是上白云山或到黄河边散步，有时到群众家里闲谈，晚上就约三个同志打麻将。他的麻将技术是很高明的，常常是他和，而且规定无翻不准和，他一和就是多少番。当他把别人的筹码赢到一堆在面前时，就像打了胜仗一样，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
那时候，恰巧谢觉哉从山西临县三交附近的甘泉沟过河到了神泉堡。谢老是中央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他和王明、吴玉章、何思敬等在甘泉沟研究宪法问题，他特意来看望毛泽东并报告宪法研究情况。毛泽东同他详细交谈，十月二十九日又一同上白云山游览，老战友战地重逢，分外高兴。他俩人正在住房门口坐在木板凳上促膝交谈时，我拍下了这个珍贵的场面。
说起来也真奇怪！我那几天在神泉堡和白云山上，给周恩来、陆定一、任弼时和夫人陈琮瑛等都照过相，回到三交王家沟城工部时，我自己冲洗后印成相片时，包括在小河照的小河会议、毛泽东同机要人员合影照等都很清楚，唯独不见毛泽东“背靠黄河”那张照片！是胶卷走光？是冲洗坏了？我一直没有找出原因。这是多么可惜的一张珍贵照片！这是我50多年摄影史上最大的失误！是无法补救的，成了我终身遗憾的一件事！罗青长一提到这件事时就批评我，不知批评过多少次。我一直后悔没有在南京撤退前设法多买些胶卷带回延安来，如果胶卷充足，还可多照许多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啊！毛泽东在白云山下，好容易休息了一个星期，身体、精神都更好了。任弼时的高血压病也有所好转。唯独周恩来仍以高度负责和不知疲倦的精神抓全面工作。为了让毛泽东、任弼时得到较多的休息，除了特别重要的电报送给他们看以外，一般都先处理，待他们休息过后再送阅。周恩来和我们游了一次白云山，打了几次一百分（扑克），算是最难得的休息机会了。这段时间内，他除指挥解放战争外，同时也很关心蒋管区的工作。他约了从重庆回来准备回到蒋管区工作的于江震和杨超来作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研究蒋管区目前的形势和党的任务，指出在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形势下，蒋管区工作的总方针是：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发动斗争，推动高潮，配合反攻形势，开辟第二战场。对蒋管区的工作，随时电告城工部和社会部予以指示。
他致电中央工委和各中央局：为着眼于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我华北、西北各解放区，现在就应尽量收集和抽出长江以南各省籍的大批干部，于今后派往刘邓、陈粟、陈谢三处，交给他们分配工作，取得新区经验，以便于明年时机成熟时随队过江。这是多么伟大的战略眼光！蒋介石是不会让他的对手毛泽东、周恩来得到休息时间的。自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在大别山、豫皖苏、豫陕鄂胜利展开，创建根据地后，蒋介石十分恐慌，既怕我军在中原生根，又怕我军南渡长江和突破大巴山防线进入四川。为固守中原，阻止我军攻势，于十一月在庐山脚下的九江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统管豫、皖、鄂、湘、赣五省党政军大权，企图以“总体战”来对付我军，与我争夺中原。蒋介石纠集了33个旅的兵力，对我大别山区展开围攻。
中央军委针对敌人的包围，及时指示刘邓、陈粟、陈谢：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与巩固，是中原解放区能否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战争全局的发展。
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配合，全力粉碎敌人的围攻。指示刘邓主力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陈粟及陈谢破击陇海路及平汉路，尔后以主力沿平汉路南下，攻克一切可以攻克的城镇、车站，歼灭一切孤立分散的敌人，以直逼武汉之势，迫使进攻大别山的敌人回援，支援刘邓主力打破敌人的围攻。我中原三路大军，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他们互相支援，密切配合，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因为陕北的战争还未完全取得胜利，中央决定仍坚持在陕北。为了顺利过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商量决定，于十一月十四日率中央机关离开神泉堡，向南转移，到居住和供给条件比较好的米脂县杨家沟。中央机关于十一月二十二日转移到杨家沟。杨家沟是米脂县较大的村庄，有二百多户人家。有一条小河向东一直流入黄河，沿河两岸滩上有较肥沃的土地，群众称这里是米脂的米粮川，所以就成为地主剥削农民和称霸的地方。全村有几十户大小地主，最大的地主就是当时蒋介石的反共干将杜聿明的家。杜家有一个大院，院内有一排十来孔的石砌大窑洞，管理人员给毛泽东分了一套三间相通的窑洞，周恩来、任粥时各住两个相通的窑洞，这样就把卧室和办公、会议室分开了。这是他们转战陕北八个月来居住条件最好的、办公室最宽敞的一个地方。
六十二、在杨家沟制定胜利纲领
自小河会议决定实行战略反攻以后，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取得很大胜利，各野战军也先后转入反攻。到九月间，人民解放军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战争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为总结18个月的解放战争的经验，解决与战争密切联系的土改、统一战线问题，根据战争胜利发展的新形势，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纲领和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中共中央决定于十二月在杨家沟召开中央会议。
十二月中央会议是在中国革命伟大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已在杨家沟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外，还有陕甘宁边区负责人彭德怀、林伯渠、习仲勋、张宗逊、马明方、张德生、王维舟，晋绥边区负责人贺龙、李井泉、甘泗淇、赵林，中央后委机关负责人李维汉、王明、谢觉哉、李涛等19人。中央工委和其他解放区负责人因交通不便没有参加。这是延安撤退后规模较大的一次会议。为了在会前做好准备工作，从十二月七日至二十四日，开了18天的预备会议，主要是讨论毛泽东所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稿。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和大家一起座谈研究。周恩来除了参加各个问题的讨论外，还要抓解放战争一年半的总结，对敌我双方的各种统计数字，亲自同参谋人员一起计算核实，并且统管会议的组织和秘书、行政等工作。
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正式开会。毛泽东在二十五日就他的报告作了说明。他主要讲了敌我形势、统一战线、美苏关系三个问题，接着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军事形势的报告。他对战争第二年各条战线的发展、解放区的情况、蒋管区群众运动状况，以及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都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
在讨论中，周恩来对财政经济、土地改革、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多次发言。他对土改和整党中发生的一些“左”的倾向，提出了批评。
在二十八日会议结束的那天，毛泽东作结论时说：这次会议是一次令人高兴的会，与洛川会议相似，都是在时局发展中召开的。20年来未解决的革命力量在斗争中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局面的开展，胜利可期。虽然我们工作中还有严重的缺点，困难还很多，但都是可以解决的。这次会议所制定的政治、经济纲领，比《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纲领有进一步的发展。会议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会议认为这个报告是“在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交新华社公开发表后，在党内外和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收到后，大大提高了对形势的认识和胜利信心，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向工人、学生、各界爱国人士进行宣传后，团结了更多的群众，扩大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使反内战、反饥饿的群众斗争更加发展。陈毅从华东赶到杨家沟时，会议已结束一周。他看了会议文件，了解了会议情况。毛泽东、周恩来和他详谈了向江南作战略跃进的问题。陈毅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四日返华东。从一九四八年一月至三月二十一日中央离开杨家沟这个时期，集中力量解决新形势下关于土改、整党、工商业、统一战线、新区工作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特别注意纠正当时党内主要的“左”的错误倾向，使各种工作循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毛泽东根据十二月会议精神为中央起草了一系列有关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指示。一月十八日，他根据十二月会议中讨论的政策问题，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二月三日，起草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的指示。二月十一日，起草了《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指示。二月十五日，起草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的指示。二月二十七日，起草了《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三月一日，起草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指示。
以上这些指示，对于巩固和发展解放区和保障解放战争的胜利，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党中央在十二月会议期间，同时也指挥解放军在各个战场进行胜利的反攻。
经过历时半年异常艰苦复杂的斗争，我中原三路大军密切配合，机动作战，共计歼敌十九万五千余人，彻底打破了蒋介石的中原防御体系，调动和吸引了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90个旅于自己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对我全面战略进攻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西北人民解放军经过九个月的艰苦作战，越战越强，已经由原来的六个旅，二万五千多人，增加到五个纵队16个旅，共七万五千多人。收复了大片夫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林彪、罗荣桓领导的东北野战军十个纵队又12个独立师，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在四平街至大石桥的中长铁路沿线和山海关至沈阳的北宁路沿线，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冬季攻势，连续作战三十月，共歼敌人十五万六千余人，攻克战略要地四平街和工业基地鞍山等城市18座。争取了营口守敌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率部一万余人起义。迫使东北敌军退缩固守长春、沈阳、锦州等大城市。
晋察冀、晋冀鲁豫，胶东、苏北等战场，也不断取得胜利，收复大片失地。
各野战军经过冬季整训之后，又相继发动了春季攻势。
宜川大捷，彻底粉碎了胡宗南对陕北的进攻，我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延安的收复，也指日可待。为了便于指挥伟大的战略决战和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各种工作，中央决定离开杨家沟东渡黄河，经晋绥边区转至华北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央工委合并。三月二十日，即离开杨家沟的前一天，毛泽东为中央写了在陕北的最后的一个文件：《关于情况的通报》，要点是：一、最近几十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改、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新区工作等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二、对那些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声明反蒋反美、联共联苏的民主人士，我们应当采取团结的政策，对他们的某些错误观点作适当的批评。在将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邀请他们一部分人参加政府工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三、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尚未成熟。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四、我各野战军经过冬季休整，采取了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的方法，发动了全军指挥员战斗员的高度的革命积极性，提高了纪律和军事技术，极大地增长了战斗力。我军经过12个月的作战，兵力也大大地增强了。总计我军现有十个兵团，正规兵力已达一百三十二万余人。尚有非正规军、地方部队、后方军事机关、学校等，一百一十六万余人。全军总计为二百四十九万余人，比一九四六年七月以前，兵力和战斗力都大大加强了。五、国民党军队不仅战斗力大大降低，数量也减少了。一九四六年七月以前，其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连特种部队、海空军等总共四百三十万五千人。而在一九四八年二月，总共三百六十五万人，即是说，减少了六十五万五千人。通知指出：“估计再打一个整年，即至明年春季的时候，敌我两军在数量上可能达到大体上平衡的程度。”“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六、目前南北两线敌军除在大别山和准河以北地区尚有机动部队，还有主动权外，“其余一切战场的敌军，全是被动挨打。”这个通报发到各野战军和各解放区后，大大提高了军民的胜利信心。这个通报中所列举的敌我两军的统计数字，是非常精确的，这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几个参谋长期积累、精细统计出来，又经过周恩来亲自核算过的。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一日，周恩来在西北高干扩大会上作了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他详细叙述了一年来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他说：“我们中央已经决定一直打下去，不要再走弯路，一直走到胜利。”“我们可以这样看：三、五年消灭蒋介石，全国胜利。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他特别强调政策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军队打到外线后要注意政策，“掌握政策的基本方针是要争取多数，反对少数，集中力量打击消灭当前主要敌人，而不应多树立敌人”。“城市政策更重要，不要毁坏，在韩城搞得不好、犯了纪律，连学校的钢琴亦没收了，真是乱弹琴！”他特别强调反“左”的倾向，尖锐地指出：“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时间短，易纠正，‘左’倾错误的时间长，不易纠正。因为你以为很左就很光荣，但客观上是帮助敌人。”“在土改中有些连中农亦不要了，很容易孤立。……我们一方面防止敌人捣乱，一方面要掌握政策。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打出去的胜利，开展大西北的局面。”周恩来很注意土地改革的问题，他尽可能地进行一些调查研究。一月六日他在审阅关于执行《土地法大纲》的指示的草稿时，加上了几段为了纠正“左”的偏向的内容。《指示》草稿提到中农问题时，周恩来加上了“各地在平分土地时，仍须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指示》草稿中讲到抗战时期与我党合作过的开明绅士时，周恩来加上了“对这些过去同过患难的人士，应当加以照顾，并应当区别这些党外人士过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与压迫关系。一般的，开明绅士过去均是以地主身份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只要他今天赞成实行土地法大纲，我们没有理由责备他过去不该剥削，而其对农民的压迫行为，也必须区别是发生在参加三三制政权以前或以后。如果是发生在参加以前，则其参加三三制政权对全国人民的利益已足抵补对一个地方人民利益的损害，我们应负责向当地受损害的人民解释，免予斗争。”他还写上“在土改深入的地区，必须吸收农民中尤其是贫雇农中最积极分子入党，增加党内新的血液。”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在老区与半老区中，大致应分为土地改革较为彻底、不彻底、很不彻底的三类地区，应该根据地区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针。“每一个乡村土改与整党问题的解决，均必须酝酿成熟，取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方能作出决定，采取行动，不能由少数人强制解决，致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同时，对于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意见，又必须耐心说服，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不要犯尾巴主义的错误。”“土改与整党均应采取有重点的，波浪式的逐步推广的方法。凡无得力的领导者或健全的工作团的地方，宁可暂缓发动，不要急于求成，致走弯路。”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平分土地问题给阜平中央局的指示》，对土改中的许多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
我军相继占领一些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后，发生了一些违反纪律的情况。周恩来特别注意城市政策问题。三月份，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多次指示，告各野战军前委：务使每个干部战士都懂得党在新区和城市中的正确政策，必须严令各部队在攻入城市后，“遵守城市纪律，坚守城市政策，不得丝毫违反”。为防止部队进入城市后触犯外交政策，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前委电：“凡有关外交行动及外交政策之决定，必须报告中央并得中央批准后，方得实行。一切违反中央外交政策及处理外侨方针的行动必须禁止。”另外，周恩来还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和统战工作，发出许多指示。
三月八日，周恩来和任弼时指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廖志高、汪东兴、叶子龙、邓洁等召开机关行政会议，研究中央机关由陕北转到华北的准备工作。随后，审查批准了他们的方案，并指示他们注意检查群众纪律。由于战争影响，陕北群众粮食困难，除通知晋绥支援外，周恩来和任弼时决定，将中央机关未用完的小米和黑豆几十担，留给当地政府救济粮食困难的群众。
三月十日，周恩来在杨家沟给中央直属机关全体人员做了形势报告。他宣布：一年来，敌我力量对比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央决定东渡黄河，移住华北。
二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告别住了四个月的杨家沟，经过两天路程，于二十三日从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边区的临县地区，于二十四日到达中央后委驻地三交镇双塔村。
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撤离延安，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东渡黄河，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共一年零五天。在这一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正确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几百万兵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转入了全面反攻，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当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央机关从晋绥暂移到晋察冀途中，四月二十二日，收复延安的胜利消息传开了。中央二十四日给彭德怀等首长和西北人民解放军贺电说：“去年三月十九日国民党匪军占领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断言这种占领将标志着国民党匪军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一年多来，一切事变，充分证明了这一断言。”一般人都说，毛泽东、周恩来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我说，应该是“运筹窑洞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更为确切。
建国以后，毛泽东对人说过：“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周恩来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补充一些具体事实，使读者更具体地了解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的情况。
这个司令部的主帅，当然是毛泽东，副帅就是周恩来。他直接领导五六个精悍的参谋人员，夜以继日地收集敌情（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我情（解放区军民、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和人民）以及友情（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地方势力、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以至国际友好人士），加以分析研究，及时报告毛泽东，参与决策，并向各中央局、野战军司令部通报，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每个参谋人员都是专家。专管敌军的，凡国民党的军队每天驻扎在那里，向那里调动，长官的出身、经历、指挥能力，部队的人数、武器装备、战斗力如何等等，都了如指掌，而且每天要在毛泽东、周恩来墙上挂的五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上插上蓝色旗子和箭头；专管我军的也一样这样做。
在每一次战斗后，都要及时精确统计我方和敌方的损失和补充的数字，一问就能对答如流。其他管敌情侦察、机要译电、无线电通讯以及行政管理等各种工作的，都是政治觉悟高，业务熟悉的干部。因而人数虽少，工作效率是极高的。中央后方机关及时向中央提供情况，提出建议，对中央决策和战争胜利，同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还有一直长期隐蔽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党的情报工作的潘汉年、刘少文、吴克坚等同志，隐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沈安娜以及其他地下工作者，为中央及时提供国民党党政军的各种重要情报，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要忘记他们。而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
周恩来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作用，让我引一段当时在周恩来身边的参谋张清化的回忆来说明。他说：“在这个阶段，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周副主席在军事上是党中央、毛主席完全不能缺少的得力助手，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当时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深得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和全军的拥戴。凡是党中央研究，毛主席下了决心以后，具体的组织部署和如何执行等，都是周副主席具体来抓的。无论前方或后方，无论是后勤供应或部队调动，总离不开他的具体的组织指挥。周副主席的军事修养很好，对毛主席的战略战术领会得很深，运用得很好。”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写的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说过：“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我认为，党中央转战陕北一年中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导演的，各野战军将领和解放区军民参加演出的人类历史上最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2007/09/10
第十七章在全国解放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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