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死马当活马医
第三方面人士对时局深为优虑，民盟朋友希望双方让步，实现和平。也有人担心我们打不赢。连日来，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励、郭沫若、左舜生、陈启天、钱新之等人，在上海集会决定，分访孙科、周恩来后，全体赴宁，促进谈判的开展。
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已自感无能为力，也希望第三方面提供有效办法。十月十日和十一日，第三方面在沪代表九人，同访孙科，提出政府军队应无限期停止进攻张家口，按政协决议和程序办法召开综合小组会议，并商定孙科于十二日赴南京。他们也访晤周恩来，希望他回南京。周恩来表示，他们对政府所提的建议正是中共的一贯主张，愿与各位代表共同努力。第三方面代表决定于十三日赴南京。这时梁漱溟从南京来上海，向第三方面代表报告在宁与各方面接触的情况，代表们决定提前于十二日飞南京。梁漱溟也访晤周恩来，陈述南京情况。周恩来是冷静的，没有被一些假象所迷惑。他对梁漱溟明确表示，国民党如有诚意恢复和谈，必须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并将部队撤回原防，否则中共不参加任何谈判。
可是，就在十月十一日这一天，国民党军队攻占了张家口，蒋介石得意忘形。当晚八时，由国民政府下令国民大会如期于十一月十二日召开。
第三方面代表中许多人，对国民党的行径十分恼怒。梁漱溟十一日夜车离沪，十二日晨到达南京，看到报纸上刊登国民党攻占张家口的消息，大夫所望，并向记者们愤愤他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在上海的民盟代表在张君励家中紧急集会，取消今日晋京的决定。
这时，国民党又一次大耍其两面手法，一方面在军事上大打，另一方面煞有介事地派人大肆为和谈奔走呼号。他们想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时候如期召开国大，中共如不参加，就拉第三方面参加，孤立中共，并把破坏和谈的责任推给中共。十同十三日，吴铁城、王世杰、邵力子、张厉生联名宴请梁漱溟、李璜，请他们转告在上海的第三方面代表，政府希望他们来宁继续为和平作出努力。
十月十四日，蒋介石召集孙科、吴铁城、邵力子等商讨对策。会上孙科报告他在上海和第三方面接触的情况。会议提出一个包括避免冲突、整军、改组政府等问题的方案，可谓面面俱到了。会后孙科发表谈话，表示要为打开和谈僵局而努力。又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民盟代表，说明这个方案和国民党的态度，希望他们转告周恩来。同时说，政府将派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来上海与第三方面人士商谈。
十五日一早，雷震和莫德惠到上海，先后与民盟、青年党代表会商。民盟代表还是寄予希望，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劢到“周公馆”访周恩来，转达国民党的方案和继续谈判的意见。周恩来看透国民党纯粹是在玩弄权木，对这个方案始终不置一语，但对民盟的朋友还是热情相待。朋友们的幻想没有破灭，连忙在张君励家中开会，将协商一致的两点意见告诉雷震：一、政府须切实表示愿意停战的诚意；二、应派更高一级的官员来沪，进一步表明态度。
雷震回到南京，向蒋介石和孙科汇报。蒋介石已与马歇尔、司徒雷登研究了一个更为详细具体的谈判条件，用蒋介石的名义发表声明，供同时召开的三人小组和五人小组会议讨论。这个声明于十六日公布。共八条，内容包括恢复交通、军事、改组政府、地方政权、宪法草案等。这个貌似公九的条件，实际上只有利于国民党，比如停战时“共军与国军暂驻现地”，即要我方承认一月十三日停战令生效后国民党军队占领解放区大片土地的既成事实，再如它提出所谓“地方政权”问题，这原是我方针对苏北地方政权问题提出的，这时苏北已为国民党军队占领，地方政权已不存在问题，蒋介石却无的放矢地提出来讨论。而中共要同意这些条件后，蒋介石才下令停止军事冲突。
周恩来把蒋介石的八条和第三方面力促重开谈判的情况致电中共中央，说明八条我们不能接受，但要给第三方面以面子，以免这些朋友对我们误解。
中共中央于十七日回电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十月间，我方知道和谈即将破裂，在南京、上海的日子不多了，加速撤退了人员。这时国民党对我们的监视更加严密，连周恩来也被盯梢。十月十六日，周恩来去外白渡桥苏联领事馆，汽车一出门，特务的车子立即跟上。副官何谦发现这一情况，车子绕了几条马路，仍没有把尾巴甩掉，车子不得不停下来，特务的车子也只好停下。周恩来义正辞严地训斥特务，问他们是那个单位的？特务倒也老实，说是卢家湾警察分局的。周恩来打电话质问这个警察分局，他们回答说是奉命而为，这次苏联领事馆没有去成。第二天，周恩来在福州路一家饭馆为夏衍、乔冠华、龚澎赴香港饯行，特务又来跟踪，周恩来很生气，回办事处后，即打电话质问上海市长吴国桢。
国民党代表继续促使重开谈判，第三方面人士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为和谈奔走。十月十七日，吴铁城、邵力子、雷震到上海，一下飞机就到“周公馆”访问周恩来，表明国民党的态度，希望周恩来回南京谈判。当时有人开玩笑说：吴铁城等三人是“肉请帖”。晚上，他们又与第三方面接触，希望劝说周恩来回南京。第三方面推出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劢、李璜、左舜生、胡政之向周恩来转告与政府代表谈判的经过。周恩来表示，这八条不能作为重开谈判大门的基础，对于回南京一事，既未表示同意，也不断然拒绝。十八日，第三方面代表向吴铁城等转告和周恩来会谈的情况，他们认为只要再作努力，恢复和谈是有希望的。会后，他们在张君劢住宅范园宴请国共双方代表。七月份以来，关于和谈问题主要是由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居间斡旋，双方人员也偶有接触，代表们都坐在一起这还是第一次。
十九日，上海12个群众团体开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周恩来在会上讲话表示，只要和平有望，我们仍下放弃和谈。其实我们已不抱什么希望，但如拒绝和谈，有负于第三方面朋友连日来仆仆于沪宁之间奔走呼号的热诚，也容易在人民中间造成和谈大门由我关闭的印象，所以周恩来表示要继续谈判。尽管对谈判不抱希望，他对中国民主前途还是充满信心的。他在会上说：“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当天下午，吴铁城在他的住宅望庐，邀请各方代表商议。当周恩来说到和平是我一贯主张，他愿意去南京时，吴铁城立即趋前和他握手，各方代表也热烈鼓掌欢迎。会后，吴铁城设宴招待代表们。
十月二十日，周恩来到万国公墓为鲁迅扫墓，一方面是对鲁迅先生的敬仰，另一方面也为即将离开上海留下纪念。周恩来在濛濛细雨中，亲手种植了两棵松柏树，潘梓年在白绢上写了“鲁迅先生十年祭”系在树枝上，一起去植树的还有邓颖超和李维汉。
重开谈判似乎已有一线曙光，实际上双方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吴铁城、孙科宣称和谈将以蒋介石所提的八条为基础，关键是中共能否接受。中共代表团不得不表态，由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蒋介石的八条无疑是最后通牒，中共碍难接受，成败利钝的关键，仍操在政府手中。重开谈判的前景已可窥见。
周恩来离沪前，邀请郭沫若、许广平、马叙伦、马寅初等到上海办事处叙谈，告诉他们代表团将要撤回延安，但不论是南京还是上海，我们一定要回来的。席间郭沫若赋诗赠周恩来：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根节构盘错，梁木庶可遭。
驾言期骏骥，岂畏路迢遥？临歧何所赠，陈言当宝刀。
周恩来还邀请著名演员周信芳、白杨、丹尼和剧作家、导演于伶、黄佐临谈话，指出我们必胜，国民党必败，使他们加强信心。他又指示于伶、刘厚生，地下党组织要从思想上、艺术上帮助地方戏曲艺人。
代表们毕竟是到南京去了。十月二十一日，李维汉与第三方面人士郭沫若、胡政之、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劢、蒋匀田、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干、余家菊、杨永浚等乘中航机由上海飞南京，随后周恩来乘美军专机飞宁。他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即接见，蒋与各方代表一一握手寒暄，表示欢迎，并说我等你们很久了，你们赶快商谈吧，政府方面由孙科作代表，我原定前两天去台湾，为了等你们，今天才能走。说完他就走了，接见时间前后只有八分钟。这给代表们当头打了一个闷棍，各方代表浩浩荡荡来到南京，你蒋介石却走了，国民党对和谈还有什么诚意？人们都知道，没有蒋介石的首肯，什么问题也谈不成，孙科怎么能替他作主呢？在关键的时刻走开，这是蒋介石为了避开谈判多次采用的伎俩，我们早已领教过了。蒋介石一走，有些第三方面人士冷了半截。
当天下午，第三方面人士在孙科官邸和国民党代表会谈。张厉生提出要中共先同意蒋介石的八条，政府才能下令停战。第三方面人士知道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连倾向于国民党的民社党党魁张君劢也提出异议，说吴铁城、邵力子在上海并来说过会谈要有这个完决条件，如果这样，我们只好回上海。
国民党仍不让步。
二十四日，周恩来到美国驻华使馆访司徒雷登，明确表示不能接受蒋介石的八条。
双方没有谈判的基础，第三方面人士还在“死马当活马医”，继续在交通银行商谈，并与国共双方代表频繁接触。由于双方都不让步，代表们到南京三天了，正式商诙还没能开始。
这时国民党军队加紧进攻。十月二十五日，攻占东北解放区的安东。第二天上午，周恩来还未获得这个消息，他和马歇尔会谈时，只谴责国民党一方面要重开谈判，另一方面加紧军事攻势，企图以武力取得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而且蒋介石离开南京，继续谈判已无必要。他还向马歇尔透露，中共中央要他回延安。马歇尔非常着急，要求周恩来不能在这个时候回延安，否则将铸成大错。他还说，第三方面正在和政府商讨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蒋介石回来后可进一步讨论，他也将为停战作出努力，重开谈判还不是完全做不到的事情。
二十六日晚上，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到梅园新村，周恩来、董必武和他们在客厅中商谈。当梁漱溟透露国民党军队攻占安东的消息，周恩来正在喝茶，盛怒之下把茶杯摔得粉碎，愤愤他说，我们要回延安，从此以后不再谈了。蒋介石和我们打了十几年交道，并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从无到有，从最底层翻上来，哪怕国民党的压力？怕压力当初就不会有共产党。
黄炎培、梁漱溟力劝周恩来不要回延安，以免不明真象的人误解。他们还表示要加强和中共合作。周恩来和他们商定，以后有什么主张和行动，彼此先通通气，以免蒋介石利用第三方面孤立中共、欺骗人民。
这时国民党决定召开国大的日期已经临近，如果提不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重开谈判将流产。第三方面人士很着急。作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尤力焦躁不安，他想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第三方面有些人说这是幻想，不可能做到，梁漱溟则说，如果第三方面不能起到这个作用，我们只好甩手不干了。
他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没有？谁也没有医好和谈“死马”的灵丹妙药，只好同意梁漱溟去提折衷方案。二十八日，梁漱俱把他的折衷方案提出来了，共有三条：一、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就现地停战。关于停战，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办法，由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依据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之。双方军队应依军队整编方案处理，其驻地分配，由三人小组协议定之。
二、全国地方政权问题，一律由改组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之，其有争执之地方，并依军民分治之原则，尽先解决。
三、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综合小组会，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并商决参加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草修正案。
第三方面在讨论这个方案时，有人认为这三条有利于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军队已占领中共许多地方，和中共提出的恢复一月十三日停战协定生效时双方军事位置大相径庭，中共不会接受。但谁也提不出什么新办法。于是把这个方案交黄炎培、莫德惠、梁漱溟继续讨论，对第一条和第二条作具体规定。
他们三人在第一条加上：“东北中共驻军地点为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第二条又加上：“沿长春铁路各县地方政权，除经中共接受者外，应由中央派县长和警察接受，第三方面未再细加研究，即复写三份，给国民党一份由张君劢、左舜生、缪云台三人交给孙科，给马歇尔一份由罗隆基送去，给中共的一份由梁漱溟、李璜、莫德惠拿到梅园新村来。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方案引起了一场风波。
二十八日下午三时，梁漱溟等三人到梅园向周恩来送交这个方案，董必武、李维汉也在场。梁漱溟并说明已把其他两份分别送给国民党和马歇尔，刚刚讲到第二条时，周恩来神色骤变，以手制止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他首先斥责梁漱溟等不遵守有什么提案和行动要事先商量的口头协定。并严厉地说，这个方案是完全有利于国民党的，国民党进攻我们，想不到你们第三方面也从背后捅我们一刀，蒋介石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你们还要踩上一脚。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打的，我们还可以打游击，但要考虑你们的前途，并愤愤地说，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关照？当时，我和一些同志听到客厅里这样紧张的讲话，都站在门外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从来没有看到周恩来对人发过这么大的火。
梁漱溟自知理亏，茫然不知所措，李璜出来转圈，提出赶紧把文件收回再说。梁漱溟立即驱车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找来梅园新村商量，大家一致决定收回。
于是，由黄炎培、罗隆基、莫德惠、李璜到孙科官邸。到了门口，见到车马盈门，他们知道国民党已在讨论这个方案，非常着急。进门后，看到孙科、陈诚、王世杰正在客厅里。陈诚对莫德惠说，你们帮了共产党的大忙，这个方案我们不能接受。黄炎培说，这个方案漏抄了一条，应当补上。孙科把文件交给黄炎培，问漏抄了什么？黄炎培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急忙把文件交给罗隆基，文件就这样取回来了。给马歇尔的那一份，由罗隆基去取，罗隆基到马歇尔寓所时，文件还没有拆阅，他就顺手带回来了。两份文件都送到梅园新村让周恩来过目，事情就这样平息了。
其实，梁漱溟并不是有意偏袒国民党，只是求和心切，对形势不加分析，考虑不周到，后来他也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梁漱溟遭到这次挫折，对和谈不再积极了。
事后孙科对第三方面表示，这个方案政府可以接受，并称蒋介石也同意。
马歇尔也了解到一些情况，对蒋介石说，共产党没有投降之意，政府方面也应作出让步，促进和谈重开。蒋介石顽固不化，毫不让步。十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分批接见第三方面人士，表示不同意这个方案，却要他们交出参加国大名单，目的在于拉拢第三方面，孤立共产党。
第三方面再也提不出什么方案，他们知道即使提出了也不能被接受，只好建议三方面直接商谈。周恩来表示同意。十月二十九日，三方面代表在孙科官邸举行非正式会谈。孙科提出首先从改组政府入手，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
周恩来提出首先延期召开国大，因为政府决定的会期已经逼近，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能改组国民政府与行政院，这不符合政协决议，孙科不能作肯定答复，因为蒋介石不会同意延期召开国大。和过去一样，什么问题也没有谈成。
十一月八日，蒋介石突然颁布停战令，但是同时又重申国大如期召开，并举行三人小组会议。周恩来看出这是一个委罪于人的手段，无疑是说，我宣布停战了，中共还不参加国大，破坏和谈的责任在于中共。我方也针锋相对地发表两项声明，指出发布停战令既未与我方协商，而且命令中说除“为防守现地所必须者”外停上军事行动，那么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可以解释为“防守现地所必须”。至于政治方面的内容，则是违反政协决议的。如果蒋介石真有和平诚意，应立即停止召开一党国大，撤退入侵解放区的军队。周恩来也向马歇尔表示，他愿意参加三人小组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但如果国民党一定要召开国大，中共代表团就将回延安。
经第三方面和马歇尔的斡旋，非正式的政协综合小组会议和非正式的三人小组会议，分别于十日和十一日召开了。国民党代表表示国大无法延期，这还有什么好谈呢？这时国民党军队加紧包围延安，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已准备撤退，最后决裂已是眼前的事了。
五十七、和谈大门被蒋介石关闭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蒋介石突然宣布“国大”延期三天召开，这简直像儿戏，说穿了，却又是个阴谋，他知道延期三天，中共也不会参加，但第三方面有些人正在动摇，延期三天，他们就可以多拉几个人，来粉饰门面。民盟代表表示绝不参加国大，十二日，民盟主席张澜从重庆打电话通知在南京的民盟政协代表说：我们同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即失去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十四日，张澜又对记者表示：民盟绝不参加一党“国大”。这一天，周恩来、董必武在梅园新村宴请民盟领导人，并摄影留念。民盟拒绝参加“国大”，使国民党要孤立共产党的阴谋没有得逞，后来周恩来把第三方面许多人没有参加“国大”看成是谈判的一个成果。无党派人士有一部分人向国大报到了，青年党决定参加国大，由曾琦向蒋介石面递名单。
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十五日上午开场，和谈大门由国民党关闭了。
十六日，周恩来访马歇尔，告诉他由于“国大”的开幕，和谈大门已被国民党关闭，他不得不返延安。中共仍将在南京、上海、北平保留一些人，即使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也便于今后一旦重开谈判就能够有人出面，并告诉他董必武将留在南京。马歇尔觉得国大已召开，没有理由挽留周恩来了，只表示他将为周恩来和其他中共人员回延安提供交通工具。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梅园新村17号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严厉谴责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是破坏政协决议，违背全国民意，企图使独裁、内战、卖国合法化的“国大”，中共坚决反对，决不承认。中共愿和全国人民为真民主真和平奋斗到底！周恩来还指着墙壁上挂着的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形势图说，国民党如进攻延安，那我将被迫从边区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并宣布中共代表团将于日内回延安，但南京、上海两办事处仍将保留，由董必武、钱之光主持。
中外记者来得特别多，把会场都挤满了。代表团工作人员则在窗外旁听。
这天晚上，民社党宣布“有条件地参加国大”。
十七日晨，国民党还假惺惺地派张群来挽留周恩来。张群居然说什么政府并未关闭和谈大门，希望周恩来先生再等几天。周恩来直截了当回答，和谈大门已由政府关闭，留在南京是无益的。
当天晚上，周恩来写信给郭沫若夫妇，信中说，“沫兄回沪后，一切努力，收获极大。青年党混入混出，劢老（张君励）动摇，均在意中，惟性质略有不同，故对劢老可暂侍保留态度。民盟经此一番风波，阵容较稳，但问题仍多，尚望兄从旁有以鼓舞之。民主斗争艰难曲折，居中间者，动摇到底，我们亦争取到底。……政协阵容已散，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到时如仍需和，党派会议，联合政府仍为不移之方针也。弟等十九日归去，东望沪滨，不胜依依。”这封信对第三方面作了正确的估计，表示了我方继续争取的方针，并反映了他的无限惜别之意。
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邓颖超、李维汉等十余人，乘美军专机回延安。到机场送行的有董必武和办事处部分同志，邵力子、吴铁城的代表和马歇尔的代表也来送行。起飞前，记者问周恩来，什么时候回南京？周恩来对记者说：总有一天要回南京来的。
到达延安机场时，他们受到朱德总司令等负责人和许多群众的欢迎。
当晚，周恩来在延安接见记者时说，中共将同意与南京重开谈判，唯谈判须以下述三点为目的，即重新成立各党各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召开新国民大会。
李维汉高兴地在这一天的日记上写道：“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这是党的统战工作的最大胜利！”十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的会议上报告了国共谈判和蒋管区的情况。
他说：谈判一年多，党的和平、民主、统一、独立的主张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蒋介石的独裁内战在人民中暴露了，把美国企图独霸中国的面目也弄清了。
我们的方针还是要民主、和平、独立、统一，为了实现这一方针，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毛泽东、刘少奇都充分肯定了代表团一年来的工作。会议决定：今后的要求是恢复一月十三日停战令时的位置和实行政协决议。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回延安后，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改为中共驻京办事处，由董必武主持；上海代表团办事处改为中共上海联络处，由钱之光负责。
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下，继续坚持同美、蒋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和各方面的工作。
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指示叶剑英、董必武：力争在国统区的京、沪、渝、平、春（长春）五地保留公开机关，以便宣传群众、联系群众、教育群众，现在和平之门已关闭，国统区情况将更加恶化，要求马歇尔在紧急时派飞机将我公开机关的同志送返延安，同时要加强学习，也要准备进集中营。董必武收到电报后，即向南京和上海的主要干部传达，要坚决遵照中央指示开展各项工作，并要党支部加强保密教育和气节教育，准备应付任何恶劣情况。
坚持在南京、上海工作的全体同志，在董必武的领导下，坚持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完成了党的任务。
周恩来回延安以后，蒋介石不承认他关了国共和谈的大门，仍要他真内战假和谈的反革命两面手法，以欺骗国内群众和国际舆论。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对各战区发出侍天字第70号密令：“明年上半年各部队作战目标，应以打通陇海、津浦、同蒲、平汉与中东铁路诸线，肃清冀、鲁、晋、陕等地境内股匪”，“在今后一年内，彻底消灭万恶之奸匪。”可见蒋介石对中共切齿痛恨的狰狞面孔。可是蒋介石全面进攻的力量还未准备好，为了欺骗人民和国际舆论，又玩弄花招，散布“和谈”空气。
我党早就看穿了蒋介石的阴谋诡计，立即加以揭穿，并提出恢复和谈的条件，以教育人民。
十二月四日，董必武把周恩来致马歇尔的电报以备忘录转给马歇尔，内容如下：马歇尔将军阁下：周恩来将军嘱我将下列电报递交阁下：由于一党操纵的‘国大’之召开，政协协议已为蒋介石主席撕毁无遗，国共两党间已无谈判的基础，然为符合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民主之愿望，本党主张，如国民党立即解散刻在开会的非法‘国大’，恢复一月十三日停战令时之军队原防，则两党仍可重开谈判。
乞将上述各点转致蒋主席。
董必武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四日于南京十二月九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司长叶公超对中外记者放出空气：政府现正考虑派员飞赴延安访晤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及该党代表周恩来。当天，《中央日报》记者就此消息到梅园访王炳南。王炳南回答：中共的最后态度已明白表示，即一、政治方面须解散“国大”；二、军事方面须依照一月十三日停战令。若政府不接受此两点，即派员去延安也无意义。过两天，《中央日报》记者又问董必武，董老回答：自周恩来返延后，我未与国民政府及美国调人方面接触，关于此事，中共迄未接到通知。十二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双十二”会上演讲，重申中共对恢复和谈的态度，指出“立刻解散正在开会的一党包办的非法的分裂的‘国大’，承认恢复一月停战令所规定的双方军队的位置，国共谈判便可重开。”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延安应新华社记者的访问，谈到国共谈判的前途问题时指出：“谈判大门是国民党政府拿它的‘国大’的手关闭的，如果重开谈判，国民政府必须：（一）根据停战协定，承认恢复一月十三日双方驻军位置，实行停战；（二）根据政协路线，取消非法‘国大’及伪宪，重开党派会议协商一切。”国民党一党包办的非法“国大”在通过宪法草案后于十二月二十五日闭幕。
几天后，蒋介石又耍和谈花招。三十一日晚蒋介石发表一九四七年元旦广播词说：对中共问题以政治解决，国民政府决不关闭谈判之门，而且还期待中共参加政府。接着，邵力子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二日到梅园中共办事处访董必武。同日，国民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奉蒋介石电召到达南京。邵力子、张治中是长期同中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所以就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和猜测。一月九日，国民党中宣部长彭学沛发表谈话说：政府对于停止冲突及改组政府等问题的具体办法，甚愿与中共竭诚商谈，以期和平统一能早日实现。
王炳南于十日即给以批驳说：国民政府一方面在解放区实行大规模军事进攻，一方面侈谈迫切需要和平，如国民政府愿与中共恢复和谈，则应该接受所提出之两项要求，即恢复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及重新拟定宪法。一月十日，孙科又发表题力《对时局问题的一个建议》的书面谈话时说：“我以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好于不久的将来各党派负责代表（自然连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内）再来举行一次圆桌会议。”这一切，都是故意渲染和谈空气的表演。
一月十五日，蒋介石约司徒雷登谈话，并交给司徒雷登一份重开谈判的四点方案，一、政府希望派代表团前往延安或请共产党派代表回到南京继续商谈，或者由他建议举行所有各党派圆桌会议。二、政府和共产党应立即各自发布停火令，共同商讨实施停火令的有效办法，三、政府愿意恢复讨论整编军队和恢复交通的实施计划，计划将以“前三人小组”的原则为依据。四、政府希望和共产党立即达成协议，以便公开而合理地解决争议地区的政治控制问题。蒋介石要求司徒雷登将重开谈判一事告诉中共驻京代表，但不讲上述四点方案，只讲张治中己被初步确定为代表国民政府的人选，代表团有讨论重大分歧的完全自由。十六日，司徒雷登将国民政府派张治中赴延安的决定通知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王炳南。
当时董必武正在上海，南京办事处工作由王炳南（对外）和我（对内）负责。王炳南和我商量，认为此事很重要，除立即电告中央外，由王炳南立即去上海向董老报告，并将董老致中央的电报稿带回即发中央。十七日，中央给董必武回电，指出：美蒋提出的和谈是欺骗，是为了重整军队再度进攻，同时也为了对参加三月莫斯科会议的美国能有所交代。我党必须坚持两条：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和取消伪宪法。要多向民盟及第三方面解释，莫空谈和平。我们收到中央指示后，即报告董老。十八日上午，王炳南当面通知司徒雷登：中共中央对和谈问题坚持过去所提的两项条件，一、遵守停战协定，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双方军事位置；二、取消伪宪，重新制定宪法。如果国民政府同意此两项原则，恢复和谈即刻可在南京开始。否则，如国民政府仍然拒绝此两项原则，即使派人赴延，亦无补于事。
由于我党坚持恢复国共和谈的两项原则，国民党的假和谈面目被揭穿。
为推卸责任，国民党中宣部于一月二十日发表国民政府对于商谈的愿望及其经过的说明。但是民主同盟和第三方面的多数人士，都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已经起不了欺骗作用了。
一月二十四日，在经过周恩来修改的党中央致董必武、王炳南电中，指示董暂驻上海不回南京，王应对美蒋洽谈，拒绝国民党所提四条，而要美蒋接受我党提出的两条。否则，不能开谈。因此，国民党喧嚷一时的“和谈”空气就消失了！对蒋介石坚持武力消灭中共又玩弄假和谈阴谋，以及中共坚持两项原则的一贯严正态度，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是看得很清楚的。在这样情况下，使他们感到艰难处。加以美国在调处中支持蒋压中共的立场，日益为中国人民所识破，特别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美国兵在北平强奸中国女学生的暴行被揭露，引起了全国学生掀起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的爱国运动以后，连许多崇美的人也改变了对美国的态度。因此，美国政府于一月六日宣布调马歇尔回华盛顿报告中国局势，马歇尔于一月八日回到美国。美国国务院当天发表了马歇尔对中国时局的声明。声明中避开美国和蒋介石对中国的内战责任不谈，而说中国“和平最大的障碍是国共双方彼此完全以猜疑相对”，而且把谈判破裂的责任完全推到中共身上，他说：“中共现已提出最后要求而促使谈判中断，他要求解散国民大会，并恢复一月十三日的军事位置，这都是政府所不能接受的。”针对马歇尔的声明，周恩来在一月十日延安各界声援全国学生爱国运动及纪念政协一周年大会上发表《评马歇尔离华声明》的演说，严正驳斥马歇尔声明中对中共的攻击和污蔑，指出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的是蒋介石和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所采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周恩来说，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的双方军事位置，取消蒋宪与重开党派会议，是最公允的妥协，也是最低限度的和平民主要求。他希望马歇尔返国任国务卿后，重新检讨对华政策，停止援助蒋介石政府进行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不再干涉中国内政，重新调整中美关系。
l月二十九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已决定终止其对三人小组会之关系，军调部之美方人员，尽速撤退。司徒雷登邀王炳南至其使馆，将美国政府上述决定通知中共。
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分局及董必武、叶剑英的指示，指出：美国撤出三人小组和军调部是我们的一大胜利，我们可表示：一、美方结束三人会议，表示美方已最后地破坏停战协定，不再受其约束了，但我仍愿为实现一月停战协定而奋斗。二、美方结束军调部，表示美方已公开退出调处，我们主张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但美国应停止对蒋的一切援助。三、要求美国撤退在华一切海、陆、空军及军事训练机构。
董必武二月一日在上海对上海各界人士谈美军退出军调部时说：中国的和平民主决不依靠外力，自己可以获得。
由于我党对蒋介石真内战假和谈的阴谋以及美国积极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反动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揭露，使全国人民更认清了美蒋的真面目，进一步赢得了人心，取得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
五十八、再见之期当在不远
由于时局的日益恶化，南京、上海两个办事处都必须有计划地安排干部和工作。
周恩来在南京的时候，南京局和南京、上海两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有百多人。估计到国共谈判破裂我公开机关人员必将撤离或被扣留的情况，代表团和南京局研究，根据工作的需要和干部的情况，确定分疏散、隐蔽、撤退三种方式处理。一九四六年十月，周恩来就在上海亲自布置章汉夫、刘宁一、夏衍、许涤新、萧贤法、乔冠华、龚澎等去香港工作。十一月，形势很紧张了，南京局组织部长钱瑛，根据南京局的决定，带上南京局所属地下党的关系和部分平、津学生中的党员关系，转到上海隐蔽。南京局和上海工委同秘密组织完全分开，使公开机关撤退后，有秘密组织继续领导斗争。一九四七年一月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分局，由刘晓任书记，钱瑛即参加了上海分局，但下面的组织仍分工领导，不互相联系。有少数江、浙籍干部可回家或能找到社会关系隐蔽的，即暂时回家，把关系转到上海地下党，由地下党设法和他们联系。
大部分是公开活动又无法隐蔽的，就利用美军飞机直接送回延安或经北平转延安，少数经上海解放区救总办事处搭乘运救济物资的船只到山东烟台。除办事处工作人员外，还有云南爱国将领张冲，因同我党有密切关系，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董必武同意云南工委建议，张冲以“国大代表”名义到南京，然后将他化装乘飞机到北平军调部转送延安。任弼时的妹妹任培辰和妹夫单先麟，从上海到南京要求去延安，我们把她夫妇送到北平军调部，任弼时写信劝他们仍回上海，可为党做工作。他们回到上海后，单先麟在上海任警察局看守所长，我把他的关系转给上海情报工作负责人吴克坚并同他联系。单先麟在这段时间，为掩护和营救我被捕人员作出了贡献。我在南京先后布置了三部秘密电台，工作人员七人，全部移交给吴克坚系统在南京的负责人何以端，以后他们在南京、上海为党传递情报发挥了作用。
经过一再疏散转移，最后剩下南京办事处41人，上海联络处13人，上海新华日报社、群众杂志社20人，共74人。在国民党特务的包围监视下，我们仍不放弃任何工作机会。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接待了从湖南宁乡来的李石锹。当时我的爱人紫非因交通困难带了两个孩子从重庆到湖甫宁乡父亲（地主、在地方有点声望）家隐蔽，等交通畅通再来南京。她发现李石锹常和她父亲、伯叔等秘密串联，似有秘密活动，但又不能明说，就暗示李到南京梅园来看我，告我她们母子情况。李本来知道紫非到过延安，我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他很高兴地找到了我。李说明了紫非情况和他真实来意，要求找到党的关系，领导他们在宁乡一带搞秘密武装，准备迎接解放军。我报告了钱瑛，并一同接见了李。钱瑛因忙于准备去上海，就交代我和组织部的梁华给他看文件，听了李详细汇报后，给他谈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党的任务，鼓励他们在农村组织群众，利用可能条件进行合法斗争，可能时就组织武装迎接解放军。他回去以后就积极工作，组织了一部分群众和秘密武装，配合了解放军解放宁乡。
十二月初，新疆伊犁地区革命领导人、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阿巴索夫，是新疆的“国大”代表，利用到甫京开“国大”的机会，秘密来到梅园访董必武。他要求中共承认新疆共产主义同盟，向新疆三区派政治、军事、经济工作人员，并希望帮助建立电台同延安中共中央联系。董必武报告中央，中央指示：中共愿与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友谊关系，可先派电台人员去同延安建立通信联系。根据董老指示，我派了电台台长彭国安携带小电台和密码，化装成阿巴索夫的亲戚同他一起到达迪化。因条件困难，通讯不畅，就每天收抄延安新华社电讯，提供三区革命领导人传阅。有些消息就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使新疆各族人民听到了延安的声音。彭国安一直坚持到新疆解放，并继续在新疆电信局工作了一个时期。
美国政府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决定撤出三人小组和军调部，宣布了美国“调停”的失败，这表明美国要支持蒋介石进行全面内战。国民党特务对我党在南京、上海、重庆、北平等地公开机关的限制、监视也加紧了。我们除了提高警惕加强保密纪律外，仍照常进行各种正常活动。随时准备被迫撤退以至进集中营。
二月六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大使司徒雷登博士，本日已通知中国政府，及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谓美国政府将协助受委任之中共人员，返回可能通行之共党区域，并协助国民政府执行小组人员，返回原来之站头，直至三月五日为止。
这就是美蒋共同谋划而先由美国大使馆放出逼迫中共机关自动撤退的信号。
中共中央洞察美蒋的阴谋，一面公开揭露，一面指示我京、沪、渝人员，一定要坚持非赶不走的原则，坚持斗争。
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就蒋介石准备于北平执行部中共代表及工作人员撤完后，企图以各种手段达到扣留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处联络人员，逼迫中共人员自动撤退的目的，特发表声明指出：京、沪、渝三地中共联络处之设立与存在，以前皆为国美双方所要求，及国方所许可。其任务为与中外各方联络，包括与联总、行总之联络在内，除非国方决心从此以后不再谈判，正式通知中共撤退此等机关，或中共方面自行决定撤回，则决无取消之理。如果国方既不正式通知中共方面撤退，还要阴谋扣捕中共人员，则一切后果应由国方负责。
二月二十日晚上，我得到可靠消息，蒋介石已决定要赶走中共驻京、沪、渝三地联络机构和封闭《新华日报》。我立即电报中央。因为没有什么秘密了，为争取时间，我立即先用长途电话报告上海董老、钱之光，接着又以长途电话直接告诉重庆张友渔，告诉他们立即动员做准备工作。使他们提前一星期作了准备。
二十一日，中央致电董必武、王炳南，指示坚持不自动撤退京、沪、渝的我党联络办事机构，表示决不由我方关死谈判之门。
我们遵照中央指示，动员全体同志坚守阵地，并将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散发给中外记者和各方面朋友，表明中共决不自动撤退联络机构，决不由我方关闭谈判之门。
二十一日，驻北平军调部中共方面代表叶剑英，借参谋长薛子正、新闻处长黄华等最后一批21人，乘美军飞机返回延安。北平军调部就此结束。我们得此消息后，对外仍不动声色地照常工作，内部则加紧准备撤退，开始销毁文件，加强气节教育，准备应付特务突然袭击。
二十六日，中央再次电示南京董必武、王炳南、童小鹏，重庆吴玉章、张友渔：京、沪、渝联络办事人员，一定要坚持非赶不走的原则，到处揭穿蒋介石的恐吓手段，以鼓励进步群众和中间人士与蒋斗争的勇气。我除立即派人到上海向董必武、钱之光报告外，即和王炳南商量把中央指示精神通知民盟和进步朋友，坚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即使中共联络机构被迫撤退，或者人员被扣留，他们的斗争也不会是孤立的，强大的解放区军民和蒋管区革命人民就是他们的后盾，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蒋管区人民的革命斗争高潮，必将使民主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朋友们都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
蒋介石知道中共联络机构要坚持斗争，他逼迫中共人员自动撤退的阴谋失败后，即于二月二十七日开始下“逐客令”了。二十八日凌晨三时，重庆警备司令部，派军官送给重庆化龙桥新华日报社一个“通知”，限令《新华日报》自即日起停止出版，所有工作人员“停止活动，听候处理”。随即派来军、警、宪、特二千多人，全副武装，如临大敌，把报社团团包围，并把人员集中，限制行动自由。同时，又包围和搜查了中共驻渝联络处和四川省委机关曾家岩五十号、红岩原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在城内的所有办事处地点，并将中共在渝的所有工作人员二百四十九人包括中共代表、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国民参政员吴玉章集中软禁在几个地方，搜查了所有的办公室和宿舍，抢走了部分财物，《新华日报》的材料也被“点交代管”。经吴玉章向重庆市长张笃伦、警备司令孙元良提出抗议，质问是谁的命令，要求他们撤退军警。他们只答是上司的命令。在吴玉章领导下，二百多人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经过周恩来、董必武的交涉，吴玉章、张友渔等二百四十九人于三月八、九两日，分乘四架美军飞机安全回到延安，《新华日报》自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汉出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被封闭，共出版发行了九年零49天。连最后一张未印完的全部报纸，均运回延安，以后又运到北京，成为党史、文化史的宝贵资料了。
二十八日，南京、上海两地的警备司令部同时通知中共南京办事处、上海联络处，限于三月五日前撤返延安。军、警、特务立即进入上海联络处，禁止行动和打电话。因为我们事先早有准备，所以都从容对待，抓紧准备撤退工作。南京是首都，中外记者多，也很敏感，连日来都不断到梅园来打听消息。
国民党怕外国人批评，除了加紧包围、监视外，还不敢闯到办事处院里来。
当然，我们早准备他来的，只保留几天用的、随时可消毁的密码，他们什么也捞不到。
周恩来在延安十分关注京、沪、渝三地的工作同志。二十八日晨，他还未收到我们的电报，先听到了南京中央社广播，渝、宁两地当局已下“逐客令”的消息后，立即致电董必武、钱之光、王炳南、童小鹏并转告香港方方等，对我人员被迫撤退一事作了详细指示。主要内容是：一、顷据蒋方广播渝宁两地均已下逐客令，估计上海必跟着来，剩下解总联络处，为时不会久。二、蒋此次逐客，系用地方当局出面，以保护安全的形式，但我们须逼国民党负最后破裂之责。办法有五：甲、由周电蒋；乙、由董（必武）、王（炳南）在沪宁分别以口头及书面询问吴铁城、吴鼎昌或宋子文，国民党政府是否已知道京渝两地地方当局此种行动。如知道，则请其以正式公文通知中共驻京代表董必武，我联络机关自当撤退，但必须限期延长；丙、蒋若对甲、乙两项不答复，我则向中外公布；丁、动员京、沪中外记者质询蒋方人员、逼其回答，以明责任；戊、党在撤退前发表谈话，并宣布交涉经过。三、王炳南立即向美方说明经过，交涉撤退所需全部飞机。四、解总人员将来撤退，应要求联总、行总由海路送烟台或其他口岸。当日，周恩来就致电蒋介石，对限令我人员撤退之事提出抗议和质问。并指出，为判明谈判破裂的责任与手续起见，要蒋以正式公函通知中共驻京代表董必武，并须延长撤退时限至三月底。我们接到电示后，立即报告在上海的董必武、钱之光、王炳南。三月一日，董必武到上海市政府找市长吴国桢，吴以有事推托不见，又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找宣铁吾，董老气愤地质问宣铁吾说：“我们中共代表是你们政府请来谈判的，为什么下令包围我们，剥夺我们的人身自由？”宣支支吾吾不作正面回答。董必武告诉宣铁吾：“我立即要离开上海去南京，联络处和《新华日报》人员也即将去京，你们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宣铁吾只得答应。
上海联络处因受特务包围、限制不让外出活动，也不让记者来访，发言人陈家康就站在阳台上向记者和过路群众大声宣布：蒋介石最后关死谈判之门，决心全面内战，要把我们赶回延安去了。我们就要同上海的朋友们分别了，但我们坚信，人民总是要最后胜利的，我们一定要回来的！除记者外，过路的人都站着听，越来越多。陈家康就这样开了一个特别的记者招待会。
民主人士听到中共人员要撤退，都很关心。黄炎培托人送信给董必武表示慰问，柳亚子、马寅初斥退特务的阻挡到联络处拜访董必武。
董必武离开上海前，三月一日在特务的包围监视中，参加了上海联络处一次特别的支部大会。他先分析了革命形势，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但斗争中还有许多困难，还要流血牺牲。接着董老就对大家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要同志们做最坏的准备，或进集中营，或被一个一个抓起来。不管怎样，也要保持革命气节，要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同志们都表示，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决不做违反党的利益的事。
三月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就蒋介石强迫中共驻京、沪、渝代表及工作人员撤退一事发表声明，指出：蒋方这一荒谬措施，无论是出于蒋介石本人的命令，或是地方当局的胡作非为，都是表示蒋方已决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关死一切谈判大门。蒋介石这一荒谬步骤，如不立即改变放弃，那真是他自己走到了绝路，一切后果由他负责。我们收到后，即用新华分社通讯稿印出四处散发，一直寄到国民党党政机关中。
同日，王炳南将周恩来致蒋介石电送交吴鼎昌。同时，将中央决定京、沪全部人员撤回延安的电报转报董必武。董老于当晚偕夫人何莲芝及孩子等乘火车离沪于三日晨七时回南京梅园。王炳南和我即向董老汇报撤退的准备工作。董老稍事休息后又往访张治中、张群和邵力子，当面谴责国民党最后关闭了和谈大门，并商谈我驻京、沪、渝三地人员撤退之事，要求他们保证上述三地中共人员的安全和撤退时的飞机。董老还义正辞严地提出，上海联络处的人员不到南京，不保证重庆中共人员回延安的飞机，我就不走，董老又去看望了司徒雷登，谴责国民党关闭和谈大门、监禁中共人员的罪行，要求美国保证我驻京、沪、渝全部人员返回延安的飞机。董老回梅园后，即决定于七日返延安，并报经中央批准。
当晚，中共南京办事处复函南京警备司令部，指出：“美方协助之空运工具，未能于你部规定之期内充分拨用，须延至本月七日，如气候无故障，我处留南京人员眷属，决于七日飞延。”四日，周恩来致电民盟主席张澜，商请民盟代表保管中共在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财产，因事先我们己向罗隆基及民盟秘书长周新民等打过招呼，民盟总部表示同意，并将周恩来致张澜电转给在上海的张澜，张也表示同意。
当天，罗隆基正式通知国民党当局，如获允许，民盟即行接管。国民党当局只好勉强同意。五日，郑介民正式代表国民政府通知董必武，同意中共委托民盟代为保管京、沪、渝、蓉、昆所留的房屋及器材。五日，南京、上海、重庆的中共和民盟代表，在律师的证明下，当着警备司令部官员的面，办好移交手续，并正式登报声明。
周恩来出的这个好主意，一是保留中共的合法产权，不让国民党没收；二是民盟的物质条件比中共困难，托民盟代管，实际上也是让他们使用。一九四七年十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中共财产就连同民盟财产一起被国民党没收。可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只经过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过大江”，蒋介石盘据22年的南京就归于人民了。
于今，蒋介石的“总统府”和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代表所住的梅园，都成了历史的见证，历史已证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压迫人民投降帝国主义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必然要灭亡！代表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必然要胜利！“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已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大课堂。看到周恩来铜像，使人想起当时这位伟人领导蒋管区人民走向胜利的坚定意志。当年同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代表乘坐的那辆黑色“别儿克”小轿车，也成为重要的革命历史文物了。
五日上午，董必武在南京梅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董必武就国民党逼迫中共驻京、沪、渝三地人员撤退，对记者发表了谈话。董必武最后表示：盼能与诸位重晤于南京。
当日下午，上海联络处和《新华日报》工作人员钱之光、华岗、潘梓年、陈家康、刘昂等13人，在国民党军警严密监视下，乘火车到达南京梅园。他们把在特务包围中隐藏起来的几十根金条，又巧妙地取出来分藏在身上带到南京，撤返延安时上交给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当时，蒋经国正在上海表演“打金老虎”的闹剧，如果黄金被发现，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有很大损失，在钱之光的领导下，他们冒着极大危险保存党的经费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六日下午，一切撤退工作都准备好了，我们利用从美军借来的大电台，将撤退的准备工作和全部人员的名单以及几天来各方面的反映，给延安党中央发出最后一批电报。南京报务员同延安报务员打了最后一个“88”（亲密的）符号后，关闭了机器。章文晋请来美军技术人员来点收，他们如数点收后运走了。我们一再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六日晚上和七日凌晨，我们的秘密小电台同延安通了最后几次电报，完成了它的最后光荣任务，就装箱侍运回延安了。
为了使南京各界人士及时了解我们撤退的真相，经董必武审批了的中共南京、上海全体工作人员的《告别启事》指出：“当此世界趋向和平，国人厌战已极之际，必武等虽与各方好友暂时睽隔，再见之期，当在不远。”这个启事，经梅益交给友人《南京人报》记者王孚庆于七日见了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南京天气晴朗，但有春寒。上午九时，曾经在南京、上海艰苦战斗了十个月的74名党的战士：钱之光、华岗、王炳南、潘梓年、梅益、童小鹏、陈家康、刘昂等，在德高望重的董必武率领下，分乘几辆汽车，从军警特务的包围圈出来，告别了梅园新村，直奔中华门外大校场机场。
前来送行的有：国民党代表张治中、邵力子，民盟代表罗隆基、叶笃义，美方代表柯义上校及中外记者数十人。董必武对他们表示感谢，并发表书面谈话，称：“十年来从未断绝的国共关系，从此今已为国民党好战分子一手割断！”“目前虽战祸蔓延，中共党员将一本初衷，竭力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并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终必失败，好战分子将自食恶果”。董老同张治中、邵力子等握手道谢后即登上飞机，并挥手对送行的人说：“再见之期，当在不远。”三架美军飞机相继起飞，于十二时安全到达延安，受到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丰富春、林伯渠、叶剑英、邓颖超，陆定一、李维汉等许多同志的欢迎。
2007/09/10
第十六章继续为国内和平奔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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