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为人民争胜利果实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历时八年，取得了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领导八路军、新口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敌后坚持斗争，经过大小十二万次战斗，消灭日伪军一百七十余万人，其中日军五十二万余人，俘虏敌伪军约三十万人。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十九个解放区，面积近一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人。建立了正规军一百二十余万人，地方民兵二百六十万人。抗战胜利后我们的目标是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开过党的七大后，周恩来继续留在延安。忙于筹备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
中央决定：如果国民党独裁地召开所谓“国民大会”，我们就在十一月召开解放区代表会议与它对立。我是七月一日随王若飞陪黄炎培、章伯钧六参政员飞延安的，住在杨家岭周恩来院子窑洞内，他要我看整风运动中编印的《两条路线》和七大文件，我就一直住了下来。
在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我们作了充分的准备。八月十日，中央发出《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十日，周恩来起草用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要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限期接受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的敌伪投降，如遇拒绝投降缴械，应予坚决消灭。十一日，又连续起草延安总部第二至第六号命令，令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所部，即从现地出发，向辽宁、热河、察哈尔进发；令冀热辽边区的李运昌部，即向辽宁、吉林进发：令贺龙、聂荣臻部向绥远、察哈尔进发。各部都应向敌伪侵占的城市、交通要道举行进攻，迫使敌伪军无条件投降，如遇抵抗，则坚决消灭之。
十六日，周恩来又为中央起草发给重庆局（当时董必武出国参加联合国会议，王若飞在延安，由张明和徐冰负责）的指示电，指出：数日来，蒋介石以更大力量在扩大内战宣传，企图嫁其责任于我，欺骗人民，好便于他放手内战，继续独裁。“我为揭穿蒋之欺骗阴谋，应集中于宣传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主张和平、主张民主四个口号。”“你们应在报纸上，在中外人士中，配合延安广播，坚决地予以严斥，以压倒蒋之反动宣传，推动各方。”各解放区遵照中央的指示和总部的命令，立即紧急动员，迅速集中分散的部队，组成强大的反攻大军，向日伪军送出通牒。从东北到华北、华中以至华南各战区，都向日伪军陆续发起了全面反攻。自八月十日到八月二十二日，华北八路军收复了威海、涿县、平山、辉县等70余座城市；华中新四军解放了溧阳、金坛等县城17座，重要市镇近二百个。
正当解放区军民乘胜进攻日伪，收复失地的时候，一直躲在重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蒋介石，为了垄断受降，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于八月十一日同时发出三道命令：令国民党部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而令共产党部队“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十二日，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令中国战区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日，蒋介石对日本侵略军司令冈村宁次发出命令：“在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与交通。”对此，中国共产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八月十三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致电蒋介石：“坚决地拒绝”他十一日的命令，指出他的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同时，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新华社评论，严正指出，蒋介石的命令，是在挑动内战。并呼吁全国同胞，世界盟邦一致起来，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十五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给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发出说帖，请他们转达其政府。
严正声明：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下，“有权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同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冈村宁次及其侵华日军，向中国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投降。同日，朱德再电蒋介石，提出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等六项合理要求。
各解放区根据中央指示，在反攻中取得了很大胜利。晋绥部队相继攻占了左云、文水等八座县城；晋察冀部队于八月二十五日攻占了张家口，并先后攻占遵化、阳曲、涞水等30多座县城；晋冀鲁豫部队收复了济源、沁县等30余座县城；山东部队二十五日解放了烟台，并先后占领了莱芜、章邱等30余座县城；华中部队解放了兴化、句容等30余座县城；华南部队攻克了宝安县等。
为了把参加七大后仍留在延安的八路军、新四军将领送回前线，周恩来要叶剑英、杨尚昆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交涉，派了几架C47运输机把一批将领送到太行山根据地，再转到前线。第一批是林彪、张际春等11人，于八月二十日起飞；第二批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滕代远等十人，于八月二十六日起飞。他们到达目的地后，立即传达中央的方针政策，指挥所部对日伪实行胜利的反攻。
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在争取抗战胜利果实的日子中，我们取得了很大胜利。从八月十一日至九月二日止，我军共占领了县以上城市一百四十六座和附近广大乡村，解放了大批人民群众，歼灭了一部分日伪军，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大量战争物资，扩大了解放区，壮大了我军力量，为制止蒋介石的内战作了充分准备。
九月二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但是，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四十五、陪同毛泽东到重庆
蒋介石发动内战时机辽未成熟，所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面积极准备内战，一面作出和平姿态。他接受政学系吴鼎昌的“假戏真做”主意，在八月十四日、二十日和二十三日，接连三次打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定大计”。他们估计毛泽东是不会到重庆来的。如果毛泽东不来，他就可以宣称共产党拒绝谈判，把内战的责任加在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来了，他就利用谈判逼我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利用谈判拖延时间，欺骗舆论，作内战的准备。
然而，延安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党中央反复讨论，研究对策。那几天，延安的枣园与往日有所不同，梨树林中，增添了毛泽东安详踱步的脚印。
他的办公室和中央书记处会议室，彻夜灯火通明。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开会，分析国内外形势，权衡毛泽东亲自去重庆的利弊。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收到斯大林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中共中央电，要中共与蒋介石妥协，并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亲自到重庆去。二十三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现在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能够取得的，英、美、苏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是不会改变的，他所以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因为上述诸条件约束着，周恩来和蒋介石打过多年的交道，对他有深刻的了解，对局势的判断也很精辟。
他说：从抗战到和平，实现这个方针的后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人心，我们是争取主动，逼蒋妥协。也有可能一面谈一面打，我吃亏他理亏。
这次会议决定先由周恩来去重庆谈判，毛泽东应去重庆，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定。周恩来在谈自己的任务时说：中央决定我出去，我个人的想法这是一个侦察战，最重要的是看蒋介石开什么盘子。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的，当然不能失去我们的立场。大家关心毛主席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出去：也不能作下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如何再作决定，对于蒋介石是否搞阴谋，也必须考虑。
周恩来紧张地进行谈判的准备，他草拟了对国民党政府紧急要求十一条，内容包括：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解放区和抗日军队有权派代表参加处置日本投降后的一切重要工作；严惩汉奸，解散伪军；释放爱国政治犯；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务机关；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和对新闻出版的检查条例；召开政治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紧急措施；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毛泽东看后增加了两条：救济被难同胞；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这些内容，都符合人民的要求与愿望。
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接到蒋介石二十三日第三次邀请电后，又接到美军司令魏德迈的邀请电。二十五日晚上，政治局七位同志与七月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一起，再次讨论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同意毛泽东去重庆，周恩来、王若飞同行。第二天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报告了昨晚讨论的情况。他说，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自然，去谈判必须作一定的让步，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当天，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说明我们党对谈判的方针。要点是，在谈判中，我方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以击败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我党在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并对各解放区的斗争作了原则的指示，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了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
党中央的方针，全党同志是拥护的，但不少人深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
那时在延安的一些同志议论纷纷，一些人认为：“蒋介石一面积极准备内战，一面又请毛主席去重庆，这是一个大阴谋，毛主席不能去。”有人说：“蒋介石是不讲信义的，毛主席不要成为第二个张学良。”有人说：“顶多周副主席去就够了。”一些解放区部队和地方党政负责人还打电报给中央，建议毛主席不要去重庆。
二十五日深夜，重庆办事处三楼的小电台收到延安来的AAAA急电，机要科立即翻译出来，是周恩来给钱之光和徐冰、张明的电报，说毛主席要到重庆谈判，对毛主席的安全警卫、注房、饮食等都做了具体指示，连要给毛主席准备洗脸盆都说到了。译电员立即把电报送给钱之光。二十六日清早，钱之光、徐冰、张明即召集有关同志开会，照周恩来指示一一落实各项工作。同志们都以能直接为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服务感到责任重大又无尚光荣。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知道后，都十分高兴，渴望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但也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尽管议论纷纷，大家一致相信中央是经过审慎考虑的，我们有广大解放区和强大的人民军队，有全国人民的拥护，还有国际上舆论的同情，蒋介石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毛主席下毒手。
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答复蒋介石表示要去重庆谈判的电报，也经新华社发到重庆。蒋介石原来估计毛泽东不会来，故作一番姿态，想假戏真做，结果是弄假成真了。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决定乘专机赴延安迎接毛泽东，蒋介石也派张治中随行，他们于八月二十七日飞抵延安。
八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延安天空特别晴朗，宝塔山在阳光照耀下格外雄伟，党政军干部和工农兵群众很早就来到机场，欢送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十时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随员胡乔木、陈龙、尤飞虎（警卫人员）及我一同来到机场，张治中、赫尔利也同时到达。人群中的欢呼声、口号声震荡着延河两岸的山谷。十一时，他们同中央领导同志握别后上了专机，毛泽东站在机舱门口挥动着巴拿马帽子向大家告别，专机即朝南方飞去。
八月的重庆，正是酷热的时节，人们的热情和天气一样要沸腾起来了。
到重庆九龙坡机场欢迎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以及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谭平山、冷御秋、郭沫若等，中外记者几十人。中共方面有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负责人、工作人员钱之光、熊瑾玎、徐冰、王炳南等。下午三时四十五分，专机降落，当毛泽东出现在机舱门口舷梯上，频频挥手向欢迎者致意时，人群中爆发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走下专机后，受到了中外记者团团围住，争着要获得第一手新闻，机敏的周恩来看到这个情况，心生一计，高声喊着：“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里来拿吧！”这才把记者吸引过去，这礼物就是毛泽东的书面谈话。于是周恩来把各界人士向毛泽东一一介绍，他们亲切地交谈起来了。
毛泽东的书面谈话说明了他到重庆的目的，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这个书面谈话，义正辞严，给人们看到了和平的前景，新中国的曙光。
当天晚上，蒋介石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赫尔利、魏德迈、张群、王世杰、邵力子、陈诚、张治中、吴国桢、周至柔、蒋经国作陪。宴会毕，毛泽东等三人即住在蒋的别墅林园。毛泽东在林园住了两天两夜，周恩来一直陪着他，先后同张治中、蒋介石、王世杰、张群、邵力子等进行了会谈。张治中把他在上清寺的公馆桂园让给毛泽东办公住宿，并派了宪兵警卫。蒋介石派了一辆小汽车给毛泽东使用。为了安全和工作上的方便，毛泽东住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只到桂园接待客人。三十日，办事处的同志知道今天晚上毛主席就要到办事处来，新华日报社和曾家岩的同志也都纷纷到红岩来，大家的心情无比激动。为了表示对敬爱领袖的欢迎，把刚刚竣工不久的礼堂打扫干净，摆上凳子。因为重庆的电压低，电灯不明，电台的同志特地买了个一百一十瓦的大灯泡，把会场照得格外明亮。当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从山下下车后爬上百多个石阶到红岩办事处进入会场时，白绸衬衣己被汗水湿透了。他仍神采奕奕，笑容满面地向同志们打招呼，问同志们好。
大家热烈鼓掌欢迎，欢愉心情真是难以言喻。接着举行欢迎晚会，演奏了陕北的“郿鄠调”，表演了一些小节目。小乐队用胡琴拉起了秧歌调，女同志请毛泽东、周恩来跳了几曲交谊舞。因怕毛泽东疲劳，主持人宣布散会。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毛泽东从此就住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二楼东北角一间较大的房间，因为这里比较安静，干部轮流在室外高地上放哨，以保证安全。周恩来无时不在考虑毛泽东的安全，他除了随时随地亲自检查安全措施外，特别对负责保卫工作的陈龙、龙飞虎、蒋泽民、颜泰隆、朱有学等同志交代“要机警细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主席的安全，不许有任何一点疏忽。”办事处的李泽纯副官负责毛泽东的饮食，专备了一个洋铁皮澡盆，毛泽东按照医生规定，每晚就寝前要洗一次温水澡，为了不干扰毛泽东休息，办事处规定，三楼电台人员值班、译电员送电报，都不穿皮鞋，只穿布鞋或打赤脚走路。原来我和爱人紫非带了一个两岁男孩住在二楼，她和小孩就搬到一楼去了。周恩来往在毛泽东对面，毛泽东休息时，他就脱了皮鞋穿着袜子走路。
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多次会谈，也会见了许多中外人士，参加各界举行的集会。周恩来除了和国民党代表举行谈判以外，其他时间几乎都和毛泽东在一起，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九月一日，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鸡尾酒会，由会长孙科主持。出席酒会的有孙夫人宋庆龄和国民党要人冯玉样、覃理鸣、翁文灏、邵力子、王世杰、陈诚、张治中、陈立夫、朱家骅等，民士人士沈钧儒、马寅初、左舜生、谭平山、李德全、王昆仑、史良、高崇民、刘清扬等。文化界、新闻界郭沫若、茅盾、阳翰笙、王芸生和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武官罗申。这是抗战以来重庆空前的盛会。
当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到达中苏文化协会门口下车时，黄家垭口的街上行人都停下来了，争相趋前一睹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的风采，一时把交通都堵塞了。毛泽东等进入会场时，楼下楼上都挤满了欢迎的人群，争着趋前握手攀谈，向毛泽东敬酒。周恩来以海量著称，出于对毛泽东的爱护，代他喝了一杯又一杯盛情难却的醇酒。散会出门时，大路上还挤满了冒着细雨等待看望毛泽东的人们。
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多次会见了宋庆龄，对她忠诚不渝地信守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献身于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和国内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表现出革命者的崇高气节，表示了由衷的敬意。这使宋庆龄和我党的关系更加密切，并进一步从道义上、物质上支持我党领导的解放事业。
早在抗战期间，周恩来同许多民主人士已建立了友谊，这次毛泽东来重庆，多次在周恩来陪同下，与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以及沈钧儒、黄炎培等会见并举行会谈。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说明了中共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并和周恩来一起表示支持民盟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政治会议的主张，这使民盟许多朋友认识了中共对于重庆谈判的方针是正确的，反映了进步人士以至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
国民党方面的人士，毛泽东也和他们广泛接触。冯玉祥第一次和毛泽东见面，他称颂毛泽东的到来象征着国内的和平团结，是喜事临门，并设宴欢迎毛泽东。毛泽东也称赞冯玉祥的爱国行动，并鼓励他为国共合作而努力。
抗战中从沿海地区迁入四川和川康资本家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和“西南实业协会”等三个团体，也派代表请求毛泽东接见。九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桂园接见了刘鸿生、潘昌猷、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范旭东、颜跃秋等产业界人士。他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能够发展的只有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现在抗战胜利了，中国应该建成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民族工业方有发展的前途。他也坦率地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但是现阶段，我们不主张没收资本家的产业，而是采取调节劳资之间利害关系的政策。共产党不会把工商业者当敌人，而是当朋友看待。三个小时的座谈，拓宽了工商业者的视野，消除了一些疑虑，很快在三个团体的范围内迅速传开，在西南国统区工商业者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还会见了一些国家的使节。他们应邀参加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的宴会，席间毛泽东、周恩来热烈祝贺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又访问了英、法和加拿大驻华大使。美国大使赫尔利，曾要充当国共两党的调解人，向新闻界吹嘘过他一直关心两党的团结，在重庆与毛泽东、周恩来都曾频繁接触。可是谈判进行了大约三个星期时，他偏袒国民党的面貌便暴露无遗，还以回国相要挟。毛泽东、周恩来不买他的帐，指出“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他嚣张不起来了。九月二十二日，谈判还在进行中，他悄然回美国去。到了美国，朝野有识之士对他颇多非议，不久地不得不辞去大使职务，从此消声匿迹。
毛泽东接见的国际友人，还有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对日本反战朋友深表敬意，高度评价他们站在正义一边。一件有趣的事是，抗战中一批美国飞行员来华参加对日作战，他们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和解放区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对共产党有良好的印象。特别是有80名在解放区遇险获救的，对共产党更是感恩戴德。九月十六日，在周恩来的外事秘书龚澎带领下，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三个美国飞行员到红岩来，送上一个内有几盒香烟的小包，上面写着向毛泽东问候，祝贺谈判成功，署名为“三个美国兵”。这三个名叫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尔曼的飞行员受到周恩来的热情接待。毛泽东知道此事，连忙抽空接见他们，和他们畅谈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意义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谈话后又设宴招待他们。三个美国兵受到启发，高兴地要求和毛泽东合影留念。毛泽东也欣然答应。我选了办公处西门口的芭蕉树作背景，两个美国兵分站在毛泽东两侧，一个蹲在前面，钱之光、龚澎、乔冠华、罗青、刘昂、章文晋等都挤在一起，合照了一张象征中美友谊，有着特殊意义的照片。
毛泽东来到重庆，这是难得的机会，在南方进行秘密工作的同志希望能亲聆他的指示，中央也要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川东特委、重庆市委以及打入国民党军政机关的一些同志，都秘密来到红岩，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一一向他们作了具体指示，使这些同志都感到斗争的方向更加明确，信心大大增加了。
在重庆的44天中，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在他亲自领导下，有关工作人员以最高的政治热情和责任心，完成了各项工作。不仅保证了毛泽东的绝对安全，还使他得到了较好的休息，能精力充沛地同蒋介石、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
四十六、谈判，波折迭起
国共谈判，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五年，实际上已经谈了十年。周恩来一直是唱主角的，这是因为他同蒋介石、国民党有着特殊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中，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担任这个角色。这次重庆谈判，是涉及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唱主角的自然又是周恩来。
这一轮国共谈判，可以追溯到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对延安的访问，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与他们会谈中，一致同意“停止国民大会”、“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还提出具体的建议：为着团结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共商国是，以便在民主基础上动员、统一与扩大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战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民主、自由、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起见，并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出在召开前确定下列各点：一、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面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及三方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方代表数），并经他方同意之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
二、政治会议之性质：1.公开的：2.平等的；3.自由的；4.一致的；5.有决定权的。
三、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1.关于民主改革之紧急措施；2.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参加的举国一致的政府）；3.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4.关于将来国民大会之召集。
四、政治会议召开以前释放政治犯。
五、为使政治会议顺利进行起见，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由各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上述四点及其具体内容。
这是中共对解决战后国内问题的见解，也是这一轮国共谈判的基本立场和主要内容的建议。参政员们不是国民党的当权派，但是他们对政局有一定的影响。
重庆谈判则是同国民党当权派的直接谈判，其重要性是中共领导人与参政员们的会谈不可同日而语。中共对这次会谈是十分认真的。但蒋介石国民党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会到重庆来，更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因此没有准备任何的方案。
九月二日，双方进行了一次交换意见性质的会谈，中共方面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国民党方面由王世杰等人参加。
在谈到自由的问题时，毛泽东同意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抗战结束后，关于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事给人民予一般民主国家在平时享有的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关于政党问题，毛泽东表示应给予各政党以合法地位，不反对制定政治结社法，但结社不应受到限制。
在谈到释放政治犯的问题时，毛泽东提出应该写在共同声明之中。王世杰说，此事政府准备主动办理，恐怕不能列入共同声明之中。至于何人应当释放，可以向政府提出具体的名单。
谈到解放区问题，国民党对“解放区”这个名词非常忌讳，称为“收复区”。王世杰说，政府至多只能作这样的承诺：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情使他们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歧视。毛泽东问：解放区内民选的地方政府将如何处置？王世杰没有直接回答问题，笼统地说，制度应当一致。
改编军队，这又是一个棘手问题。毛泽东提出中共军队应改编力48个师。王世杰无权也不愿谈这个问题，只是说，请注意两点：以前谈到中共军队编为12个师，是中央尚未裁军时所定的数目，最近几个月中央已裁去80多个师。
最后谈到受降问题，毛泽东表示，南京总受降是盟国的规定，如不能加派中共人员，分区受降必须指定若干中共将领在区域内执行。
国民党代表对这个问题不置可否。
这一天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
九月三日下午，具体问题的谈判正式开始，地点在重庆中山四路德安里一○一号，中共方面由周恩来、王若飞参加，国民党代表是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因为国民党方面没有提出具体方案，为了便于会议的进行，周恩来只好拿出我方准备的两党谈判方案交给国民党代表，请转交给蒋介石。主要内容如下：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民国十三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准）。
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八、结束党治过程，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一）政治会议即党派协商会议，以各党派代表及若干无党派人士组织之，由国民政府召集讨论事项如下：1.和平建国大计。
2.民主实施纲领。
3.各党派参加政府问题。
4.重选国民大会。
5.复员善后问题。
（二）确定省县自治，实行普选，其程序应由下而上。
（三）解放区解决办法：1.陕甘宁边区、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
2.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
3.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
4.参加东北行政组织。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一）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中共部队改编为16个军48个师。
（二）重划军区，实施征补制度，中共军队集中淮河流域（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即中共现驻地区）。
（三）保障整编后各级官佐。
（四）参加军事委员会及所属各部队工作。
（五）设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
（六）安置编余官佐。
（七）解放区民兵由地方编作自卫队。
（八）实行公平合理之补给制度。
（九）确定政治教育计划。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一）释放政治犯。
（二）保障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
（三）取消特务机关（中统、军统）。
这个方案，国民党代表立即转给了蒋介石。第二天，蒋介石召集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对两党谈判要点作了指示。一开始，蒋介石态度强硬地说什么“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第二条具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精神上与此完全矛盾者即不应提出。我方可根据日前余与毛泽东谈话之要点，作成方案，对中共提出。”蒋介石与毛泽东的谈话要点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强调他的“军令政令之统一”，没有把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地位。对于军队问题与解放区问题，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只准中共军队编力12个师；解决解放区问题的办法，他认为“绝对行不通”，只能由他的“中央”经过考核，延引中共人士参加省、县的工作。关于政治问题，蒋介石提出抗战结束后，准备改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将来召开国民大会后，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均可依法参加政府。以前选出的国大代表仍然有效，中共方面如果要增加代表，可以酌量增加名额。
双方的方案距离太大了。
当天晚上九时，双方就实质问题进行谈判。会议一开始，周恩来提出：上次双方提出前四天任意交换意见，以奠定谈话的基础，现在四天过去了，昨天有雪艇先生（王世杰）与毛先生的谈话，我们也提出十一项具体建议，可否以此为根据进行商讨？张群提出，要使商谈成功，有一个先决问题，即必须有互谅互信的精神作为谈话的基础，随后他认为中共“所提条件，距离尚远”。他主张“如同作战，首先攻坚，困难问题先聚精会神来商讨，集中力量来解决”。邵力子认为中共方案中九、十两项，“实在令政府为难”。
既然国民党代表谈到谈判的精神和问题的症结所在，周恩来即接着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解决具体问题遭到困难，自在我们意料之中，毛先生这次来重庆，完全是一种友好的活动，自然希望能解决问题，国共第二期谈判，政治、军事问题都没有解决。现在抗战结束，国家需要和平建设，国共第三阶段的谈判极为重要，我们在延安即考虑到这次谈判要尽可能的让步，如第一，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所以方案中没有提出，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方式，国民党认为有推翻政府的顾虑，我们根本未提党派会议；第三，国民大会的代表，中共主张普选，但雪艇先生与毛先生谈话时认为不可能，中共虽不放弃主张，但也不反对参加，现在也不在北方另行召开会议。凡此让步，都是这次谈话的政治基础，足以保证这次谈判成功。
邵力子承认中共“已有若干让步”，但又为国民党辩护，说“中央之让步亦已达到最大之限度”，照此方案提出的解放区处理办法，“将形成南北朝”。张群也说：方案中“九、十两条，实为问题症结所在”。他强调军队数目和驻地问题，只能按照蒋主席的意见办。解放区问题必须“政令统一”，如“解放区为国家内部另一种政权”，“与国家政令统一背道而驰”，将“导致国家于分崩离析之局”。
周恩来坦率地指出，我们提出解放区解决办法的四点，有两个原因，一，我党对国民大会的选举现已让步；二、国民大会以后无论在政府在议会，我党都处于少数党地位，这样我党的政治地位有什么保障？所以我们主张在一省一市我党占多数的，其主席与直辖市长由我党推荐，占少数的由我党推荐副主席副市长。这是为让步合作设想，使两党不致对立。我们提议政府承认我党现有地区的政治地位，所推荐的行政主管人员，仍由国民政府任命，各省行政，仅为我党推荐人员办理，并非由我党一党垄断。总之，我党此项建议的办法，其目的在促成国民大会的召开，并促成会后全国政治安定，两党均可安心。我们决非在中央体制与法令、规章之外，另外成立一种相反的法制与法令系统。
张治中说，我们必须朝现代化的方向前进，决不可再蹈军阀时代的覆辙。
中共是否必须争地盘争军队，才能保证其地位？我以为不然，中共如能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则其在国家的地位与国民中的声誉，必更高于今日。
兄等应承认这一事实，国家为酬劳将领，决不能学古代的裂土封侯。我以为兄等的文武人员应安置的，可向中央陈报，何人可任行政工作，何人可任军长师长，何人可以受勋，编一名册送来，中央必尽量采纳。
周恩来反驳说，兄等以封建军阀割据比拟中共，我不能承认。我们两党之拥有武器，且有18年的斗争历史，这是革命事实发展的结果。今日我们商谈，即在设法避免武装斗争，而以民主和平的方式为政治上的竞争。又向国民党代表诘问：我们认定打是内外情势所不容许，只能以政治解决。本此宗旨，我们党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不知中央准备的具体方案如何？因为国民党没有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他们的代表无言以对。
这次谈判直到午夜十二时才结束，因为双方“相距甚远”，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从五日起，谈判中断了三天。
从九月八日到十二日，谈判进行了四次。
在八日的会谈中，周恩来驳斥国民党报纸诬蔑中共“割据”。他指出，本来我方提案主张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如能通过，即可结束党治，实行普选，而一切军队之整编，省区问题之处置，皆可由联合政府办理，不必再如今日就个别问题来商谈，只因此提案未获得政府同意，所以这次毛泽东同志来渝，即不再提联合政府，而改提目前的十一项建议。这一建议的精神，在于承认国民政府的法统和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政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参加政府。我方已作了很大的让步。其他军队问题和省区问题，我们也都提出切实的方案，而兄等认为不能考虑，究竟政府有什么想法，我方极愿知道。
国民党代表则以为中共要其整编的军队太多，划分省区与国家统一的原则不符，没有提出具体的意见。其实，中共方案中已提出承认国民政府的法统与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怎能说是与国家统一的原则不符呢？周恩来觉得国民党方面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不能不再次说明：依据我方的建议，我党的军队已栽去一半，地区亦退出一半，政府既提不出方案，又不同意我方的方案，总不能要求我方一概让步，一概退出。
这天的谈判没有任何结果。谈判快结束时，张群将一份国民党拟定的《对于中共九月三日提案之答复》交给周恩来、王若飞。这个“答复案”虽然也承认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中共参加受降工作，在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原则上赞成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但对解放区问题，只是重弹老调，只准中共提出在抗战中卓著勋劳且在政治上有能力之同志，经中央考核，酌予留任：中共军队只能编为12个师。同时还提出，中央军队经过解放区时，中共军队不应阻其通过。
这个“答复案”虽然也有某些积极因素，但对症结所在的军队整编和解放区问题并没改变原意，周恩来看过后答称，我方当加以研究，已获得双方同意的，即可认为问题已解决；未获一致的，再继续商谈。
军队与解放区问题已形成僵持局面，十日下午继续谈判时，周恩来提出先讨论政治会议问题。
周恩来成竹在胸，评述了政治会议的性质和任务。他说，所谓政治会议，即党派协商会议。政治会议所协商的事项有五点：一、和平建国大计；二、施政纲领；三、各党派参加政府问题；四、国民大会问题；五、复员善后问题。会议由四方面人员组成：一、中国国民党；二、中国共产党；三、其他党派（包括青年党、民主同盟等）；四、无党派人士。四方面各选九人，另请蒋主席参加，共37人。
张群为青年党争地位。他说，青年党是第三个较大的政党，如果加入所谓“第三方面”，恐怕他们不愿意。周恩来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协商。
张治中提出：这个会议可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不同意称为党派会议。双方没有异议。
邵力子说，无党派人士遴选颇不容易。周恩来回答：曾赴延安的六位参政员中的傅斯年、王云五、胡政之都可以，国民参政会中代表产业界、文化界的无党派人士亦可遴选。
接着张群提出，会议中意见不能一致时如何办法？周恩来回答：我们可以尽量事先协商一致，即令会上有一二人持异议，亦不难说服。既然是协商，自应有几个大的原则以资约束。
这一天的会议，许多解决办法是周恩来提出的，显示了他解决复杂问题的才能，双方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逐渐接近。
周恩来提出，国民大会事关重大，为慎重计，应当延期。国民党方面虽然主张尽快召开，但对周恩来的意见并不反对。显然，谈判取得了进展。
十一日的会谈，由于要讨论国民大会代表问题，国民党中央的叶楚伧和内政部长张厉生也参加。叶楚伧强调战前选出代表九百五十六人，除去死亡和犯刑事案件的57人外，这些代表都是合法的。按区域与职业尚未选出及由国民政府遴选未定的代表共为四百八十名。国民党代表指出，其中二百四十名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只能在另外的二百四十名中给未选出的地区、职业代表和中共等其他党派。
王若飞对这个说明很不满意，指出过去所选的代表，是国民党一党执行时期所产生的，不足以代表各方面，而且代表任期只有六年，至今任期已满，自不能再代表国民。叶楚伧辩解说，实际上他们没有履行职务，不能认为任期届满。周恩来提出，应增选总数的三分之一代表。张厉生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国民大会的任务不过是制定宪法，至于根据宪法产生政府，是第二次国民大会的任务。周恩来接着诘问：如果确定这次国民大会为制宪会议，就只能制宪而不能行宪了。张厉生讲不出多少道理，只是坚持国民党的主张。
会谈快结束了，周恩来抓住时机向张厉生将了一军：今天趁内政部张部长在此，可否谈谈取消特务机关的问题？张厉生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十分尴尬。
十二日继续谈判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代表坚持他们的主张，毫不松口。
周恩来表示，为了“谅解政府的困难”，重选代表一事，我方可以让步。
谈到政治会议问题。周恩来说，他和毛泽东商量，认为国共双方人数不妨减少，以便延揽较多的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张群同意这个意见。接着谈共同纲领问题。周恩来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提出的“我们的共同要求”，即是我党所希望通过的共同施政纲领，希望政府方面也提出方案，共同协商，以便交付政治会议讨论。国民党方面对这个问题没有表态。
谈到参加政府的问题。邵力子提出两种方式：一、参加国防最高委员会；二、参加行政院。周恩来补充，还可以参加军事委员会。张群说，现在将改国防最高委员会力政治会议，自较参加行政院为妥当。讨论这些问题，没有引起激烈的争论。
九月十二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午餐，就军队整编问题进行交谈，蒋介石老调重弹，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此后谈判着重谈解放区和军队两个“症结所在”的问题。
对于解放区问题，周恩来再次申述，现在由我党控制的有19个解放区，已实行减租减息和民选政府，我们建议实行普选，自省县以迄区乡的行政官吏，均可在中央与各党派监督之下，实行民选，以选举的结果提请中央任命。
这种由下而上的选举最为公开而彻底，也不许一党包办。但我们顾及中央政令的一致，在全国其他地区未实行普选之前，不愿单独实行普选，所以这次提出切合实际的提案，主张某些地区己由中共负责的，由中共推荐主席，其他党派仍可参加地方政府，彼此合作。总之，关于解放区问题，我党在尽量让步。王若飞补充说，解决解放区问题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普选，请中央承认人民所选举的政府，否则只能采取我们现在提出的办法。
张群诘问：请问兄等所谓19个解放区，以什么为界限？共有多少个县？有多少个县长已经民选？周恩来回答：我们所提五个省中，除山西外，河北、山东等省几乎全部是解放区，山西除阎百川先生所管者外，也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县份是解放区。山东一百一十九个县，何思源能治理的只有三数个县，我们有80多个县，都有民选县长。张群说，山东已有中央任命的省政府，中共所占各县，自亦有政府任命的县长。王若飞很风趣地回答，中央虽委有县长，但都未进入县境，就像过去东四省主席远离省境，驻在重庆一样。国民党代表再说不出道理，仍以”有悖政令之统一”，使问题得不到解决。
军队问题的谈判相当激烈。在十五日的谈判中，周恩来指出，现在国民党有二百六十三个师，而中共只要求48个师，尚不及六分之一。我方现有军队一百二十万，一旦裁减为12个师，实在不可能。必须分期实施，将随国军之缩编而缩编。国民党代表仍坚持只能编12个师。为了打破这个僵局，中共再作让步，在十九日的谈判中，周恩来对国民党代表说，昨天我和毛泽东同志讨论的结果，有两件事情可以奉告：第一，我方拟在比例上让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原有二百六十三个师，我方应编为43个师，以后中央的军队缩编，中共也依此比例缩编。比如中央缩编为60个师，中共则为十个师；第二，关于军队驻地与解放区，岳军先生（张群）提出两个问题一并讨论，我们赞同，我方拟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八个地区的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地区。此为第一步；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的军队撤退，将43个师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以及山西之大部和绥远之小部与陕甘宁边区。解放区亦随军队之驻地而合一，即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与陕甘宁边区主席由中共推荐，天津、北平、青岛三特别市副市长亦由中共推荐。但对苏北、皖北、豫北三地区中共军队尚未撤退之前，其专员、县长均由中共委任。张群仍说所提方案甚难考虑，但又说他“无何意见”，等请示蒋主席决定。张治中则认为，军队整编不是数目大小的问题，而是根本观点不同的问题，中共的观点是有军队、有地盘，控制军政机关才有保证；政府则认为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于中央，否则民主乃分裂之民主，统一乃分裂之统一，中共军队悉数撤退到黄河以北，“岂非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王若飞听了气愤地说，汉奸部队已获得中央的委任，而中共抗日部队反而得不到中央的承认，应当知道，即使没有得到中央承认，中共军队也能得到生存与发展。
会议不欢而散。
二十一日，就军队问题继续谈判。张治中在发言中承认共产党的新方案有所让步，他说，为了顾及中共的困难，可以增加数个补充师，至多不超过16个师。其次，关于军事指挥机构，只能由中共按照军事指挥系统给予适当的指挥名义指挥军队。至于军队的驻地，不能笼统说“黄河以北地区”或“陇海路以北地区”。华北四省主席由中共推荐也不能赞同，这是“割据地盘”。
王若飞发火了：那末中央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周恩来虽然态度和缓，但语气也强硬，他指责国民党的观念是自大的。不以平等对待中共，因此国民党及其政府都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自西安事变以来一贯如此。我们今日既讲民主团结，彼此都应站在平等的地位，如果说，“我的是我的，你的也应给我”，这是什么民主？昨天毛泽东同志与陈立夫先生谈话，陈即要我们放弃外国的观念，放弃一党的武力政权，共图新中国建设。实际上是完全抹煞我党的地位。我党的一切都应交给国民党，殊不知我党所有军队、政权并非不愿交出，倘依照去年我党的提案，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成立联合统帅部，则我党军队与政权皆可交出来。但现在政府仍在国民党一党统治时期，我们怎能将军队和政权交与一党的政府呢？谈判又陷入僵局。
三个星期的谈判，中共一再让步，表现出谋求和平的诚意和愿望。国民党则是软硬兼施，企图迫使中共就范。中共代表感到无法再谈下去，为了使外界了解情况，周恩来向各党派如民盟、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以及文化、新闻、产业界人士解释中共的主张，说明谈判陷入僵局的原因。许多人对中共表示同情。
在这期间，民盟、青年党以及一些社会团体、知名人士、海外华侨、国际友人纷纷发表声明，希望国共两党谈判成功，国家和平统一。举国人民都翘首盼望谈判能取得协议，避免爆发内战。国际上英、美、苏都表示不愿看到中国内战发生，蒋介石有所顾忌，担心和谈破裂无法交代，不得不稍为改变顽固态度。谈判中断三天后，他们着急了，主动找中共代表要求重开谈判。
二十五日，张群在国民参政会宴请周恩来、王若飞以及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等，表示军队问题基本已有结论，现在商量政治问题和解放区问题。
二十七日，双方继续会谈。
首先张治中提出中共军队要缩编至规定数目，尚须经过相当的程序和步骤，此中技术问题是否可由军令、军政两部及中共代表另组小组会议，共同商讨。周恩来表示这个意见很好。后来中共方面派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为代表，与国民党方面的军政部次长林蔚、军令部次长刘斐，组成三人小组，解决军队整编的有关问题。
张群问中共代表对解放区的解决办法有什么新的意见？周恩来复述中共三次让步的情况后说，只能暂时维持现状，即各省政府能治理的地方，由各省治理；省政府不能治理的，由解放区治理。这个办法如不能同意，只好交政治会议解决了，张群对中共的几种方案不能实行作了辩解，认为维持现状不是真心解决问题，但他又说，在宪法颁布以前，也只能暂时维持现状了。
谈判的气氛显然有所变化了。
九月二十八日，十月二日和五日，又开了三次会，主要谈政治会议与解放区问题。
关于政治会议，双方的意见比较接近。同意在实施宪政以前，设政治会议，由国民党召集，各党派及社会贤达推荐代表参加。代表人数也确定为36人。
继续谈判解放区问题时，张治中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以行政专区为单位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数县联成一片的，由中共推荐行政督察专员。周恩来说，苏北、皖北可以用这个办法，冀、鲁、热、察四省，大部甚至整个省区都在我们治理之下，自不能相提并论。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周恩来提出，将一个多月来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其中总的方针、军事问题、政治会议问题等，双方同意或彼此意见接近的，择其能发表者发表之，以慰人民的渴望。在十月五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将他整理的谈话记录交给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一一传阅。张治中表示，这个文件大体正确，请邵先生将政府方面的意见修改后，即可作为发表公报的根据。周恩来告诉国民党代表，毛泽东同志来重庆已经一个多月了，准备在下周返延安。
张群立即表示要将这个情况向蒋主席报告。
四十七、《双十协定》终于签字
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谈判桌上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坚决斗争，我党又作了心要的让步，加之我军在上党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大量军队已进入东北，民主党派和广大群众都迫切希望国共谈判有个结果。这样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双方代表商定个纪要发表，把双方已取得协议的问题肯定下来，把尚未解决的问题也公布。十月八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举行会谈，商定即将签署的会谈纪要，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定名为《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纪要》经过蒋介石和毛泽东同意，定于十月十日在张治中公馆桂园由双方代表签字，十二日公布。因为毛泽东已离开延安四十天了，决定在签字后于十月十一日回延安。
蒋介石也因新疆伊犁事件（即伊犁地区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反对国民党的压迫，要求民族平等权利的斗争），急需派张治中去处理。
张治中在和平谈判中，当然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但他始终是希望国共合作共同建国的。他对毛泽东、周恩来都很敬重，为表示对毛泽东的欢迎和欢送的情意，于十月八日晚在军委会大礼堂举行了盛大的宴会。邀请了国民党参政员、党政军要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各方人士五百多人参加，盛况空前。
张治中先致词，他高兴地向大家报告，这次双方商谈的大原则大前提完全一致。如在民主、和平的基础上建国，在蒋主席领导下实行三民主义，这是毛先生提出来的。大家都认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是今天中国所必须遵从的大原则。在抗战结束后，我们要向和平建国的途程迈进。他也指出，还有些问题双方还有距离，还要继续商谈。他还很自豪地宣布：毛先生来重庆是他和赫尔利大使去迎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去延安。
毛泽东也讲了话。他感谢蒋先生的邀请和招待，感谢张先生及夫人举行这样盛大的宴会。他高度估价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人民获得了光荣的胜利，我们中国尤其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他说，“我们双方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的问题，具有异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商谈的结果，“大部分问题得到解决，还有些问题亦将继续商量解决，而且我们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外，其他的打算都是错的。”他又说：“困难是存在的，我们大家不怕困难，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大原则下，在蒋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我们这次的商谈，不是暂时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合作；不是一时的团结，而是永久的团结。我们互谅互信，共同一致，克服困难，一定可以建设新中国。”毛泽东光明磊落的讲话，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宴会充满着和平、团结的气氛。
宴会后，举行文艺晚会，观看名演员的精采表演。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等正为演员热烈鼓掌时，一件震惊重庆的突然事件发生了：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廖仲恺的女婿）从曾家岩乘坐小汽车送柳亚子回沙坪坝，归来途中，被国民党的兵用枪击毙了！司机已把李少石送到市民医院。
当周恩来在会场上听到新华日报营业部的来人报告后，内心很震惊，但他很沉着冷静，没有惊动毛泽东和张治中，不动声色地一个人离开会场到休息室，立即找到宪兵司令张镇和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周恩来用严厉的口气问张镇，“刚才听到报告，我的外事秘书李少石，从沙坪坝坐汽车回曾家岩的路上，被你们的兵用枪击毙了，你知道不知道？是否有计划的暗杀？”张镇听了也大吃一惊，立即回答：“我不知道此事。”周恩来又说：“那请你立即负责查明真相。”随即要张镇和钱之光一同于八时五十分赶到医院看望李少石。李因弹中肺部，流血过多，已经去世。周恩来流下眼泪悲愤地说：“二十年前，廖仲恺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犹历历在目，不料二十年后，他的爱婿又遭到凶杀……”因晚会快要结束，周恩来又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立即对张镇说：“晚会结束后，请你负责保护毛主席的安全，他坐在你的车上，你亲自送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张镇立即答应照办。散会后，周恩来先把毛泽东送上张镇的车后，他才把李少石被杀的事告诉张治中，张治中也答应要调查。周恩来回到红岩，简要地向毛泽东报告后，又立即同王若飞、钱之光等研究调查李少石被杀的事，并通知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同志，此事正调查中，要提高警惕，防止意外，但仍照常工作，不要惊慌。当晚十二时，张镇派宪兵司令部官员查验受伤汽车和李少石尸体。我背上照相机同钱之光一起到曾家岩陪他们，先对汽车检验照相后，又到市民医院检验尸体并照了相。
李少石遇难之事，发生在毛泽东在重庆的时候，又恰恰在红岩村附近的公路上，司机将李少石送到医院后又不知去向（司机是在重庆参加工作的）。
这不能不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有意破坏国共谈判的阴谋。甚至有谣传，特务本来是要暗杀周恩来，因李少石的眉毛粗黑像周恩来，把李认作周恩来错杀的……但周恩来沉着应付，一面当面交代钱之光和陈龙、龙飞虎等加强对毛泽东的安全保卫，以防万一；一面催促国民党当局迅速破案，又亲自找新华日报营业部的有关同志详细询问司机同他们接触的情况，并派人到出事地点向在场群众调查。
经过反复查证，到十日案情已经清楚。事情的经过是：八日下午，国民党左派柳亚子到曾家岩周公馆来了解国共谈判情况，周恩来已经外出，由李少石接谈。约五时，柳亚子要回到沙坪坝寓所，李少石出于对柳老的尊重，叫了办事处的小汽车陪着柳老回沙坪坝。车子回来经过红岩村附近时，有一批新兵正在路边休息，因车行过速，不慎碰伤了一个新兵，他们叫停车，但司机没有听到仍向前开。新兵排一个班长就举起步枪向汽车射击，子弹穿过汽车工具箱从李少石的后背穿入肺部。司机听到枪声又发现李少石受伤，立即加速把李送到市民医院，说明是八路军办事处秘书李少石，请医院抢救。
司机熊维屏怕责任重大不敢直接向办事处领导报告，开车到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报告了此事，并带了两个同志到医院看了李少石。接着又将车子开回曾家岩车棚，自己跑到民生路，将汽车钥匙交给营业部，要他们赶紧向办事处报告，就称病逃跑了。营业部同志一面打电话报告办事处，一面到军委会礼堂向周恩来报告。
李少石被杀的消息传开后，震动了重庆山城。中共代表向国民党抗议，要求追查凶手和阴谋策划人。蒋介石得到报告后也很紧张，下令戴笠彻查。
重庆卫戍总司令王赞绪、警察局长唐毅也派出专人调查，派法医验尸。
进步人士闻讯后都表示愤慨。九日上午，宋庆龄、邵力子、郭沫若、茅盾、刘清扬、张西曼等人士，都到市民医院向李少石遗体致哀。遗体停医院太平间，当晚入殓。十日上午，灵柩两旁摆有中国共产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送的花圈。宋庆龄亲往吊唁并送鲜花，对李少石夫人廖梦醒、女儿李湄表示慰问，参加吊唁的还有许多知名人士。下午一时，灵柩和花圈装上卡车，周恩来、钱之光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的部分工作人员乘车送到小龙坎墓地安葬。周恩来回到城里，又亲自到医院看望受伤的士兵，表示慰问，深深感动了伤病员和医务人员。
毛泽东离渝前题了“李少石是个好党员”几个字送给廖梦醒作纪念，给了刚失去亲人的廖梦醒和李湄以极大安慰。这张极为珍贵的题字，几十年来一直挂在廖梦醒住宅的墙壁上。
为在社会上澄清事实真相，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于十一日发表钱之光处长的谈话，说明，“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偶然事件”，并“感谢宪警治安机关医院法院的努力及各方人士的关心”。谈话详细说明了事实的经过。并表示愿意负责受伤士兵的医疗费用，如果因重伤去世，愿负责殓葬与抚恤。
李少石事件自始至终都是周恩来亲自处理的。在那种斗争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沉着坚定又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风格，给我们同志以深刻的教育，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使国民党的军警人员也受到感动。我们曾在重庆工作过的同志，几十年后都不能忘怀。在西花厅工作时期，周恩来曾几次当面对罗青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和我说：“张镇当时是宪兵司令，但是很快查清了李少石事件的真相；亲自护送毛主席回红岩，做了两件好事，一定不能忘记。”对于个别同志写回忆录时，仍说李少石是特务暗杀的，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邓大姐对这样不实事求是的说法也很有意见，曾要我告诉这样写回忆录的同志，一定要改正。
尽管发生了李少石事件，但国共双方商谈和准备签订协议的工作，仍旧照计划进行。
十月九日，毛泽东至山洞林园出席蒋介石、宋美龄举行的午宴，周恩来、王若飞及宋子文、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应邀作陪。最后毛泽东和蒋介石单独会谈。蒋介石仍要中共改变方针、政策，把军队和解放区交出来。
毛泽东说，不能同意。
十月十日是国庆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举行庆祝国庆招待外宾的鸡尾酒会。下午四时半，蒋介石到桂园张治中公馆访毛泽东，会谈十多分钟后，一同到国民政府参加酒会。我事前得到消息，即赶到桂园等候，本来想给蒋介石照相的，因看到警卫森严就没敢照，只在传达室偷偷看到毛泽东送蒋介石到门口，他们各自上车赴酒会去。酒会上，毛泽东向蒋介石祝酒，毛泽东说：“蒋主席万岁！”引起全场中外人士的注目。约至五时半，酒会结束，毛泽东回到桂园楼上休息。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离开会场到桂园。六时，在张治中公馆的客厅，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签字。毛泽东从楼上下来会见了双方代表，表示祝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共双方代表共同签字的协定，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和有原则的让步，终于诞生了。因为是在双十节签订的，所以通称《双十协定》。
《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共十二条，规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避免内战”；“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关于解放区政权和国民大会问题，纪要规定“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双方军队的整编方案未达成协议。
当天晚上，毛泽东偕周恩来同赴林园向蒋介石辞行。十一日早晨继续会谈，蒋介石仍坚持不肯承认解放区政权。毛泽东告蒋介石，他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留渝继续商谈未了事宜。
十一日上午九时十五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陈诚、张治中，都从林园来到九龙坡机场，前来送行的邵力子、张镇、张澜、陶行知、郭沫若、章伯钧等知名人士以及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部分人员、中外记者等，早已在机场等候。毛泽东在机场回答记者说，“中国的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不过困难都可以克服。”他同陈诚、周恩来、张澜等主要人士握别，随即登上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张治中、王若飞陪同送到延安。九时四十五分，专机起飞，于当天下午一时半安抵延安，受到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叶剑英、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干部、学生、群众二万余人的盛大欢迎，欢呼毛主席平安归来。毛主席在机场作了简短的讲话，说明这次谈判已取得初步结果，虽然还有困难，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他在讲话中特别感谢前次接他去重庆，这次又陪他回延安的张治中，并介绍张治中向大家讲话。张治中在热烈的掌声中讲了活。他说：奉蒋主席之命，能够欢送毛先生，实为一生之最大荣幸。他盛赞谈判的成就，强调中国从此即将步入长期的和平团结时期。当晚，张治中受到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的热情招待，并参加了欢迎晚会。十二日早晨，毛泽东、朱德等同张治中共进早餐话别。九时，张治中、王若飞与朱德、彭德怀等欢送人员握别后，乘原机回到重庆。这是张治中的第二次延安之行。
周恩来和我们在重庆工作的同志，一直关心毛泽东的安全。我从机场回红岩后，就一直要电台保持同延安台的不断联系，以等待毛泽东安全回延安的好消息。周恩来虽然很劳累还不肯休息。下午一时半，电台收到延安的急电，我到机要科一起翻译，当看到“毛主席已安全返延”几个字时，就立即下楼向周恩来报告，这时他心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安心地睡了。
毛泽东在重庆住了44天，每天都通过办事处三楼的秘密电台同延安党中央保持密切联系。他和周恩来、王若飞白天多在城内桂园接见客人（王炳南专住桂园为毛泽东安排会客日程和时间），或拜访友人，晚上回到红岩处理电报，来往电报多是打三A或四A的急电。周恩来先同毛泽东一起商量处理来电和发电，然后回到自己办公室亲自起草重要情报报中央。一般的是由我将王炳南、吴克坚及其他方面来的电报摘编成电报稿由周恩来批发。我在南方局一直主管机要工作，所以我每天晚上总要奉陪到他把电报处理完，然后拿到机要科去译发。延安的来电，也都是由我当面送给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看的。机要科和电台全体同志都以高度的政治热情日以继夜地工作，严格遵循周恩来对机要工作要绝对做到“秘密、准确、及时”的要求，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这一光荣的任务。当时的困难是很多的。本来自一九三八年冬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建立后，就架设了一部50瓦的公开电台，经过了重庆卫戍区司令部登记批准的，那时和延安的无线电通讯还较方便。但到了一九四三年，何应钦的军政部以各办事处不准在重庆设电台为由，把我们的电台封闭了，改由军政部的无线电总台同延安总部电台联络，为我们收发电报。我们除一般的电报送军政部电台代收发外，机密的紧急电报只得用秘密小电台与延安通报。送军政部总台发出的电报数量不多，不能反映谈判时来往电报多的情况，我们就乱写许多“无字天书”给他们发。一方面掩护了秘密电台，一方面吸引国民党专门破译我们密码的专家们去啃这些“无字天书”。我们重要的机密电报，就完全由秘密小台（只有五瓦）来收发。因为电台太小，重庆电压又不够（名义二百二十伏，实际不到一百五十伏），电台多，干扰大，报务人员就把电源改成一百一十伏，利用深夜或清晨干扰少的时间，以高度集中的精力和最快的速度收发。加上天气热、蚊子多，所以特别辛苦。但大家愉快地工作，完成了任务。
这里还要补充说一说张治中送毛泽东回延安的缘由。
毛泽东要离开重庆时，周恩来十分关心毛泽东回延安的安全。八日上午，张治中通知周恩来：蒋主席同意毛先生《纪要》签字后回延安，并用他的专机“美龄号”送。张治中并透露，蒋主席要他在《纪要》签字后，即飞兰州去新疆迪化解决伊犁地区问题。周恩来脑子一转，只派专机，如没有政府的人陪送，安全还没有保障。他灵机一动地对张治中说：“那你能不能先送毛主席回延安，再飞兰州呢？”张治中是心直口快的人，立即答复：“可以，但还要请示蒋主席。”当天上午，张治中就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先送毛泽东回延安，再到兰州去。周恩来听到后，也就放心了，他对张治中表示感谢，也请张转达对蒋主席的谢意。张治中也以此为荣，所以他在八日晚宴时，就高兴地向客人宣布，他将陪毛先生回延安。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是用尽了他的聪明才智。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张治中先生对毛泽东、周恩来的真诚友谊。
毛泽东回到延安的当天，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向政治局报告了在重庆谈判和工作的经过。他说，《双十协定》的意义，“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同志们对毛泽东在重庆四十多天的艰苦工作和取得的成就，都表示满意。
十七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由于他在重庆时过度疲劳，中央政治局决定让他疗养一个时期，中央工作仍由刘少奇主持。
四十八、艰难的谈判在继续
《会谈纪要》签订后，尽管还有一些重要问题没有解决，但它使各阶层看到了和平的曙光，除少数顽固分子外，广大人民是欢迎的。
毛泽东回延安，周恩来和王若飞留下来继续谈判没有解决的问题，先后举行了十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直到十月二十日才举行，商谈各方面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人数问题。在周恩来、王若飞的坚持下，最后在二十一日会上确定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主同盟六人，青年党五人。无党派人士九人，蒋介石为会议主席。
二十一日的会议上，棘手的解放区问题又提出来商谈。由于蒋介石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不让步，使得这个问题的谈判极为艰难。会上王世杰提出解放区问题与军事问题在召开政协会议时国共两党进行会外讨论。周恩来反对这个意见，他说，如果将解放区与整军问题列入会外讨论，将妨碍政协会议的进行，应在会前双方商谈有个眉目，他也好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因为中共方面先后提出四个方案，国民党都不同意。周恩来希望国民党也提出方案，国民党始终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方案。张群谈了所谓“个人意见”，说什么对解放区不致完全不承认事实与功劳，应尽最大努力加以解决。实际上国民党是不会承认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一年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延安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的报告中，回顾重庆谈判时说，“我们的方针是要争取承认我们己有的民主政权，由此推向其他地方使之民主化”，“我们用各种方法想使他们承认，但他们还是不承认，中心就是他们不愿中国人民得到一个民主的根据地。中国这样大的国家，革命不可能是平衡前进，中国的革命就是这样的走出来，起起伏伏，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发展。所以对中国人民来说，根据地比什么都重要。武装固然重要，但武装毕竟是保持根据地的工具，武装脱离了根据地就无法生存，蒋看清了这点，他也特别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承认。”这就是解放区问题不能解决的症结所在。
如果说抗战胜利以后到毛主席在重庆的44天中，国民党还要唱点和平高调的话，那末，在《会谈纪要》签字的前夕，国民党的调子低得多了，并且积极地调兵遣将，准备打内战了。十月八日，国民党运输机一架因迷失方向，降落在河南焦作附近，被我方查获蒋介石送给阎锡山的《剿匪手册》两本。
国民党加紧向解放区进兵，周恩来不能不把这一事态的严重性予以揭露。他说，阎锡山在山西继续进兵至三百余里，最近13个师几乎全军覆没；傅宜生（作义）进军平地泉；胡宗南部队从陇海路推进石家庄；李延年部进军泰安；李品仙部进驻津浦南段……都有引起冲突的危险。因此我方要求中央军停止前进，恢复交通。国民党代表虽然也承认战后三个月来，一方面双方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局势日趋恶化，但他们又强调进军是为了受降和维持治对这个问题，周恩来、王若飞也是口气强硬，不作让步。当王世杰提出中央军为了受降与复员必须经过中共地区时，中共军队不应加以阻扰和袭击。周恩来严正指出，中央军经过中共军队驻地，难免发生冲突。事实上，现在沦陷区许多县城都在中共军队包围之中，这些地区，中央应划为中共军队的受降区，始称公允。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条途径，一、规定双方停止攻击，各就原地不动；二、规定受降区，各自执行，不得相犯。王若飞指出，美国军队不断在华北登陆，美国空军大量运输中央军队进入解放区。进入解放区的中央军已达七十余万，而且利用敌伪军队作前锋，进占城市与交通线，这种行动不发生冲突是不可能的。他提出，中共军队包围的敌军地区，由中共军队受降，冲突即可避免。但国民党一直不愿指定中共的受降区。
在22、23、二十六日的会议上，进军问题成了谈判的主题。张群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一、交通必须恢复；二、在铁路线以外，中共得指出其现在占领的区域，暂维现状；三、希望叶参谋长（剑英）早日来渝，出席军事小组会议，商谈中共军队驻地问题。张群还说，我们希望军事以外的其他问题，如政协会议的召开等，也能同时进行。张群是个经验丰富的政客，讲话措词委婉，但内容却是咄咄逼人的。周恩来感到国民党真是欺人太甚，态度强硬地反驳：事态日趋复杂、严重，中央如不立即停止进兵，而必欲占领所有的交通线，势必与交通线上的我军发生冲突，这就是战争。截止现在，我军仍不能受降，一似我方的军队都是非法军队，中央之视我军，连日本军队都不如。
日本军队今日在中国境内，尚得保持武器，受命维持交通。而中共军队则须退出交通线，有这种道理吗？我方破坏交通，就是要阻止中央军的进军，这是当然的事。倘若中央军要以武力把我军驱出交通线，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王世杰提出，如果政府保证不占领中共的地区，不攻击中共的军队，可考虑恢复交通吗？王若飞回答，只要中央军不进军即可办到。但国民党要进攻解放区，这是坚定不移的方针。
周恩来将蒋介石的三点意见电告延安中共中央，并且提出了四点作为答复。中共中央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在十月三十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将延安的复电转告国民党代表：一、为坚决避免内战迅速恢复交通起见，中共方面提议：1.停止进兵、进攻、进占；2.停止利用敌伪；3.在八条铁路线（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北段、陇海东段、津浦、胶济、北宁西段）上，双方均不驻兵；4.政府方面如需向平津青岛运兵须经协商。
二、军事小组只能在上述原则决定之后，方得拟具体办法，否则无权解决此事。
三、如万一问题不能事先商得协议，中共方面不反对先开政治协商会议，但开会时，必须先解决避免内战恢复交通问题。
四、在周恩来回延安前须向政府方面问明关于国民大会的意见。
国民党代表表示对这些意见要进行研究。三十一日的谈判中，国民党方面在答复我方四点主张中避开停止进攻一条，并提出“由路局警察维持铁路秩序”，以抵制我方提出的都不驻兵的主张。在十一月八日的谈判中，周恩来回答对方十月三十一日的答复：为了停止内战，国民党军应该全面停止向解放区进攻，从侵占区全部撤退，从八条铁路线撤退；取消各地“剿匪”命令；保证再不进攻各解放区，针对美国军队先后在塘沽、秦皇岛、青岛等地登陆，并帮助国民党运兵向解放区进攻的情况，周恩来指出：接受日军投降工作不若想象之困难，不需要美军在点上与线上驻兵。国民党代表辩解说，是为了帮助接收东北主权。周恩来又指出，美军司令魏德迈所说美国准备给中国50个师装备和在华剩余军火物资的计划，就是要以武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国民党代表辩解说，是为了接收东北主权。
十一月十七日，是最后一次谈判。这时，东北问题已日益暴露，国民党军队在美军的支援下，已于十六日攻占被八路军接收的山海关，并继续向锦州挺进。周恩来提出此事，张群反而问周恩来，中共是否要向东北发展？周恩来坦诚地说，东北过去未经过国民党的党治，我们不反对政府接收沦陷区，但希望东北成为民主、平等的实验区，和平的模范区。周恩来要求停止在北宁线上运兵。
在一个多月的谈判中，周恩来曾要求就避免内战、解放区政权、受降、国民大会等问题继续商谈，由于国民党代表的阻挠，这些问题都没有深入讨论。重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
事实充分证明，正如党中央十一月八日致周恩来、王若飞电报所说的：“目前的谈判，彼方全为缓兵之什”，“彼方一切布置，均为消灭我党”。在这种情况下，谈判设法继续下去，只有各打各的了。
在谈判的过程中，我军坚决执行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平绥线、平汉线、津浦线都坚决打击了进犯的顽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谈判斗争。
早在九月间，蒋介石下令傅作义，率其主力四万七千多人，沿平绥铁路东进，占我集宁、尚义等地，并向张家口地区挺进。中央军委命令聂荣臻、贺龙统一指挥晋察冀和晋绥我军主力五万三千余人，从十月十七日起发动平绥战役，至十二月四日结束战斗，共歼敌一万二千多人，粉碎了傅作义集团进攻张家口，夺取察哈尔、绥远两省的企图。
十月中旬，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高树勋、马法五统率三个军及民军四万五千人，自河南新乡出发，沿平汉线北进，企图进抵石家庄配合胡宗南继续北犯，抢占北平、天津，牵制我向东北、冀热辽地区前进的兵力。中央军委命令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还击。我军集中主力六万多人，在十万民兵配合下，在河北邯郸地区对进犯敌军展开大规模的歼灭战。经过十天的血战，至十一月二日结束战斗，毙伤敌军万余人，俘虏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官马法五以下二万亲人。高树勋率部万余人战场起义。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指挥下，在邹县、滕县一带发动了津浦战役，从十月中到十一月底，歼敌一万多人，活捉第一军军长王怀安，控制了津浦铁路百多公里，破坏了国民党经津浦线运兵计划。
在谈判期间，重庆各界纷纷发出呼吁，或举行集会，反对内战，要求成立联合政府。他们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呼声，使得蒋介石坐卧不安。
蒋管区群众反内战争民主群众运动的高涨，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已深入民心，成为制止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一股强大力量。
在紧张的谈判中，周恩来多次向民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报谈判情况，抓住机会同各方面的人士接触，开展统战工作。十月十二日，他出席东北民主政治协会的学习会，对高崇民、阎宝航等人说，希望大家争取尽快地回到东北去，或到东北解放区，或仍在东北蒋管区，继续从事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统一的民主运动，后来该会派了于毅夫等20人（有部分党员）回东北。高崇民也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离开重庆。东北解放后，他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于毅夫等也参加了省的领导工作。
十月十九日，这一天周恩来格外忙碌，他参加了两个会，一个是西南实业协会的星五聚餐会，他作了《当前经济大势》的讲演，阐明了中共对工业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意见：一、政治环境问题。他说，一国的经济建设，不能离开政治而独立，政治环境不良，足以影响经济建设，所以我们要求第一是和平，第二是民主。二、资本问题。应有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合作资本，今后必然要经过一段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同时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三、发展问题。为发展工业，首先要进行农村改革，工业建设应该按照地区情况分别规定。四、税收问题。关于关税，我们采取各种货物不同的税卒，以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至于年地税，工业税在原则上应该课得比较轻一些。五、劳资问题。厂方劳方一定要在互让原则下来求得劳资的合作。按此努力，在二三十年后，可以使中国成为富强、独立、民主的中国。这次讲演使实业界人士了解中共的经济政策，消除了工商界人士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
另一个会是重庆文化界人士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大会。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全国如何进入和平建设，这是全国全世界人士所关心的。这次政府与中共的会谈，决非两党的事情，这是关系全国人民的事，自然也为文化界所关心。”他引鲁迅的话“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来勉励文化界人士。
经中央批准，周恩来于十一月二十五日飞返延安。王若飞仍留重庆。十二月一日，昆明各大学举行反对内战集会，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镇压，打死学生、教员四人。中共云南工委立即领导学生和各阶层群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昆明到重庆、成都一直到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和各阶层群众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暴行，掀起了席卷全国的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高潮。十二月九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十周年和声援昆明学生反内战大会上讲演说：我们正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他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昆明青年学生表示强烈抗议。
2007/09/10
第十三章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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