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努力打开谈判大门
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之后，国共关系有所缓和，但是，国民党在各地的反共和摩擦事件，还在不断发生。周恩来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观察着形势的发展。
一九四二年七月，蒋介石提出要和中共谈判，解决国内问题。原因是这两年来，国际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爆发，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德、日法西斯进攻下，英、美、苏三国不能不联合起来进行反击。一九四二年五月，苏联和英国签订对德国及其欧洲盟国作战及战后互助合作的条约。六月苏、美两国又签订合作协定。美、英、苏同盟国要求中国坚持抗战，以牵制日本的军事力量。
他们关心着中国国共两党的关系。罗斯福曾通过他的私人代表转告蒋介石：中国在三年之内不要发生内战，并进一步提出，美国援华的军火不得用于反共。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这年七月七日给蒋介石的贺电中，也说过中国“抗战五年由于坚持统一战线”的话。英、美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的态度使蒋介石在处理国共关系时不得不有所顾忌。
另一方面，英美向中国输送军火物资的唯一大动脉——滇缅公路，因这年四月日军占领缅甸的腊戍后被切断，蒋介石在外援运输方面只能改为空运，空运不仅数量有限，而且飞机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困难重重。因而更有赖于经过苏联的陆路交通线，他也不得不考虑同苏联和中共改善关系。
国内情况是，国民党军事失利，反共摩擦也占不到便宜，有的国民党将领对反共军事已感到厌倦，而且物价飞涨，财政和经济危机加深，人民不满情绪增长，这些因素都促使国民党谋求改善两党的关系。
我们方面，在抗日的前提下与国民党和解是我们的一贯方针。自从日寇发动“五一”大扫荡后，解放区的面积大大缩小，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形势十分严重，也需要缓和同蒋介石的关系。
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共谈判的大门开了一条缝。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蒋介石派张治中作代表来见周恩来，并吊唁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老先生去世。周恩来向张治中提出，希望同蒋介石面谈，解决一些问题，并在当日将这一情况电告毛泽东。二十一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说他已指定张治中和刘斐（为章）同中共谈判。军事委员会的联络参谋将继续去延安。八月十四日，蒋介石又约见周恩来，表示想好好解决国内问题。周恩来也表示愿与张治中、刘斐商量解决问题的途径。接着，蒋把后转入正题，并说他一星期后将去西安，想在那里同毛泽东会面，请周恩来电告延安。
会见结束后，周恩来立即赶回红岩，马上致电毛泽东，报告他同蒋介石会面的情况。周恩来分析蒋介石这次约见毛泽东，在态度上还看不出有何恶意，但在其初步解决新疆及回回问题之后，他自己又北上布置，其目的“未可测”。周恩来提出两个办法供中央选择：一是毛泽东称病，以刚从苏联回国的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二是要求蒋带周恩来到西安，然后由周飞延，偕一人（林彪或其他人）回西安见蒋。周恩来估计：前一个办法可行，后一个办法不易得到蒋介石同意，除非偕同出来的是朱德。
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回电，同意采取周恩来的第一个办法。电报说：“毛现在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
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则更好。”可是十九日毛泽东又打来电报，说关于他见蒋的问题，中央尚未作最后决定，并表示“依目前形势，我似应见蒋”。
周恩来认为蒋介石虽然有用政治办法解决国共关系的表示，但是具体问题在他两次会见时都没有谈起，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压迫未见减轻，会见地点又在西安，因此觉得蒋、毛会晤时机尚未成熟。当天，他又回了一电，建议：“最好林或朱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随其来渝，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
这个时候，毛泽东仍然倾向于出来和蒋介石谈判。他先后打来电报说：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见蒋后确定我去时间。”“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那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日期。”收到这份电报，我疑虑重重。看来毛泽东是准备到西安会见蒋介石的。
西安事变时我随周恩来住在张学良公馆，张学良一去不返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联想起这件事，我深感蒋介石是不讲信义的人，毛泽东到西安会见他，安全没有保障。我真想把我的想法向周恩来提出来，但是他工作很紧张，没敢打搅他，我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电报后和董必武等同志开了一个会，详细研究了当前的局势和毛泽东出来谈判的利弊。会后周恩来起草了一份很长的电报，坚持认为毛、蒋见面时间略早。电报说：我们认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一）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二）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三）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即打击我党领导，尤其对毛，西安事变后尚想毛、朱出洋，时至今日要叶挺太太劝叶悔过自新，吾屡次请回延不理，此次我在电答时提到愿回迎接林或朱出来亦不许），因此可说他对我党我军及民主观念并无丝毫改变。
次之，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一）蒋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寇续攻中国可能，而英美一时无大力援华，且反内战，但何（应钦）等却看到苏联今日处境需对华让步，英美亦须中国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三）毛出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则可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
因此，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
经过几次的电报往返，反复磋商，毛泽东终于接受周恩来的建议，暂不出来和蒋介石会晤，先由林彪来西安见蒋介石。
看到这几份电报，知道毛泽东不出来，我的心也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林彪于九月十四日从延安动身，由于连日暴雨，道路被冲坏，交通受阻，到西安时，蒋介石已经回重庆了。蒋临走时留下话，让林到重庆再谈。
十月七日晚，林彪一行到达重庆。这一天晚上，办事处的同志都很高兴。
当晚，林彪随周恩来、董必武住在曾家岩，随行人员伍云南等七人住在红岩。
十月十三日，林彪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和蒋介石见了面。首先说，毛主席很愿意见蒋委员长，不巧患了伤风不能来。蒋介石也礼貌性地表示问候。接着，林彪围绕如何抗战建国与团结统一，以及对两党争论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蒋介百对林彪谈话起初频频点头，但听到批评国民党有人主张内战时，则一再看表，明显地不愿再听下去，谈话就此中止。
十六日，周恩来、林彪和张治中在桂园会谈。林彪说明中共有几十万军队在敌后抗击日军，要求“三停、三发、两编”，即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饱、发弹，允许中共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张治中虽然对共产党一向持友好态度，但他只能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说话。他打断话头，要求中共方面不要再提老一套，如真想缓和空气，最好多谈一般原则，不涉及具体问题；如真要解决问题，则必须改变态度，不可片面要求国民党方面让步。
最后张治中建议林彪先和各方面多谈谈，然后再同他谈。后来周恩来和林彪即与刘斐会谈，刘表示一切都可以谈，具体问题却一个也没有涉及，而是要周、林同张治中谈。
根据以上情况，周恩来判断这时蒋介石等趋向于政治解决中共问题，避免军事破裂。但他们并不急于解决，而以为时间拖得越长，中共的困难就越大，有利于使中共就范；而且政治解决，前提是听从他们的命令，决非民主合作平等协商；而且政治解决的中心仍以军事为主，要我军服从调遣，变更防地。现在不仅蒋介石不先提要求，连张治中、刘斐也不先开口，而要看中共能作出什么让步。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认为这次谈判我们不可能实现全部要求，如果坚持，必使关系弄僵，不利于形势的缓和。他把这些意见都电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他主张谈判要采取灵活的做法，在林彪再和蒋介石会见时，只谈原则不谈具体问题：或提到愿听调遣，但有困难，请求停打保持接触。虽然通过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的时机并不成熟，但林彪此行完成以下两个任务却是可能的：一、缓和两方面的关系；二、重开接洽大门。毛泽东完全同意周恩来的看法，认为这次谈判重在缓和关系，重开接洽大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林彪二次见蒋后即回延。
此后谈判停顿了近一个月。十一月份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公开表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今后不违反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割据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能履行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国难之宣言，服从政府命令，忠实的实现三民主义，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委员郑延卓到陕甘宁边区发放救济款。对上述变化，周恩来和毛泽东都非常重视。他们一致认为：国民党十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已不再是内战危机的扩大，而是由军事解决到政治解决的开始，也就是好转的开始。它给四个年头的国共关系作了一个总结，指出了国共继续合作及具体谈判与解决过去存着的两党争论的途径。
根据这个新的情况，毛泽东主张尽快开始与国民党谈判，并向仍在延安的郑延卓透露了中共方面关于具体解决两党关系的主要意见。这就是：边区区域维持现状，人员加以委任；军队则请编四军十二师；此外“停捉停打停封，发饷发弹发药”。毛泽东并称赞蒋是全面人才，说国民党大有希望，现在应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至于社会主义须条件具备后实行，它不会在英美德日之前，只会在他们之后，且三民主义也可以发展到社会主义。毛泽东还写了一封信托郑延卓带给蒋介石，信中称：“前承宠召，适染微疾，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兄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对于中共的态度，蒋介石自然也十分重视。
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在南方局党员大会上作“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他总结了一九三六年以来国民党对待共产党关系的变化，指出目前是“空气缓和”，“关系恢复”，趋向好转，但能否解决问题，尚“在两可之间”。
提出好转中仍须注意两个事实：双方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很大距离；局部压迫并未放松。但各种因素将使国民党继续改变其对中共的方针，“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促使其变”。“基本方针仍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和民主”，具体的是“争取好转，不忘防御”；“争取合作，不忘斗争”；“争取发展，不忘巩固”。
十二月十六日，蒋介石再次约见林彪。事先周恩来向林彪嘱咐了见蒋时的谈话要点。在张治中的陪同下，林彪会见了蒋介石。林彪表示拥护国民党十中全会宣言和决议的新精神。在谈到两党关系时，林彪要求彻底实行“三停三发两编”。蒋介石说，统一团结问题，国民党是诚意的，不是政治手段，希望能真团结，大家在政令下工作。为此，各政治团体要集中起来，所有问题应求解决，并要整个解决，很快的解决，越快越好，不要拖拖沓沓的零碎的解决。只要他活着，决不会让中共吃亏，并夸中共是爱国的、有思想的，是国家的人才，国家是爱惜人才的。但是蒋介石对于如何解决边区与中共关系问题，也还没有具体办法，而且对新四军问题绝不让步。当林彪在谈话中提到新四军时，蒋介石马上制止说：“你们既然拥护政府，拥护委员长，而又提新四军，在报纸上、文章中皆是新四军，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今后切勿再提新四军。”蒋介石还假情假意对林彪说：“你是我的学生，所以我才这样对你说。”这次会谈虽没有解决具体问题，但蒋介石的语气是缓和的。周恩来把这些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主张主动与张治中谈具体问题。经与中央商量，确定提四条：“甲、共产党合法化，国民党可到中共区域办党办报，共同实现三民主义。乙、扩编四军十二师。丙、边区依现有区域改为行政区，直属中央，改组华北地方政权，实行中央法令。丁、战后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保证战后完全做到。情况许可时，可磋商部队移动事宜”。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和林彪约张治中谈判，郑重提出上述四条，并声明：“如认为这些条件可谈，林彪就继续留下来谈下去；如果认为相差太远，请蒋委员长提出具体条件，交林彪带回延安商量。”张治中逐条记下后答应报告蒋介石。
过了新年，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张治中约见周恩来和林彪，正式答复中共所提四项条件，同国民党方面希望相距较远，与何白皓电及《中央提示案》精神也“相距甚远”。决定仍以《中央提示案》为基础，且正式谈判仍由何、白出面主持。张治中个人意见认为，党与政府两项问题不大，但军队编为12个师太多，军队北移必须限期开动。周恩来答复说：所提四项与皓电精神“并无根本不合处”，距离只在军队的数目和移动的时间。周恩来将这些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复电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判断，目前并非解决问题之时，他建议在造成中共态度好、愿意解决问题的空气，证明国民党故意为难，以便宣传和保持下次继续谈判之门敞开的前提下结束这次谈判。
二月初中共中央复电同意，甚至愿意在军队数目上以减少一两个师来进一步表示诚意。可是在蒋介石召开的临时紧急军事会议上，大部分将领都认为中共所提四项条件不能接受，蒋介石也不置一词，只在散会时说：“好吧，再谈吧！”这样一来，国共谈判事实上尚未展开即告失败。随着何应钦去印度，两党接触也告停顿，国民党特种委员会并且通过决定，在目前情况下原则上不解决问题，一切留侍以后解决。所以三月份何应钦回重庆后于二十八日又与周恩来、林彪再次会见时，没有谈到任何实质性的问题。这时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宣称中国之命运的决定“不出于二年之中”。届时，他将把“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军阀”全部铲除，锋芒直指中共。此后，两党军事摩擦再度频繁起来。随着五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国民党估计中共将陷于严重困难，更无意与中共进行谈判来解决问题。六月四日，张治中正式通知周恩来：谈判“须搁一搁”。至此，国共两党的接洽与谈判也就停下来了。
六月七日，蒋介石接见了周恩来和林彪，允许周恩来和林彪回延。这是皖南事变后一年半来，他第一次允许周恩来离开重庆。南方局的工作由董必武负责。
六月二十八日清晨，周恩来、邓颖超、林彪、孔原、吴克坚、伍云甫、方方、高文华等一百多人乘着四辆卡车带着药品、无线电器材，从红岩村出发，向延安进发。当时林彪身上揣着一封蒋介石写给毛泽东的信，是张治中在饯行宴会上嘱林彪代转的。
蒋介石一面同意周恩来、林彪回延安，一面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六月中，蒋介石密令胡宗南把驻守在山西黄河东岸的两个军调过河西包围陕甘宁边区，企图闪击延安。七月四日，毛泽东致电重庆董必武说，蒋介石正增兵包围我陕甘宁边区，内战可能爆发，请发动国统区广大群众及各界人士起来呼吁停止内战，同时，对张治中、刘斐及各国驻重庆使馆说明，我们正在研讨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的办法，以赢得同情和制止内战的爆发。
七月六日，西安特务头子张涤非，冒用“群众团体”名义，召开座谈会，并到处发电报，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陕甘宁边区”等，制造反共舆论。
七月九日，周恩来、林彪一到西安，就收到毛泽东来电，要周恩来即向胡宗南交涉，撤离包围边区部队，以免爆发内战。但胡宗南不承认有进攻延安企图。他表面上还若无其事地宴请周恩来和林彪，并称周为“老师”，林为“同学”。谈话中，胡宗南还谈起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在四川松潘城。他说，如果那时候红军进攻松潘，他可能当俘虏，因为那时他孤立无援。他还笑着说：“不过我相信，如被俘，周老师认识我，不会把我杀头的。”引得在座的人哄堂大笑。周恩来也笑着回答说：“红军是不杀俘虏的，何况是你老兄。”周恩来以后同我们谈到这个故事时说，从胡宗南口里也证明了当时张国焘反对执行松潘战役的罪过。如果当时把松潘打下来，消灭了胡宗南主力，那么，红军就不要过大草地了。
周恩来一行在西安活动三天，十六日安抵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张闻天等的欢迎。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也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四十三、动员各界共建联合政府
一九四三年，随着抗日战争日益接近胜利，战后中国的命运与前途的问题，突出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蒋介石虽然企图在战后仍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继续实行独裁统治，但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不得不作一些姿态。在当年九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表示要在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并说“中共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九月下旬，国民参政会召开三届二次会议，蒋介石在演讲中又表示愿意实行民主政治，组织宪政促进会与党派协进会。对于蒋介石的这些言论，延安也作出了反响。
十月五日，毛泽东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提出：“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当时周恩来正在延安，毛泽东打电报结留在重庆主持工作的董必武说，对国民党要采取缓和态度。十五日，董必武出席了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会议。这是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两党关系又开始出现缓和的局面。
这年年底，英、美、中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当时美国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但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它希望中国能继续牵制日本的兵力。罗斯福对蒋介石说：抗日战争还在继续的时期，你们必须与延安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蒋介石是要靠美国援助的，罗斯福的意见他不能置之不理，尽管他并不愿意，也要虚情假意应付一番，于是由何应钦、白崇禧向董必武表示，欢迎延安派人来谈判。国民党在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也向毛泽东表示，要求林伯渠、朱德和周恩来前往重庆，并提到何白皓电和西北军事问题。毛泽东答复说：谈判可以何白皓电为基础，反攻时胡宗南部与边区部队可按比例开往前方。他还对郭仲容说：中共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不变。
一九四三年冬和一九四四年春，以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目标，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地纷纷组织各种政治性团体，利用报刊和集会，讨论宪政，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专制统治。一九四四年一、二月，黄炎培等在重庆召开“宪政座谈会”，张澜在成都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要求实行约法、尊重人民自由、刷新政治、革除弊端、全民动员、武装人民等项主张，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
针对国统区争取民主斗争空前活跃的形势，同时我们已经表示愿意随时恢复两党谈判。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约见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告诉他中共拟在周恩来、林伯渠、朱德三人中选一人，或三人同行，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三月五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政运动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说：我们的态度是要坚持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参加宪政运动，表明我们愿从政治上解决。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作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讲演。他说：国民党及其政府如果要实施宪政，就必须真正拿革命三民主义做基础，必须首先实行保障人民自由、开放党禁和地方自治这三个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如果真愿用政治方式合理解决国共关系，就应该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其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武装为其所管辖、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番号；撤消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周恩来还说：我们很希望国共关系能够恢复到孙中山先生在世之日的那样密切的合作，但只有做到了上述各点、国共团结了，才具备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的讲演以及董必武以参政员的身份参加宪政运动，对大后方的宪政运动起了促进作用，也为它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月二十九日，林伯渠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偕王若飞、伍云甫等离开延安到达西安，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进行谈判。林老离开延安前，周恩来提出了这次谈判应采取的方针。他说：这次林老去，与林彪出去时不同。这次我们不提方案，目的只在和缓国共关系，表示我们是要与国民党合作，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扩大对社会各界的活动。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又致电林伯渠，告诉他可按周恩来同志三月十二日讲演中所提的五条，同王世杰、张治中谈判。五月十七日，林伯渠、王若飞和王世杰、张治中同机由西安飞抵重庆，继续谈判。由于国民党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二民主义的方针，谈判进展很慢。六月五日，林伯渠、董必武和王若飞联名致电毛泽东，报告十天来的活动及各方面的动态。电报说：同国民党的谈判，我们完全遵照中央指示进行。蒋介石目前虽极困难，但绝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今天只是作出谈判姿态给中外看。此点苏美英人士、中间党派、地方实力派及孙科、许宝驹、王昆仑都同我们看法一致。我们态度是“不闭谈判之门，也不存急切解决之想”，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宣传我党实行民主抗战的成绩及力量上，用在推动国民党内外一切不满现状的人积极起来争取民主运动，并使这一运动互相配合。电报还说，我们已同美国武官详谈两次，他目前最关心的是华北、华中敌军的行动。同苏联武官也已谈过，本周内还将与英国武官会谈，中间党派及地方实力派曾有恐我党与国民党单独解决的心理，现在他们已清楚了我们的态度，都说蒋无诚意解决问题。我们力量强大，不怕拖，也不怕打，增加了他们争取民主运动的信心。对左翼文化界、妇女界均开过座谈会，并个别和一些教授、学生、工业家谈过，他们都不满现状，要求民主。在国民党内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我们可以推动他们起来争取民主。这封电报，非常生动具体地反映了当时国统区内人心的向背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
国民党对谈判缺乏诚意，因此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七月一日，周恩来在延安答新华社记者说，国共谈判从西安到重庆，已历时两个月。尽管双方提案“内容相距尚远”，商谈仍在继续。中共中央正研讨国民党的提案，期谋合理解决。在有利于团结抗战及促进民主的条件下，中共无不乐于商讨。
这段时间内，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动。当时，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为了挽救其失败的命运，从一九四四年四月起，日军向国民党战场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发起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性进攻。在这一线上的国民党军队由于何应钦等人指挥失宜，加上士气低落，除少数外，大多数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四、五月间，日军先后夺取郑州、许昌，打通了平汉线。六月至八月，又先后占领长沙、衡阳，随即又向广西进攻，桂林、柳州、南宁相继沦陷，日军一直打到贵州独山，举国上下为之震动，重庆的政府官员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党战场却出现这样惊人的大溃退，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无能，从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愤怒。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的专制独裁、特务横行，经济上的横征暴敛、物价飞涨、民生凋敝，更使人们感到忍无可忍。而这时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局部反攻，打得很好；解放区一派生机勃勃，成了鲜明的对照。于是，长期积郁在人们心中的愤怨终于迸发出来，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易辙，立即放弃一党专政，实行宪政，以挽救抗战危局，已成为人们越来越强烈的普遍要求。国际上的有识之士也认为国民党已经腐败，对其统治失去了信心。
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们需要提出新的政治主张。九月四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在八月中旬提出的意见，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的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的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电文用十分明确的语言强调：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目标。后来，周恩来又指出，“联合政府是取消独裁政府的方针”。九月十五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报告了四个月来国共谈判的经过，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指出只有坚决地变革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机构，才能团结全国人民，认真准备反攻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为此，必须立即召开各抗日党派、抗日军队、地方政府、人民团体代表组成的紧急国事会议，来讨论解决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十七日，《新华日报》全文刊登了林伯渠的这个报告，重庆各大报亦全文登载。
十月十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进一步阐明中共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第一，由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自己推选代表，人数应根据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按比例规定；第二，国民政府于最近期间召开国事会议；第三，在国事会议上，根据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要；第四，在各方面制订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第五，联合政权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成立联合统帅部；第六，在联合政府成立后，即着手成立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他还指出：在欧洲战场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中国的正面战场却节节败退，而敌后战场是节节胜利。正面战场胜利与否，“是中华民国胜败兴衰的关键”，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正面战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实施一党专政、排除异己、压迫人民、横征暴敛的法西斯主义的政策所造成。”他强调挽救目前危机的唯一正确方案是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口号一提出来，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国统区内掀起了一场以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目标的广泛的民主运动。九、十月间，各界纷纷召开会议。爱国民主人士、民主党派、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内的民主派的代表董必武、张澜、沈钧儒、冯玉祥等五百余人举行会议，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重庆、成都、昆明等地人民团体也纷纷集会，通电全国，呼吁成立联合政府。如：十月四日，成都的四川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五所大学的七个学术团体发起在华西坝体育馆举行国事座谈会，到会二千余人，张澜在会上高呼“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这是一九四○年“抢米事件”以来成都第一次公开举行的大型集会。即使在国民党领导集团内部，不少有识之士也认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合情合理，主张“作真诚的让步以求团结各方人士”。这些情况表明，在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的旗帜下，国统区出现了进步力量更加团结、中间力量在政治上活跃并趋向进步的新局面，也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当中国的联合政府问题成为举国关注的热门话题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美国政府对此也极感兴趣，并且直接介入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问题的谈判。
这是为什么呢？早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已向蒋介石提出，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不要发生内战，才能牵制日本的兵力。蒋介石并没有真正要解决国共两党矛盾问题，内战危险依然存在。这个时候，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作战中，实行“蛙式战术”（也称“跳岛战术”），取得了节节胜利，战火逐渐燃近日本本土。而在中国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大溃退，政府面临崩溃的危险。
美国派来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官兼中国战区司令官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对国民党调动军队包围边区和蒋介石拒绝援助共产党大为不满，与蒋的矛盾很深。这对美国在亚太战场的战事很不利。一九四四年六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敦促国民党迅速着手改善中苏关系和解决国共矛盾。同时，美国政府还有更长远的考虑，对日作战已胜利在望，而国民党政府如此腐败，军队不堪一击，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他们在向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美国政府担心战后如果中国爆发内战，胜利者将是共产党。因此它要扶植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希望在蒋介石的指挥下统一全部中国军队，并改组政府使它带有某些“民主”色彩，实现中国的政府统一，美国则可以控制这个中国政府。
九月六日，曾担任美国陆军部长的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让其居中调处国共关系。史迪威则被调回国，由魏德迈继任。十月，赫尔利开始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他来华的任务是：一、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作中华民国的主席与军队的委员长；三、使蒋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间关系和谐；四、增进中国境内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五、为击败日本计，统一中国境内的一切军事力量。一时赫尔利成了处理中国问题的中心人物。
这时，中共中央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既愿同美国友好和在美国调处下与国民党谈判，又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十月17、18、二十三日，董必武、林伯渠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同赫尔利进行了三次会谈。
会谈中，赫尔利表示得很痛快：他代表罗斯福帮助中国的团结，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分配的东西也决不偏重某一方。他表示：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应当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军事领导机关中应有中共党员参加。并对中共的宽容忍耐、以国家为重，加以赞扬。十月和十一月之交，在延安的美方人员戴维斯、谢伟思等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起，探讨了中共领导的军队同美军合作的可能性。周恩来代表中共表示：对美军准备在华北采取的军事行动，中共愿在军事上给予合作。
十一月七日，赫尔利飞抵延安，周恩来和包瑞德前来迎接。当周恩来看到这位身穿考究军装，佩带大量勋章的将军时，问包瑞德：这位是谁？包瑞德回答：这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赫尔利少将。周恩来立即把毛泽东请来。
第二天上午双方开始会谈，中共方面参加的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美国方面参加的是：赫尔利，包瑞德、一名译员和一名秘书。赫尔利首先表示：美国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而只是打算做那些可能有助于最后打败日本人的事情。他声称：蒋介石同意由一个美国代表团来促进民主，并通过统一的中国军事力量来加速打败日本的步伐。他们进行了三天会谈。赫尔利带来了经蒋介石修改同意的《协议的基础》的文件，其中虽然也提到“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根本没有谈到成立联合政府，却规定：“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等等。这样的条件实际上是保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毛泽东指出：中国必须有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为此而改组政府是必要的。推迟这一改组直至击败日本以后，这就是蒋介石的决心所在。他还强调指出：应该改组的军队，决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而是国民党的丧失战斗力、腐败不堪和一打就散的军队。经过谈判，赫尔利表示赞同共产党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全文如下：“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十日上午，毛泽东与赫尔利分别在一式两份的文本上签了字，还留下了给蒋介石签字的空白地位。签字前，毛泽东对赫尔利说：“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重庆），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当日下午，周恩来与赫尔利同机到重庆，准备同国民党商谈实现“协定”的具体事宜。
周恩来一到重庆，便立刻同分别年余的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十一日，适逢郭沫若、沈钧儒设宴欢迎刚从桂林来渝的柳亚子，周恩来与董必武等便一同前往参加。宴会后，他向大家介绍了国内的时局和他这次到重庆的任务。两天后，他又出席文工会举行的宴会，向在座的一百多名文化界人士讲话。他还先后宴请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张申府等人；会见接替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魏德迈；接见谢伟思；参加了美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和白修德等举行的宴会，向他们介绍中国国内政治形势，说明他到重庆的任务。周恩来在这些讲话中突出强调：政府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中国共产党主张成立联合政府。
但是，十天过去了，蒋介石对延安签定的那个协定草案却迟迟不表态。
十一月二十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蒋在目前至多只能接受联合统帅部、请客式政府，决不会答复协定。我们须以联合政府及解放区委员会去逼求，最后关键恐在华盛顿。”周恩来预料的情况果然发生了。赫尔利本来认为，他在延安与毛泽东签定的协定，以国民党实行某些民主改革为代价，可以换取共产党支出军队的目的，这对国民党是有利无害的。但蒋介石却不同，他一向靠独裁统治维持其地位。在权力问题上，他是寸步不让的。在他看来，延安的协定最终会导致共产党控制政府。因此，蒋介石拒绝了《协定草案》，另行提出三条反建议。赫尔利也随即变了卦，支持蒋介石的意见，背弃了他在延安的诺言。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赫尔利约见周恩来，递交了蒋介石提出的三条反建议案，它的要点是：一、国民政府允许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
这三条反建议，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否定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存在，实际上就是要全部取消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已经取得的成果和赖以夺取抗战胜利的基本力量。因此，周恩来看完后，立刻一针见血地提出，“蒋介石对联合政府态度如何？”赫尔利回答，“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周恩来明确指出：“对于国民党方面建议我们参加军事委员会做委员这件事，我有两个意见：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都是挂名的，不但没有实权，而且从不开会，冯玉洋和李济深就是例子。而且我自己做过政治部的副部长，知道得很清楚，此其一。其次，只要共产党参加军事委员会而不参加政府，你知道，蒋委员长一切以命令行事，因而我们仍不能参加决策。”赫尔利说：蒋介石告诉他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但不愿写在建议上。实际上，这又是一个骗局。
下午，他们继续会谈，周恩来要赫尔利就联合政府问题明确表明态度。
他问：“赫尔利将军是否仍同意我们为实现中国团结必须以组织联合政府为前提的主张？”赫尔利躲躲闪闪地回答：“我不能使用同意的字眼。因为我不是谈判的当事人，我只是见证人。我认为你们联合政府的主张是适当的，但我并不处在同意的地位。”周恩来又问，“参加政府，是否说我们只能处在观察者的地位，而不能有实权？”赫尔利无法回避，只能回答：“并不等于有实权。”在周恩来的一再逼问下，赫尔利越来越狼狈。事实表明，赫尔利同蒋介石商谈后已自食其言。周恩来认为自己再继续留在重庆已毫无意义，要求中印缅战区司令部提供飞机送他返回延安。赫尔利建议他在行前见一见王世杰、张治中。他答应了。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董必武如约到赫尔利寓所，王世杰、宋子文已在座。周恩来说明，他这次出来谈判，目的在于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以谋全国团结，抗战胜利。而国民党方面的协定草案没有这个精神，我们是不同意和不满意的。但由于中国人民的需要，友邦的好意，抗战反攻的急迫，我们一面仍坚持联合政府的主张，并愿为之继续奋斗；另一方面我们也愿从我们协定和你们协定当中先找到共同点，来作初步的解决，以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准备步骤。他问王世杰：“政府准备何种措施使党派合法？”王世杰说不出来，只能回答：“现在还没有具体考虑这个问题，并无具体计划。”周恩来又提出国民政府并不准备放弃一党专政，王先生意见如何？中共代表如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是否有职有权？王世杰的回答都含糊其辞，不着边际，于是他换了个话题问，请毛先生和蒋先生见面的事，据周先生观察如何？周恩来回答：毛泽东同志很愿出来，但出来必须能够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辩论，现在民主政府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还不是他出来的时候。
当天，他们又应约同蒋介石会面。蒋介石表示希望毛泽东和朱德来重庆。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对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仍坚持的，并愿为它奋斗到底。”但他也留了余地：“民主联合政府是指政府的性质，并非要改国民政府的名称。”蒋介石连忙说，“好，我们革命党就是为实现民主的，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给我做，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周恩来毫不退让，严正指出：“我应该声明，对三民主义国家及实行三民主义的元首是应该尊重的；但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政府不称职是应该调换的改组的。提到要求，一个政党总有自己的要求，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时，只有向人民公开说话。”面对周恩来的凌厉词锋，蒋介石只能含糊其词说：“是的，是的。”当晚，蒋介石宴请部分国民参政员时，他便说中共要求联合政府，他不能接受，因为他不是波兰流亡政府。
周恩来正要启程返回延安，飞机驾驶员却突然病了，延安大雪也没有融化，飞机暂难起飞，他只得在重庆再停留几天。十二月二日，周恩来将毛泽东来电中提出的三点意见转告赫尔利，该电指出：政府所提三条与延安签定的五条距离太远，我党认为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是解决目前时局问题的关键。此问题既不能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因此无法挽救危局。
十二月四日，赫尔利、魏德迈、麦克卢尔、包瑞德再次与周恩来会谈，试图尽力说服周恩来接受蒋介石的三项建议。这是一次唇枪舌剑的辩论。赫尔利首先提出，“联合政府目前尚不可能，参加政府，参加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则已答应，我希望你们参加进来，然后一步一步改组。你认为如何？”周恩来回答：“联合政府本为毛主席在延安向赫尔利将军所提出者，赫尔利将军亦认为合理。至于参加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举，即令做到，也不过是做客，毫无实权，无济于事。”赫尔利说：总希望你们参加，先插进一只脚来。
周恩来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回答：“我自己从西安事变以来，八年之中近七年时间是留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我做政治部副部长时，每星期有三次参加军事汇报，有意见也无法讨论，即令提出，蒋委员长也不过说好好而已。老实说，我对这样做客，实在疲倦了。”赫尔利企图用物资诱惑，说：“只要参加政府，就可获得承认，就可获得美国军官帮助训练和作战，就可获得物资的供给。你们拿到这些东西，就可以强大起来，为什么一定要改组政府呢？”周恩来严正回答：联合政府“这是一个救中国的问题，抗战不仅要军事，而且要政治、兵役、粮食、供养，乃至生产，都要政府来办理。政府不改组，就无法挽救目前的危局。”魏德迈的参谋长麦克卢尔也来参加劝说：“我们美国有句话，叫要舍身救火。现在一把火烧起来了，你们得救。”周恩来巧妙地回答：“不错，火应当救。但是要两只手能动，才能救火。现在请我们来做客，也只能坐在旁边看火。”利诱不成，赫尔利改换手法，企图用名誉来打动周恩来。他说：“如果你们在不满意的条件之下，竟能参加政府，那就表示你们是最大的爱国者。”会谈已进行了很长时间，周恩来感到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参加政府，就要替人民负责。现在我们参加进去，不能负责。这样的政府，我要参加，我就是不信上帝，我的良心也过不去。譬如政府要我参加，我党要我考虑，我个人都要拒绝。”在原则问题上，周恩来寸步不让，赫尔利也不好再提什么十二月七日，周恩和董必武、包瑞德同机飞延安。飞行中还出了点问题，驾驶员迷失航向。
包瑞德建议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后向前飞，到达渭河上空才朝北飞。这天天气晴朗，渭河看清后驾驶员向北飞行，终于化险为夷，到达延安。董必武回延安是中央早些时候作出的决定。十一月七日中央来电，由王若飞留渝主持工作，组织工作委员会，以王若飞、刘少文、徐冰、钱之光、熊瑾玎、潘梓年和童小鹏七人为委员，王若飞为书记。在讨论有关工作时，许涤新、张友渔、章汉夫等可列席。
在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同包瑞德会谈。毛泽东说：蒋介石提出的建议相当于要我们完全的投降，而交换条件是给我们一个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我们不能接受。美国开始同意我们的条件，后来又要求我们接受国民党的，我们难以理解。我们欢迎美国帮助我们进行军事训练，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帮助要经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出了全部让步，我们不能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我们将为另外组成一个独立政府作准备。周恩来也写信给赫尔利，指出：国民党方面“对我们最低限度五项建议之拒绝，即明白表示不同意我们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建议。同时又提出他的三点反建议案，这样就阻止了我回到重庆从事进一步谈判的可能。我们发觉在这些新建议里面，不可能找到基本的共同基础。我们认为，为了告知民众，并使政府改变其态度，现有公布我们五点建议案的必要。”赫尔利复电周恩来说，他将双方的建议都看成谈判中的步骤，他不相信谈判已经终结。希望不要公布我党的五点建议，并希望周恩来能再次来渝谈判。
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王若飞，嘱他转告已回重庆的包瑞德：“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并声明：“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这就既坚持了原则，也没有把国共谈判的大门完全关闭。在赫尔利再次电邀周恩来希望他能到重庆商谈后，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说明我党不愿在关于联合政府问题上继续进行抽象讨论。因此提出了释放一切政治犯，如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大批被监禁的爱国志士；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大军；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等四点要求。并请赫尔利转告国民党当局，“看他们是否决心实行民主和团结。”一九四五年一月七日，赫尔利在与蒋介石商谈后，又致函毛泽东和周恩来，提议在延安召开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十一日，毛泽东复电函赫尔利，建议在重庆召开国事会议的筹备会，国共两党、民盟代表三方参加，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行动的自由。此议如获国方接受，周恩来将前往重庆磋商。
二十日，赫尔利在得到蒋介石同意后致函毛泽东，说明了在国民党政府计划中的某些变更，并估计这些都不可能得到我党同意，但希望我党不要马上予以拒绝，建议派周恩来或其他代表到重庆“作一短期访问”。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再次到重庆。
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到达重庆，赫尔利到机场迎接，把他送到曾家岩住地。
当晚，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设宴为周恩来洗尘，陪同出席的有赫尔利、张治中、王世杰。宴会后，宋子文说明政府准备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一个行政委员会，由国共和其他党派三方面出人参加。周恩来说：“这次我来重庆，是为了召开党派会议。上次我曾声明，我们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不放弃，并声明要继续为这个主张而奋斗。有了主张，没有步骤不行，因而提出召开党派会议。联合政府是立场，党派会议是方针，一个是立场，一个是方针，必须弄清楚。”周恩来已经看出，国民党的所谓“变更”，毫无实质性的变化，不过是在玩弄文字游戏而已。他明确指出：“国民党主张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一个新机构，但是整个系统不变。这个系统，就是一党专政。新机构属于行政院，行政院属国防最高委员会管辖，国防最高委员会又属国民党中常委管辖。蒋主席也不是人民选举的，是国民党中常会推选的。这一套系统不改变，我们也无法参加政府。”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连续进行谈判，反复提出召开各党派国事会议及改组政府问题，均为国民党方面拒绝。第二天，赫尔利告诉周恩来，昨晚同国民政府方面人士商谈了五点：一、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三条仍要做；二、行政院设各党派参加的战时内阁性的新机构；三、成立有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各一人参加的整编委员会，整编中共军队；四、为中共军队设一美军官作总司令；五、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合法。这是企图将我党军队完全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周恩来当即断然拒绝这种无理主张。他指出，这个建议的实质，是取消全国人民关于改组国民政府为联合政府的主张，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这是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具体表现。对周恩来的答复，毛泽东十分满意。他在来电中说：你拒绝了赫尔利的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的军队，尤其是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二月二日，周恩来把他起草的一份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交给王世杰，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议，先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讨论和解决如何结束党治，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与此同时，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也交出他所草拟的关于政治咨询会议的方案，但这个方案里没有改组政府的字样。二月十三日，周恩来由赫尔利陪同，会见蒋介石。蒋竟宣称：“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这等于拒绝将谈判再进行下去。周恩来怒不可遏，决定立即返回延安。十五日，他就国共谈判问题发表声明，驳斥前一天王世杰在招待外国记者时发表的歪曲事实的谈话，说明由于国民党政府在谈判中坚持要中共交出军队，坚持不结束一党专政，反对民主联合政府，所以使谈判毫无结果。二月十六日，周恩来即飞延安。
周恩来这次到渝期间，更广泛地接触了各方面的人士。他先后同邵力子、孙科、王昆仑、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陈铭枢、杨虎、杨杰、谭平山、柳亚子、马寅初、左舜生、黄炎培、雷震等交谈，阐述他对时局和国共关系的看法。他在离渝前，又在特园宴请于右任、孙科、左舜生、沈钧儒、张申府、章伯钧、李璜、冷遹、王昆仑、屈武、陶行知、杨杰、陈铭枢、郭沫若、邓初民、谭平山、鲜英、黄炎培等，向他们报告此次国共谈判经过，揭露了这次谈判被破坏的事实，使我党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士所理解，所同情。连美洲的十家华侨报纸也要求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可见我党主张也得到海外拥护。
为了同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主张相对抗，三月一日，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公然宣称：他不能结束党治，也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
并宣布将在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蒋介石的顽固立场更激起了国统区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国统区的各民主党派、文化界、妇女界、工商界、青年学生、工人等以重庆、昆明、成都为中心，发表宣言，举行集会，一致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集会规模由几十、几百发展到上万人参加；斗争形式由座谈、演讲，发展到示威游行。高涨的民主运动，发展壮大了进步力量，成都、昆明、重庆等地先后建立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同时，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与一些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关系更加密切。这场民主运动使国民党更加孤立，人民群众受到了教育，实际上，它也揭开了战后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序幕。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到六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刘少奇分别作《论解放区战场》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在开幕典礼上发表演说，并在四月三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这个发言系统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总结了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同盟军思想的理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六月十九日，又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2007/09/10
第十二章重开国共谈判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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