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
回到延安，周恩来向中共中央详细报告了《双十协定》签字后继续谈判了七个星期的情况。十二月五日，他写了一份《关于国共谈判》的书面报告。
他指出：反内战求和平的方针深得人心，今后我们应当本着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实行政治进攻、军事自卫的原则，确定《双十协定》为我方提案的基本内容，来进行“边谈边打”的谈判。在内战尚未停止的条件下，军事三人小组自无协商的可能与必要。在目前，应以政治协商会议为我方进行政治攻势的主要讲坛，辅以国共的幕后商谈。他充分估计到这次会议和继续谈判的困难，没有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他说：“不要希望这次商谈有什么大结果，要准备在‘政协’中以政治攻势和国民党撕杀一场，也可能在撕杀中得到一些结果。为在‘政协’中采取政治攻势，其提案应着重于民主问题，国共商谈亦当以此为标准。”周恩来还建议恢复中共南方中央局（或名重庆中央局），以董必武为书记，王若飞为副书记，刘少文、徐冰、华岗、钱瑛、钱之光、潘梓年、熊瑾玎为委员，章汉夫、王世英、童小鹏、王炳南、许涤新、张友渔、夏衍为候补委员，领导国统区的工作。另外，提出了中共代表团的人选，他们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吴王章、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代表团负责谈判和出席政协会议。
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电告在重庆的董必武、王若飞：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应在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并通知我党政协代表周恩来等七人名单。要向国民党交涉代表团办公和住宿的地址，并安排就绪，以便代表团到时即可开始工作。董、王接电后，即将我党政协代表名单通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并要求在重庆市区拨给中共代表团办公和住宿用房。三天后，国民党就将重庆中山三路二六三号中国银行盖的一连四幢三层的小楼房交给我们使用。由钱之光带干部去接管。这几幢小楼房间并不多，总共约30来间，作为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使用，还是可以的。地势比较高，只一个大门出入，便于做警卫和保密工作、交通也方便。但在大马路边上，噪音很大，因为马路不平，坡度又大，破旧的公共汽车一到这里就要加大马力才能上坡，更是吵得说话都听不清。但是，比起红岩办事处来，还是方便多了。
十二月十五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当前形势，他说：国民党准备在月底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行有利于它的条件的停战，成立请客式的联合政府，保持旧国大。中共代表团的任务是配合军事自卫，开展政治攻势，同时准备寻求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我们出去将向国民党提出：全面停止内战；制定共同纲领；召开国民大会，提出宪法草案原则，充实以新民主主义内容；实现双十公告；在政协开幕前释放叶挺、廖承志；解决东北问题。会议确定了去重庆谈判的这个纲领和方针，通过了出席政协会议的七人代表的名单和周恩来关于正式成立南方局（目前称作重庆局）的提议。
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车中共代表团成员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董必武、王若飞已在重庆），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工作人员李澄之（山东大学校长）、何思敬（延安大学法学系主任）、王世英（十八集团军总部副参谋长）、沈其震（解放区救济委员会常委）、李金德（机要科长）、萧贤法（电台台长）等共40来人，分乘三架美军C47运输机到达重庆白市驿机场。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政协会议秘书长雷震和董必武、王若飞、钱之光等同志以及许多记者都到机场欢迎。叶剑英在机场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如何停止军事冲突，是急待解决的问题；中共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抱着和平的希望，希望双方先停战；军事三人小组的成立及开会商讨军队整编的事，要看政治洽谈情况来定。
代表团一行乘车爬过歌乐山走了几十公里到达驻地时，天已经黑了。大家进到自己的房子里（都是宿舍兼办公室）稍事休息、洗面后，即吃晚饭。
我拟了一个代表团已平安到达重庆的电报给党中央，送周恩来批发后即由秘密小电台发到延安。周恩来刚吃饭，就交代我通知代表团成员、齐燕铭和南方局、八办、《新华日报》的主要负责同志钱遂、刘少文、徐冰、王炳南、钱之光、潘梓年、章汉夫等饭后到代表团会议室开会。他还交代我多准备几根蜡烛，开会时关上电灯只点蜡烛。当时时间紧急，来不及细问，我就匆忙去下通知，布置会议室和准备会议用的文具等。会议室不过20平方米大，除了摆一张办公桌供主持人和记录（都是我担任）用外，再放上十几张木椅子就摆满了。
约一个多小时后，我先到会议室把电灯关了，点上几支蜡烛，大家都觉得奇怪。人到齐了，周恩来宣布开会。他首先说明，据可靠情报，国民党特务机关已从美国情报机关得到秘密窃听器，可通过电灯线收录到被侦察对象的谈话机密。这几幢房子是最近才接受使用的，为防万一，代表团开会不点电灯。商谈机密的事，可到红岩或曾家岩，个别的可在室外谈。这时，我和大家才明白关了电灯点蜡烛的道理。
接着，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政协代表团的名单和任务，关于恢复南方局（目前称重庆局）的决定。并布置明后天即开展对国民党主和派、民主同盟和社会贤达的工作，准备举行记者招待会等活动。周恩来又宣布，齐燕铭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主管对外联络、宣传等工作；童小鹏为副秘书长兼秘书处处长，主管秘书、机要工作。秘书处的两部分，对外公文由何成湘负责，李金德为秘书处副处长，专管机要工作。代表团的行政管理工作，由办事处钱之光处长负责。
会后，周恩来又留下王炳南和我，并通知李金德、萧贤法来谈建立专门电台和延安及有关重要电台联系问题。他说，代表团来后，关于政协会议和国共两党谈判问题的电报很多，又很急，国内外许多重要情况也要及时向党中央报告，军政部的电台根本不能依靠，秘密小电台更负担不起这些任务。
上次毛主席来谈判时，曾向何应钦交涉，启封八路军办事处电台，他们不同意。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向美军司令部借一部功率较大的电台给我们，特别要强调停战谈判以及将来军事三人小组成立后有关停战、整军的许多问题都要及时向延安党中央和总部报告，没有专用电台不行。要王炳南明天即向美方交涉，并请他们派技术人员代为安装，要我和李金德、萧贤法将原有和今天从延安带来的机要、电台人员组织好，建立专台后，同延安电台保持24小时的联系，保证密码安全。对军政部电台，仍要保持联系，并经过他们多发些一般的政治情况的电报。秘密小电台仍要保持专发绝密电报，等等，都作了详细指示。我们一致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十七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陆定一就分别访问孙科、王世杰、邵力子、张澜等人，把我党代表团名单和对政协会议，停战谈判的方针通知他们，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王炳南向美军方面交涉借用电台一事进行得很顺利。当天下午，美军司令部通信部门就派了四名技术人员带上一台四百瓦的大电台到了代表团驻地，王炳南也来了。由萧贤法等协同他们很快就架起了天线和收发报台，接通电流试调。因昨晚就用小电台给延安打过招呼，今天可能建大电台，并发去了新台的呼号和波长，所以很快就叫通了，而且效果很好。除了有四百瓦的大功率（我们办事处电台是50瓦，秘密小电台只五瓦）外，更重要的是有变压器，可保持稳定电压。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很高兴，要厨房里立即准备一些酒菜招待美军技术人员，并很快接见了他们，感谢他们的帮助。美方技术人员当然很激动，没有想到中共的代表团长、将要和马歇尔五星上将平起平坐的周恩来将军，这样平易近人。他们表示愿意保证电讯的畅通，需要什么器材，有什么困难，可随时找他们。周恩来因要给中央发电报，就要王炳南向他们介绍我党政策和解放区情况，并留他们吃晚饭。六时，周恩来在一个小房间里，用简单的酒菜宴请了美军人员，王炳南、乔冠华、龚澎、萧贤法等作陪。周恩来举杯感谢他们及时的热情援助，美军人员一再感谢周恩来将军的热情款待。他们立即拿出照相机拍下了这一难得的镜头。自此以后，代表团电台除24小时同延安保持联系外，并很快同十八集团军总部、北平军调部、苏北新四军军部、中原军区建立了直接联系，为及时通报情况起了重要作用。这部电台，美军一直保证器材的供应，代表团迁至南京时仍继续使用，一直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董必武率工作人员撤退前一天，才交还美军司令部。
我们对美国朋友的这一帮助，是不会忘记的。因为是美军司令部供给周恩来将军使用的电台，所以我们根本不去重庆卫戍司令部登记，而他们的电讯监察部门也不敢来检查了（过去对八路军办事处电台每月都要检查）。可是他们并不会不管的，他们抄下我们的电码，还请了美国专家来破译。由于我们严格遵照周恩来的密码保密方法，我们的核心密码没有被他们破译出来。
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全体代表都出席了。周恩来介绍了中共代表团这次来重庆，一方面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另一方面是继续进行国共谈判。当前首先要解决内战问题，尤其是解放区一万万人民现在处于被进攻的状态中，更是迫切要求停止内战；其次要讨论出一个和平建国方案，它将包括共同纲领、政府改组、复员善后问题，解放区问题要在讨论全国地方自治问题时解决；军队国家化问题，由于现在的政府还是一党专政的政府，我们不能把抗日军队交给它，也反对参加请客式政府，由它来统一全国军队；关于东北问题，国民政府代表中国去接受主权，这是应当的，但是如何建设东北，却是内政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周恩来的一席谈，实际上是昭告全国，中共代表参加政协会议和继续进行国共谈判的立场、方针和具体内容。
十九日，周恩来在宴请国民党谈判代表邵力子时又提出：中共希望政协迅速开幕，开幕前停止内战，其他具体问题可以在战争停止后用商谈方法求得解决。
这个时期里，国内、国际出现了对和平有利的局势。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攻屡屡受挫，说明蒋介石扩大内战的军事部署远远没有完成，而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不能不再一次作出和平姿态。在国际上，十二月十五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美国对华政策声明，提出应停止国共双方的敌对行动，召开政党会议解决争端，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中共中央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同一天，社鲁门任命五星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衔命来华调停国共争端。马歇尔虽然不是中国通，但他曾于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在天津的美国步兵十三团服务过，和吏迪威成了密友，对中国有一定的了解。
而且二次大战后，马歇尔在美国有着十分显赫的地位。马歇尔要来华，不仅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是令人瞩目的大事。
马歇尔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到达南京，蒋介石作为一国的元首，本来不必专程去南京迎接。但为了讨好美国，蒋介石不惜降低身份，到南京恭候，和马歇尔作短暂晤谈。二十二日，马歇尔飞往重庆，周恩来到机场迎接。
二十三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拜访了马歇尔。周恩来对马歇尔说，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抗战整整八年，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已经14年了，牺牲重大，中国不能再有内战。我们主张由政治阶商会议草拟宪法，然后由改组了的政府筹备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使中国成为实行宪政的国家。也谈了中共对改编军队的看法。学识渊博的周恩来，对马歇尔谈到美国有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如华盛顿时代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即世界各地都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摆脱贫困的自由、摆脱恐惧即反侵略的自由）；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工业化等等。富有政治经验的马歇尔，在南京已听到蒋介石对中共的恶意攻击。当他听到周恩来说明中共的主张以后，当即意识到双方的分歧在于：国民党方面主张统编中共军队应在联合政府建立之前；中共则坚持组成一个他门在其中有真正发言权的联合政府，这是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的先决条件。
召开政协的前提条件是内战必须停止，中共代表团坚持这个主张。二十七日，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与王世杰、张群、邵力子恢复国共谈判。周恩来将中共代表团无条件全面停止内战的建议书交给国民党代表转交蒋介石，其中提出：一、双方下令所属部队暂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二、凡与避免内战有关的一切问题如受降、解除敌军武装、解散伪军、恢复交通及解放区、收复区等，在军事冲突停止后用和平协商方法解决；三、为保证上述两项，在政协会议指导下，组织全国各界考察团分赴有内战的各地区考察，随时报告事实真相，公诸国人。这次会议，双方的分歧不大。三十一日，周恩来和王世杰会谈中，王递交了国民党的复文，同意停止一切军事冲突、组织军事考察团，对所有同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受降有关的事项。由国共双方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商定办法。
看来好像停止内战立即可以实现了，事实并非如此，国民党在谈判桌上也主张停战，但并没有停止进兵，而是要在军事上取得优势。十二月中，杜聿明部队从葫芦岛登陆后，即向西侵犯冀热辽解放区，企图夺取已被我军解放的赤峰和多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津浦线徐州到济南一线也打得很激烈。
东北方面，十月国民党政府在沈阳设立“东北行营”，派熊式辉为主任，但兵力很少。十一月，国民党调动大量军队由葫芦岛登陆及从北宁路经山海关进入辽西，蒋介石还决定再派五个军到东北，国民党运兵不断，并无停战的迹象。
三十一日，蒋介石决定：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停战已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月一日，周恩来和马歇尔会谈，马歇尔表示，如果中共接受政府关于三方会谈的提议，他建议国共美三方备出一人组成委员会（后称三人会议或军事三人小组），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受降事宜，取得一致协议方式，每方都有否决权，一切决议通过国共最高当局核准后才能生效。三人委员会可以在离冲突地区较近的地方设立一个机构处理有关的一切具体问题。周恩来对马歇尔这个建议是赞同的，但他并未立即表态，只是说：中共欢迎外来友谊，但希望盟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
周恩来向延安请示后，于三日再次和马歇尔会谈，转告中共中央欢迎他参加有关停战、受降、恢复交通等问题的协商。马歇尔又提出，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已取得停战协议的政策，监督停战，公正地作调查。
军调部下设四个中心、八个小组。马歇尔强调美国有义务帮助国民党运兵去东北。周恩来回答，东北有特殊性，但如何规定尚在考虑。
这几天来，周恩来真是宵衣旰食，很少有可以稍事休息的时间。一月五日，他既与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同张群、王世杰、邵力子谈判，拟定《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随后又同马歇尔会谈，讨论《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的具体条文，接着又参加洗星海作品演奏大会。他在会上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纪念洗星海的自由，是大家多年来奔走呼号才得到的，全国人民必须站起来，为自由和民主权利而奋斗。这给参加这次大会的重庆各界人士予极大的鼓舞。
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的三人会议于七日举行第一次会议，会上国共双方分歧很大。张群同意全国停战，但又提出东北和华北的赤峰、多伦例外，理由是“政府要接收主权”。赤峰、多伦虽曾经被苏军占领，但早已为中共军队接收，国民党非要夺回这两个城市不可，我们自然不能答应。周恩来明确表示反对。从这一大起到十日上午，三人会议开了五次会，都没有结果。
九日上午，周恩来约见马歇尔，表示中共反对政府方面的无理要求。这时马歇尔也着急了。明天政协会就要开幕了。如果停战令不能下达，会就开不成，即使开了会也会吵架，蒋介石还是不愿停战。马歇尔对蒋强硬地说，如果不停战政协会开不成，下一步就是三国干涉，你要考虑，蒋介石这才无可奈何地同意撤回接收赤峰、多伦的要求。
九日晚上，周恩来住在红岩办事处，马歇尔通知十日上午开会讨论停战协定，因为障碍扫除了，停战协定得以在匆促中签字。十日早晨七时半，刚吃过早饭，周恩来要我背上照相机随他进城，我立即随他下山到马路上上车，车开到牛角沱马歇尔住处。周恩来要我在门外等，他立即到马歇尔会客室。
由张群、周恩来分别代表国共双方在《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上签字，马歇尔也出席，同时签字的还有《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等文件。命令规定，从一月十三日起，“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但国民党军队向东北的调动除外。签字完毕，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等一同到门口，我就立即抓拍了几张照片。签字仪式除美国摄影记者外，国民党也没有记者在场，我算是意外的收获。周恩来和马歇尔、张群握手言别后，即到代表团驻地，准备参加上午十时开幕的政治协商会议，可惜当时我没有想到办个《新华日报》摄影记者证，政协会议的精彩镜头就没有机会去拍了。
中共是认真执行停战协定的，十日当天，毛泽东主席即发出电报给各级党委、政府和军队，指出停战协定必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国民党也由中央社发表蒋介石向国民党军队下达停战命令。以后的一段时间，双方确实没有发生冲突事件，内战暂时停止了。
五十、会内会外的不懈努力
十日上午十时，国内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了。会议代表38人，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青年党五人，民主同盟九人，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九人。蒋介石出席会议致开幕词。他不得不唱一些高调，表示政府准备“接受会议一切决议，只要这些决议有利于国家建设，有裨于人民的幸福，有助于民主的推进。”还提出了四项诺言：人民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各政党有合法地位，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
从一九二七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双方兵戎相见达十年之久，抗战初，双方还能相安无事，以后则是摩擦不断。周恩来在这些斗争中，都是处于第一线，中共的领导人中，没有人比他更加洞察此中情况，也没有人在这些斗争中所做的工作能与周恩来比拟。今天，国共双方郑重其事地坐在一起开会（包括第三方面），周恩来心中不免百感交集。在开幕式上致词时，他说，这样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还是创举。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要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作的方案。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中共代表愿以极大的诚恳和容忍，与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努力合作。他欢迎蒋介石提出的四项诺言。当他说到我们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使中国永远不发生内战时，声音特别宏亮。开会时，国民党的电影制片厂也来摄制纪录片和录音，录下的周恩来的声音很大，而蒋介石致开幕词时却声调低沉，不断地“这个”、“那个”的。据说摄影人员受到了蒋介石的责备。
政协开幕的第二天，军调部三方代表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决定于十三日赴北平执行任务。叶剑英参加政协开幕式后，即于十三日飞赴北平。
十一日和十二日两天，政协举行全体会议，周恩来先后在会上作“关于停战商谈经验教训”和“国共会谈经过”两个报告。他回顾一九三六年以来的谈判历史，提出四点：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通情达理，语重心长，说出了两党要真诚合作应有的态度。
会议主要讨论了五个问题：改组政府问题、施政纲领问题、军事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宪法草案问题。会议有时举行全体会议，有时按问题举行小组会。周恩来在大会或小组会上，都是受人瞩目的人物。他以政治家的胸怀，高瞻远瞩，顾全大局，促使会议获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在会外，他和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肝胆相照，使尽可能多的代表为着共同的目标不懈地努力。
董必武、王若飞等其他代表，也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耐心地进行了许多有效的工作。
会议进行了22天，开了十次大会，它作出的决议有利于国家的和平建设，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取得这个成就，是由于各党派能够互谅互让，而中共的正确方针，周恩来杰出的斗争艺术，代表团的共同努力，是很重要的因素。比如在讨论改组政府和施政纲领时，国民党坚持要在政府中占绝对优势。中共代表根据联合政府的主张和三三制的原则，认为最大的党在政府中所占的名额不能超过三分之一；现在中共则同意国民党在国府委员中占二分之一，在行政院中占大多数。在讨论宪法草案时，中共坚持宪法的民主原则，但也作出了某些让步，如接受英美式的初期民主，如解散议会制度。
军队问题是个棘手的问题，在讨论中，周恩来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他表示中共赞同军队国家化的原则，但坚持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必须同时进行。军队国家化的标准是军队属于国家，属于人民。属于国家只要听命干统一指挥就可以做到；属于人民则军队应当是人民的子弟兵，这一点不容易做到，但我们主张必须做到这一点。他批评国民党军队提出“军人第一”的口号，说“军人第一”就是超过人民，“老子第一”，必须向军人进行“老百姓第一”的教育。这段发言，深受第三方面人士的赞扬。他还表示，缩编问题中共将按照协议进行。
在讨论国民大会代表问题时，国民党坚持抗战前选出的代表有效。周恩来指出：旧国大代表选在十年以前，那时一党统治，中共处在地下，许多党派也无选举权，选举方法根本不是直接、平等、普遍、自由与无拘束的民主选举，这样选出的代表，我们自然不能承认他们为合法代表。但如果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下这个问题未解决，是否为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与政府党决裂呢？当然不能。所以，尽管中共不能承认旧代表，并不因此不参加国民大会。民盟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不让步，周恩来还劝说他们不要为着这个问题，而把当前为和平、民主和统一而召开的政协会议弄破裂了。
在大会和小组会上，周恩来有时语惊四座，提出某些人们料不到的问题。
谈到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权利时，周恩来声调高亢地说，蒋主席在本会宣布的四项主张，我们非常拥护，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全部实现。有些事情办起来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立即可做，应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他指出，九年前的西安事变，“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若没有他两人的赞成，也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要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这些话受到许多代表的赞扬。由于蒋介石一意孤行，张、杨竟不能获得释放，周恩来还同国民党政府多次交涉，要求释放廖承志和叶挺，中共释放在邯郸战役中被俘的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在我党代表一再要求下一月二十二日，廖承志首先释放，周恩来曾亲自前往迎接。廖承志一到代表团住处，就受到代表们和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他真是一个牢里出来的人，穿着一套黑色的破西装，头发篷乱，胡子拉茬，手上拿着一根在牢里自己做的竹烟斗。可是精神抖擞，以无限兴奋的心情回到党的怀抱。正在大家争着同他握手的时候，我即抓拍了一个镜头。邓颖超大姐也很高兴，立即拉着承志靠近她，要我给她俩照个合影。周恩来要我立即给党中央拍电报报告。在我党代表团的多次交涉下，三月四日，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留囚禁长达五年的叶挺将军也获释了。自然大家都很高兴，争相同这位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握手表示欢迎。特别感人的是叶挺和他的爱女扬眉的团聚。一九四二年，叶挺夫人李秀文，为设法营救叶挺，曾带着女儿扬眉到重庆来，因叶挺未获释，她自己回到澳门去了，周恩来、邓颖超把她的女儿扬眉送到延安学习。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日，周恩来从延安回重庆时，估计叶挺快要出狱，就把叶扬眉带上飞机到重庆来等待。现在果然等到了，小扬眉真正扬眉吐气了。当办事处把她从红岩送到代表团驻地时，小扬眉一下投到父亲的怀抱里，高兴得又笑又流热泪，叶挺是英雄汉，在国民党牢里铁骨铮铮，可是一见离别几年的爱女，英雄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当天，周恩来就打电报给住在澳门的李秀文，告以叶挺已出狱，速携幼子来重庆团聚。第二天，叶挺就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七日，中共中央复电叶挺，热忱的接受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欢迎他全家到延安去，几天后，李秀文带了幼子小九和保姆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早就给叶挺一家安排了较大的房间让他们在红岩团聚。这时，红岩大有农场里的桃花，正竟相怒放，好像是有意笑迎叶挺将军的出狱和他一家的团聚。叶挺带着扬眉、小九高兴地爬在桃树上，夫人李秀文则靠在树干上，笑着让我给他们照了一个“半家福”（有几个孩子不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还开了欢迎会，庆祝廖承志和叶挺恢复自由。
政协会议开了十几天后，虽然有时辩论很激烈，但总算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协议，即将签字时，周恩来和陆定一于一月二十七日飞回延安，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请示。
当天，中央书记处即举行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停战、政协的谈判情况。他说，解放区问题我们把它放在和平建国纲领中作为一般的地方自治问题去解决，这样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打破了国民党的“割据”之说；军队国家化问题，我们提出与政治民主化平行解决，承认军事三人小组，来打破CC派取消中共军队之说；国民大会问题，我们坚持宪法草案的民主原则。这些意见，都取得了民盟的同意和合作。军事三人小组负责整编全国军队，国民党口头同意我们整编为20个师，经过力争定为统一整编。改组政府，国民党同意我们和民盟在国府委员中占三分之一（14名），可以保证行使否决权。会议认为代表团取得很大成绩，方针都是正确的。
二十八日，书记处继续举行会议，商定中共参加政府的名单为：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刘少奇、张闻天、周恩来，争取由周恩来担任行政院副院长。会议同意代表团商定的政协各项文件。授权代表团签字。
二十九日，周恩来、陆定一和工作人员启程飞返重庆，参加政协决议签字和闭幕式。由于气候恶劣，飞机只得在西安降落，滞留一夜，三十日上午他们又登上飞机。这是一架双引擎的军用飞机，只有座位12个，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共12人，还有一个叶挺的小女儿扬眉，是周恩来带她去重庆准备迎接叶挺出狱的。她个子小，就让她挤在工作人员座位上。当飞机经过秦岭上空时，突然遇到一股强大的冷气团，使飞机蒙上一层厚厚的冰甲，飞机被压得直往下沉。驾驶员几次使它上升，都升不起来。于是机长命令机械师打开舱门，把行李一件件扔下去，以减轻飞机的载重量。行李中，有几箱子是从边区银行领来的“法币”，准备带到重庆用的，工作人员舍不得抛掉，请示周恩来，周说，救命要紧，都抛下去，工作人员才忍痛抛下去。为防万一，机长又不得不要求乘客从座位下拿出降落伞背上，随时准备跳伞。周恩来背上降落伞，又帮助别人系伞。因只有12个伞，扬眉没有，她就哭起来了。周恩来看到，立即从摇晃着的机身中几步跨到扬眉面前，迅速解下自己背着的伞包，给扬眉背上，鼓励她说：“小扬眉不要哭，你要像你爸爸那样勇敢、坚强，要与困难和危险作斗争。”同机的人说，扬眉个子小，和别人同用一个伞就可以了。但周恩来不同意。这是生与死的紧急关头啊！周恩来把生的希望给了扬眉，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这种无比崇高的精神境界，深深受到人们的赞颂。
幸好飞机冲出了冷气团，沉重的冰甲融化了，人们脱险了。飞机又飞回西安，当天下午继续飞行，傍晚才到达重庆。
周恩来终于赶上了延期两次、于一月三十一日举行的政协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五个协议后，即举行闭幕式。周恩来致词对政协会议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今天通过的各项协议，证明了这次会议得到很大的成功。”“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的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他也坦率指出：“虽然这些问题的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虽然各方面的见解和认识也有一些距离，但是我们愿意承认，这些协议是好的，是由于各方面在互让互谅的精神之下得到的一致结果。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这一天，他还和马歇尔会谈，并转达毛泽东对马歇尔的谢意，感谢他为促进停止内战所作的努力，希望他再促使东北停战。马歇尔表示他要说服蒋介石解除对中共动机的怀疑。
中共是决心认真执行政协决议的。政协闭幕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给各地区军队党委发了电报，指出政协会议已获得重大成果，强调：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第一次伟大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现已陆续公布，望各地在党内外，特别在各大城市，要分别进行适当的广为宣传，举行庆祝大会，发出庆贺通电，要求政府立即实行决议，而在我们自己方面，则准备为坚决实现这些决议而斗争。
二月七日下午，重庆大学学生爱国运动会邀请周恩来去演讲。时间未到，大饭厅已被三千多人挤得满满，后来的同学只能站在窗台上和外面操场上，附近学校学生也要求教师停课，赶来听讲。一个学生对记者说：“我们盼望周先生来演讲，己盼了几年了。”周恩来在演讲中说，世界朝着和平、民主、建设的目标而奋斗，这是总趋势，中国也不能违背世界总的方向，因此才有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抗战胜利只是奠定民族独立的基础，政治协商会议才是开始了民主的道路。他对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关系作了形象比喻说，二者好像两条腿，忽而这个在前，忽而那个在前，是平行的，互相配合的。政治民主化要有一个过渡的共同纲领，以后还要有一个长期的宪法产生，让我们走向康庄大道。
但是，周恩来对国民党能否实行政协决议，并不是很乐观的，二月八日他出席张治中举行的庆祝政协成功的联欢会上讲话，告诫国民党：写在纸上的文字要去做，去执行。要遵守诺言。希望大家倾听人民的呼声和意见，实行政协决议。
重庆以至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政协会议成功的欢乐之中。人们以政协路线来衡量是非，谁坚持政协路线，谁就赢得人心；谁破坏政协决议，谁就遭到谴责。在国民党这个成分复杂的政党中，对政协的态度很不一致。许多下层党员，拥护政协决议，他们也希望出现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上层中的民主派，也是愿意执行政协路线，反对内战。但顽固派则对政协及其决议深恶痛绝，这部分人就是CC派、复兴社和军校出身的一部分军人，以及中统、军统的特务分子。他们不但恨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也对国民党中的民主派不满。
还在政协会议期间，“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在沧白堂连续举办演讲会，每晚请代表演讲，并听取各界人民的意见。一月十六日晚，政协代表郭沫若、张东荪讲话时，国民党特务就在会上起哄，使演讲会进行不下去。
17、18和十九日的三个晚上，特务变本加厉，先是大喊大叫，接着大打出手，二月十日，重庆各民众团体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大会，庆祝政协成功，有近万人参加。周恩来也来到会场。突然，国民党特务四处喊打，大会主席团成员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被殴受伤，台下群众被打的也有数十人。周恩来、陆定一、邓颖超和刚被释放的廖承志等到医院慰问。当晚，政协代表举行会议，推选周恩来、陈启天、李烛尘、张君劢去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蒋于十一日飞上海，避而下见。周恩来等11名政协代表联名致函蒋介石抗议较场口事件。
国民党特务进一步进行猖狂的破坏活动。二月十二日，署名“冠英”的特务，竟卑鄙的寄了一封打上十十十的恐吓信给周恩来，信中还附上一颗驳壳枪子弹。周恩来收到信后，置之一笑，立即交给《新华日报》公布这一无耻行径。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特务又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举行了“反苏游行”，混杂在游行队伍中的特务打手，公然捣毁了民生路的《新华日报》营业部，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营业部也遭到破坏，工作人员十多人受伤。
在中共代表团住地旁边的公安局第七分局门口，竟贴上“打倒赤色汉奸”等反动标语等等。事情发生后，周恩来非常气愤，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明事实真相，谴责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显然与政协的民主希望相违背，是把战场上的挑衅移到城市来。他严正声明：中共始终为了中国的和平、民主、建设的神圣事业奋斗，决不受这类反动阴谋分子的挑衅，或因此而退却。当天，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
政协决议的执行蒙上了阴影。面对这一严峻的局面，周恩来异常愤慨，但又以极大的克制态度，继续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努力寻求和平解决各项问题的途径。二月二十五日中午，周恩来会见马歇尔，对他指出国民党中一些人，特别是CC派，在尽力要破坏和推翻我们的这些共同成就。马歇尔也已看出这种情况，承认说这几天是很困难的日子，他们（指CC派）正在不择手段地企图破坏政协会议的决议。
蒋介石的态度又如何呢？起先他耍两面派手法，在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上，他还告诫顽固分子要冷静处事，不要有过激行动。顽固派的活动很嚣张，连参加政协的部分国民党代表也遭到攻击。蒋介石也斥责过顽固分子。但事情也奇怪，谁遭到斥责，谁就升官。国民党的上层人士也没有看出蒋介石的真面目。邵力子曾经对周恩来说，执行政协决议在国民党内部有困难，但蒋介石不致变卦。实际上蒋介石对于政协决议也不满意，他在政协会议上的讲话只是蒙骗世人。决议墨迹未干，他已经一步一步准备撕毁了。
三月一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这是政协会议后国民党举行的第一次中央全会，蒋介石亲自主持，人们对它很关注。这次会议不是讨论政协决议问题，而是一片反共叫嚣。这说明蒋介石已经揭去他的假面具，把真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三月十七日，国民党二中全会闭幕，第二天，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愤慨地指出：国民党的二中全会的结果令人失望，因为它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他尖锐地质问国民党：“你们一方面要求人家来做，另一方面又把违反政协决议的东西写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上，这不能不说其中包含了欺骗。”他严正地警告国民党：“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面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执行政协决议，每走一步都是极其困难的。周恩来逆流而上，在艰难中奋勇向前。
首先要解决的是整编军队问题。这个问题在重庆谈判中谈了多次，政协决议没有确定整编细则。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多次开会讨论，确定整编时国共双方军队为五比一。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在一年内全国陆军整编为一百零八个师，其中国民党90个师，共产党18个师，每个师人数不得超过一万四千人。军队驻地也作了大范围的规定。各省保安队按省份大小，最乡不得超过一万五千人，编余人员12个月内复员完毕。这个任务完成后的半年内，进行第二阶段整编，共为50个师，其中国民党40个师，共产党十个师，并规定国民政府主席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各个政党不得有自己的武装，也即实现了“军队国家化”。二月二十五日，这个定名为《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由张治中、周恩来和作为顾问的马歇尔在重庆中四路尧庐签字了。
这个方案能够达成协议，除我方让步外，张治中和马歇尔也都起了积极作用。
当时，我们在关内的部队包括正规军和地方军在内，共计95万人。东北有30多万。我们向马歇尔提出的数字是一百三十二万。政协闭幕后磋商这个问题时，党中央指出至少应整编为20个师，编成七个军。另外东北部队编成三至四个师。国民党代表口头同意共编为20个师，这次同意编为18个师，是我们再次让步的结果。第二阶段的整编要以军为单位，国民党方面提出我们一个师和国民党两个师合编为一个军。这种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两种军队作风完全不同，而且长期对立，合编后不好相处。更严重的是，国民党军队数量多，装备较为精良，一旦要消灭我们，我们是难以对付的。党中央对代表团指出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周恩来也考虑到这一点，因此反对这种做法。几经磋商，后来取得了折衷办法，规定我军八个师和国民党四个师合编为四个军，以我方人员为军长；另外我军两个师和国民党四个师合编为两个军，以国民党人员为军长。这样我们才在协议上签字。
在签字仪式上，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宣布：我们签字的文件都要使它百分之百地实现。张治中强调这件事情“意义重大”。马歇尔对它的期望也很高，说这个协定“是中国的希望”。
但是事实和三方面签字人的愿望相反。蒋介石只想整编中共军队，他们的军队是不愿整编的。他们提出先军队国家化，而后实行政治民主化。这是一个很大的阴谋，我们交出军队，而政治上仍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政府仍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我们就更不容易争得合法地位和在政府中的发言权了。因此，周恩来多次提出，先政治民主化而后军队国家化，或者两者同时并行。国民党始终没有同意。
从三月份起，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就不断发表破坏整军方案的言论。三月二十三日，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在国民参政会上讲话时对整军方案只字不提，鼓吹军队越多越好，要充实力量才能维护国防安全与国际和平。显然他不要整编军队而要扩充武力。何应钦也明目张胆地反对整军，胡宗南纠集一批国民党高级军官，声言当时正在“酝酿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能整编军队。在整编军队方面，国民党始终没有采取具体行动。整军方案只是纸上的东西。
改组政府和国民大会问题，分歧也很大。政协讨论改组政府问题时，王世杰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只是在国民政府委员名额中增加三分之一，由原来的36人增至48人。新增的12人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充任。同时在行政院设政务委员若干名，容纳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我们和民盟都反对这个方案。因为这种扩大了的政府仍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府，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只是装潢门面而已，起不了任何作用。行政院只是执行机关，一切听命于国民政府主席，政务委员即使担任部会长官，也只是被捆起手脚来做官而已。中共和民盟力争国民政府委员会成为有实际政治权力的最高国务机关，有任命行政院政务委员和各部会长官的权力，立法、监察的两院委员必须由这个委员会同意，举国大事要在这个委员会决定。经过多日争论，政协通过的决议案中，国民政府委员会基本上具有上述这些权力。我方也作了让步，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同意国民政府委员会中40名委员国民党占20名，其他20名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这20名委员如何分配，会上没有确定。
中共是认真对待参加政府问题的。周恩来再次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提出参加政府问题。二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根据周恩来的电报研究参加政府问题并提出由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参加国府委员会。这个名单和上次名单不同的是没有朱德，而增加了范明枢。范明枢是解放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不在延安。中共中央打电报征求他的意见，并准备他如果不愿出任，则改由彭真担任。同时决定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参加行政院，周恩来任副院长，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则担任部长或不管部的政务委员。
改组政府，本应在政协闭幕后即着手进行。但蒋介石无意放权，迟迟不见行动。而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通过了反对政协的决议，蒋介石还公然声称：政协“关于改组政府的协议案，在本质上不能代替约法”，“决不能承认”。而决议案中20名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分配，他们又大作手脚，坚持八、四、四、四方案，即共产党八名，民盟四名、青年党四名，无党派人士四名。
共产党和民盟12名，加上无党派人士由中共推荐一名，一共只有13名，民主力量达不到三分之一，不能行使否决权，国民党仍可垄断一切，中共参加政府就没有实际意义了。二、三月间，东北局势紧张，国民党又到处寻衅，蒋介石的四项诺言没有实现，在这种气氛下，国民党要求中共交出参加政府名单，周恩来自然不能交出。四月十五日，蒋介石约见政协综合小组各代表举行茶话会，商谈国大和政府改组问题。周恩来严正指出：这两个问题要与停战、整军及政协各项决议的实施同时解决。而国民党没有这种诚意，改组政府的工作搁浅了。
国民大会问题争端也很多，首先是代表问题。政协期间其他代表包括青年党在内，都认为旧代表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民党人，不少是上豪劣绅，甚至有投敌的汉奸，那次选举应属无效。国民党坚持这批代表有效。各方顾全大局做了让步，经过协商决定，增选台湾省和东北几省的代表一百五十名，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百名，连同旧代表共二千零五十名。当时商定，由中共指派和解放区选出的代表为三百九十名。中共中央做了研究，决定其中30名由中央直接分配，其他由南方局、各解放区分配和选举产生。我方坚持一点，国大必须有四分之三的代表赞成，才能通过宪法，也就是中共和民盟代表必须占四分之一，才能做到不让国民党随意修改宪法。
政协闭幕后，国民党又提出要增加代表名额，而且片面决定在五月五日召开国大。这两项都是我们所反对的。四月十五日，蒋介石要求各党派在四月二十日前提出国大代表名单。周恩来指出五月五日召开国大事实上不可能。蒋介石无法辩驳，不得不同意指定张群、张厉生、邵力子为代表，雷震协助，与各方面商讨全面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谈判中，各党派和许多无党派人士都提出许多重大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大会准备工作也没有完成，国民党不得不宣布国大延期召开。
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国民党二中全会提出要修改宪法草案的原则，也就是取消它的民主精神，遭到中共和民盟的反对。四月中旬政协综合小组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宪法草案修改小组，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但从十六日以后，由于国民党的阻挠，宪草审议工作从此停顿了。
由于国民党设置重重障碍，执行政协决议的前途一片黯淡。
五十一、坚持实施政协决议
停战协定生效后，关内是停战了，东北的局势却日益紧张。造成这种局势的根源，是蒋介石迷信他可以用武力解决东北问题。
实际上，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军队从来没有进入东北。“九一八”以后，蒋介石要张学良的东北军不得抵抗撤入关内；日军占领期间，东北义勇军和抗日民主联军活跃在白山黑水之间，而国民党军队没有在东北打过一回仗；抗战胜利后我们派大批干部和军队进入东北，最初是在热河、冀东的李运昌部五千人，随后去的有万毅、萧华、黄克诚部数万人。当时大城市由苏军驻扎，我们解放许多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我们曾提出东北实行地方自治，国民党坚决不同意。他们海、陆、空三路并进，调去大量军队。
国民党根据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的规定，要求苏军撤退后，由国民党军队占领苏军所到的地方。美国站在国民党方面，就这个问题向苏联进行外交斗争。苏军不得不把中国长春铁路沿线的某些大城市交给国民党军队。苏军驻扎的地方，只要有国民党军队，我们就不能去。十一月下旬，虽然我军已发展到20万人，但受这个约束，不能解放更多的地方。这时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东北我军撤出大城市，只控制中小城市和乡村。为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周恩来、王若飞和张群、王世杰、邵力子谈判，希望东北成为民主的实验区，实行地方自治，取消行营，建立地方联合政府。国民党不同意。
十二月，蒋介石决定再派军队到东北，政协开幕前后，国民党运兵不断，由于停战协定刚刚签字，而且规定国民党进兵东北不受限制，我方竭力避免冲突。
我们退让，蒋介石则步步进逼，又派精锐部队新一军、新六军进入东北，抢占中长路以外我军活动的地区和城市，一月中政协开会期间，营口就发生了严重冲突。周恩来同马歇尔谈了这件事，当时马歇尔尚能主持公允，建议由军事三人小组指示军调部立即派遣一个执行小组前往营口，并提出将来东北发生此类战争，军调部应立即采取同样行动。张群于一月二十八日通知马歇尔的总部说，蒋介石担心执行小组内出现一个美国人，可能引起与苏联的麻烦，不同意向营口派执行小组。实际上这是一种借口。由于事态继续发展，二月十四日，周恩来接到营口方面又发生冲突的报告后，再次向马歇尔提出这个问题。马歇尔找了蒋介石，蒋仍拒绝派执行小组去营口。这时马歇尔醒悟了，他得出结论：蒋介石不愿派执行小组的原因，是他要避免承认东北有共产党的军队，而是把他们当“土匪”，这样东北就不存在停战的问题。东北战云密布，大规模的内战一触即发。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电请中共中央注意：东北问题将成为战争的焦点，对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请予防范和准备。
二月二十八日起，军事三人小组先后到华北和华中巡视，了解停战协定执行情况和整编军队中的问题。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及部分工作人员离开重庆，我也作为周恩来的随员和他们同行。这次乘马歇尔专机先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了解情况后，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也同行。三人小组到过张家口、集宁、北平、济南、徐州、新乡、太原、归绥，于三月四日到达延安，在机场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伯渠等和几千群众的欢迎。
毛泽东和马歇尔谈话时说，停战令应适用于东北，军调部应派去执行小组。
当天晚上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了欢迎会，朱德、张治中、马歇尔先后致词。朱德说：中共对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已在忠实执行，整军方案也一定切实执行，务使其彻底实施。张治中说：政府签订的几个协定，是促成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几个伟大文件，政府当不折不扣的百分之百的付诸实施，贯彻到底。他在结束讲演时还说：我刚才和毛主席说过，将来你们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写上一句：“张治中曾三到延安”。博得了热烈的掌声。马歇尔也表示，愿为中国的和平复员努力，他将进一步帮助整编全中国的军队。三月五日，三人小组离开延安飞抵汉口，六日飞回重庆。
张治中的讲话，中共方面相信他是真诚的。他以三次到延安（即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陪美国大使赫尔利飞延安，二十八日接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十月十一日他陪送毛主席回延安，这次是三到延安）引为骄傲，并要求中共把这件事写到历史上，也是应该的。但是他的讲话，并不能阻止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的行动。“张治中三到延安”，只能成为国共关系中的一段佳话被人传颂。
三人小组回到重庆以后，蒋介石还是固执己见，不同意往东北派停战执行小组。由于马歇尔即将返美述职，他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正在争取美援，不敢得罪马歇尔，不得不答应了。三月十日，三人小组讨论具体方案，周恩来提出政治问题应与军事问题同时解决，国民党不同意。蒋介石提出五项具体条件，最主要的是执行小组只管军事不管政治；国民党军队可以占领一切地方，而中共军队必须撤出。周恩来指出蒋介石真是蛮横无理。马歇尔急于回国，不愿多谈这个问题，对周恩来说，这个问题以后再协商。第二天，马歇尔回美国去了，由吉伦中将代表他参加三人小组，执行这个任务。
三月十三日，苏军从沈阳撤退，国民党即进入沈阳，随后又进占铁岭、辽阳。三月下旬，苏军决定四月底全部撤离东北。中共代表团判断国民党军队将从沈阳向北推进，和我们争夺长春和哈尔滨。周恩来即与张治中和吉伦举行三人小组会议，商谈东北问题。会上一致同意派遣执行小组去东北。三月二十七日，三人小组在重庆桂园张治中公馆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决定于二十九日派四个小组去东北执行停战调处工作。
国民党不顾信义，协议刚刚签字，即派兵向营口、本溪、四平街大举进攻。四月一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强词夺理他说什么“军事冲突的调处，只能在不影响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也就是他对调处根本不予理睬。虽然蒋介石燃起东北的战火，我们仍然派出人员参加执行小组。四月二日，耿飚、张经武、许光达等40余人由北平飞抵沈阳，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竟借口他们未带军调部护照，在机场非法留难三个小时。同一天，国民党军队进占海城、鞍山，东北内战日益扩大。四月九日，蒋介石接见美国记者公然表示，他已决心消灭共产党，现在只看美国的态度如何？东北的局势使全国人民忧心忡忡。民盟出面进行斡旋。四月十日，张澜、沈钧儒在鲜英的特园宴请国共双方代表，我方出席的有周恩来、陆定一、吴玉章、邓颖超。张治中已出任西北行营主任，由陈诚接替他的职务。民盟提出三点建议：一、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共产党不要阻碍；二、国民党军队停止前进五天，以便共产党军队撤离铁路沿线据点，避免冲突，在这五天中，双方协商解决政治问题；三、双方依据政协决议，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对于民盟的热忱周恩来很是感激，这个建议也是可行的，当时即表示可以接受。
他还说，停战不是暂时的，应是全面的、永久的。陈诚重弹“接收主权”的老调，断然予以拒绝，他摆着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咄咄逼人地透露国民党军队不仅准备接收长春，还要进军哈尔滨甚至齐齐哈尔。
面对国民党准备在东北大打，我们只好采取相应的对策。
周恩来看透国民党的企图，四月五日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转东北局和北平的叶剑英、罗瑞卿（时任军调部中共方面参谋长），说明东北情况在张治中走后国民党一直拖延谈判，东北应准备大打，不要幻想国民党能让步。中共中央复电指出：“情况估计及应付方针甚为正确，望坚决执行。在目前国际国内反动逆流下我党必须有通盘计划以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中央决定，只有大打才能刹一刹国民党的威风。
激烈的战争在四平街爆发。这场保卫战我军打得很出色，大出国民党的意料之外。战争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也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的顽固态度。
四月十一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转东北局，指出由于四平的战争，国民党不能在苏军撤退时进入长春，我们应在两天内派兵进入长春。十二日，中共中央电告东北局：“按周电办”。我军遂于四月十九日占领长春。四月下旬占领哈尔滨、齐齐哈尔。尽管国民党军队受挫，他们仍寄望于增兵以后，可以挫败中共军队而不停战。
马歇尔于十八日回到重庆，周恩来曾到机场迎接。这时东北战事正激烈进行，马歇尔知道蒋介石不愿停战，因而也不急于同周恩来会谈。直到二十二日，周恩来才又见到马歇尔，对他说，我们是愿意实行三月二十七日协议的，而国民党不愿意，反用武力占领我们七个城市。他们既然不遵守条款，我们便被迫采取自卫行动。周恩来还向马歇尔分析国民党不愿在东北停止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不愿意承认中共在东北的部队，甚至诬为“土匪”加以讨伐。他列举“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共领导的军队在东北奋勇抗战的历史和战后东北局势演变的事实，来驳斥蒋介石的诬蔑。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进攻，我们便要抵抗。但我们仍然愿意停战。
四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又同马歇尔会谈，向他指出苏军已经撤完，东北不存在着什么主权问题，应该无条件停战。马歇尔转告蒋介石的意见，中共军队退出长春，然后停战进行谈判。周恩来表示，先停战然后进行谈判。双方都坚持己见。二天后，马歇尔说他对调停已感到无能为力。
几个月的接触，马歇尔非常赏识周恩来的才干。在这次谈话以后，马歇尔对张君劢和罗隆基说：周恩来是他未遇过的外交对手（另有一说，马歇尔说周恩来是他遇到的最出色的交涉家）。
另一个问题是中原告急。
我新四军五师李先念、郑位三部在抗战期中一直活跃在鄂豫皖边境大别山区周围，并发展到平汉路以西。抗战胜利后，从广东北返的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和从河南中部南下的王树声等率领的嵩岳军区部队，三支部队汇合组成了中原军区。国民党对这支抗战有功的部队视为眼中钉，非得把它拔除而后快。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中原军区非常困难，缺乏粮食、药品，缺少军费。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曾谴责国民党这个错误行径，并提出我中原部队可以北撤。当时国民党当局也表示同意，但并未履行诺言。停战协定生效的第二天，即一月十四日，国民党军队即进占豫鄂交界的光山县城，有可能引起一场内战。周恩来向刚刚成立的军调部指出事态的严重性。军调部派了一个执行小组到汉口负责制止中原战争。国民党代表宋瑞坷、陈鼎勋，我方代表王震，美方代表福尔德，在河南罗山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方多方忍让，委曲求全，并未要求国民党军队退出停战协定生效后占领的地方，只约定双方维持一月二十三日的位置。三方达成协议。但国民党军队一直没有停止进攻。对平汉路以西的中共部队也不断地进行袭击。
周恩来对中原局势非常关切，他一再在三人小组会议上提出，我中原部队北撤是双方达成的协议，而且要执行整军方案也非北撤不可，国民党军队不应包围、袭击。他还提出具体的方案：四万武装部队转移到苏北或华北整编，二万人就地复员。为了先了解中原军区情况，周恩来派我乘美军运输机到汉口，把中原军区驻武汉办事处处长郑绍文接到重庆向代表团作详细报告。准备派董必武和郑绍文由重庆飞武汉，代表中共中央慰问中原部队，视察当地情况，帮助解决停止冲突和粮食困难等问题。国民党蓄意要置我中原部队于死地，既提不出反对我方建议的理由，又不让我们执行北撤的计划，一味拖延敷衍，董必武、郑绍文等一行于三月二十四日由重庆飞汉口。因中原军区供应困难，董必武一面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准予中原军区在汉口采运粮食、药品等；一面向爱国民主人士周苍柏、杨显东等进行工作，请他们尽量予以协助。三十日董老一行从武汉乘车到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和军区领导人商谈对策。四月七日，董老一行离宣化店返回武汉，国民党军队竟无理留难，阻拦和非法检查达六小时之久。他们所带的地图、报纸、照相机都被扣留。董老提出抗议，才被放行。董老回武汉后，通过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任正副署长的周苍柏、杨显东争取了美国人沙克诺夫给中原解放区运送了几批粮食、医药、被服等救济物资，解决了一些困难。四月十八日，董老返抵重庆，中原战争已至一触即发之势。
就在周恩来为东北问题、中原问题日夜焦思的时候，四月八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夫人李秀文、女儿扬眉、小儿子阿九和保姆同机）和邓发等同志13人，乘坐一架美国飞机从重庆回延安时，因遇到恶劣气候，不能下降，改变航向后，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坠毁，我方人员和美军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消息传到重庆，办事处同志如五雷轰顶，周恩来更是悲痛万分。这几位都是他多年的战友。王若飞是他和国民党谈判的得力助手；秦邦宪（博古）原来不是政协代表，是后到重庆谈判修改宪法草案问题的；叶挺早在北伐时候，他们就已共事了，在组建新四军时候，他们配合得很好，这次叶挺是带着家属回延安；邓发是出席世界工联代表大会回国后，经重庆回延安的。被称为“四·八烈士的牺牲，是我党的重大损失。四月十九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会，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烈士生平事迹时，痛哭失声。他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悲愤他说：烈士们“意外的牺牲，使我们更加感觉到这真是无可补偿的损失！”“如果没有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也就没有你们这次冒着恶劣天气飞回延安的必要。”“烈士们，同志们，你们的责任已尽。
我敢向你们保证，有中国人民在，有中国共产党在，有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力量在，我们决不让反动派破坏政协、破坏停战、破坏整军的阴谋活动成功”。
“你们坚持的方针，是全中国人民的方针。和平、民主终必会在全中国实现。”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将烈士骨灰安葬在清凉山下，并建立了四八烈士墓。
由于国民党还都南京，以后继续谈判将在南京进行了。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南方局人员，也都要离开重庆到南京去。
周恩来在离开重庆前，对今后西南的工作作出布置。首先要公开成立中共四川省委。四月十四日，南方局致电中共中央，呈报四川省委的名单和分工，由吴玉章任书记，王维舟往副书记。委员为傅钟、于江震、魏传统、梁国林、杨超、郑怕克、廖志高；候补委员：周文、何其芳、赵世兰。四月十九日，中央复电说，除廖志高不能达到外，其他均同意，并调程子健参加省委民运工作。二十二日，中共四川省委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董必武代表南方局出席会议，宣布了这个名单。国民党方面认为王维舟是搞军事的，对他耿耿于怀，也由于其他原因，后来副书记一职改由张友渔担任。这是六、七月间的事。
四月下旬，中共代表团、南方局和办事处迁移南京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二十八日，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举行向重庆文化界话别茶话会，应邀出席的有二三百人。由于东北战人越来越烈，谈判处于僵持中，大家对此非常关心。
周恩来报告了东北的情况，也谈了和国民党谈判的经过与我党坚持实施政协决议，主张全盘解决问题的意图。会上，周恩来无限感慨地谈了和国民党谈判的困难。他说，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在这样长的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死亡。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艰苦的一段路。这是周恩来发自肺腑的一席谈话，反映了谈判的前途并不乐观，但我方决心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的成功。
四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举行在审庆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向重庆新闻界告别。周恩来表示希望在南京的继续谈判能取得结果，并把吴玉章、王维舟、傅钟、周文等同志向新闻界介绍，示意中共代表团离开重庆后，四川及西南地区的工作，将由四川省委领导。
许多未解决的问题，都将由重庆带到南京。
五月三日，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等十余人，乘飞机离开重庆赴南京，继续为党为人民进行更为艰苦的斗争。
2007/09/10
第十四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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